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逝世,你可曾读懂《叫魂》？ 视野

第一篇：孔飞力逝世,你可曾读懂《叫魂》？ 视野

孔飞力逝世，你可曾读懂《叫魂》？ 视野

微信ID：iwenxuebao 『 文学 点亮生活 』 昨晚至今晨，不少朋友的微博和微信被汉学家孔飞力辞世的消息刷屏。

孔飞力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为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1990年代后转入海外移民史研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向来以眼光独到、识见精深、常领风气之先而著称”。他的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在他的作品中，国内作者最为熟悉、频现于报端的莫过于《叫魂》。

在《叫魂》的豆瓣页面上，有超过200篇评论文章和1650余条短评，这个数字也许能侧面印证读者对该作的喜爱。作为一本历史社会学著作，《叫魂》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普通读者的赞誉？在2012年的再版版本中，来自译者陈兼、刘昶两位教授的解读也许能帮助您对于孔飞力及这部作品有更多了解。一翻译缘起陈兼：翻译《叫魂》的念头，最初是由我而起的。在这背后，有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初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段故事。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现已作古的吴天威先生和我谈起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种种人事掌故，其中提到了任教哈佛的孔飞力教授。吴先生说，这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人物，在1970年代初曾出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并以此为“敲门砖”，在费正清退休后接任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位子。但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他重回哈佛也将近十年了，却迟迟拿不出第二本书来。吴先生感慨地说，现在领域里的很多人都觉得，哈佛大学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真是犯了大错。

正是由于这番谈话，引起了我对孔飞力著述的兴趣。于是，找到了他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和一些论文（包括当时已译成中文的《剑桥晚清史》中孔飞力所著的章节）粗粗读了一遍。我自己的研究重心虽然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但一直对清史有兴趣（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还和同窗于醒民一起发表过两篇关于晚清上海轮船商的论文）。但当时忙于修课，而读书的重点及主要心思又放在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也对于孔飞力的著作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还是读了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之后（我有一种同时阅读英文原著和中译本嗜好，这本书我就是对照着林同奇的中译本读的），我才意识到，孔飞力的书受到学界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孔飞力是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当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时，美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然受到“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范式的主导，一般学者多从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冲击中去寻找把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次转变的动因。孔飞力当时还是一个未及不惑之年的年轻历史学家，但他在自己博士论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他为了寻求并界定促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巨大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以关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中心，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蜕变，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这里的潜台词是：学者们在寻找与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必须由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必须由大处转向小处，研究的重心必须由上层转向下层。今天，这些看法早已成为美国及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看法有着无可争辩的“超前”性质。这样的一本书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呢？ 英文版《叫魂》

1990年，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出版了。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他写的是又一本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大书”。关于他“无所作为”的种种说法也几乎在顷刻之间便销声匿迹了。当时，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到纽约州立大学的一所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后，我立即买了一本，并几乎一口气便读完了。我所授课程中，有一门是“1600年后的中国史”，《叫魂》平装本出版后，我便开始在自己的课上将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作必读参考书交替使用。（两本书比较，学生们似乎更喜欢《叫魂》。）当时便觉得，这本书是可以也应该介绍给国内读者的。我同孔飞力的直接接触始于1992年初，我接任了《中国历史学家》杂志主编后，正值孔飞力在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发言。我随即约请孔飞力将讲话文稿交给《中国历史学家》发表。孔飞力立即便同意了，我同他也就此事有过好几封书信来往。孔飞力对文稿的修改极为细致（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年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红笔修改的稿件），这不禁令我加深了对于这位前辈大家的敬意。

1996年回国，在上海三联书店任副总编的老同学陈达凯向我问起，有没有值得译成中文的英文学术专著，我当时便想到了《叫魂》，并向他介绍了书的主要内容。想不到，陈达凯竟抓住这件事情不放，并在不知不觉之间便把翻译此书之事也加到了我的身上。在他和当时任上海三联总编辑的另一位华东师大老同学陈保平的一再促动之下，我同孔飞力取得了联系，他马上便同意由我来翻译这本书，并让出版《叫魂》的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象征性的价格把中文简体字版的版权卖给了上海三联。这样一来，我是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只是，我的其他事情实在太多（那也正是我在写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的时候），所以，便想到要找一位合作者，一起翻译《叫魂》。

刘昶：1970年代孔飞力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这两本著作开启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潮流，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课程时，孔飞力的著作是必读书。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之内在动力的强调，对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及地方军事化的分析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飞力在写《叫魂》之前只出过这一本专著，但已足以显示他的学术功力，也奠定了他在美国中国史领域的重要地位。时隔二十年后，他的《叫魂》一出版就受到广泛关注，实在是毫不奇怪的。他也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是经典。

