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写写帮推荐）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作者简介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植物学通信》等。

卢梭认为，人类最初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个时间，不存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私有制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平等，国家是因订立契约而产生，人民是制订契约的主体，由此他提出“人民主权”的思想，国家主权不能分割，也不能转让，一切人权的表现和运用必须表现人民的意志，法律是“公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能高于法律

早年

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祖上是从法国流亡到瑞士的新教徒。他出生后第十天，母亲因产后失调，于7月7日逝世。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和当时日内瓦共和国的“小议会”的一个名叫戈迪耶（此人曾任法国陆军上尉，并和小议会里的人有密切的联系）的先生发生了争执，最终卢梭的父亲在捍卫正义与向黑恶势力屈服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在法院下达的缉拿通知下愤然地离开了日内瓦，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小卢梭。

他有一个兄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从此卢梭再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教育，书却读了不少。他父亲将他送去当学徒，先跟一个公证人，再跟一个镂刻匠。后来受不了苛待，十六岁时，他逃离日内瓦去流浪。当过学徒、杂役、家庭书记、教师、流浪音乐家等。后又被通缉流亡国外。期间得到了华伦夫人的爱护。

1728年3月14日星期天，快年满16岁的卢梭，只身离开日内瓦。卢梭长年做临时工，他默默无闻，到处谋生，漂泊四方。他有过几起罗曼蒂克趣事，其中包括与旅馆女仆黛莱丝·瓦瑟的风流韵事，他俩有5个孩子，卢梭把所有这五个孩子都送进了一家育婴堂（他最终到了56岁时才与黛莱丝结婚）。卢梭曾在《忏悔录》中如是说：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乱糟糟的家庭去抚养，我就感到害怕。如果把孩子交给他们去教育，那必然会愈教愈坏。育婴堂的教育，比他们对孩子的危害小得多。这就是我决定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理由。[2]

中年

1742年，卢梭搬到巴黎。在巴黎期间，卢梭与德尼·狄德罗认识，并从1749年起参与《百科全书》的撰写，卢梭专攻音乐方面。不过最重要的贡献是1755年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但那以后不久，卢梭与狄德罗的关系紧张。

1750年（庚午年），38岁的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sciences et les arts”）一文赢得第戎学区论文比赛首奖而一举成名。那年第戎科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卢梭的论文论证了科学与艺术进展的最后结果无益于人类，因而获得头等奖，使他顿时成为巴黎名人。随后他又著述了许多其它著作，其中包括《论不平等的起源》（1755），《埃罗伊兹的故事》（1761），《爱弥儿》（1762），《社会契约论》（1762）和《忏悔录》（1782），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此外卢梭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写了两部歌剧：《爱情之歌》和《村里的预言家》。卢梭的作品语言风格独特（独白式），具有浪漫激情。

1752年，歌剧《乡村占卜者》成功上演，受到国王和王后的青睐，路易十五打算接见卢梭，并赐给他一笔年金，然而卢梭顾虑会因为接受年金而失去自由，就刻意回避，受到普遍的谴责。《乡村占卜者》后来曾多次上演，但卢梭从中获益很少。

1761年，《新爱洛琦丝》出版，立刻轰动巴黎。其中通过景色和环境烘托情节以个人情操对比社会伦理的手法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创立的标志。该书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卢梭与他那个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大多相识，但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反目成仇。这些人中包括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英国的大卫·休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待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不一样。

晚年

1768年8月29日，卢梭与同居了25年的女仆黛莱丝·瓦瑟在布戈市结婚，此前他们生有5个孩子，并全部寄养在孤儿院。

1778年7月2日，已患“逼害性心理分裂症”的卢梭在巴黎东北面的阿蒙农维拉（Ermenonville）去世（恰与伏尔泰在同一年去世）。死时穷困潦倒，死前被马车撞翻，又被狗扑伤践踏。

影响

卢梭认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同时，他认为顺应自然的教育必然也是自由的教育。卢梭声称：“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我就是我的第一基本原理。”[3]

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却受人膜拜。卢梭被安葬于巴黎先贤祠（Le Panthéon）。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树立雕像，以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

卢梭的观念渗入社会风气，成为时尚。年轻人模仿《爱弥儿》，要做“居住在城里的野蛮人”。路易王太子也深受《爱弥儿》的影响，按照卢梭的观点从小教育他的儿子，学一门手工匠人的手艺。据说，这就是路易十六那个著名的嗜好——业余锁匠的由来。

虽然起初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作家有几位是卢梭的朋友，其中包括德尼·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但是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与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卢梭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的计划，指出剧院是所伤风败俗的学校，结果他同伏尔泰反目。此外卢梭基本上属于情感主义，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成员所崇尚的功利的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762年，卢梭因其所撰教育论著《爱弥儿》一书出版，遭到法国当局的通缉。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基本上是在悲惨痛苦中度过的，1778年7月2日于法国阿蒙农维拉（Ermenonville）与世长辞，享年66岁。哲学方面

