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国内外比较文学界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在作者看来，作为一门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在经历了多次“危机”之后其衰落之趋势是无可挽回的，但这种衰落恰恰为其“再生”奠定了内在的基础，也即比较文学学科内部的反拨。在这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学者将对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再生”有所作为。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世界文学；文化研究

2003年，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一向把自己看作是“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将自己于2000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所作的雷内•韦勒克系列讲座的讲稿改写出版，取名为《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1]。该书的出版虽没有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那样在理论界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但至少已经被不少人认为是宣告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当然，在斯皮瓦克之前公开鼓吹“比较文学消亡论”者并不在少数，但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斯皮瓦克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家的广泛影响。好在在此之前，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冷却”甚至“萎缩”：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它已经无法验明自己的身份了，只能依附于这些理论的演绎和推论；而文化研究的崛起则更是使这门日益不景气的学科淹没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一些原先的比较文学学者纷纷离开这一领域，致力于传媒研究或其他形式的文化研究。而另一些试图坚守这一阵地的学者们则面对其无可挽回的衰落之情境发出几声哀叹。人们不禁要问，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难道斯皮瓦克真的希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很快消亡吗？答案自然应该是否定的。

我们首先可以从斯皮瓦克的挚友朱迪斯•巴特勒为她的辩护中见出这本书的几分真谛：“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的死亡》并未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已经终结，而恰恰相反，这本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勾画了一幅十分紧迫的远景图，揭示出它与区域研究相遇的重要性，同时为探讨非主流写作提供了一个激进的伦理学框架....她坚持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主导权力来抵制挪用，并且在与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独特的争论不休的关系中介入非主流场域内的写作具体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观念的人去设想，那些需要最起码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她还描绘出一种不仅可用来解读文学研究之未来同时也用于解读其过去的新方法。这个文本既使人无所适从同时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间充满了活力，观点明晰，在视野和观念上充满了才气。几乎没有哪种‘死亡’的预报向人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灵感。”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而是要在其内部进行革新，从而使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经过一番调整后重新走向新生。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死亡之书”，倒不如说更是一部“再生之书”。应该指出，只有像巴特勒这样的熟谙解构策略技巧的女性学者才能如此清晰地窥见斯皮瓦克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总之，在巴特勒看来，斯皮瓦克的这本书非但没有宣称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反而在为一种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并在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果不其然，就在斯皮瓦克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她就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终于承担了重整这门行将衰落的学科的重任。当笔者于今年4月在弗吉尼亚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和斯皮瓦克见面交谈时，她不无兴奋地告诉我，“我虽然不是一位擅长行政工作的人，但我们这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比较文学学者应当携起手来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因此我期待着你今年秋天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演讲。”

我这里为什么要引证这个事件来作为本文的开始呢？实际上，我是想说明，我们已经谈论了多年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终于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了暂时的结论：作为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走向死亡，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有着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特征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即将诞生。这种征兆具体体现在诸方面。首先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即我们所热衷于讨论的其学科定位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对“身份”或“认同”（identity）的双重含义作出界定：它既指一种天然生成的固定特征（natural-born identity），同时也包括后天人为建构的多重特征(constructed identities)。具体到指一个人的身份：他可以是祖籍在中国的江西，但经过多年飘泊之后，他先后跟随父母去台湾受基础教育，最后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后加入了美国籍。因此他本来固定的身份便发生了裂变，由原先的单一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的状况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大规模的移民而越来越趋明显。以此来描述比较文学这门定位不确定、其疆界不断拓展、其内容不断更新的开放的学科的身份，我们仍然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源地欧洲诸国，尤其是在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往往都和总体文学（即我们国内所称的文艺学）系科相关联，因为这些系科的课程设置大都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和国别的界限，有时甚至跨越了文化传统的界限，因而才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之境地。在英国，比较文学虽然不算发达，但在有些学校也有着类似的系所，如在沃里克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校，这些系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和另一种或另几种语言和文化相关联，在伦敦大学，比较文学与亚非语言文学学科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该校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几位主要教授几乎都从事的是非英语文学研究。而在沃里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则与翻译学科相关联，共同处于一个研究中心之下，所涉及的国别、民族文学和文化有中国的、印度的、东欧的、加勒比地区的和非洲的文学和文化。这当然主要是曾任该校副校长的苏珊•巴斯奈特的直接干预的结果。众所周知，巴斯奈特也曾经是一位“比较文学消亡论”的鼓吹者，但与斯皮瓦克所不一样的是，她也未直截了当地宣布这门学科的死亡，而是试图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之下，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比较文学都摆脱不了翻译，当然她所说的翻译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字翻译”之局限，而是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翻译的高度。在她看来，既然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文学是来自不同文化的，因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协调实际上就充当了一种文化上的“翻译”或“再现”。近几年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巴斯奈特又将这种文化翻译拓展到了整个传播媒介，她目前主持的一个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全球传媒研究”（Global Media Studies），在这之下翻译研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巴斯奈特在消解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同时，又以翻译这一手段对之进行了重新建构。而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斯皮瓦克，其勃勃雄心则远远大于此，因而在圈内产生的影响也就大大地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定位。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比较文学率先作为一门学科在一些主要大学的研究院设立，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则大都出自外文系（台湾）或英文系（香港），其中绝大多数教师都在英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些专职或兼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受过西方文学理论的严格训练，并有着广博的多语种文学的知识。而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学系所的教师和研究生，虽然也不乏外语好的，但主攻的仍是传统的中国文学。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是一门从国外“引进”的学科，直接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跨越了国别、语言、学科以及文化传统的界限。因此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首先具备这样一种“资格”，否则你是上不了课堂的，即使侥幸上了课堂也会被选课的中外学生轰下讲台。当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也有例外：有些学校的比较文学系与英文系合为一体，如在几年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但在更多的学校则单独设系或建立一个跨越系科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最近几年，由于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领地的“侵犯”，不少原先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同时也从事包括传媒和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研究，有些学校，如杜克大学，从事多语种文学教学的系科干脆叫做文学系。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有众多的文学和文化学者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则是加入比较文学学会的学者并不多，其原因在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界内部仍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他们仍强调比较文学学者应具备的语言技能和多语种文学和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一些大师级的理论家兼比较文学学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J.希利斯•米勒以及斯皮瓦克本人等，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其著述大都涉猎多门学科：詹姆逊的行文风格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受到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而他本人则长期在耶鲁大学担任法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米勒曾经是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对法国思想大师的理解基于他对原文的细读，最近几年来，由于他频繁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国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多次宣称，如果自己再年轻二十岁，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至于后殖民理论大师斯皮瓦克则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多种语言文化之优势，除了她十分精通的英法两种比较文学学者必须掌握的语言外，光是她的祖国印度的几种语言的优势就使她完全有资格从事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因而与这几位大师相比，不少本人想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国别文学研究者不禁望而却步，迟迟不敢进入这一神圣的殿堂。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实际上包括了英语文学以外的其他语种的文学，因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也都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素质：至少掌握（除英语之外的）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和外国文学知识。否则的话还谈什么比较文学呢？即使是在一些英美大学，外国文学课的讲授往往是通过英文翻译的，但阅读英文文本或用英文写作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比较的因素。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英语(English)现在早已经超越了专为英美等国人民所使用的一种国别语言，而成了各国人民用以进行交流的“国际性的”语言，不同的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使用自己的母语，而改用英语进行交流。当然这一方面加速了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这门语言自身霸权的消解和裂变：由原先的“国王的英语”（King’s 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 English)变成了带有地方土语和不标准发音及语法规则的当地“英语”(englishes)，或者干脆充当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通话”之角色。因此不同的教授用带有不同音调和乡音的“英语”讲授文学课，实际上也在进行一种基于文化翻译的比较。

