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表论文--论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保障
论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保障
辽宁大学法学院09级法律硕士专业
闫雪娇
缪兰兰
文章摘要：目前在我国虽然仍存在着行政相对人参与权被忽视的情形, 但是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重要意义已经逐渐为公众所认识。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 公民只有以个人或组织的形式参与决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扩大公众参与也是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 而实现公民参与权的途径，首先要通过立法细化宪法规定的行政参与权，其次要通过法治提升对行政参与权程序保障的认识，第三要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第四要通过救济保障公民切实行使参与权。关键词：行政相对人
行政参与权
知情权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依法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并由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裁判的一种诉讼活动。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社会组织。行政相对人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都可以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
在当今社会，行政权力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与行政权力主体相较，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毋庸置疑，我们说“有权利必有救济”，同样也可以说“有权力更要有救济”。事后的救济固然需要，但事前的救济与之相比则更为重要。特别是行政相对人对于决策、决定的参与权，作为一项程序上的权利尤为关键。“有序地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是建设民主国家制度的必经之路”①。但此路任重而道远，就连美国的学者也在书中承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据称由于公民和他们的政府之间的联系已经严重减弱，所以，体现核心民主价值的责任性和合法性往往被描述为是与公民的妥协或面临危险”②。如果行政权力主体普遍持这种态度，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被忽视或根本不被提及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公法学家认为公众参与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第一，公众参与有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单方面对自己做出不利的处理，侵犯其合法权益。第二，公众参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策、行政决定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消除行政决策、行政决定在执行中的障碍，保证行政决策、行政决定的顺利贯彻执行。第三，公众参与有利于消除歧视、偏袒，保障社会公正。第四，公众参与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防止腐败。第五，公众参与有利于加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健全公民的人格。第六，公众参与有利于为国家行政权力向社会转移，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 ③。
-------------------------注释：
①王绍光、胡鞍纲、周建明：“回顾与展望：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思考”，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 国家制度建设》第38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⑥[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第153、153页，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公民实现参与权虽然不是其参与行政程序的目的，但是没有行政参与权，公民在法律上的实体权利难以获得切实保障。对公民参与权的法律保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通过立法细化宪法规定的行政参与权
宪法为一国之基本法，既规定了国家的权力，也确认了公民的权利。但是，由于宪法本身的原则性、纲领性决定了其所确认的公民权利缺乏可操作性。如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宪法这一规定确认的公民在行政程序上的参与权利至少有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行政赔偿请求权。除行政赔偿请求权外，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可以说至今仍无法律的细则化规定，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公布实施近20年了，对于公民来说这些行政参与权仍然是纸上的权利。
所以，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参与权，首先要正确认识宪法规范所包含的宪政思想，不折不扣地通过立法将其释放出来。其次，行政程序立法中有关公民参与权程序规范的设计，应当具有正当性，便利于行政相对人行使行政参与权。
（二）通过法治提升对行政参与权程序保障的认识
法治的基本内容是制约权力、保障权利。虽然我们将“法治国家”写进了现行宪法，但是我们对法治的认识并没有产生同步效应。目前对法治的误读相当严重，尤其是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法治理解为依法而治，将法视为实现国家权力的一种工具，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公民的权利是否受到不利影响。在这样的法律认知背景下，公民便成为国家权力支配的客体；既为国家权力支配的客体，就无所谓权利的确认与保障。这种思想观念可能是我们推进法治的最大障碍。行政程序法被视为一国步入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识仍然没有质的提升，那么行政程序立法不可能充分重视对行政相对人参与权利的保障。
通过法治提升对行政参与权的程序保障的认识，我们应当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将法治的基本内容通过行之有效的管道输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中，成为其法律意识的内核。（2）将法治的基本内容溶解于行政程序法的具体法律规范之中，使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神形合一。从法理学角度分析，任何一个法律规范的背后都有一定的法律思想所支撑，而法律思想的科学与否直接决定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进而决定其可行性。过去我们的某些立法在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时，仍无法摆脱人治、专制思想的束缚，产生了不少背离法治思想的法律规范。（3）将法治的基本内容晓喻社会民众，提高公民的权利主体意识。法治所要规范的不是公民而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简言之，法治是治官而不是治民。公民依法行使权利是治官的最大力量。因此，对于一切通过现行法律挑战国家权力行为的合法性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拥有坚定的权利主体意识确实是现代法治社会立足之根本。
