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第一篇：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

平与效率的选择

关键词：政府、公平、效率、经济活动、选择

（一）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的某种适应关系。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即机会均等。（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使劳动的收入与所提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对应，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3）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二）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这是一种理想的政策组合，政府各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管理，既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损失为代价，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目标。或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形成某种折中选择，力求达到两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

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已比较完善，基础产业实力雄厚，市场体系运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政府活动的重点则转向了收入公平分配。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考，就是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２０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１０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第二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直到如今，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关系；也与我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有密切关系。这种形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时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邓小平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们要避免这个前途，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这个前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问题！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篇：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个人的讨论提纲

一，确定题目，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二，简单阐述公平与效率的概念、关系，三，政府进行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需注重的几个问题。

小组讨论提纲

一，题目：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需思考的几个问题。

二，确立观点：构建和谐社会，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应注重公平原则，选择以公平促效率；没有公平，效率就无从谈起。

三，联系实际，举例论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提高补偿标准，以显示公平的重要对于效率的保障作用。

正文

怎样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在改革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收入分配出现了差距过分扩大的现象。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我国理论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并开展了热烈讨论。对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们党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

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内涵

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例如，按劳分配，以投入的劳动为尺度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必然形成个人收入差距；按投入要素分配，以投入的劳动、资本、土地、经营力为尺度，更会形成个人收入差距。如果抹杀这种差距，追求结果的均等，必然导致平均主义，这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投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既包括无形资源，又包括有形资源。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又包括无形的服务。

公平与效率，何者为先？

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它们之间究竟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是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他们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平等，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就必然会牺牲效率。

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兼容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成为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提高可以使人们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分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

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公平与效率，在矛盾中统一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是优先考虑公平，还是优先考虑效率，还是选择其他的结合方式，对此，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效率优先。这种观点来自西方自由竞争的各个学派，他们认为自由竞争是最平等的，主张把效率放在优先的政策目标，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认为这样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种观点主张公平优先。他们认为，应将公平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要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因为，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是最不平等的，效率不是来自公平而是来自不公平，市场竞争中的效率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

一种观点主张，公平和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二者必须兼顾，即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市场机制的作用要限制，但是不能限制过分；收入均等化措施要有，但不能过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重申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由于效率和公平在统一中还有对立的一面，在复杂的两难选择中，只有选择效率优先，才能达到未来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公平社会的到来也是以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低水平的均等，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分得更多的蛋糕，国家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效率越高，越为公平提供条件，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过度追求公平，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我们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提高效率。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又必须兼顾公平。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就是效率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都必然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样，它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必须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

当然，效率优先不是不要公平，而是要通过效率的提高促进公平更好地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着眼于总体和长远，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其侧重点也会发生变化。

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收入，让贡献大者获得更多收入，激发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政策上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二，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中讲求效率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利用再分配的政策措施，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各种调节税，对低收入者和贫困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如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捐助，目的是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第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不规范的分配秩序既损失了效率，又损害了公平。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保证公平。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注意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并没有固定的数量界限，却符合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都可以以效率为主，当社会难以承受时就必须注重公平的尺度。这种公平点既包括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也包括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均衡点，还包括个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均衡点。需要注意的是，以效率为主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财富，也不意味着要有意留下体制缝隙，而是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健全体制；注重公平，也不意味着要劫富济贫，一味追求结果的均等。

第三篇：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的某种适应关系。公平观念和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成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称之为效率低。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一.例子：《金融危机中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7年夏天，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经过一年的震荡，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增长明显减速，使我国外需急剧下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一冲击与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积蓄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其中，2003年至2007年在我国经济本轮上升周期中又连续五年保持了10%以上至13%的高位增长。由此，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一些重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就使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形势，特别是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2008年上半年，我国一些经济指标的运行还比较正常，但下半年特别是10月之后，急速恶化，跌势迅猛。一些指标（如GDP、工业增加值等）的增速大幅下降，一些指标（如发电量、铁路货物周转量、全国财政收入、出口和进口增长率等）出现了多年来未有的负增长。企业经营困难加重，失业风险剧增。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其对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影响都还在继续蔓延和加深。其对我国的影响也已从沿海向内地、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延伸。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不扭转这一趋势，就难以维护经济正常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全力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过快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能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能否驾驭复杂局面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能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检验。