其次，就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经过多年来的历史演变和沧桑，比较文学终于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内和世界文学一道赢得了一个二级学科的地位，对于这种学科分类，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都有着不少争议。其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是早已存在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两位作者在描绘了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和渗透后稍微涉及了一点点文化知识的生产：“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30)当然这里所提及的世界文学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所有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但其要旨在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是不可抗拒的，因而由此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世界文学，主要是受到歌德当年关于世界文学的一种构想，所提出的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未来文学发展的前景，而绝非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写作的文学，更是与当今有人鼓吹的“趋同性的”文化全球化相去甚远。可以说，马恩这里提出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它要求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一种世界的眼光，只有把自己的国别和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下才能对特定的国别/民族文学提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过去常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既对又不对：对的地方在于，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只有那些尽可产生于特定民族土壤的东西才能在一个世界性和全球性的语境下显示出其独特性；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交流手段不畅通的话，世界都无法了解你，怎么能发现你的独特之处呢？因此，我认为，即使是那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东西也应该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语境下来估价才能确定其独特的新颖之处。而比较文学研究恰恰就是要把本民族的东西放在世界的大平台上来检验、来估价，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我们的不少学者在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只是依靠阅读译本，引进一些十分肤浅的“比较”方法，拿两个作家或两部作品放在一起，通过牵强的比附得出一些用另一些方法也能得出的肤浅结论，这怎们能不败坏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良好声誉呢？即使是在大学的中文系讲授世界文学课，也至少应该具有自己在某一国别文学研究中的较高造诣和较为全面的知识，通过用原文直接阅读那种文学的文本给学生带来一些新鲜的知识，此外也通过阅读原文撰写的理论著作和期刊论文，向学生通报学术界对某一专题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因此，我认为，从事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并非是要排除国别文学研究，倒是恰恰相反，只有具有某一国别文学研究的广博知识和深厚造诣的人才有资格进行世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因此在我看来，比较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文学阶段，也即评价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成就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斯皮瓦克所说的那种为比较而比较的牵强比附式的“比较文学”确实应该死亡，而一种新的融入了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成分的比较文学学科就在这其中获得再生。

参考文献： [1] Gayatri C.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2]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The “Death”and “Rebirth”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ＷＡＮＧ Ning（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the idea of the “death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dvocat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To the auth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of over one hundred years which has undergone several crises, has now inevitably been on the decline.But such a “death” has on the other hand paved the way for the birth of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In this aspect, Chinese scholars,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Oriental and Third World countri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is newly-born discipline.Key words：comparative literature;discipline;world literature;cultural studies

http://www.xiexiebang.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6611

第二篇：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三、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一、概述

1、概念厘清

女性文学有三种字面上的含义：一是研究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二是研究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三是研究表现出女性意识的文学。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文学只是指第一种含义：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

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就可以全都称为女性文学？因此，这里仍然要两说：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没有表现女性意识；另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那么哪一种才是女性文学？

答案是后一种才是我们所指的女性文学，即那些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的文学。但是，这些文学并不一定描写女性生活的。可以是描写大社会的，但她同样表现了一定的女性意识，则可以称之为女性文学。

因此，在这里，女性文学的含义是：表现了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它可以专门描写女性生活，也可以描写其他人的生活或反映大社会的情况。

2、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 Feminism 在中国，有两种翻译：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顾名思义，女权主义，是为女性争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的权利等等一些关于那个所谓的“人”所该拥有的一切权利，说白了，就是男人拥有的那些权利，女性也要拥有。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保障。

女性主义，是认为，在那些基本的人的权利之外，女性还有自己独特的性别意识，比如为母亲的意识、一直以来被压制在家庭与社会地位底下之列所造成了历史创伤（纵观历史上，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天使圣母一般的，天使是那些贞女、圣母是那些孟母啊、贾母啊、岳飞那英雄的母亲啊之类的；另一类是魔鬼下流的，比如妖狐鬼怪中美若仙子的女性，比如潘金莲之流水性杨花的女性、还是那些乱国的女性；总之，当国家亡时，人们指责是女性祸国殃民，当国家兴时，女性的地位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历史上，在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一直被处于边缘：孔子的那一句话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让女性一直背负一个负面的、消极的、底下的包袱。）、一直现在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所给女性带来的压力等等。这些是女性独有的意识，或许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够书写出来的意识，因为那些是需要个体体验的意识。

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过渡，一般认为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在此之前，学界认为feminism这一流派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社会权利和权益。随着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获得之后，女性的关注点投射到女性自己的意识方面，并且认为，女性的革命比一场社会革命所需的时间更长，因此任务更重。只要有歧视存在，只要女性还被潜意识认为是第二性，那么女性主义的任务就仍然没有完成。

女性主义这一大流派之下，其思想意识并非那么统一。在文学方面，由原先的女权思想（比如秋瑾为革命的思想）、到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比如那些从西方引进来的哲学思想，有波伏瓦、克里斯蒂娃、阿伦特、伍尔夫、桑塔格、西苏、伊利格瑞等等），再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比如凯特米莱特的性别政治话语、玛丽艾尔曼的阳物批评话语、艾莲娜肖瓦尔特的姐妹情谊话语、吉尔伯特的女性的精神疯狂话语等等），中国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的提醒、启示之下，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没有间断它的发展势头。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性别批评，期间还有酷儿理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随之进入了性别批评时代。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批评的不同在于，前者只关注女性作家创作的那些带有明显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后者在于关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那些在表现性别意识方面独特的作品。比如说，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下，在中国当代文学范围内，学者只去关注陈染、林白、徐坤、王安忆、刘索拉等作家的作品；在性别批评之下，学者们也去关注那些男性作家的作品，比如在90年代性话语大兴之时，有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一系列作品，还有苏童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性别批评作者注意到，这些男性作家喜欢去女性的身体不厌其烦地性色彩描写，而且对于强奸的描写几乎乐此不疲。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那里，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对于女性身体的描写，是唯美的，是自立的，是不屈不饶的，女性的身体是自我做主的。也就是说，在男性作家那里，女性的身体是被窥视的，是好似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作家在向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读者描写那具客体的女性身体；而在陈染、林白作家笔下，女性身体是自我书写的、是自我在表达自己的需要、欲望，是由身体的自我主张而达致精神上的自我独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体书写。这些的深刻的揭露只有在性别批评当中才实现了。

在市场经济之下，女性被再次沦陷为消费对象，一具客体，一个卖点，难道这与传统的对于女性的看法有何不一致？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就是性的代表，就是一具被消费的客体。在市场经济之下，可悲的是女性的命运仍然如此。

因此，在当下，许多社会上的权利不管是名义上的也好还是实际上的，女性的地位所有上升。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好多少。因此，女性主义还需要继续存在下去。

而且，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如果你不了解女性主义或性别话语，那么你就过时就是老土，就是顽固的男权分子。如果你不但不了解女性主义，而且你还公然发表反对女性主义的言论和思想，那么你势必被逐出这个地球，并永不遣返。除非你以后别在公共场合发言，否则你的反女性主义言论将让你身败名裂，并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女性需要思想，需要哲学，需要倾听不同的言论，而且女性主义哲学一直都在如此做。而且，女性主义哲学已经在当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那个含义，而代表了一种为弱势群体而发言的思想。同性恋话语也是在女性主义的启发和引导之下蓬勃发展。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女性主义话语一道，在为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方面，它们始终是一股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二、西方女性主义

在当今学术界，女性主义取代了女权主义的说法，因此在这里一律用女性主义这个称谓。

1、动力来源

首先，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成果，是女性主义哲学理论的前提和来源，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批评的前提和来源。

其次，女性文学传统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实践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内在动力和基础。

最后，20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多元发展，为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提供了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参照。

