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好八连》采写的台前幕后

第一篇：《南京路上好八连》采写的台前幕后

今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在国防部正式命名之前，由解放日报于1959年宣传的先进典型；1963年命名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陈毅等纷纷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要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当年8月1日，毛泽东心潮起伏，诗兴勃发，亲自挥毫写下了《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同年11月29日晚，毛泽东又观看了由“南京路上好八连”改编成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据说，毛泽东于晚年仅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雷锋》，一部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

解放日报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及配发的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竞相转载，“好八连”从此成为我党我军闻名全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跨时代和跨世纪的先进典型。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辐射全国，人人皆知，并一代代传承至今。社会已跨入了新的世纪，但好八连的精神依然是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心中的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据有的文章回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通讯由解放日报部队通讯员吕兴臣采写，并由当年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张默、张锦堂等修改而成，最后经总编辑魏克明审阅，由副总编辑王维看后，上报上海市委审定刊登；同时配发的社论是由时任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撰写的。

事实真是完全如此吗？

山东大汉送来了一万七千字的初稿

毋容置疑，该通讯的素材来自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这本来是一支很普通的连队，在山东组建，渡江南下后，参加了江苏丹阳整训，上海解放后移师浦东，1956年驻防上海南京路，承担了保卫大上海最繁华地区的重任。这个连队的可贵之处是进城后不忘艰苦奋斗，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站岗放哨，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时刻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寸布，每一滴水，每一分钱，用以支援灾区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他们的看似平凡实为伟大的事迹和精神，点点滴滴被一位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他就是八连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吕兴臣。这位山东大汉是苦出身，仅读过四年书，文化底子薄，但学习很努力。他和八连首任指导员刘仁福是同村人，并同年参军，关系很熟。他又常去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站岗放哨，所以发生在八连的一些事情，他耳闻目睹，都能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而吕兴臣和解放日报的关系始于1956年八连驻防南京路之时。有一天，他送来了一幅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挺拔地站在高楼上站岗放哨的摄影作品，被解放日报采用了，取名为《南京路上的哨兵》。这幅摄影作品刊发后社会反响很好，几乎成了上海的名片。初次的成功对他激励很大，以后他又先后送来了好几篇发生在八连的小故事，如《针线包》、《行军锅》、《一分钱的故事》、《三十八个补丁的衬衣》等，也都一一在解放日报的《人民子弟兵》专栏上刊登了出来。吕兴臣为人直爽，善于与人沟通，所以他和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记者都有交往，尤其是和分管军队报道的记者张锦堂关系更为密切。两位都是山东汉子，十分投缘。吕兴臣从写图片说明到写小故事，再后来写小通讯，都得到了张锦堂的鼓励与指点。

八连的小故事登得多了，于是报社政法文教部有记者建议：这些小故事，像一颗颗珍珠，很宝贵，但单发影响不大，如果能用一根主线串起来，成为一根“项链”，也就是说，搞成一篇大通讯，那刊登出来影响就大了。此建议得到了政法文教部的认可，报社领导也同意，总编辑魏克明指示要写好，写大，放一版，配社论。于是政法文教部立即开会落实，并邀请吕兴臣也来参加。吕兴臣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再次下到八连站岗放哨体验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拿出了初稿，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字，但基本上是一则则小故事的堆积，像是部队评先进的总结材料，不像一篇通讯。

张锦堂在事隔40年后的回忆中说，当时有人见稿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冷水一盆。他对吕兴臣说：“老吕呀，你把通讯当小说写了。”

可见写文章犹如造房子，建筑材料很多很好，但要造出好的房子，还得有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施工员的认真施工才成。当时报社里谁来当“设计师”或“施工员”呢？最有资格的当然是张锦堂，但他在拿到初稿并上交以后的1959年4月5日便下放奉贤劳动，此事也就无暇顾及了。组内其他的记者，也是职责所系，难以插手。所以吕兴臣的那篇初稿，虽然在政法文教部内有过讨论，研究重写，但未见结果，一时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酷暑夜 战斗室 成文章

