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5篇]

第一篇：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2010年03月08日 09:27中国网【大 中 小】

《选举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开始，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规范。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选举法律不涵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不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选举，前者主要由政府组织法(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后者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因此，我国目前还缺乏规范各种不同类型选举的统一的选举法。

现行《选举法》的核心是规范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选举法》的回顾介绍也将以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此次制定通过《选举法》，是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普选产生正式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前，由政协会议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政协会议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由邀请、推选、协商等方式产生的人士组成。

实行普选的方式产生基层人大代表、召开正式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提议，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大，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大；同时决议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进行选举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选举法》，确认了建国初期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一部《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如下: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很多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法》所继承、发展，例如: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选一定名额的人大代表；成立选举委员会办理选举事宜；选民登记与选民名单公布；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提出代表候选人(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并用)；关于有效选举、投票、当选的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

1953年《选举法》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实行普选问题的规定、建国三年多的政治实践和具体情况制定，吸收了苏联选举的经验。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但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

1979年:制定新的《选举法》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国选举制度。该法后经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选举制度内容进一步改进和充实。

1979年《选举法》的重要变化，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这次修改的内容多为细节补充，依然是对一段时期各地选举经验的一般总结，对于实践中提出的较为强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没有急于给出回应。由此反映出《选举法》修改的较为一贯思路，那就是重要选举原则的修改非常谨慎，具体程序与内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论论证而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验证，因而《选举法》在技术上、规范上、内容上存有缺陷；《选举法》的修改与政治导向的联系较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维护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在政治上、法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个体的公民的选举权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个目标。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吕好

官员：城乡同比选举不会大增农村代表数量2010年03月09日 02:40新京报【大 中 小】

本报讯(记者 杨华云)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走过60年后，城乡“同票不同权”的状况将获得解决。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作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选举法此次修改最大的变化为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现行选举法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按四比一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经历了八比一、四比一的阶段，从八比一到四比一这个阶段历时四十多年，而从四比一到目前即将实现的一比一，也走过了十五年。

不过此次选举法修改，在实现人人平等的同时，引入了同样重要的地区平等，王兆国表示，要保障各地方在国家权力机关有平等的参与权，各行政区域不论人口多少，都应有相同的基本名额数，都能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体现地区平等。此外，平等原则还包括民族平等，保障各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

针对近些年出现的两地代表、候选人个人详细情况等新问题，此次修改亦有涉及，王兆国表示，一些代表和有关部门建议，应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要填报是否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外国国籍等情况；并对不如实提供个人情况的，应规定相应处理办法，保证选民或者代表了解真实情况；同时还应对一个公民是否可以担任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大代表问题予以明确。

对此，草案增加规定，“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通报”、“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次选举法修改对流动人口选举暂不做规定。

城乡同比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农村人大代表不会大增

新京报:大家都很关注“同票同权”的问题。但是什么是“同票同权”的真实含义，不是每个人都很了解。

陈斯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一人一票；二是同票同权、同票同值，每一票所含的权利分量、价值一样。这个在1953年和1979年的选举法中没有完全实现。

新京报:为什么呢？

陈斯喜:因为解放初农民占多数，工人数量比较少，为保证有与其政治地位相适应的代表，1953年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

新京报:这次修改要一步到位实现1:1。

陈斯喜:是的，通过这次修改就一步到位实行城乡同比例，完全实现“同票同权”。因为现在城市人口进一步增加，占46%还多，而农民的文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

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推进民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从基层做起。实现城乡代表同比例，可以激发农村基层群众的民主热情，提高民主意识。

新京报:实行城乡同比，很多人理解成农村人大代表与城市人大代表同比例，农村代表会大量增加。

陈斯喜:城乡同比例与人大代表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城乡代表结构同比例，而是指分配代表名额时，不区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都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分配。

具体讲，就是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时，代表名额要分配到各个选区去，要求人口大体相等的选区，代表名额要大体相等；间接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如果人口大体相等，代表名额也要大体相等，与此相应，如果人口不是大体相等，代表名额就要有所不同。

实行城乡同比例后，农村选区和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分配到的代表名额会适当增加。但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举并没有区分城乡，所以从实际情况看，最后选出的代表还是城市人口会多一些，特别是间接选举更明显。