由于强调的理论重心、秉承的文学观念及采纳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欧美女性主义诗学大致分为美、英、法三家学派。一般来说，美国女性主义诗学较为注重对文本的批评实践，而在英国批评界，由于存在深厚的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较为突出，对文化研究表现出更大的关切。学者们更加擅长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将女性有报酬与无报酬的劳动与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法国由于是新精神分析、解构理论与语言学等当代重要理论思潮的中心之一，号称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露 2 丝·伊利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均深受上述思潮的影响，故女性主义诗学更加注重理论方面的建构。

2、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

（1）审视与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信息，努力运用文学批判功能呼唤男女两性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与平等意识，最终使女性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家庭内部等方面获得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和地位，探索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

（2）通过对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等的重新梳理与挖掘，尝试以注入了性别意识的新的文学观念重构文学传统。

（3）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多察女性作品中存在的特殊意象、运用的题材、表达的主题、塑造的形象、蕴涵的情感等等，寻找文本中存在的隐喻、象征、反讽、暗示或者对男性创作的戏拟，关注女性创作的特殊语言与风格，考察女性创作中所接受的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影响及其分别在她们自己创作中的表现，梳理并确立女性文学的传统；

（4）研究女性写作与其生理及心理经验之间的可能联系，尝试建立一套适用于对妇女作家与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的“女性美学”体系；

（5）在立足于自己的性别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将性别维度与文学批评的其他维度结合起来，避免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政治化与主观随意性，努力建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而又符合具体文学实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三、中国女性主义

在大的学术背景之下，在主流方面，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理论体系，同样，也没有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只能说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

我们所说的中国女性主义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或者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我们还得从历史谈起。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时间上要比欧洲晚一个世纪。与西方妇女自发、自觉地为自身性别群体的利益而奋起抗争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首倡者与先行者往往是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男性知识分子，这也先在地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放同作战、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对女性与男性的共同桎梏的基本特征，这和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普遍状态构成明显的差异。

在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参照，开始对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人权问题进行思考。

康有为便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为立论的基础，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男女各有自主之权”的主张；

在西风东渐、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背景下，梁启超写下《倡设女学堂启》一文，将两性平等与合作看成是富国强民的先决条件，认为美国“胜”、日本“强”的关键正在于“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动的日本”之故；

谭嗣同则在著名的《仁学》一书中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故而理应“平等相均”。在此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进行的一系列对妇女教育启蒙的努力，亦可说打开了介绍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最早的窗户。他们的工作和中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相互呼应与补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根据史料，1844年，英国女性爱尔德赛夫人(Miss Aldersay，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

“据统计，到1877年，基督教新教在华所设女日校有82所，寄宿女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数量更多。”②女学的开设，开创了中国女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亦为维新派知识分子寻求中国女性自由解放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作为维新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运动开始兴起，针对以缠足为代表的对女性身体进行扭曲与戕害的一系列行为的不缠足运动和本土女学的兴办，旨在使中国妇女获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

1898年，中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开学，成为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

1902年，蔡元培等亦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

“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章程，女子教育初步获得合法地位，官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推广到各省。

1905年，在华基督教诸差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为中国高等女子教育之始。”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进人20世纪之后，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也逐渐增强。她们纷纷自己兴办团体、创办报刊、出版图书。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问涌现出的妇女团体达四十多个，妇女报刊有三十余份。

这其间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有陈撷芬1899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丁初我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子世界》，秋瑾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等等。

在图书出版领域，1903年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女界钟》，可谓学界公认的中国本土第一部专门研究妇女问题、倡导女权的著作。作者金天翮响亮地提出了妇女应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之权利”的主张，被誉为“妇女界的卢梭”。

该时期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最为完备的妇女解放主张，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经济自主、反对缠足、提倡女学、妇女参政等等。女权作为“天赋人权”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也在秋瑾著名的《勉女权歌》中表现了出来：“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③

辛亥革命期间，女性同男性一样，战斗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前线，参政议政意识进一步滋长。1912年，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没有对妇女权利做出相应规定，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其他几个妇女团体便联合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主张。在请愿受挫后，她们又通电全国，表示不承认《临时约法》，并提出了“实行男女平等权利、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提倡婚姻自由”等九条政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妇女运动。到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期居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妇女解放成为实现民主与人权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标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纷纷发表文章或文学作品，用民主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对妇女贞操问题、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随着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玩偶之家》引人中国，中国文学艺术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强烈共鸣集中体现在对《玩偶，之家》的介绍、讨论与热演上。“‘五四’主要新文化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常常组织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热烈讨论，其始作俑者往往颇受易卜生的影响。”①五四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专门塑造娜拉式女性主人公的戏剧“娜拉剧”。“1919年，胡适的《终身大事》拉开了‘娜拉剧’的序①那位勇敢赶冲出玩偶之家、挣脱被玩弄的依附地位的西方女性娜拉，唤起了许多中国女性把握自己的命运的美好希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重外来之利器以抗拒封建桎梏的国人心目中，娜拉的出走似乎多地被解读出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人的意义，而不是抗拒夫权与父权桎梏的女性个体的意义。也就是说，娜拉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冲出西方核心家庭与夫权制度的“女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从中国传统封建大家庭和家长制中被解放出来的“人”。由于中国读者与观众反抗封建专制的历史处境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现实心理预期，他们对易卜生作品的接受便很微妙地从原著所强调的性别重心转移至社会问题之上了。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这种择与失落，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政治需要以及妇女解动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的。

194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保障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一系列的行政指令与法律条条文纷纷出台，它们分别从政策与法律的层面确认了中国妇女应当享受的劳动、接受教育、就业、婚姻自主等基本人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了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随后，国家还陆续制定颁布了与妇女地位相关的《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和40种行政法规与条例，以及八十多种地方性法规。1992年，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实现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禁止歧视和残害妇女提供了法律保证。此外，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一些与妇女利益有关的法令，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等等。因此，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和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构成新中国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显著的特点。较之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中国妇女在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和受教育层次上、在爱情与婚姻自主权的获得与使用上、在参政议政的参与程度上、在社会劳动权利保障等方面，都是远远走在前列的。

总之，在有关妇女发展的问题上，原来人们曾经乐观地以为，只要实现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女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告诉我们，妇女问题只是被暂时遮蔽了而已，它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社会阶段甚至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由此看来，较之表层的政令法规，潜藏的文化价值观的力量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矫正也更为不易。

正如波伏瓦所说：妇女解放要远比一场社会革命需要的时间更长。

2、本土的妇女运动甫一开始，便呈现出两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参与者中极少有女性，更遑论由女性自觉发起。即便运动中有少数知识女性，但她们要么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配偶、女儿，要么便是其他女眷，因耳濡目染了亲人的先进思想而萌生了初步的女性觉醒意识。由于长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压制，中国女性并未获得普遍的觉醒，运动的倡议者往往是男性，运动因而也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启蒙特征，这就使妇女缺乏追求自身性别群体独立解放的自觉意识，相反具有依赖性。但同时，这也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天地不具备与男性之问剑拔弩张的对立紧张意味，而往往呈现出温和友好的协作特征。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甚至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二是由于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的一部分，因此它自始即与民族危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也始终保持了这一特征。

这也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往往呈现以下特点：

（1）趋向宏大话语。更喜欢将女性作品的意识、思想作为社会改革和革命的一部分去分析，这一趋向实际上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那些表现女性意识的作品的独特性。