孔飞力写《叫魂》是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的。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复印了原始档案。《叫魂》中引用了大量乾隆朝的档案材料，在翻译时，若没有档案的原始复印件，要将这些引文从英文复原为中文是做不到的。孔飞力把他写《叫魂》时所用的档案复印件统统交给了我们，记得我去他办公室取时，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在复原《叫魂》档案的中文原文时，我们发现孔飞力的工作习惯非常专业仔细。复印的纸张很大，均按清代宫中档案的原来尺寸复印，并按照书中引用的顺序整齐地码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在复原档案的中文原文时省了很多工夫。阅读清代原始的手写档案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孔飞力这样一个洋人了。他在《叫魂》中对中文材料虽有个别误读，但总体上来说，他通过叫魂故事对中国历史所做的解读是非常高明和深刻的，无怪乎这本书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孔飞力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记得我去取复印材料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我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的只是一句平常话，他所担心的是自己以西方人的视角和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能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和理解）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课堂上的孔飞力

二《叫魂》何以成为学术“畅销书？孔飞力的著述不好译，《叫魂》更不是一本好译的书，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又多，翻译《叫魂》我们做了两年多，先是将全书的十章一分为二，每人各译五章，再互相校对，最后再由陈兼统稿，终于在1998年底完成了书稿。交出后，上海三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书出版了。

我们本来都觉得，《叫魂》这本书有好的内容，又有可读性，应该不会卖得太差，至少出版社是不会亏本的。但《叫魂》出版后受到人们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却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原来的预想。这本书在台湾也颇受欢迎。《叫魂》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时用的是我们的译本，但我们却全然不知情。后来，还是在这本书被评为某一年的台湾“十大好书”之一以及“最佳译著”之一时，我们才晓得原来这本书在台湾也出版了。《叫魂》为什么会受到两岸读者的广泛重视和欢迎？这恐怕同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以及孔飞力的写法有关。孔飞力固然是一位十分严肃的学者，但也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人。要在一位作者的身上同时发现这两种品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然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十分不严肃的“纪实”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多严肃和枯燥得让人不愿问津的学术著作了。当孔飞力的这两种品质在《叫魂》这本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时，就构成了这本书受到人们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还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比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任何一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读到孔飞力的这些描述时都会有某种似曾相似的感慨。

孔飞力

三“盛世妖术”的叙事《叫魂》的大叙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把这些故事连接起来的，则是“盛世妖术”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孔飞力着力要做的，是在讲述这一系列故事时，把蕴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写出来。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宁，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经够精彩的了，而经过孔飞力在书中的阐幽发微，从中说出了一大堆道理和教训来。我们读这本书时发现，孔飞力其实是将1768年的妖术恐惧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这三个故事在书中纠缠交错在一起，但又各自线索分明。与此同时，他还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种种历史意蕴。清·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第一个版本涉及的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平民百姓的经历。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互相栽赃，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在中国传统社会，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绝不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信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何以妖术横行？孔飞力故事的第一个版本，通过过对普通人经历的叙述，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社会层面的回答。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了《叫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孔飞力似乎不断地在讨论某些宗教现象，但他却从来没有正面地或系统地讨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宗教问题。这也是孔飞力其他论著中的一个特点。例如，在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也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某些宗教现象，但没有专门就此进一步予以深入探究。

孔飞力关于叫魂叙事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及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但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虽然事后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清·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和稳定，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的现象。乾隆盛世也不例外。但尽管乾隆皇帝暂时被地方官员们蒙蔽。他毕竟在各省布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着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便不攻自破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当孔飞力在讲述这个关于官僚们对于叫魂案反应的故事时，他其实并非对官僚们处处予以非难和指责，而是将注意力也放到了发掘官僚们在叫魂案发生时的“捂盖子”反应的深层次原因，并从这里引出了他对于官僚们“谨慎的喝彩”的看法。孔飞力所述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他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

乾隆绝非昏君，他生逢其时，承继了经由康熙、雍正两朝而奠定基础的“盛世”。但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他的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和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朝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的重要原因。他对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类的炫耀，以及后来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从根子上说其实也是他关于满清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到满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他对此的反应及作为，从来便有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倾向。但同时，乾隆又深谙统治之术，在处理诸如叫魂一类的事件时，明明其中“剪人发辫”一项触及了他的“合法性＂神经，但他却对此讳莫如深，不在任何场合提及。孔飞力因而认为，要为乾隆作传是极为困难的。（他甚至说过：“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却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人官僚们，一直以来便从未真正消失过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于江南的表述，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满清统治者对于江南的那种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描述，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与此相关的，则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矛盾态度——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郎世宁 《恭绘满洲八旗狩猎图》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对妖术和妖人的清剿成了大清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也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如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然而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地便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涉及叫魂案的重要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又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们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还没有处罚过一个官员——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这样做，而只是时机未到。正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意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账。

