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回乡记》群起：中国式“乡愁”蔓延

第一篇：当代《回乡记》群起：中国式“乡愁”蔓延

 当代《回乡记》群起：中国式“乡愁”蔓延

2015-02-27 05:33:18 来源： 广州日报 0 条评论

【摘要】 ”

2013年春节开始，贺雪峰每年都要求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观察正在巨变中的家乡，并撰写回乡见闻。老熊六十多岁，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七八岁的孙女平日里由老熊照看，儿子的梦想就是早点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春节过后，从家乡返回广州的人群。记者骆昌威摄

摘录华中科技大学师生百篇《回乡记》 是故乡在变还是人心在变？

今年过年，火了一个叫王磊光的博士。一篇返乡笔记并非给节日增加喜庆，而是用一种冷峻的方式戳痛了不少人的心。他作为农村学子，亲历着变迁中的农村，这篇返乡笔记记述了农村亲情割裂，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农村婚姻物质化的“侵蚀”，以及知识的无力感，不少人深有同感。

“越来越多的„回乡记‟出现在视线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社会心理的流露。”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这是一种现代“乡愁”：“围绕„回乡‟带来的纠结与痛苦，缘自中国社会极为快速猛烈的变迁，这种变迁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也是„现代化的阵痛‟，城市和乡村都在经受这样的磨炼。”

2013年春节开始，贺雪峰每年都要求中心师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机会观察正在巨变中的家乡，并撰写回乡见闻。2013年春节中心师生撰写了60多篇回乡见闻，2014年春节，中心师生撰写了100多篇回乡见闻。这些回乡见闻被《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发表，产生了广泛影响。2014年东方出版社还出版了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回乡记》出版后也受到广泛关注。贺雪峰说：“剧烈变迁，不只是让进城了的人们对自己„故乡‟不适应，城里人有了„乡愁‟，而且关键是，中国还有6亿多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他们应该得到重点的关注”。

在今年的学生作业中，大多数篇幅依然充满了对儿时乡村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价值肯定，而对家乡当下的问题和现状则深表遗憾，并提出无休止的质疑。

本文所甄选的篇章中，有日渐消散的“年味”和淡薄的乡村人际关系，原先作为大家庭感情枢纽的长者逝去后，产生了所谓“核心家庭”和“丧家犬”情结久久挥之不去；有转型时期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等。

贺雪峰叹道：“人们一般都会有美化过去的不自觉。或许，变的不是故乡而是人心。” 文／本报记者杜安娜 篇一：

十几万彩礼成市场“大流” 农村父母为儿娶妻成“孩奴”

朱战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朱战辉的家乡，过年为年货忙乎的场景已经被找媒人介绍对象，定亲送彩礼，儿女婚礼的事情所代替。高额彩礼成为养儿家庭能为儿子娶上个媳妇的通行证，彩礼的多少往往能成为村里的“公共事件”，对于养儿家庭来说，父母在支付完这笔费用后，无疑成了“孩奴”。）

农村的婚姻彩礼市场有着自己的一套地方性共识，这也就是农村人常说的“随大流”。相较于前几年的三五万元，近两年的彩礼数额有了明显的提升，少则十来万多则十几万元。婚姻大事，彩礼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在送彩礼上太过吝啬或者送不起彩礼，一般被认为是家里太穷或者父母处事太小气，而这些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象征。

孩子的婚姻是家庭的大事，对父母乃至一个家庭的评价一大指标便是能否圆满完成孩子们的婚姻大事，这关乎熟人社会里一个家庭能否体面地生活下去，是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敢大意，也是做父母的绝对推卸不了的责任。

在农村的婚姻市场里，“有车有房，有爹有娘”是小伙子们顺利走进婚姻殿堂的必要条件，车子房子以及高额的彩礼都是需要父母负担的，几十万元的花费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额费用，很少有家庭可以一次性地负担得起，往往孩子结婚了，父母半生的积蓄也被掏空了，有的甚至还要靠借债来完成这一任务。

志明是家里的小儿子，哥哥两年前已经结婚生子，在外打工多年的志明也没有对家里有太多的经济回馈，现在到了结婚的年龄。志明的家庭算是村里的中等家庭，哥哥婚事的彩礼加上在县城买了房子，已经掏空了家里的积蓄，两年来父母更是拼命挣钱为小儿子积蓄结婚的资本。

