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分析称当前国际形势呈六大特征 多极化更趋明朗
分析称当前国际形势呈六大特征 多极化更趋明朗
在大国关系新一轮的变动调整中，客观上中国还是比较主动和有利的。这也是新一届领导人积极运筹大国关系的结果。关键是,对于新的变化我们要把握好，从而更能应对好。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似乎比15年前人们憧憬“和平的新世纪”时更加动荡不安。由一个突尼斯小贩引发的“阿拉伯之春”已三年有余，狂潮席卷了西亚北非。进入2014年以来，极端武装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冒了出来，中东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广场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选举出了波罗申科，克里米亚归了俄罗斯，乌克兰东部州战火硝烟弥漫。围绕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大国间的激烈博弈，许多西方学者指世界恐重回冷战时代。
在中国周边，伴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东海和南海风云再起。日本安倍政府逆时代潮流而动，妄图篡改历史，借船出海，成地区局势隐忧。菲律宾、越南借势点火，干扰我和平发展大局。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发生接近6年时间，带来经济版图的深刻调整变化，到现在仍未完全过去，经济走向不仅关系到发展、合作，也影响到和平稳定，影响国际格局演变。
世界向何处去？世界形势该怎样看？
当前国际形势六大特征
综合受访专家观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呈现六大主要特征，并处于复杂变化当中。
一是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并导致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演变。近年来，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传统大国、新兴大国之间及其内部关系出现大调整，从而推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一个重要趋势是多极化从曲折前进到加快发展。美国深受一场危机和两场战争的冲击，“一超”地位动摇，单边黩武气焰有所收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与战略重心东移。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深化发展。
不过，专家们同时指出，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走出危机，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趋势放缓，美欧等发达国家温和复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遭遇困难，“大而不强”的特点突出，与此同时西方“抱团取暖”努力维持其主导地位。
展望未来10年，“东升西降”仍将处于量变过程，世界格局仍将是一超多强，并出现多个力量中心。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一强国，将在创新、金融和军事领域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尽管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呈下降趋势，但其主导地位发生根本改变需要更长时间。在国际格局的过渡时期，伴随着的将是国际以及各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增多。
二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并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加深。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对一些国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将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
一个重要趋势是全球化从西方主导变为西方失势，全球治理中的“南升北降”明显。八国集团日渐式微，北方国家或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优势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凸显。这一点仍在继续发展。
多名专家还指出了全球化同时有放缓的趋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傅梦孜从三个方面为记者做了分析，首先是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引领和主导了经济全球化，但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缺乏继续推动全球化的意愿以及能力，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发起能源革命，以及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就是例证；其次是现在全球贸易额每年高达30多万亿美元，靠某个国家推动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各国的技术优势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明显；最后，各大力量纷纷兴起后，更多地考虑本国、本地区的利益得失，在全球范围内的谈判困难很大。当然，区域内、集团内或双边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的多达几百个，也都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加深，愈发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在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相互间的矛盾和摩擦也会趋向尖锐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部主任、研究员陈须隆说。
三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并导致国际安全挑战更加复杂多样。
在传统安全领域，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难以消除。军备竞赛难以控制，采用武力解决争端的风险依然存在。在传统安全问题无法消除的同时，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发酵。
一个重要趋势是安全威胁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散，西方新干涉主义危害凸显。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武力干涉一国内部事务，仍是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与此同时，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等问题日益凸显，国际挑战更趋多元化。这给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治理难度继续增大。