此时，事情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至此时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这些身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表现出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权衡利弊之下，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并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了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等等。有了这样的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了。绝大多数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尤其是江南各省的官僚——也受到了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仅是一种满汉有别的做法，而且也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叫魂》[美]孔飞力 著

（节选自《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译者陈兼时任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刘昶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文学点亮生活 点击以下 关键词 查看近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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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孔飞力（范文）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美国，1933-）

研究领域 晚清中国近代史、海外华人移民史

人物介绍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大学期间，孔飞力被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经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但当向克拉克洪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克拉克洪教授告诉他，要想学习研究人类学，最好先学习一些具体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这一引导下，孔飞力选择了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虽然如此，但人类学的关怀一直留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

大学期间，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到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5年夏，回美国，应征入伍，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尽管难学，但他却逐渐着迷，如饥似渴。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对孔飞力的人生旅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偶然的契机让他开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孔飞力转移到东海岸。在那里，继续服完了剩余的18个月兵役。与此同时，他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

稍后，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1962年，孔飞力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15年的教师生涯，在历史系执教，一直到1978年离开，前往哈佛大学。

1965年孔飞力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66年回国。1970至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从1971至1974年，孔飞力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1974年升任正教授。1975年至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由于史华慈教授的鼎力推荐，1978年秋，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教，接替老师费正清教授，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s)历史讲座教授。1980年至1986年，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研究

学术背景：

50-60年代的有关学术思潮对孔飞力的学术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学阶段，孔飞力就在哈佛大学接受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指导，萌发了人类学的关怀。接着，诺曼·包拔

新的史学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促进美国中国史专家酝酿“中国中心观”，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年鉴派史学家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综合研究倾向和“分解”研究倾向，都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孔飞力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明显表现出他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利用。他关注对中国历史的横向研究，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地区单位。他对1796-1864年的军事化问题研究，就限定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区域。他还考虑对中国历史的纵向探讨，着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国社会，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家族。他试图表明，中国社会也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社会，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说法没有根据。他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学术界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是孔飞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著作，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之作，也是他对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研究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在美国和国际中国学史上留下深刻影响，本书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它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它中文资料，运用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虽然，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孔飞力在他的著作中认为，1796年发生在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的白莲教“叛乱”，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民兵为主力去镇压。为什么要动员民兵？孔飞力解释说，主要在于白莲教的特有特征，难以对付。这些“叛乱者”与人民之间有广泛联系，又有充足兵员，具高度流动性。不仅渗透到地方政府，而且某种程度上成为超越阶级的运动。相比之下，清朝军队则装备沉重，行动迟缓，缺乏地方支持，费很大劲才取得微小胜利。所以正规军无力镇压，官方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团练。早期团练对国家政治的威胁并不大。至少在嘉庆时期，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还是一种在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方法。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作用。

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处于大**之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孔飞力的笔下，整个中国的各种势力，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在紧锣密鼓地组建武装。他说：“当经济危机和剥削把穷人驱赶出已确立的秩序时，当匾乏使各种族和语言集团中的冲突尖锐起来时，异端的和正统的领导人员双方都越来越关心军队的组编。”

本书以主要篇幅讨论19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又以曾国藩等名流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它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在这些正统的地方武力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方武装、“股匪”、“堂匪”等到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孔飞力利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把1796—1864年间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的过程、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朝衰落，民不聊生，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为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寻找新的出路，当它危及现存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正统文化意识时，清朝的统治政权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行政能力都无以应付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危难之际，传统士大夫阶层纷纷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组建武装，与清军合力镇压太平军。

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孔飞力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

第一、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方法探讨历史。结合历史学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方法，将军事化的各级组织(包括正统和异端)的内在结构、组织原则、规模、特征、历史演变、相互关系等因素加以联系的精细解剖。散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的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组织，被纳入“正统与异端”、“团练一勇一地方军”与“堂一股一武装村社”三级纵向等级组织的概念网络中考察，使社会结构的组织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太平天国的问题在于势力无法渗透到农村，孤立在城市的围墙里，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而农村的名流深深扎根于地方社会，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不断吸收人员和财富，他们是地方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

第三、把军事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作为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行政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考虑。突破了过去对军事化研究的固有视域，如对中国兵制的影响和地方主义的发展。孔飞力对于伴随着晚清时期帝国在农村中控制的崩溃而出现的军事化过程做出了出色的分析。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使传统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到了晚清**时期，情况有了不同。名流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为着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以旧秩序的衰落，传统国家制度的毁灭与地方军事化为着眼点，在西方大规模冲击中国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危机，新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削弱中国传统社会，如人口增长的过剧、通货膨胀、铸币发行大量增加以及农村社会日益剧烈的竞争等，他认为以地方军事化形成的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能比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为合适。

