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堡”建设中的云南民生统筹协调机制研究

第一篇：“桥头堡”建设中的云南民生统筹协调机制研究

“桥头堡”建设中的云南民生统筹协调机制研究

2011年“两会”，民生成为热议和最重要的话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经济越发展，越要重视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善民生。”“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以人为本，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工作报告中也表示，“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两会后，面对干部管理、食品安全、反腐倡廉、住房保障、三农等重大民生关切，中央高层召开会议、密集调研，研究群众利益，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着重解决群众困难，切实把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协调好、维护好、实现好。从中央领导审慎的论断，提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政策和严肃的措施中，我们不难感觉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民生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公正与和谐，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各项工作均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桥头堡”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云南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在这一机遇面前，考验我们的不仅是提升沿边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打造开放型经济内外联动新途径所必需的对外拓展能力，同时，还要求我们具备夯实基础，聚集民意，发展共享的对内提升能力。民生问题对于桥头堡建设，是关乎如何聚集民意，建立稳定、和谐的有力支撑，以及保障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问题，是为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条件的需要。

桥头堡建设是改善民生的主要途径，改善民生是桥头堡建设的根本目的。桥头堡建设及大地丰富了云南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利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着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云南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必然要求。由于云南是一个边疆、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欠发达省份，经济社会发展不高，各级政府掌握的财力十分有限，基本只是一种“吃饭财政”，因而改善民生力度不大，各种欠账较多。对此，云南省委、省政府有清醒认识。白恩培书记在省委八届五次全委会上指出：“推动科学发展，就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的成果真正落实到满足群众需要、不断改善民生上。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全面把握和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逐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户籍管理、义务教育，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保障各方面权益，促进各地区、各阶层的共同富裕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各族群众”。桥头堡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广大的地区、广大的群众进入到改革开放的进程，让更广大的地区、广大的群众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桥头堡建设能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对外经济联系，广聚各方资源，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开辟多元经营门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相互促进；广开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断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效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平等、公正、合理的分配，让开放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民生得到保障的开放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民生得到改善的社会才是和谐的。

一、民生基本问题与云南民生政策运行状况

在现代社会中，“民生”理念的落实，多以治理或是政策的形式来表达。特别是民生这一政策的提出，是一个带有倾向性和扶持性的政府行为，“生”也由原来的生计，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我国现阶段的民生问题，其内涵是指各级政府有责任解决的与广大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直接相关的基本问题。一般讨论民生问题多采微观方式，例如：就房屋谈房屋，就医疗谈医疗，就教育谈教育，概括起来，不外“食、衣、住、行、育、乐、医、安”八个重点。解决好民生问题是当前政府的核心任务，民生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公正与和谐，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了保障和完善民生的基本要求，把民生问题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指出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近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在保持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和谐云南，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利民惠民政策，同时还结合云南边疆、民族、山区、欠发达的基本省情，创造性地出台了一系列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认真履行承诺，下大力气使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贫有所助、安有所保、境有所宜”，一大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得以解决。根据民生基本内容的层次，可以对与民生相关政策及政府履行的状况分三个层面作初步分析。

第一层面是生存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指民众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具体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基础性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基础性的住房保障等等。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基础性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工作有了较大的推进，全省社保的覆盖面正在逐步扩大。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云南省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09年全部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有效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了教育公平；对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并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273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得到了生活费补助。不过整体而言，保障水平仍较低，截至2010年底，我省还有贫困人口525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的深度贫困人口还有160万人，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特别是完善像农村农民这样的弱势地域和群体的救助体系，对保证云南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十分重要。

第二个是发展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人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社会在满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就要考虑其基本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问题，以提供起码的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具体内容包括：充分就业问题、提供基本的职业培训问题、消除歧视问题、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问题等。以就业为例，近年，我省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10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4.21%。省政府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但这些优惠政策，在落实阶段由于牵涉多家部门，缺乏系统的制度规范和统一的监督管理部门，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第三个是生存质量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指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状况，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成员免费享有较高质量的教育，住房公积金应当普及每一个劳动者，社会成员的权利应当得到全面的尊重和保护等等。这些问题属于较高层面上的民生问题。就教育方面来讲，目前云南省尚没有能力全面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教育事业取得较大进展教育信息化程度和教育教学设施水平得到很大增强，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建立起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但与其他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不均衡、不公正的问题仍然突出。

二、云南民生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转型不到位，民生公共服务机制短缺。2011年“两会”，从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表态，让世人看到我国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决心。然而，从以往的经验看，如果政府角色没有摆正，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效果就不应有太多的乐观。我国政府要从建设型（发展型）逐步向服务型转变。实现政府转型的实质性突破的关键，就是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公共服务职能。目前云南省部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之所以不能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上缘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动力不足，这与政府对于自身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职责认识尚不充分有关。当前考核官员主要依据GDP等经济增长指标，不太重视将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纳入政绩考核体系，这就导致了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弱势人群的民生责任意识弱化，导致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目前，我省当前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的基本特征。

