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认识过程与唯物史观形成的逻辑同构
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认识过程与唯物史观形成的逻辑同构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 题 号】B1
【复印期号】2013年09期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13年3期第10~15页
【英文标题】Logical Isomorphism between Marx's Cognition of Human Ess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王宵前,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教育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副教授,南京 210023。【内容提要】 对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多视角的,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也是如此。对人的全面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是贯穿马克思一生哲学研究的中心线索。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揭示过程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以马克思经典文本为依据,从一个新的视角描述唯物史观形成的路径,更全面地理解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关 键 词】马克思/人的本质/唯物史观/逻辑同构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一条始终存在的线索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揭示过程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演进过程是两条正相关的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从抽象到科学,使马克思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把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直接指认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①。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解决过程,与确立和完善唯物史观是同一线索,两者的同体过程在逻辑上是同构的。
费尔巴哈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本哲学的最高水平。马恩亦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可以“认真对待”的,并且哲学新视界的确立也主要是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界定。这就是说,新世界观正是在“超越费尔巴哈”(列宁语)中创立的。②列宁这里说的“超越费尔巴哈”,超越了费尔巴哈什么?他所超越的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说明,把马克思对人的科学认识过程与他新世界观的形成理解为同一线索是合法的。
对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多视角的,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从马克思学说的最终旨趣指向“人的解放”这一点看,以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过程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描述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轨迹,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更深刻地展示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和过程。下面,我们将以马克思的重要文本为依据,以对人的本质认识过程为线索,考察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轨迹,说明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最终超越,并以不断深化对人的正确理解为契机而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真正“以人为本”的哲学。
一、两种逻辑的纠缠以及“人”的登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这一著名文本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其总体视角是政治立场评判,以人性的尺度来坚决地反对和否定私有制,以人本主义的哲学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激情有余科学不足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建构。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是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统摄之下。马克思对人的认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场。
西方许多学者把《1844年手稿》看作是表现马克思人本思想的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最高峰”③,“被西方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宝典”④。很显然,这是一个误读。但如果仅从马克思对人的高度关注这一点上,这个判断是有一定理由的。《1844年手稿》贯穿始终的是“异化劳动”这一基本概念。关注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关注人(无产阶级)的命运,探究人受奴役的根源,寻求人自由解放的道路。
“异化”一词在黑格尔赋予它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后,在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并被广泛使用。马克思在沿用异化概念的同时,给异化概念注入了新内涵。费尔巴哈将异化只局限于宗教和思辨哲学等人类精神生活领域,没看到现实生活的异化,马克思则将之引入到现实生活,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使之不再是脱离人们经济关系的纯哲学思辨,成为对人们现实关系的高度概括。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的影响,尝试着向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迈进。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哲学范畴。从经济学的“劳动”出发建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是马克思人本学逻辑与其同时代人不同的重要特点,也是马克思的人本学逻辑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区别。
异化劳动理论建立在对一个基本事实即“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的反常关系”的解答上。这个反常关系的基本事实是:工人创造了一切,却又从中丧失了自己本应该拥有的一切,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人,却从中得到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一切。按正常逻辑,工人制造了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的“作品”,体现着劳动者的智慧,劳动者与其产品之间应该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劳动应该是使自己更加幸福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却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异化劳动理论尝试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的规定去解读上述事实:即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这样,人不仅同自己相对立,而且同他人相对立。异化劳动理论体现了马克思试图开辟一个有别于传统哲学人本学的新视角的努力,虽然这个努力还不是很成功。
沿着异化劳动的逻辑,马克思开始了在人的本质理论方面对费尔巴哈的超越。马克思并非不承认费尔巴哈认为的人的本质的感性自然存在和属性,马克思真正批判的是费尔巴哈将这种自然关系视为人的本质的逻辑基础。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才是现实的人更重要的具体“本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费尔巴哈更多的强调人的自然本性,马克思虽也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个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但更多地着眼于人的社会关系,着眼于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自然界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⑤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以人类全体为对象抽象出来的共同性,类意识就是人对这种共同性的认识,类意识使人有别于动物。马克思则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人的本质,而且从物质生产的角度阐明人的本质,人的生产活动就是类生活。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叫做类本质,马克思则将类理解为社会,认为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就是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视域里,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就成了社会本质,类意识就成为社会意识,类存在就成为社会存在了。
费尔巴哈从他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多种规定的统一,宗教异化则破坏了这种统一。沿着这条线索,马克思把他的异化理论继续往前推进:从宗教异化推进到政治异化,又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异化。马克思把经济异化作为一切异化的基础,并据此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自我生成的历史,人类必须经历一个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才能达到消除一切异化的共产主义。在这里,经济学开始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开始试图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希望通过异化劳动理论达到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解,为寻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表达开辟道路。
《1844年手稿》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理解与应用是极富创造性的。“它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必然要经历的中间环节。它所具有的双重因素表明了正在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复杂性。”⑥这个双重因素或双重逻辑就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⑦。
作为马克思主义胚胎发育的一个阶段,《1844年手稿》已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世界观的最早雏形,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钥匙。在这个意义上,它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源地。在这片发源地上,最瞩目的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异化劳动理论以人为核心,实现了马克思研究思路中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三条主要线索的理论整合,这在当时的思想界中,代表了哲学思考的最高水平。”⑧
