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改革控高的三把刀（精选五篇）

第一篇：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改革控高的三把刀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改革控高的三把刀

10月30日,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透露,要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调控。另据媒体报道,原有综合性工资条例很可能被拆分成单项条例出台,等以后时机成熟,再出台综合性条例(10月31日《京华时报》)。

“提低、扩中、控高”被认为是这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三大主线。人社部提出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工资调控,显然目的在于“控高”。人社部工资研究所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达15倍。从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收入分配改革从“控高”突破是必然之选。

不过,要想“控高”不大容易。比如,垄断行业多属于高收入行业,但据媒体日前披露工资条例“夭折”就是因为垄断行业反对,可见,垄断行业对收入分配改革干扰很大。再比如,改革国企工资总额管理办法,或许只能控制基本工资,却控制不了各种福利和补贴,恐怕也没有抓住“控高”的“牛鼻子”。

在笔者看来,这一轮收入分配改革要想实现“控高”,少不了三把“刀”。

第一把“刀”是完善制度和打破垄断。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还是制度。但坦率地说,目前相关制度建设还不足以给公众信心,这涉及多个层面: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本身很不完善,比如工资条例应该出台却遭遇“夭折”。即使被拆分成单项条例出台,效果也打了折扣。因为,综合性工资条例效果无疑更好。

二是其他制度改革还不见动静。高收入行业多属于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垄断,但是要打破垄断很难。以制度为例,电力法等规范垄断行业的制度,多是在保护本行业利益,并没有重新修法的动静；反垄断法虽然出台了,但对石油、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并没有明确规范和威慑。

如果“控高”仅仅是修补国企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绕过工资条例等制度,绕过垄断,那么“控高”效果就难以让人乐观。因此,不仅要从收入制度、行业制度、税收制度、分红制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而且还要真正打破高收入行业垄断。只有这样,“控高”才有希望,收入分配改革才不会让人失望。

第二把“刀”是改革公司治理。一方面改革国企体制。目前很多国企高管都属于双重身份,既是国企高管,又有行政级别。尤其是行政身份,既对自身利益是一种保护,也对企业利益是一种保护。这样的企业显然还称不上科学化治理。要想国企高管及国企人员收入得到控制,必须去掉国企及国企高管行政身份。

另一方面,改革国企内部治理。很多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的借口是“薪酬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定”。事实上,所谓的董事会的决定,就是国企高管的决定,即自己给自己定高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所以,要组建真正的董事会、监事会,避免国企高管实际操控,然后给自己谋利益。

第三把“刀”是高收入行业工资及福利与社会平均水平挂钩,同时,强化国企职工监督国企高管,强化社会公众监督垄断国企。不仅要规范国企高管与职工收入、社会人均收入的倍数,更要让国企人均收入与社会人均收入直接挂钩。另外,必须让高收入行业工资及福利公开透明化,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有专家称,国企高管工资不应高于同级别公务员工资的3倍。国企高管工资与其他人群工资挂钩是必须的,但不应该以公务员工资为参照对象,而应该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如果高收入行业工资及福利透明,并且与社会平均水平挂钩,相信“控高”的目的是能够实现的。

“控高”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虽然控制了国企高管工资,但职务消费有可能增加；虽然控制了高收入国企的工资,但隐性福利有可能增加。或者说,“控高”只体现在数字上,实际意义有限。电力行业就是一个例子,据说在舆论压力下多次降薪,但据国家电网员工曝料降薪真相:奖金、补贴等福利是收入的大头,实际收入未受影响。

第二篇：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改革总方案

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改革总方案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

第三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人的城镇化”滞后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微博)看来，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模式是“在农民工黄金年龄段利用这些劳动力，而一旦他们年老或健康状况恶化时，再将其推回农村”。

2010年，中国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总量已达3071万人。这些农民工大多是跨区域落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分化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由于缺乏对在城市居留的长久预期，农民工消费、储蓄乃至人力资本模式也必然与城市常住人口存在显著差异，不利于其长久人力资本投资，收入提高乃至消费模式提升。