2.公共政策的监督和评估不到位，民生利益表达机制缺失。监督和评价事关公共政策的价值成效，在公共性的民生政策中，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公共政策的监督不到位。以农村为例，当前各级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缺乏完善的监督体制，同时也没有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体制，以至于出现了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侵害百姓的利益，而百姓又难以申诉的现象。二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在现阶段，由于受惯性思维的束缚和传统体制的影响，我们的决策机制尚未改变自上而下的主导路径，公共决策脱离草根民意的弊端很大。相关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对于关乎到他们切身利益方面的政策缺乏话语权，缺乏利益诉求渠道。当前，我省在公众的利益表达中，利益群体以经济利益的诉求较多，以政治和社会利益的诉求较少，缺乏明确、统一的群体利益诉求目标。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力度极为薄弱。

3.社会事业欠账多，民生投入管理机制不健全。当前，我省省惠及民生政策越出越多，财政投入惠及民生方面资金量越来越大。2009年全省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达到1286亿元，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66%；2010年，全省财政民生投入达1570亿元，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69%。这些资金中，用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种粮农民综合直补、大中专学生生活补助等直接补贴个人的资金高达241.1亿元。虽然政府投入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与发达省区相比、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此外，在机制建设方面，一是民生投入不足。主要是经费的增长速度低于需要支出的速度，在有限的政府财政中，用于改善民生的比例偏低，“以钱养事”的措施面临较大困难，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方面，还经常有公共服务机构的经费被挪用的现象。同时，整个过程信息公开不够，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二是在民生工程资金不宽裕的状况下，其管理也不容乐观。在民生工程实施过程中，各部门都高度重视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民生工程建设，但由于部门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一些民生投入缺乏统筹性和集中性，致使资金易被分散、截流、浪费。如社区建设，建设、卫生、劳动、财政、宣传、组织等部门都掌握有一部分资金，如此分散到这么多的单位，难以形成合力，项目实施各有侧重，意见难以一致，效果自然不佳。最为突出的是，在财政民生投入总体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政绩工程，将财力投向市政建设、大型体育文化设施等形象民生方面，导致教育、公共卫生等一些基本民设岗财政投入偏低。一些部门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并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或者挪作他用，或者虚报数据套取资金，等等，寻租现象严重，投资效率亟待提高。

4.“应急策略”普遍存在，民生社会保障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当前，不少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出现的突发问题，缺少长时间酝酿和缜密论证，难免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导致许多制度间的矛盾与冲突。目前，我们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统筹城乡、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缺位明显：一是社会保障理念尚未准确定位。二是社会保障责任划分模糊。政府责任与市场责任不明晰，既影响了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力度，又妨碍了市场发挥相应的作用。

5.二元体制性障碍突出，城乡统筹机制不合理。在实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制度下，我国公共服务如环境、秩序和安全等方面的供给存在着城乡以及不同地区的重大差别，广大农民不能与城市居民平等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我国的户籍制度也为农村富余劳力自由迁徙设置了制度性障碍，城乡居民的身份待遇不一样，基本保障权利也不一样，这些都造成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低，保障范围窄，城乡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农民收入与城市相比差距过大，再分配上，税收、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在城乡之间差距更大。云南省目前还沿袭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二元管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城乡居民无论是经济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存在着体制化的差别，二元体制已成为严重影响云南省民生问题的体制性障碍。例如尚未妥善解决农民流动就业参保等社会保障项目，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制度与物价变动和经济增长相挂钩的联动机制不健全，社会救助总体水平偏低。

6.中央与地方责任划分不清，民生法制化进程落后。我国目前的政府体系层级较多，但由于没有通过立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加以明确划分，使事权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长期层层下移，中央和省级政府集中了过多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支出份额，而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类区域性外溢效应较强的公共产品过多地由基层政府承担。现行分税制下，财权过于集中在中央，事权过于下放到地方，地方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去完成大量的公共事务。其结果不仅影响到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水平和稳定性，而且导致各地公共服务水平不一，制约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再者，民生方面的立法滞后，各项民生基本法律还有待完善，而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教育保障等立法处于缺位状态，严重影响了相关领域的民生改善。另外，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从目前云南省社会保障立法的状况来看，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混乱、立法层级无序。

7.从云南自身的民生工程建设看，由于经济欠发达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民生工程在具体层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由于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相互交织，使得政府在选择民生项目、制定民生政策等方面难以取舍，稍不注意，就会相互攀比，反而引发新的矛盾。同时，已经实施的民生工程，在工作推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就业方面，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主要矛盾及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养老保险方面，存在覆盖面较窄、缴费门槛偏高、省级调剂能力弱、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分布不均衡等；医疗保障方面，保障水平低、统筹层次低、农村卫生服务能力较低等；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廉租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及农村危房改造，由于需求多、要求高、投入大，与地方各级政府有限的筹资能力形成矛盾；收入分配同样存在着不公的现象，所有者回报畸形偏高、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偏低，再分配中的公共财政构架尚未完成等。

