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衡1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衡平
孟祥刚 程卫华
2012-10-24 10:45:46
来源:《人民司法》2012年第13期
作者简介:孟祥刚、程卫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以解决申诉难、申请再审难为目的,规定申请再审上提一级、对再审程序进行诉权化改造,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行使提供立法保障。修订后的民事再审制度较好地解决了申请再审难的问题,但在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司法既判力带来冲击,主要表现为:当事人申请再审门槛降低,大量生效裁判处于不确定状态;裁定再审的同时中止原裁判执行,部分当事人规避执行;启动再审的三种途径缺乏衔接,引起不同机关法律文书的冲突。如何一方面畅通再审渠道,依法保护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另一方面坚持依法纠错,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是当前法院民事再审工作的焦点,也是下一步民事诉讼法修改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建议对民事再审程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包括:确立再审的补充性原则,完善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管辖制度,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范围,建立再审案件预收案件受理费制度和中止执行担保制度,将当事人申请再审预设为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的前置程序,实现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和司法既判力的衡平。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关涉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关涉司法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诉讼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护等诸多方面,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法律系统工程。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同时确立了再审之诉原则,对于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权利、人民法院民事再审工作、检察机关监督、审判格局的配置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民事诉讼法再次被提上修改的议事日程,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法院审判工作,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关系重大,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笔者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申请再审上提一级制度运行三年多来的情况,就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民事再审制度提出若干建议,为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提供参考。
一、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立法保障
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是指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事由,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权利。2007年修订民事诉讼法就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申请再审难,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1]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再审法院法定化。
所谓再审法院法定化,指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向上一级法院提出。域外立法对再审之诉基本采取原审法院管辖为原则,但我国采取的是二审终审制民事诉讼模式,缺乏欧美等法治国家最高法院作为第三审法院统一法律适用的制度安排。而且,上级机关行使复审权,从制度上保证法律的实施、防止司法人员在法律疏简的条件下专断,变成了一个由多级官员参与的复杂过程,程序要件充足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人事行政上的监察问题。[2]因此,民事诉讼法明确了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可以消除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管辖再审案件公正性的顾虑,为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奠定了基础。
再审程序诉权化。为解决再审程序的非诉讼化所导致的正当性危机问题,民事诉讼法一个最为核心的改革理念便是建立再审之诉。所谓再审之诉,简单来说,就是将宪法所规定的申诉权利,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利,提升为一种诉讼权利。[3]对于该项特定之诉,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应以正当的程序来处理:明确了再审申请书的制作要求,再审申请书成为法定诉讼文书之一;规定将一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在法定期间内送达被申请人和原审其他当事人,平等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明确了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期限和以民事裁定书结案的要求,使得申请再审的诉讼特性更加鲜明。
再审事由规范化。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由过去的5项变为现在的13项再加1款,对修改前过于笼统、简约、操作性不太强的事由明晰化、具体化,增强了客观性,使认为原裁判有错误的当事人更加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再审,从而获得权利救济的机会。规范化的再审事由,既有利于当事人依法行使其申请再审权,又便于法院有针对性审查当事人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决定是否再审。
再审启动多元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启动再审程序存在三个途径: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依职权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实践中,对于后两个渠道的再审,也多是由当事人向法院和检察机关申诉所引起。因此,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向当事人提供了救济渠道,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多种事由申请再审(申诉),符合其中之一者,再审程序即予以启动,使当事人获得充分的救济权。
从民事诉讼法施行三年以来的情况看,对于申请再审进行诉权化改造,赋予法定程序保障,基本实现了解决申请再审难问题的立法修改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相应问题,尤其对司法既判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间的现实困境
司法既判力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关系。
大陆法系的司法既判力理论在近几年才进入我国诉讼理论界,并成为我们反思司法判决效力的新焦点。司法既判力在大陆法系的语境中被称为“确定的终局判决”,其基本含义是指在诉讼中法院的终局判决作出后,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当事人及法院均要接受该判决内容的约束,当事人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再进行相反的主张,法院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作出相矛盾的判决,判决所具有的这种拘束力被称为司法既判力。[4]可见,司法既判力是建立在生效裁判的层面上的,从其内容来看,司法既判力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生效裁判具有确定力,即不管是法院还是当事人,都不得对同一案件再次发动诉讼;二是生效裁判具有执行力,当事人不能因为对裁判不服而拒绝执行。
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权是以不服生效裁判为基础的,这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可避免地与以维护生效裁判效力为内容的司法既判力产生正面交锋。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是当前完善民事再审制度的重要课题。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处于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司法裁判的标准并不统一,已经生效的裁判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不可避免。而裁判的正确性是一个国家诉讼制度得以维系的基础,如果裁判是错误的,不但不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于整个司法制度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果当事人的再审事由成立,法院就应该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如果原审裁判确实存在错误,法院就应该及时改判,从程序和实体上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权,而不应一味地追求司法既判力。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就是在二审终审程序以外,给予当事人的一种特殊救济,这亦符合司法公正的终极目标。
其次,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当事人申请再审已经是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途径。再审程序只能用于例外情况的救济,而不能像普通救济程序那样被频繁启动。如果一个国家的再审程序被频繁启动,说明该国的司法终局性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司法既判力较弱;如果一国的再审程序不常使用,属于一种极少使用的情形,则说明一国的司法既判力强,法院裁判具有很高的终局性。[5]因此,依法保护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是必要的,但也不能片面强调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从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导致司法裁判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如果在民事诉讼程序终结以后,已经生效的裁判可以多次再审,其效力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就会使得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之冲突。民事诉讼法虽然从多方面给予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以保障,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当事人不当行使申请再审权的问题,影响司法既判力。对该问题,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爱德华兹曾有过精辟的评析:“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用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6]就我国而言,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在制度设计上使得当事人觉得有翻案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的行为形成负面的激励,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司法既判力带来冲击。