二、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是以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登上哲学舞台的。他试图以“感性的人”来取代黑格尔抽象的人。但他从感觉主义出发,把人仅仅看作有意识的生物实体,把人本主义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感性幸福的基础上,将“感性”视为人的最高本质,用感性的人取代抽象的上帝。透过费尔巴哈对“感性”张扬的表象,我们发现,费尔巴哈的“人”实质上依然是抽象的人,他的思维仍然没有跳出思辨的窠臼。
恩格斯说:“对抽象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⑨马克思此时已开始强调人的“实物本质”,用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需要来说明人的本质。马克思进一步把人的生存资料的丧失看作是人本身的丧失,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将使人重新占有实物世界,这就明确地把现实的人与其社会生存条件直接联系起来了,为使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说明人的本质开辟了道路。至此,马恩抛弃对抽象人的崇拜而转变到对现实的人的分析,这条科学的道路呼之欲出。
更为重要的是,“工业世界”此时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⑩马克思在这里肯定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没有工业革命,就不会有人的社会“类本质”,这是人类现实的生存之根。马克思正是在“工业世界”这一宏大的背景下,实现从抽象的人的观点向现实的人的观点的转变。
相对于费尔巴哈实质上抽象的“人”,马克思在深入考察社会经济领域和历史领域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把劳动的产物当作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劳动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这样,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感性受动原则到了马克思这里就被赋予了主体的能动原则。人的自然制约性具体地表现为人的社会制约性,人是能动的社会存在物。到这里,马克思开始把“人”与“社会”具体地联系起来了,这是重要的一步。正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时,首次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开始用“实践”概念取代此前的“异化”概念的中心地位,表明马克思已经放弃异化史观,转而用实践观点说明历史。随着“现实的人”的出现,一系列唯物史观的核心观念开始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实践概念等。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雏形开始出现。而这与马克思对人的认识不断趋向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作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诞生。“马克思第一次自觉地、有策略地真正打破就旧有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逻辑„„正是它,导致了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最初地平之呈现。”(11)这是马克思整个科学世界观的真正“起源”,也是他哲学话语发生重要转换的标志。
针对费尔巴哈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来谈人,因而把人看成“抽象的人”的错误,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试图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说明人的本质的问题。“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2)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的根本原因是他撇开了历史的进程,抽象地、孤立地考察人的本质,所以他所设想的人类本质的代表——人类个体,其实是不属于任何社会和任何阶级的,也因此,他就无法以人的社会属性去说明人,而只能用人的自然属性去说明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3)马克思认为,人不只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在人与人交往的关系中逐渐结成家庭、社会、国家等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正是由这些社会关系决定的。这样,马克思就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它把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也把不同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区别开来。这一认识不仅使他在人的本质观上同费尔巴哈划清了界限,而且以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根本缺陷的克服。
马克思在这里对一切先验的、非历史的、非现实的、非具体的主体类本质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传统哲学中那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论,第一次在这里被宣布为非法,无论它以什么新概念出现,只要还是在制造一种“撇开历史的进程”的抽象的主体本质,都是非科学的。马克思这一批判是对古典人道主义的根本否定。“内在的、无声的”类本质,恰恰是文艺复兴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根本逻辑支点,天赋人权和天赋理性正是将“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这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现实本质。费尔巴哈的问题正出在这里。(15)因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理论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一切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
如果把《提纲》看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骨架,那么“实践”概念就是这整个骨架的支点。(16)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的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生长点和立足点。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实践的不了解,而实践的重要性在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7)
也正是在实践之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分裂才被真正扬弃了。过去马克思从理想化的主体性劳动(类本质)出发的价值悬设的彼岸性(“应该”)才第一次被彻底消除,从实践出发,就是从“此岸性”的“是”出发,对现实的批判,不再是来自彼岸的主体性价值悬设,而是真实的实践本身的革命辩证法。(18)马克思发现,当时经济学、哲学中讨论的人,实质上都还只是市民社会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在此,个人正是由特定的现实经济关系来建构的,而不同的经济关系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才形成特定的具体个人生存的规定性。因此,重要的不是仅仅把感性的人作为对象,而是对这个感性的对象进行辩证的、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并由此来解读他的生成发展的过程。这个辩证的、历史性的视角才是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改造。人的形成过程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过程,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人的活动中进行的。因此,对人的考察就不能仅仅把人作为感性对象,而要把他当作感性活动。恩格斯说:“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9)。
至此,马克思彻底从“抽象”中抽身出来,让现实的人矗立在坚实的大地上。所以,“从这种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了解出发,人类主体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性的实践,观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的社会观念„„正是马克思一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宣布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20)。
马克思对人的追问,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探讨人的现实,而非臆想或观念中的生活过程,揭示的是这种实际生活过程的起源和历史形成的现实本质。这时的马克思对人的追问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永恒的人的本质,也不再探求人的精神的根本归属,而把目光紧紧盯住对社会生活的具体的历史考察,其根本目的是改造现存社会,以人的自由解放为鹄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的科学认识的过程与其新哲学世界观形成的逻辑同构。
四、现实的、历史的、实践的人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天才提纲”(恩格斯语),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则是这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系统而具体的阐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在创作《形态》期间,其理论的聚焦点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那时马克思的思想基础,已不是哲学伦理逻辑,而是获得了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发展的现实生活本身。“马克思不再是在旧哲学的逻辑构架中运动,而是根本颠覆了这种形而上学体系。他创立的新世界观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科学。”(21)在《形态》中,马克思对“人”的研究和界说,依然是一条鲜明的红线。这时的马克思不但全面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且揭露了费尔巴哈这种旧唯物主义背后所隐藏着的隐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就是处于社会中的人、就是社会化了的人,而不是仅仅对人的共性的抽象,人类社会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关系,现实的人同抽象的人的区别在于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仅仅是“感性对象”是不够的,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感性活动”。虽然费尔巴哈一再强调他的人是“现实的人”,但他看到的不是他们从事的活动,而是他们活动的对象,他所谈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是“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的“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因此,他眼中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而是完全与社会历史无关的、离开社会生活、只以自然为基础的、被理想化了的自然人。这种与社会历史毫无关系的、单纯生物学上的“自然人”,从这种虚构的“人类个体”抽象出来的人的类本质,也只能是一种空洞的抽象。
