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落实情况的反映
关于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落实情况的反映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保障相对新《律师法》实施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距离新《律师法》的规定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会见问题
有的地方侦查期间会见犯罪嫌疑人需审批，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
我所一律师在办理一起处于侦查阶段的发生在来宾市象州县的故意伤害案件时，象州县公安局要求经过批准律师方能会见嫌疑人。由于审批人当时不在单位，律师因有其他事情要处理不得不当天返回柳州，第二天再去象州县得到审批才能会见。而且，会见时公安机关派员在场。
柳州铁路公安处对其侦查的刑事案件，律师会见处于侦查阶段的嫌疑人时也需该处批准。
二、关于阅卷问题
1、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以案卷在主办检察官手上，主办检察官不在为由无法查阅案卷。
复印案卷费用高，如在柳州市鱼峰区检察院复印一张A4纸
需1元，每个案件需复印几十乃至上百张A4纸，复印费用高，这些费用最终都要转嫁给委托人，加重了委托人的负担。
2、审判阶段
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在法院复印案卷时，仍需要缴纳每张0.5元的复印费，致使办案律师考虑只复印与嫌疑人最为密切的案卷材料，对嫌疑人的同案嫌疑人的材料只能查阅不能复印，有可能错漏对嫌疑人有利的情节。
三、关于调查取证问题
1、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
了解案件事实的知情人往往有心理顾虑，担心被无端牵连。我所一律师在办理一起贪污案时，向了解该案件的一知情人调查取证，当问到一些关键问题，该知情人都回答以“不记得了”、“不肯定”。最后，他请律师理解他的难处。
2、关于申请证人作证问题
证人不习惯法庭庭审的气氛和压力，也担心社会舆论的压力。律师也担心证人改变证词从而对嫌疑人不利，也可能对律师本人不利。
思齐律师事务所
二00九年五月十七日
第二篇：论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浅析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司法公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公诉人、辩护人、法院三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但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存在诸多障碍，造成“控”、“辩” 职能的相对失衡。因此，为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必须从
立法上完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制度。
一、有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概述
（一）对律师取证概念及性质的理解
律师取证是指承办案件的职业律师，为了证明案件特定事实，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向案外人走访调查、收集、取得证据的执业行为。
（二）《刑事诉讼法》第37条<律师调查取证权>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在侦查阶段的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利。此阶段，律师能做得仅是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或控告，申请取保候审，了解罪名，会见犯罪嫌疑人等。
（三）“证据之所在，胜败之所系”。律师取证是律师出庭前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同意，辩护律师可以向他们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罪重还是罪轻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二、导致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缺陷的原因
（一）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利制度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96条、新《律师法》第35条、第37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法律条文。当然从我国的法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方面存在很多限
制，比如有律师自行向有关单位和证人调查时，须以同意为前提，当被调查对象是被害人一方时还需要检察院同意；律师的调查取证方式仅限于自行取证和申请取证，没有权利勘察现场、委托鉴定等取证方式；律师的申请调查缺乏程序性保障；会见、阅卷权保障性制度的不完善，这也是我国目前的现状。
（二）导致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缺陷的原因包括现行法律缺乏科学性和正当性。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多以“伪证罪”来对律师进行刑事追诉，而在修订后的法律里则以“妨碍作证罪”展开追诉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说明：“所谓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辩护人、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也相应有所扩大，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必须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得利用这些权利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所以根据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和打击犯罪的需要。”
（三）造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还包括诉讼结构的不合理，权利配置失衡。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拥有国家赋予的侦查权利，诸如搜查、扣押等但是另一方可采用的，调查手段非常少，基本上仅表现为其调查活动不具有强制力并且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为律师的调查取证规定任何的强制措施。，三、当代律师实务中调查取证的实践途径
（一）调查取证权的救济途径及完善
一是完善辩护律师的自行调查取证制度。辩护律师与公诉人虽然职责不同，客观上存在对立性，但双方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追求法律的真谛和正义，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相对于公诉人而言，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受限太多，要在立法上使双方地位基本平等。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立法中对律师调查权的规定，如欧洲各国对律师着手调查的时间、地点不限制，律师会见时也不需侦查机关的批准。
二是完善辩护律师的申请调查制度。辩护律师申请调查权的实现，取决于检察院、法院的主观态度，就给检察院、法院留下很大的自由酌量空间，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检察院、法院和所有的检察官、法官都严格依法办事，因此要对他们的自由酌量权给予必要的制约，要求他们对辩护律师的申请作出明确的答复，不同意的，要作出书面裁定并阐明理由，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对该裁定享有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权利。
（二）律师见证问题的争议
律师见证，是从律师参与合同谈判或审查修改合同条款起，直至合同谈成，双方签字，律师见证一气呵成。但是律师见证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律师与公正的分工、配合，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和协调。
（三）律师拥有调查取证权的意义
《律师法》第34条：受委托的律师向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
律师可以通过翻拍方式复制案卷材料其中有利因素有：
1、加快复制速度并减轻阅卷的劳动强度；
2、提高复制案卷的效率；
3、节省办案费用，减轻委托人负担；
4、便于保管和携带，更好的适应赴外地办案。
关于律师，人们常说他们是“一帮学会了证明艺术的家伙”、“一些变白为黑，变黑为白的人”。事实上大多数公案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两者的混合物，或是一个与两者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一起诉讼的胜败取决于律师能否以其独创性、才能、机智、法律知识和辩护来成功的应付与处理这种局面，成功做到以上几点的律师就已经令人叹服了学会了诉讼的艺术。当然，律师要想利用以上几点去赢得诉讼必须明白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才能学会这种艺术。
第三篇：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知》(2009)
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知》
苏公厅(2009)444号