早先报道：

王兆国就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向人大代表作说明(全文)

《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

第二篇：《选举法》历次修改情况简介

《选举法》历次修改情况

《选举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开始，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规范。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选举法律不涵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不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选举，前者主要由政府组织法（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后者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因此，我国目前还缺乏规范各种不同类型选举的统一的选举法。

现行《选举法》的核心是规范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选举法》的回顾介绍也将以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此次制定通过《选举法》，是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普选产生正式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前，由政协会议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政协会议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由邀请、推选、协商等方式产生的人士组成。

实行普选的方式产生基层人大代表、召开正式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提议，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大，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大；同时决议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进行选举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选举法》，确认了建国初期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一部《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如下：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 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很多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法》所继承、发展，例如：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选一定名额的人大代表；成立选举委员会办理选举事宜；选民登记与选民名单公布；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提出代表候选人（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并用）；关于有效选举、投票、当选的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

1953年《选举法》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实行普选问题的规定、建国三年多的政治实践和具体情况制定，吸收了苏联选举的经验。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 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但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

1979年：制定新的《选举法》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国选举制度。该法后经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共五次修改，选举制度内容进一步改进和充实。

1979年《选举法》的重要变化，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 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 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 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

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 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这次修改的内容多为细节补充，依然是对一段时期各地选举经验的一般总结，对于实践中提出的较为强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没有急于给出回应。由此反映出《选举法》修改的较为一贯思路，那就是重要选举原则的修改非常谨慎，具体程序与内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论论证而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验证，因而《选举法》在技术上、规范上、内容上存有缺陷；《选举法》的修改与政治导向的联系较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维护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在政治上、法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个体的公民的选举权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个目标。

2010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改

●平等：城乡选举首次“同票同权”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

“这一修改实现了选举法的平等性原则。”“选举法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就是选举权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又要按照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来看待。无论是1953年的8比1，还是1996年的4比1，都应该说是合理的，现在的1比1，也反映了今天的客观现实。”

这一修改的时代意义在于第一次从制度层面明确取消城乡差别，使公民的政治权利更加平等。

除保障人人平等外，新修改的选举法还强调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以保障各地方、各民族的利益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得到体现。“三者是相互密切联系的统一体，要综合地分析，不能相互割裂开来。”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表示，这次修改选举法，使得城乡居民选举的实质平等和形式平等更加统一，这样更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透明：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而原来的法律规定的是“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

原来的“可以”在执行过程中弹性空间大，改为“应当”，增加了对这一规定的刚性约束。

此前，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主要是个人简历、政治面貌、学历等基本情况，选民对候选人缺乏深入了解，投票积极性受到影响。“这次的修改，有助于进一步扩大选民的知情权，使选民与候选人的见面形式具有一定实效性，提高透明度。”

同时，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

——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通报。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而此前只是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一些代表认为，这样规定便于选民有时间深入了解候选人，对候选人履行职责的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

有关专家认为这些透明的做法有利于避免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当选代表。吴清辉代表指出，代表候选人不应持外国护照，这关系到公民权利与义务和对国家的忠诚。

●公正：代表候选人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 新修改的选举法增加规定：“代表候选人的近亲属不得 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有关专家表示，选举工作中监票人、计票人实行回避，有利于保障选举结果的公正可信。

同时，法律规定，“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说，这一修改能保证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职，有利于有效代表选民利益，有利于保证代表在履职时更加公正、客观。

一些人大代表建议，为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和公平公正，实际操作中还应加强对选举委员会的监督。

●广泛：应当确保适当数量基层代表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

“选举法的这一修改从制度上保证一线的工人、农民的代表比例，其目的是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基础，扩大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

应该保证一线生产、科研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不必担心基层代表文化水平不高影响履职。人大代表素质的高低，不取决于学历、荣誉和社会地位，而是要看是否了解实情，是否讲真话、讲实话，真正反映人民的合理利益诉求，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否提出治理国家事务的真知灼见。

●规范：完善“细节”保护选民意愿

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赵合代表说，这一条款是对选民自由表达意愿的重要保障。同时，选举法还进一步规范投票站的设立和选举大会的召开，并加强对流动票箱的管理。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原则设立投票站，进行选举；选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