（2）批评重于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成果较为显著，但理论却显不足。

（3）散重于集中。体系性不够，各说各话，并不能称为一个流派，或一个组织，力量单薄。

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译介高潮：大约始自1986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将妇女问题上升到理论与学术的层面进行探索的趋向。一系列呼吁和身体力行地展开妇女研究的文章出现了，它们因最先刊登于各大报刊上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也为妇女研究的学术化与理论化更有效地造出了舆论上的声势。第一次高潮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便是介绍性文字与学术论文的大批出现。如1986年间，即有李小江在《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在《外国文学动态》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柳门在《读书》第7期上发表的《欧洲女权运动之星的陨落：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逝世及其生平与著作》、孔海立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第8期上发表的《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谭大立在《南京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次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并逐渐获得了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合法性。商品化、物质化的潮流使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与学批评退居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了一个灰姑娘。清高并自恃优越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滑落到了文化的边缘，产生了无名的失落与失重之感。物质的喧嚣与欲望的泛滥冲击着正统的道德准则与意形态，轻飘而非厚重的生活追求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信条。理想的消解与价值的失衡促使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也成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多元化形态出现的基本语境。

物质化、世俗化、大众化和消费化的趋向，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歧视信息，暴露化、符码化的性别角色的人为性质，努力运用其文化批判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呼唤男女两性之间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和平等意识。

世妇会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前述两次浪潮的基础上依然保持了稳健的发展 势头。虽然引起轰动效应、广有影响的学术力作并不多见，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写作也不再成为文坛一致瞩目的热点，但女性主义的观念、立场与研究方法却深入人心，成为学者们观照历史与文化现象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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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关于中国法学近代化的一点思考

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其内涵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就世界范围而言，法学的近代化呈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源自本国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导致的法学近代化，如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这被称为“原生性”或“自发性”的模式；另一种则是在外力压迫下，通过大量引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和法学而实现的法学近代化，如日本、中国和印度等，这被称为“派生性”或“继受性”的模式。关于世界主要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标志、特点以及内在规律等问题，笔者将有专论涉及，故本文重点对中国的法学近代化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学近代化不仅与原生性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不同，也与印度和日本等派生性国家有巨大的差别，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这种特殊的形态，笔者称之为“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

所谓“死亡”，对自然界的生物而言，一般是指“失去其生命”，人、动物等的死亡均是如此；对人类社会中的组织机构、制度原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和学术文化等而言，是指“失去其存续下去的价值”，从而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法学作为学术文化的一种，其死亡当然与自然界的生物的死亡不同。它既不会在外形上完全灭失，因为它的载体如书籍、文献及碑石、铸鼎等还会保存下来，也不会马上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因为它的观点、概念和思想等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存留若干时间。但它与自然界的生物的死亡也有相同之处：即死亡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绝对的，任何生物体或社会组织体以及学术文化形态，在它的形体死亡之前，都会将其基因传下来，如人和动物死亡之前，已通过生育将其基因通过后代传了下来；旧的组织机构和学术文化等在消亡之前，也都有一些成分传给代之而起的新的组织机构和学术文化等。惟此，自然界才能生生不息，人类社会也才能延续发展。就世界法和法学的发展而言，说某一法学传统死亡、某一法学传统留存下来，都仅仅是指其程度和范围的不同，而不是说其性质的区别，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对后世没有任何影响的法和法学传统。①因此，这里所说的死亡，与佛教中的“涅槃”（彻底死亡）是不同的。②就法的发展而言，说某一法学传统保留了下来，某一法学传统消亡了，主要是指前者的主体部分影响了后世法和法学的发展，而后者只有个别成分和要素为后世的法和法学所吸收。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指的就是后一种情况。

弄清了上述中国古代法学“死亡”的含义，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白中国古代法学“再生”的内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中，中国古代法学的主体部分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而必然地趋于消亡，但它的某些要素和成分，借助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法和法学的形式和内容，得以生存和延续下来，并成为新建的中国近现代法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发挥着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这里所说的“再生”一词，与英文中的Renaissance一词不同，后者虽也有“再生”、“新生”的含义，但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后期西欧古典法、古典法学和古典文学艺术的复兴运动而言的。这种再生的主体，仍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法学和文学艺术，只是揉入了中世纪后期适应新兴的市民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而发生的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古代法学的再生，则不具有这种性质。

具体言之，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法学的指导思想或世界观（亦称“律学世界观”），已经不再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关于中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已有一些学者发表了看法。③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学世界观，不只是儒家一派的观念，而是揉合了儒、法、道等各派中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分，如儒家的“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明刑弼教”、“宗法等级”、“亲亲相隐”、“原心定罪”等思想，法家的“君权至上”、“三纲”、“重刑”、“株连”、“刑无等级”（君主除外）等学说，道家的“天下无不是的君主”、④“君人南面之术”以及“愚民”政策的理论等。这一世界观，将法视为君主意志的体现，是规范文武百官的准则，统治百姓的工具；将法视为伦理道德之器械，治理国家首先必须靠道德教化，只有在教化不成时，才不得已使用法律，因此法律实际上是而且也只能是保证道德施行的带有强制力的惩罚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法”就等同了“刑”）；将法视为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不是张扬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权利意识，而是强调社会中每个成员的义务，维护既定的秩序及和谐；将法视为整个社会既不可无又不可高扬的东西，所谓“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⑤“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⑥等，就生动地表达了统治阶级的这种心态。这一世界观自秦汉时期形成后，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两千多年。

具有上述性质的法学世界观，与以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权利意识日益高涨，君主集权体制以及观念的解体，法律处理社会事务的扩大以及与道德的日益分离，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崩溃等为特征的近代社会变革当然是格格不入的，其趋于死亡也是势所必然。

其次，中国古代法学体系也已不能满足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古代法学体系，包括法律注释学和对律的历史以及国家管理行政事务等法规的阐述等，自秦汉初具规模后，至隋唐达到最为系统完美之境界，而后在宋元明清时期又有若干发展，但在整体上两千多年中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根据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法律注释学作品《唐律疏议》，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代法学的体系主要为：名例律的解释，包括对五刑、十恶、八议、官当、刑事责任、自首、共同犯罪、数罪并罚、同居相为隐、化外人犯罪、类推等的诠释，以及关于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

自然法），或是全体民众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国家或政府是人民之间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产物；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资产；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力或法律来制约权力，等等。这些对法的基本观念，通过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严复译，1904～1910年）、《思达木蘖法律学说大纲》（李炘著，1923年）⒄、庞德的《社会法理学论略》（陆鼎揆译，1926年）、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全三卷，黄尊三等译，1929～1933年）、拿特布尔著《法律哲学概论》（徐苏中译，1931年）、⒅狄骥的《公法的变迁》（徐砥平译，1933年）等中（译）文作品，对中国法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古代的律学世界观在这一新的法学世界观的冲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但是，也正是借助这一新的法学世界观，中国古代法学中的一些成分得以再生，如古代对官吏的选拔、监督、考核等“治吏”思想，演化成为近代中国式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先生将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监督制度加以改造，以考试权、纠察权的形式，与西方传入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创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五权宪法学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此外，中国古代重视百姓利益的“民本”思想，在新的法学世界观中演化成为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思想，大同理想中所包容的对法治之合理秩序的要求、中庸之道所蕴含的与法治相关的宽容理念、诚实理念中所表明的与法治相关的诚信精神等，也都再生成为中国近现代法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⒆