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 修订后的《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由于《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等有关规定不一致等原因,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没有严格执行《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少数地方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议,要求公安机关严格贯彻执行《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据了解,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召集中央政法部门就贯彻执行《律师法》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将出台具体意见。在中央政法部门具体意见出台前,现就公安机关贯彻执行《律师法》,依法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增强贯彻执行《律师法》的自觉性。修订后的《律师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律师制度,对规范律师执业活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规范化建设,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等规定不一致,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提案的答复中明确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各地公安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律师法》的自觉性,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全体民警学习、掌握《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和精神实质,保证《律师法》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工作制度,切实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根据《律师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以下简称“三证”),有权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情况。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聘请律师的,办案部门应将其所聘请律师的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律师会见时是否派员在场,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看守所。对公安机关侦查的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可以凭“三证”向看守所提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在查验“三证”后即应安排律师会见；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仍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不得监听。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重大团伙犯罪外,办案单位一般不派员在场。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上述要求,完善办案制度和看守所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律师正常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三、加强监督协调,确保《律师法》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各地公安机关纪检、督察、法制等部门要加强对贯彻执行《律师法》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无理阻挠、刁难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对违反法律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要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的沟通协调,主动听取有关部门和律师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查纠律师会见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和争议,推动《律师法》的全面、正确贯彻实施。
此前,省厅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中央政法部门贯彻《律师法》的意见出台后,按照中央政法部门的意见执行。各地贯彻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江苏省公安厅(公章)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抄送：省委政法委，公安部办公厅。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
第四篇：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会见权的行使问题（精选）
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会见权的行使问题
王思鲁：刑事大要案辩护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
（本站首席律师王思鲁应邀参加广州市人大在2009年7月17日举办的“有关我市《律师法》贯彻落实调研工作律师代表座谈会”的主题发言提纲）
被誉为剑指律师执业“三难”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正式实施一年多，尽管新法第33条对律师的会见权赋予更加实在的内容，但是，立法上赋予的权利并不能当然地改变实践中律师会见面临的困境。
一、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的限制
尽管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三证”，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律师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要走“老一套”程序，即使“三证”齐全一样会受到阻拦。阻拦的理由通常是，“不知道办案单位是否需要派员在场，需要请示”或者“还没有接到上级按照新规定执行的通知”。因此，律师只能向办案机关递交申请会见材料，在获得办案机关的批准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种现象在广州地区还是比较普遍的。
此外，律师在向办案机关递交申请会见材料后，也曾出现一些办案机关以办案人员忙等原因，拒绝律师会见或拖延会见时间。
二、侦查机关在会见过程中对律师的种种限制（1）派员在场，限制谈话内容。尽管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均派员在场，且一般都不让谈案情，只要说到案情，在场人员都会制止。甚至有时连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解释被指控的罪名的法律规定也会制止。甚至在审查起诉、法院审理阶段律师会见被告人时，有些看守所也有派员在场现象。
（2）时间受限制。在侦查阶段会见的时候，经常出现陪同警员要求尽快结束。在一些看守所，也出现限制律师会见时间，有些是三十分钟，甚至15分钟。
（3）不少看守所用玻璃加金属防护网分隔，安装对讲器。这些对讲器音质比较差，声音不清晰，给会见带来不便。
（4）在一些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安装摄像头进行全程监控。有时如被告人在法庭上“翻供”，办案机关就会将这些录音、录像资料用作调查律师。
（5）有些看守所进所时还需要扣押律师身份证，律师不带身份证不给进去，就算有律师证也没用。
（6）有些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的警员不熟悉业务，以诸多借口阻挠律师会见，如虽有委托人签名但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名的不给见；如虽都有签名，没盖手印的不给见；如有两名辩护律师，但其中一名没会见过的电脑没纪录的，不给见等等。
其他特殊情况，如劳教所，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就以“猪流感流行，上级规定不准任何会见”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问题原因
（1）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公安部规定等的冲突。（2）侵害律师权益缺乏相应的救济途径，没有有效监督管理。缺乏违法不予批准或阻拦律师会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缺乏救济手段。
（3）不能正确认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作用，潜意识中总认为律师是在帮助“坏人”。（有罪推定）
（4）认为当事人获得法律帮助将不利于案件侦破。
（5）极个别公安机关、看守所人员业务素质低、违法违纪。
三、建议