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但不主张废除私有制；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

资产阶级论调：人与人的契约构成社会，人与社会的契约构成国家。自然准则高于社会准则，主权高于人权，集体权力高于个人权力。人生而自由，个人自由大于集体自由。法治要结合德治。人即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情感教育要先于理智教育，教育要秉承天性培养自然人，从自然到人再到事物的认识过程。[8] 政治方面

描述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契约论》也许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其中开头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书于1762年出版，当时无人问津，但后来成为了反映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与他早期作品相反，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兽性状态，好人是因为社会的出现才有的。自然状态下，常有个人能力无法应付的境况，必须通过与其他人的联合才能生存，因而大家都愿意联合起来。人们联合在一起，以一个集体的形式而存在，这就形成了社会。社会的

契约是人们对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协议。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中，卢梭尝试把政府的出现解释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人们愿意放弃个人自由并被他人所统治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看到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正规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自己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不过，卢梭又指出原始的契约有着明显的缺陷。社会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欺骗”了大众，使不平等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特点。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契约应该被重新思考。政府不应该是保护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利，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平等。不管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它没有对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负责，那它就破坏了作为政治职权根本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理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从分析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中，得出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激进的革命结论；主张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提出“人民主权”这一富有彻底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民主思想，要求实行体现人民主权、体现公意的法律，强调用法治代替君主专制政治，这些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他的理论前提——自然状态是主观臆想出来的，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他忽略了从“恶”的方面考虑问题，没有提出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思想。

思想基础

这种思想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根本。事实上，说法国和美国革命是卢梭在社会契约上的抽象理论的直接结果毫不过分。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被称为“行走中的卢梭”。

卢梭是最早攻击私人财产制度的现代作家之一，因此他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见马克思）的始祖之一。同时，他质疑多数人的意愿是否一定正确。他指出，政府应该排除多数人（见民主）意愿的影响，捍卫自由、平等和公正。

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最主要的原则是政治不应与道德分离。当一个国家不能以德服人，它就不能正常地发挥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建立对个人的权威。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是自由，捍卫自由是国家建立的目的之一。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由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再由社会革命而道德革命，规模和程度远超英美的一个渊源。

卢梭提出：在自然状态（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好人被他们的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而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不幸的继续。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1750）强调，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他认为知识的积累加强了政府的统治而压制了个人的自由。他总结得，物质文明的发展事实上破坏了真挚的友谊，取而代之的是嫉妒、畏惧和怀疑。让-雅克·卢梭教育方面

在《爱弥儿》中体现的卢梭对教育的观念——自然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教育理论。他降低书面知识的重要性，建议孩子的情感教育先于理性教育。他尤为强调通过个人经验来学习。

“让我们回归自然”

在早期的作品中，他把自然描述为原始人所处的原始的状态。后来，在伏尔泰（Voltaire）的批评下，他把自然描述为人建立自己个性和个人世界过程的自发性。所以，自然意味着内心的状态、完整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社会在文明的幌子下进行的关押和奴役。因此，回归自然就是使人恢复这种自然过程的力量，脱离外界社会的各种压迫，以及文明的偏见。

1782年出版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是最早最有影响的自我暴露作品之一，书中毫不掩饰个人丑行，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的作家郁达夫就深受卢梭自我暴露风格的影响。让-雅克·卢梭文学方面

卢梭对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里面，在这本小说里卢梭描写了美丽的田园风光、风土民情、自由的思想、浪漫的爱情……对后世浪漫主义小说的发展有很大促进。

书信体有几个明显的优势：利于直接描写感情、心理；可利用多视角（内）观察事物，事件。至于小说情节，则可潜藏于信之间。这种体裁不易把握分寸，或散乱，或人物同一化。此书在这几方面应该是很不错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在主要的几个人物中，男性与女性口吻有很大差异。几个人物可作为某种象征，当然也可具体化看待。圣·普栾的信多不是直接表达内心的，但仅有的几封以及侧面的描写，使他成为了一个积极追求却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于丽对“理性”的几次屈服，似乎有些不太合情理。但或许这正是作者所要说的东西。来信与复信，往往可理解为在同一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的看法，于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9] 新爱洛绮丝

《新爱洛绮丝》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写一对青年的恋爱悲剧。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在贵族家担任教师，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才华横溢的青年，具有不屈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与他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一个向往纯洁的爱情而又无法全然脱离封建家庭的女子发生恋情，受到朱丽父亲的阻挠，酿成悲剧。封建等级制度成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并对封建等级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作品细致的心理描写，情景交融的美丽篇章，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赞赏。赏析

十八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人生而自由”，卢梭说，“人的这种共同的自由来自他的本性。