马克思强调要在个人生存情境中界定历史性存在的本质。他说:“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2)这再次明确地与此前的旧唯物主义所言说的“人”划清了界限。他既不是施蒂纳那个绝对自由的个人,也非费尔巴哈那个感性直观的人,而是受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受无法回避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规定的人。这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中现实的个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这永远是一定的历史性的本质!”(23)
《形态》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对社会关系的内容并未作分析,在《形态》中,马克思继续推进他对社会关系的指认:“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24)还具体分析、说明了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区分了物质关系、思想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而思想的社会关系是以非常确定的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5)强调法律和政治的关系的真实基础是生产关系。这样,马克思就把《提纲》中的社会关系的含义具体化了,既指出了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又指出了社会关系的主次性,为分析人的本质提供了方法。
《形态》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关系的现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决不是人们“所想象、所设想”出来的虚无缥缈、无法琢磨的抽象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人所具有的真实存在的东西,现实的人,就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就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人的本质是不断变化的,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马克思重申了《提纲》中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的观点,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只有在考察社会历史过程中才能认识人的本质及其发展。社会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也必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本质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根本不存在超乎于阶级之上的共同“良心”、“幸福”。资产阶级所谓的一般的人,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
《形态》批判了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和历史的断裂。马克思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6)费尔巴哈没能在思想上进一步前进的根本原因是他无视实践观。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这就提出了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问题,这个问题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但费尔巴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更没有批判现实的生活关系,他的人本主义主观上想抬高人的地位,客观上适得其反,成了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正是在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社会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陷入了唯心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和人本主义出发点,深刻揭示了二者同唯心史观的联系,认为费尔巴哈归根结底其实是隐性的唯心主义,哪怕在表面上看承认自然物质的第一性因而至少是“半截子”唯物主义(27)。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了。(28)接着,马克思开始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给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含义,“一定的生产方式„„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级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论述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29)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彻底抛弃了费尔巴哈那个抽象的人而代之以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充分展开了现实的人的各种具体关系,使哲学新视界下的“人”的形象日臻丰满,为最终形成唯物史观开辟了道路。
第二篇: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摘 要: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初学者往往认为,该论断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最完整、最深刻的表述。本文则不以为然,而是试图从纵向梳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过程,来透视这一论断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从横向梳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三个层面: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的关系,来揭示人的本质丰富而完整的内涵,以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人的本质;自我意识;自由;理性;人;劳动;社会关系;需要
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在创建科学理论的活动中所一直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经历了一个复杂、艰辛的过程,揭示出多层面的丰富内涵。
一、纵向梳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过程——方法论的转变 以《博士论文》为始,以《提纲》为终,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自由”、“人” 1841年马克思写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这主要是出于当时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需要。这时,他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分子,深受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直接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1842年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他针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本质,提出: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只有自由的出版物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精神;这一制度不是理性国家给人民颁布的法律,而是取消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仍然把国家和法看作正义、理性的代表,应当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占了法的上风”斥责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开始批判布·鲍威尔的宗教观,探索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但他对人的基本观点是“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还明显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总之,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马克思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到
②
①直接投身现实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磨砺自己的思想。虽然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接触到大量社会现实问题,将等级、国家、法、宗教、市民社会等都纳入自己的议题中来,并且沿着唯物主义的方向逐渐深化;况且从“自我意识”到“人”也反映出马克思认识上的进步,但从抽象的理性、自由原则出发来界定人的本质却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基本方法。换言之,马克思虽然从以上一些现实问题中认识到人的重要性,但一论及人的本质又往往悬浮在这些现实问题的对立面上,结果陷入玄想与空谈。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
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启发,马克思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的批判,到从对宗教、国家、法的批判转向市民社会(即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批判,从哲学进到政治经济学。在《手稿》中,针对异化劳动这一事实,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③即生产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劳动异化了。因此要消除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历史,因而也就很自然地把生产劳动看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可见,把劳动引入人的本质,拉近了人的本质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利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但是《手稿》中作为出发点的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仍带有抽象化、理想化的性质,往往成为脱离现实社会关系而孤立存在的东西;而马克思所表述的人的异化和复归的人本主义模式,离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显然还有一定距离。所以说,这时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具有过渡性,既与劳动联系而具有现实性,又保留了原有人本主义的色彩而具有抽象性,显示出马克思思想方法的不成熟。
(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没有直接谈到人的本质问题,但他猛烈批判了布·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同时也直截了当地把现实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这两项成果都使得马克思进一步消除自己思想中抽象化、理想化的成分,开始把劳动融入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到了1845年《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至此,马克思终于否定了从单个人的抽象物(诸如自我意识、自由、人、理性、正义等)出发来界定人的本质的研究方法,正式确定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诠释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这一提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方式。按传统思维,本质和关系相比是属于个人的,人的本质是人自身固有的东西,而人类、社会、历史都是由个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所决定的。由于这种本质规定是人先天具有的,从而是僵化不变的,因此在说明现实变化着的社会关系时往往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但马克思在这里恰恰是根据关系来说明“本质”,认为个体不是人们关系的起源和构成的基础,而是这些关系的“承受者”,是社会关系使个体变成社会的人,形成独特的社会品质,亦即人的本质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这样就把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