《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

1990年，孔飞力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也体现了他80年代的学术成果。该书一出版，即获当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一“李文森”(Joseph K.levenson)奖，受到广泛的好评。该书共10章，从第一章“叫魂”案的缘起及基层官员对此案的处理到第十章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案件之所以发生以至席卷全国的原因，层层推进，剖析至深。

《叫魂》一书中，孔飞力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叫魂”事件；又用

一半篇幅，多视角地阐释了故事背后的种种问题，诸如社会、经济、民俗、宗教、心理和政治等，描绘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一个亦真亦幻的妖术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所谓“叫魂”，系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黑巫术(妖术)，施术者通过削割他人的少量辫发，即可操纵其灵魂精气，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初春，“叫魂”妖术恐慌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蔓延。石匠吴东明率领一班人马为修复城门，奋力向河底打桩，农夫沈士良为着惩罚两个暴戾的侄儿，要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儿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敲打，据说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增添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而被敲打名字的人会因此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便是死去。还有传说道，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原本是毫无根据的无稽流言，却引起了时人极大恐慌，很快越过省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盲目迷信的大众们，将他们对妖术的恐惧转化为群体性暴力，发泄到那些假想的敌人身上，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外来的陌生人”——乞丐、游方僧。孔飞力将这些人称作被生存竞争挤到边缘的可怜人。对于民众的这些骚动，各级官员一开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瞒报态度，视之为无知妄动。当时，经过康熙、雍正治理，满清统治渐渐稳固，剃发留辫也为汉人接受。但割辫因动摇满清统治的名分，上下都极为关注。嫌疑者被下令围剿，以政治罪追究。于是整部国家机器都开动起来，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在清查叫魂犯。对大小官僚来讲，清查叫魂犯并不只是保一方平安的事，而是对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了。因为在地方上所谓叫魂案都是子无虚有的事，一时间密告诬陷盛行，社会弥漫恐慌。而社会的恐慌又加剧了弘历对“叫魂案”的清剿。一些通过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屈打成招罗织成的所谓“叫魂案”纷纷出笼。集中到弘历那里，也成为皇上考察官员的主要途径。“叫魂案”的范围一波一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当然，其中不乏有个别愚昧、不法的流民，或信以为真、以身试法或利用叫魂作法骗钱。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

作者以“剪辫”案为切入点，将一个不起眼小事如何演变为席卷数省，涉及整个帝国的大事，反映得淋漓尽致。该书采取一种“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 其中特别关涉到三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层次或称之为社会力量, 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利益、动机所驱使, 从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经历出发, 对于“叫魂”事件采取了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因应方式, 书写出所谓“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 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 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弘历皇帝的人格特征, 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 满汉文化的冲突, 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 等等。三个版本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

《叫魂》对社会经济、民间信仰、专制政治、官僚体系、社会结构、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信息传播诸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叫魂案何以从民间的心理恐惧到社会恐慌再发展成皇帝的精神恐惧的整个社会背景，将1768年发生在“太平盛世”的这段荒谬危机，从表层到深层、从历史到现实、从草民到君主官僚，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刻剖析。

本书运用了大量的朱批奏折、档案材料，分析方法有社会心理的、区域经济的、文化心理的、民间习俗的等，多种方法的交叉灵活运用，使本书内容丰满，富有可读性。

《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家，孔飞力始终关注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即传统的政治体制如何变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不是对西方冲击的简单回应，中国历史是延续的，它本身的传统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但是，现代与西方又深深纠结在一起。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的起源》被认为是孔飞力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大成之作，总结性地概括了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

在该书中，孔飞力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影响晚清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相当紧要的问题:

政治参与的拓宽如何与增强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某种公共利益相协调？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

孔飞力认为，这些制度性的因素，把中华帝国晚期与现代中国联系起来。因此要理解现代中国，需要回到对于晚清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研究中去。所谓现代性的制度性因素，并不是唯一地产生于外部危机之中，也产生于困扰晚清帝国的多方面的国内危机之中。

中国，如何嬗变为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孔飞力一直致力于研究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问题，他探索清末至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走向，把中国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问题加以概括。他发现这些问题统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改革派思想家魏源那里，于是，从魏源出发，经由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一直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国家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和答案，既在重复，又在深化。在孔飞力看来，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思想传统中寻找。