（三）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公民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有权了解和获取除法律规定保密以外的行政权力主体的各种行政信息。参与的基础是知情，能够掌握有关信息，才能有效地参与，否则只能是“瞎掺乎”。所以，在公众参与广泛，且效果显著的国家无不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2007年4月5日，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国务院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自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让我们看到了我国注重公民行政参与权的曙光。在该条例的基础上，我国还应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等法律，正所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以趁热打铁构建我国行政参与权保障体系。
（四）通过救济保障公民切实行使参与权
“不能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由于我们对程序性质的认识长期存有偏差，“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思想导致我们对公民程序权利的轻视、淡漠，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也不尽完善。公民许多程序权利被侵犯不能单独提起法律救济，而只能在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提直救济时，作为一个否认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理由附带提出。在行政程序法中，公民的行政参与权虽然是一种程序权利，但公民行使此程序权利，不仅为了确保其行政法上的实体权利，同时还具有制约行政权、形成接受不利决定心理基础的功能。显然，后者的功能已经脱离了公民的行政实体权利而独立存在。这种独立存在的程序权利是其获得法律救济的基础。因此，我国应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法》。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获得救济权。同时, 还应完善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国家补偿方面的法律规定，以与之相配套。
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保障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相信结合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各位法学前辈的孜孜不倦的带领下，在我们不断的努力下，一定会充分实现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吴志红 关于现代行政程序的再思考[J]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 2002,(09).[2]司琳琳 论公民知情权的宪法保障[J]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10,(01):11-12
第二篇：论职工参与权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化1003班201004134102黄金龙
论职工参与权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内部成员所拥有的劳动力、管理及经营才能等）与土地、技术、实物、资金等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合作、重组，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在管理学理论方面，原来泰勒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到行为科学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劳动被认为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手段，这就要求企业要创造条件使职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形成“团队精神”，使员工与企业休戚与共。在这场“职工主人化”变革中，最直接显著的方式便是赋予职工参与权，让职工参与公司管理。
一、当前我国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现状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组后，公司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如何？职工在公司中是否应享有权利？享有哪些权利？这些都是企业改革必须回答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企业性质的重大问题上，有些人却产生了模糊认识，认为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企业里，应当强调厂长（经理）的职权，不宜提倡民主管理；把企业的自主权等同于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认为既然政府把权利下放给企业，就等于政府把权利交给了厂长（经理），忽视了企业职代会的作用。更有甚者，据《工人日报》1998年2月10日报道，山西某县的县长助理竟对某厂工人说：十五大以后，企业全都要卖给个人，工人只是劳动者，不再是什么主人翁。难道我们的企业改革真的如斯所言，是要使职工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吗？显然不是，这种说法是对十五大精神的歪曲，与我党的改革宗旨背道而驰。这些问题的提出发人深省，它从反面提出了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即如何确认并维护改制后的企业和公司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必须肯定，我国现行法律无论对于改制前的企业职工，还是对改制后的公司职工，都赋予了广泛的民主管理权，这就是职工参与权。
二、职工参与权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职工参与权的界定及性质