第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提法,使得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更具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提纲》讲的社会关系不是某一种社会关系,而是“一切”社会关系,它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其中,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最基本的关系,政治的、思想的社会关系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在阶级社会中,以上各种关系都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性。这样社会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体系,人的本质体现在社会关系体系之中,要正确地认识人的本质只有在分析社会关系的历史体系过程中才有可能。在此后不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进一步发挥这一系统考察的方法,制定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但是,马克思论断的方法论义并不意味着它能涵盖人的本质的全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认识阶段的划分只具有相对意义,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突出各阶段认识的侧重点和特色,但绝不是泾渭分明。就说社会关系这一视角吧,也并非到《提纲》中才提到。《在博士论文》时,马克思已经通过两位古代哲人关于原子运动的思想,开始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从人的“国家特质”、“社会本质”来说明人。在《德法年鉴》时期,他主张将人的解放同人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认为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844年马克思又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当然,这里“真正的社会联系”还只是应该意义上的理想化的社会关系。1844年《手稿》更是通过劳动实践这一中介把人的本质与社会生产、发展联系起来。在《提纲》中,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直观理解,终于将实践与“现实性上”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较好解释了人的本质。这些都说明: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关系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是由来已久、不断完善、最终定型的,并非最后一个阶段时才突发奇想;另一方面,既然这种考察视角由来已久,那么使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不断完善的动力从何而来?社会关系自身似乎不能实现上述认识完善,显然是劳动这一概念的确立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3 这一点《提纲》本身就可以证明。《提纲》明确提出“社会关系”的看法,但它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则是社会劳动实践。因为《提纲》一开始就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而它所包含的十一条可以说都是从不同角度论述实践的。所以与其说《提纲》是以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质,毋宁说它是从社会关系和劳动实践的结合上来谈论人的本质,《提纲》的这一写作特点表明,劳动作为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既如第二阶段所述有过渡性质,但也具有恒久的意义。只有将劳动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揭示人的本质的内涵。
二、横向梳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内涵——劳动、社会关系、需要 通过纵向梳理,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自我意识”、“自由”、“人”到“劳动”再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个过程,认识到马克思在这问题上的方法论变革。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无论从“劳动”或是“社会关系”单方面地概括人的本质的内涵都是不正确的,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另外,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说过:“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这里,马克思直接把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作为同一观念来使用,即人的本质是需要。这样在横向结构上,人的本质就有三个层面的涵义:需要、劳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它们如何构成人的本质的呢?
1、人的本质是类本质(劳动)和现实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劳动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并不矛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内在本质),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这就是说尽管社会关系视角具有开创性的方法论意义,但这并不能抹煞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重要意义。因为马克思这里所理解的劳动是“一般劳动”,是一个科学的抽象,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合理的抽象。其中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类其精神的关系,并且促生出人的三重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劳动使人从自然界提升出来,使动物水平的自然属性提升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劳动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使动物的群体特性提升为人的社会属性;在人与其精神的关系上,劳动还使得语言、符号、文化产生,使动物处于萌芽水平的智能跃升为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属性。可见,劳动对人的意义非常重大,就人的产生而言,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说,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人的存在和发展而言,劳动使人成为自然属性、社会④ 4 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使人成为人。总之,劳动是形成人的特性客观基础和理解人的本质的主要依据,我们正是“在劳动发展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他不能仅限于对人的本质作抽象的一般规定性研究,还应在此基础上回答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的具体规定性或现实本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抛开劳动实践来考察人的本质。我们知道,人人都有劳动本质,这是人所共有的性质,但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其现实的存在样态各有不同。人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把类本质内化到自身,才能获得现实的本质,成为现实的个体主体。
由此可见,马克思说明人的社会关系这一现实本质的过程,同时是将劳动与社会关系辩证统一起来共同说明人的本质的过程。
第一,从理论自身发展要求来看,把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其目的是要把人和动物分开,在这个层次上,只要指出能否制造、使用工具从事现实劳动,就足以达到目的了。社会关系作为人的现实本质,其目的是把人和人分开,在这个层次上,就必须具体指出人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和怎样从事劳动,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从劳动到社会关系是“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第二,从理论的宗旨和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解放的学说,它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地是要改变世界。所以,马克思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人和动物有何不同,而是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人的不同,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群众的命运。在阶级社会中,如果只是认识到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都是人,都和动物不同,这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有从他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来认识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和斗争,才能有力地指导现实的革命活动。
总之,马克思正是在承认人们共有的劳动本质前提下,具体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形态中去考察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标志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实现了由科学抽象到科学具体的认知飞跃,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一飞跃中实现人的类本质和现实本质的辩证统一的。
2、人的类本质和现实本质辩证统一于人的需要 那么人的需要则正好把二者贯穿起来。因为:
第一,人的需要引发出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首先,需要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⑤例如西方国家二战以来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力图通过刺激人们的有效需求以达到充分就业、振兴经济的目
如果“劳动”揭示人的类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揭示人的现实本质,5 的。其次,正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把人们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各种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⑥换言之,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由人们的需要决定的。可见,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人的需要的引导,而且在此引导下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相互联结起来。