1.当事人申请再审门槛降低,大量生效裁判处于不确定状态。
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管辖上提一级的原则,原本由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承担的申请再审案件等办案任务,大多转由高级以上法院承担,[7]满足了我国传统上的“维上”、“维官”心里,使申请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再审程序抱有较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不交纳费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多个申请事由可以随意选择,申请再审的期间长达2年,这些因素导致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向法院申请再审。[8]当事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成本非常低,导致申请再审行为普遍化。而如果当事人申请再审,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法院就必须受理案件并进行审查,全国高级以上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急剧增加,现实中已经对司法既判力造成了严重影响,大量生效案件的法律关系重新进入了不确定状态。首先,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就需要向被申请人以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受理通知书,部分案件还要进行询问、听证等司法活动,使得原审其他当事人因为申请再审人的申请再次进入诉讼活动,原来的生效裁判也变得不再确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的申请再审案件或者因为申请事由不成立而被驳回再审申请,或者在进入再审程序后因原审裁判并不存在错误而被维持原判,既给其他当事人造成讼累,也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其次,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但部分法院出于多种考虑,在法院的受理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后,就错误地中止了原判决的执行,给司法既判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2.裁定再审后中止原判执行,直接挑战司法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这一条文的规定,无疑提升了决定再审的法律效力,但给生效裁判的执行却添加了混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决定再审具有如此决定性的法律效力,很多民事诉讼当事人只是为了规避原裁判的执行而申请再审,至于原审裁判本身是否确有错误、是否需要重新审理,并不在其关心之列,这便使得再审程序意在纠错的法律价值被合法地扭曲。[9]基于司法既判力理论,裁判一经生效,非依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决定再审并不意味着原生效判决当然失去法律效力,因为即便原案进入再审审理的情形下,仍有可能作出维持原裁判而并不当然地改变原裁判。裁定再审后中止原判执行,有违维护司法既判力的原则。
3.启动再审的三种途径缺乏衔接,引起不同机关法律文书的冲突。
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法院依职权提起、检察机关抗诉提起以及当事人申请再审三种再审启动方式。但由于法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多头介入、多途径启动再审的情况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法院再审审查与检察机关抗诉之间的冲突。实践中,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与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的裁定并存的现象屡屡出现,这不仅引发了当事人对法院再审工作的质疑,而且造成了法院的重复工作。其二,上一级法院再审审查与原审法院依职权再审之间的冲突。对于同一案件,在当事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原审法院又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在形式上表现为上下级法院之间生效裁定发生矛盾和冲突,同样会引发当事人对法院再审审查工作的质疑,损害司法权威。
三、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的衡平之道
制度经济学认为:“当弘扬一种价值(或目标)会贬损另一种价值(如更多的安全会削弱自由)时,这两种基本价值就是冲突的。当弘扬一种基本价值又进一步实现了另一种价值时,这两种价值就是互补的(如较多的自由促进着繁荣)。”[10]优良的法律制度应该包含对各种法律价值的平衡实现,并使不同的法律价值成为最优组合,达到法律效能产出最大化。同样,对于目前民事再审制度中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与司法既判力在实践中的冲突,亦应衡平两者的法律价值,使之由冲突走向协调。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民事诉讼法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列入了立法日程,而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焦点则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否继续上提一级。为应对民事再审案件居高不下的局面,全国部分高级法院已经采取了变通办法,力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11]从民事诉讼法施行情况看,申请再审上提一级,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立法的稳定性考虑,对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的原则不宜修改,应当趋利避害、辩证施治,对完全上提一级的规定予以适当调整,既要保留上次修法已经取得的成果,又要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因素。[12]
确立再审的补充性原则,促使当事人寻求原审中的诉讼权利救济。
所谓再审的补充性,是指再审相对于上诉、申请复议等救济途径而言,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方式。[13]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提出的事由,有些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存在,对此,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上诉、提出异议和请求复议这些常规的方式寻求救济,而不应在裁判生效后再来申请再审,这种情况下则会产生失权的效果。[14]对再审的补充性问题,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均作出了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类似的规定是请求排除(既判力),其要义是“要么现在就说,要么永远闭嘴”。[15]再审程序不应定位为比上诉门槛还要低的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对再审的补充性没有作出规定,出现了实务中当事人放弃上诉权,直接申请再审的“不打二审打再审”现象。
确立再审的补充性原则,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一审、二审程序功能,提高审判效率,强化既判力,而且对于培养当事人正确运用诉讼权利、尊重生效裁判效力的诉讼意识也具有积极的作用。[16]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中,应确立再审补充性原则,引导当事人充分利用审级制度内的权利获得救济。当事人在原审中可以通过异议、复议或者上诉的方式提出不服原裁判的理由而未提出,在再审申请中再提出该理由的,不予支持,从而鼓励当事人尽量利用一审、二审程序,而不是利用再审程序解决矛盾。
完善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管辖制度,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范围。
对于一审生效裁判是否可以申请再审,有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对生效裁判申请再审,而生效裁判可以因二审而形成,也可因一审而形成,对因一审而形成的生效裁判,也属于再审程序的客体范围,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17]也有观点认为,再审程序应是特殊的补救程序,这种补救应是终审程序基础上的补救,它显然不是为了一审程序而设立,所以,那些放弃正常的二审程序救济,企图越过二审而追求案件再审的做法,与再审程序设立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对于此类情形,显然不宜再审。[18]笔者认为,由于在现实中和法律规定中存在一审生效的裁判,对于一审生效的裁判不得申请再审,有所不妥。但是,对一审生效裁判申请再审,客观上会存在规避交纳诉讼费的问题,造成许多案件没有经过二审程序而直接进入再审程序,也不符合再审补充性的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对一审生效裁判申请再审的,应向原审法院提出,作为申请再审上提一级的补充。该规定旨在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部分当事人滥用程序上的选择权的问题,同时,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未能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从而使一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当事人,其仍可以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再审,向原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并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除规定一审裁判不得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外,还应当规定小额诉讼案件不得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小额诉讼的程序具有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低成本和高效率,因此笔者主张小额诉讼不得申请再审,避免社会因过多的诉讼消耗掉大量的资源。