1.职工参与权的界定。一般而言, 职工参与权是指一种由公司法规定的, 职工以特定方式参与公司决策机构, 介入公司决策程序, 影响公司决策结果, 监督公司决策实施的民主管理权利。通过参与权的行使,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 同时对决策的实施发挥监督作用,这对于维护、促进职工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职工参与权实现机制一般是由职工大会或类似机构民主选举出符合法定要求(包括数量、参与能力、道德水平等)的职工代表, 由他们代表职工利益行使参与权。一般来讲, 该职工与公司因雇佣而形成的利害关系越大或越强, 就越有动力去维护职工的权益, 因为这同时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2.职工参与权的性质。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劳动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它属于公民的社会经济权, 是公民享有的经济生活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 它本质上在于维护劳动者的生存权,并不含有参与权。职工参与权是劳动权的提法明显地受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 然而, 在我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提法是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基础之上推导出的, 而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企业, 这种提法可能就失去了基础。就国内来讲, 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现已存在的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参与权问题;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企业职工参与权也无从得以解释。我们认为, 从职工参与权的含义可以看出, 职工参与权在性质上是全体职工基于他们和公司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民主管理权利。它是基于职工与公司间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参与公司事务以维护、促进职工权益的权利。
（二）职工参与权的内容
职工参与权在性质上是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权利, 这一权利行使的目的在于维护、促进职工权益之目的, 因而在内容上, 也是围绕着在公司里存在着的与职工利益关系密切的相关的事务而展开的。具体来讲, 其内容主要涉及到以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事务, 即企业内有关劳工福利及劳动条件等问题, 如工作时间的安排、在职培训、休假规定、工资拟定等;二是人事事务,即企业内人事问题之决定, 如职工雇佣、调遣及解雇等;三是经济事务, 即有关企业生产、财
务及销售等问题, 如生产计划、企业财务状况、生产与销售情况的讨论和分析。
（三）职工参与权的理论依据
职工参与权理论依据主要是指法律赋与职工参与权的正当理由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有以下几种观点:
1．经济民主理论：该理论认为, 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 也包括经济民主, 现代资本主义应当是民主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则是民主资本主义经济。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包括三个原则, 即财产权原则、参与权原则和限制原则。惟有这三个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同时地、平等地得到公认时, 才可以说存在着民主资本主义或盛行公平。
2.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 公司不仅存在股东的利益, 除股东之外, 事实上还有经营者、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及消费者等其他团体的利益, 企业决策时亦必须兼顾其利益。董事会不应仅由股东选出, 还应由员工及社会大众选出,以达成企业组织之民主化。
3.人权理论：该理论认为, 雇员是人, 人具有平等权和自由权。经理人员在雇佣雇员的时候就要牢记, 他必须将雇员当成人而不是公司的工具。
4.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 在组成企业的资本要素中, 既包括股东投入的物质资本(非人力资本), 也包括职工(劳动者)提供的人力资本。职工的劳动过程, 就是以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过程。人力资本理论从资本逻辑的角度对职工参与权的合理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所有制公司的职工参与权用这个理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西方国家公司管理中职工参与权的实现
让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公司管理结构改革的一个潮流。瑞典劳动者以工会基金的形式集体参与公司利润和分配，法国建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以利润换取企业股票使职工参与管理，联邦德国依斯塔公司以“沉默参与”方式，建立了“职工基金制”，规定凡在该企业工作两年以上的职工可以成为基金制会员。公司每年从纯利润中提取30%作为职工基金，每个职工根据自己的工种，以记分制为基础，在基金中获得一个“股份”。
在美国，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得许多企业纷纷推行职工股权计划（ESOP）。
该计划的倡导者认为，只有让职工成为企业所有者，才能协调劳资关系，消除企业内部纠纷，提高劳动生产率。ESPO从根本上打破了物力资本一元垄断的局面，使劳动者摆脱了对物力资本的依附，给劳动者提供了一条靠自己劳动、技术、知识分享利润和参与经营管理的渠道，是企业管理的一次质的飞跃。除了从产权入手，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外，美国“现在在各企业所推行的„管理民主化‟措施极为盛行，名目繁多，其主要形式大致为：职工建议制度、生产委员会、初级董事会制度、生产线小组责任体制、自我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制度等”，“一些公司还利用职工协调会议、劳资协调会议等形式让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企业民主管理的理念对公司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要求公司经营者不仅仅对股东（share-holders）负责，也要对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职工即为其一）负责。
四、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意义
职工参与管理或者说企业管理的民主化浪潮是世界性的，其实际效果亦显而易见：
1.职工与企业形成了利益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有了动力保证。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持续多年亏损以后，职工用未来工资的15%为代价，换取了公司55%的股权，并在董事会的12个席位中取得了3个席位，着手参与企业管理，使得联航一年即扭亏为盈。
2．职工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不再盲目追求企业短期利润和红利，企业资产配置更趋优化、合理，这对于企业尤为重要。
3．职工参与管理，有助于消除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最终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总之，职工参与管理对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各国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考文献：
（1）周超.《职工参与制度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4
（2）蔡立东.《公司自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1
（3）吴媛.《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思考》[D].武汉大学,2004
（4）崔岩双.《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D].华东政法学院，2005
第三篇：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内涵与意义论文