第二,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又会对人的需要产生反作用。首先,生产力水平又是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基础,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与生产力和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而且人的需要不是凭空臆造的,只有随着生产的发展,在生产劳动和其它社会实践中,人们才会产生新的需要。其次,人们的社会关系一经形成,又会反过来决定需要的性质,使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任何社会关系产生之后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人们就是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要也必然受到已有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这种影响还表现在,每个人都会产生新的需要,这些个人的新需要的满足日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需要,这种社会需要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对每个人的需要整合的结果,但它反过来又促成了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例如网络,个人也是在日益密切的社会联系中产生远距离直接沟通这一新需要的,开始这些需要是零散的,后来社会关系对此加以整合,即把个人的需要和所能提供的信息融汇到互联网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媒体存在,使得网络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而网络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变化的社会关系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的需要,不断塑造出新型的多样化的需要。可见,在制约和影响人的需要这一点上,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有着共通之处,二者通过对人的需要的反作用相互联结起来,共同警示我们不能撇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撇开社会发展具体情况来抽象地说“人的需要”。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是人的劳动,也是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内动因和推动力,同时人的需要也受到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制约。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在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相互联结,彼此统一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⑦总之,在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论中,劳动、社会关系、需要三个层面的涵义缺一不可。马克思以人的需要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遵循“类——劳动——内在规定”和“个体——社会关系——现实规定”两个思维向度,综合考察了与之相应的人的两种存在形态即类存在和个体存在,科学说明了二者在人的需要基础上的辩证统一,揭示出人的本质多层面的内涵。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0页。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40卷,189-190页。
③ 同上,1版,第42卷,96页。④ 同上,1版,第42卷,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9页。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3卷,514页。⑦ 同上,1版,第1卷,439页。
第三篇: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再认识
关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再认识
吴亚旗 201310810 何为人的本质?何为人的生存价值?尽管哲学史上许多大家都对此类问题有过卓越贡献,但到目前为止,该问题依然是哲学领域中的“老大难”问题。马克思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阐发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结论,伴随着哲学变革的曲折历程,他先后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为凸显。
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自然存在物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尤其是宗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不乏有关于人的本质的各种表述,黑格尔推崇理性,认为人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将人的本质外在化,在超人的绝对理性中去寻求人的本质。激发马克思破开理论死结的人是费尔巴哈。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后,曾做了一阵费尔巴哈派。费尔巴哈正确的看到,虽然理性主义怀疑论有效廓清了基督教神学的迷雾,但它割裂人的意识与人的现实存在,又钻入了经院哲学的死胡同。自我意识在理论上仿佛孤悬在虚无之中,现实的人却与万事万物打成一片。然而,尽管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真正贡献在于“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撑了理论的基本原则”,但他本人却并未充分重视这一点,其结论只是停留于对人的自然存在和本性的解释上,未能进一步达到对人的社会存在与本性的深入把握。因此,费尔巴哈所谓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其实并不现实,最终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但是费尔巴哈指出了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这就吧宗教批判变成尘世批判,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现实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为政治批判。
马克思充分肯定并发展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本质”的命题,由于早期马克思还处在费尔巴哈光环的笼罩之下,因此他就不可避免的要用费尔巴哈的论断来表述自己对人的本质的见解。“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的这句话不仅重述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对德国宗教批判的人学意义。当时马克思内心的真实写照恰恰对应了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所展示的唯物主义内核与内蕴的“人的高度”。
虽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表述不甚精准,但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对当时德国宗教批判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也成为一切刚刚接触到人的本质问题所不能绕过的门槛。人的本质要素可以有很多,但是人的最高本质不可能存在于这些要素中,因为这些要素并非人类独有。人的最高本质只能是潜藏着丰富内涵的总体性的人本身。
二、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人是实践存在物
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本质”和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论断,迈出了科学理解人的本质的第一步,虽然它只是确定了人的本质的居所和出处,并未回答人的本质是什么。后来,费尔巴哈在不断地对人的本质的具体研究中,把人的本质首先定位于“类”。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本质就是指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共同特性。费尔巴哈把类本质定位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正确的,但是他仅仅把类理解为单个人的相加,他把意识、理性、意志和爱当做类本质,无疑缺乏严格的根据和论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其类本质做出了新的回应。在通过人的活动即存在方式来把握人的“类特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升了对人的本质思考的境界。
人的存在体现于人的生命活动,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从揭示人的自觉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差异入手,首先肯定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如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然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民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的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正是人自己生产的物质生活这一点,至少从两个方面,证实了人类特有而不同于动物的生命存在形式:一方面,就活动的内在根据来说,人与动物有着根本不同的尺度。人类活动中内在地具有的两个尺度,实际上客观的决定了人类活动所特有的自由自觉的性质,奠定了它的基础,同时也规定了自由自觉的内涵与范围。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劳动显示出人类活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特征。由于人可以在意识中将自己与自己的活动相互区别,使他的生活成为他可认识、可改造的对象,就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了完整的现实形态,成为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并未满足于用人的“类特性”来说明人的本质,更未把由此得出的任何直接结论宣布为人的本质的“定义”。事实上,马克思一向只是否定人们对人的本质所下的各种武断的定义,他自己并未对人的本质下过简单抽象的定义。总之,人是实践存在物。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界定之所以区别前人的界定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认为人不但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实践特性。马克思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在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生产着自己的观念、思想等,但同时他们也受着自己现实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制约。为此,个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物质生产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的存在过程。由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实践存在物。
三、人的社会关系与人的价值——人是社会存在物
费尔巴哈由于不理解人在生命需求基础上进行的实践活动,所以他找不到人的本质的科学源头,因此不能在人的实践和进化中进一步揭示人的深层本质,至此费尔巴哈的资源已经枯竭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自己的类本质概念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的同时,开始转向对人自身的本质研究,向具体的人的现实性靠拢。人是社会存在物,在马克思视野中,现实的人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既是自然存在物、实践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关于“自我意识”的人,还是具有“宗教感情”的人,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在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也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和自然界发生关系之外,人们为了能够进行生产,必须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产品交换活动。马克思追溯历史发现,个人越是处于生产活动中,就越是不独立,就越是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是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的,这种个人是历史的产物。由此可知,现实的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