三、云南改善民生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对策及建议

任何政府要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不外两个手段，一双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一双是“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职能。1978年以前的新中国，食衣住行育乐医安，全由政府包办打点，既是公有制，又是计划经济，民生问题中的头两个：食与衣，很快获得解决。1979年之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得到发展。食与衣之外的另六个民生问题，就不是单靠市场经济能基本解决的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得靠政府职能的介入。因为它们不是“私有产品”，是“准公共产品”，即介乎于私有产品及公共产品之间。它不能全靠百姓自己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要有政府职能的介入。但为了顾及“效率”，政府职能介入的程度与方式又要恰如其分，不能过多又不能过少。这就要求政府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解决民生问题的各个向度、各个层面，使之形成有机的政策系统，建立和完善民生政策的统筹协调机制。云南在桥头堡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从民生公共服务、利益表达、民生投入、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等方面，构建改善民生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对促进云南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规范政府职能、优化服务体系。一是优化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要进一步调整政府的职能定位，在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改革研究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使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得到强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转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从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与依法行政相结合；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效能，改进公共服务质量。三是健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健全应急管理、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环境治理和公共安全的目标、责任、程序、范围、监督考核办法等，促进社会管理规范化。在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基础教育、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等方面，健全均等化的基本标准和保障措施。

2.推进制度和法律建设，完善民生建设的保障机制。制度带有长期性、稳定性、根本性和全局性。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有法律制度作保障。免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制教育是立了法的，因而推行起来就比较顺利。有了法律制度，改善民生的方针政策就不会被轻易改变，不会因为政府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民众所感受到的受教育机会、健康机会、迁徙机会、进入市场的机会等“机会不公平”，均与现有的法律规设、制度安排不健全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拥向城市，他们要面对城市的物价、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费，这就使这些弱势群体在客观上对国家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有着强烈期待，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却难以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健全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尤其要出台各种政策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采取措施减小各类差距，并力争使之法律化，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跨越式发展中部分民众可能产生的强烈被剥夺感。

3.健全民生政绩的考核机制，树立民生政绩观。从本质上来说，民生政绩观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的体现。树立以民生为本的政绩观，就是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牢固树立“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理念，不断优化民生政策，把改善民生当做“第一要义”和最大“政绩”。在具体操作上，要进一步加强目标管理与绩效评估制度的建设，将民生工程目标层层分解，层层落实，明确第一责任人，切实做到一级对一级负责，级级对人民负责；建立全面而正确的绩效评估指标，注重公民的“满意”指标；要扩大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当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多采取政府内部评估，上级评价下级，很少采取外部评估、社会评估。因此，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应扩大评估主体，引进社会评估，公民参与评估，使绩效评估成为政府和公众交流的方式。

4.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民生协调机制。民生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这就迫切要求政府既要从整体民生利益出发，通过发展追求整体民生利益最大化，又要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在强调多数人利益、整体利益至上的前提下，也要充分兼顾少数人的利益，由局部利益推动整体利益，合理兼顾农民与市民这两大部类的利益，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云南是个农业大省，民生工作要实现新突破、新跨越，重点、难点和潜力都在农村，各级政府部门要统筹规划城乡民生工作布局，在继续为城市居民多办实事的同时，更多地在民生领域造福广大农村农民，加快推进城乡保障的全面接轨。

5.加强组织协调，形成民生工程的联动机制。各级政府部门要把实施民生工程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强化“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财政具体协调、部门牵头落实、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民生工程真正成为民心工程。在实施民生工程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作为组织实施单位，要不断提高科学决策的民主性，广泛收集和听取社会各种力量的意见，做到立足民情，决策结果要反映民心、符合民意；要全面推进民生工作的公开透明，实现阳光管理、阳光服务、阳光运作，最大限度地实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民生工程更透明、更公正、更高效；要以为民、便民、利民、惠民为目标，实现政府与民心、民意、民情的联动，形成政府领导、部门落实、上下联动、横向互动、多方协同、逐级落实、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民生工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云南目前的财力仍十分薄弱，解决民生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因此，在实施民生工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不搞高标准、高要求，不吊高群众胃口，坚持立足当前，放眼长远，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使民生工程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建立能真正解决民众利益的诉求表达机制。一方面，要给民众充分表达的权利，尤其要重视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声音。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在事关人民群众基本民生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决策听证制度，保障公众的参与权；通过公开政务信息，让老百姓及时了解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策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健全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让不同利益主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平等机会。

7.大力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和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公众以多种形式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培育公民社会，说穿了就是是要把社会还给社会。而要把社会还给社会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如今政府确有转变职能的强烈愿望，可是苦于转不出去，没人接受。没有受体，如何转变？ 没有受体而转变，岂不是等于甩包袱！这受体是谁？应当是社会组织。现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增大了，随之而来要做的就是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因为社会组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民间，最了解民生的深浅、冷暖。当前，政府要逐步从主要依靠政府管理转向政府治理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除了重大事项，政府应当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政府着重发挥好监管者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将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杨军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的河南民生统筹协调机制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0（3）