他的第一法则是自己的存活，他的第一要务是自己的利益。人，一旦明白事理，就是自主的；对自身的生存手段，他拥有唯一的决断，他因此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十八世纪，卢梭提出这样的观点惊天动地，更要命的是，他居然以“天赋人权”作为他论述的基础，展开了一系列的宪政分析，并对国家体制和法律进行全新的创造。

今天的我们没有对卢梭的“人权”观念感到疑惑，不过使我们惊讶的是，卢梭在他的国家结构思考中完全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这是很不现实的，卢梭丝毫不考虑历史遗留问题，而十八世纪的世界各国，不是奴隶制就是君主制，像卢梭描述的具有自由理念、而又没有构成国家的人民群体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卢梭所描述的理想基础。但卢梭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出发点，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放弃人权原则，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必须建立在这样基础上，否则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任何违背人权的借口都会造成独裁，十八世纪的卢梭显然不能先知先觉后世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但他预料到了以人民名义专制的理论，所以他坚定不移支持自由的人是共和国制度唯一基础。

无一例外，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都是实行非自由的三权合一、军队政党化、压制言论自由政策，简单的理解就是专制政府压制人权。这些专制理论和思想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或者说要维持社会次序和国家稳定，或者说为了长远利益，或者说是国情，花样不少，“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所以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盛行一时，这是因为他们对人民的欺骗。

我们现代公民必须要明确真正的人权观念，法律维护的社会次序和国家稳定是为了人民自由和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而不是相反。

卢梭强调了“人生而自由”的基本地位。“社会契约的本质决定了上述各项要件不能有一丝更动，否则社会契约就会失去效用，即便这些条件不曾被正式宣布，也必须是每一时每一地普遍地得到接受。否则，每个个人都失去或放弃了他的契约自由，而重新得回他所原有的天然的权利和自由。”

在卢梭的观念中，奴隶制和君主制的法律都是恶法，都不能够被承认的，更不用说在恶法基础上组建的奴隶制政府和君主制政府。卢梭还提出了共和政体的概念，他认为只有真正依法而治的政体才可以称为共和政体，才是符合社会契约的。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各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卢梭所希望的共和国理想，不过几百年来的世界因为他的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许人类永远达不到那种理想，不过我们可以无限的接近，“天赋人权”是这一切美好的开始，也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

卢梭的学说自问世以后，后世对其褒贬不一，其命运在大荣与大损、大扬与大抑的评说中沉浮。保守主义理论家们抨击卢梭的学说倡导不受约束的自由、怂恿漠视权威、破坏秩序的极端个人主义。对卢梭的这一方面的攻击，现在已经不值得反驳。值得重视的是那些倡导自由主义的学者对卢梭的批评。他们将卢梭视为“极权主义民主”的始作俑者。真对卢梭到底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这一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将卢梭视为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未必公正。对卢梭这一指责的一个不甚明确、似是而非的思路是，极权主义肇始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恐怖统治政权，而雅各宾党人的领袖都是卢梭学说的信徒。面对这一指责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信奉卢梭学说的人所创建的政权制度和政治实践是否忠实地复现、践行了卢梭学说，以致我们可以说卢梭学说必然导致雅各宾党人的集权统治吗？实际上，由信奉卢梭学说的人创建的政治统治形式，与卢梭学说必然导致的政治制度并不必然等同。雅各宾派确实信奉卢梭学说，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创建的制度，政治实践，并不是卢梭学说演绎的必然结果。卢梭的政治学说明确的反对正当政治，而雅各宾党人的政治却是鲜明的政党政治；卢梭反对代议制，而雅各宾党人统治的时代的政权形式却是典型的议会制政权。如果说雅各宾党人能够实行极权主义统治，那恰恰是在背离卢梭的直接民主政治理想的前提下实现的。可以说，尽管雅各宾派自称信奉卢梭学说，但其政治实践却是在对卢梭学说的扭曲、甚至背离。人们尽可以批评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企图依据理性、借助暴力改变社会一切的政治实践，但是不可以由此归罪于卢梭学说。因为卢梭的观点并不提供为上述做法辩护的借口。

在认定“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卢梭继续论证宪政国家的构成。他说，“设计一种人类的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卢梭假象有一群自由的人民，他们本来各自为政，自由自在的享受着归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当他们认识到合作的必要、认识到协作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的时候，他们决定共同组建一个集体，他们依靠这个集体来保护每个加盟者的权利。

显而易见，为了让他们的自由和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他们必须放弃部分自由和利益。用现代观念来看，就是众多独立的个人组建一个国家，他们同意接受政府管理、遵守国家的法律、纳税等形式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力，从而得到明确而强大的保护，比如军队、警察等。另一方面，不同个体的自由也不允许互相侵犯，于是建立一个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公约势在必行。

卢梭把人民出于这种目的缔结的公约称之为“社会契约”，世界各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可以理解为卢梭说的契约，只有在宪法的基础上，才有法律体系，继而才有政府体系。