人的存在与本质的社会现实性,不仅是理解一切价值的主体性和尺度的根据,也是深入理解人的价值的现实形态的关键。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则持有一种价值的“关系说”或“实践说”。在它看来,价值不是外在于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的某种先验的神秘的现象,它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可以将价值理解和规定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特定的质态——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统一质态。总之,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离开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其实是一个假问题。
所谓人的价值,应该是指人的存在和行为在社会关系中对于人的意义,也就是人对于人的意义。“人对人的意义”具有无限多样化的内涵。在现实中,无论作为客体还是主体的人,都是多样化、多层次的。总之,具体的探讨人的价值问题,必须立足于人的本质和根本存在方式,从人对人的关系入手,明确价值的主客体,分辨人对人的多样化的价值。
四、“以人为本”的存在论和价值论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规定,对于今天以人为本大背景下的中国人也颇多启示和激励。关于“以人为本”,从存在论方面说,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性的“实然”因为社会生活及其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世界就是以人为本的世界。历来人类以非人的神物为本,发展到以人间的强势群体为本,再发展到以全体人民群众为本;从已实现人的某些片面需求为目的,到逐渐走向以社会和自然相互协调、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都一再揭示了“以人为本”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实然和必然的事实。
从价值论方面说,“以人为本”意味着“一切价值都是人的价值”,也就是说,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是一切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是价值的实现着和享有者,任何事物的任何价值归根到底都是对于人的价值。人以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又以自身的创造为手段。无论是为我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为他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其实质都是人通过创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产品”对不同层次主体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因此,马克思所谓以人为本,不是实体思维下哲学家们的美好愿望或神秘体验,而是关系思维下主体为满足其现实需要,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自觉。
马克思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规定告诉我们,人之为人要有一个不枉一遭人生,不负人间一世的高尚活法。把马克思的类本质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当作理应激发的感悟,应当说也是马克思当年的真诚祈望。
五、实现人的本质方面的努力方向
(一)提升自我。人作为一个“类”的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就是要勤于实践活动,勇于不断探索,不能怠惰成性,无所事事,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人的实践探索必须是放开手脚,增强自由度和选择读度,为此必须不断学习,把握必然,真正体现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生命活动的自由特点。人的实践活动时刻要有意识和追求,拒绝盲目,远离本能,确立起远大的生活目标和正确的生活态度。
(二)不断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从历史观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对于人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各种具体发展方案的制定上,而是应该重点考虑如何顺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如何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交往关系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这些关系的发展只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发展的东西,或者只看作人的发展的前提,离开这些关系的发展,事实上无从谈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要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来寻求人的全面发展。
(三)从实际出发。要顺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认真面对现实,从中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以具体落实阶段性目标,并向新的目标靠近。为此,应当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同阶段上的不同发展要求,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既不能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提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高要求,也不能因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轻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放弃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总的方向、目标的现实追求。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四)有赖于普遍交往。为什么人的发展有赖于普遍交往?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扩大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其二,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克服“狭隘地域性”个人的局限。其三,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其四,只有普遍交往,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从而达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可以说,普遍交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重视人的发展,就必须重视普遍交往。
总之,马克思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将人的本质研究与自己的哲学革命变革的步伐相协调,走出一条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人的自由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再到“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本质”的科学演绎之路。许多人在马克思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人的本质问题,提出的见解也层出不穷,但比较起来,都未超出马克思的视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的强大穿透力。在当今以人为本的时代,要为实现人的本质而不断努力,更要为履行人的使命而充分自觉。
第四篇:马克思与萨特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比较
【摘 要】 本文分别介绍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和萨特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分析了萨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区别与联系。认为,萨特与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问题的出发点各有不同,关于群体和个体的侧重点不同,对自由的看法不同,对主体能动性的理解也不同。但他们共同奠定了人认识人的本质问题的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萨特;人的本质;认识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东西方的回答也是有争议的。萨特宣称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人”这个重要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人学的空白”。因此,他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能把传统理念忘掉的“人”,是被召回来的“人学”,并以此来填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空白”①。但从哲学史上的各种回答来看,只有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给出了一个全面而准确的答案。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到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再到实践的人的本质理论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精髓,特别是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准确地做出了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马克思借助人类的实践活动来改造客观世界,进而确立自己的存在方式,证明人的内在本质。[1]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是在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理论观点深刻剖析的基础上进行批判继承发展而来的。