[2]陈家付、刘相：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理论学习》2010（5）

[3]孙芳兰，高婷婷：江西省民生工程发展的现状_问题及对策研究，《求实》2010（6）

[4]《民生问题在云南》，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云南出版集团有效责任公司，2010年6月版。

第二篇：强化机制统筹协调(定稿)

强化机制统筹协调

推动人口计生综合改革深入发展

河津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背景介绍】

河津市总面积593平方公里，总人口40.3万。2010年全市实现区域内生产总值达186.4亿元，财政总收入23.4亿元。2006年我市被省人口计生委确定为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市。近年来，河津市党政一把手牢固树立抓计划生育就是抓民生、抓人口控制就是抓和谐发展的理念，牢固树立计生工作“第一责任人”意识，强化“五项机制”，落实“五个到位”，使全市人口计生工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创新实践】

一是强化责任机制，做到领导认识到位。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每年的人口计生工作会上，历任的市委书记、市长都一再要求：全市各级领导一定要树立抓计生就是抓经济增长的理念，务必站在全局、民生的高度抓好人口计生工作。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把握全市人口态势，召开专题会议，分析人口问题，研究部署人口计生工作；在每季度经济工作汇报会上，都要求乡镇领导在汇报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的同时汇报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市委、政府、人大督查乡镇工作时，每次都将计划生育内容纳入督查范围，同部署，1同考核；近年来，河津市党政主要领导下乡督查人口计生工

作已经形成制度，全市计生工作逐步迈上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二是强化协作机制，做到部门配合到位。近年来，河津

十分注重发挥市人口计生领导组成员单位综合协调的作用，先后下发文件，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建立了每季一次的协调联席会议制度、经常性信息通报制度和年终目标责任

制考核奖惩制度，不断推进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新成效。在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服务方面，公安、工商、民政、劳

动、人口计生等部门密切配合，综合施治，实现了流动人口

信息的集中采集，集中管理，集中服务，全市初步形成了“党

政主导、部门参与、保障有力、综合治理”的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工作新格局。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方

面，人口计生、公安、卫生、药监等部门每年联合开展一次

打击“两非”专项整治行动，规范了B超和人工终止妊娠药

品的使用管理。在专项整治计划生育药械市场方面，计生、卫生、药监、工商、质监、公安六部门密切配合，对各医疗

单位进行联合检查，净化了计划生育药械市场，维护了广大

群众身心健康。在推动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生育专项查

处方面，组织、纪检、人事、计生等部门联合对领导不重视、工作进展缓慢的给予通报批评直至黄牌警告，推动城乡人口

计生工作均衡发展。

三是强化利导机制，做到奖励扶助到位。近年市委、市

政府根据中央《决定》和省委《实施意见》精神，紧密结合市情，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若干规

定》。其中，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的就有20项措施，量化具体，操作性强，充分体现了民生普惠政策中对计生家

庭的优先照顾，深得民心。河津市已连续三年在农村义务教

育“两免一补”中，对农村独生子女在经济上给予特惠照顾；

对计生家庭个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给予减免；在城乡低

保中，对计生家庭给予优先照顾，对报考本市高中、职中的独生子给予加分优待，独生女更优待；对考上大学的独生子

及时发放奖励金，独生女发特殊奖；对双女计生户及时兑现

奖励金。在实施新型农村保险工作中，为全市农村计生家庭

按每人每年补助30%的标准，落实养老保险补助；2010年全

市城乡计生家庭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实现了全覆盖，使广大计

生家庭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

四是强化保障机制，做到人员经费到位。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人口计生局的班子建设，在2007年全市干

部调整中，市委严把干部选任关，克服重重困难，为计生局

选配了一名在基层长期分管计生工作且成绩突出的乡镇主

干任局长；计生局三名副职也优先从基层计生工作经验丰

富、扎实肯干、政策水平较高的乡镇干部中产生，配齐配强

了市人口计生局的领导班子。市政府连续三年为特困村级计

生专干发放紧急救助金17900元；连续两年为连续工作20

年以上且农村离岗的计生专干发放了补助金21500元；为在岗的乡村计生专干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并附加意外医疗保

险，累计投保22485元；2010年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市政府积极筹划为农村离岗的计生专干落实固定补贴，使基

层计生人员的报酬待遇得到进一步落实。在经费投入上，市

委、政府按照中央《决定》要求，逐年加大经费投入力度，纵然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对河津市经济冲击严重的情况下，也按照要求，足额投入到位。五年来，河津市累计

投入计生经费上千万元，其中奖励扶助资金400余万元，服

务阵地建设和免费服务经费400余万元，宣传教育投入200

余万元。

五是强化考核机制，做到责任追究到位。市委、市政府

坚持把计生工作纳入党政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坚决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及责任追究制度。多年来，不论