考虑到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行为的强大影响力，作为失去部分权力的人民，怎样使这个契约形成的法律和政府不侵犯自己的自由权利，个人能够继续“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法律能够体现保护人民权力和权利的精神和原则，政府不至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用人民主动献出的权力来实施暴政、剥夺人民其他的权力，卢梭说，“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成立国家，建立国家法律，组建国家政府，这本身就是营造一个权力巨大的怪物，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有腐败和专制的倾向，这种权力是人民无法抗衡的，一个人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就意味着全体都可能失去了应有的自由，既然社会契约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权利的，那么在契约中，也就是我们的宪法中，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如果人民不能够在契约中有效阻止极权和独裁，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契约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人权原则，恶之果无法开出美之花。

第二篇：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卢梭的巨著《社会契约论》，全书共四卷，四十八章，其中第一卷九章，第二卷十二章，第三卷十八章，第四卷九章。第一卷在他的确立的基本原理之上，着重研究的是契约论的内容；第二卷主要讨论的是主权论的内容；第三卷则是关于政府形式为主的政府论；第四卷则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除了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论。

名句摘录：

第一卷：

1、人是天生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认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2、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3、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这一点我承认;可是一切疾病也都来自上帝.难道这就是说,应该禁止人去请医生吗?

4、人类既然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使它们共同协作.5、假如我们抛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一旦人群这样地结成了一个共同体之后,侵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就不能不是在攻击整个的共同体;而侵犯共同体就更不得不使它的成员同仇敌忾.这样,义务和利害关系就迫使缔约者双方同样要彼此互助,而同是这些人也就应该力求在这种双重关系之下把各种有系于此的利益都结合起来.7、现在让我们把整个这张收支平衡表简化为容易比较的项目吧:社会契约使人类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事物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事物的所有权..作为全书第一部分的社会契约理论，它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内容，精华所在，其后的三卷基本上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的。卢梭从人性论和自然状态论出发，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只会关心他个人，只是关住个人的生存与利益，就像他在文中所写道的“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一样。然而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个人所具有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冲破自然界的重重阻碍，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于是一个要求共同协作的声音叫响，这就是公意。然而，到底如何协作这个问题困扰着要求协作的柔弱的人们，即“（协作）如何能致身于力量的总和，而同时既不至于妨害自己，又不至于忽略对自己所应有的关怀呢？”，进而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卢梭紧接着提出了本书的核心理论——社会契约。

卢梭主张“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而这里的整个集合体即是政治共同体或在其后文中称做主权者，也即公意。而之所以主张每个人都应把其全部毫无保留的转让出来，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个体在主主权者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任何一方能要其他一个或一方承

担更多的负担。如果只有一部分人全部转让，而另一部份人只转让其自身的一部分，那么这部分人将会要求更多的社会权力，增加全部转让者的负担，进而这种协作就会只是“暴政或者是空话”。然而每个人为什么乐意出让自己的全部呢？卢梭再次揭开了谜底“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因为在此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无，而只有共同体才是唯一的实，即唯一的拥有行为力者。

然而，虽然共同体的行为力增强了，人们为克服自然障碍的目的实现了，那么个人结合成共同体的原始目的——个人生存和利益哪里去寻找呢?卢梭为我们绘制了一张收支简化表“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从此，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了社会状态，“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人会因为社会契约“使他从一个愚昧.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的那个幸福时刻，他一定会是感激不尽的。”人从“自然的自由”进入了“社会的自由”。总之卢梭的社会契约可以简化为以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工艺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名句摘录:

个别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如果人民单纯是诺诺地服从，那么，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人民的品质；只要一旦出现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并且政治体也从此就告毁灭

钱财这个字眼是奴隶的字眼，由于金钱与懒惰的缘故，他们便终于有了可以奴役自己祖国的军人和可以出卖自己祖国的代表

公意永远是稳固的，不变的而又纯粹的；但是他却可以向压在他身上的其他意志屈服

人民主权论，作为以公意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的必然结果，它是卢梭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自然法学派在近代所取得最高成就。作为契约社会所形成的共同体，在它是受公意支配下时，它就成为主权，其主体是全体人民，每个人就是其组成人员。卢梭视野中的主权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卢梭从分析每个个人利益的异同出发，指出“个别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基于此，认为“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以公共幸福为目标的公意，而由于公意是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属于公共的，是个集体的生命，因而就不得转让，因而基于公意的主权也不可转让。在此，卢梭还区别了个别意志和公意，并且认为个别意志和公意并不能总是一致，因而主张个别意志经常向公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卢梭认为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也是不可分割的，正因为是“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他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人的。” 基于此，卢梭还批评了一些政论家因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而从形式上区分主权的行为，讥讽他们是像日本的幻术家那样“当众把一个孩子肢解，把他的的肢体一一抛上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个完整无缺的活生生的孩子来”，是一种“江湖幻术”。“他们把主权助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因而卢梭反对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同时卢梭认为向宣战与媾和等行为并不是主权的行为，他们“都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应用，是决定法律情况的一种个别行为。”