篇二： 面子“经济”

“找点事摆两场酒……”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的家乡，乡里人爱面子，却被面子折腾得够呛。在他看来：“支撑面子的是里子，热闹、排场都是要经济条件的。由于大部分人家都是穷讲究，在人情往来中寻找经济利益就成了必然。于是，一整套的礼仪经济就出现了。”）

乡里这几年流行一句俗话，叫“三年不过事，变成穷光蛋”。意思是说，一个家庭如果三年还不办一场酒，就会亏得一塌糊涂。于是，所有人都在计算人情经济。为了把人情支出减少到最低点，街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这几年每年都办一场酒，去年甚至一个月以内办了两场酒：家里老人快撑不了多久的时候，还赶紧给小儿子过6岁生日。小儿子的生日酒刚摆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又办一场。并且，大家都知道他今年肯定还要摆酒，因为大女儿今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摆上学酒是必须的。以至于和他有人情往来的其他生意人都不干了，没事的时候都在他面前调侃几句，“找点事摆两场酒……”。有些人拉不下面子多摆酒，就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不走人情。比如，家里儿女在外工作定居，铁定不会回老家的，就想着家里老人过世以后，就坚决彻底地减少人情往来。

很多人之所以还在苦苦支撑着“走人情”，就是因为家有老人，将来需要办丧事，而丧事是最能体现面子的。丧事凭什么热闹？最重要的就是宾客盈门，帮忙者众。前两年，有一户人家老人过世，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忙，原因是他从不走人情。前年，乡里有一户在外打工十多年的夫妇，回家盖了新房，大摆筵席准备迎客。可中午开饭时，只来了两桌客人，晚上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儿媳妇问婆婆是怎么回事。原来，婆婆爱打牌，把儿媳妇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打牌去了，没有去走人情。篇三：

癌症面前的不同选择

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刘成良的家乡在豫陕交界的一个村庄，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农村，癌症无疑对一个家庭来说是致命的摧残。这里两个面临癌症的家庭，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求之于人，也有求之于信仰。）

黑娃六十岁，有一儿一女，女儿早已嫁到别的地方，并且好多年没有回到家里，儿子二十六七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两年前从一个三本院校毕业后至今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也许是觉得实在没有脸回家了，儿子与家里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黑娃天生口吃，妻子在几年前患病去世，剩下他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黑娃每年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黑娃妻子是在2010年得胃癌去世的，当时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花费了两三万元，觉得家里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治疗了，就出院回家了。最终，黑娃的妻子还是去世了。

老熊家所在的村，农民进城意愿非常强烈，尤其是近十年，到县城买房成为了一种潮流，甚至成为了儿子结婚的一个必备条件。

老熊六十多岁，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七八岁的孙女平日里由老熊照看，儿子的梦想就是早点在县城买一套房子。老熊的身体不好，说话有气无力，早些年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建房子，老熊耗费了很多心力，现在儿子想在城里买房，他感觉自己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他也常常自责，觉得自己没能给儿子更多的帮助。老熊的妻子在两年前因为得喉癌自杀了，老伴自杀之后，老熊变了很多，他变得少言寡语，对于生活总觉得没有信心。

篇四： 农村养老院 专业护工是空白

杨春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杨春滋的家乡在湖北省宜都市王家畈镇。离县城50多公里处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养老院，供养86个农村五保老人。虽然现在运营状况不错，但随着农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增加，扩建需求与服务质量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深。）

这是养老院新迁后的第12个团年饭。2003年，王家畈镇政府根据五保老人集中供养不断增多的实际，向上级申请，将原乡镇合并后一个闲置的乡政府办公大楼改造成为福利院，符合集中供养条件的五保老人陆续住进福利院。

荣院长当过二十多年的乡镇企业负责人，企业改制后来到福利院担任院长。他记得自己2006年刚来当院长时，由于经费来源有限，运转十分困难。近几年，国家、省、市三级的拨款不断增加，从2006年每人每年1300元增加到4000元，整个福利院经费已经很充足。

居住在福利院的老人们，精神和身体状况差异很大，而工作人员很少，包括院长在内只有7人，其中服务员2人、炊事员2人、保安1人。虽然现在经费充足，日常管理也运行顺畅，但是荣院长说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资源紧张，福利院床铺位130个，但是还是较少，有一部分想入住的老人无法住进来。此外，现在很多出门务工的子女也想把独居的空巢老人送来代养。