是市委研究使用干部，还是政府各项表彰，都事先征求计生

部门的意见。五年来，全市共否决评先评模资格26人，否

决拟任干部23人；先后公开查处了8名计生工作不力的乡

村干部，对态度不积极的两个乡镇一把手及时进行诫免谈

话，对工作进展缓慢的两个乡镇亮了黄牌，对清查出的16

4名违法生育人员依法严肃查处，大大维护了计生国策的权威

性。

【改革成果】

一、统筹协调能力进一步增强。河津市人口计生领导组

综合协调职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协调机制健全，定期研究人

口计生工作，各成员单位职责明确细化，积极配合人口计生

部门行使指导、督办、协调、综合管理职责。尤其是市人口

计生局新增职责25项，增设奖励扶助办公室、流动人口计

生管理办公室、社区人口计生管理站等科室，为城区10个

社区居委会充实了20名人口信息员，综合协调职能得到加

强，市乡村三级形成了较完备的行政管理、技术服务、信息工作和群众工作四支队伍。

二、基层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五年来，新扩建了市人口计生服务中心，配备了先进医疗设施，提升了服务水平，先后被评为全省“等级示范站”、全省“十旗百佳”红旗服务中心，河津市樊村镇人口计生中心服务站也先后被省、市计生部门授予“优质服务先进乡镇中心站”；其余7个乡级服务所也全部完成了外观形象标识化建设；全市148个村级服务室全部达到规范化、标准化要求，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计生经费特别是用于计生家庭奖励的经费大幅提升。河津市政府连年将人口计生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足额保障，在全省119个县（市、区）人口计生经费投入排名中，我市稳居前列。在落实计生家庭奖励优惠政策上，市政府不遗余力，尽全力落实。五年来，为全市城乡3481名计生奖扶对象发放奖励金4630505元；为全市农村计生家庭1050人缴纳养老保险补助12万元；2010年为全市1574户城乡计生家庭投保31480元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为3名农村贫困计生女孩发放上大学助学金13000元，为72名农村计生家庭子女上本市高中、职中落实了加分优待，并减免学杂费50%，使广大计生家庭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四、全员信息网络化管理水平得到提高。2007年河津市实现了全员人口信息网络化管理。目前，全市包括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计生档案，全部纳入全

员人口信息数据库，“六普”之前基层基础信息核查顺利完成，公安、计生、统计、民政、教育部门人口信息数据互通共享已形成制度，“日清月结季考核”机制运行完善。市计生局对9个乡镇办、9个社区居委会计生办的电脑全部进行了更新或配置，设置了两个标准化机房，专人进行维护，加强对基层信息员的经常性业务培训，信息化引导管理服务不断迈上新台阶。

五年来，河津全市低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6‰以下，出生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近正常值，升高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满意率大幅提升。在河津市每年政风行风评议中，河津人口计生局在社会管理行业中位居前列。

【工作设想】

一、以服务阵地建设为载体，加强干部队伍职业化建设，不断提高计生基层基础管理水平，为各项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以城镇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为突破口，全力做好流动人口、下岗、无业已婚育龄妇女的计生服务与管理，维护城镇弱势群体的计划生育合法权益。

三、以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为着力点，逐步实现群众对计划生育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第三篇：【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Cultural contacts and security of cross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ridgehead【作者简介】普丽春，女(彝族)，云南蒙自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育部民族教育专家、“长江学者”和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云南省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教育科研专家等。兼任云南省领导科学与决策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少数民族艺术学会常务理事会。【摘 要】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也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在实施桥头堡建设战略和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中，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在节日互动、民间文艺团体和民间学术交流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加强，不断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同时也面临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境外一些势力利用民族文化进行文化渗透的宣传日益加强、跨境事实婚姻增加带来的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关键词】桥头堡建设；云南跨境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安全

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在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中，壮族、苗族、彝族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来云南考察时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和云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立了“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如何充分发挥云南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的区位优势、跨境民族的文化优势以及源远流长和世代友好的交往优势，在云南省桥头堡建设和文化强省建设战略决策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跨境民族交往基本情况

为了解云南跨境民族交往情况，笔者于2011年4月，对保山、德宏、怒江等3个州市所在地和边境一线进行实地调查，走访有关单位、部门以及了解情况的资深人士，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数据。调查显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交往日益频繁，成为桥头堡建设中一大热点。

（一）跨境民族节日互动不断加强，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联邦的克钦邦、掸邦接壤，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全州辖芒市、瑞丽二市，梁河、盈江、陇川三县二市和畹町经济开发区，有50个乡镇、365个村(居)委会、3761个村民小组。2010年末，全州总人口121.1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1.78万人，农村人口79.36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4.48%、65.51%。主要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5种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59.44万人，占总人口的49.78%。全州五县市中，有4县市、23个乡镇、141个村委会、195个村民小组与缅甸直接相连，在边境线上居住、生活的人口约6万人。分别与缅北重镇勐古、九谷、木姐、南坎、拉咱、雷基毗邻。两国边民跨境而居，民族同源，语言文字相同，宗教信仰和民俗相同，彼此探亲访友、互市通婚、节日聚会，两国边民相互往来十分平常。