专家告诉记者，中国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涉及2.11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总计约2.8亿人。如果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专家调研发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人”面临着不平等权利问题，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也存在发展权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高等级的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来集中资源，然后建立一个高档次的城市发展形态和标准。这种形态和标准的城市不是为农民进城服务，而是解决现有的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李铁看来，城镇化实质就是让一部分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要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户改遭遇市长反对 11年难推行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在李铁看来，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最显著的就是目前都面临财政压力。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目前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二是地方债务，三是金融贷款。其中土地出让金是最重要的财源，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财政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

然而，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发展的发展方式。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

目前，随着中央调控房价，以及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预期被压制。因此，一些地方城市不得不加大对工业投资的力度。在李铁看来，此举短期看对于提振经济有益，但长期负面作用却也明显，因为同时还得吸引大量人口来就业，就会增加更多的公共收入负担。“这将是未来所有城市都将出现的一个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镇化品质

国务院年初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而与此同步推进的城镇化，似乎就被人理解为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有效举措。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个新的两极分化开始显现，那就是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与城市的融合问题。这融合涉及到他们的就业、教育与培训等诸多方面，它要求城市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但这种资源分配的一个一直以来难以逾越的门槛是：户口。城乡不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

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户口的限制，而就业、教育等政策又都与户口挂钩，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公共资源与服务。因此，国务院出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等政策，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是十分及时的。通知要求，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这对于接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共享城市资源，是一项有远见的举措。

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决定着城镇化的品质。

目前，全国各地正猛烈推进城镇化，以致到了城市人口高于农村的局面。我们暂且不论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利弊，毕竟这是发展的必然。我们要反思的是，城镇化进程会否太快;另外，更重要的是，城镇化程度了之后，如何让城镇新旧人口真正成为一家人。城镇化不是城市体积的膨胀，而是其内在品质的提升。

如何提升城市内在品质?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让新旧城市人融为一体，避免由于户口等限制，形成新的两极分化。人的品质决定城市品质。如果人口比例日益增长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和品位不提高，城市品质的提升将成空谈。而要让居住于城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提高整体素质，他们的就业、教育和培训就得与城里人同等享受。而享受这些政策，此前都与户口有关，也就是说，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都没法享受。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既避免了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和形成新的两极分化，更在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共建共享，而在提升着城镇化的水平、优化着城镇化的品质。(光明网-朱佳发)户籍性质越“单纯”生活压力就越少

国务院办公厅23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2月23日《新京报》)

户籍登记以及户籍管理等相关工作，原本是公安机关用于管理人口的一种管理方式，因为有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和农村户籍的区别，使得持有不同户籍的人，即使是同一件事也会遭遇不同的对待方式。这其中尤以就业、接受教育等方面突出一下，在不少城市，用工单位招聘员工的时候规定，本城市户口可以优先，本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医保以及低保等福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户口不能应聘、不能享受待遇等到了，特别是一旦遭遇不幸，在获得伤残或者死亡赔偿金的时候，城市户口的是按照城市生活标准支付，而农村户口的只能依照农村生活标准，就算是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只要户口还在农村，那么就是形式上的农村人，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是绝对不同的。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户籍的步子在逐步加快，取消城乡户籍的差别，推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消除户籍上的隔阂，变准入式迁移为自由迁移，迁移落户不再重新申领等等，这些都是群众期望的重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这不可避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由此带来城市市政配套设施难以承受，以及交通、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户籍开放。虽然如此，户籍开放是一个迟早问题，实现城乡户籍开放的前提就是城市和农村甚至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城乡差距缩小直到

忽略不计，只要是合法的户籍，在法律上应该是平等的，户籍不应该是居留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的唯一手段，如果是这样，户籍的作用的人为扩大了，因为户籍所带来的不便肯定会影响到民生，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户籍改革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破坏。