据几位当事者回忆，吕兴臣的性格有个特点：心急要“跳墙”。他眼看自己花了不少心血所写成的那篇稿件在解放日报没有了下文，便就设法“跳墙”了——跳出解放日报的圈子找“外援”。于是他去找了新闻日报的郑拾风，又找了《文艺月报》的魏金枝以及他的同乡、作家孙峻青，经过这些“大手笔”的点拨，果然有所长进。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研读了魏巍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也很有心得。就在他的努力及作家们的参与下，一篇约八千字的关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报告文学，在巴金先生任主编的《文艺月报》1959年五月号《国庆特刊》上刊登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仍是心有不甘，《文艺月报》的发行量、读者面、影响力无论如何是无法和解放日报相比的。而解放日报是上海的党报，代表党的声音，这么好的典型，上不了党报，实在太可惜了。

几经周折，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回找的是青年记者张贻复。因为张锦堂下放劳动去了，原来他所分管的部队一条线暂时转交给了张贻复。令人奇怪的是，吕兴臣从背包中拿出来的一大叠稿子仍然是那份被说成是“小说”的一万七千字的小故事堆砌稿，他向张贻复谈了此稿的遭遇，但只字未提《文艺月报》发表的那个稿子，而张贻复对此蒙在鼓里，并不知情。当时的张贻复，年纪还很轻，工作中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对通讯员的困难愿意帮忙试试看。张贻复原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工作，1954年调到解放日报，开始是借调，1956年正式转了关系。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当了记者，采写政治新闻。对于吕兴臣来报社找他以及两人怎样冒着酷暑，在斗室里挥汗撰稿的情景，张贻复在1993年7月接待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宣传处江跃中等同志访问时，曾作过介绍。警备区的几位同志听了很觉新鲜，便在当年7月30日的《新闻出版报》上披露了此事，题目是《“好八连”从此天下传》，把吕兴臣和张贻复同列为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作者之一。1999年8月2日的《光明日报》第十一版和《人才开发》杂志1999年第八期上，张贻复本人也撰文作了回忆（后来，我们曾访问他，他的回忆稍有补充）——

1959年7月的一天，上海的天气酷暑难当。一个周末的下午，吕兴臣来到我的住处——培文公寓97室一间小屋，即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这是原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宿舍，由我一人居住。这里没有电风扇，只有两把芭蕉扇用以解暑。我们俩紧靠一张褪了色的深绿色大写字桌坐下，他坐在靠东边窗户那一头，我坐在里面那一头。我们铺开一叠大开张的部队稿纸开始伏案写稿。好在现成的小故事均在手头，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珍珠”似的小故事用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变成一根“项链”。经商量，我们确定把好八连在艰苦奋斗精神主导下的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作为主线，用以突出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向夺取全国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发出的“两个务必”号召这个主题。接着，确定了这篇通讯的详细结构，其中包括分几个层次以及每个层次所需的小故事。于是，我们便一段一段地啃。文章的开场白由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边议边写，直到满意为止。每一段落的过渡语也是边议边写，也有些段落由我说他写，或由他写我改。每段中的小故事由他提供，再由我琢磨修改，彼此交叉进行。在写稿过程中，还采用了裁剪方法，剪剪贴贴，以节省时间。

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写稿时大汗淋漓，后来干脆赤膊上阵。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我们的写作仍在继续。吕兴臣不停地抽香烟，把大量烟灰弹在一张大稿纸上，越积越多。整个写稿过程，由于我们思想高度集中，所以竟然毫无倦意。直至第二天清晨，全文终于一气呵成，只是最后一段，战士童新根的思想转变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尚需补充。最后，该定文章的标题了，我特别重视推敲标题，要画龙点睛。我问“老吕，题目叫什么？”他想了一想回答说“就叫‘好八连’吧”，便写在稿子上。我忖了一忖，觉得还不够，未能体现地处大上海南京路的特点。于是，我提出在“好八连”前加上“南京路上”四个字，即标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我问“怎么样”，他突然站起身来拍案叫好，我也疯了似地兴奋起来。就这样，他一半，我一半，一锤定音，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标题。此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标题竟然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引以为豪的优秀连队的永久象征。

第二天早上，我们用了点早餐就呼呼入睡了，直至中午才分手。我们商定，需补充的材料由吕兴臣去完成，并由他尽快送交给我。果然，他很快将补充材料写进稿件并送来了。由张默交到总编辑魏克明那里。魏总看了当即肯定此稿，要求再作些修改。