泼水节是傣族、德昂族、阿昌族3个民族最盛大传统节日，自2000年起，德宏州已成功举办了八届 “中缅胞波狂欢节”，每逢狂欢节期间，中缅双方跨境民族都会欢聚一堂，拜佛朝庙，探亲访友，载歌载舞，共度佳节。增进中缅双方胞波情谊，弘扬两国民族民间文化，促进中缅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中缅旅游合作与发展，“中缅胞波狂欢节”融国际性、民族性、参与性为一体，在中缅两国间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德宏州与缅甸木姐地区的旅游、边贸、文化及社会的繁荣进步。再如地处中、老、越三国交界处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眼望三国”的地方，随着中老、中越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2009年10月，江城县政府牵头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倾力打造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节日期间，老挝、越南均派代表团来中国参加。狂欢节期间举办的迎宾狂欢、丢包狂欢、牛体彩绘大赛、特色体育比赛、专场文艺演出、商品交易会、商贸洽谈会等活动，精彩纷呈，盛况空前。如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已成为“中、老、越”三国睦邻友好的重要标志，今后将由三国轮流举办，对维护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跨境民族民间文艺团体的交流，成为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的新亮点

近年来，云南省边疆地区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跨境民族文艺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哈尼族彝族州河口县，自2004年以来每年在春节前夕举行“侨之声”迎春文艺联欢大型活动，越南老街省艺术团应邀参加，口岸文化长廊群众文艺队开展的多种活动，越南群众文艺队也前来河口联欢演出。与此同时，河口“侨谊之声群娱乐园”、“侨谊乐园”等文艺队也多次应邀到越南老街、沙巴等地参加联欢活动。民族艺术团体及民间艺人的对外交流，文山州舞剧团、麻栗坡县文工队先后应邀赴俄罗斯、越南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江城县的民族民间艺人经常应邀到老挝的勐乌、乌得演出。临沧市民族歌舞团应邀到越南、文莱演出。耿马县傣族民间歌手岩更先后10余次应邀到缅甸演出。沧源县有20多支民营歌舞表演团队活跃在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海南、昆明等地，有的还到法国、日本、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演出。这些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周边国家产生了良好影响。

（三）跨境民族民间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

据调查，云南省各州、市、县的民族学会、协会积极组织开展民间跨国学术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州哈尼学会和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2008年11月在绿春县召开了“第六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人员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波兰、瑞典、韩国、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11个国家、共160多名专家学者。勐海县布朗族发展学会自2006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布朗族民间歌手邀请赛，每次都邀请缅甸和老挝的歌手参加，推动了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些形式多样的跨境民族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不仅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美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而且对增进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促进彼此友谊、维护边境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境外游客的增长

云南边境地区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培育文化产业，打造了一批有实力的民族文化品牌。跨境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旅游业、演艺业、娱乐业以及会展业等相关产业的成长壮大，已成为近年来边境一线最为显著的一个发展趋势。如沧源县明确提出“文化名县，旅游富县”战略；腾冲县提出“以旅游为中心，完善与南亚各国交通网络；以旅游为产业，助推与南亚各国交流；以旅游为依托，增加与南亚诸国贸易”和“做强旅游、做足文化、做活口岸”为重点的工作思路。各地通过提升民族节日品牌效应、打造精品文艺节目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已成为普遍的做法。最为突出的是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和开发，成为边境一线文化建设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例如西双版纳傣族园打造的“百名小卜哨天天欢度泼水节”这一核心文化品牌，加上一台百人大型傣族精品歌舞和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传承演示，成为风靡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知名品牌，自2001年建起至今，傣族园民俗文化生态村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一直长盛不衰。对于保存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向外展示民族文化独特魅力和吸引各方游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面临的安全问题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族群文化频繁往来的同时，也自然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最终影响到边境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关注。

（一）边境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境外敌对势力对边境地区的思想渗透手段花样翻新，特别是利用中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通过宗教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一些宗教场所的频繁活动和一些宗教歌曲、宗教书籍在边境部分地区的广为传播，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据调查，近年来在中越边境上，越方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和庙宇，开辟宗教活动场所，如河口县对面的老街、沙巴等都修建有天主教堂及佛寺，而河口县则由于没有公开的宗教活动场所，因而吸引了许多边民和信教人员出境到越南去参加宗教活动。在“中老”和“中缅”边境地区，双方的宗教活动交流情况是出境的少而进来的多，外来影响占据优势。还有一些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交流甚至是帮助中方边民发展经济、开展扶贫工作的幌子，进行渗透活动。