“当前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前所未有，无论是环境、气候变化还是恐怖主义威胁，都使人类未来生存和生活受到威胁，而总体上国际社会应对不力。因此，需要国际上特别是大国在国际合作方式、路径选择、采取手段等方面担负更多责任，展现更大诚意。”国防大学战略部教授王宝付如是说。
四是互联网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与经济生活由现实世界转入现实与虚拟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既迥然不同，又紧密相关；网络空间的军事化、政治化趋势明显，国际博弈加剧。一个重要趋势是各国更加从战略上重视网络与信息安全，纷纷制定本国网络安全战略，同时在国际上争夺网络规则制定权。
五是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并导致价值观念与发展道路的交锋交流同步上升。文化多样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发展要求，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一个重要趋势是各国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时积极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扬光大本国本民族的文化。
六是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创造着新的经济活动形态、新的社会管理模式、新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改变，并推动了社会进步，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新的信息技术应用将给人类生活一系列领域带来新的巨大变化。
合作、发展主流大势未变
受访专家认为，世界形势复杂变化，但和平、发展、合作的主流大势未变。但在世界处于格局演变的重要阶段，会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动向。
陈须隆认为，其中以下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一是发展日新月异。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全球30多亿人正在同步推进工业化并分享现代化成果，有力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向更高层次迈进。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新的增长点正在孕育。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显现，但世界大发展的态势没有停滞，也不会逆转。各国普遍将谋发展置于各自内外政策的重要位置，如何实现更好发展日益成为牵动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二是变革潮流更为强劲。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国际体系酝酿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得到提升，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机制逐步成型并不断完善。许多国家积极探索并不断完善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推动国际体系调整变革。
三是合作不断深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彼此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面对层出不穷的经济金融问题、此起彼伏的国际地区热点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成为各国必然选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尹承德谈到，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走改革开放道路，致力于经济转型升级。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强国战略的优先任务。随之而来的是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为此，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独自发展。”尹承德说，以合作求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谋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和大势。
世界经济调整的四个方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为记者分析了当今世界经济调整体现出的四个方向：
第一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研发投入。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等。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重建财政空间、重新紧缩货币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包括对市场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结构调整，才能把经济稳住。
其次是经济失衡的调整。一是贸易失衡。中国减少了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重视以内需拉动经济，而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努力增加出口。二是发展失衡，从中国等新兴国家来看是南北失衡，从发达国家看则是贸易逆差国和顺差国的失衡。三是全球贫富差距的调整。
第三是发展模式的调整。美国注重更可持续的模式，推动了能源革命和科技革命。欧洲注重调整欧元区制度。新兴国家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可以说发展模式问题是最大问题。其中解决人与自然的经济关系，即绿色低碳化，将能源与可持续问题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另外，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行以人为本的发展。
第四是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包括全球及区域内的合作，G20机制的升级等。世界经济转型问题虽然提出，但还远未到位，解决结构性问题将需要较长时间，至少到2020年。
总体上，她认为全球经济仍处于病体经济状态。世界经济虽已连续几年扩张，但仍有反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认为目前的复苏不是自律性复苏，更多是政策性复苏，各国仍未敢撤政策，仍旧实行宽松、刺激政策。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加快，主要得益于周期性因素与持续宽松政策，但长期发展依然面临高债务和高失业率制约，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特别是欧日经济尚难言发展的持续性。
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对其经济发展极为不利，普遍面临内外瓶颈制约。尤其是随着美联储量宽政策退出，新兴市场普遍面临全球资本收紧与融资成本上升，以及国内经济增长下降与需求疲软的两难困境。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阵痛期、经济增长从刺激性繁荣转向后危机常态发展的中低增长期，三重因素叠加将使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异常复杂。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高度关联，极易放大退出引发的风险，未来世界经济或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而新兴市场国家首当其冲。”陈凤英说。