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张默只提了一条意见，建议再补充一些八连的业余生活，说明他们物质生活虽然艰苦朴素，但兴趣广泛，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按照张默提的意见，我们俩马上在原稿上加了一节关于好八连学习生活和文化娱乐体育方面的一些内容。稿件定稿后仅几天就见报了，其反响之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关于该稿的署名问题，因为当时解放日报有个内部惯例，为了不让记者滋长个人名利思想，本报记者与通讯员共写的稿件如材料都是通讯员的一般不署名。该篇通讯虽由我和吕兴臣合作完成，但最后只署了“吕兴臣”一个人的名字。我对此一点也不在乎，甘愿默默无闻。由于我们首次合作，一举轰动，我们俩都深受鼓舞。不久，我们再度合作对好八连作了深入报道，又共同采写了一篇《亲人会见好八连》的长篇通讯，于1960年2月13日在解放日报第三版上登了出来。

几十年以后，张贻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激情满怀：“初生牛犊不怕虎，抓大头条，大题材，大典型，大文章，是记者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一石激起千层浪，浪花溅在心坎上，其乐无穷。”他又说：“机会和尝试往往是成功之先决条件，能获得出乎意料之成果。它是人们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一座永恒的宏伟大桥。若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既不尝又不试，停留于空谈，或束之高阁，必然一事无成。我要谢谢张锦堂，由于他的下放劳动，让出了‘空档’；也要谢谢张默，是她安排我接替部队报道，当了‘临时工’，给了我尝试的机会；更要谢谢吕兴臣，是他拉我‘出马’，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感到十分幸运，一次并非很有把握的尝试，却取得了意外的重大收获，与部队通讯员吕兴臣一起成为了‘好八连’精神的第一传播人。”

纠正误传终还历史真面目

上世纪末的1999年，为纪念解放日报创刊50周年，报社制作了回顾性的纪录片《解放日报50周年》在电视台播放，其中涉及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采写情况。纪录片播出后，张贻复发现有关内容不够完整，于是他写了书面回忆材料寄送给有关单位和领导，对实际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前面说的，于1999年8月间在光明日报和《人才开发》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

之后，为了弄清楚当时的真实情况，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副处级调研员桑晋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除了详阅了当事者的书面材料和报刊上的文章外，还对一些关键的人物进行了当面采访并收集证据。2006年3月1日，他去拜访了张贻复，请他对当年的写作经过再作回忆。张贻复说，他同吕兴臣的合作，主要是帮助吕兴臣把材料更好地串起来，进行提炼，突出主题，同时在文字上做些润色，在段落之间作些衔接和过渡，直至完稿定标题。桑晋泉根据调查结果，写了《解放日报与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三期上。该文中叙述了吕、张共写《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情况。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但在今年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时，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长文，文中提到吕兴臣的稿子经过张锦堂、张默等人大幅度修改，文字从一万七千字改成见报时的六千九百字。此一说法明显有误。

如前所述，张锦堂于1959年4月5日下放劳动后，对吕兴臣的那篇一万七千字的长稿再也没有过问了。又据张默1999年6月24日的回忆说：“1959年3月底或4月初，张锦堂还没有下放时，就把吕兴臣的初稿交来了。”“我们看了直摇头。”“7月初，吕兴臣把改写过的通讯送到我手里时，已经基本可用了。”显然，此可用稿就是吕兴臣、张贻复两人挑灯夜战，挥汗拼搏写出来的稿子。张默对此稿修改，用她自己回忆的话就是“只提出一条意见”（见《我们的脚印——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第二辑》第231页），由此可见，所谓“大幅度修改”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为了把事实的真相搞得更清楚些，我们又专程去拜访了张贻复。

今年5月16日，我们相约在上海交大宾馆见面。张贻复虽已年届耄耋，但脸色红润，身体健壮，说起话来声音宏亮，思路敏捷，还时而会发出朗朗笑声。谈及《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成文过程，张贻复说写文章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胎儿经过了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但在分娩时难产了，需要进行手术，不管手术成功还是失败，都需要“一朝”解决。《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通讯，从素材积累到写成初稿，经过的时间不算短，吕兴臣也动了很多脑筋，请人指导，研究范文，昼思夜想，绞尽脑汁，但就是没能达到报社的要求，结果难产了。后来我和他运用“手术刀”和“专业技术”，进行剖腹产，搞了差不多半天一夜，解决了问题，终于把一万七千字的“摇头稿”变成了六千九百字的成文稿，将原先散落的“珍珠”串成了一根完整的“项链”。