出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考虑,必须明确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判范围,规范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如果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判范围不够明确或者范围过宽,则不可避免地会使司法的稳定性荡然无存。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来看,我国再审程序的适用客体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民事诉讼法仅在第一百八十三条作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至于其他哪些生效判决和裁定不属于再审程序适用客体,法律则没有予以明确。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借鉴有关立法例,建议规定以下案件不允许申请再审: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2.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以及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这四种裁定之外的其他裁定。3.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案件。4.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5.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
建立再审案件预收案件受理费制度,平衡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
传统司法理念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基于生效裁判存在错误而提出的,如果还要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免交任何诉讼费用的。[19]但无论从理论或实践角度,当事人申请再审均应该交纳案件受理费:第一,诉讼收费是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或者对不予受理等程序性的裁定上诉的案件可以作为例外。再审案件适用的是普通程序,再审收费是符合诉讼收费这一基本原则的。对于申请再审案件收取诉讼费用,也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通常做法。韩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39条明确规定,再审诉状应当贴附印花。[20]而所谓贴附印花,就是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的表现形式。第二,原裁判是国家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判,申请再审是当事人单方认为裁判有错来挑战该项裁判的司法既判力,在依法定程序撤销之前,任何人均不能说该裁判有错。因此,从法律制度上讲,不能以事先推定裁判有错的理念不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费用,而应当以推定原裁判无错的理念要求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第三,再审案件收费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滥用申请再审权,促使其以积极和理性的心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再审诉讼,从而节约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实践表明,部分当事人之所以不负责任地申请再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申请再审不收诉讼费用。没有义务的权利是畸形的权利,为了平衡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应该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进行修改,增加再审案件预收费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配套措施,即:对再审申请被驳回的案件,当事人预交的诉讼费不予退回,对裁定再审的案件依据再审审理结果以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的原则确定诉讼费的承担,促使当事人理性行使申请再审权。
建立中止执行担保制度,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如前所述,案件被裁定再审后中止执行,严重损害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同时还可能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对方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无法顺利实现。在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查过程中也发现,某些案件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目的并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希望通过申请再审裁定案件中止执行;也有部分当事人因为案件被中止执行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或无法支付医疗费等原因而到法院上访,要求恢复执行。为真正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建议建立中止执行担保制度:第一,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予以修改,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并不当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第二,当事人在再审阶段要求中止执行的,应当首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参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保全制度的规定,提供相当于执行标的的财产担保,法院认为确有理由的,可裁定中止执行。
建立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的前置程序,构建再审启动程序的协调机制。
对于检察机关抗诉问题,有学者认为,原则上应严格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权,将提请再审的理由局限于涉及公益的案件。[21]对于法院依职权再审问题,有观点认为,法院决定再审,违背司法权威被动型的特质以及司法独立的理念,故建议取消法院自行决定再审,不再设置法院决定再审理由。[22]上述观点有各自的道理,但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下,取消或限制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再审,条件并不具备。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是,由于再审启动主体的多元化,常常会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与依职权再审及抗诉之间产生不和谐甚至冲突,特别是法院已经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检察机关又提出抗诉或者法院依职权再审,动摇了司法既判力,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应有形象,应尽快予以解决。鉴于民事诉讼法细化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当事人申请再审纳入了诉讼化的轨道,再审程序的启动已经由原来的职权主义逐渐演变为当事人主义,对于上述三个启动再审的途径,应坚持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辅之以检察机关抗诉或法院依职权再审。在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上,可以将当事人申请再审预设为前置程序,即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应首先向法院申请再审,只有在法院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当事人仍然对原审裁判不服的,才可以向法院或检察机关申诉。该前置程序的设定,既可以体现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积极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司法权威。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曾经对法治的要义作过经典性的描述:“法治应该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3]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正面临着进一步修改,笔者希望立法机关能够结合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发展水平等现实国情和审判实践,兼顾传统和借鉴各国先进立法例,针对存在的问题,寻求有效回应当事人的再审诉求与维护司法终审权的最佳结合点,完善民事再审制度,保障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既判力。
注释: [1]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于2007年6月2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2]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3]江必新:“论创新和完善审判监督纠错机制”,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15期。[4]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5]孙祥壮:《民事再审程序原理精要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6]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7]江必新:“最为核心的改革理念是建立再审之诉”,载2008年12月7日《法制日报》。
[8]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了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可以申请再审。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在原审请求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在原审裁判生效后让有关人员出具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而这种情况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9]虞政平:“关于完善我国再审程序的课题报告”,载沈德咏主编:《最新再审司法解释适用与再审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10][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8页。[11]黑龙江、北京、山东高级法院建立民事申请再审案件联调联解制度,由高级法院和原审法院对申请再审案件联合化解;广东、陕西高级法院建立申请再审案件判后答疑制度,由原审法院审判庭对申请再审案件先行向当事人判后答疑。
[12]孙祥壮:“理想与现实之间:民事再审程序的再修改”,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
