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_ 1979年深圳百万人逃港事件

第一篇：案例1_ 1979年深圳百万人逃港事件

案例1： 1979年深圳百万人逃港事件

案例呈现：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2005年8月7日，深圳建市25周年纪念日。大雾当道，我的目光越过浩淼的烟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楼上。我恍然如梦，心底无数的悬念冰结为一个追问：在这条荒凉的海岸线上，历史是怎样错步向前，演绎了一个100万人蹈海求生的梦呢？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纯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儿》中描述了70年代末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400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吴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袁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袁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斥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臭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

袁庚回到家乡大鹏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解放初的2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剩下5000多人。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甚至流落到了英国、美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谷牧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饿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香港居民返回内地生活，更已成为大趋势。规划署调查发现，到内地居住的港人每两年以50%的速度增长。以2005年计算，有9.1万多人，而01年只有4万多人，增幅已超过一倍。事实上，调查更显示，港人在内地自置的物业数量，达18.16万个，而且多集中在深圳、东莞和广州。

案例讨论：由偷渡香港到港人回内地定居说明了什么问题? 案例点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说明我国搞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正确的选择。它不但没有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还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