在西方法学世界观传入中国的同时，系统发达的近代西方法律注释学也开始影响中国。这种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律注释学，即除了刑法注释学之外，还有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诉讼法、冲突法等诸多领域的法律注释，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中国古代的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制原则，而近代法律注释学阐述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制原则。但是，如前所述，经过长期发展演变的中国古代律注释学，在注解法律条文和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法律政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经过与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的联姻，很快就被溶入后者之中，成为近现代中国各个部门法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清末以后出现的大批部门法著作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西方近代法学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基础法学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律哲学、法律史学、法律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古代法学中的某些精华，如重视法律演变历史的传统（二十五史中的刑法志部分就是一部相当完备的中国法制史），历代法律思想家如董仲舒、陆贾、贾谊、仲长统、崔寔、刘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等对法与道德、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社会等问题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各朝代法制兴衰存亡的比较分析等，至近代后，也通过法律哲学、法律史学、法律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学科，溶入到了近现代中国法学之中。朱采真编《法学通论》（1928年）、刘世长著《中华新法治国论》（1918年）、吴之椿著《法治与民治》（1946年）、龚銊著《比较法学概要》（1947年）、吴经熊著《法律哲学研究》（1933年）、王振先著《中国古代法理学》（1925年）、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1930年）和《中国法律思想史》（1936年）以及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等等，都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吸收中国古代法学要素、创建中国近代基础法学的奠基之作。

此外，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出现和⒇大学法学院教育的普及，(21)也是中国古代法学中的某些要素得以再生的重要物质条件。

中国古代法学上述要素的再生过程，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大体说来，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中国古代法学中的某些观念为近代法学所接受，但这一观念的内容已发生了变化。比如，“孝”这一观念，在中国古代，既有要求子女对父母的孝养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这一代表人类天性的合理成分，又有从属于宗法伦理、等级社会以及“由孝及忠”等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消极内容，甚至过分强调“愚孝”以及将不孝列入“十恶”大罪的扭曲事例。在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孝”观念在其消极内容遭受剧烈批判以后，其合理成分被继承了下来，成为中国近现代婚姻法学中的重要观念。其他如“法的公平如水”的观念以及上述“数罪并罚”的观念、“犯罪预防”的观念、“告乃坐”的观念、“死刑须复奏”的观念等，在剥离了封建的要素后，也都被吸收进了近现代法学之中。

第二种情况，中国古代法学中的某些观念为近代法学所吸收，该观念的主体部分也与西方近代法学有相通之处，但经过近代法学的改造，其内容和性质已得到扩张和升华。比如，“垂法而治”（《商君书·壹言》）、“以法为本”（《韩非·饰邪》）、“以法治国”（《管子·明法》）、“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候”（《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等由先秦思想家提出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也是中国传统法学观念之一，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容上看，它与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都确有相通之处。但是，被吸收进中国近代法学之中的法治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法治观念已有巨大的不同，即在中国近代法学中的法治观念的内涵已得到了扩张和升华：中国古代法治观念中的法是君主的法，而不是民众意志的体现；中国古代法治只约束臣民，对君主并无约束力；中国古代法治实现的秩序，并不具有近代法治中的民

主性和平等性；中国古代法治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一个稳定与和谐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不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他如中国古代“罪刑法定”的观念、“刑无等级”的观念、“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等，虽然也都与近代西方法学有相通之处，被吸收进了中国近代法学之中，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已得到了扩张和升华。

第三种情况，中国古代法学中已有了发达的形式和内容，但没有一个科学的、抽象的专业术语来予以概括，经过近代西方法学中的专业术语这一载体，它们溶入中国近代法学之中，成为重要的原则或学科。比如，上述在中国古代即已非常发达的法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叫法医学，而是称为“洗冤集录”、“检验法”、“无冤录”等，只是在西学东渐，从日本传入“法医学”一词后，国人在译著和专著中才开始使用“法医学”这一术语，并在吸收中国古代法医检验成果（包括西方法医学的体系和内容）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近代的法医学学科。王佑、杨鸿通编译《法医学大全》（1921年）、刘兆霖编《法医学》（1935年）和张崇熙编《法医学》（1936年）等是该学科最早的成果。此外，法律史学、比较法学以及“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正当防卫”、“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继承”、“代理”、“时效”等学科和术语，都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但其涵括的实际内容，在中国古代法学中也早已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第四种情况，某些法学用语在中国古代法学中已经存在，到近代以后也被原封不动地使用，但其内容已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比如，“法学”这一用语，在中国南齐时就已出现，但当时主要表示研究注解“律”的学问，与“律学”一词几乎相同。近代以后，尽管汉语“法学”一词仍被保留在法学体系中，并且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但其内涵与古代汉语“法学”一词已有重大区别，它所表示的已是经日本传入的西方法学（即法律科学，Legal

Sciences，Science du

Droit,Rechtswissenschaft）的内容了，在理论基础、包含范围、价值取向和研究重心等各个方面都与中国古代“法学”一词所表达的内容有重大区别。(22)又如，“民事”一词，一方面在外延上相当宽泛，横跨行政法、经济法和民法等法域，另一方面在内涵上又比较狭窄，因为它未能涵括亲族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领域。(23)因此，中国近现代法学虽然吸收了“民事”这一法律用语，但其内容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此外，“监护”一词的情况也与“法学”、“民事”等相类似。(24)

第五种情况，某些概念和术语在中国古代法学中即已存在，但并不表达一个专有领域、社会现象和事物，而是分别表达两种事物，被吸收进中国近代法学当中之后，才成为一个固定的表达同一社会现象或同一事物的专业名词。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律”一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了“法律”一词，但当时的“法律”一词表达的不是一个事物，而是分别表达“法”和“律”两种社会规范。如“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5)这里的“法”，主要是指“法则”、“法度”、“法式”，而“律”，主要是指“戒律”、“禁令”，秦以后又指国家的法典，晋以后则主要指刑事规范。《史记·李斯列传》曰：“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前述1975年出土的秦律竹简中也有：“……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26)等语。可见，中国古代虽有法律连用的情况，但实际上表达的是“法”和“律”两种对象。至近代，经过日文汉字“法律”一词的加工改造，汉语“法律”才具有了近代的精神，成为与英语Law、法语Droit、德语Recht等词组对应的只表达一种对象，即被提升为国家意志的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的专用名词。

第六种情况，某些原则和术语在中国古代即已存在，其实质性含义至近代也没有大的变化，但当其溶入近代法学当中之后，就成为近代法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契约”、“债”、“诉讼”、“类推”、“故意”、“过失”、“自首”、“老幼废疾犯罪减免”、“累犯加重”、“诬告反坐”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七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法学中已经相当发达的方法、技术、手段，如律注释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文献典籍与出土文物互校考证的方法等，至近代基本上都被法学所吸收，并在近代科学技术的支持、改造之下进一步获得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

从上述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即近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一些明显区别于其他主要国家的特征：

第一，中国法学近代化受到了西方法学的强烈冲击，是在西方法学的逐步渗透、影响下进行的。中国近代法学无论在世界观，还是在框架结构体系、基本制度、主要原则和重要概念术语方面，都曾广泛地、大量地吸收、借鉴了西方法学的成果。比如，中国早期出版的涉及法学世界观的法理学作品，如前述孟德斯鸠的《法意》、陈敬第编译的《法学通论》（1907年）、织田万的《法学通论》（刘崇佑译，1907年）、熊元翰编译的《法学通论》（1914年）、王国维译述《法学通论》（1914年）等，以及各种部门法作品，几乎都是译自或编译自西方（包括日本）。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实证研究。(27)

第二，与上一点相连，中国法学近代化与中国近代留学生的活动紧密相关。据郝铁川博士的统计，近代中国赴欧美及日本学习法律的留学生共有4500余人。他们回国以后，不管是与当时统治阶级站在同一立场上、在政府中出任要职的“正统派”（如留美法学博士、后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等），与统治阶级的立场基本保持一致、但对政府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同质批判派”（如以杨度等为首的“宪政讲习会”、以张君劢等为