[13]李浩:“再审的补充性原则与民事再审事由”,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14][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8页。
[15][美]斯蒂文·N·苏本等:《民事诉讼法——原理、实务与运作环境》,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2页。
[16]林文学、刘小飞:“论我国民事再审审查制度的完善”,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
[17]汤维建:“民事检察监督范围若干问题浅议”,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18]虞政平:《再审程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19]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两类再审案件可以收费:一是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二是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但是,上述规定是在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再审申请后,经过审查,决定再审时才收费,对于之前当事人申请再审环节没有相关的收费规定。
[20][韩]孙汉琦:《韩国民事诉讼法导论》,陈刚审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17页。
[21]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22]张卫平:“民事再审事由研究”,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2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第二篇:对既判力与我国的再审制度的一些思考
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与我国的再审制度的一些思考
对既判力与我国的再审制度的一些思考
姓名:杨昊
学号:2084050186
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内容摘要】:在民事诉讼中,既判力体现了法律对诉讼结果稳定、诉讼法律权威的追求,保证了诉讼的效率价值;再审制度通过赋予已经审结的案件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权利实现其纠错功能、救济功能和监督保障功能从而保证法律公正功能得实现。对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的追求必然产生既判力理论与再审制度的冲突。因此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讨论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既判力、再审制度、问题
一、既判力理论的内容与功能
(一)既判力的内容。
既判力是指民事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即形成确定的终局判决内容的判断,所具有的基准性和不可争性效果。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根据罗马法上的诉权理论,诉权因案件的诉讼终结而告消灭。既然诉权已经消灭,当事人自然也就不能基于同一事件再行起诉。其结果是一是同一诉权不允许两次终结;二是如果当事人就已经审理并作出确定判决的案件再次起诉,对方则享有既判事项或诉讼终结的抗辩。其后,法国学者又发展出审判权消耗理论,认为案件一经终局判决,法官对案件的审判权也已终结,从而不得对案件再次审判。至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既判力的观点被立法接受。现在,人们一般将既判力概念理解为确定的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的强制性通用力。换言之,判决一经确定,当事人和法院不得就已裁判的诉讼标的为不同的主张和判断。
(二)既判力的功能。
既判力的基本含义是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其作用或效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判力的消极作用,即判决确定之后,当事人不能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判决中所判断的事项相反或相冲突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也应当排除违反既判力的当事人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也就是说,禁止当事人和法院对已经产生既判力的事项再行起诉和重复审判。二是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即后诉法院应当尊重前诉法院的判断,后诉法院的审理和判断应当以产生既判力的前诉判断为前提。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相互弥补,完整地构成了既判力的拘束性内容。这种作用或效果在少数情况下意味着即使确定的判决本身有误,制度上的要求仍是宁愿忍受错误判决所带来的代价或牺牲纠正谬误而能够获得的利益,也要使既判力得到贯彻。
承认确定判决具有上述效果的意义在于:第一,既判力制度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承认判决的既判力效果可以有效地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第二,既判力制度是实现国家一
次性的彻底解决纠纷和维护“法安定性”即法律状态的稳定性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既判力制度,那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随时都可能被推翻,已经有了结论的纷争事实随意可以再行审查,势必造成纠纷长期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而纠纷不能解决则意味着法律关系的长期不稳定,并会造成恶性循环。显然,这种状态应当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消除,而既判力制度正是扮演了这种维护“法安定性”的角色。[1]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既判力最重要的功能作用就在于通过判决终局性的达成,来帮助人们在观念上确立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生活空间内的秩序形成。[2]
二、当前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一)问题
既判力问题尽管在近年来受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并得到了初步的研讨,但是与其他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相比,既判力所面临的实践难题和立法难题处于更为突出的地位。事实上,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既判力问题处于理论上的重视与立法上的轻视、实践中的漠视之尴尬境地。表现在:第一,无论是在立法的层面还是在司法的层面,既判力都是一个令人感到较为生僻、深奥的法学概念,有关既判力的一系列理论并不为立法者和司法者所熟识,对判决的效力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而很少从既判力的角度深入予以考察。第二,立法上,《民事诉讼法》第141条和第158条虽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关于判决、裁定应当具有哪些法律效力的问题却并未明确规定,判决的既判力问题更是付之阙如。而且,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置有较为宽松的再审制度,因而在事实上,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问题的态度是较为轻视的。第三,实践中,既判力问题遭受到了更大程度的轻视,同一个案件被反反复复地多次进行审判是司空见惯的事。最为严重的是,法院、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人大、某些党组织等各种各样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其领导人都可以对判决提出异议乃至于进行干涉,从而使判决很难产生既判力之效果。第四,既判力问题在实践中受到忽视的另一表现是,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法院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或者对于相互具有牵连关系的两个案件,后诉法院完全抛开前诉法院的判决而作出与其存在冲突的判决。
(二)成因
既判力论与“客观真实”、“有错必纠”之主流诉讼观念发生冲突。判决制度作为公权性、强制性解决纠纷的制度,一方面,必然要求其应当符合实体法正义的标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和贯彻判决的结果、顺应法的安定性,又要求判决的内容不能轻易被变动,因而实体法正义的要求与法的安定性的要求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3]既判力制度从维护判决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法的安定性角度出发,要求判决确定之后,无论该判决是否存在误判,当事人均应受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的内容再进行争执,同时,法院也应当尊重自己所作出的判断,不得就既决事项重复进行审判或者在其他诉讼中作出矛盾的判决。而要维护和实现实
体法所确立的正义标准,则又要求对存在错误的判决应当予以纠正。因此,维护判决的既判力与“有错必纠”的诉讼观念之间就存在着难以两全和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
再审制度的过度适用必然妨碍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的形成。与“有错必纠”的诉讼观念相联系,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再审制度不加限制的过度适用必然会妨碍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的形成。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对既判力的限制主要是通过再审制度的设置和运作来实现的,在此意义上,“再审可以说是从相反的方向划定了既判力作用的边界,而且这条边界随着再审适用范围在制度规定及其解释上的调整而推移,既判力实际作用的范围也随之可大可小、可宽可窄。”[4]
此外,司法裁判权及其判决的非权威性与既判力论不相容,法官的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低下助长了人们轻视既判力的倾向等也是原因。
三、当前我国的再审制度及其实践。
法院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在通常情况下,禁止当事人就同一事项再行争执,同时也禁止法院随意撤销或变更。但为了防止和纠正错案,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为此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设立了再审制度,当然我国也不例外。所谓再审制度是指对法院已生效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纠正的制度。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又称作审判监督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及相关司法解释就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种指导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充分体现实体公正,尤其强调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虽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一项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好原则,但它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并不完全相融。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有错必纠”,而很少考虑判决的既判力,这就使得再审制度在操作运行过程中不仅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主要问题有:
(一)提起再审的主体过于宽范,与当事人处分原则相冲突。
(二)民事再审法定事由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三)由法院自身提起的再审和由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没有时间上的限制,这就使得生效裁判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四、再审制度的改革思路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是构建和完善其抗再审方式,改变当前再审方式多元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并且两者是相互监督的,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无监督则无约束,无约束则会权力滥用,这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
精神和立法本旨的。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尽快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对提起再审的规范性问题上加以明确,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即由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案件仅限制在该类案件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人的利益的案件,其他案件由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通过申诉程序加以解决。
(2)、设立申诉之诉,取消申诉听证程序,专门对申诉问题加以解决,即建立进入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
(3)、设立民事抗诉制度新方式,限制提起抗诉的条件;对当事人的申诉案件,必须经过上诉程序,否则不于审查。
(4)在再审案件审理程序上加以细化;
(5)、抗诉的提起在时间和次数上加以限制等。
小结:
综上所述,在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都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因此在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要努力协调体现效率价值的既判力理论与体现公正价值的再审制度的关系。针对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现状,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主要是改革我国的再审制度,使再审制度实现提起主体法定化、提起事由明确化和提起步骤程序化,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实从在的既判力与再审制度的紧张关系!
注释:
[1] 参见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2] 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48页。
[3] 参见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9页。
[4] 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参考文献:
1.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
2.江伟 :《民事诉讼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邓辉辉:《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网络资料:
第三篇: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民法学
关键词:申请再审权/保障/涉诉信访/预防/减少内容提要:对于涉诉信访,不能采取堵的方法,而应当采取疏导的方法,特别是要从源头上抓起,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申请再审难是涉诉信访多的一个直接原因。为解决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等问题,我国于修订了《民事诉讼法》。在当下,特别需要法院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即重新确立再审程序的宪法理念,正确处理维护判决的稳定性与依法再审的关系,正确处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以确保再审程序的良性运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与民事诉讼有关的涉诉信访的表现形式很多,有对法院不受理案件不服而信访的,有对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行为不满而信访的,有对生效的裁判不满而信访的,还有对执行行为不满而信访的等。涉诉信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满。过多的涉诉信访会造成法院审判终审不终,损害司法权威;过多的涉诉信访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然,对于涉诉信访,我们不能采取堵的方法,而应当采取疏导的方法,特别是要从源头上抓起,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完善民事诉讼制度,规范司法行为,通过诉讼程序,切实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让当事人真正信赖司法。在涉诉信访中,比较多的是对生效裁判的不满而进行信访,其直接原因之一就在于申请再审太难,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当事人只好走信访的道路。保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从受理到审判再到执行等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笔者着重从申请再审难的角度探讨涉诉信访多的原因,并从树立科学司法理念,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角度探讨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的对策。
一、申请再审难:涉诉信访多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对于申请再审的当事人来说,申请再审难也许是他们的共同感受。正因为申请再审难,一些当事人转而走上信访之路等非诉讼程序,甚至通过非法途径来解决问题。申请再审难成为涉诉信访多的一个直接原因。申请再审难的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启动再审程序难,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相对于对一审裁判不服的上诉而言,申请再审相对较难是正常的,当事人对第一审裁判不服的上诉是不需要具备法定的上诉理由的,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上诉条件,都会启动第二审程序。而为了维护生效判决的稳定性,申请再审必须具备法定的事由,否则就不能申请再审,即使申请再审也不会启动再审程序。问题是,在当事人的申请具备法定事由时,应该再审的案件还是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往往获得一纸驳回通知,真正能够引发再审程序发生的案件非常有限,再审率比较低,而其中真正能得到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案件又是微乎其微。,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为227002件,决定再审的为48214件,约占20%,改判的为15568件,约占7%。法院的再审率低表明,相当一部分案件没有得到再审,而没有得到再审的案件并不表明其审判都是公正的。当事人重复申请再审、涉诉信访比较严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事人对案件没有得到再审或者没有得到改判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二是应当及时再审的未能及时再审。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对再审申请的复查时间比较长且没有限制。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以后,法院首先要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进行复查,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否合法、是否具备法定再审理由,再决定是否再审。在复查过程中,复查法院要查看案卷材料,为了审查再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法院还要组织双方当事人听证,甚至还要进行证据的调查收集,包括鉴定等。这一复查的过程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尽管有的地方法院对再审复查时间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复查法官往往不遵守这些限制性的内部规定,随意拖延时间。有的时候因为承办复查案件任务的法官工作繁忙,申请再审的案件分派到其手上以后,一放就是几个月,不予问津,再审申请案成了“抽屉案”。另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即使法院裁定再审,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尽管法律对再审案件的审限是有规定的,但有的法院还是不执行审限的规定,不能按时审结,甚至长期拖着不审。当事人的申请再审难现象的存在,表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当事人渴望再审的迫切愿望同法院强调判决的稳定性、权威性的做法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尊重和保障还不够。为什么会存在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原因,实际上也是涉诉信访多的背后真正原因。
第四篇: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民法学
关键词:申请再审权/保障/涉诉信访/预防/减少
内容提要:对于涉诉信访,不能采取堵的方法,而应当采取疏导的方法,特别是要从源头上抓起,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在《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申请再审难是涉诉信访多的一个直接原因。为解决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等问题,我国于修订了《民事诉讼法》。在当下,特别需要法院树立科学的司法理
念,即重新确立再审程序的宪法理念,正确处理维护判决的稳定性与依法再审的关系,正确处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以确保再审程序的良性运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