【摘要】行政相对人抵抗权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从概念源流和构成要件两方面立体解读抵抗权的定义，从政治到宪法再到行政法层面，层层深入探讨抵抗权的本质，然后从行使对象、方式、法律效果分析其内涵，最后从理论和实践全面展现相对人抵抗权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抵抗权；内涵；意义
依法治国是当今时代主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行政是一种法治状态，政府依法行政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实现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二者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有行政权力对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规范，还有相对人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并且后者是更重要的。i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确立无疑能在权力制约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为了实现抵抗权在行政法层面的归位，本文将对相对人抵抗权的内涵、价值意义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内涵
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内涵丰富，细细考察，它并非行政法的原创概念而有着深厚的政治学和宪法学底蕴。从政治层面考察，抵抗权理论是对“人民与国家”关系思考的产物。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就以“民权、民意、民本”论述了人民反抗暴政的正当性，其中以《论语》关于“义道”的论述较早确立了儒家的抵抗思想ii。西方则以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抵抗权理论的基础，后世当代西方抵抗权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也是“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平。”iii作为理论来源，政治层面上的民众抵抗权可以界定为：国家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不得侵害民众的权利，当国家不当行使权力时，人民便可以权力让渡者身份对之进行反抗。相对人抵抗权的确立是部门法具体作用的结果。作为纯法律化的概念，行政相对人抵抗权应当具备行政法学的理论依据：其一，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理论。我国学者对于“公定力”来源有自我确信说、法律关系安定说、社会信任说、社会连带说、既得权说等观点，其中法安说iv为通说。对于公定力究竟是否有界限，理论界始终存在颇多争议，但适时适当对某些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之推定予以否定，即坚持有限公定力，对促使依法行政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实现行政法治有着重大意义。其二，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有限公定力的理论从权利生成的适宜性角度说明了相对人抵抗权的必要性，而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则从权利行使对象违法性角度为抵抗权的存在提供了佐证。行政行为无效理论表达了公法上一个核心思想：公权力的行使如果不具备某些最基本的实体与程序要件，将被视为根本不存在或者不具备实质合法性，因而，也就不具有针对相对人的法律效力。这一理论构成对行政行为公定力、进而对行政权的一种观念上的制约。v其三，行政参与原则。抵抗权实质是一种有序的参与，一种于行政程序、行政过程的事中诉求的表达，一种事中的对话交涉机制，其参与性价值大于其对抗性价值，对抗不过是一种行为外在表征，目的是以此来参与、对话、抗辩和交涉，因此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与行政参与权利也是相对人行使抵抗权的理论基础之一。vi综上，行政相对人抵抗权可以定义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相对人依法对不具有公定力的无效行政行为所设定之义务采取消极的不服从的权利。vii以上是从概念来源的角度追溯定义，如果切入构成要件角度分析，能使定义更为立体、清晰。理论界对抵抗权行使对象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主张非法侵权的行政行为的viii，也有主张非法侵权行为或者无效行为的ix，均较为笼统。究竟何为无效行政行为？根据通说，无效是对法律效力的消极评价，是指存在违法行为且违法状态重大而明显，并且在后果上自始、当然、确定无效。因此无效行政行为即指重大且明显违法（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x。那么此间的“重大且明显”违法应当如何判断？一般来说，是根据相对人普通且合理的判断来认定的，但这一标准确实存在实践操作上的困境。
二、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价值与意义
探索抵抗权的价值与意义，无疑是从理论至实践、全方位地对相对人抵抗权必要性与正当性的宏观把握。
（一）理论价值行政相对人抵抗权是一种私力救济方式，而私力救济的首要价值在于正义，xi并且私力救济的道德基础也是正义，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正义和道德的应有之义。就无效行政行为造成的不法侵害，人们当然采取这种救济方式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从而使被扭曲的正义得到纠正，实现了正义的校正价值。有学者把行政法的价值分为三级，初级是行政法的法律秩序，中级价值是行政法治，终极价值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力xii。建立行政相对人制度是法治价值的体现，它能从根本上体现法治的要义，也能从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它是法治价值的直接追求。另外，行政法平等原则也是对法治实质上的体现。
（二）实践意义
1.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秉承抵抗权的精神和理念，在继承政治层面民众抵抗权灵魂的同时，也克服了宪法层面公民抵抗权的不足，具备现实可操作性，适用性较强。
2.抵抗权贯彻权力制约原则，开辟了以相对人权利监督政府权力的新途径，于此同时，作为一种事中救济，相对人抵抗权弥补了传统行政救济的不足，给予相对人更全面的保障。
3.抵抗权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维护了政府的尊严，保证政府的权威性，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让政府生活在阳光下。
4.抵抗权因其程序性、个体性（个人行使、维护个人利益）、时效性（事中救济）特征，极具程序交涉互动价值，从而平衡了行政主体双方关系，提高相对人行政参与主动性，保护其合法权益，体现其主体价值与人格尊严。
三、结语
依法治国是时代的强音，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我们要注重政府的廉政建设，要加强阳光政府建设的步伐。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在一定范围内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达到各方利益的适当平衡。所以研究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的内涵与意义是重要的，只有在对其概念及意义界定清晰的基础上才会更好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的完善。