政府在考虑扩建的事情，荣院长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规模是正好的，如果再大一些，服务上可能会受影响。二是工作人员的招聘。现在的福利院采取的是政府购买他们服务的模式，购买的价格较低，他的工资只有每月1500元。人手有限，也就没有分工，7个人都是年过五旬，几乎要干一切工作；他们也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每天都待在这里，每晚还要轮流值班，春节团年也是七个人轮流回家。三是专业护工是空白。12年间，只听说过城里有专业护工，上级部门没有要求，自身也没有对工作人员进行过培训。

篇五：

土地比儿子可靠

“养儿防老”转变成“以地养老”

王海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海娟的家乡，“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生育子女的动力，然而，近年来，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认识到子女不再是依靠，真正给老年人以依靠的是土地。）

在我所居住的湾子里有8个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都没有靠儿子养老，而是“以地养老”，在农民眼中，土地比儿子更可靠。以我爷爷为例。我爷爷今年83岁，生育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是我们湾子里年龄最大的老人，爷爷去年耕种2亩地，种植了玉米、红薯、油菜、棉花和各种蔬菜等。爷爷的日常生活所需几乎全部来自于自己耕种的土地，可以称得上是自给自足。去年爷爷出售鸡蛋获得500元收入。衣服和鞋子由女儿买。孙子孙女每年给的零花钱1000多元和养老金2040元。

除开医疗费用和人情开支外，爷爷还储蓄1万多元。在家乡里，是否有钱去集市买小吃是老年人富裕的象征，去集市逛逛，买自己喜欢的小吃是爷爷每天的“例行公事”。

土地给爷爷提供的不仅仅是生存所需的物质，还有有尊严的生活和老有所乐。爷爷奶奶居住在老房子里，不需要依靠子女生活，不需要低声下气地讨好子女，通过经济独立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而邻村的陈芳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今年70多岁，有2个儿子4个女儿，2个儿子和3个女儿都外出打工，只有嫁在本村的大女儿没有外出务工。

2012年陈芳家的土地流转出去了，土地租金归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每年给陈芳夫妻的养老钱是1200元。我问陈芳这么点钱怎么够花，她说，“有多少钱花多少，别的老人都去集市买小吃，我从来不去集市上买吃的，有病也自己忍着”。

第二篇：中国式教授养成记

中国式教授养成记

好久没写日志了，最近一直装修房子，太累了，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对颜色有选择性障碍的人。我现在几乎天天沉浸在和工长、工人兵戈相见的“喜悦”中，在缓解工作压力大呼过瘾的同时，心情还是糟的很，这也算是对我下面的歇斯底里做个铺垫吧。前几天参加一个国标的审查会，我终于重新找到了久违的大海的感觉，又是一坨坨的教授，又是先是海天盛筵般的口诛笔伐，再喜笑颜开的审查通过，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如同穿着拖鞋踩到屎然后又踩到水一样。

中国式教授是学历与实践不完全性交后的畸形产物。首先，中国式教授必须有很高的学历，现在看来，大部分也已经跻身到了博士行列，至少也是在职博士，因为在制定职称规则的学者们或者教授们看来，硕士或者在职硕士听起来总有点故意向学术靠拢但又有点不自信的赶脚。中国的学历考试制度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是从高考到硕士到博士是一个难度递减的过程，而最尼玛难以费解的是，一职专学校毕业的人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混到博士甚至博士后的学位呢，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如果在牌场上早被丫口水阉了，设想连他自己都不想提起或者想方设法隐瞒的经历怎么可能是一个励志故事开始呢，以前是有学上才能交学费，现在是交学费就有学上。当然说这一些，并不代表那些“呕心沥血”“寒窗苦读”苦读的人就都会摆脱中国式教授的套路。访问学者也好，出国深造也好，每次回来后不是好好的总结学术，而是赶紧把自己的这段“光辉岁月”在自己的教学经历里面书写浓重的一笔，您是去求学了，和你教学有半毛钱关系呢？先进的学术思路没有学来，却敢于吹国际牛B的教授越来越多，悲哀。