首“政闻社”、以汤化龙等为首的“宪政筹备会”等），还是站在当时政府的对立面主张革命或改革的“异质批判派”（如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廖仲凯、张澜、沈钧儒、李大钊等），都在中国近代的立法、司法、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法学近代化的主体就是近代法学留学生。(28)这是中国法学近代化区别于欧美、接近于日本（但也有一些细微区别，如日本不仅是留学生，而且外国专家也在法学近代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法学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界限十分模糊，即中国法学近代化在近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并没有完成，而是在进入现代（民国）时期以后才基本上（形式上）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实质意义上的中国法学近代化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任务之一）。这一特点，也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即清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叶，封建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顽强抵抗，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弱小，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掠夺，法律近代化道路的坎坷不平等相联系的。因此，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法学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实际上是一回事。

第四，在中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虽形成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但没有出现世界著名的法学家，也没有形成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法学流派。象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以其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英国的边沁、奥斯汀以及以其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近代德国及以其为代表的社会学法学，近代日本的穗积陈重以及以其为代表的法律进化论学派，中国一个也没有。即使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法学家、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其影响也仅仅止于国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需要作出专门的研究，但中国经济、政治以及法律近代化的追随性（派生性），中国自古以来法律始终未取得职业化的地位，历史赋予20世纪中国的使命主要是革命，(29)等等，无疑是主要的原因。

第五，中国近代法学具有超前的性质（与法律的近代化相比）。由于中国在近代是一个后进的国家，由于法学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同时交叉进行，由于历史上轻视法律的传统的影响，也由于中国法学近代化的最初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因此一方面，中国近代法律发展举步维艰，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又由于西方法和法学几乎是同时涌入，所以，在英、法、德等国出现的在经过若干时间法律完成近代化之后才自然出现的法学近代化的过程，在中国并未出现，中国近代法学体系与近代法律体系几乎是同时完成的。以商法学体系为例，中国近代比较齐全的商法性法典，如《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交易所法》、《保险法》等，均于1929年颁布施行（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商事律方面的制定工作）。然而，关于商法研究（包括编译）的著作，则早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陆续面世。中国第一本公司法著作（《商法会社法》，陈时夏编译），第一本海商法著作（《商法海商》，陈鸿慈编译），均于1907年面世。第一本票据法著作（《票据法研究》，银行周报社编，上海，1922年），第一本交易所法著作（《交易所法释义》，郑爰诹编，上海，1930年），以及第一本保险法著作（《保险法纲要》，赵琛著，上海，1929年），也几乎都在相关的立法之前或同时出版。这种法学的超前性，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特殊性的产物，也是派生性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超前性的生动体现。

第六，中国法学近代化与西方原生性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性质。换言之，中国近代法学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法学的遗产，但这种继承，比起英、法、德等国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要弱得多。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英、法、德等国的近代法学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内容是在继承本国历史上法学遗产的基础上的创新，那么，中国近代法学中，古代法学的遗产可能百分之二十都不到（本文重点阐述的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一特点，一方面说明了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道路的丰富多样性，但同时也证明了法学近代化是法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结果这一规律的普遍性。

第七，中国近代法学在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直处于落后的地位。比如，在史学界，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等人的成果，曾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赢得了杰出的声誉。在哲学界和文学界，也分别有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作品，以及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人的经典作品面世。而法学界，虽然民国时期也有5500余种法律著作出版，但经典作品不多。这一特点主要由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所决定：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只有刑法学而无民法学，以及法律虚无主义的横行，使中国近代法学“先天不足”；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灾多难，法律发展的坎坷曲折，又使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后天失调”。

上述对中国法学近代化的特点的阐述，当然还是肤浅的、粗线条的，但从中已可以大略看出中国法学近代化的性质和面貌，也可以使我们多少明白中国法学的近代化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实现，许多艰难的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中国当代法学工作者继续探索、解决。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①古代希腊、罗马自不待言，即使像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伦这种后来中断了发展的法系，也对中亚地区及希腊、罗马的法和法学产生了影响。详见J.H.Wigmore,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pp.49～50,p.92.1928;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第33页。

②当然，对“涅槃”一词的含义，佛教中各教派的解释也不一致。“彻底死亡”是小乘的解释，见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0页。

③如高恒先生在《论“引经决狱”》（载高恒著《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将符合封建正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法律观念表现为：“君亲无将，将而诛焉”、“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原心定罪”。俞荣根先

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以下）中，将中华民族传统法心理归结为“权即法”、“法即刑”、“贱诉讼”、“重调解”、“轻权利”、“有罪推定”、“重预防”等七个方面。笔者认为，这两位先生表述的内容也可以视为一种中国古代法或法学的世界观。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⑤《晋书·刑法志》

⑥纪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按语。

⑦参阅何敏：《清代私家释律及其方法》，《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

⑧当然，中国古代法学（律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缺陷，如容易将动态的法律运作视为静态的律文注释，以法律解释替代对法的精神的探究等。

⑨指在殴人及殴人致伤的情况下，以后果可能呈现的期限，规定危害结果的验证期，依验证期内出现的重的结果，确认重的后果与危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并由此判定犯罪性质的制度。详细请参阅钱大群、夏锦文：《唐律与现行刑法比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⑩指宋代对父母双亡之孤幼子女的财产实行托管的制度，参阅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⑾一种依法约束牙人（中介人）、严禁勒索商贾的制度。参阅前引⑩，张晋藩书，第298页。

⑿如在《礼记》一书中，已有了关于损伤检验的记载，1975年出土的秦简《封诊式》则对法医检验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参阅贾静涛文，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⒀如不合理的检验体制（只准官吏进行，不准医生参与）、不合理的检验规定（不准解剖尸体）以及解剖学、化学、药理学、组织学等自然科学的落后，等等。

⒁前引⑿，贾静涛书，第70、171页。

⒂如在《墨子》、《荀子》等作品中，就已对法、礼、君、罪等词作出了解释和定义。

⒃《唐律疏议》中还有许多概念，如妻、妾、媵、奴、婢、嫡、庶、良、贱、部曲以及谋大逆、恶逆、不孝、大不敬等，完全是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所服务的，带有该社会的鲜明特点，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这些概念也都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⒄思达木蘖（R.Stammler,1856～1938），现译施塔姆勒，德国著名法学家，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的代表之一。

⒅拿特布尔（Gustav Radbruch,1878～1949），现译拉德勃鲁赫，德国著名法学家，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之一。

⒆谢晖：《法治保守主义思潮评析》，《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⒇近代从海外留学回国的王宠惠、杨兆龙、倪征（日+奥）、钱端升、吴经熊、梅汝璈、盛振为、卢峻、丘日庆、张志让、郑兆璜、赵理海、韩德培、孙晓楼、沈钧懦、黄尊

三、潘念之、蔡枢衡、程树德、张友渔、王世杰、王铁崖、端木正、周鲠生、卢干东、李浩培、周枬、周子亚、龚祥瑞等，就是这一职业法学家阶层中的姣姣者。参阅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21）从1895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首开法律教育课程之后，至1909年中国先后兴办了47所法政学堂，涉及省份达20多个，1909年一年法政学堂的在校生达12282名。见汤能松等：《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以下。

（22）参阅何勤华：《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23）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4）在中国古代，“监护”一词主要是指督察下级官吏的行为。《史记·陈丞相世家》：“是日乃拜（陈）平为都尉……。诸将尽讙，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

（25）《管子·七臣七主》。

（2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睡虎地秦暮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27）李贵连先生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中外法学》1997年第2、5期）和上述何勤华的《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成果。郝铁川的《论近代中国对大陆法系的选择》（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

（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民的《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学术季刊》1996年第2期），也是这种努力的成果。

（28）前引⒇，郝铁川文。

（29）段秋关教授在“20世纪中国法学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认为，20世纪的中国主要忙于革命，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所以出了许多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但却没有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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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比较文学

“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笔记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专指跨越国界与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是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历史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