为完成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最直接、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管理职能，其作用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相关的政策工具，调节经济运行，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的平稳健康发展。特别是在遇到经济衰退、金融危机而市场自发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金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措施。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我国的宏观调控在方向上和政策选择上也及时、果断地进行了重大调整。由2008年初的“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2008年中期的“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到2008年第四季度又调整为“一保一扩一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相应地，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重大措施。今年，为了完成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把握调控的方向、重点、节奏和力度，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落实好已出台和陆续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迅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而采取的经济措施。具体手段有：经济政策，如：税收、金融、财政补贴等；

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计划体制相比较，市场机制无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它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盲目、自发的过程，一方面，单个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当价格信号显示出某种产品的生产有利可图时，生产者会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一旦该产品生产过剩、相对价格水平自动降低时，商品生产者明白过来已为时晚矣。

关于经济政策分析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即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必须结合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方可进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无本之木，它总是产生于一定经济环境之中，为一定的经济目的服务的。因而只有在深入了解整体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分析各项经济政策。政府经济政策的种类很多，其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与外贸政策

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它是政府财政行为的准则。政府财政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因此，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管理财政收支的准则。

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财政政策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从宏观上对构成经济活动要素的资金、物资、劳动力等进行的管理，其中，对资金的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约着对物资和劳动力的管理，而这一财力管理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来实现的。

二.个人的讨论提纲

1.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这是一种理想的政策组合。政府的各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管理，既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损失为代价，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目标，或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形成某种折中选择，力求达到两者均衡。

2.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

3.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尽可能减少公平对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消极影响。

三.小组讨论后形成的提纲

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分配体系构筑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应注重公平原则，选择以公平促效率；没有公平，效率就无从谈起。

第四篇：联系实际讨论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联系实际讨论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的某种适应关系。公平观念和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成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称之为效率低。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有的政府财政收支，如以体现社会公平为目标，就要以牺牲部分效率为代价；若追求资源配置高效率，则就要可能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又有统一性。

一、联系实际的例子：

[案例1]构建和谐社会与收入分配合理化

收入分配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又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还要通过改革和发展加以具体解决。现阶段的基础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社会整体的分配体系构筑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此就需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制定和调整现行收入分配政策，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到社会可容忍的区间。

各国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标准是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测算，我国在1978年以前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属于绝对公平；20世纪80年代末基尼系数达到0.28；1995年达到0.39；1996年是0.42；1997年是0.43；1998年是0.46。自1999年到2000年底，基尼系数平均为0.4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1年至2003年基尼系数稍有回落，到2006年则升至0.496，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2个亚洲国家排名第一。这标志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投入就一直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在增加，但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扩大到1995年的3.02，目前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例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这种城乡差距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国际上的城市与农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极少超过2。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最富有的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可见，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业已出现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现象。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如前所述，历史上城乡收入的差距就很大。近年来还由于以下原因加剧了此情况的发生：

1.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刚刚脱困，效益不高，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

2.由于市场化发展不平衡，某些行业仍存在垄断强势，因而一些人收入过高。

3.国家税收杠杆调控不力，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调节税力度不够；而国家转移支付能力不足，致使在提高城镇居民住房等各项补贴的同时，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出现明显滞后。

4.行政干预不当使劳动力和资本长期分别扭曲地集中于农村和城市。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缺乏统一的市场配置，在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城乡经济效率差距很大，必然引起收入上的巨大反差。

在全国年均GDP增长7.2％以上的同时，还应看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增长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效率不高，职工收入增速减缓，又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近年来社会总需求相对不足。

[点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到底应该是效率优先呢，还是应该首先考虑公平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公平的概念侧重于社会人文价值判断，而效率的概念则更为强调物质成果的有效获得。追求效率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没有效率只能产生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式的公平。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形成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制度和实现机制。

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分配体系构筑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体现以下几点：

1.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必须要求效率优先。因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加速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把效率放在优先位置，也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样才能为有效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