在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中，孔飞力讨论了一个他长期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主题——困扰晚清政治统治的若干短处及其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他对此提出了新证据和新解释。传统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革命和改革都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针对这样的观点，孔飞力在这本书中再一次重申他的“中国中心观”的立场:即“中国近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它内部的历史潮流所塑造的”。此书是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稿，1999年出版了法文版，200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英文版。英文版全书包括一个新导言和四章(此四章为过去的讲演稿)。这四章的内容分别是:

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参与和权力”(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Thought of Wei Yuan);第二章，“试验中的改良”(Reform on Trial);第三章，“毛主义的农业和旧政权”(Mao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ld Regime);第四章，“基本议程的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ional Agenda)。前三章，孔飞力运用了一些过去很少或根本没有用英文研究过的中文资料。第四章部分地是重复前三章的内容，部分是关于19世纪末两位被大量研究的国家主义者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的看法。

在第一章，孔飞力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魏源(1794-1857)的生平。孔飞力通过有关魏源的第二手资料(大部分为中文资料)和他本人对魏源的《诗书古微》的读解，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孔飞力认为，魏源借《诗经》撰“鹿鸣”一诗，是为了说明“正确的决策需要通过讨论才能获得，而不是由一个来源由上往下灌的。”魏源打破常规，没有把鹿鸣看成是对明君的企求，而是强调要在吃草的鹿群中沟通。但是，孔飞力又特别提醒人们，千万别把魏源视为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认为魏源只是把政策讨论的范围扩展到上层的士绅阶层，而且“魏源所谓的拓宽政治参与，并不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是要加强国家权力。”

在第二章，孔飞力转而研究比魏源年轻的同时代人冯桂芬。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基于魏源的一些抽象思想，提出了改革税收制度，因而也是改良北京与农村问题关系的专门建议。孔飞力认为冯桂芬关于国家和地方一级的民主改革建议有受西方影响的痕迹。1898年的改良者们对冯桂芬的这些改革建议“几乎都是敌视的。”他们担心如果创造一个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会给予小集团自由支配的空间，使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

孔飞力认为，魏源追求的是一个更有效率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伴随的政治参与的拓宽是要加强国家权力而不是限制国家权力，而冯桂芬则主张低级精英参与政治，魏源反对冯桂芬的观点，认为低级精英的参与会否定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有害。他主张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孔飞力认为，魏源这种将政治参与同强化国家权力有力地结合起来的观点，就是“现代中国的有特色的本土起源”。

在第三章，孔飞力还研究了清朝政府保存的、湖南未阳县的1840年代农民造反的官方档案文件。农民的造反反映了北京政府对于收取充足的税收是无能为力的，它离不开养育腐败和强取豪夺的税收中间人。孔飞力认为，1950年代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只是一种跳跃式发动工业化的道路，也是为了解决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心一外围关系的老问题的一种努力。“旧政权对于锻造一种与农村的生产者之间没有居中斡旋的关系的关注，必定给集体主义者的运动提供了历史基础。”孔飞力认为，“将税收制度收回官僚体制的控制之下，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大多牢牢地扎根于旧政权的议程之中。”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政权，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清朝帝王试图将非官方的中间人驱逐出税收系统的野心”。孔飞力认为，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就是要消灭过去农村的税收中间人，“土地革命是摧毁作为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地方名流”，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农民的敌人，共产党用贫下中农来代替他们。但由于这些贫下中农缺乏进行有效农业生地、工具和牲口，新政权很快组织了“互助组”。在这里，孔飞力将革命的对象——地主，称为“农村的税收中间人”，以之为纽带，把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与清朝政府如何与地方名流争夺税收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历史挂起钩来。

在全书的结尾，孔飞力联想到后毛泽东时代即中国“改革”时代。他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议事日程重又成为活跃话题。中国的现代国家的特征是决定性地由它的内部历史塑造的。他指出，晚清时期的国内危机带来了某些关键性的困境，包括怎样面对权力的滥用、怎样控制民间民族精英的政治能量、怎样以一个小型的官僚机构治理一个庞大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些困境的存在，孔飞力认为，“即使外国的侵略尚未发生，中国内部就己经潜藏着一些基本的变化。”而为应对这些困难，一种“持续的国家宪政议事日程”就出现了，包括怎样协调官方与政治参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走向，孔飞力也有基本的判断和预测。他认为向世界商业的开放，沿海省份的地方自治的大门也许会打开，至少在经济上。

孔飞力坚信: “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议程仍然是用中国自己的形式来处理的，而不是用我们的。”

海外华人移民史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把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新重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使他得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考察融为一体，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探讨海外华人与祖国、与住在国的复杂关系及其身份认同、历史与现实遭际、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等问题。他认为海外华人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研究海外华人，可以了解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过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去移民，他们在海外的经历怎样、怎么发财？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还有，别的民族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欺负华人，有什么历史缘故？海外华人和当地的居民、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内容很多，它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构成海外华人研究的一部分。