钱钟书认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中外文化交流开始地很早，佛教在汉代已传入中国，而马可·波罗于元世祖时来到中国，则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还有大量工作可做的研究领域。自鸦片战争以来，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成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有意识地利用西方文化，冲击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国粹”。现代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但这种文学借鉴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鲁迅所的“拿来主义”。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是来源出处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这种研究人士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钱钟书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所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深入细致，不能望文生义。他强调充实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各国文学真正沟通，必须打破语言障碍，所以文学翻译是必然的途径，也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先生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翻译，努力提高译文质量，而且应当注意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就目前情况看来，我们对翻译重视得还不够，高质量的译文并不很多，翻译理论的探讨也还不够深入，这种方面的问题，也许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会有助于逐步解决。

钱钟书借用法国比较学者伽列的话说：“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意思是说, 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比较文学的概念，有人抽取一些表面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中外文学作品加以比较，既无理论的阐发，又没有什么深入的结论，为比较而比较，这种“ 文学比较”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即所谓“ 对比文学”。文学之间的比较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因此，钱先生认为，向我国文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介绍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导论课程，是目前急待进行的工作。同时，他又希望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同志努力加深文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实际去从事于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停留在谈论比较文学的必要性和一般原理上。

第五篇：比较文学--音乐与文学

姐妹花——文学、音乐与歌曲

【摘要】如今劳动时还能听到喊一两句口号，其实早在最初的原始巫术中就已经能看到文学、音乐、舞蹈等的雏形。只不过后来它们作为各自独立的门类，从这种原始的综合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各具特点的艺术形式。它们都侧重于表达人类的内心感受。由此可见，音乐与文学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的。本文将从文学与音乐之间的联系，并涉及到二者的完美结合：歌曲谈开去。

【关键词】文学音乐联系歌曲

何谓文学？何为音乐？在众说纷纭中我以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来揭示美的内涵,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音乐则是借助于声音来表达种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精神状态与微妙变化。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去描述的艺术。它拥有变幻莫测的节奏,绚丽多彩的旋律,由无数个音符组成。天地间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有些没有深度,没有精髓,却富有感情。音乐可以改变人的心情,或喜或哀。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乐歌就在他的心中。

很多人认为，“文学是音乐之母”，我倒不敢夸大其词，在这里，仅仅把文学与音乐形容成姐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创造性精神劳动中，毫无疑问文学是姐、音乐是妹。

从艺术的本性而言，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都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带有物质性的精神性活动，一种感性的心灵活动。其本性都是一种制形构象的创造性活动。音乐艺术作为听觉艺术的特殊形式，是最能客观显现和拨动心弦的艺术，是艺术家凭借听觉感觉器官和相应的媒介把心中的意象物态化，即创制成音响意象。而文学作为视听—想象艺术是心灵通过想象与视觉器官的合作，采取词语媒介手段而创造意象。虽然所凭借的媒介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都要求意象的产生。从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所依存的物质载体、审美价值的实现而言，声音是两种艺术依存的物质载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人白居易以“嘈嘈”摹拟粗弦发生的厚重、喧响，以“切切”摹拟细弦的尖细、急促，以“嘈切”的交替来表现不同的音高，色彩的声音之对比变化。这是以语言之声模仿乐器之声的名句。在此声音成为两种艺术媒介的联结点。音乐是以有选择、有组织的声音作为物质的材料的，经过艺术创造的声音动态，使音乐产生无穷的魅力与独特的价值。文学是以有选择、有组织的形象化语言作为客观媒介的。语言则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语言离开了声音这个物质载体则无以存在。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的媒介都必须凭借声音，亦必须与运用声音动态的表现力，没有声音，这两种艺术也将难以存在。

时间是两种艺术存在的框架。音乐在时间中展现声音的动态结构。首先从声音的基本属性来看，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的存在都无法离开时间的纬度；其次音乐的本质是运动。音乐是声音的运动，音乐的内蕴则是由声音动态比拟的自然生命的动态，人类情感的动态，心灵轨迹的动态，社会力量冲突的动态。再者，音乐创作、表演、欣赏的某些特点也都与音乐艺术的时间性相关。如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层出不穷的100多个主导动机展现的复杂变化却令听众晕头转向，仿佛进入难寻出路的迷宫。音乐创造之所以强调变化统一，与音乐在时间中展现、发展、变化，完成有密切关系。音乐审美的时间性，又要求表演艺术家在每一次的演唱、演奏中珍惜一次完成的机会、力求完美的再创造。音乐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时间艺术，它的意象在音响运动过程中是逐步展开的。需强调的是音乐存在于时间之中，音乐又通过自身的运动，通过声音形式相互关系构成的张力使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存在。“音乐使时间可听，使时间形式连续可感”。在音乐中我们只靠听觉便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创造的“时间意象”，不像在日常生活中靠综合的感知能力与自身生物钟的运动来感知时间的进程。文学在时间中连续呈现的词语有序结构。从先秦文学创造的材料来看，许多民族的语言都有时态的划分，以便准确地表达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时间概念。

再次文学的诞生是一种口头传播的表演艺术，它的传播必然在时间中展现。文学作品中时间的设置对于人的塑造，感情抒发，情节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时间的设置可以把人物置于一种世纪的沧桑，一种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又可以用四时的变化，晨夕的更迭来刻画人物的特征与心态。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构思与情节的安排、交代、发展亦有密切联系。从艺术门类的划分而言，音乐属于听觉艺术，是指心灵与听觉器官，以及发声器官、手器官的合作，掌握相应的媒介手段而创造听觉意象的艺术，而文学则是视听想象艺术，是指心灵通过想象与视听器官的合作，采取词语媒介手段而创造意象的艺术。

音乐是抽象的反映现实，文学则是具体反映生活；音乐的非具象性，或某种程度的抽象性。音乐作为听觉艺术由心灵和听觉器官利用声音媒介所创造的意象，是连续运动着的乐音组合的动态的时间意象，主要呈现为一种线的形式，流动的线的形式。因而不同于空间意象，其本质在于它的非具象性、抽象性、乐音组合的流动的线的形式。文学形象是文学反映生活，掌握世界的特殊形式。然而它是以具体的、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在反映生活，表达情感。中西文论中的“意象”、“典型”、“意境”等概念基本上就属于形象范畴，形象性成了反映生活的特殊能力。音乐的情感性，文学的情理统一性。音乐艺术创造的音乐意象，其核心内容是情感或情绪，可以说音乐意象是典型的“情感形式”是声音符号形式与心灵情感的融合。苏珊.朗格就把情感的表现视为音乐的本质。文学除了与感性世界相联系之外，还是一种观念符号，并且与理性概念相统一。不少词语的意义从感性经验意义中抽象出来，而具有确定的理性意义。如果说带有感性经验意义的文学词语适合描写、抒情，那么具有理性意义的文学则适合议论、说理、使文学意义所获得深而确定的思想内涵，从而提高和强化文学艺术理性认知的价值。

在历史的长河中，揭示文学与音乐密切关系的事实随处可见。经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亲自整理的《诗经》被称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音乐史上，都具有着无可替代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地位。它那用以“言志”的“诗三百”，无一例外地既是我国古代民间和文人创作的诗歌类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音乐作品既歌曲或“乐舞”的歌词。无独有偶，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如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剧作家的戏剧，也都具有着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双重属性，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文学与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能够进入文学史的范畴，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进入音乐史，如果那样的话，人类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这两种专业史学了。然而无论如何，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无论音乐作品或是文学作品。均具有开端、发展、戏剧性冲突和结束的整体结构。譬如中华民族民间器乐作品，讲究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西方音乐中最具典型的曲式结构奏鸣曲。则有呈示部、展开部(含矛盾冲突)、再现部的结构。同样，任何文学作品均有故事的开端、发展、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或悲或喜的结尾。音乐与文学都需要一个延续性的时间过程来展现。文学作品的文字，只有人们通过用时间阅读，才能理解其根本涵义。无论文学作品中的内容跨越多大的时间空间，读者只需要一个从头看到尾的时间过程。音乐作品经过表演者对乐谱的完整诠释，传达给听众，也需要一个连续地完成表演的时间性过程。通过这个时间过程，人们了解到艺术家内心的艺术形象、获取审美体验、心灵得到升华等。余华曾经说过一段话：“音乐的叙述与文学的叙述有时候是如此的相似，它们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的新生，暗示了空间的转瞬即逝；它们都经历了段落和开始，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文学