2.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需要有多层次的社会过程，要将其放在相应的领域中作为侧重点分别加以解决。例如，在生产领域，因为它与生产力发展直接相关，就需要侧重效率优先。而在国民收入和再分配领域，则要侧重考虑解决兼顾公平的问题。还应看到，从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不能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体现了构筑社会整体分配体系，全面合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大思路。

为了有效地促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实现，还需要建立四个层次的收入分配机制：

其一，在企业层次上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积极推进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确立以资产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并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其二，在市场层次上培育收入分配机制，关键是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为要素的流动、重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必要的体制保证。

其三，在政府层次上建立和完善国民收入再调节体系。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维护社会必要的公平。最主要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同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四，在社会层次上建设社会支持和社会救助体系。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扬扶危济困、敬老爱幼的民族优良传统。发展社会支持、社会救助的中介服务组织和机构，使之在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案例2]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损失及其保障

1、失地农民的产生和现状：

（1）城市化必定向农民征地，因而导致失地农民产生。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民的田地被征占。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0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6.44万公顷（3395万亩），其中通过行政手段征地160万公顷（2400万亩）。这些仅是依法审批的征用数，尚没有把那些违法侵占、突破指标和一些乡村私下卖地包括在内。据统计，违法占地占合法征地的比例一般为20～3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这意味着1987～2000年实际征占耕地数为4000万亩以上，按人均占有耕地0.8亩计算，那么建设占用耕地导致失地农民有5000万之多。按照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今后每年需征用农民土地280～300万亩，若按照城效农民人均占耕地0.8亩计算，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加420万失地农民，十年后失地农民总数将达到1亿。由此可见，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2）失地农民的现状。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失地农民是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帮助失地农民解决面临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随着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传统行之有效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逐渐失灵，于是失地农民问题开始呈现。目前对失地农民安置虽有货币补偿、就业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建立社会保险等形式，但最主要还是采取货币化安置方式。由于对失地农民货币安置只能解决失地农民近忧，难以化解远虑，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由于我国目前大多数地方对失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的“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失地农民处境艰难，他们的基本生活、就业、子女入学、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缺乏解决的有效途径，他们的长远生计更是得不到制度保障。福州市2000年征地安置人员为例，其货币安置比例高达82％。浙江省对10个建设用地项目进行抽样调查表明，在安置的3379人中，除172人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外，其余均为货币安置，其比例高达94.1％。然而，由于征地制度的缺陷和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导致补偿标准过低，补偿安置费的克扣和分配使用的不合理、安置方式简单和责任不明造成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许多失地农民处于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状态，有些地方的失地农民已到了面临“无路可走，无地生存”的困境。

2、失地农民权益损失分析

(1)农民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和利益，都是附着在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之上，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相关联。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他们那些与土地关联的权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础和实现的条件，因而导致那些权利和利益的损害或完全流失。失地农民失去了生活保障、就业机会，失地农民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财产土地。还会失去与土地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权益。土地是农民集体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农民的诸多权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所拥有的土地相关。如政府对农民的技术、资金、农资等方面的支持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获得这种支持的机会。

(2）现有政策、法律的缺陷导致了失地农民应得的权益补偿受到侵害。当前，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且在实际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导致的直接恶果是农民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3）法定安置途径的缺陷，导致失地农民失去了再次就业机会。

(4）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使失地农民丧失了基本的“国民”待遇。

3、体现政府的效率和公平,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对策建设

（1）明确土地是农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2）合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3）完善就业保障机制，妥善安排失地农民就业，保证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机制，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5）改革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机制，加强征地补偿安金费的监管。

[案例3]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税收理念的转变及政策的调整

我国当前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到底如何呢？

第一，我国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关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有基尼系数、（注：基尼系数是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流行指标，取值在0～1之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收入不良指数、（注：收入不良指数是将所有人口按收入高低分成5等份，以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除以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即可得出，主要反映贫富差距的程度。）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等，用得较多的是基尼系数和收入不良指数。据国家统计局和人民网提供的数据，2000～2003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7、0.458、0.454和0.460，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了。另外，从基尼系数和收入不良指数的国际比较来看（世界银行编写组，2001），我国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状况，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也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要高。