受访专家指出，世界经济金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美联储量宽货币政策退出极具“过河拆桥”和损人利己之图，甚至暗藏转嫁危机之谋。美欧日等急于摆脱危机，忙于“各扫门前雪”，甚至产生“你比我糟，即是我好”的扭曲心态。这将使新兴经济体尾部风险冲击大增。
新兴市场在经历过去的强劲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不断放慢增速，正面临艰巨的结构调整，却又面临美国量宽货币政策退出。事实上，量化宽松无论进还是退，对新兴经济体都是无法避免的重大冲击。应对的关键是，应为2015年后美联储转变货币政策即利率上升做好准备，避免重蹈上世纪80年代覆辙。这需要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强南南合作，以降低可能造成的外部冲击。
大国关系调整的多面性
乌克兰危机催生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表现为大国博弈加剧，主要是美欧与俄罗斯的博弈。随着乌克兰总统近日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受访专家认为，即便乌克兰不会全面倒向西方，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也不再是以前的乌克兰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泰平指出，大国博弈背后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矛盾，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具体而言，西方要维护旧秩序和既得权益，而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新秩序、增强自身权益。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会甘心失去霸权地位，不会放弃强权政治。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茹看来，大国关系的对抗性增强，最突出表现在美俄关系上,欧盟和北约不断东扩，步步紧逼进入到独联体内部蚕食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无路可退，强势反击。相应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上的做法，也引起美欧与俄强烈对抗。
中美关系经历了反反复复，孙茹认为也有对抗增加的一面。一方面，美国调整其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中国要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发展利益。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有双边也有多边的，有地区也有全球的，有竞争也有合作。她认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对抗性增强，但在全球层面，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合作在加强。整体上，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中美对抗性增强了。
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昊指出，大国博弈主要还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认为，美国实力相对来说有所下降，仍想当世界领袖又有些力不从心，因此用明暗各种手段以维持其地位。
他举例说，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美国都是其中最大一个因素，所谓利用巧实力实质就是搅局以从中得利。胡昊认为，欧洲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在地区整合力度上不减，通过乌克兰危机，也显示出其地缘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俄罗斯致力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同时加强与大国尤其与中国关系，并利用金砖国家平台谋求自身大国地位。中国也在努力与俄美欧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大国博弈加剧的同时，主要力量联合的趋势也很明显，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上的联合。
孙茹从分析欧美关系判断，有观点认为欧盟试图成长为独立于美国的一极，但从双方启动TTIP谈判看，大西洋两岸加强联合的趋势明显。这种趋势是金融危机以来逐步展现出来的，一方是新兴国家在加强联合，另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强联合。另外从军事上看，受乌克兰危机的刺激，美欧在联合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进行协调，加强了在东欧国家的军事部署。在处理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欧盟表现主动，美国则退到幕后。日本在推进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化的进程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实例很多。
综合受访专家观点，当前大国关系总体仍是稳定的、合作的，尽管局部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但大多处于可控范围内。目前，世界各大力量都在进行战略调整，以抢夺未来国家竞争的制高点。这种战略调整并不完全是为了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而是源于各大力量本身正在发生的变化。竞争甚至斗争，以及合作，仍将是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
增强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高祖贵从分析中外关系入手，认为表面上中国的外部环境好像遇到很多问题，但其实并未“坏到哪里去”。
他对本刊记者分析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这半年多来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国周边一些涉华问题上有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言论和举动，但中美关系总体上还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向前发展。中欧关系从战略互信到务实合作都有提升，合作领域、深度进一步拓展，战略对话、沟通、认识在强化。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陆续访问欧洲，使中欧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展态势更强劲了。中俄关系，特别是在俄罗斯与美欧日等大国关系出现变动的情况下，保持了快速推进的态势，各方面的进展良好。中印关系在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方多次释放出加强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信息，顺利的话，下半年习近平主席将正式访问印度。就连中日关系，由于安倍政府的做法，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在加大，最新民调显示安倍政权支持率首次跌到了半数以下，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声音在增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在大国关系新一轮的变动调整中，客观上中国还是比较主动和有利的。这也是新一届领导人积极运筹大国关系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有理由自信，有资本保持战略定力。关键是对于新的变化我们要把握好，从而更能应对好。”高祖贵说。如何才能正确把握形势，增强战略定力呢？综合受访专家观点，首先，实事求是看待自己的实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