与民事诉讼有关的涉诉信访的表现形式很多,有对法院不受理案件不服而信访的,有对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行为不满而信访的,有对生效的裁判不满而信访的,还有对执行行为不满而信访的等。涉诉信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满。过多的涉诉信访会造成法院审判终审不终,损害司法权威;过多的涉诉信访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然,对于涉诉信访,我们不能采取堵的方法,而应当采取疏导的方法,特别是要从源头上抓起,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完善民事诉讼制度,规范司法行为,通过诉讼程序,切实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让当事人真正信赖司法。在涉诉信访中,比较多的是对生效裁判的不满而进行信访,其直接原因之一就在于申请再审太难,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当事人只好走信访的道路。保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从受理到审判再到执行等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笔者着重从申请再审难的角度探讨涉诉信访多的原因,并从树立科学司法理念,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角度探讨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的对策。
一、申请再审难:涉诉信访多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对于申请再审的当事人来说,申请再审难也许是他们的共同感受。正因为申请再审难,一些当事人转而走上信访之路等非诉讼程序,甚至通过非法途径来解决问题。申请再审难成为涉诉信访多的一个直接原因。
申请再审难的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启动再审程序难,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相对于对一审裁判不服的上诉而言,申请再审相对较难是正常的,当事人对第一审裁判不服的上诉是不需要具备法定的上诉理由的,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上诉条件,都会启动第二审程序。而为了维护生效判决的稳定性,申请再审必须具备法定的事由,否则就不能申请再审,即使申请再审也不会启动再审程序。问题是,在当事人的申请具备法定事由时,应该再审的案件还是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往往获得一纸驳回通知,真正能够引发再审程序发生的案件非常有限,再审率比较低,而其中真正能得到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案件又是微乎其微。,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为227002件,决定再审的为48214件,约占20%,改判的为15568件,约占7%。法院的再审率低表明,相当一部分案件没有得到再审,而没有得到再审的案件并不表明其审判都是公正的。当事人重复申请再审、涉诉信访比较严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事人对案件没有得到再审或者没有得到改判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二是应当及时再审的未能及时再审。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对再审申请的复查时间比较长且没有限制。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以后,法院首先要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进行复查,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否合法、是否具备法定再审理由,再决定是否再审。在复查过程中,复查法院要查看案卷材料,为了审查再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法院还要组织双方当事人听证,甚至还要进行证据的调查收集,包括鉴定等。这一复查的过程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尽管有的地方法院对再审复查时间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复查法官往往不遵守这些限制性的内部规定,随意拖延时间。有的时候因为承办复查案件任务的法官工作繁忙,申请再审的案件分派到其手上以后,一放就是几个月,不予问津,再审申请案成了“抽屉案”。另外,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即使法院裁定再审,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尽管法律对再审案件的审限是有规定的,但有的法院还是不执行审限的规定,不能按时审结,甚至长期拖着不审。
当事人的申请再审难现象的存在,表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当事人渴望再审的迫切愿望同法院强调判决的稳定性、权威性的做法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尊重和保障还不够。
为什么会存在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原因,实际上也是涉诉信访多的背后真正原因。
第一,申请再审权的宪法基础定位方面的原因。从目前的立法看,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宪法依据是宪法中的申诉权在民事诉讼法
上的体现,申请再审权是实现申诉权的手段,申请再审程序是要实现和保护公民的申诉权。正因为这样,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称之为“申诉”,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形成的《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中使用的就是“申诉难”之说法;中共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方案中也使用的是“
申诉难”的说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申诉实际上是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情况,要求有关国家机关行使监督的权利,以纠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申诉权属于监督权的范畴。基于宪法中的申诉权,对于生效的判决,如果其诉讼过程存在重大瑕疵或者判决本身存在错误,当事人当然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包括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权力机关即人大进行申诉。当事人申诉是有关机关发现法院的审判存在错误的重要渠道,申诉权成了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一个存在根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只是被法院看做发现案件错误的一个线索,并没有被看做是一项独立的诉讼权利,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也没有制约作用。
第二,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方面的原因。当事人申请再审以后,引发再审程序之前应当有一个对再审事由的审查程序。而对这个审查程序,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带有较浓行政色彩的“复查”方式。法律对复查的时间没有规定,复查时间短者要几个月,长者达一年以上;复查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当事人程序保障不充分;通过复查,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则用通知书驳回申请,由于驳回“通知”不属于法院所作的判定形式,当事人对“驳回通知”即使不服也无可奈何,无法对它提出异议。这样的一种程序设计是导致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
第三,申请再审的法定理由方面的原因。再审程序是一个救济程序,申请再审必须具备法定的事由,否则,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即使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也不会启动再审程序。根据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不服,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有:(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来源:好范文 http://www.xiexiebang.com/)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该条所规定的五种法定事由都是属于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的情形。除此之外,现实中当然还存在一些其他事由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然而,1991年民事诉讼立法并没有将这些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实现,进而严重影响判决正当性的具体事由作为再审的事由。例如,原作出判决的审判组织是不合法的;当事人的辩论权被剥夺的;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是伪造的;判决以其他法院的判决等为基础,而这些判决被撤销的;法院没有行使释明权而导致当事人不能获得平等审理或者不能充分行使证明权的。此外,这五种法定事由本身不太具体明确,有时难以操作。这就导致在诉讼实务中,法院借口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而不启动再审程序,增加了申请再审难现象的发生。
第四,再审案件管辖方面的原因。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有权向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和其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在实务中,法院往往要求当事人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申请再审,而不是其上一级法院。而让同一个法院的立案庭或者审判监督庭的法官启动再审程序,让审判监督庭的法官改判其他审判庭审理的案件,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同一个法院的不同业务庭的法官,都是“兄弟姐妹”,低头不见抬头见,将别人的案件改判了,影响他人晋升、评优或者案件质量考评成绩,自己心理上有难以逾越的鸿沟。有学者戏称,这就好像让一个人用左手拿刀斩自己的右手一样,是很难下手的。
第五,法院在观念上的原因。终局性的判决一旦确定以后,就具有既判力。判决的既判力要求:不管判决有无瑕疵,当事人及法院都要受到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所确定的诉讼标的另行争执或裁判。具体来说,当事人不得就已裁判的诉讼标的再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行审理,法院也不得就已裁判的诉讼标的再次进行审判;后诉法院要受前诉法院裁判的拘束,不能作出与前诉判决相矛盾的判决。既判力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维护法的稳定性,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如果确定的终局判决可以被随意推翻,那么,程序的稳定性就无法得到保障,还会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法律的秩序价值无法实现。不少法院由此也特别推崇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特别强调生效判决的稳定性。一些法院认为,裁判生效以后就不能随便改,否则会破坏裁判的稳定性,导致终审不终,损害司法权威。能够不启动再审程序的,法院尽量不启动再审程序;生效裁判可改可不改的,法院尽量不改。