另外，教授们还必须有“一腚”的实践经验，也就是所谓的深入生产实践，这是要成为中国式教授不能缺少的。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教授在面对大学生的时候，单纯讲一些讲了千万遍却越讲越糊涂的理论已经不能够彰显他们的能力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开始用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迷惑众生了，哪怕是在工厂喝茶看报呆过几个月，也会被他们说成是大半辈子的工厂实践，又是深入一线，又是亲自操作，一大坨的连工厂小工都知道的小把戏拿出来反复说，而学生除了书本上一些干巴巴的知识，又怎么能知道教授们说的是对是错，只能感叹教授的丰富阅历和辛苦历程。而教授在生产第一线又是在干什么呢，他们在面对一个厄需解决的问题时，不是想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在想如何讲出一堆貌似很高深的理论知识，甚至搬出国外的大理论，把工人搞得一头雾水，工人们在感叹教授多么牛逼的同时，却还是木有搞明白这个问题关键怎么解决，而教授却溜了。

上面说的或许有些夸张，但确实是赤裸裸的现实。中国式教授永远不会说“对不起这方面我不懂，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名工人，当你问教授一个生产中特别专业的问题时，如果他突然会有一愣的表情，那很有可能他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压根不理解你的问题，这时候他就会用他丰富的蒙混过关的经验打败你：他会跟你扯一些无用的但却又是内行人知道的东西，来分散你的注意力，这时候他一方面还是想表现出自己是个内行的样子，另一方面是想说一大推东西把你搞得一头雾水后蒙混过关，更有甚者，还会说一些完全不相干的生产实例……八嘎，小泽玛利亚、波多野结衣你们快收了他们吧……中国式教授已经大有赶超北京宠物狗数量（95万）的趋势了，而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不知道***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能否对他们有所提醒呢。“喝茶抽烟评职称，论文评审吹牛B”，认真我们就输了，不认真我们国家就输了。

第三篇：回乡记情感散文

我站在单位的楼顶与母亲通电话，我告诉母亲准备星期六回家一次。母亲听了很高兴，不断打着“哈哈”。电话那头，除了母亲的声音，还传来丁丁当当敲打砖木的声响。这是母亲请人在修建她的新房子。通完电话，我看了看楼顶四周，正下起了零星的小雨，一阵风从西边横扫过来，我感到了一阵深秋的凉意。

从娄底市区到安化东山，取道途经桥头河、仙洞、龙田、巷子口。路程虽只有七八十公里，却需转车四五次，中巴车、面包车、摩托车，一路颠簸，一早从6点出发至上午11点多，近5个小时的折腾，总算平安到家。

算起来我已有两年多没回老家了，这次回来自然是为了探望母亲。母亲也是清明节后特地从长沙弟弟家回到安化老屋的，因为她对这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土砖房实在放心不下。果然，她眼前的这栋老屋，室内的一切都已潮湿，家具业已霉烂，瓦片也在漏雨。难过得直掉眼泪的母亲，于是下定决心要在老屋的东面拆掉一列厢房，再在原来的基地上建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小楼。其实这也是母亲多年来的一个宿愿。

我回到家时，母亲在建的新屋已建好了第一层的主体，目前正在由师傅安装模板准备打水泥倒制。母亲介绍说，整栋房子包工不包料，所有的材料，包括红砖、水泥、钢筋、沙石，都由母亲一一请人从外面拉回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全部包给别人，你只需管管质量，人就轻松许多了。母亲告诉我，自己进材料比全部包给别人要少花上万元的费用，这么多钱要到哪里去赚呢！

看到母亲忙上忙下的样子，并且显出似乎有使不完的干劲。我想，母亲这样做是对的。作为农民的母亲，她年轻时就建过两次房屋，都是土砖房。最早的房子在祖屋旁边，因年久失修早已坍塌。第二次便是她目前住的这栋，典型的安化山村民居，上下两层，有堂屋、厨房、卧房共5大间，地面面积约计350多平方米。而在建的这栋红砖小楼，虽上下两层总建筑面积不到140平方米，但母亲仍然要责无旁贷地操心。村里的人都曾对母亲说，你几个儿子都在外地买了房，以后他们也不见得会回来居住，你何必再操这份心呢？母亲便说房子这样旧了，儿子们回家一次也不容易，好不容易回来，都像做客一样，起栋好点的房子，也让他们图个方便，有个好的安身之处。