这些规定借鉴并吸收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在细节上更为人性化。这些对于细节的规范和完善，体现了选举工作既严格规范又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时，新修改的选举法还就查处破坏选举行为、人大代表的辞职程序以及选举委员会的六大职责作了具体规定。

选举法进行了既有重点又统筹兼顾各方面的修改，更加有利于选举秩序的保障，有利于预防和打击破坏选举行为。

第三篇：选举法改革的历次回顾

《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规范人大代表选举——《选举法》历次修改回顾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吕好

导读：

《选举法》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开始，我国的选举法律制度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进行规范。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多次修改，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逐步得到发展，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选举法律不涵盖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也不包括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选举，前者主要由政府组织法（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定，后者由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因此，我国目前还缺乏规范各种不同类型选举的统一的选举法。

现行《选举法》的核心是规范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选举法》的回顾介绍也将以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为核心。

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此次制定通过《选举法》，是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普选产生正式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前，由政协会议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政协会议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由邀请、推选、协商等方式产生的人士组成。

实行普选的方式产生基层人大代表、召开正式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提议，始于1952年底。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大，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大；同时决议成立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进行选举法起草事宜。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选举法》，确认了建国初期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逐级召开地方各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一部《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如下：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很多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法》所继承、发展，例如：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选一定名额的人大代表；成立选举委员会办理选举事宜；选民登记与选民名单公布；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提出代表候选人（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并用）；关于有效选举、投票、当选的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

1953年《选举法》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实行普选问题的规定、建国三年多的政治实践和具体情况制定，吸收了苏联选举的经验。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但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

1979年：制定新的《选举法》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改革和完善了我国选举制度。该法后经1982年、1986年、1995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选举制度内容进一步改进和充实。

1979年《选举法》的重要变化，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82年：《选举法》第一次修改

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

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

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这次修改的内容多为细节补充，依然是对一段时期各地选举经验的一般总结，对于实践中提出的较为强烈的修改要求，修改稿没有急于给出回应。由此反映出《选举法》修改的较为一贯思路，那就是重要选举原则的修改非常谨慎，具体程序与内容的修改一般不是出于理论论证而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验证，因而《选举法》在技术上、规范上、内容上存有缺陷；《选举法》的修改与政治导向的联系较为密切，修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和维护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在政治上、法律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个体的公民的选举权利保障程度要落后于前一个目标。

第四篇：回顾历次党代会

回顾历次党代会：感受新疆翻天覆地变化

1971年5月7日至11日，自治区第二次党代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资料图片翻拍

新疆的第一次党代会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从第一次到第七次，每一次的党代会对自治区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10月26日，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本网记者特意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及文献，与您一同梳理并回顾历次党代会，感受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郭倩）

1956年第一次党代会：

开幕大会向烈士致哀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7月9日在天山饭店礼堂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历时16天，也是新疆7次党代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

当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25人，列席代表84人，代表了全疆61164名党员。

开幕大会上，赛福鼎·艾则孜说：“今天召开这个大会，我们不能不回忆起为新疆各族人民解放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共产党员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优秀子弟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在他的提议下，全体到会者起立，为烈士们默哀3分钟。

王恩茂代表自治区党委作《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总结，新疆解放6年多来推翻了反动统治，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建立和巩固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新关系，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各方面都获得了发展。

《报告》专章评价，上述工作获得成就的基本原因在于，党的组织在新疆有了大发展。

7月26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王恩茂当选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1年第二次党代会：

自治区党的领导机关正式恢复

1971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自治区第二次党代会。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全疆和西藏阿里地区各条战线代表725人，代表新疆282605名党员。

从大会安排来看，学习气氛颇浓。会上，代表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学习了有关马列著作。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龙书金，代表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

5月12日，二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学习的决定》，选出龙书金、赛福鼎·艾则孜等17人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龙书金任第一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二书记，曹思明、宋致和、刘星任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委员会的产生，正式恢复了自治区党的领导机关。

1984年第三次党代会：

经济开发建设列为首要任务

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与上一次党代会召开的时间相隔了13年。1984年2月14日，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新疆的战略决策背景下召开。

673名正式代表和70名候补代表，代表着全疆50余万名党员出席会议。

这次大会，制定了全面拨乱反正，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开创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针和任务。