第三，主权是不能代表的，关于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这个问题在卢梭的这部著作中并没独立成章，但其思想却完整地蕴含在第三卷第十五章《论议员或代表》。在这章中，卢梭认为正如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一样，主权也是不可代表的，因为“主权在本质上是由于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不仅如此，卢梭还严重地批判了那些以出钱雇佣人去从军和代议员的行为，并且卢梭认为在它所向往的的城邦里“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钱的。他们永远不是花钱来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是花钱来亲手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这种万事事必亲躬的行为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卢梭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在权利和自由乃是一切的地方，不方便是不算一回事的”。而主权行为外的行政行为卢梭认为它不仅是而且应当是被代表的，因为“行政权力不外是把力量运用在法律上而已。”

第四，主权是绝对的，不可摧毁的，知道卢梭主权论的前三个特点，我们将会顺理成章的理解卢梭主权论的的四个特征：主权的绝对性。在第四卷的第一章《论公意是不可摧毁的》中，卢梭认为公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国家濒临毁灭的时候，当各种最卑鄙的利益争斗战胜公共幸福时，公意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公意沉默了”，在其他一些情况，譬如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选票的行为，他也仅是“回避了公意而已”。而在和平时期，公意所形成的主权的唯一目的便是公共福祉，更是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主权是如此的重要，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维系主权权威呢？对此卢梭在这部著作的第三卷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归结一句话，即为了维系主权之权威，人民应经常地，固定的集会，以适当中断政府的一切权限。这句话既包含三层含义：一，人民应当集会，因为“主权者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便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所以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有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惟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二，必须是固定的经常地集会，“政府愈是有力量，则主权者就愈应该经常的表现他自己。”三，集会由中断政府的力量，“当人民合法地集会而成为主权者共同体的那个时刻，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告终止；于是行政权也就中断，于是是最渺小的公民的身份便和最高级行政官的身份是同样地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在被代表的人已经出现的地方就不能再有什么代表了。”

名句摘录：

政府就是在臣民和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介体

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走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那些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 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

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这些真知灼见无疑在当代，尤其在我国的法制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三卷中，卢梭讨论了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他认为一切自由的行为都有两种因素构成，其中之一即为意志，另一则为行动的力量，而在国家这个政治体

中，意志即为立法权，行动即为行政权。“没有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便不会或者不应该做出任何事情来”而什么是政府呢？“政府就是在臣民和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介体”。当谈到政府形式时，卢梭认为它取决于主权者，君主（行政官）与人民之间的比例。“这个双比例每一次增大或者缩小，则单项比例也就照样地增大或者缩小，从而中间项也就随之而改变。因此 也就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什么一种唯一的绝对的政府体制，而是随着国家大小的不同，也就可以有同样之多的性质不同的政府。”而在现代，卢梭的这一理论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且卢梭还根据政府人员的多寡作为区分不同政府形式的根本标准，进而将政府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和混合制四种形式，认为民主制则适宜于小国，贵族制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主制则适宜于大国。并且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然而又由于“君主和主权者既然只是同一个人，所以就只能形成，可以这样说，一种没有政府的政府”。

一，民主制，卢梭眼中的民主制是一种政府人员多于单个单纯的公民，即主权者将政府职能委任给绝大多数公民。而且卢梭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二，贵族制，卢梭将贵族制分为三种：自然的，选举的和世袭的。其中第一种适合淳朴的民族，第三种是最坏的一种，而第二种是最好的，也即是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制。卢梭的这种选举制贵族制相当于现在意义的代议制民主制。

三，国君制，卢梭的国君制即是君主制，在卢梭看来国君制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因为“人民的意志，君主的意志，国家的公共力量和政府的个别力量，就全都响应着同一个动力，机器的全部力量就都操在一只手里，一切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它就会像阿基米德站在河对岸毫不费力就引动水上的大船一样，国君就可以在自己的暖阁里遥控他的国家。然而也正是如此，国君制有两个致命弱点：1.不能选贤任能。2.缺乏执政的连续性，从而导致皇室政府的变化无常。四，混合制，在卢梭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单一制政府，因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首领也必须有下级的行政官；一个人民政府也必须有一个首领”同时他认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样地都出现在单一的政府之下，反之，混合政府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这些在现今看来，无疑都是不无道理的。基于以上论述，卢梭在本卷第八章有的谈到一个与之紧密相连的问题《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在这一章中，卢梭首先肯定了孟德斯鸠关于民主与气候关系的论述，认为各个国家由于土地，气候，水文，矿产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就需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譬如就国家疆土的大小和财富的贫富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政府形式，在国家版图较大并且富饶的国家，较适合君主制；而贵族制则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而民主制则适合于小儿贫穷的国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不不正确。当然，其认为国君的力量引起与人民距离的扩大而扩大，而人民的力量之有几种才能发挥的观点无疑是较有启发的。同是卢梭在涉及评判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时，认为政治结合应以“他的成员的生存和繁荣”无疑事件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在谈论到具体指标时，认为人口的多寡一是衡量政府优劣的标志，无疑是欠妥的。而在这些理论当中，我们不能不谈的还有卢梭关于政治体死亡的论述，他深沉而睿智的写道“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的权威。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则是国家的大脑，大脑只是各个部分运动起来。大脑可能陷于麻痹，而人依然活着。一个人可以麻木不仁的活着；但是一旦心脏停止了他的机能，则任何动物马上就会死掉。”