第四篇：进一步扩大党务公开,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进一步扩大党务公开，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务公开工作, 进一步扩大党务公开，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 总结执政经验得出的重大结论,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小板桥街道统一认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 通过规范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改进公开程序，健全公开机制等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扩大党务公开，进一步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促进了基层科学民主、和谐发展。
正确把握党务公开的科学内涵。党务公开是指党组织在不违背党的保密纪律的前提下将党的事务向党员和人民群众公布并接受监督的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务公开,小板桥街道党工委坚持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单位的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真正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满意。深刻理解党务公开的这一概念内涵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切实把握好以下五个要点:一是科学界定党务公开的内容。要提高党务公开的水平, 就应当依据一定标准对党务公开的内容进行科学分类, 党务公开的内容也必须力求全面、真实、及时。小板桥街道党工委不断规范公开内容，提升党务公开针对性。以只要不涉及党内机密就进行最大限度公开的原则，对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部署、大额资金使用等“三重一大”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群众询问的、涉及群众利益的内容都要进行全方位公开。二是正确认知党务公开的对象范围。由于我们党是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 党务公开不仅要包括将党内事务向党员公开, 还应该包括将重要的事务向社会公开。三是大力营造有利于发扬民主的氛
围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 必须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作为基础。在推进党务公开中,既要不断拓宽党员了解党内事务的渠道, 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 又要引导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主体意识,提高主体素质,增强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必须强化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提高党员干部参与党务公开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 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引导广大党员、群众了解和熟悉党务公开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使他们积极参与党务公开。四是不断健全完善党务公开的工作机制。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改善党代表大会代表结构，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增强代表广泛性。落实和完善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建立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参加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和办法，做好代表联络工作，保障代表充分行使各项权利，充分反映党员意见和建议。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党的各级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重大事项。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五是明确党务公开的时限。我们根据公开内容分常年、定期和随时公开，做到“政策性、制度性内容长期公开，阶段性工作信息逐段公开，经常性工作信息及时公开，动态工作信息随时公开。”，充分体现公开的经常性、动态性和及时性。
突出亮点，注重实效,逐步规范党务公开的方法、程序和形式。推进党务公开是一件探索性的工作, 是各级党组织的
一项重要任务。多年来，小板桥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务公开内容和形式相统一, 进一步规范操作程序,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确保党务公开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一是正确掌握党务公开的方法。党务公开一般可以确定为法定公开、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三种方法。我们根据公开的内容和公开对象，结合街道实际，合理使用党务公开的方法，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切实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二是创新公开形式，增强党务公开灵活性。党务公开的具体形式我们坚持简便易行、灵活多样、方便群众、便于操作的原则,根据不同的公开内容灵活确定。围绕“群众需要知道”和“需要群众知道”这两个重点，实行问询公开和常规公开，丰富了社区党务公开形式，增强了灵活性和实效性。畅通群众问询渠道，通过问询热线电话、意见箱、公开栏、座谈会等方式，在不涉及党内秘密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对干部作风建设、低保对象、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惠农资金兑现等热点难点问题，可以及时问询，党组织将问询内容以及有关解题、答题等具体回复作为公开内
容。同时规定，常规公开事项适宜在党内公开的，可通过党内会议、文件、公告或公示等形式进行公开;需要向社会公开的，可通过党务公开栏、为民服务窗口、宣传车、电子显示屏以及党建网站等形式进行公开。同时,把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财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居）务公开有机结合起来,一同部署、一同督促落实。三是改进公开程序，突出党务公开互动性。党务公开工作涉及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保密纪律, 必须有序进行, 不能随意行事。根据所公开的事项不同, 严格区分事前公开、事中公开和事后公开, 并限定公开的范围和时限。街道严格按资料整理、审核、公布、意见反馈、资料归档五个程序开展工作，在按照“提出、审核、公开、反馈”程序进行公开的基础上，增加“意见征求、方案改进”环节，广泛听取民意。适宜向社会公开的热点、难点问题，给予及时公开答复，不适宜对外公开的，由党组织明确专人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反馈给党员群众。四是在辖区挑选各方面条件较为成熟的小板桥社区积极开展党务公开试点、党建促和谐试点，通过抓试点，培育先进，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
用，逐步将示范点活动向面上扩展，做到点面结合，推动党务公开工作的全面发展。同时，在创先争优中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扎实推进党党务公开。