母亲在建的这栋房子的结构是由她自己设计的，下面一层有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楼梯间，另带厨房和卫生间，上面一层有三间住房，另带一卫生间。这应该是母亲受自己住过城里套间的启发而想到的。我对母亲说，这设计挺现代的。母亲于是又兴奋地告诉我，当你们带着妻子、儿子回来，就像住在城里一样方便了。我为母亲的周到计划而心生感动。

故土的一草一木本来并不陌生，但两年多不见，以前的印象现在仅余下了轮廓。我爬上老屋后面的山腰，放眼审视这片故土。山地，全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墨绿色；田野，在秋风中涌起一层层的稻浪。以前的山路找不到了，只听见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在茂林之中此起彼伏。不远处的小河边，一条硬化的水泥公路如一条白色飘带直通外界，各家各户新建起来的红砖楼房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眼前。家乡变了，变得使我感到有些陌生。

山村的夜来得特别早，不到傍晚7点，家家户户就亮起灯光。我帮母亲在火炕里添柴烧火，母亲则在一旁洗碗抹桌。回家后我才知道，母亲还要每天准备一顿中餐给四五位师傅们吃。母亲告诉我，本来说好了包工不代饭的，但母亲考虑到来做工的师傅吃中饭不方便，于是她就又决定免费让师傅们吃一顿中餐。我回来的这天，中餐有四位师傅吃饭，他们都是本村黄家湾的，他们由于是包工，所以一大早就来了，图的是在一天尽可能多做事，这样就划算点。

在火炕边，我问起了邻居的一些事。母亲告诉我，今年仙花婶子在长沙动了一次大手术，是子宫瘤，花了两万多元。母亲还说聋满死了，说聋满是一年多前突发脑溢血死的。定安立的女儿今年考上了艺校，又说定安立今年在外面摔断了一条腿。了满公的儿子福伢子在吉首大学读书，快毕业了。还有在株州工作的球货子会在10月国庆期间回家看他母亲。听着这些，我仿佛在听故事，间或随着母亲的话语叹着气。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献哥哥起房子的事。母亲说，本来献哥哥是想将新屋建在后面祖屋地基上，后经过全面考虑，便决定建在我家右侧面的一块田地里。献哥哥是我大伯父的儿子，我对母亲说献哥哥的房子建在我家附近是明智的决定，场地宽阔，采光好，又靠公路，很方便。我还说我们不在家时，献哥哥和嫂嫂对母亲您也是个照应。献哥哥家的房子也是两层，地面面积就有130多平方米，是我母亲在建房子的两倍还多，已经封顶了。我回家时看到献哥哥和嫂嫂正在将红砖从一楼挑到楼顶。嫂嫂大老远看见我就亲切地喊我的乳名“拉巴公”，献哥哥也是。

山村的秋夜，可以更近更清晰地听到秋虫的鸣叫。我睡在小时候睡过的那张床上，唧唧的虫鸣像是从床底下发出来的，仿佛随手就可以摸到。山村的秋夜很凉，我裹着一床棉被，心里想起了关于这个小山村的许多事，也想起了早逝的父亲。关于父亲，我总觉得是内心深处的隐痛。16年来，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我总会想起他，或者会用浅显的文字提及。还想起了我的阿公，他去世也有8年多了，但他老人家的模样在我心里仍是那样一成不变。我怀念他们。

我不知是何时睡去的，等醒来时，才知天已大亮。我拿起手机一看时间，已过早晨7点。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就起床了，她知道我今天一早就要走，正忙着为我准备早餐了。

山村的早晨氤氲着浓厚的雾气，尤其在这样的秋天的早晨，白茫茫的雾气一如升起在天空里的牛乳，将整个的山村全部浸了起来，闻一闻，似乎有种淡淡的馨香。我站在母亲在建的楼房上，很想再为母亲做点什么，但又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心里突感懊恼起来。

吃完母亲做的早餐：一碗面和两个鸡蛋。我一看时间，差不多8点。这时正好准备用摩托车送我到巷子口的老四也过来了。我要走了，我对母亲说：“妈妈，你在家要好点啊！有什么事就打我电话。”母亲直叫我放心好了，有个什么事，会有邻居们照顾。母亲今年68岁了，身体没什么大病，这倒让我值得欣慰。