户籍改革，关键在于让户籍没有任何附加负担，变得“单纯”，在当前，国家人口多，城市的发展迅速，公共基础设施不够用等问题比较突出，面对外来人口增多，相关部门办事的时候图便利直接从户籍上进行淘汰，说到底，这种处事方式是一种“懒政”的行为，管理部门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办理户籍的程序，更需要调整现有的的处事观念，遇事别先看看户籍的“性质”，要多尽责少讲困难，让户籍无负担一身轻。

户籍改革应该“市长负责制”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据悉,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在这些年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户籍改革恐怕是最艰难的一项改革。尽管有关方面逐步调整、放宽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夫妻投靠、老人投靠子女以及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人员落户等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但客观地说,户籍制度依然是城镇化进程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实现公平的“拦路虎”,是多项民生改革的最大路障。

不久前,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事实上,这是“伪城镇化”。发改委官员今年6月份就表示,目前有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显然,从“伪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进户籍改革。

以就业为例,据《中国青年报》8月20日报道,多个地方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其实,何止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很多国企同样如此。显然,户籍限制影响到人才合理流动和就业公平。再以住房为例,不仅限购政策有户籍之别,而且在保障房方面,户籍带来的不公更明显:城市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而非户籍人口即便有机会享受公租房,也是排在户籍人口之后。

目前,推进户改大概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户口迁移政策。去年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的用意就在于此;二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公平福利。不久前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贫富”。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还需要再从另外两个角度入手。

一个角度是以宪法等法律为基础,重新对户籍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目前我国户籍管理主要依据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这早就不适应社会发展,必须制定新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另一个角度是从“市长”这一角色入手,因为户改制度十几年落实不下去,就与市长反对有关。我们不妨从“市长反对”这个角度寻找户改思路。

笔者以为,“市长反对”对户改有多重启示:其一,市长越反对户籍制度越要改。当一项改革遭遇地方官员反对时,恰恰说明这项改革有必要坚持下去,因为改革就是要打破既得利

益格局,而反对户改的市长显然主要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只有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才能建立新的公平的福利分配格局。所以,市长反对折射出户改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其二,从市长反对户改反思公共投入和财税制度。市长反对户改的理由无非是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承载进城人口。事实上,大多城市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等都是可以再生的,关键在于财政投入是否向民生领域倾斜,财力能否承受户籍改革。市长反对户改的深层原因之一其实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因此,应通过预算改革让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以财税改革平衡地方财权与事权。

其三,户改应成为“市长负责制”,与官帽挂钩。很多改革难以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官员切身利益没有挂钩。如果户改实行“市长负责制”,并纳入政绩考核,恐怕反对户改的市长就少了,支持户改的市长就多了。还有,如果外来人口也有选举权、官员任免建议权等,毫无疑问,市长等官员不仅不会成为户改的阻力,还会成为户改的推动力。

户籍改革的要点是回归常识

这是一个让人虽感惊讶但不感意外的情况。毫无疑问，市长们的这一态度，皆因他们早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向进城务工和流动人员放开户籍，就意味着本市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事务的压力加大。所以，他们形成的共识，就是力挺人为设置的户籍栅栏，保住所谓本地人的利益。

把既有的户籍制度比喻为“栅栏”，其实有其现实理由：现行户籍制度，在所谓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设置一道类似于栅栏的屏障———外来人口所创造的财富、机会和缴纳的税收，会透过栅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并让城里人享用，而外地人本身，就被严严实实地挡在栅栏外，只能看着城里人的盛宴而默默吞口水。

户籍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打破这道栅栏，让外地人在为所在城市作贡献的同时，也能融入其中，最终实现自由迁徙。这本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原初规律，也符合有关人类伦理的常识。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年复一年的有关户籍改革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常识，陷入了纯利益的考量。