加强监督，确保党务公开落到实处。建立党务公开督查制度，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强化党务公开督查。对群众反映强烈或影响较大的来信来访和上访事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的工作思路和具体办法，切实保证群众利益。二是党务公开纪检督查。街道监督理事会对街道重大基建工程项目、街道财政收支情况和党务公开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健全对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定期检查和专项督查制度、纪律保障机制，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加强党委决策咨询工作，做好重大问题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意见和建议，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三是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设立群众投诉电话，接听群众投诉，并在街道设置监督信箱、服务人员信息公开栏，切实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拓宽党员意见
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四是上级党组织,本级党委、纪委要加强对所属单位党务公开工作的检查监督。着重检查党务公开的内容是否全面、程序是否规范、范围是否恰当、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到位、效果是否明显,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五是健全评议制度。对党务公开工作进行评议,广泛征求和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这项工作,切实形成特色鲜明、简便易行的党务公开成效评估体系。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本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健全党务公开机制，确保党务公开长效性。党务公开运行机制是规范党务公开工作的重要基础，是保障党务公开科学有序运转的关键因素，更是实现对权力实施有效制约和监
第五篇：论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行政调适
论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行政调适
作者：佚名 监狱学人来源：中国监狱学刊 更新时间：2007-11-16
一、冲突的表现及其调适途径
“监狱警察权是指监狱民警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的权力。”“罪犯权利是指罪犯作为‘特殊公民’享有的作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法律对罪犯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权利冲突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通常来讲，权利冲突应该发生于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法权利主体之间。”在基层执法实践当中，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权利冲突”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狱保障罪犯人身安全的法定责任与罪犯人身安全不可控性之间的冲突；第二，监狱保障罪犯健康权资源的有限性与罪犯遇重病超额治疗之间的矛盾；第三，罪犯因生理自然规律导致的疾病、伤残、死亡与刑罚执行规律之间的冲突；第四，监狱现有的狱政管理制度与罪犯会见权、通信权、带入物品权等受限制之间的冲突；第五，监狱警察权与罪犯其他未被法律剥夺或推定享有权利的冲突。如罪犯的被选举权如何行使，结婚权与生育权如何保障等。上述权利冲突的存在引起了诸多的执法困惑，直接影响到刑罚执行的有序开展，同时也为寻求权利冲突的调适途径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理论探讨空间。
目前，理论界在研究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调适途径上主要集中在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两个方面。立法途径是指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从法理上明确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属性和界限，从而解决引起权利冲突重点环节的法律问题。司法途径主要是通过建立行政诉讼的解决争端机制，起到及时排解矛盾，息诉止争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两种调适途径在解决权利冲突的过程中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立法途径的优点在于能从根本上解决一部分权利界限的问题，缺陷在于受到立法技术和程序的限制，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司法途径的优点在于具有“中立性、权威性和终局性”五，但往往要牵涉监狱大量的人力、时间、精力，同时司法途径本身又受到法律不健全的制约。相对于以上两种途径而言，通过行政调适来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的冲突将会是一种有益的补充。首先，通过行政途径可以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合理引导执法主体主动防范各类执法风险，预防和减少各类权利冲突的发生，因此更具针对性；其次，通过制定和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填补因立法不健全而导致的制度空白，而且更具操作性；第三，通过监狱工作社会化，可以引入社会机制来解决权利冲突的矛盾对象，提高调适的效率，所以更具现实性。
二、行政调适的基本原则(一)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原则
近年来，由于在某些地区过于强调人性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狱的惩罚功能，罪犯当中逐渐出现了义务观念淡化、功利心理突出的不良倾向。与此同时，一些监狱在粗放式管理阶段延续下来的传统惩戒手段，如静坐反思等，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使少数基层民警产生了“不愿管理”和“不敢管理”的执法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冲突，前者运用行刑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往往会受到对方的质疑，而后者往往借助社会舆论或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方式，突显其作为“弱势群体”的受害程度，使正常的调适手段难以介入。因此，首先要坚持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原则。既要维护罪犯作为服刑主体的合法权利，引导他们将各类权利诉求通过正当的途径加以反映和实现，又要充分重视监狱警察作为行刑主体的地位，对于罪犯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有效的惩处，以体现监狱的惩戒功能和法律的威慑性，达到惩戒与维权相均衡的目的。(二)教育转化与制度保障相配合的原则