张贻复还特别向我们说明，十几年前他所提出的关于要完整地回顾《好八连》问世经过的建议，绝对不是为了给自己争什么名份，这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是啊，据我们了解，他早就是高级记者了，1978年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建站时就担任了站长，还享受了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写过有影响的文章上百篇，如今他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一切个人的名呀利呀统统早就置之脑外了，之所以要把经历的事情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其目的就是要还一个历史的真相，务必不要使上海的新闻史或报业史留下瑕疵，免得以讹传讹，误导后人。

在访谈中，张贻复又特地澄清了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那篇通讯撰写社论的作者是吴云溥而非夏其言。他介绍说，“好八连”的通讯写好后，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政治组组长张默拿给他该通讯的铅字小样稿，要他请吴云溥写社论。他找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吴云溥。吴笔头快，文字功底深，和张贻复曾经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工作时是同事，又是顶头上司，关系很熟。果然，吴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写好的社论稿交来了。张说：“我记得他是写在市委宣传部小开稿子上的，约六七页，字体很工整。”这件事的过程相关领导是很清楚的，但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结果都说这社论是原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所写。有人在前些年悼念夏其言的文章中还坚持此一说法，甚至还把该篇社论编进了《夏其言同志纪念文集》中公开出版了。直至今天此说不变。如此张冠李戴，实在令人遗憾。

张贻复说：“对这件事，我非常佩服桑晋泉同志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告诉我，他去了解放日报档案室，居然查到了这篇社论由吴云溥撰写的原稿和排出的小样，并复印了下来，他又去找吴云溥的夫人和友人进行笔迹辨认和事实核对。后来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三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对此事也进行了披露。”

我们找到了该文，特将其中一段摘录如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吴云溥夫人朱萍影的证实，她说，老吴为了写这篇文章，专程去好八连采访。她还向笔者出示了吴云溥当年亲手写的在各家报刊发表的文章登记表。在1959年的登记栏里，除了这篇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还为解放日报写了5月4日社论《发扬“五四”革命传统 争取今年更大跃进》等两篇。其中5月4日社论也从档案材料里得到了证实。笔者分别向朱萍影及吴云溥的老同事、《大江南北》杂志主编陈扬出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的手稿，经辨认，肯定都是吴云溥的手迹不容置疑。”该文还提到，稿件见报当天，在报社举办的评报会上，报社领导除了肯定成绩之外，还指出了一些差错，如社论中有的内容是消息中写到的，但消息没有发，由于没有与吴云溥通气，所以社论未作出相应更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论确是吴云溥所写的事实。我们对吴云溥手迹的原稿复印件与编辑部准备见报的小样稿作了核对比较，证实两者完全一致。熠熠发光的“项链”有了这样一篇充满光彩的社论相匹配，更显耀眼夺目。

记取险把“黄金”当“黄土”的教训

随着《南京路上好八连》长篇通讯发表后的巨大影响，此文被解放日报社评为“大红旗”稿。解放日报编辑部当年在总结评选红旗稿的经验教训时，揭出了这篇稿子在成文过程中，差一点被埋没的遭遇。据了解，桑晋泉曾去过上海历史档案馆查证当年解放日报评报会的记录，就在长篇通讯见报当天举行的评报会上，总编辑魏光明对有关部门作了批评，指出“好八连”的报道反映出报社报道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起初，吕兴臣写的报道《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八连养成节俭之风》被一些同志认为“和气候不合”，“要抓大局”，“现在许多商品积压，你这样强调节约，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就凭这样的“理由”，将稿件挡回去了。结果1958年3月23日被解放军报采用。后来《文艺月报》发表关于好八连事迹的报告文学，又有人认为：人家已经登出来了，再登还有意思吗？最后幸好由于报社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这篇大通讯才得以见了报。评报会后，报社提出了“思想红，版面红”，“只有思想插红旗，版面才能插红旗”的要求。但是，在“好八连”的报道见报之后不久，魏克明曾指示政法文教部，帮助吕兴臣再写一篇“好八连”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重点大文章。有关负责人虽与吕兴臣几次商议如何写，但结果不了了之。可见，要做成一件事情，并不容易。