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中国外交积极有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提高很快。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面临很多挑战，内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压力巨大，外部面临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压力。可以说，和平发展负重前行。应该认识到，中国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像美国那样的国际责任，总体上，应在能力范围内，积极有为，且量力而行。
第二，继续宣示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公开宣称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不称霸”，消除外界对于中国“国强必霸”的担忧。要坚持用实际行动和有效宣传对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噪音进行回击。强调建立相互依赖加深、开放合作与打造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继续扎实推进大的计划，如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周边经济合作计划等，为建立命运共同体打好基础。
第三，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将冲突国际化，反对使用武力。中国不主动惹事、挑事，但也决不怕事。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中国决不拿核心利益作交易。
孙茹强调，在涉及自身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进行，不要为一时一事乱了阵脚。中国正处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过程中，眼光要超越地区，从全球视野、更高和更宏观的层面上进行战略规划。中国与几个邻国的海上争端，只是中国外交布局的局部，不能让部分影响全局。
胡昊强调，在与有关国家的争端中，一要坚持维护自身权利，二要不被相关方的节奏牵着走，继续推进我们要做的该做的事，三是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准备和预案。
第四，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包括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包容新兴国家的崛起，加强南北合作。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要防止中美关系因为一些偶发问题而失控。
第五，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全球战略稳定、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和谐化做出更大贡献。反对新冷战。反对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政治歧视、贸易保护主义。
而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国内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强劲持续的发展，壮大国家各方面的实力，中国才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不惧怕任何挑衅。(记者刘延棠、皇甫平丽)
世界进入变动期
总的看，世界进入多元、扁平、裂变新阶段，动荡与不稳定相伴相随。
世界进入缺乏突出性主题的时代。冷战时期的主题是两大集团间的对抗。危机已经结束，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各国在继续调整转型，且都面临复杂的内部事务牵制，目前的世界话题很多，但似乎不像以往那样有一个能主导全球行动的重大议题。
世界政治力量出现整体结构性变动。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枝独秀。如今，非西方国家呈现群体性崛起态势，话语权增强，在很多问题上，西方不仅无力主导，而且越来越需要新兴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旧的国际协调机制失灵，新机制却远未建立。集团性权力下降，板块性权力上升。权力分散，政治性议题增多，且取向更为复杂，表现在：单一议题向多元议题转变，全球共识向优先区域自治转变，单一权威角色(国家、国家集团)向更多有影响力的角色转变，单一机制向更多层次机制转变。
全球化、多极化仍在发展，世界相互联系日趋紧密，影响更为复杂。
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上升，“一损俱损”效应凸显。国家特性更为突出，国家利益的边界更加清晰。非政府组织(NGO)和个人的因素凸显，发言权增大，影响力上升。突尼斯小贩自焚引爆地区性革命，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金融危机放慢了所有国家的发展步伐，也拉大了各国间的利益落差。
全球化发展导致一些国家崛起，也导致一些边缘化国家出现，市场化、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显现。从“伦敦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巴黎到南非，以及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多个新兴国家社会动荡，都凸显世界缺乏压倒一切的议题，缺乏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重建失败，无法再现二战后重建德、日的辉煌，西方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管理模式失灵，极端思潮开始抬头。世界没有可效仿的现成模式，也没有新的有效模式出现。
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难以想象，但对抗与冲突难控。
大国间争夺更多转向中间地带，对抗与冲突难以抑制，且更多以“冷对抗”形式出现。对第三国和边缘地带主导权的争夺涉及军事层面，经济制裁已无所顾忌。文明冲突加剧。国家间对抗既有大国的对抗，如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较量、大国与小国间以及小国之间的冲突，也包括因不同文明、宗教或认同上升导致的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国家因素让位于民族利益。冲突中，实力是前者的后盾，治理则是后者面临的挑战。经济金融的逐利性与国家目标相左，既可能凌驾于政府之上，也可能自发地边缘性发展，甚至导致国家间冲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傅梦孜)