教育转化与制度保障是监狱工作两个重要的行政手段，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协调一致，能够发挥“l+1>2”的功效。目前，在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教育手段与制度保障不相协调的情况。如在处理罪犯工伤和医疗事故的过程中，民警的教育工作由于缺少相关制度的支持，说服力和可信度受到很大影响。又如在狱务公开工作中，虽然从制度上，明确了罪犯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各地认识不统一加上地方财政保障不平衡，在教育工作中出现偏差或滞后，容易引起罪犯及其家属的误会和怀疑。因此，要坚持教育转化和制度保障相配合的原则。一方面，在制定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增加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宣传力度，保证制度执行的严肃性，使好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罪犯生活、医疗等物质保障水平和社会平均生活保障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监狱对于罪犯的物质保障主要体现在生活实物量供给、疾病医疗、劳动报酬、教育资源等方面，这往往也是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争议焦点。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日益广泛，罪犯权利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其原有的权利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但必须注意到，保障罪犯的权利并不是一味地提高罪犯的物质水平，罪犯的物质水平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就当前而言，罪犯的物质保障水平(特别是生活、医疗方面的保障水平)应平衡于或略低于社会平均生活保障水平，否则不利于体现法律的威慑力和惩戒作用，也不利于争取社会对监狱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三、行政调适的具体做法(一)理清权利价值属性，找准权利行使标准
对各自权利价值的片面理解和认识，是导致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监狱警察如果对自身的权利价值认识不清，容易引起执法不作为或是执法乱作为；罪犯如果对自身的权利价值夸大理解，就会对监狱警察权的正当行使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是公开对抗。因此，首先要使两类权利主体理清各自的权利价值属性，找准各自的权利行使标准。
就监狱警察权而言，根据《监狱法》和《人民警察法》的有关规定，监狱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严格保障，并且具有强制措施执行权。这些权利价值属性不因罪犯权利的伸张而改变或削弱，即“罪犯基本权利的实现不能导致监狱警察权的放弃，超越此界限的罪犯基本权利不能得到监狱警察权的积极保障”@。就罪犯权利而言，由于其人身自由权已被剥夺，因此其权利具有“相对性”；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对罪犯权利采取的是基本的保障模式，因此其权利又具有“有限性”。同时，在目前法律尚未明确划分两类权利界限的情况下，应强调罪犯权利相对与监狱警察权利的“从属性”，即罪犯服从管理、履行改造义务在前，伸张权利在后，这样有利于建立起一个相对顺畅的管理秩序。
(二)制定和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加强制度层面的保障
造成监狱警察权和罪犯权利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保障不到位。表现在：一是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概括性和抽象性；二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不完善以及立、改、废工作的滞后。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文件。监狱的行政相对人是罪犯，涉及罪犯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的规定理应可以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但由于受到上位法的限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订立和修改工作得不到有效的开展。笔者认为，要善于从法律法规中寻找有利的执法依据，加强制度层面的保障，变被动为主动。虽然《监狱法》作为监狱制度体系中的一项上位法，存在着过于原则化的问题，影响着下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这同时也给基层执法者留出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监狱法》第四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了“罪犯有其他危险行为需要采取防范措施的”，可以使用戒具；第五十八条第八款规定了罪犯“有违反监规纪律的其他行为的”，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这些“其他情形”的规定，可以作为我们制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依据。从规范执法的角度来讲，用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和规定，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保证自由裁量权的准确行使。
当前，尤其应该在通讯、会见、邮汇、劳动报酬、工伤补偿、疾病医疗等涉及罪犯合法权利方面，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运用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和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是一项根本性的办法。(三)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有效防范各类执法风险
实践表明，监狱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大都发生在监狱的执法领域当中，因此，要按照“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的要求，对有可能引起权利冲突的几个重要执法环节加强规范化管理：1．对于罪犯普遍关心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工作，要严格执行相关的合议、公示、申诉等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教育解释工作；2．对于罪犯日常的奖惩考核，要对自由裁量权设定统一合理的执行标准，使罪犯的改造成绩不因监区的调动而改变，不因监区管教领导的改变而改变；3．要加强对事务犯使用的管理、监督、考核工作，对部分事务犯拉帮结伙、打击报复、勒索他犯财物、对民警交办的各项任务不尽责尽力等行为，要给予相应的扣分、行政处罚或撤销其事务犯的岗位。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营造起一个安全稳定的改造秩序，使引发权利冲突的对立情绪消除在萌芽当中，从而也将各类执法风险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四)积极引入社会协调机制，寻求多元化的调适途径
目前，监狱警察权和罪犯权利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罪犯因狱内案件致害引发的争议、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补偿争议、罪犯看病医疗的争议”。这三个问题或是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或是由于内部标准不被罪犯家属认同，使监狱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笔者认为有必要运用多种行政力量，积极引入社会协调机制，寻求多元化的调适途径和渠道。
