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选举法》历次修改情况简介
《选举法》历次修改情况
《选举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开始，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规范。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选举法律不涵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不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选举，前者主要由政府组织法（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后者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因此，我国目前还缺乏规范各种不同类型选举的统一的选举法。
现行《选举法》的核心是规范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选举法》的回顾介绍也将以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此次制定通过《选举法》，是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普选产生正式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前，由政协会议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政协会议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由邀请、推选、协商等方式产生的人士组成。
实行普选的方式产生基层人大代表、召开正式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提议，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大，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大；同时决议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进行选举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选举法》，确认了建国初期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一部《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如下：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 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很多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法》所继承、发展，例如：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选一定名额的人大代表；成立选举委员会办理选举事宜；选民登记与选民名单公布；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提出代表候选人（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并用）；关于有效选举、投票、当选的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
1953年《选举法》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实行普选问题的规定、建国三年多的政治实践和具体情况制定，吸收了苏联选举的经验。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 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但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
1979年：制定新的《选举法》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国选举制度。该法后经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共五次修改，选举制度内容进一步改进和充实。
1979年《选举法》的重要变化，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 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 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 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
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 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这次修改的内容多为细节补充，依然是对一段时期各地选举经验的一般总结，对于实践中提出的较为强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没有急于给出回应。由此反映出《选举法》修改的较为一贯思路，那就是重要选举原则的修改非常谨慎，具体程序与内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论论证而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验证，因而《选举法》在技术上、规范上、内容上存有缺陷；《选举法》的修改与政治导向的联系较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维护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在政治上、法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个体的公民的选举权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个目标。
2010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改
●平等：城乡选举首次“同票同权”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
“这一修改实现了选举法的平等性原则。”“选举法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就是选举权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又要按照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来看待。无论是1953年的8比1，还是1996年的4比1，都应该说是合理的，现在的1比1，也反映了今天的客观现实。”
这一修改的时代意义在于第一次从制度层面明确取消城乡差别，使公民的政治权利更加平等。
除保障人人平等外，新修改的选举法还强调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以保障各地方、各民族的利益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得到体现。“三者是相互密切联系的统一体，要综合地分析，不能相互割裂开来。”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表示，这次修改选举法，使得城乡居民选举的实质平等和形式平等更加统一，这样更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透明：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而原来的法律规定的是“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
原来的“可以”在执行过程中弹性空间大，改为“应当”，增加了对这一规定的刚性约束。
此前，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主要是个人简历、政治面貌、学历等基本情况，选民对候选人缺乏深入了解，投票积极性受到影响。“这次的修改，有助于进一步扩大选民的知情权，使选民与候选人的见面形式具有一定实效性，提高透明度。”
同时，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
——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通报。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而此前只是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一些代表认为，这样规定便于选民有时间深入了解候选人，对候选人履行职责的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
有关专家认为这些透明的做法有利于避免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当选代表。吴清辉代表指出，代表候选人不应持外国护照，这关系到公民权利与义务和对国家的忠诚。
●公正：代表候选人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 新修改的选举法增加规定：“代表候选人的近亲属不得 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有关专家表示，选举工作中监票人、计票人实行回避，有利于保障选举结果的公正可信。
同时，法律规定，“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说，这一修改能保证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职，有利于有效代表选民利益，有利于保证代表在履职时更加公正、客观。
一些人大代表建议，为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和公平公正，实际操作中还应加强对选举委员会的监督。
●广泛：应当确保适当数量基层代表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
“选举法的这一修改从制度上保证一线的工人、农民的代表比例，其目的是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基础，扩大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
应该保证一线生产、科研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不必担心基层代表文化水平不高影响履职。人大代表素质的高低，不取决于学历、荣誉和社会地位，而是要看是否了解实情，是否讲真话、讲实话，真正反映人民的合理利益诉求，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否提出治理国家事务的真知灼见。
●规范：完善“细节”保护选民意愿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赵合代表说，这一条款是对选民自由表达意愿的重要保障。同时，选举法还进一步规范投票站的设立和选举大会的召开，并加强对流动票箱的管理。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原则设立投票站，进行选举；选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
这些规定借鉴并吸收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在细节上更为人性化。这些对于细节的规范和完善，体现了选举工作既严格规范又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时，新修改的选举法还就查处破坏选举行为、人大代表的辞职程序以及选举委员会的六大职责作了具体规定。
选举法进行了既有重点又统筹兼顾各方面的修改，更加有利于选举秩序的保障，有利于预防和打击破坏选举行为。
第二篇：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2010年03月08日 09:27中国网【大 中 小】
《选举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开始，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规范。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选举法律不涵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不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选举，前者主要由政府组织法(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后者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因此，我国目前还缺乏规范各种不同类型选举的统一的选举法。
现行《选举法》的核心是规范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选举法》的回顾介绍也将以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此次制定通过《选举法》，是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普选产生正式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前，由政协会议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政协会议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由邀请、推选、协商等方式产生的人士组成。