早在人类社会成型过程中，人的个体就经历了随群迁徙的过程，直至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家园和栖息地，才停留下来筑屋、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迁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和大自然的基本反应之一。正因如此，很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有迁徙的自由。而中国户籍制度，恰恰人为设置藩篱，限制了公民迁徙自由，这是当前户籍制度违背常识的第一点。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恰恰有失公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大城市赖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包括基础建设、各类服务、物流运转等等，主要依赖于外地人完成。但一方面外地人为城市发展持续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享用不到城市的关键资源，这种只取不予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某个城市的成型，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四面八方的人员聚集到一起形成的。其好处有几点：一是让城市融合了各种不同地域文化，二是让城市居民有了基因的多样性，三是人力资源本身的丰富性让城市有了发展的直接动力。可以说，吸纳外来人口，融合多方文明，是城市化不二的法门。但现在，一些官员一方面高谈阔论城镇化，一方面却对城镇化的基本动因视而不见甚至刻意阻挠，这不是违背常识，就是叶公好龙。

必须承认，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的确有着短期的利益牵绊，但问题是，要实现新一轮城镇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吸纳和发挥外地文明的问题。如果只是想夺取外地人的贡献而永远保持对外地人的戒备，这样的城市永无真正现代化的可能。

还有一个常识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外地人涌入城市蚕食城市资源，更多的是一种假想的风险。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导致市政瘫痪、财政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理性，如果他无法靠自己的奋斗在异地生存，绝不会踏进那个地方。而社会福利层面，本是根据城市人口和其他基础状况，经过周密设计形成的方案，这种方案也只能解决人的基本生计，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多数不会只是为了获得低保等社会福利而贸然闯入陌生的城市。

可以说，户籍改革讨论这么多年，有关理念和技术问题，都已被反复研讨过，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应该回归常识和人类基本伦理，用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信的而非敌意的、大气的而非狭隘的心态，善待外来人口，善待城市发展的本来规律。

第四篇：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意在普遍富裕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意在普遍富裕昨日，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第四场记者会，介绍中国民生领域工作情况。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姜伟新在回答提问时表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现在还没想放松。

【住房保障】 保障房资金未现大问题

记者：目前保障房的最新进展怎么样？相比于去年和今年，明年保障房的建设规模是否还会维持在千万套左右？在保障房的运行管理上，我们还会采取哪些措施？

姜伟新：中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展顺利，中央政府定的是“十二五”期间要建设360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2011年已经开工了1000万套，今年开工了700多万套，明年计划开工数量正在研究当中，不会低于500万套，有可能在600万套左右。

除了建设之外，分配管理上的问题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几次公示，谁申请，然后看你符不符合规定要求，三榜公布，最后一榜算数。就这样，还有一些不够标准的混进来。

我们还要和地方一起努力，尽可能把分配管理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在大规模进行的城镇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过程当中，大的资金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但质量问题发生过，地方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也追究过企业的责任。

【就业】 前9个月新增就业逾千万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的一些迹象，就业会不会受到影响？

杨志明：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对就业的影响开始显现，今年1-9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2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城镇新增就业增幅从4月份以来有所下降，岗位需求有所减少，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有所增加。

实现高质量就业，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第一，要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互促共进，既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中西部地区、到中小企业就业。

第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就业的主渠道。第四，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对农民工培训实施“168”计划，一年培训600万人，给予每人800块钱的培训补贴。大学生到企业、到科研项目见习，也给予当地最低工资80%左右的生活费补贴。

【PX事件】 中国处于环境问题敏感期

记者：近年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近期宁波PX事件以及四川什邡、江苏启东都发生了由环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如何防止和解决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

周生贤：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如你所说的什邡问题、启东问题、PX问题，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从它的必然性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些环境问题，这是规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大为发展，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

中国社会如此之大，想找一两个典型说明某种问题，那很容易。我们要做客观分析，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上来分析。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未批先建，二是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三是也有所在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四是有关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法律不健全、机制不健全。

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第一，加强依法环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事。中国是法治国家，在环境影响方面也是有法可依的。