老四的摩托车载着我离开我的老屋，离母亲越来越远。我回头，只看见母亲一直站临近水泥公路的河堤上目送我的身影渐渐远去。

当我一回到娄底，就打电话给母亲报了平安。母亲在老家告诉我，运沙子的汽车陷在泥坑里，她喊了两个人正将沙子挑进去。这时我又想起，母亲在建的房子，在阴历八月十六前，必须将需要的水泥、沙子请人运回来，以便中秋节过后将二楼的水泥倒制楼面打好。

第四篇：燕子回乡记的故事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桃红柳绿。在春暖花开的日子，许多飞往南方过冬的燕子也回来了。有一只燕子，离开老家杭州已经很多年了，这次跟着大家伙，一块儿回老家。它一来到杭州，就立马去拜访它的老朋友——麻雀。朋友相见，自然十分高兴。两位老朋友寒暄几句，聊了聊家常后，燕子说：“麻雀小弟，这几年不见，好像杭州也变美了吧！”“那是，杭州这几年可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咱们一起去看。”

麻雀可以算是一位老杭州了，它带着燕子东瞧瞧西逛逛，不知不觉中它们来到了西湖的上空。西湖上游弋着大大小小的游船，岸边的树木也显出一丝丝青翠。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远处的山丘似乎和天边的云彩融为一体，云彩也是绿的。燕子指着远处的一座塔问道：“那是雷峰塔？”“是的，最近雷峰塔又变漂亮了。”麻雀回答，“现在的雷锋塔里有了雷峰塔的历史介绍，地宫也开放了。要是到了晚上，雷峰塔还会亮起灯来，五光十色，绚丽多彩。不光是雷峰塔，西湖的景点晚上都有灯光。现在的夜西湖已经是西湖又一个美丽的姿态了。”麻雀和燕子掠过树梢，细细品尝着风中的清香。

它俩又来到了西溪湿地上空，燕子有些难以置信：“这是西溪湿地？好像扩大了许多啊！”“是呀，现在的西溪湿地已经有了第二期、第三期。不光面积扩大了，景点也多了许多。”在和煦的阳光下，游人如织，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一座石板桥横跨两岸。远眺翠嶂连绵，近闻轻波拍岸；岸上桃红柳绿，水中层波叠影。依依的杨柳，碧绿的青草，在燕子和麻雀的眼中，已经融为了一片绿色。

随后，它们飞向了繁华的市中心。燕子看到，条条马路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而马路又变得十分宽敞。麻雀告诉他，杭州这几年进行了许多道路改造，现在的马路已经拓宽了不少。燕子又发现，原先破旧不堪的小区已经焕然一新，麻雀告诉他，这是背街小巷改造的成果。燕子的心里想：杭州这几年的变化可真大！风景变美了，道路和小区也焕然一新了。

游览一圈回来，天色也已经黑了。远处的雷峰塔上的华灯正映着夜空熠熠生辉。燕子望着这一切，心里感到一阵欣慰。麻雀说：“明天带你到钱塘江畔去看一看，那儿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也更加繁华、漂亮。”

生活在杭州，处处都是美丽。

第五篇：周末回乡记优美散文

周六清晨，连续几天的细雨终于停了。和煦的阳光，让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靓妆。我与妻子简单收拾一下，要回一趟老家，看看年过八旬的父母、生我养我的故乡。

雨后初晴的空气格外新鲜。路边掠过的风景不断切换。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到了我的家乡——停弦渡镇。史载家乡因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而取名。相传他们曾在这里隐居，临走过渡时，乡民纷纷送行，司马自立舟头引吭高歌，文君因弹琴兴浓指重致弦断。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自此，家乡的名称从未改变。

穿过古镇向左拐道，路面宽幅变窄，小车向村子盘曲前行，不一会儿就抵达了老家村口。极目远眺，眼前的树木、傍山的村落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安逸而平和。微风拂过脸面，传来一阵阵泥土的芬芳。翠绿的稻秧，金黄的油菜，田地里绿油油的庄稼，无不预示出播种的喜悦和收获的希望。偶尔几声鸟的啼鸣和牛铃的叮咚声在耳边萦绕，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了回故乡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勾起了尘封30多年的回忆。

那时候，四季的轮回是多么的清晰分明。生活在山村里的孩子，对春天的岸柳何时发芽，夏天的知了何时开口，秋天的瓜果何时成熟，冬天的白雪何时飘落，我们都能敏锐地察觉到。那时的气候，根本不像现在忽冷忽热说变就变，脱了棉衣穿衬衣，似乎只有冬夏两季。