“南京路上好八连”从发现到见报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甚至差一点把“黄金”当成了“黄土”而胎死腹中。解放日报编辑部的总结中所指的“一些同志”，应该也是一些关键人物，并且深知内情。但是现在因为已时隔半个多世纪，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我们只能从一些解放日报老报人的回忆文章中寻找线索，从在世的那些人中进行采访，力求搞清当年的情况及澄清之后发生的误传，给广大关心文史的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过程。同时对于那些为宣传“好八连”事迹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几十年来从不张扬的人，我们也在此表示深深的崇敬。

第二篇：梦在心上 心在路上(南京培训)

梦在心上 心在路上

——2011年绍兴县暑期“百名骨干班主任”培训感受

[学习概况]

2011年7月11日——17日，来自全县小学、初、高中的98名骨干班主任（德育干部）到江苏教育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班主任培训。培训共安排了九场报告，两次沙龙活动，活动报告的主讲者既有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干部培训中心的教授，也有南师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更有来自一线的优秀校长以及全国优秀班主任，他们或对当今教育有着深入独立的思考，或对班主任职业发展有理性的规划分析，更有优秀班主任四五十年仍如一日般对孩子倾注的教师的真情和大爱。

整整7天，学员们每天上午8：30便端坐在报告厅，认真听取主讲老师的句句真言，学习教授、专家的实战经验，互动交流实际工作中的困惑疑难。中午11：30，匆匆到食堂排队吃中餐，然后回房间小憩一会，下午2：30，讲座又准时开始，直到五点多。这样的生活非常规律，也十分紧张，甚至有了读高中的感觉。七天来，没有一个老师请过假，也没有一个老师迟到早退，学员们都说苦，又都说太有受益。短短30分钟的结业典礼上，发言者多人所流露的由衷的感动、感慨、收获，却是每一个学员的共同心声。报告厅内响起过无数遍热烈的掌声，学员们的脸上挂着激动、幸福的微笑，主席台上领导们多次鞠躬向学员们深情的致谢表达内心的喜悦。南京之行，犹如一场及时雨，给干涸的心灵以滋润，它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思考，太多的美好记忆。

[点滴收获]

一、师爱永恒：做一个“有故事”的老师

在南京，我们听到了两位来自一线“老班”的真情告白。一位是上海尚文中学的黄静华老师，一位是江苏南通启秀中学的李庾南老师。一位是中学语文教师，一位是出色的数学教师，曾获“苏步青数学奖”，但她们却有着一样的育人情怀，一样的动人故事。

有故事的老师，首先当然是爱满心间。黄静华老师课上的两句话发人深思：“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这两句话，诠释了黄老师全部的爱，那是一种真爱，一种无私的爱。作为语文老师的黄老师，也曾为下雨天学生无法上体育课而可以“名正言顺”地霸占一节课暗喜，可当听到一位学生委屈的哭声时便又幡然醒悟。她没有用师道尊严去压制学生，没有用“都是为了你们好”的语言去教育学生，而是站在“假如我是孩子”的角度去体谅学生，不仅还给孩子们室内的体育课，而且还向大家道了歉。这是什么？这就是对孩子的真爱。启秀中学的李老师，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学生。面对班上的一位智障孩子，不放弃，不抛弃，时时处处以爱温暖人心，让他体面地有自尊地生活在班集体中。李老师

说每当他要外出讲学、开会时，她班的孩子们都会在走廊上挥走向她告别，祝她一路顺风。这段话让人眼眶湿润，不论那个孩子智力如何，但他依然拥有一颗美好的、感恩的心，这是美丽的师心为他点燃的。