王恩茂作了题为《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为开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斗》的报告。自治区明确提出新疆的首要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推向前进，并提出到2000年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特别到1990年，力争使自治区工农业年总产值达到140亿元，比1980年翻一番，为后10年的大开发做好准备。三大基地、五大经济支柱为主体，水利和交通为前提的具有新疆特点的单独经济区概念提出。

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恩茂当选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开发建设新疆此后成为新疆各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1991年第四次党代会：

精神文明建设被提及高位重视

按照党章规定，这次党代表大会本来应该在1989年举行，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推迟到1991年3月14日才召开。

据当时的报道，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从1989年就开始了，从新疆近70万名党员中选举产生的500多名党代表，大多数也是在1989年被选举出来的。

宋汉良作了题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团结一心 奋发努力 为新疆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要把整个经济工作逐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努力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围绕经济建设，大会提出了以教育为本，逐步实施“科技兴新”的方针以及“优势资源转换”战略，解决新疆经济发展和资源转换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学技术。

此外，在这个报告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单独列为一章，也透露出自治区党委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信号。

1996年第五次党代会：

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解放思想

1996年2月4日至9日，自治区第五次党代会召开。当时的时代经济和社会正急剧发展变化，新疆也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

出席这次党代会的570名代表具有较强的先进性，据统计，当年的党代表来自新疆各行业、各条战线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其中受各级奖励的有228名，占代表总数的40%。

王乐泉在《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 为加快建设繁荣富裕文明的新疆而奋斗》的报告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和一切从新疆的实际出发这两条最基本的经验。

《报告》提及，“这五年，我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无论是改革还是建设，都是根据新疆的特点。条件具备的就抓紧上、抓紧搞，不错过时机，条件不具备的方面不急躁，防止瞎指挥，劳民伤财”。

在媒体对当时会议的报道中，频繁出现的字眼是：抓住机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争创一流。“跳起来摘果子”、“插队加塞”、“开门”，报道中这些词语既形象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讨论会场中的代表想法。

2001年第六次党代会：

下定决心纠正干部简单粗暴

2001年10月24日至29日，自治区第六次党代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580名。

王乐泉作了题为《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努力实现新疆各项事业的更大发展》的报告，这份约2.7万字的《报告》大概用了两个小时作完。

这次党代会是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报告》中有关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有关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分量大大加重了。

《报告》中提出，抓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还是要归结到人民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还指出要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中存在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等问题，下定决心予以纠正。

值得大力书写的还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出现了可喜的新的局面。贯彻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新疆稳定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使新疆在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下，保持新疆大局的稳定，稳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6年第七次党代会：

发出建设和谐新疆的动员令

2006年10月19日至24日，自治区第七次党代会召开的时间正好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大大地丰富了这次党代会的内容。

王乐泉作题为《为建设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的新疆而奋斗》的报告，发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疆”的动员令，并就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增强民族团结、做好宗教工作、健全民主法制、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公民道德建设、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疆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报告》中提出，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作为得民心工程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大事来抓，继续办好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几件大事，坚持每年都为各族群众办几件大事。

第五篇：光辉的脚步 ——回顾历次党代会

光辉的脚步 ——回顾历次党代会

编者按：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回望历史，新中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同样光辉而艰辛。从初掌国家之舵到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我党又奋斗了整整63年。多少危急时刻，多少重大关头，中国人民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推动了一次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不朽的业绩，定格在一个又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由此，我们将从历史的视野中，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光辉的轮廓与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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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中，我党已召开过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每次党代会，大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研究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做出确定行动纲领的决策，在党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2年、仃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回顾党代会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顾党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一大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

出席党的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慧增。他们代表着全国5 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一新。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 9 4 1年在党建立2 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

中国共产党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

党的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党的二大之后，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斗争的新征途。

中国共产党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

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党的四大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明确将资产阶级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五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党的五大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六大

1928年6月侣日至7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开。

党的六大肯定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力量：工农阶级；革命的前途：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两个高潮之间，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党的六大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党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阐述，从而使其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被正式确定下来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大会明确了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确立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陈云提出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法：以国家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个人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以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中国共产党九大

1969年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于1969年4月28日下午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重点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加强战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