地区热点总体可控
国际关系的调整期，热点问题也呈现不同特点，有的在改善，有的保持平稳，也有的呈现复杂化和变动性。
朝鲜半岛问题，半岛南北关系、朝美关系一直处于没有进展的状态。朝鲜最新有一些动作，从炮击到发射导弹，以及寻求与日本关系的突破，实际上力图突破目前的困局，但相关方如美韩这些国家对朝政策上没有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半岛问题面临不确定性，可能酝酿新的危机。
伊朗核问题，从去年11月以来伊朗和六国已经进行了六轮谈判，最初设定达成协议的7月20日就在眼前。从整个谈判过程和透露的信息看，信号还是积极的，谈判结果值得期待。此外，阿富汗正在经历总统选举，虽然不是十分顺畅，但也在按既定轨道前进。
最大的问题是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无论是叙利亚、埃及还是利比亚，以及伊拉克，现在的局势发展仍然是2011年“中东革命”以来的延续。就叙利亚而言，阿萨德政权目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优势，美国和相关国家也在做长期的打算，叙利亚危机反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从政治进程看，埃及在塞西当选总统后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只是在国内还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是政治上如何处理穆兄会的问题，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解决埃及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率并不高，塞西需要解决埃及国内问题以赢得民众支持。这是重大考验。
不管是叙利亚还是埃及，实际上是有利于地区局势稳定的积极因素在上升，不稳定的是伊拉克的局势。“基地”在伊拉克的分支已经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影响不断扩大，牵动了周边相关国家的局势，使地区局势变得更复杂。
中国周边，中日钓鱼岛之争目前相对来说中国形势还是有利的，整体可控，挑战比较大也更紧迫的是南海。不过，南海基本的框架、态势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除了越南、菲律宾，南海周边其他有关各方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仍保留有共识，就是都希望保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作为这些地区热点的外部重要因素，观察奥巴马的理念和行为表现，可以判断美国当前政策是不会直接强力介入冲突，主要还是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干预，寻求国际合作，来推动局势变化。反过来讲，也正是这些危机仍然是在可控范围内，给美国政策推行提供了可能。如果危机集中爆发，变得不可控，美国就不是这个政策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高祖贵)
国际格局演变经历“七个一”
对宏观全球战略及国际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七个一”：
一次转移：全球权力自西方向东方转移，全球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推行“战略东移”。
一次调整：为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各国都加快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博弈正在展开。
一方动荡：西亚、北非多国政局动荡、政权更迭，叙利亚、伊朗问题久拖不决，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给世界经济复苏平添变数。
一波反弹(或重振)：美国西方不甘心衰落，美国决不愿拱手让出老大位置，为此进行战略反弹，瞄准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实行再工业化，推行“两洋战略”，搞“诸边服贸协议”，欲重振西方权势，继续称霸世界。
一回反击：俄罗斯对美欧战略挤压开展新一回合的强烈反击，打了对方一个始料不及。
一场危机：即正在上演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危机带来了最重要的新变化，对全球战略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改变了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乌克兰危机，标志着俄在地缘战略上的强烈反弹与反击，斗争将长期化。俄与西方关系恶化。
其次是带来地缘经济与币缘政治影响。俄面临欧美制裁，被中止八国集团成员资格，与欧美的经济、金融矛盾加深。俄会更加借助中国与金砖国家合作，利于中国推进经济带建设、加强中俄经济、金融合作。
再次是加剧了西方在全球化的失势。美式全球体系再遭打击，朝着瓦解迈出一大步。美式全球体系已经丢掉了半个欧元区，新近又失掉了俄罗斯，这样，将更承受不了失去中国合作与日本背离的打击。
一个凸显：凸显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陈须隆)
危机加大南北分野风险
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结构，一是作为危机原因的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在危机后得到深刻调整。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在缩小，经常收支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6%，降至现在的2%；欧元区则出现超过3000亿美元的顺差，而日本、新兴国家经常收支顺差快速缩小，部分新兴国家呈现赤字化，或赤字规模拉大化，世界经济的结构向美欧占优势方向重新平衡(再平衡)。
二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生产布局)向发达国家主导方向回归，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制造业复活、出口倍增，以及美元复权，加剧了美国等主导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形成新时代的金融产业寡头，强化了全球生产链、价值链的控制力，进而推进“产业2.0时代”的到来。
三是与之相关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战略企业、战略资源企业的重组并购，对世界市场形成了新的格局划分，由此控制了“产能权”。
四是发达国家政府顺势提出“规则”、“制度”整合战略，对全球市场实施纵向、横向双重整合，进而形成制度创新型的“结构性权力”，掌控世界政治权力。
在此过程中，发展中、新兴国家则步入分化、退化轨道，差距重新扩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和结构日趋分化，南北差距呈现复活倾向。在此背景下，美国推进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区域经济整合，试图主导21世纪全球经济新秩序，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再临南北分野风险。
面对新形势，中国大胆提出“丝绸之路”新构想，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也必将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军红)进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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