1993-1994年，孔飞力在哈佛开设海外华人课程的。孔飞力认为中国文化使中国移民形成几个很有价值的特点，一个是家庭制度，一个是商业化，中国早期商业化的历史和移民的历史关系很密切。还有一个特点是在海外维持中国文化，这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移民在海外，它的融合过程，事实上很慢。中国人在泰国融合得比较成功，可是很多泰国的华人家庭仍然维持他们原来的中国姓，他们的个人行为和信仰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具有很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孔飞力对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从学术角度，主要缘于这样三个因素：

首先，回应所谓的“中国的冲击”言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两个部分。自15-16世纪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的进程大大加快，到了17 世纪后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有相当大的数量，在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华侨聚居区。其足迹从东南亚扩展到各大洲。至20世纪末，华侨的总数大约32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国际移民中引人注目的人群，在社会各领域日益显露影响力。面对海外华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孔飞力指出：“„西方的冲击‟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冲击‟却少有论及。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冲击‟，又是别的什么呢？”孔飞力的所谓“中国的冲击”，主要是指华人在海外定居、发展甚至主宰某些地区经济的一种强大能力。“中国的冲击”，是使孔飞力把研究领域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史、政治史拓展到海外华人移民史的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超越“中国中心观”的局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年轻一辈学者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衍生的“传统—近代”、“帝国主义”模式提出了批判，形成了一股要求从中国社会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潮，即“中国中心观”。但近年来，“中国中心观”又在美国中国学领域引起了一股批评和反思的思潮。将中国研究置于世界历史的宽阔背景之下，这就很难以“中国中心观”概括。在这股反思浪潮中，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构成对“中国中心观”最直接的冲击。华人在海外定居，不论暂时还是永久，即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陈述对他们来说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也会被整合到当地的历史中去。在孔飞力看来，这个过程很难用单一的民族或文化视角来掌握。

第三，延伸其重视人口问题的学术思路。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人口问题始终是孔飞力立论的重要依据。在孔飞力的历史观中，人口流动因素占据重要位置。

孔飞力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其中一些观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对“祖国”概念的辨析。他认为，使用“祖国”概念，要力戒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种族本质论”，以为海外华人具有先天的不可更改的种族特性，它使海外华人具有文化特殊性，妨碍他们融进所移居的社会；另一种是所谓“大中国”观，认为海外华人通过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将祖国扩张到张到世界舞台上。孔飞力认为这种观念最可怕的是导致“黄祸论”。“大中国”观的假设，常使海外华人华裔对移居国的忠诚性受到怀疑，从而陷于危险的境地。

在近现代史上，每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不景气，“黄祸论”便会沉渣泛起华人经济的成功，及其与祖国的天然联系，被借题发挥为种族主义的错误观点似乎中国在借海外华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孔飞力根本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祖国”这一概念是复杂而变动的。从客观方面讲，“祖国”对海外移民有双重的影响：“移民在祖国获得的历史经验教会了移民在海外生存的有用技能；但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一个逐步实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出现，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海外移民构成了某种影响。从主观方面看，“祖国”又是心存于海外华人心中的各种主观想象。

其次孔飞力认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中国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过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孔飞力十分强调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虑，海外移民史的根在中国。这是孔飞力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立场。

孔飞力形象地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他所谓的“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如厦门、广州等。孔飞力认为它们是向海外移民的“中转站”。海外移民在国内这所“移民学校”获得的是“历史资本”，即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历史经验，而不是“文化资本”。

最后，是对海外移民精英的身份认证和泛华运动的理解问题。

孔飞力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中，历来十分注重研究绅士——社会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海外移民史问题上，他仍然关注社会精英这一群体的作用。当然，在海外华人社会这一特殊群体中，社会精英不再是拥有功名的文人绅士，而是来自各个方言集团和区域集团的华商。孔飞力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使海外华人精英获得其领袖地位的认同。一是，通过强调“祖国”意识来超越方言的、区域集团的界限。二是，通过捐款给慈善事业和教育。获得当局向他们颁发各种头衔。海外华人社会精英追求身份认证的结果，就是泛华运动(pan-Chinese movement)的兴起。

孔飞力认为，泛华运动和泛华意识的形成，首先是受到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影响。其次，在与欧洲经济的竞争中，由于华侨分割成不同的方言集团，导致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现实也刺激着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泛华运动，他们呼吁建立整个南洋的华商总会，摈弃方言、区域、职业的界限，联合起来与外族竞争。再次，华人精英们坚定地捍卫华文教育，是因为“他们将华文学校的存在看作是华人社会和他们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孔飞力深刻总结了泛华运动的双重后果。从积极方面讲，泛华运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具有社团甚至地区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如陈嘉庚。但从消极方面看，泛华运动又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使得华人在新加坡这个被其领导人称为多元种族的国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国家中倍受排挤。在东南亚，“华侨”一词至今仍具敏感性，他们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常为排华运动之口实。