通过词义描写，音乐通过声音模仿来反映外部世界。如笛子模仿小鸟的叫声、竖琴模仿流水的声音等。文学与音乐还通过象征来比喻现实对象：文学作品中常通过对十字架和庄严教堂的描写。象征宗教；音乐用弱音象征静谧、用铜管音乐象征英雄人物。从文学的场景描写中可感受到被暗示出人物的内心思想，在音乐的声音气氛中也能被暗示出某些事物及现象。所有这些模仿、象征、暗示都是音乐与文学相近的表现手段。正因如此，两种艺术形式是可以互相结合的。放眼古今中外，有多少优秀的音乐作品取材于文学作品。像19世纪的柏辽兹所创作的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李斯特的交响诗《浮士德》等均出自文学作品。以我国传统戏曲音乐中的说唱音乐来说，京韵大鼓《逼上梁山》取材于《水浒》，《梁祝》被何战豪、陈钢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等。大大打破文学的局限，激发了各种文学性的想象和灵感,给予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这里有件事需要加以补充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大约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好多业已定型的曲子，人们只要按照曲牌划定的规矩创作出歌词（也即所谓“填词”），一首新歌曲就诞生了。在这方面，苏轼、辛弃疾、岳飞、柳咏以及稍早一些的李白等很多著名诗人都是高手。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说明作为音乐作品的歌曲的创作可以曲在后词在先，因为，首先毫无疑问，由于最初词和曲浑然一体的一首特殊的、具体的歌曲得以流行，一个以后被用来“填词”的曲牌才固定下来，其次就中国古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词”不过是“诗”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音乐与文学的结合较之以往也有了更多的创新。以前在广播、收音机盛兴的时期里，常能听到广播剧、配乐诗朗颂等。根据剧本或诗歌的情绪、思想。音乐人编配与其相匹配的同种意境风格的音乐作为朗诵人声的声音背景，以此来辅助渲染文学作品的感情色彩，让听众得到立体的、丰富的听觉享受，达到艺术欣赏的较高层次。近年来随着电影、电视的发展，更加能体现出音乐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内容表现上。在各种动态的画面中，背景音乐的适时插入使得文学作品更加生动感人。音乐完全是为文学作品的表现而创作。它们脉脉相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音乐与文学已无处不在。它们相濡以沫地结合，相辅相承地表现，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传承着文化思想。现实中，音乐作品的音乐要素与文学要素结合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着音乐作品的普及程度和具有多大的艺术感染力。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歌曲是佼佼者。音乐与文学的最完美的结合便是歌曲,歌曲吸纳了两种艺术的长处。音乐本身表达情感和思想很抽象,但有很强的生动性。文学表达情感和思想更清晰但生动性较差。这样以音乐来渲染文学,以文学来解释音乐,就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而歌曲也就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艺术形式。从我个人的理解,音乐应该以最大的程度渲染文学而文学要最好的解释音乐从而是二者达到艺术上的统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这样才是优秀的歌曲,才是真正的艺术。优秀的歌曲之所以比器乐作品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主要就是因为它是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因为它具有具体、明确的思想内容和情感，既不像器乐作品那么难懂，也不像其它音乐作品例如歌剧那样篇幅庞大，在这里，音乐要素所起到的是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

至此，恕我狭隘的眼光，就不得不说自打《东风破》这首分水岭后的中国风了。貌似近代西方歌曲中很少有什么涉及古典文学的作品吧？——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反倒是我国流行歌曲借鉴了西方古典音乐比较多：S.H.E在专辑歌曲《不想长大》的曲中就搬出了“音乐神童”莫扎特的《第四十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前来助阵。流行 + 摇滚 + 古典的全新曲风使这首歌一时间成为被人们争相传唱的对象。4 in love曾经风靡一时的得意之作《一千零一个愿望》，曲子大段的采用了贝多芬《G大调小步舞曲》的旋律。这让人们对歌曲本身的印象不算深，倒是都会哼唱中间那段来自《G大调小步舞曲》的间奏。周杰伦的《夜曲》采用了肖邦的经典之作《降E大调夜曲》，周迅的《伴侣》中混入了约斡施特劳斯至今不朽，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曲目《蓝色多瑙河》。华丽的流行歌词搭配上古典音乐名作，二者合为一体并没有想象中犹如火星撞地球那般磨擦剧烈，反而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同时也让人了解了西方古典音乐的魅力所

在。那 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乐曲乐器就没有一席之地了吗？当然不是。在中国古典音乐的体系中，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而五声调式的旋律更加和谐更加容易被人接受，也就造就了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结合的必然结果。加上中国戏曲、民歌的独特风格和演唱方法，更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文化似乎得到了现代人的肯定。比如黄雅莉当年的成名之作《蝴蝶泉边》，明显的中国民谣风格，再加上朴实的歌词又给歌曲增添了几分中国色彩。就连编曲也决不疏忽，用到了各种民乐，古筝，箫，扬琴，琵琶，笙等等，过足了一把中国风的瘾。而后的《火星爱月亮》依然以民谣为主体，民谣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近生活，传唱度非常的高。所以琅琅上口的曲调，成了这两首歌曲成功的秘诀。除此之外，古典文学与歌词的融合也让歌曲大放光彩：《发如雪》、《菊花台》、《青花瓷》、《兰亭序》，周杰伦的每首中国风的歌曲就会大受欢迎，当然这离不开方文山那令人判案叫绝的歌词，每首歌词的谴词用句都堪称经典。更多的把中国音乐推到了流行音乐的前沿。而这其中最出色的我斗胆推荐羽泉的《归园田居》和《辛弃疾》，前者把富含有中国韵味的歌词用着中国古典音乐的五声调式，甚至在编曲中加上琵琶，二胡等民乐助阵。后者则有鼓加重金属把豪放派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听流行音乐也就好比看美女，只是瞬间感觉，但喜欢上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一定是很了解她才会喜欢她。欣赏古典音乐就是这样，你必须了解它，了解音乐的创作背景，慢慢去品味才会喜欢上它。每个人欣赏食物的角度都不尽相同，所以对于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我只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评价，对于别人的看法，可以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不需要作出什么评价，欣赏是我最大的享受！

总而言之，文学的天地少不了音乐,音乐作为一门独特艺术,在中国的历史流传古今。每个时代辛勤善良的劳动人民定会用对生活的激情所得的体会,或真实的人生经历,被音乐家笔录,然后做曲填词,最后用适当的乐器演奏出来。有词伴曲的音乐更是一种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好的歌词便是一首诗歌、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那么,美的音乐便会被真正的体会和享受。

热爱音乐的我,同样也热爱着文学。一直把那些优美的文字与音乐视为自己的心爱。闲暇时便开始阅读和倾听这些能激荡人心的文字与音乐,以享受生活的乐趣。我坚信:在艺术的天地它们都独具个性,并相互融通与渗透。所以文学走到那里,音乐也会跟着,永远传唱着不老的艺术。张海迪说：“大凡热爱生活的人都热爱音乐！”在我看来，反过来也如此；而且热爱音乐的人也热爱文学，活在音乐的殿堂里，游弋在文学的圣殿里，诗意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