实行普选的方式产生基层人大代表、召开正式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提议，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大，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大；同时决议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进行选举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选举法》，确认了建国初期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一部《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如下: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很多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法》所继承、发展，例如: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选一定名额的人大代表；成立选举委员会办理选举事宜；选民登记与选民名单公布；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提出代表候选人(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并用)；关于有效选举、投票、当选的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
1953年《选举法》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实行普选问题的规定、建国三年多的政治实践和具体情况制定，吸收了苏联选举的经验。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但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
1979年:制定新的《选举法》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国选举制度。该法后经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选举制度内容进一步改进和充实。
1979年《选举法》的重要变化，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这次修改的内容多为细节补充，依然是对一段时期各地选举经验的一般总结，对于实践中提出的较为强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没有急于给出回应。由此反映出《选举法》修改的较为一贯思路，那就是重要选举原则的修改非常谨慎，具体程序与内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论论证而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验证，因而《选举法》在技术上、规范上、内容上存有缺陷；《选举法》的修改与政治导向的联系较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维护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在政治上、法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个体的公民的选举权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个目标。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吕好
官员：城乡同比选举不会大增农村代表数量2010年03月09日 02:40新京报【大 中 小】
本报讯(记者 杨华云)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走过60年后，城乡“同票不同权”的状况将获得解决。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作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选举法此次修改最大的变化为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现行选举法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按四比一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经历了八比一、四比一的阶段，从八比一到四比一这个阶段历时四十多年，而从四比一到目前即将实现的一比一，也走过了十五年。
不过此次选举法修改，在实现人人平等的同时，引入了同样重要的地区平等，王兆国表示，要保障各地方在国家权力机关有平等的参与权，各行政区域不论人口多少，都应有相同的基本名额数，都能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体现地区平等。此外，平等原则还包括民族平等，保障各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
针对近些年出现的两地代表、候选人个人详细情况等新问题，此次修改亦有涉及，王兆国表示，一些代表和有关部门建议，应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要填报是否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外国国籍等情况；并对不如实提供个人情况的，应规定相应处理办法，保证选民或者代表了解真实情况；同时还应对一个公民是否可以担任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大代表问题予以明确。
对此，草案增加规定，“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通报”、“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次选举法修改对流动人口选举暂不做规定。
城乡同比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农村人大代表不会大增
新京报:大家都很关注“同票同权”的问题。但是什么是“同票同权”的真实含义，不是每个人都很了解。
陈斯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一人一票；二是同票同权、同票同值，每一票所含的权利分量、价值一样。这个在1953年和1979年的选举法中没有完全实现。
新京报:为什么呢？
陈斯喜:因为解放初农民占多数，工人数量比较少，为保证有与其政治地位相适应的代表，1953年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
新京报:这次修改要一步到位实现1:1。
陈斯喜:是的，通过这次修改就一步到位实行城乡同比例，完全实现“同票同权”。因为现在城市人口进一步增加，占46%还多，而农民的文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
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推进民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从基层做起。实现城乡代表同比例，可以激发农村基层群众的民主热情，提高民主意识。
新京报:实行城乡同比，很多人理解成农村人大代表与城市人大代表同比例，农村代表会大量增加。
陈斯喜:城乡同比例与人大代表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城乡代表结构同比例，而是指分配代表名额时，不区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都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分配。
具体讲，就是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时，代表名额要分配到各个选区去，要求人口大体相等的选区，代表名额要大体相等；间接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如果人口大体相等，代表名额也要大体相等，与此相应，如果人口不是大体相等，代表名额就要有所不同。
实行城乡同比例后，农村选区和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分配到的代表名额会适当增加。但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举并没有区分城乡，所以从实际情况看，最后选出的代表还是城市人口会多一些，特别是间接选举更明显。
早先报道：
王兆国就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向人大代表作说明(全文)
《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
第三篇：选举法改革的历次回顾
《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规范人大代表选举——《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吕好
导读：
《选举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开始，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规范。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选举法律不涵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不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选举，前者主要由政府组织法（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后者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因此，我国目前还缺乏规范各种不同类型选举的统一的选举法。
现行《选举法》的核心是规范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选举法》的回顾介绍也将以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此次制定通过《选举法》，是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普选产生正式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前，由政协会议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政协会议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由邀请、推选、协商等方式产生的人士组成。
实行普选的方式产生基层人大代表、召开正式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提议，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大，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大；同时决议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进行选举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选举法》，确认了建国初期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一部《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如下：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很多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法》所继承、发展，例如：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选一定名额的人大代表；成立选举委员会办理选举事宜；选民登记与选民名单公布；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提出代表候选人（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并用）；关于有效选举、投票、当选的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
1953年《选举法》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实行普选问题的规定、建国三年多的政治实践和具体情况制定，吸收了苏联选举的经验。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但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
1979年：制定新的《选举法》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国选举制度。该法后经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选举制度内容进一步改进和充实。
1979年《选举法》的重要变化，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
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这次修改的内容多为细节补充，依然是对一段时期各地选举经验的一般总结，对于实践中提出的较为强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没有急于给出回应。由此反映出《选举法》修改的较为一贯思路，那就是重要选举原则的修改非常谨慎，具体程序与内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论论证而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验证，因而《选举法》在技术上、规范上、内容上存有缺陷；《选举法》的修改与政治导向的联系较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维护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在政治上、法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个体的公民的选举权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个目标。
