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第一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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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の變化

矛盾是反映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既對立又統一の哲學範疇。要想社會進步，我們必須 要明白我國社會の主要矛盾是什麼。在此次十九大會議中，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の 物質文化同落後の社會生產之間のの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の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の發展之間の矛盾。

從求溫飽到求環保，從求生存到求生態；從先富帶後富到共建共用；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諸如此類の要求都是新の社會主要矛盾の具體表現，也是新時代の具體特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の變化表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鮮明の時代特徵和時代內涵，同以往幾十年相比已不是處於同一個水準，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新の發展階段。

人民の生活水準程度離不開社會の發展，而如果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則會導致部分人民の生活水準不高，而他們又怎麼會感覺生活美好呢。如果生活美好，那麼這又可以從某些方面來反映社會發展の提高。因此，二者之間又是相互矛盾の。十九大中，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國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國內生產總值從五十八萬億增長到八十億，穩居世界第二。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高鐵、公路、橋樑、港口、機場の基礎設施建設快速推進。糧食生產能力達到一萬兩千億斤。城鎮化率年均提高一點二個百分點，八千多萬個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改變の主要原因。正是因為我國堅持新發展理念以及一系列の規劃佈局，才能使我國經濟在全球化の過程中迅速發展，從而提高了我國GDP。這些都最終導致了人民生活水準の提高，提升了人民幸福感。但是我國の經濟發展是不全面，不充分の，具有區域性。東部，南部地區較西部，北部地區有明顯の經濟優勢，這與我國の國土分佈有關，也與政策有關。我國國土遼闊，東部，南部地區資源豐富，經濟發展具有得天獨厚の優勢，再加上我國早期經濟政策便是偏向以局部帶整體，故導致了經濟發展の不均衡。雖然我國這些年加大對西部地區の開發，但是與東部相比，發展仍然有較大差異。同樣，民主法制建設與思想文化建設取得重大の進步也是人民生活水準提高の重要原因。正是因為民主法治の健全，人民安全得到保證，提升了人民の安全感。而思想文化の進步則

決定了人民の思想水準，使人民對生活有不同の，更高の要求，不再單單只追求純物質上の東西。並且，習近平主席也指明了人民生活水準の改善取決於以下幾個點：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率從百分之十二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業全面發展，Fpg

Fpg 中西部和農村教育明顯加強。就業狀況持續改善，城鎮新增就業增速超過經濟增速，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覆蓋城鄉居民の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醫療水準大幅度提高，保證性住房建設穩步推進。社會治理更加完善。

可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の變化是關係全局の歷史性變化。這一變化不僅是巨大の，也是極為深刻の，要求我們在 繼續推動發展の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品質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の需要，更好推動人の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の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の判斷。在這一時期呈現の發展 階段性特徵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大背景下の新特徵、新狀態、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の階段性 特徵。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の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の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黨の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の生命線、人民の幸福線。對於這一點，必須有足夠の戰略清醒和戰略定力。

著力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需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變”與“不變”の關係。一方面，順應“變”、促進 “變”，對經濟社會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安排適時進行調整變革，以“變”應“變”；另一方面，立足“不變”、堅守“不變”，咬定青山不放鬆，扭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不動搖，繼續為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夯實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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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要想社会进步，我们必须要明白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在此次十九大会议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建共享；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诸如此类的要求都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也是新时代的具体特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涵，同以往几十年相比已不是处于同一个水平，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新的发展阶段。

人民的生活水平程度离不开社会的发展，而如果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则会导致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而他们又怎么会感觉生活美好呢。如果生活美好，那么这又可以从某些方面来反映社会发展的提高。因此，二者之间又是相互矛盾的。十九大中，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八万亿增长到八十亿，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万两千亿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个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我国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及一系列的规划布局，才能使我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我国GDP。这些都最终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人民幸福感。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全面，不充分的，具有区域性。东部，南部地区较西部，北部地区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这与我国的国土分布有关，也与政策有关。我国国土辽阔，东部，南部地区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我国早期经济政策便是偏向以局部带整体，故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虽然我国这些年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开发，但是与东部相比，发展仍然有较大差异。同样，民主法制建设与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的进步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民主法治的健全，人民安全得到保证，提升了人民的安全感。而思想文化的进步则决定了人民的思想水平，使人民对生活有不同的，更高的要求，不再单单只追求纯物质上的东西。并且，习近平主席也指明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取决于以下几个点：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率从百分之十二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水平大幅度提高，保证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社会治理更加完善。

可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是巨大的，也是极为深刻的，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这一时期呈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仍然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对于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

着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一方面，顺应“变”、促进 “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适时进行调整变革，以“变”应“变”；另一方面，立足“不变”、坚守“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继续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经济基础。

第三篇：如何正确认识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如何正确认识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刘贵志

矛盾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因此，正确认识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寻找化解社会矛盾的纠纷新途径，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推进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是摆在我们基层领导干部面前重大的政治课题。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点