基于对上述基本问题的阐述，卢梭在最后一卷即第四卷阐明了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在“公意不可摧毁”的前提下，卢梭分别从投票，选举，罗马公民大会，保民管制，独裁制，监察管制和公民宗教其各方面对国家政治体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和程序进行了讨论，而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其关于公民宗教的论述。当然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卢梭对宗教分类的叙述，卢梭从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将其分为人类的宗教和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纯粹内心的崇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的神圣权利。后一种宗教是写在某一 国家的典册之中，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教条，自己的教仪，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对于后一种政体，卢梭称之为“神权政体”，而这种情形在我国有待审视与深思。而在这一部分，也因为卢梭的极权主义民主思想暴露无遗，因而起也因此遭受到很多批判，譬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卢梭是“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的确，卢梭的思想也确实在学说上影响了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学说，在政治上，也确实导致了国家极权的罗伯斯庇尔政府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当然，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一样，这也不排除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然而当我们通读全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全书到处闪耀着理性，智慧的光芒。从１７９５年其灵柩被奉进先贤祠至今，我们仍然不时品味这位自然法学派杰出代表的思想光辉，更为这样一位完全靠自学成材的一代宗师身上散发出来的火炬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品味他的著作，我们更应体味他的人格。

第三篇：读书笔记——社会契约论

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一、人生而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些天赋，人人可以享受”，“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

卢梭1753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一书可谓其于1762年编写并影响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契约论》的奠基。该书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并阐明在自然状态下，野蛮人的本性是动物性的；人类保持单纯简朴的生活方式，因而少有疾病；野蛮人对于脱离自然状态表现出强烈不满；他们心中没有“在我们中间造成那么多祸福的想象力”，并缺少没有远见和好奇心。该书通过对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深入研究，得出 “人类的不平等，在自然境界中，是不易感觉到的”。

二、从天然的自由到约定的自由

在卢梭阐述其教育思想的《爱弥儿》中，提到“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因此，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么遥远。”自然状态，即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在卢梭看来，家庭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变革”：“这一时期，应该是最幸福而最持久的一个时期，是人类所经历的最美好的时期。”

然而，随着人们逐渐有了社会生活的观念，其精神和智慧进一步提高，“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并且希望别人关注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最善于跳舞的人、最美的人、最强壮的人、最灵巧的人活着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人类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愧和羡慕。”“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至此，私有财产观念随着各种感情的产生而产生。人们通过冶金、农耕等手段将自己的劳动产品视为私有财产，由于对资源占用的不同数量和程度，一些人成为了富人，与之相对的穷人和贫困随之而来；一些人控制他人的人身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奴隶制由此产生。富人通过制定法律、运用各种暴力统治工具维护自己权力的稳定和生活的安定。政治上的巨大差别导致人与人之间地位日渐悬殊，暴政体制下绝对的服从使不平等发展到极端。

天然的自由一去不返，被暴虐统治残酷压迫的人们极力寻求一种将桎梏削弱到最小、公共决策与自身利益契合度高、决策外部成本相对较低的社会运作模式：“要寻找出一种结

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这句写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头一句话从一个辩证关系角度揭示了天然的自由让渡给约定的自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第三章《论最强者的权利》中卢梭提到：“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第四章《论奴隶制》指出，“这样一种弃权（奴隶放弃自己的自由）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是无限的服从，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因此，“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此外，在第八章《论社会状态》中，卢梭还列出一张收支平衡表：“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人类将“天然的自由”让渡给“契约的自由”，实际上是获得了更为量化、确定且赋予了保障的自由。

三、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得到了法国大革命以罗比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的大力追捧，并根据其思想要领于1789年月26日推出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

人民主权由社会契约的订立得以实现。“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社会契约也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一定保障和救济手段：“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致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个社会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自己的天然的自由。”《人权宣言》表示，如果政府压迫或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和起义的权利。

“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最终平等也因契约而得以确认和维护。

第四篇：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txt12思念是一首诗，让你在普通的日子里读出韵律来；思念是一阵雨，让你在枯燥的日子里湿润起来；思念是一片阳光，让你的阴郁的日子里明朗起来。客观上来讲，卢梭的这部著作使西方社会从以个体“小我”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过度到以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团体契约形成的“大我”结构，完成了西方社会向团体和谐发展的方向挺进的理论基础先导的任务。它引领西方社会高速发展，在区区200多年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跨越——以本书的理论为基础。