第四篇：云南省历次党代会简介
云南省历次党代会简介
1928年10月13日至14日，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村召开。
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时间：1956年6月25日至30日，地点：昆明代表：实际出席代表771名
中共云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间：1971年5月31日至6月3日 地点：昆明，代表：1235名
中共云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 时间：1979年8月25日至29日 地点：昆明代表：1356名
中共云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 时间：1985年7月6日至12日 地点：昆明代表：694名
中共云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 时间：1990年7月31日至8月7日 地点：昆明代表：590名中共云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
时间：1995年8月22日至26日地点：昆明代表：623名
中共云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时间：2001年12月12日至16日 地点：昆明代表：676名
中共云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时间：2006年11月12日至16日 地点：昆明代表：691名
2011年6月27日至28日，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全委会提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扎扎实实推动桥头堡建设，继续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和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月27日至28日，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全委会提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扎扎实实推动桥头堡建设，继续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和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
全委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
省委书记白恩培代表省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秦光荣主持大会。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在开幕式上就《决议（草案）》作了说明。
全委会审议通过了全委会公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全委会认真总结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精神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紧紧围绕“两强一堡”战略目标，牢牢抓住桥头堡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当前，桥头堡建设已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扎扎实实推动桥头堡建设。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全局意识、开放合作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做到一切工作往前赶，一股劲头搞建设，尽最大努力把政策的潜能挖掘出来，把群众的智慧聚集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合力，一步一步推进，一项一项落实。
全委会指出，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新时期云南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机遇来之不易，千载难逢。加快推进桥头堡建设，必须坚持把立足云南、服务全国，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作为总目标；必须坚持把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坚持把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促进群众增收和财政增长作为核心任务；必须坚持把重点工作项目化、项目建设责任化、责任落实具体化作为根本方法；必须坚持把抢抓机遇、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扎实推进作为重要要求，确保桥头堡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全委会强调，今年第四季度，我省将召开第九次党代会，这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充分认识开好省第九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精心组织起草好党代会报告，认真做好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做好省第九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
全委会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省委的总体部署，切实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推动工作、狠抓落实上来，继续巩固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第一，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正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坚决防止物价过快上涨，继续巩固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第二，认真做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坚持从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下更大的力气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第三，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肩负起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扎扎实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第四，努力完成好州市党委换届工作。切实把思想统一到重要和省委对换届工作的要求上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第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创先争优活动成果。继续把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引向深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创先进、立足岗位争优秀、示范引领作表率，圆满完成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和省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白恩培在会议结束时强调，一定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
重，像杨善洲同志那样，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干事创业上。要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始终做到执政为民、爱岗敬业、奋发有为；要心无旁骛、扎实工作，切实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推动科学发展这个主题上来，集中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上来，集中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上来，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发展业绩；要心系群众、真情为民，永葆公仆本色，多解群众之难，力行富民之举，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将于11月召开。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我省克服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困难挑战，继续保持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边境安宁、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局面。省第九次党代会是在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十二五”开局之年，我省实施桥头堡战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省党员干部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顺利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两强一堡”战略，对于我省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省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致力开创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新局面。
党的建设成果丰硕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可喜进展。●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三个一”主题实践活动，以及向杨善洲学习活动，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思想进一步解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提高。
●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执行力和创新力明显增强，领导班子心齐气顺抓落实、团结干事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大力推进“云岭先锋”工程和边疆党建长廊建设等。
●在解放思想大讨论、创先争优、向杨善洲学习、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等教育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充分展示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经济建设取得瞩目成就
过去的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综合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5年，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最多、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5年，是优势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5年。
全省生产总值 3462亿元 至 7220亿元
年均增长 11.8％
财政总收入 766亿元 至 1809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2250元 至 3952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70元;至 16065元
政治建设取得新成效
● 率先实行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
● 率先制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
● 率先在边境一线实行“三免费”义务教育
● 率先制定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特殊政策
● 率先实现世居少数民族在省直部门有1名厅级领导干部的目标
● 率先制定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