1、关于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否定了从单个人出发来研究人的本质的方法,正式确定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诠释角度。他认为,正是因为人的需要才引发出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需要才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劳动创造了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并不是孤立存在、彼此分离的,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就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2]在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中,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人一出生就融入到了社会关系中,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中的需要即人的本质。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特征为:其一,人的本质是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社会属性以人的自然属性为物质承担者和前提的;其二,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实践的,而并不是抽象的。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的基础是它的实践性;其三,人的本质是全面的、具体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四,人的本质是动态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特别指出人的本质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2、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出了人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究了人的价值问题,全方位地论述了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也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人的本质决定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体现着人的本质。人作为客体,其存在及其属性、实践的成果以及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物化成果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相互统一。人的价值的实现是研究人的本质的最终目的,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了人的价值,人的本质是人的价值的内在结合。马克思曾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已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4]这就充分说明了人的需要的尺度就是所谓的价值尺度,价值是由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两个部分构成的。人的价值只能是现实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取决于为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人的自我价值只能通过人的社会价值得以体现。
3、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包括人的劳动力的解放和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它是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及人所在的世界真正回到人本身。人的本质是人的解放的基础,人的解放是对人的本质的复归。因此,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取得人类最终的解放。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就是在工人阶级代表全人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只有工人阶级赢得了全人类的解放,人类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5]无产阶级只有摧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翻身解放。无产阶级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最根本、最重要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强调只有消灭雇佣劳动,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劳动解放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致的,人的自由联合的劳动能真正实现才是人类的解放。
4、人的本质的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主要包括:一是“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二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三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它意味着“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全面发展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此外,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指人的自由发展,包括“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所有才能的自由发展”,“个人独创和自由的发展”等。[6]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摆脱其内外部一切束缚,使人的各方面都能得到协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将来的社会肯定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新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只有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实现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平等,进而使每个人都获得真正的自由,充分发展自己。
二、萨特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
1、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作为萨特存在主义理念的核心,这个想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形成的基础。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也被人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萨特深刻剖析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本体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实在”先于本质。人,“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候才取得存在”。如果存在先于本质的话,人就应该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更是对自己的个性负责,对所有的人负责。[8]人的存在之所以先于本质,是因为:其一,上帝根本不存在,人并不是上帝按照人的概念把人创造出来的;其二,人是个别的人,没有普遍的人性。既然上帝并没有创造人,也没有人的普遍性,那么人首先得存在,然后才能创造自己的本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落脚点,它强调是要造就人的本质,要解决哲学的问题,存在问题是首要解决的。在萨特看来,存在就是“自我”,即人的主观性。“本质”就是萨特所说的“现象之有”,是一物所特有的定性。“存在先于本质”包括:第一,“存在”首先是自我的存在,人的自我存在决定了人的本质。第二,在萨特看来,人不是绝对的自由,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选择,以实现个人选择和自我设计,不接受客观外在存在的任何约束。所以,在萨特的自由观影响下,他的“存在先于本质”哲学原则才得以形成,并以此来区分人与物的不同。
2、自由与存在
萨特在他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原理中提出人是绝对自由的。存在先于本质即人首先得存在着,他的本质是由其进行自由选择来决定的。因此,自由与存在是紧密相连的,由于人是由人产生的,人就是自由的。在他看来,既然自由是意识存在的方式,那么意识就是自由的意识。意识又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自由也是人类普遍的属性。萨特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该本质的存在成为可能,人的本质存在于他的自由之中。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和‘人的实际存在’是无法进行区别的。人并非首先存在着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在他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人存在的本质”正是在于他的自由。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又是建立在虚无上的。
3、自由与选择
萨特认为,“自由”是个人绝对“选择的自主性”。对于人来说,选择可以没有任何条件而得以实现,每个人不仅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本质,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其行为。人不能处于选择自由以外,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放弃也是自由选择。萨特也看到如果离开现实,忽略一切社会关系去“自由选择”,这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只好把“自由”从现实生活中转移到精神生活中,只把自由作为个人的纯粹的主观选择。很明显,萨特的这种“自由”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想象中,它与现实是脱离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实现的超验的自由。
4、自由与责任
萨特在主张自由选择时,把个人承担责任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用‘责任’这个词,在他的一般意义上,就是指的一件事或一个对象的无可争辩的创造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责任是势不可挡的,因为正是通过它才发现这里有一个世界”。一个人在道德上应该承担责任,这对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说:“假如我对于一种不仅涉及自己,而且涉及全人类的选择,这也不能任意而为”。一个人在进行选择时,要做到自我控制和道德上的诚实,不能胡作非为。但是,这种道德责任只是形式上的,与其自由选择观点不一致,他认为人在做出选择时不会有什么动机和目的,选择是无理由和不可知的。萨特的承担责任,只是对一个人的选择的“自由”负责,这样的“负责”却是极其空洞的。他说:“人可以做出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上”。[9]人对自己的选择行为要承担责任,但他承担道德责任时应该有个限度。但萨特夸大了责任的限度和个人意志的作用,把个人意志作为道德责任的唯一基础,否认了道德责任的社会根源。
5、自由与必然
在萨特看来,如果承认了必然性,人的自由就要受到限制,人也会被必然性所奴役,人就不能称之为人而变成了一个没有“自由”的东西了。他的无神世界指的是建立在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上帝,也无所谓物质的客观规律和自我运动,人的行为是绝对自由的。很显然,这种自由是盲目的绝对自由。[10]萨特认为,人就是上帝,但上帝不能支配人,客观规律也不能制约人,人是绝对自由的。他的“人是绝对自由的”理论不但不成立,也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萨特不承认客观的必然性,而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但把人的这种能动性夸大到了绝对的程度,从而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三、萨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区别与联系
1、萨特与马克思研究人的本质问题的出发点各有不同
萨特主张从意识的意向性出发,从人的存在出发,他主张个人的存在先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又先于世界的存在,而意识的存在则更优先于人的存在。“存在先于本质”,先有“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才有“本质”。萨特曾说过:“除了人的宇宙,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显然,这里所说的“存在”只是个人主观存在,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从而又陷入了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从历史的实践性出发,从物质出发,把存在理解为客观真实性,把人的存在解释为在自然基础上的社会性存在。[11]
2、关于群体和个体的侧重点不同