尽管“律师会见权”有法律明文规定，但仍有一些部门明目张胆地不当一回事，不对法律负责而是对红头文件、对上级负责，限制律师权利，这对整个司法系统公信而言，是具有极其负面的影响。邓玉娇案就是个例子，不少网民宁愿视邓玉娇为英雄，也不愿同情一个小官员。律师会见权的行使，是立法赋予的，这并不牵涉到政治制度，但在司法实际仍无法落到实处的情况下，有待于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调适。建议人大发挥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强化监督的制约机制。当然，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须树立法律权威，从制度层面进行完善。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11、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12、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案件已经侦查终结，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四十三条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公安机关不应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守秘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填写《会见犯罪嫌疑人申请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机关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
第四十四条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
第四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第四十七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应当查验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聘请书、公安机关会见通知和准许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证明。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还应当查验公安机关《批准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其遵守会见场所的规定。
第五篇：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肯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拥有调查取证权
2012年修正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具体明确地
肯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拥有调查取证权
吴之成律师按：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最切实有效的权利保障是拥有调查取证权，一个不拥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单凭向办案单位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中了解到的情况去辩护，无异于缘木求鱼。2012年修正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具体明确地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将极大地释放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权的能量！这有助于及早发现冤假错案！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均有所涉及，但首次具体明确地肯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拥有调查取证权的，则是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一、《律师暂行条例》和《律师法》的颁布及其历次修改，虽在其后对律师调查取证权有所触及，但规定得很模糊
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律师有权接受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何权利完全没有涉及。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1996年《律师法》）虽然规定了律师有权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权利可以在侦查阶段行使，而且这一权利只是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律师权利的广度、深度均极为有限。2001年修正通过的《律师法》沿袭了1996年《律师法》的规定。2007年修正通过的《律师法》（以下简称2007年《律师法》）对此有了质的突破！律师不仅拥有代为申诉、控告权，而且明确规定了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否拥有调查取证权却规定得非常模糊。2007年《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二款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一条第一款说明只有当案件进入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以后，律师才有向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和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并没有授权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调查取证权，第二款虽然规定了律师有权自行调查取证，但并没有明确表明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拥有这种权利。
二、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修正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触及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了律师在法院审理阶段拥有辩护权，阅卷权，会见权，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将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由此可见，律师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均不拥有调查取证权。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时间有了
质的突破，不再局限于刑事审判阶段。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律师自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接受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被逮捕的，还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限非常有限，除了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外，就只有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了，谈不上律师在侦查阶段有调查取证权。
三、2012年修正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具体明确地肯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拥有调查取证权
（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备辩护人身份
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一规定肯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
一、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答疑解惑者和代为申诉、控告者的角色；其
二、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将发挥其独特的辩护职能；其
三、表明律师将获得更多的权利以确保其辩护职能的行使。
（二）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和案件有关的情况，这也是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一部分
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律师只能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相比，不知道胜了多少倍。
（三）明确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该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2012年《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其
一、辩护人将收集到的特定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义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为我国拥有侦查权的机关只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狱和军队保卫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只承担刑事侦查的职能，如果辩护人在侦查阶段没有收集证据的权利，他也就不可能有特定的证据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其
二、该法第三十二条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而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据收集主体正是“辩护律师”！
综上所述，2012年修正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具体明确地肯定了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拟稿人：吴之成律师
吴之成律师语录：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才有实体权利落到实处的可能！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