第二，大力推进信息公开，把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信息，包括各级政府所做的承诺，全部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力度，在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上下工夫。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风险评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突发事件。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凡是重大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

今后，环保部门将积极主动配合有关牵头部门，做好社会风险评估。我相信，这些工作落实了，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这种情况会相对减少一些。

【居民收入】 收入分配改革正积极推进

记者：十八大的报告提出了要实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能不能介绍一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朱之鑫：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倍增“、”两个同步“。一个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倍增，一个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倍增。两个同步，一个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另一个就是劳动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

目前有关收入分配的工作，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正在积极地推进。

总的思路是，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调整中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简单一句话，那就是在不断地增加综合国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的程度。

【医患矛盾】 力争90%群众县内看病

记者：新一轮医改已经启动了三年，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也有群众反映，实际感受并不明显。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等方面，这些年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朱之鑫：为什么现在有一部分群众感觉还不明显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特别是城市中的大医院看病还比较难、比较贵。二是我们的医保水平还比较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保健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下一步医改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重点推动三方面的改革，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力争使90%的群众看病能够在县域内得到解决。刚才好像你提的诉求问题，主要还是医患矛盾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的问题，也有医患双方的沟通和理解问题。这些主要是以药补医这种深层次矛盾所引发

解决这个问题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加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其次，要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让群众理性地来对待疾病。第三个就是要加强法制宣传，切实维护好医护人员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最后，就是要对侵犯患者的合法权益，伤害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损害医疗机构的财产的违法行为，都要按照法律进行惩处。

【农民工】 符合条件农民工可进城落户

记者：目前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远离家乡，中国政府有没有改革户口制度的计划，使农民工能够更好地享有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

杨志明：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新的诉求。可以说，从过去老一代农民工挣钱回乡发展，到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融入城市发展。从过去老一代农民工要求足额支付工资，向新生代农民工要求参加社会保险转变。

户籍问题、住宿问题以及技能提升问题，党和政府都从制度层面努力加以解决。维护权益主要是努力做到“十有”。第一，进城有工作；第二，劳动有合同；第三，上岗有培训；第四，干活有报酬；第五，参保有办法；第六，住宿有改善；第七，维权有渠道；第八，生活有文化；第九，子女有教育；第十，发展有目标。通过提升、发展，实现大部分农民工由普工转变为技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就地落户，部分转为新市民。

国务院已在这方面作了部署，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进城落户。比如说农民工在县城所在地半年以上稳定就业的就可以申请落户；在中小城市稳定就业三年以上的，并符合其他条件，也可以申请落户；在大城市落户是要符合特定的条件。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拖不得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收入分配改革拖不得

基尼系数的警示作用本身必须正视，对基尼系数的正视，恰恰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须。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

按照通行的解读，基尼系数达0.4是被认为衡量收入差距是否在可接受程度的“红线”。倘这份报告数据精确，中国整体基尼系数已超过“收入差距悬殊”的“红线之红线”，到了值得警惕的地步。

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日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十八大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千方百计缩小贫富差距，给和谐社会制造必要的氛围”，这让许多人看到了改善生活和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席位。

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份学术机构公布的基尼系数，至少再次警示了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急迫。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初次分配的不公，更在于再分配的不公，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高于农村，非劳动者高于直接劳动者，政府部门高于普通人，更表现为社会财富畸形集中于少数人和少数特殊领域等不合理、不平衡现象。

如何让公众知晓社会收入分配的状态，基尼系数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参照指标。中国官方首次公布基尼系数系2000年，当年的数据（0.412）已超过“红线”，理应引起足够重视和警惕，并拿出具体对策，然而，12年过去，基尼系数不降反增，有关部门却再也未公布过“权威版”的基尼系数数据。

西南财大这份民间版基尼系数数据是否准确，有人表示值得探讨，但基尼系数的警示作用本身必须正视，而对基尼系数的正视，恰恰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