在处理狱内案件致害的问题上，应该明确监狱对罪犯人身安全所负保障责任的合理范围，在该保障范围以内，如发生罪犯人身权受损，监狱应负国家赔偿责任，超出该保障范围以外，则可以向社会保险机构申请设立相应的险种进行投保。在处理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问题上，要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协商，合理提高罪犯因工致伤致残的补偿标准，确定伤残等级鉴定的权威解释部门以及争议的最终裁决机关，使监狱给予罪犯的补偿金额具有权威性和终局性，防止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在处理罪犯医疗争议的问题上，要积极利用地方医院做好监狱危重病罪犯的救治工作，走罪犯重病、大病、疑病到社会定点医院治疗的新路子。另外，设立“重大疾病保险基金”是目前西方监狱比较普遍的做法，根据我国监狱的实际情况，该保险基金的来源可由罪犯现有医疗标准、监狱生产利润中的一部分以及罪犯或其家属自愿储蓄的方式组成。同时，对因监狱机关职能所限而无法自身承担处理的刑释人员和罪犯亲属上访闹事等问题，应该争取纳入当地党政机关的管理范围。(五)完善狱务公开制度，创造和谐的外部执法环境
狱务公开是监狱机关在依法治监的过程中，将刑罚执行的内容、依据、程序、结果等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予以公开，并主动接受罪犯、罪犯亲属、社会各界广泛监督的一项监狱工作制度。从理论上分析，狱务公开的法理基础首先在于罪犯“知情权”的正当诉求，与罪犯“知情权”相对应的是监狱通过狱务公开满足这种“知情权”的义务性，推行狱务公开可以视为监狱在依法治监的进程中在维护罪犯合法权利方面所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其次，狱务公开是保障和救济罪犯基本人权的重要程序性条件。被监禁的罪犯依然具有受宪法认可的“公民”这一法律身份，依法享有未被剥夺和限制的权利，狱务公开是罪犯获得自身合法权利的现实路径和程序性保证。从狱务公开的实际执行效果来看，有利于沟通监狱与社会的关系，淡化监狱工作的神秘感和封闭色彩，消除社会各界对监狱执法的偏见或误解，从而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警察权与罪犯的权利冲突。
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狱务公开制度，首先，要使公开事项的栏目设置保持整齐统一，特别是会见室和监内公示栏的内容要保持一致，以避免罪犯和家属出现误解；其次，公示内容的依据要充分、用语要规范，公示的程序和救济措施要明确；第三，要严格把握公开内容的范围和程度，不应将生产和劳动的情况在会见室里向罪犯家属公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同时，要严格落实狱务公开栏中涉及保障罪犯权利的各项规定和政策，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提高狱务公开的公信度，显示监狱维护罪犯合法权利的诚意和决心。
四、行政调适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健全应对警囚矛盾激化的处置预案
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中，罪犯的权利保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监狱应充分预见到因权利冲突引发警囚矛盾激化的各种可能性，并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以实现平安、和谐的工作目标。一般而言，矛盾激化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罪犯在刑满出狱后，通过各种信访途径要求监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是刑释人员及其家属通过非正当的途径向监狱施压，以达到“赔偿”的目的，如静坐、闹监、在监狱大门口烧纸钱等；三是制造一些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相对于前一种方式而言，后两种方式都是以损害监狱的执法形象为间接目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要建立起四个环节的处置预案：一是罪犯在服刑期间要求手术治疗的，应以书面的形式确认自行承担手术风险，必要时可以邀请公证机构参与；二是对于因工伤和疾病造成后遗症的罪犯，且监狱确实存在管理过失或过错的，因努力争取在罪犯出狱前达成补偿协议，并建立个案台账记录；三是针对各类上访事件，抽调业务部门人员组成应急处置小组，分工明确谈判、保卫、协调、信息公布等事项，各司其职，有序应对；四是争取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利用主要领导“包案息访”等有利时机，联合地方政府的力量，及时化解和消除矛盾。(二)有效动员和科学配置监狱的警力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培训、演练、考核和调整 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的冲突，就权利属性而言，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而就某一具体的冲突现象而言，则往往是发生在警察个体与罪犯个体之间。在基层管理实践当中，由于个别民警的法律意识不强、管理方式简单粗放、过于依赖事务犯、遇事相互推诿等原因，侵害了一部分罪犯的合法权利，引发冲突和矛盾。这里面有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也有警力配置上的问题。我国的大多数监狱，警力资源主要集中在机关办事机构和生产管理部门。现代化的监狱，应当在监狱警戒设施自动化、电子化、智能化的基础上，腾出编制，尽可能将优质的警力资源配置在改造罪犯的第一线。首先，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管理和改造罪犯的需要，然后进行有计划的演练、考核和调整，使民警队伍结构和整体素质能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考验。其次，要积极落实从优待警的政策，完善各类教育培训和疗休养制度，使有限的警力资源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能够得到休整和补充，使民警队伍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持久的战斗力。
(三)整合政法机关职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实现监狱工作“三个延伸”
1987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改进罪犯改造工作，实现“三个延伸”，即改造工作要向前延伸、向外延伸、向后延伸。“所谓向前延伸，是指在预审、起诉、审判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各个部门都要加强对罪犯的认罪服法教育。”这可以有效地避免罪犯因量刑或减刑裁定方面的疑问而与监狱发生矛盾。“所谓向外延伸，是指发动罪犯家属、罪犯原所在单位和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模式，是监狱与罪犯家属、原工作单位或原户口所在地的政府签订帮教安置协议。这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罪犯及其家属对监狱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化权利冲突时的对立面为教育改造中的积极因素。“所谓向后延伸，是监狱在罪犯出狱时，要主动向地方政府介绍其改造表现，并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⑨而与地方政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罪犯的安置工作，正是监狱处理上访类权利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三个延伸”的实质是整合政法机关职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也是通过行政调适解决监狱警察权与罪犯权利冲突的重要保障。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