以德宏州为例，佛教方面：邻境缅甸为佛教国家同德宏州傣族、德昂族等民族有共同信仰佛教的习惯，各村都建有奘房，经常举行佛事活动，境外佛教教职人员往来频繁且大都末办理相关手续或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由村民自行接送出入境，同时由于缅甸以拜佛名义佛爷可带领信徒通行全缅，利用该便利许多国内信徒也不办任何手续，混进拜佛队伍到缅甸纵深地带观光旅游。基督教方面：信仰基督教的属于浸信支教会，信仰时间长（自英殖民缅甸时期传入我国），与境外基督教有同宗同源的关系，境外各宗教组织通过利用小恩小惠对境内宗教活动场所和人员进行拉拢或笼络人心，并物色人选，通过该人与其进行直接联系后，到境外教会领取一定的活动经费或由境外出资到境内建盖教堂。天主教方面：境外教徒以种种借口为由入境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借机传教。由于中国境内无天主教培训学校，部分天主教徒在境外人员的鼓动下，非法出境到缅神学院培训、学习，培训的时间为多为2至3年，主要缅甸密支那神学院、八莫神学院、腊戌神学院就读。伊斯兰教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是户撒乡老马寨，也是德宏州唯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村寨，还有在瑞丽市经商的部分外国商人。与邻境的缅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回民的有一定的交流联系活动。这些行为或活动给边境民族地区的管理与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境外势力集团利用民族文化宣传日益加强

虽然云南近年一直在大力推行“五通”工程、送文化下乡活动等，但调查发现，边境地区文化事业总体状况仍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对文化的需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仍然不足，广播电视民族语节目的覆盖范围有限，边境地区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不通汉语，这些地方虽然有广播和电视，但却听不懂、看不懂。乡镇文化站书刊报纸种类少，尤其缺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读书看报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境外一些势力集团趁机利用民族文化对边境地区进行渗透，通过境外民族语广播电视、提供优厚条件入境办学或诱使少数民族学生出境学习、出版或直接派人入境宣传等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尤其是在中缅边境，由于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特殊的国境条件导致边境沿线上广播电视信号相互渗透情况十分严重。例如临沧市镇康县有8个民族村居住在边境线上，村民经常能收到缅甸老街的广播。再如德宏州的瑞丽市、潞西市、陇川县、盈江县等边境沿线口岸，缅方城镇上都建有自己的广播电视发射台，境内可以直接收听、收看到境外的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目前，边境地区的年轻人，与内地青年人一样，喜欢看港台片、听唱流行歌曲，与上一代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观，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知度和情感不深，更容易受境外文化渗透的影响，降低其民族文化自觉。

（三）跨境民族通婚给边境稳定带来一定影响

边境一线山水相连，各民族跨境而居，同一民族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似，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婚互市，交往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边境地区日趋稳定，跨境婚姻呈逐年增多趋势。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省25个边境县一线（即118个边沿乡镇）有涉外婚姻10575对，呈逐年增多趋势。其中靠越境1402对，靠老境719对，靠缅境8454对，多为境外女子与我方男子结合后留在中国成为事实婚姻的，其中又以同一民族通婚者居多。在跨境婚姻中，98%以上的是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的女性嫁来中国，中方嫁过去和到境外上门的极少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历史上云南省跨境民族普遍在境外有亲戚和朋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跨境民族与境外亲戚、朋友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互相间的联系与交往，自然带来境内外边民联姻的增多；二是边境地区农村妇女外流较多，农村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许多留守的未婚男子只能娶境外更穷地区的媳妇。据了解，中国公安、民政、外事等有关部门对边境的涉外婚姻登记问题是较为宽松和通融的，境外人员只要“三证”（即身份证、入境证、未婚证明）齐全，都给予办理结婚登记，并且收费也较低。境外因受各国政策及政府管理等因素制约，边民要办到这三证非常不容易，并且收费高得惊人，在难以取得三证进行正常婚姻登记的情况下，跨境通婚家庭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不多，大多数仅按少数民族的传统婚俗举行婚礼。造成边境地区存在大量非法实事婚姻。而这些非法事实婚姻的大量存在，导致当地政府对这部分家庭人员户籍管理失控，造成跨境通婚家庭的田地分配、多生多育、人口素质下降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因无法律约束，外方女子想在就在，不想在就走，影响了家庭的稳定，进而对社会带来隐形危害，给边境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三、促进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繁荣发展云南跨境民族传统文化事业，是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需要，对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边疆安宁、国家文化安全，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切实把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纳入繁荣发展云南民族文化、提高云南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统筹考虑，纳入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边境民族地区成为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重要窗口，以及桥头堡建设中云南与东盟国家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

（二）抵御境外宗教和文化渗透，确保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

近年来，边境地区宗教界与许多境外宗教组织在进行友好交往中，积极宣传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对提高中国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一些境外宗教组织却不是为了宗教交流，而是借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大量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诱导信徒向往西方世界，给政府的依法管理工作制造障碍。加大文化安全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特别是青年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认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保护、管理、宣传、发扬、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将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工作从专业工作变为全民行为。例如怒江州针对基督教信教群众多，在教堂集中活动的情况，县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开展了“红歌进教堂”活动，把一些革命歌曲翻译成傈僳文在教堂里推广，有效解决跨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问题。