第二，我国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70元，最低的西藏为1404元，相差4466元，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为12833元，最低的是山西，为5391元，相差7442元，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还是上海，为21781元，最低的安徽为7908元，相差13873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倍。还有人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3:1左右，如果考虑到实际购买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应该是5:1，甚至是6:1（邱晓华，2002）。即使是2.9:1，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李本贵，2004）。

第四，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马晓河(2003)对城镇居民1990年以来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情况的研究，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2，而到2001年两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了1:5.39，11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将近两倍。

第五，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认同（李实、赵人伟，1999）。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不少经验研究结果的支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并呈扩大之势。

[点评]税收作为政府参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与效率的抉择问题。就税制建设本身来讲，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税制才是最好的。一般而言，效率型税收政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公平型税收政策则更有益于社会稳定。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政策取向与我国整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基本一致的，但“兼顾”的结果却是“顾不到”，使我国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大打折扣。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已开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强调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相应的，治税理念也要及时转变。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治税理念下。税收作为国家参与再分配的有效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理应在公平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税收政策和制度的调整

（1）以公平为导向优化调整税制结构

理论上，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三种类型的税制结构，即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及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一般而言，直接税通常用以调节和解决公平收入分配问题；而间接税更能体现政府的效率目标；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则致力于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以直接税与间接税并行的新税制，并先后于1950年、1958年、1973年、1984年和1994年进行了5次重大的改革，税种设置和税制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税种从1952年的16个发展到2003年的25个；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50.6%降到了2003年的25.6%，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则从49.4%上升到了74.4%；直接税收入占GDP的比率从1952年的7.3%降到2003年的4.4%，间接税收入占GDP的比率则从7.1%上升到了12.7%。应该说，我国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现状是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和税收征管水平的现状相辅相成的，有其合理性。但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到今天的时候，这种税制结构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由于直接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税收入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所得税类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所以，通过改革完善我国现行税制，提高我国直接税收入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收入的比重，就成了税制优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2）完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体系

a.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

众所周知，在税收政策中，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应该适当地考虑家庭负担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工资和薪金所得的税前扣除标准；创造条件，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计征模式；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减少税率级次，降低税率的累进程度。

b.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从公平收入分配和优化税制结构的角度看，将我国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利于加大征缴力度，提高征收率；也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节省经费开支。

c.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主要不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而是协助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对当期财富流量的调节，调节存量财富的分配，防止财产过度集中，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应该采取高起征点和高的累进税率。

d.开征房地产税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高速发展，把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合并，开征统一规范的房地产税已是当务之急。理论上，开征房地产税不仅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源，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收益公平分配，也是减少房地产投机、遏制房价疯涨、减少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行为、保证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

（3）推进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

为了顺利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还需要完善以下征管配套措施：

a.是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纳税人单一身份证号码登记系统和支付方强制性预扣制度。可考虑将纳税人的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的永久纳税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另外，个人在取得工资、薪金和红利、利息收入时，付款人必须从收款人那里获得其身份证号码，并为收款人预计预扣税款，因为不这样做，这笔支付款项就不会被税务局认可，从而不能作为成本或费用在收入中扣除。

b.是个人报酬的完全货币化，个人收入无论现金与否，都应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作为应税所得处理。

c.是在个人收入货币化的基础上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加强现金管理。

d.是进一步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建立银行储蓄联网制度，并建立税务网络与银行网络的对接。即税务局能够很容易地对纳税人的存款进行联网查询，输入纳税人的身份证号码，纳税人在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都会显示出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个人收入来源不透明的问题。

[案例4]：转型时期我国劳工政策在劳工权益保障方面的缺失

转型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劳工权益？这可以从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实施效果两个方面作出评估。