西方的发展路径是：耶稣基督的神之“大我”——个人奋斗的个体“小我”——社会化“大我”

1.耶稣基督的神之“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个体只有团结才能生存。

2.个人奋斗的个体“小我”时期，物质的获取进入可以间接得取的阶段，个人的智慧成为间接获取的必要条件。

3.社会化“大我”时期，大多数的人认识到物质获取的必要性以及间接获取多样化，形成相对平等的分配体系。

卢梭在本书里轻描淡写的阐述了家庭(中我）之于社会的影响，竟没有将家庭（中我）当回事儿。在对社会化“大我”的向往之下，卢梭竟忘了家庭（中我）这一深刻影响社会的因素吗？而在东方的社会论述中，家庭的重要性被空前的提出来！

我们看一看东方的发展路径：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理论，中我表现）——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个人奋斗（小我）

1.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各种神都拜，为家族的成员生存努力。由于不是为个体服务，所以没有鲜明、统一的信仰。

2.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时期，物质间接获取的分化，使个体为家庭、宗族奋斗成为可能。

3.个人奋斗（小我）时期，正在脱离家庭、宗族的束缚，为个人的物质发展而奋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小我”趋势。

很有意思的是西方家庭理论“中我”的缺失竟是西方最大的社会问题，而东方社会“大我”的缺失竟也是东方社会一盘散沙的成因以及“小我”的缺失导致难于驾驭西方经济力量对东方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西方经济的冲击，我们该形成“大我”还用“小我”脆弱的肩膀来草草对付，无聊的度过自己的一生。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在本书中，卢梭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理论得到充分的论证。以下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社会契约论的几个因素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反驳了国家起源的两种理论：一是家庭起源理论；二是暴力起源理论。卢梭认为，家庭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社会，在家庭中以父亲与子女的爱为基础。但在国家中，首领对人民没有这种爱，有的只是发号施令。可见，国家与家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因袭关系。至于暴力论或者战争论。卢梭说，战争总是要基于一定利益目的之上的，但在自然状态下，谁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产，所以私人间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就证明，硬说国家产生于强者的暴力和私人战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并且阐述了相关的因素。

1.前提之假设

（1）天赋人权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存在着原始社会。“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们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从这种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还进一步批判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观点。后两者都主张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卢梭认为他们的观点无异于在说，一群牛羊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吃掉他们。正如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皇帝所说的“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生”。或者说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作为一个天生的民主论者，卢梭指出，亚里士多德也许是对的，但他倒果为因了。因为假如真有天然的奴隶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已经现有违反了天然的奴隶。强力创造了奴隶并使他们永远成为奴隶。

（2）绝境

卢梭假设“人类曾经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能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如果人类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

2.方式：公意与众意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主权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尤其是社会契约论，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突出公意，卢梭还进一步严格地区分了公意和众意。他认为公意与众意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在论述其成立具体方式，卢梭提到三个方面：第一转让，如此才可以做到对于所有的人的条件是同等的；第二，毫无保留地转让，这才能使“联合体”完美。如果一些人转让全部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只转让部分，那么后果就可能使社会或者国家变成另一些人推行暴政的工具；第三，只有全部转让，才能做到没有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人们可以从社会得到同样的权利，并增加社会的力量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集合体才能体现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而他之谓国家或者社会的产生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严格规定的方式下通过协议而产生的。

3.国家之产生

卢梭认为正是基于以上的前提条件和当时的绝境，人们为了自存才不得不让度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总而言之，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正是如此，所以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

即主权在民。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他认为“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他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有点象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这就是国家之中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契约论本身的缺陷

1.前提之无法证明

卢梭提供的整个理论似乎是可以自足的，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论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和他一样的结论。但是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为卢梭提出的假设或者前提为真，因为“任何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的结论，其正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卢梭的那些假设是否能遂人愿呢，或者说其说明足以说服我们并使我们相信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呢？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卢梭的前提的正确性与否之论证存在着许多困难。

首先，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卢梭借助原始社会之假设来证明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然而我们对于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的了解，或者说原始社会的了解，所借助的是对现存的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可是，这些原始部落和我们所认为的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底有多大共通之处。是有很大疑问的。因为即使这些部落真的原始社会的部落的承继，它们也经过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发展，他们的近况并不足以说明古人的情况。此外，这几年来的考古学不断地将可能是人类产生的日期往前推进，而每一次发现，都使我们将触角伸及上一次发现的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相形之下，人类的文明史可谓其短。因而，在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自由而且平等或者自由平等有多大限度，依然是值得怀疑的。与其说，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笔者更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因为在可以考证的社会形态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和平等正是处于一种扩大和上升的趋势的。

其次，所谓绝境的出现，其证明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尽管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还依然无法完全摆脱自然的威胁。但是，是什么时候是人们感到如果不组成一个国家就生存无望呢？显然，现存的史料并无此类记载。因此，要通过信史加以论证也缺乏可能性。