学术评价

有学者认为，孔飞力关注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他的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美国的学术思潮演变、中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多维变化，无疑为他的思考提供了宏阔的思维空间背景和丰富的思想养料。他的学术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博士论文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的地方军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国运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等问题，是谓中国近代社会的近代“胚胎”滋长和“胎动期”。孔飞力分析了中国社会自身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传统国家权威的衰落和绅权的扩张，国家与社会的均势向士绅代表的地方社会一端倾斜，孕育着近代的因素。

从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飞力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解读，出版《叫魂》。此书是解剖1768年发生在乾隆朝的一桩“叫魂”妖术案件，意在透视“母体”。孔飞力认为近代脱胎于传统，那么传统究竟为何？需要走近细看。孔飞力问道：“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

90年代以来，孔飞力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此为“脱胎换骨”问题的长时段、宏观的考察，从魏源到毛泽东，孔飞力围绕着三个基本的需要解决的课题(即扩大的政治参与如何与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一致？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总括性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脱胎换骨”的“换骨”问题。

9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孔飞力认为，海外移民史脱于国内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与近代以来的商业化、城市化相关，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史发生在近代以后，本身就是近代因素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内在的出发点，是在考量和评估变化后的中国的海内外形象。

孔飞力是一个饮誉国际中国学界的著名大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孔飞力开始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颖的视角、精当的方法、独到的见解，在美国中国学界奠定了学术地位。他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关于“叫魂”案的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研究，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念形态研究，都成为美国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人才的必读书。被公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重要学者。

活动年表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

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1954-195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国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57年春，转移到美国东部继续服役18个月。

1958-1959年，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58-1962年，担任福特基金外国研究员。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1964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

1962年，与Sally Cheng结婚，1963年儿子Anthony出生。

1963年，开始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

1970-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1-1974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担任当代中国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

1975-1978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一，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0-198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抚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孔飞力教授回国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档案馆表示满意和感谢。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飞力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

1994年1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

1994年6月28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纪念创所人郭廷以院士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1995年，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84讨论小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

1999年3月11-14日，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142小组“海外华人和身份与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变化，1900-1949(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1900-1949)的讨论。

1999年11月2日，在美国“国际移民大学委员会”高级系列学术讲座上做，“当代中国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演讲。

2002年10月3日，孔飞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东亚研究讲座上做了题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讲。

2003年4月10日，孔飞力在美国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纳维芙·李青雯(译音)亚裔美国人问题96纪念系列讲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American Issues)上发表了“中国家庭怎样创造历史： 四个世纪的移民”的演讲(How 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题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讲。

2003年7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题为“农村社会与海外移民”的讲演。

2003年7月25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做题为“华人的社会经验中一些适应于移民活动的特点”的演讲。

2003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中国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题发言。

主要学术成果 著作

1.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70，second printing 1980 with relevant new preface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Soul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1990.《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3.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2002.《现代中国的起源》

4.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L Reading Documents： 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Harvard University，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86(With John K.Fairbank.)

《清代文献介绍：第一卷：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

5.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97

《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

论文

1、“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l964.《太平叛乱时期的中国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博士论文，1964年。

2，The T‟uan-lien Local Defense System at the tim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7(1967)218-255.“太平叛乱时期的地方团防制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7，1967年。

3、“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Wakeman and Cz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257-298.“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等问题”，见魏克曼、格兰特等编的《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

4，“Origions of the Taiping Vision： 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3(July，1977)350-366.“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77年7月。

5、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No.3(1978-9)100-136.“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和财政”，《远东研究文选》第3卷，芝加哥大学，1978-1979年。

6、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107-162.“朝代的衰落和叛乱的起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7、The Taiping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0(1978)(with Susan M.Jones)264-317.“太平叛乱”，《剑桥中国史》，第10卷，1978年。

8，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Select Papers，No.4(1979-80)1-18.“晚清政治观”，《远东研究论文选》，第4卷，1979-1980年。

9，Chinese View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in James L.Wanton，ed.，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6-28，“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革命后中国的阶级与阶层》，1984年

10，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Government，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1.13(1986)329-360.“地方政府的发展”，《剑桥中国史》第13卷，1986年。

11、Political Crime and Burueacratic Monarchy： a Chinese Case of 1768”，Late Imperial China 8.1(June，1987)80-104.“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度：1768年中国的一个案子”，《帝国晚期的中国》，1987年6月。

12、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55，Issue 2(Dec.，1995)，295-337