有故事的老师，肯定还是有智慧的老师。李庾南老师从六十年代起就是班主任，这个老班一直当到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孩子，自然要有不同的教育。面对“小偷小摸”这个班主任都会面临的难题，李老师“六十年代排查‘捉贼’；“七十年代以爱导引”；“九十年代柔情严‘罚’”；“新世纪心药育心”。这走过的是爱和智慧的历程。有智慧的老师能与时俱进，有智慧的老师还能生出无数激情，面对初中孩子对摘下红领巾的无动于衷，李老师设计了一个隆重的退队仪式，组织了有意义的亲子拔河比赛，在活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自己“长大”的庄严和神圣。

有故事的老师，必须是能坚守的老师。黄静华老师面对着一张花季女孩的照片，讲了整整一个多小时。从女孩珍珍 初二初到她班时只有语文63分，其他功课均不及格，而且性格判逆，和男生胡闹，对老师始终软硬不吃，在校从来只做三件事 ：画画、睡觉、看小说讲起，一直讲到她获全国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如今考上了中山大学，且准备读研读硕读博，这一路走来，你知道黄老师经历了多少吗？我只感叹，遇上这样的老师，是孩子一生的幸运！这样的老师就是孩子生命中真正的“贵人”。

再让我们来看看两位老班的班主任经历，黄静华老师，当班主任39年半，今年64岁，至今还是尚文中学的班主任。李庾南老师，当班主任54年，今年73岁，至今还是启秀中学两个班的班主任。这不仅仅是肃然起敬，而是一种震撼，心灵的震憾！

二、心存高远：做一个“幸福”的老师

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不能为任何不相平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福，这一点当然是毋需质疑。”

追求幸福教育，就是要办幸福的学校，做幸福的老师，培养幸福的学生。江苏教育教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教授的讲座让我们如沐春风。他说，幸福的学校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奶是知性，蜜是诗性；幸福的老师就像“人间四月天”，是爱，是暖，是希望。幸福学生是“活泼泼的”，是整体的，鲜活的，生长的，个性的„„幸福融合在“在水一样游走的日常行为管理中”。

季春梅博士说，幸福=快乐+意义。做好一个幸福的老师，首先要“改变认识，发现幸福”。“快乐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取决于你自己的认知。”是的，她的“请不要托付快乐！”让我们感受良多！做幸福的教师还要学会“管理情绪，体验幸福”。工作中的不良情绪会时时找上门来，是你被不良情绪控制还是你去管理好这心理上的“感冒”，这是一种能力。我们可以心理休息——调节压力，可以补充心理维生素——获得支持，也可以心理锻炼——调节自我。

这让我想起了魏书生老师的“选一位控制老师发怒的学生”。魏老师说曾

经自己也很容易生气，每次发过脾气之后，都使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伤害，老师自己也陷入情绪陷阱之中，懊恼后悔。深深尝了发脾气的痛苦之后，他认识到：人在发脾气、愤怒时，是智能较低下的时候，往往做出愚蠢的判断和荒唐的决定。于是，魏老师便把班中选了一位叫“王迎”的同学，让他来帮助控制老师的怒气。只要发现老师的脸色多云转阴时，便及时提醒、劝告。通过多次提醒之后，魏老师有效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他们师生的幸福感也逐步上升。做幸福的教师更要学会和学生进行有效交往，以同理心走到学生的心里，用平等的，饱含温度的关爱去温暖学生，以 “花苞心态”的情怀去赏识孩子。做幸福的教师更要“自我实现，创造幸福”，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孩子坦诚交流。看，幸福其实离我们很近，他在我们教育的“追梦”路上，在我们心底的最柔软的地方，只要你愿意，你和孩子，幸福不是梦。

三、专业发展：做一个“有追求”的老师

初听南师大教授、博导杨启亮教授的讲座时，全体学员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先生对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陶行知精神内涵的深入阐述，对当下教育界流行语、流行病的透彻剖析，让听者无不受到心灵的冲击。直至当先生说出自己初为人师时读《马卡连柯全集》，读《给教师的一百个建议》、《帕夫雷什中学》，并做下大量的笔记时，我们才在心里慢慢醒悟，脑里也就升起了两个字：底蕴。是的，做一个有追求的老师怎么能不通读教育教学的专著，让自己厚实起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所教的孩子越来越“复杂”，心理学又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无论是季春梅老师的讲座中，还是钱铁锋校长提到的他们学校有五名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都说明了心理健康教育在当下的重要性。不要说孩子了，就说咱们老师吧，当鲁中柯桥校区的心理专职教师单海林老师走上沙龙讲台时，就拥有了很多的“粉丝”，彰显了一个心理辅导老师的无穷魅力。是的，新时期的我们还要读更多的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孩子时能从容淡定。