萨特重视个体发展,注重人的主观意识,过度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自我,推崇人的自由选择;马克思认为,人都是群居动物,人居住的世界即“人的世界”,社会的主体是人。人存在于社会当中,人在社会中都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本质也在于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注重人是生活在群体社会里的人,因此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解放也是全人类的解放,不是单个人,也不是少数人的解放。
3、对自由的看法不同
萨特认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自由的,都具有行动选择的自由,而且是绝对的自由,但他不断被否定和创造着自己,发展着自己,正因如此,人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由的。马克思则认为人的自由是相对的,他认为人的自由选择是受到某种事先预定好的事实约束的,因为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定社会的历史环境中。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排除人的创造性活动,也不排除人的自由。在客观规律下,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争取自由,这种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
4、对主体能动性的理解不同
萨特离开了实践,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历史,夸大了主体能动性。马克思则是以实践为基础,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主体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动的创造力,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对规律加以运用。
马克思与萨特都反对传统的先验人性论;都否定人有先天的普遍本性;都否定机械的环境决定论;都主张创造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有创造性,但动物却没有;他们都认为人的存在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和起源,都主张存在第一性,都承认人的客观实在性;马克思和萨特都突破了传统人性的局限性,二者都否定了人有生而就具有的普遍本性,认为人的本质都是在后天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和马克思“任何人的解放问题”共同奠定了人认识人的本质问题的基础。
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是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割裂开来,把人的本质说成是由人的主观性自行创造出来的,结果误入歧途。这样抽象的人的本质观,对于任何时代、社会和个人都是不适用的。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也是百家争鸣、层出不穷的。萨特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奠定了人的本质问题的基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的本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认识人的本质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人的本质认识更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第五篇: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的本质在人与对与对象
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的本质在人与对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的实践关系中明确规定为人的最基本的感性的社会活动——劳动。由于劳动的社会性,由于“直接同别人一起共同劳动实现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获得人的生活一种方式”,因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又被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解决,才给自我意识的解答提供了钥匙。
与黑格尔相反,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把劳动作为发展的一个环节,而是把自我意识作为劳动本身的一个本质环节。自我意识被包含在作为现实本质的劳动活动之内。
“动物是和它的直接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生命活动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就是说,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其社会性本质(“类本质”)首先在于劳动。正是劳动使人成了“有意识的存在物”,因为劳动本身就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意识既不是黑格尔说的哲学家头脑中抽象的“纯粹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自保本能”或“情欲”,而是与感性活动紧紧相连的“劳动意识”,它包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自觉性是人在流动中的自身关系,是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目的性则是人在劳动中与度对象的关系,“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的存在着”。④自觉性和目的性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它们都是把作为精神自我的主体和作为自然界对象(包括肉体和我)的客体区别开来的意识,这种区别使劳动具有了不同于动物生命活动的特性,是劳动本身不可缺少的本质环节,只不过它们考察的方式不同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不光是在意识之内的活动,更不是“纯粹的”,抽象的意识活动(如黑格尔那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它同时是人的一种现实的筋肉活动,并且是人为了维持自己物质性的肉体生存而进行的活动,因此它必须对客观外界产生现实的物质作用和影响,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然而,正如人在意识中主体客体(意识与目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区别开来一样,人在他的生命活动中(由于意识的加入)也把这个活动与直接的肉体需要区别开来,他“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肉了这种需要时才是真正的进行生产”,因此他能够“自在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
综观劳动的整个过程,在劳动的两个本质环节(“意识”和“生命活动”)中,“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劳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的统一,而劳动者在主观意识中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统一,以及在生命活动中的自由活动与物质需要对象的统一,则不过是上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劳动个环节上的反映而已。
劳动中所包含的劳动意识,正是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感性活动的形式或现实形式。人在劳动中所表现的自由,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劳动把人的意识(精神)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同时又能动地联系起来,且正有赖于这种区别,这种联系才是能动的。人与自然界在劳动中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整个自然界在与人的这种能动的关系中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作为精神的对象则成了“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和“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成了由人的科学和艺术性活动(包括最初的劳动技艺)所产生出来的“精神食粮”。马克思在这里,使人和对象、主体和客体的这种统一(也包括两者在意识中的统一,即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统一),不再建立在自我意识的“不言而喻”的先决前提之上,而是“颠倒过来”,建立在“对象性的存在物”之上了。这就像一道灿烂的阳光穿过唯心主义的浓密云层,投射到“自我意识”和人的本质之上。马克思对此做了精辟的阐释:“当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通过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作为异己的对象创造出来时,这种创造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对象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对象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创造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 ④
这就是说,人能动的创造对象的过程并不是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创造对象(对象意识)的过程,而是现实的有形体的人的“对象性的”(即客观物质的)的活动创造现实对象的过程,自我意识精神只不过是这个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创造性的“主体”。一旦从人的本质中丢掉了“对象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的规定,那么它就不能现实地创立对象,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极其能动性就会化为乌有。
自我意识一旦有第一性的、先验的绝对范畴下降到它的这样一个合理的位置上,笼罩在它身上的神秘的迷雾就立刻一扫而光,人的精神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在唯心主义形式下受到的歪曲也就得到了纠正,于是能动性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自觉意识和对象、以至于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得到最真实、最完满的解释。
二、人的本质的意向性结构:对象化和人化自然
通过这种本质直观的方法,马克思进一步确定了人的类本质的意向性结构。他指出: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就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确证”。因此,“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这样,人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便体现为一个“对象化”的意向结构,即自然界“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劳动的对象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现实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所以,“劳动作为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活动,必然在意识中和在现实中都具有自己的意向物,即目的”,并且必然按照自己的“内在的尺度”(美的规律)来构造对象。未经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构造”的自然界,与人相对立、相外在的自然界,是抽象的自然界,本质上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的产物,它不具有直观的明证性或“自我确证”性。这种脱离人的活动的抽象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在其抽象的追溯中必将导致上帝、神或金钱拜物教的幻觉。它并不是表面上那种不可置疑性和被给与的事实性。我们必须将这种抽象的(独断的)存在置于括号之中,而从直接的明证性即自己的感性活动出发,才能阐明这种存在的真正根基。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