从2007年开始，先后在全省推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建设，共出台16项制度，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行政审批事项精简了36％，累计问责4430人；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96128”政务查询专线，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近200万条，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正式运行；行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购车、接待、出国等费用连续几年实现零增长。
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果公益性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规划建设省博物馆新馆等十大省级标志性文化设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千里边疆文化长廊、边疆“解五难”、基层“两馆一站”、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取得新成效，在全国率先实行文化惠农补贴。文化产业迅速壮大
216.7亿元 至 440亿元（2006年—2010年）
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16.7亿元增加到440亿元，占GDP比重上升到6.1%，成为全国6个比重超过5%的省市之一。
立足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打造“香格里拉”等四大文化品牌，培育民族演艺、珠宝玉石等十大主导产业，实施骨干企业示范、重大项目带动等战略，走出了一条云南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文化精品创作生产持续繁荣
建立内外联合的文艺创作机制，创作了涵盖各个艺术门类的一大批影视、文学、音乐、舞蹈、演艺、摄影、美术、戏剧等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文艺精品。
生态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环境保护成就显著
5年累计造林3620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3%。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由滇西北扩大到包括滇西南地区在内的9个州（市）44个县（市）。环境综合治理效果明显
加大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力度，累计投入171.8亿元，初步遏制了滇池水质恶化的势头。全省县以上城镇248个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已建成投运105个，城镇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提高到70％以上。节能减排任务全面完成累计淘汰落后产能4796万吨，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4 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进展顺利
保护好基本农田，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全面贯彻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5年来新增耕地34.6万亩。
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
民生领域资金投入 1919亿元 至 5126亿元
5年增长 1.67倍
支农资金 360亿元 至 980亿元
5年增长 1.72倍
城镇建成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共31.2万套
农村累计改造危旧房215万户
5年累计投入232亿元资金完成246万套（户）保障性住房建设
5年来，全省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116万人，扶持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累计达22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累计达725万人。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参加社会保险总人数达2350.7万人次，开展了社会保险跨地区、跨行业的转移接续工作。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制度上的全覆盖，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5.3%，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异地持卡就医购买服务体系和居民医保州市级统筹。
A 累计教育投入170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改革和发展。投入111亿元排除中小学D级危房860万平方米，基础教育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五年增加近50万人，其中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翻了一番多、规模已超过普通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20％，呈贡高校新区累计竣工300万平方米，入住学生达8万人。
B 坚持“大办卫生、多办医院”，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超百亿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近9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5％，基本药物制度覆盖全省80％的人口。
C 着力实施文化惠民，公共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5％和96%。人口计生、体育等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1年7月23—31日地点：上海 浙江嘉兴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大会确定了党成立后的基本任务。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2年7月16—23日地点:上海 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新的重大突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3年6月12—20日地点：广州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正式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大会又强调指出，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努力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会制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5年1月11—22日地点：上海 大会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方面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的问题。提出了历次代表大会都没正式提出过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步，在实际上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地点：汉口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是不彻底的，在会后也并未实施。这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8后6月18日-7月11日地点：莫斯科由于国内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这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动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地点：延安 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召开的，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指明抗战的前途和任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56年9月15—27日地点：北京 大会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论断，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没有能够在后来的实践中坚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69年4月1日-24日 地点：北京
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全国各级党组织还不能正常工作，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在被审查、被监禁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组织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斥在外。九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73年8月24-28日地点：北京 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召开的。大会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但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仍肯定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得以延续下去。在组织上，康生和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江、张、姚、王得以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势力又得到了加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77年8月12—18日地点：北京
这次大会是我们党在取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认为十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次大会没有能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82年9月1—11日地点：北京 大会是在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又经历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召开的。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同时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87午10月25日一11月1日地点：北京 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提出了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邓小平从十三大开始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92午10月12—18日地点：北京 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分别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九个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向全党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97午9月12—18日地点：北京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它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大会阐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的指南。大会进一步论述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往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次大会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４日地点：北京
这次大会应到正式代表２１１４名、特邀代表４０名（共２１５４名）（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２１３４人），代表了全党６６００多万党员。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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