再次，人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达成了所谓的社会契约之无法证明。当时人类社会居住本身的分散、交通的不便利都使得以那样一种全社会的公意达成契约成为不可能实现的行为。和第二点一样，这也是不可证知的。

就此“三不可知”而言，卢梭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他在逻辑上的严密并不能弥补他前提的可能性错误的不足。

2.前人不能为后人立法

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而我们知道，后人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而且往往在他们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之后，他们也没有明确地表示现行的社会契约是合乎他们的意愿的并承认该契约对他们的那种强制性的约束力。相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前人未经其同意而擅自加于他们的。于是，这里，社会契约论将不得不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a.人是否生而自由平等的？如果是，那么前人的契约自然无法约束后人，哪怕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因为，后人享有和他们对等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如果不是，那么社会契约是如何达成的。

b.于是，紧接着下来的这个问题，将更加深刻。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而自由的，那么，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时候，我们又不禁要问，在这样一种悖论的情况下，社会契约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卢梭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后世的持社会契约论的学者也一样未能令人满意地解答人们的疑惑。

3.强调公意不利于人权保护

在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中，涉及到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先后问题。卢梭认为人民的权利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形成正是人民让度其权利的结果。至于人民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其权利，卢梭的观点是人民让度其全部权利组成国家，再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范围。这实际上将人权于消极的境地。一般来讲，法律中自由的含义是-“法不禁止即是自由。而卢梭的这种理论恰恰相反，人们自由的范围和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而此外法律未加以规定的，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授权根据，所以必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就此而言，使人权的范围大大缩小，是极不利于人权保护的。

此外，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由于，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

忽视了对个体予以保护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的作用。

因此，尽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由于卢梭社会契约论本身所在的这种人权观的实质，也必然地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种种悲剧。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从而发现他不足之处。

结论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正是因此，才不断地有人对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挑战。

第五篇：《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法国的先贤祠中有二人的灵柩为止最为显眼，一个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另一位是他的最伟大的死对头，让-雅克-卢梭。他们前者结束了一个时代，后者开辟了一个时代。最近的利比亚危机让我疑惑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么产生的？西方政治家关于政府的理论是怎样解释的？这些疑问让我查到了卢梭的政治巨著，希望能有答案。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辞藻华丽，语言的艰深与理论的激情相配合。这里我摘抄一部分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

1、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他人主人的人，只不过比他人更是奴隶。

2、谁要说一个人甘愿无偿地把自己送给别人那纯属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即使有人这样做，那也是不合常理的，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谁要说一个民族会这样做，就等于假设这个民族是一群疯子：疯狂之举不可构成。

3、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作为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任何补偿可言的。这种放弃是不符合人性的，使自己的意志丧失一切自由，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丧失一切道德。

这些段落让人想起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而这些激进的言论居然是出自卢梭这样一位儒雅俊秀的才子。是什么让他产生这样激烈的言辞？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后来成为孤儿，从小读着《教会与帝国历史》、《世界通史讲话》、《名人传》长大。在巴黎的沙龙中渐渐显露才华后，在一次科学征文比赛中获奖一举成名，他崇尚自然热爱音乐，晚年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通过他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他出生在社会中下层，接触到的是社会中下层的困苦与无奈，而他对《世界通史讲话》、《名人传》等名著的痴迷又使得他拥有他那个社会基层所没有的精神和信仰，因而他无法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钟表匠、律师书记。他的向往与不甘心，使得他对社会下层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后来因为华伦夫人他的人生有了一次转折。这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是卢梭的情妇和养母。虽然有华伦夫人的支持，卢梭还是难以抵抗巴黎上层社会的压力，于是他更多的站在平民的立场去抨击上层社会。

粗略了解了卢梭本人及其经历，可以更好的理解《社会契约论》。全书只有七万多字，不是一部大部头，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

原著概要：

内容概要：

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从家庭出发，以此类比，阐述了社会结构，得出社会契约，有了这个契约，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他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说主权者、公意）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他将政府分成三种形式即：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这里也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当政府职能被分配成数个机构时，人数最少的机构迟早会取得最大的权力”。

那么到底怎样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呢？这里卢梭给了一个判断标准：人丁兴旺。无疑现代社会中国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观点是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我认为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常常会听到“信仰危机”这个词，中国人不缺文化，但是缺少了一个统一的信仰。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

卢梭考虑问题的角度是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现存社会的认识坏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上回复自然。这一观点构成卢梭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并成为指引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发展的线索。

按照卢梭的观点，如今卡扎菲政府的命运也是可以解释的。卢梭要阐明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及其解决，是《社会契约论》的主旨。其中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卢梭的理论里没有商品的地位，他所处的启蒙时代决定了他成不了亚当-斯密。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他思维的合理成分，会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更好的公民社会，而这正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