“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哈佛亚洲研究》，1995年。

13、The Homeland：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Fifth-eighth George Ernest Mo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 1997，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祖国：对海外移民史的思考”，1997年。

14，China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Volume II Essays in English，19980

“中国，一所移民的学校”，1998年。

15、Toward an Historical Ecology of Chinese Migration，2001。

“华人移民的历史生态学取向”(会议论文，未刊稿，2001年)

16.Can China be Governed from Beijing？ Reflections on Reform and Regionalism，in China‟s Political.Economy，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0.“中国能为北京统治吗？对改革和地区主义的反思”，2000年。

17，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Chinese Historians Volume V，Number 2(Fall 1992)，Issue Number 10.“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新史学》第二卷三期(1991年9月)，第118页。

18.“Sorcery as an Object of State Control

“作为国家控制目标的妖术”，台北：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1999年。

19.Wang Gungwu： The Historian in His Time，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edited by Billy K.L.So，John Fitzgerald，Huang Jianli，and James K.Ch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pp.ll-31

“王庚武：一生一世的历史学家”，2003年。

20，“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页725-740，1988年。

21、Chinese Social Experience Adaptable to Emigration，Asia-Pacific Forum No.21，Sept.2003。

台北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中心2003年9月亚太研究论坛第21期。“与移民相适应的华人社会经验”，2003年。

22，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研究通凯》第13期，1999年6月。

23，《阎锡山与政治现代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年》上、下，1984年4月)

24，News from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Beijing，Ch‟ ing-Shih Wen-t‟i，2/1984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情况》

参考文献 贾艳敏 一本不可多得的社会史专著：《叫魂一1768年中国妓术大恐慌》，林满红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文史哲》1996年第6期

吴前进 孔飞力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在哈佛访孔飞力教授(Professor Philip A.Kuhn)《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6月第2期 陈君静 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龚咏梅 孔飞力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课题——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探索与争鸣》 “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孔飞力与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博士论文）/龚咏梅著；朱政惠指导，华东师范大学； 2004

第三篇：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杨洁：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杨洁

“叫魂”，这个现在看来令人嗤之以鼻的迷信之术却在乾隆盛世年间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案。这本书就为我们再现了这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读完此书，颇感历史是鲜活的。《叫魂》从社会中的一个小事件为切口展开分析，用一连串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书中每一个案例的叙述都十分引人入胜，即使是引文、脚注也都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娓娓道来，这样的研究著作融学术性、故事性、艺术性为一体，想必作者一定在那些卷帙浩繁的资料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另外，作者运用了多维视角进行研究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在阐述“叫魂”案发生的社会环境时，作者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出发，对当时的人口、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他采用的是“全球史观”，比如认为江南人口的增长与从海外引进高产作物不无关系，人们能够承受物价上涨与引进墨西哥白银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关。

啼笑皆非的是，这场发生在1768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结果却是一场闹剧。在恐慌盛行之时，整个帝国都“动员”了起来，下层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是否涉及谋反等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作为此案最大原告的乾隆皇帝也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整个过程中，官员和皇帝的表现符合他们的阶层立场，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真正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场闹剧中推动者和受害者都是同一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底层，他们是流浪的乞丐，僧侣和道士，而举报他们并将他们扭送至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们”同样是底层的民众。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疯狂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社会底层民众中普遍存在对于陌生人尤其是流动乞讨者的厌恶甚至憎恨情绪。而这种分化则追溯到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的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只能融入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而那些生活在比较富庶地区的百姓，在竞争压力面前也只能维持温饱，对自己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一直以来就对超自然力量深感畏惧的脆弱神经更加敏感地立刻绷紧。对于谣言，他们从来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由于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他们。于是无权无势的其他小民百姓便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

“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发展出现问题（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的社会，人们意识到即使辛勤工作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皇帝对妖术展开大力清剿，“妖术”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底层百姓所能抓住的唯一权力机会，就像“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者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这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终于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让人悲叹的是，这样的疯狂在此之后并未绝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经历了十年类似的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疯狂”，作者也在一个脚注里提到，1982

年，他在北京遇到了一个老红卫兵——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那人说，文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通过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以悲悯的语调结束了他的力作。而牛顿也曾经说过，“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群体意识一经扭曲，将是最可怕的力量。现如今的舆论暴力又会不会酿成无法控制的灾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是否还会面临这样非理性的狂热？不管这种根源是否扎根于我们民族土壤中，我们都必须警惕，必须思考。人们对于权力对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诉求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样向上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人们的诉求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人们能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如果这一渠道阻塞（比如居于社会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封锁了这个途径），民众便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这是危险的，但形势逼迫之下他们也别无选择。显然当今社会这样的狂热我们已经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