做一个“有追求”的老师，要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一线教师几乎忽视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完成眼前的任务，总认为长远的规划与平凡的我们无关。其实不然，听程振响教授的报告，我们感受到主动专业成长，自我的发展设计，是非常必要的。自我发展设计，是实现人个专业发展的保证，保持个人和学校目标的一致，主动适应环境的发展和变化的需要。轻小的顾红佩老师在结业典礼上说当听到程教授的讲座中说40岁的教师正是“自我超越期”的时候，她是多么的激动，本以为40岁的女人就到了“安分守纪”的年龄，日复一日地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行。其实，我们和顾老师一样激动。无独有偶，在听到齐学红教授的讲座时，她也谈到了班主任的专业成长，齐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道理：读书——反思——对话——分享，这非常有用。

做“有追求” 的老师，要敢于实践。听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校长钱铁锋介绍他们的学校，老师们个个羡慕得红了眼。那简直是一片教育的“世外桃

源”。那放眼世界的“理想教育”，那充满活力的实践活动，“高一学生制作求职信，学校模拟人才招聘”，“学生有错可以关禁闭，当然是有老师的陪伴”；“校园六大节日，学工、学农、学军、学商、远足，慈善义工”；“班级管理不再是班主任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班级教育小组”„„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改革的蓬勃朝气。当然，我们不能像校长一样如此大手笔，但我们可以有想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自己的班级进行一些尝试和改革。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路有多远心知道”。做一个新时期的教师，应该始终在路上，在不断前进的路上。

四、协作共进：做一个“有伴”的老师

“一路上有你，最苦也愿意”。在追求幸福教育的路上，我们要结伴同行。两次沙龙，两位主持，15位老师发言。认真准备，积极讨论，精彩发言，这是智慧的碰撞，也是思想的交流。茅卫东老师的“真情谢礼”，于海良老师的“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落实在每一堂普通的课堂中”，张增光老师把“顽石”变成“诗人”的感人故事，尹巧红老师充满智慧的“开学第一课”，金枝焕老师的“情系藏族学生”，沈利娟老师生动活泼的小学生心理辅导，相丽丹老师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徐芬娜老师的相信花开总有时，孙芳老师对童心的赏识，汪国琴老师的做宽阔胸怀的老师，尉卫英老师对当今教育的深思，黄玉萍老师对学生的用心至细，单海林老师心理健康领域的深入研究，周晓春老师班级管理的有效疏理，裘赞华老师巧用资源辅助班级管理的智慧，无不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师德高尚的老师才能走进家长和孩子的心灵，一个用心用情的老师才能迸发无穷的管理智慧。沙龙活动让原本来自不同学校的老师们心近了，彼此的磁场正在互相拉近。我们羡慕齐学红老师所带领的“随园夜话”班主任沙龙。她让有共同志向的老班们一起分享，一起成长，我们也渴望有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组织，让我们共同畅想，共同进步。

我们还可以像“老板老班”一样开通自己的空间、博客，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于文字，和更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交流。这又让我想起了杨九俊教授的一句话，“写作是唯一的，在你和不可能之间；写作是一次对自我的正式访问。”那就拿起我们的笔吧，这心情流淌于笔尖，让交流没有障碍。我读过我们同学们的培训小结，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对本次培训的深深感动，这没有半点虚假，这是心的真情吟唱。梦已经装在我们心上，那还等什么，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去追寻幸福教育的明天！

第三篇：走在行之路上——赴南京行知小学考察学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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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行之路上——赴南京行知小学考察学习体会