二、树立科学司法理念,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的一项重要前提
《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细化了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特别是延长了特殊情况下申请再审的期间,规定了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完善了申请再审的申请程序和复查程序。《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于解决申请再审难,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下,特别需要法院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确保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的良性运行,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
第一,重新确立再审程序的宪法理念。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的宪法基础应当是宪法中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再审程序的宪法理念就在于保障宪法中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得以实现。公正审判请求权是公民的裁判请求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正审判请求权意味着任何人在法院对其与他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进行审判的时候,都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审判。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将裁判请求权包括公正审判请求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裁判请求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逻辑前提。尽管我国没有明确将裁判请求权写入宪法,但是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我国公民应当享有裁判请求权包括公正审判请求权。公正审判请求权包括平等审理请求权、听审请求权等内容,公正审判请求权保障是判决产生正当性的重要基础,在域外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上,一般都会将听审请求权保障作为根据,如果听审请求权受到侵害,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甚至可以提起宪法诉讼。我国修订《民事诉讼法》,也将侵犯听审请求权的情形作为再审的法定事由,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所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不仅如此,新《民事诉讼法》还将其他侵害公正审判请求权的情形列入了再审的法定情形,如“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等。
在再审程序的适用过程中,我们应当以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保障为指导理念。再审程序是保障公正审判请求权实现的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是对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这一宪法权利的落实与体现。如果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受到了侵害,就有必要通过再审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进行救济,使得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得以恢复和实现。
第二,正确处理维护判决的稳定性与依法再审的关系。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应当维护其稳定性,即使是存在瑕疵的判决也应当承认其有效力。德国有学者指出,即使在判决的产生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程序瑕疵和即使判决呈现重大的内容瑕疵,它通常也被看做是有效的1。这是因为,“实体法一向是将判断确定什么是合乎正义看做是其一大使命。与此相反,程序法则毫无疑问地将维护和贯彻判决的结果、顺应法的稳定性要求作为一大特点”2。维护判决的稳定性,是构建法治秩序的基本要求。因此,再审制度的法律稳定性要求比通常的上诉制度更为强烈3。当然,维护生效判决的稳定性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该判决的正当性基础没有严重瑕疵,至少说没有发生动摇。如果说生效判决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动摇,那就应当允许当事人就该案申请再审,法院应当依法再审,从而冲破判决的既判力。在域外,有关判决既判力根据的学说很多。一种学说认为,既判力是实现“解决纠纷”之民事诉讼目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效力;另一种学说认为,当事人在前诉中获得了程序保障,那么在该当事人方面就产生了在前诉中应当提出主张及证据的自我责任,而这种提出责任就是既判力的根据;还有一种学说是上面两种学说的综合,该学说认为,既判力的根据除了制度性效力以外,还在于当事人获得了程序保障及由此产生的自我责任4。但笔者认为,在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判决既判力的最重要的根据就在于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当事人获得了充分的程序保障。如果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当事人没有获得充分的程序保障,法院的判决难免缺乏正当性,这样的判决就应当推翻。当然,导致判决的正当性失却的原因不仅仅限于当事人程序保障不足,其他的程序存在严重瑕疵、非因当事人本人的原因造成判决的实体不公正,也是导致判决失去正当性的因素。对生效判决进行再审的法定事由,与导致生效判决正当性发生动摇的因素是一致的。我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都是损害和动摇生效判决正当性的事由。这些情形的出现,表明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导致司法权威性的缺失。因此,为保护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为维护司法权威,只要当事人的申请再审具备再审事由,法院都应当再审,而不应当以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借口拒绝再审。没有正当性根据的裁判,无权威性可言,这种裁判不予以再审,只会使司法失去权威,进而导致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动摇法治的根基。对生效判决进行再审,实际上保护了两种利益,一种是公共利益,一种是私人利益。公共利益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增强了司法的权威,提升了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私人利益则保护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公正审判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同志在12月22日全国法院审监系统《民事诉讼法》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是以该裁判公正、正确为前提的。笼统地讲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会给外界造成法院不愿意纠正错误裁判的错觉。尤其是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存在再审事由,并且有再审可能和必要的,就必须提起再审。对于应当改判的案件,也绝不允许以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稳定性为借口而不予改判”。
第三,正确处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充分体现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的司法理念,在该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所列的申请再审的13项再审事由中,有一半是与程序有关的再审事由。即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只要具备这些再审事由,法院就应当裁定再审,而不必考虑实体判决有没有错误,是否应当进行改判。换言之,只要存在程序上的严重瑕疵,即使实体是公正的,法院也应当裁定再审。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一方面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原《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不具体不明确,导致法院对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进行讨论决定是否再审时,比较多地考虑实体是否有错误。裁判确有错误了,才裁定再审;若实体没有错误,即使有程序上的瑕疵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瑕疵,也不一定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在对待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环节上,法院应当转变观念,重视程序公正,法院裁定再审,并不一定要以实体不公正为标准,完全可以仅以程序不公正为标准。
第四,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公正和效率是审判工作的主题,也是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在通常的民事诉讼中,协调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应当做到“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所谓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是指在对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进行选择时,应将公正作为民事诉讼的优先选择和实现的价值。只有在公正价值得到确立和实现的前提下,才能确立和实现诉讼的效率价值。效率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不能限制和阻碍民事诉讼公正价值的实现;同时,民事诉讼制度在追求和实现公正价值时,不能忽视、放弃诉讼的效率价值,而应当尽可能地追求和实现效率价值,徒有公正价值没有效率价值或者不能兼顾效率价值的民事诉讼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制度。