劳动合同制度是实施最久的规范劳动关系的制度，但覆盖范围主要在城镇，对乡镇企业和进城农民工还存在较大空白。截止到2000年末，全国城镇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达10700万人，占同口径职工总数的95％以上；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有一半以上签订了劳动合同；乡村集体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有2300万人。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劳动法律意识淡漠，劳动者处于弱者地位外，也与劳动法律政策的不协调有关。例如，在劳动者处于弱者地位的条件下，强调双方协商一致，无异于赋予用人单位的单方自由。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用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以逃避承担相应的劳动法律责任。现行劳动法律政策对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和用工形式也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总的来看，劳动合同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和设计缺陷，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劳资集体协商工资制度的实施范围和力度非常有限。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2001年开始推行后，截至2003年底，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协议的企业仅有29.31万个，覆盖职工3579万人，且这项制度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一些不确定的外部条件，而不是谈判主体特别是劳工或工会一方的力量。加之目前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大量存在，故这项制度还远未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集体谈判制度能否发挥维护劳工权益的作用，有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已覆盖城镇相当多的企业和职工，根据劳动保障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63.5万份，涉及职工8000多万人。但目前集体谈判主要在企业一级进行，区域和行业、产业层面的集体谈判还没有法律规定，虽然近年也有一些地方对此进行尝试，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相当多的企业中存在着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严重流于形式的现象。这表现在：一些工会和企业重签订轻协商，集体合同部分照抄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符合企业实际。由于在多数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会的谈判能力有限，国家对一些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仍保持相对的控制权，因而在这些企业中工资谈判还难以真正开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谈判主体之一工会或劳工力量的薄弱，亟待通过工会内部组织体制的改革和谈判斗争手段的丰富来加以弥补。

劳动监察制度是最重要的劳动执法手段，但由于劳动执法人员的严重不足和素质低下，加上执法手段单一，且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导致不能有效地威慑和遏制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使这项制度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至2003年末，全国共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3223个，配备劳动保障监察员4.3万人，其中专职监察员1.9万人，兼职监察员2.4万人。但面对全国数以万计的各类企业和2.4亿城镇劳动者，人少案多、执法不力等问题不会很快得到缓解。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许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已不能适应劳动关系变化和劳动争议激增的现实，亟待变革。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受理范围较窄，使相当一部分争议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加剧了劳动关系的不稳。争议处理程序复杂且衔接不畅，争议处理时间长，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争议处理程序中的具体制度不完善，仲裁时效不仅时间短，时效的起算点不明确，导致劳动者常常超过仲裁时效，从而丧失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争议的权利。争议仲裁机构案多人少，不堪重负，致使裁决的质量难以提高。法院受理的争议案件由民事审判庭审理，往往以民事审判的思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容易造成仲裁和审判适用法律的不统一，不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弱化，一些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流失或缺位，使防范劳动争议的第一道防线形同虚设。

[点评]劳工政策是指针对劳动者或劳工阶层而设立的社会政策。转型时期我国劳工政策在劳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缺失，诸如劳动合同制度对乡镇企业和进城农民工还存在较大空白；集体谈判制度的完善有待工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谈判斗争手段的丰富；劳动监察制度不能有效地威慑和遏制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许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亟待变革，等等。劳工政策缺失的要害是从属和服务于效率优先的经济增长政策，未能体现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完善劳工政策。

我国劳工政策进一步改革的原则是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促进市场效率与保持规则公正以及保障企业自主用工和增进劳工权益等三者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改革的建议：

其一，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规范监察执法行为，增强执法力度。

其二，在现阶段，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宜以中央政府召集工会和雇主组织，从源头促进政劳资三方协商机制的建立完善，以出台劳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三方会签文件和政策等形式，调整和解决劳动关系和劳工政策中的重大问题。

其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通过工会凝聚劳工的集体力量来争取自身的权益。在市场化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里，劳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劳工惟有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工会，才能争得自身权益。

其四，培育劳动关系两大主体工会和雇主的协商谈判能力，逐步形成劳资双方自主谈判，决定劳动关系事项的格局。其中，培育工会组织的自主协商谈判能力和作用至为重要。其五，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健全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坚持和拓展劳动仲裁工作的三方性原则，完善办案机制。同时，贯彻《法律援助条例》，推进来自工会和民间的劳动法律援助活动，培养劳工律师，为工人提供收费低廉的法律服务，让他们都能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个人的讨论提纲：

（一）、确定论文题目，即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二）、简单阐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出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侧重于公平的观点。