10月30日上午，我校组织教师前往南京行知小学考察学习。一天的时间匆匆而过，但留给我的思考却很多很多。

此次活动，我们从外观上参观了学校的环境布置，感受了学校的校园文化，听了杨瑞清校长的精彩报告。特别是杨校长的报告《走在行之路上

创造精彩人生》让我的头脑受到了冲击，心灵受到了震撼。

从行知小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看出杨瑞清校长是一个有远大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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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人。他1981年从晓庄师范毕业时就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学陶师陶，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农村去教书，让农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他和同学李亮到了当时非常破旧的五里小学，也就是现在的行知小学。从最初的行知实验班到创建行知小学；从最初的破旧的平房到现在集行知幼儿园、行知小学、行知初中和行知实践基地为一体的新型乡村学校。杨校长经历了很多，也付出了常人所不能付出的东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让农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杨校长几十年如一日，为着心中的理想奋斗着、努力着，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想和抱负。当年，我们师范毕业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满怀激情，怀揣理想，走向三尺讲台。可是那种激情也许只持续几年或是几个月，有几个师范生能像杨校长一样，为着理想不断奋斗着、努力着、学习着、奉献着？

在报告中，杨校长讲到赏识教育，讲到了对待孩子要有花苞心态，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我们在欣赏花的时候，可能都喜欢那盛开的鲜花，而忽略了旁边的花苞，可是那些花苞盛开后可能会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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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更美丽。花开放的时间有早有迟，学生也是一样，那些学困生就像那些还没有开放的花苞，但最终他们会盛开的，也许会更会开的精彩。”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令人感动的哲理！听了这话以后，我想所有教师都应该知道怎样对待我们的学困生了：我们要学会赏识教育，学会爱孩子！

行知小学的校训是“还能更精彩”。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太妙了，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对每个人看到这句话的人，都能够立刻让他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漫步在行知小学的行之路上，沐浴着校园里浓浓的爱意。我对教育又有了新的认识：学会赏识，就是学会了爱，就要懂得释放这些爱，把目标的设定更长远些，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向更大的成功。要立大志，做小事，立大志，做实事！希望所有走在教育路上老师们，能够创造精彩人生；祝愿教育苑里，百花开，每一朵，都精彩！

感谢杨瑞清校长！感谢行知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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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走在行之路上——赴南京行知小学考察学习体会

10月30日上午，我校组织教师前往南京行知小学考察学习。一天的时间匆匆而过，但留给我的思考却很多很多。

此次活动，我们从外观上参观了学校的环境布置，感受了学校的校园文化，听了杨瑞清校长的精彩报告。特别是杨校长的报告《走在行之路上创造精彩人生》让我的头脑受到了冲击，心灵受到了震撼。

从行知小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看出杨瑞清校长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他1981年从晓庄师范毕业时就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学陶师陶，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农村去教书，让农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他和同学李亮到了当时非常破旧的五里小学，也就是现在的行知小学。从最初的行知实验班到创建行知小学；从最初的破旧的平房到现在集行知幼儿园、行知小学、行知初中和行知实践基地为一体的新型乡村学校。杨校长经历了很多，也付出了常人所不能付出的东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让农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杨校长几十年如一日，为着心中的理想奋斗着、努力着，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想和抱负。当年，我们师范毕业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满怀激情，怀揣理想，走向三尺讲台。可是那种激情也许只持续几年或是几个月，有几个师范生能像杨校长一样，为着理想不断奋斗着、努力着、学习着、奉献着？

在报告中，杨校长讲到赏识教育，讲到了对待孩子要有花苞心态，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我们在欣赏花的时候，可能都喜欢那盛开的鲜花，而忽略了旁边的花苞，可是那些花苞盛开后可能会更漂亮更美丽。花开放的时间有早有迟，学生也是一样，那些学困生就像那些还没有开放的花苞，但最终他们会盛开的，也许会更会开的精彩。”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令人感动的哲理！听了这话以后，我想所有教师都应该知道怎样对待我们的学困生了：我们要学会赏识教育，学会爱孩子！

行知小学的校训是“还能更精彩”。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太妙了，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对每个人看到这句话的人，都能够立刻让他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漫步在行知小学的行之路上，沐浴着校园里浓浓的爱意。我对教育又有了新的认识：学会赏识，就是学会了爱，就要懂得释放这些爱，把目标的设定更长远些，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向更大的成功。要立大志，做小事，立大志，做实事！希望所有走在教育路上老师们，能够创造精彩人生；祝愿教育苑里，百花开，每一朵，都精彩！

感谢杨瑞清校长！感谢行知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