应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用优秀的民族文化占领边境地区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提高边境地区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和发射功率，加快云南8个边境州市民族语广播影视译制分中心的建设，扶持开办“少数民族语广播频率”、“少数民族语电视卫星频道”和“少数民族文字网站”，有效扩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宣传的覆盖面。同时加强对外广播电视信号的有效压制，改变“外国声音大，我们声音小”的现状。坚持向边境乡镇文化站、中小学、村文化室、乡村阅报栏等免费赠送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汉双语文的图书、报刊、张贴画和音像制品等，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先进的文化提高人，用健康有益的文化充实人，不给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留下可乘之机。

（三）加强边境一线法律宣传，消除跨境婚姻隐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不断的提高，与境外边境地区边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边境地区历史以来都是哪边生活好边民就往哪边跑，所以边民通婚人数激增是在情理中的事。边民通婚造成违法婚姻问题较为突出：许多边民通婚按传统习惯由父母同意，村里有威望的长者证婚，再举办宴席就算正式结婚了，这样就造成了违法的事实婚姻。出现了许多涉外婚姻家庭到孩子上学了才来补办结婚证。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许多涉外婚姻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手续，配偶没有中国国籍，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依法行政、人口管理难度加大；家庭人口素质难以提高；因边民通婚诱发的婚姻诈骗、买卖婚姻等各种违法犯罪、民间纠纷逐渐增多。

跨境婚姻问题已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加强边境一线婚姻法的宣传力度，尽快改变双方边民通婚因程序繁琐不愿登记导致无国籍人员的产生、子女教育问题、人口无法管理，引起治安管理混乱等现状。此外，在管理上也不能掉以轻心，要严格把关，制定出州、市、县统一的、相应的管理制度，使涉外婚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形成了大量独特的文化。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千百年来战争与和平重要诱因之一，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特色工作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因此，充分发挥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化优势，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推进全方位开放，努力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做好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守好国门，边境地区边民彼此互市通婚，睦邻友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积极推进桥头堡建设。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略。图片和文章版权归作者与原单位所有。编

辑：李智环 吴

鹏 贾淑凤编辑助理：张

宇 郑少君

第四篇：《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的法律协调机制研究——以完善我州“融入工程”机制建设为视角》课题调研提纲 2

《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的法律协调机制研究——以完善我州

“融入工程”机制建设为视角》课题调研提纲

为切实做好“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的法律协调机制研究——以完善我州“融入工程”机制建设为视角”这一重大课题的调研工作，特制定如下调研提纲：

一、调研意义与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和“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作出了安排部署。开展社区服刑与刑满释放等两类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创新的调查研究，是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加强特殊人群管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此次调研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掌握当前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两类特殊人群的生产生活现状、思想状况、就业创业环境、发展障碍等基本情况，并根据两类特殊人群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研究制定出台该两类人员帮扶措施办法及配套性保障政策、建立健全两类特殊人群权益保障法律协调机制，确保社区服刑人员社会适应性帮扶措施到位，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到位，以实现特殊人群管控安全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基本思路

紧扣全州社区服刑与刑满释放人员等两类特殊人群基本现状、就业创业及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障碍等民生问题，围绕深化“融入工程”建设、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存在困难和问题及对策分析、推进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创新等方面，深入特殊人群中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底数，与他们深入交流沟通，掌握他们的思想和生存状况，对政府有何要求和期望，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召集有关部门座谈，查阅相关政策资料，破解工作机制和机构队伍建设障碍，努力实现特殊人群精细化帮教管控和管理服务创新。

1三、调研主要内容

（一）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解教人员基本现状

两类人员的基本概况：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等四个类别服刑人员的数量、刑满释放人员数量、城乡分布、行业分布、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就业创业状况、就学状况等。

（二）特殊群体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原因分析

1、推进社区矫正日常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帮困扶助三个大的工作环节中实际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2、以大融入的思维高度和宽度，从两类特殊人群在技能培训、安置和推荐就业、创业平台建设、社会救助、政策扶持、融资担保、小额贷款、法律援助、权益保护、各部门构筑全方位帮扶政策体系等角度，提出实际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3、创建两类特殊人群安置就业过渡性基地情况，从实际安置就业人员的调查摸底、甄别选择、政策宣传、管理服务等角度，提出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4、原因分析：根据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透彻地从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其他因素分析其存在的原因。

（三）维护两类特殊人群权益保障法律协调机制构建对策建议

结合本地工作实际，提出对两类人员权益保障法律协调机制构建的对策建议。

四、调研工作材料要求

各县（市）数据统计时段要求：自2011年1月至2014年5月底前的数据；数据准确，例子典型。

201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