在申请再审程序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上,我们也应当贯彻“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选择。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申请再审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该及时再审的不能及时再审甚至长期拖着不审,严重影响了诉讼的效率价值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对《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修订,是以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为修订目标的。保障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既要保障再审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理,又要保障再审案件能够得到及时的审理。尽管再审案件大多比较疑难复杂,甚至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比较尖锐,法院也应当严格遵循审限的法律规定,即使是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也不能久调不决,以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法官树立了科学的司法理念,正确适用再审程序,确保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利,并通过再审程序来纠正生效裁判的瑕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一些涉诉信访的当事人就会转而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寻求救济,从而有助于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
注释:
1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334.2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29、543.3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29、543.4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480~481.
第五篇: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申请再审程序的区别与联系
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申请再审程序的区别
与联系 一、三种程序的区别
区别一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二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三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针对对象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执行行为所指向的执行标的(对原判决、裁定无异议,目的是排斥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行为)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提出主体
未参加原审的案外第三人
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 2.当事人执行异议之诉—执行程序的申请执行人(不包括被执行人)
1.原审的当事人
2.执行程序中--对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案外人
管辖法院
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 执行法院
1.向作出原审裁决、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2.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 区别四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五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3.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提出时间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
自针对执行异议的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 1.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 2.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发现新证据、原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据以作出原裁决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等渎职行为)
起诉(申请再审)条件
1.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2.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3.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案外人提起的:
1.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2.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3.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申请执行人提起的:
1.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2.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3.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
1.对已经生效的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13种情况
区别六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七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八
第三人撤销之 2.对已经生效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民事诉讼法第201条)。
如何列当事人
被告: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当事人
第三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没有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案外人起诉的
被告:申请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 第三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起诉的
被告:案外人、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被执行人 第三人:不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被执行人
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书载明的被申请人(由再审申请人决定将谁列为被申请人)
(未提出再审申请或者未被列为被申请人的)原审其他当事人:按照其在一审、二审中的地位依次列明
立案审查期限
收到起诉状30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收到起诉状15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特殊情况经院长同意可延长)
审理程序
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诉
执行异议之诉 申请再审
区别九
第三人撤销之诉
执行异议之诉 原生效法律文书是否中止执行
受理后,原告提供相应担保,请求中止执行的,法院可以准许
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裁定送达案外人之日起15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立案审查期间及审理期间,法院均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申请执行人请求法院继续执行并提供相应担保的,法院可以准许。
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但决定再审后,则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普通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民诉法第207条)二、三种程序的衔接
1、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均受理的,以前者吸收后者合并审理为原则,以分别审理为例外
虽然两种程序依法可分别启动,互不影响,但由于两诉的对象为同一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审理范围上有交叉重叠,若完全独立进行,很可能出现裁判矛盾的情况,同时亦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而通过再审一揽子解决三方争议,完全符合第三人权利保护以事前程序为主的原则,也符合纠纷解决彻底性的要求。值得 4 注意的是,再审审理吸收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两个案件均已经受理为前提,且应在再审裁判作出之前进行。
但有证据证明原诉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不得合并审理,应当先行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裁定中止再审诉讼。
2、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只能择其一
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对法院驳回其异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外人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如果该案外人又符合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条件时,案外人是走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3条的规定明确了按照启动程序的先后,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相应的救济程序,而不能同时启动两种程序,且一旦选定则不允许再变更: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先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申请再审的,不得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先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的,第三人又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执行异议的,法院应当予以审查,第三人撤销之诉继续进行。但之后第三人不服驳回异议裁定的,不得再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
3、执行异议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根据与原生效法律文书是否有关来选择相应的救济途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若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则应该提起申请再审程序;若认为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仅对执行标的有异议的,则应当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两种程序的适用前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