那时候，农村的条件是多么的贫穷落后。家家户户普遍住的是低矮的泥土屋，有的甚至是茅草房。全村没有通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饮用的是堰塘里的天然水，通讯只有村里唯一的一部摇把式电话。人们进村串户，走的是又狭又窄、坑坑洼洼的泥泞路，货物转运靠的是肩挑背扛或手推车、鸡公车。我的家里因人口多，更是穷得叮当响。大人们起早贪黑地在队里出工，可全家连米饭也难得吃上，经常吃的就是灰萝卜、青菜、红薯，不是逢年过节可别想吃肉。我上小学阶段，几乎天天光着脚丫，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到了冬天，手脚年年生冻疮。比起我来，姐姐与哥哥们受苦挨饿就更多了。难以想像，那段艰苦的岁月，我家是怎么奇迹般地挺过来的。

那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多么的快乐有趣。生产队里，与我年龄相仿的就有十几个。我们除了上学，还得成天干些农活。砍柴，锄草，放牛，捉鱼，扯猪草喂猪，我们能做的无一不做。有时，大伙围绕是谁最先发现的一株枯柴争论不休；有时，为了使自己多捉到一条鱼当仁不让；有时，为了在活动中赢得胜利你推我搡；有时，刚刚玩得起兴，忽然间相互指责，可第二天却当什么也没有发生。最有趣的当数放牛时偷红薯了。那时，我们下午三点多就放了学，大家吆喝着把生产队的牛赶到山上，叽叽喳喳地讨论山边哪块地里的红薯长得大、容易偷。思想统一后就开始分工：最小的看管牛群，最大的带队去偷红薯，视力最好的就在地边“站岗放哨”。大家把偷来的红薯放在山坡上，有的找石头垒火坑，有的去捡柴火，有的用手运灰土，过不多久，我们就吃上了一顿野外的美味佳肴。没有农活的间隙，我们的活动多姿多彩，什么跳房子、弹盖子、打纸包、打火棍、下鸡窝棋等等，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有趣。

现在回乡了，眼前的一切完全不是儿时故土的模样。原来的泥泞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道，以前的土屋变成了一栋连成一栋的崭新楼房，各类家电、手机、电脑、摩托车甚至私汽，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各类商品随时可以买到，村里已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别说物质方面，就连村里孩童也感觉不到我们那时的快乐。现在，村组小孩不多，结伴成群的活动稀少，基本上是大人带着、捧着、哄着，虽然科技含量的玩具五花八门，但基本上是独乐着、各玩各。

我不禁惊叹，故乡30多年间，变化竟如此巨大！

驶近家门，父母与哥嫂闻听鸣笛声，连忙出来笑脸相迎。我知道，他们已盼望我们很久了。这几年，因父母年岁已高，我们每次回来都是在大哥家里吃饭。大哥的热情、大嫂的一手好饭，在村里真没得说。每次回家，我们都不好意思闲着。提井水，劈木柴，我主动帮大哥分担。妻子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协助大嫂做饭。最喜的是大哥的孙女、二哥的孙儿，不时地跟上来“幺爷爷、幺奶奶”地前呼后唤。吃上一顿正宗、丰盛的乡里大碗菜、锅巴粥，对久居城里的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和难得的享受。

吃完早中饭，我们就与家人一起叙家常，比较城乡的环境与变化，谈论村组的一些新设想，交换城乡最近发生的趣闻逸事。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漫无边际，畅所欲言。

回城之际，我与妻劝父母保重身体，可他们再三叮嘱不要担心，老实做人、务实做事，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恩与安慰。车子启动的一瞬间，我回头望着父母日渐深陷、浑浊的双眼，深感那是两双一直呵护我的眼神，慈爱而又充满着柔弱，风霜雪月让他们显得那么孤独与无助。我的心一阵痉挛，泪花几近流出。岁月的流水昼夜奔腾，远去的光阴无声流逝。他们是不是在嗟叹无法挽回的昔日时光，是不是放心不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这天晚上，我问妻也问自己，为什么不常回家看看？毕竟他们享受生活的日子不多，而我们的人生之路还很长。

家乡，是我常常梦见的地方。父母，是我心头永恒的牵挂。乡愁，是我终生难舍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