（三）、政府要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好的推进改革的深入。

（四）、浅谈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和效率是每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很难解决好的课题。在任何时候，公平和效率两者都不能兼得，只能兼顾。既然是兼顾就存在谁为先的选择，即公平和效率两者的均衡点偏向哪端。我认为，为了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政府经济活动中在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点上能够偏向公平。

毫无疑问，竞争能带来效率，强化竞争就能提高效率。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只有公平的竞争才能真正带来效率的提高。现实中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竞争，包括市场垄断、地方保护、假冒伪劣等。，恰恰让不守信者、机会主义者获利而造成最大的不公平。不仅如此，过度“血拼式”竞争带来的竞争结果的不公平，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社会不稳定。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和谐，提倡适度竞争。市场经济应是竞争与合作相兼容的经济，现有改革强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过度的竞争费用抵消了企业的增长的效率，广告、推销、包装费用愈来愈高，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拆台愈演愈烈。企业竞争费用的大幅提高，导致了企业效益的大幅下滑。进行竞争效率和竞争费用的比较必然会提出合作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府在规范市场秩序的过程中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形成竞争与合作兼容的和谐市场秩序。

三、小组讨论后形成的提纲：

（一）政府经济与公平

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在经济领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公平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一是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称之为经济公平，后者称之为社会公平。经济公平就要求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获得利润、工资、地租等要素收入，投入与产出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而社会公平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受社会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经济地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1）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即机会均等。

（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使劳动的收入与所提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对应，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3）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二）政府经济与效率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资源配置效率理想的状态是“帕累托效应”。在达到“帕累托效应”之前，如果资源配置能够在不降低其它人福利水平的条件下，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得到改善，称之为“帕累托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在不同领域有其具体涵义。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高低，就是指利润的最大化。在政府部门，就是指既定资源条件下政府行政效率，即为社会提供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在公共事业部门，是指如何以最少的资源消耗为社会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凡市场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由市场来实现，政府努力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在市场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政府财政收支等活动，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选择。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我国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

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

第五篇：联系实际讨论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联系实际讨论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公平

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的某种适应关系。公平观念和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为各种生产要素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即机会均等。（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使劳动的收入与所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对应，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3）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成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称之为效率低。

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制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在市场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政府财政收支等活动，合理配

置资源，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有的政府财政收支，如以体现社会公平为目标，就要以牺牲部分效率为代价；若追求资源配置高效率，则就要可能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这是一种理想的政策组合，政府各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管理，既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损失为代价，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目标。或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形成某种折中选择，力求达到两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

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

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已比较完善，基础产业实力雄厚，市场体系运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政府活动的重点则转向了收入公平分配。

例子：《水电工程移民今后补偿16倍》（摘自：时代商报新闻网）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日前，国务院对1991年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以下简称现行条例）作了全面修订，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将于200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条例共8章63条，从保护移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出发，明确了移民工作管理体制，强化了移民安置规划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移民安置的程序和方式、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制度以及移民工作的监督管理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新条例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6倍，如果按照16倍的标准补偿补助，仍不能使移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项目审批或者核准部门同意，可以进一步提高标准，即绝大部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今后都是统一按照16倍的标准进行补偿补助。对于征收耕地以外其他土地的补偿补助标准以及被征收土地上零星树木、青苗的补偿标准，新条例授权按照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规定执行。

此外，由于农村移民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一旦失去土地，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将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新条例特别强调对农村移民应当坚持 农业生产安置为主，保证移民拥有与安置区居民基本相当的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 个人提纲：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选择。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我国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

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小组讨论后形成的提纲。

一.确定题目：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二.简单阐述公平与效率的概念、关系。

三.政府进行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需注重的几项问题。论点：

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的某种适应关系。公平观念和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为各种生产要素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即机会均等。（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使劳动的收入与所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对应，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3）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成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

之，称之为效率低。

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制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在市场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政府财政收支等活动，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有的政府财政收支，如以体现社会公平为目标，就要以牺牲部分效率为代价；若追求资源配置高效率，则就要可能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这是一种理想的政策组合，政府各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管理，既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损失为代价，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目标。或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形成某种折中选择，力求达到两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

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已比较完善，基础产业实力雄厚，市场体系运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政府活动的重点则转向了收入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