新的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主要表现：一是经济利益矛盾突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分配上是平均主义，个人利益收入差距不大，经济利益处于隐形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价值规律和利益、效率原则进行资源配置，这就使得物质利益关系，特别是局部、个别的利益凸现出来，人们之间在利益要求和满足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利益矛盾由幕后推到了前台；二是群体性事件增多。群体性事件增多一方面是所涉及到的已不再仅仅是个体利益，而往往是群体利益，诸如土地占用，拆迁安置，拖欠农民工工资，基层干部职工退职待遇，干部作风等问题。一但解决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矛盾。另一方面是突发性事件涉及人数多。诸如非正常死亡，宗族势力之间纠纷，婚姻纠纷，他们往往认为只有人多才能解决问题，利用人多来施加压力，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蛊惑亲戚朋友邻居参与；三是越级上访现象突出。上访人往往认为在当地解决不了的问题，跑到上一级能解决。极少数人往往利用在重大活动期间和敏感时期上访，施加对当地政府部门的压力，来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目的；四是矛盾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缺乏政策依据，缺乏法律依据，有的是基层干部处理问题方法粗放简单，原本是简单的矛盾，变得复杂起来，有的是群众要求过高，不顾大局，明知办不到的事，仍一味坚持，诸如此类的问题，处理起来都比较棘手；五是矛盾纠纷种类不断增多。随着农村村帐镇管制度的实行，村务管理制度的到位，干群矛盾明显减少，但随着外出打工、进厂务工，从事三产服务业人数的增加，以及维权意识的增强，农村婚姻纠纷，劳资纠纷，承包关系纠纷，环保方面的纠纷，医患纠纷呈增多趋势。

二、产生矛盾纠纷原因分析

事出有因，了解一下产生矛盾纠纷的原因，对协调处理矛盾纠纷是有帮助的，产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分析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体制上的原因，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推进，新体制取代了旧体制，新体制的建立必然会影响到少数人的利益，会有一些矛盾纠纷甚至上访现象的出现。甚至会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出谋划策，有组织的进行规模上访或者是越级上访；二是法治观念不强，普法虽然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但基层干部法治意识仍不高，一些同志仍用过去的观念，过去的方法处理现在的问题，是远远不能适应的，必然会有一些矛盾纠纷出现。一些群众的法治观念就更不强，他们遇到矛盾轻则相互谩骂攻击，重则大大出手，有的是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头脑中根本没有一个“法”字的概念；三是一些基层干部责任心不强。一些基层干部面对矛盾纠纷显得苍白无力，束手无策，少数同志对矛盾纠纷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任其漫延发展，还有一些基层组织和部门故意拖延，不能做到合理诉求要解决到位，过分无理要求要教育到位，导致矛盾升级或是上访。

三、如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矛盾纠纷一但发生是回避不了的，出现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正确去面对，不能积极及时正确去处理协调，社会矛盾纠纷是一种社会现象，只要深入去研究，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是协调处理矛盾纠纷的人和组织要有公正性。过去的工作实践证明，任何一级组织或个人，带着不公正的观点去处理协调矛盾，不但矛盾纠纷处理不了，还会引起新的矛盾，甚至会缴化矛盾，甚至是越级上访，所谓公正性，就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观点、客观公正的去处理协调；其次是及时排查矛盾纠纷。矛盾纠纷既有突发偶然性的一面，也有迹象前兆性的一面，只要我们保持思想上的敏锐性，定期不定期地去排查，就能发现一些苗头性的迹象，就能做到发现在早，处理在小。实际工作中，我就发现过一起农户准备上访事件，通过排查得知，这主要是由于部分群众对该村集体水面承包有疑问有意见，因而准备组织人员择日到镇上访，我们及时组织镇村干部针对矛盾起因，进行详细解释说明，从而避免了一起集体上访事件。今年以来，通过超前排查，共排出各类矛盾30多起，由于超前化解，这些矛盾纠纷都能得到较好的处理；三是快速介入争取主动。快速介入是把矛盾纠纷缩小在最小范围，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保证。矛盾纠纷刚刚发生，涉及到人员不多，矛盾层次不深，对立情绪小，此时介入，化解起来比较容易。因时间拖延无人过问将小矛盾拖成了大矛盾，导致激化升级，一但升级激化，一但对抗性增强，化解起来难度加大。工作中曾遇到过一起医患矛盾，一婴儿吊水过程中病情发生变化，在送往县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婴儿的尸体并停放在医院里，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相关人员组成处理小组，主动介入到处理协调中，通过深入仔细的工作，于当天夜12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迅速处理了这起医患矛盾，既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又将社会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序；四是要在弄清情况上下功夫。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处理矛盾纠纷也是这样，在情况还未弄清楚的情况下，就盲目下结论，定调子，作裁决，往往矛盾双方不服，问题难以处理协调。必须弄清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症结，矛盾纠纷是显性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原因、症结是隐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双方当事人往往将真正的原因不讲出来，或故意隐藏，则需要通过作深入细仔的调查了解情况，去进一步分析、推理和判断，必须弄清楚双方的真正的目的和意图，双方当事人往往会用一种似乎合理的目的和意图来掩盖着另一种不合理目的和意图，否则就很难对症下药，必须弄清楚双方哪些要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才能有的放矢处理协调。遇到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中，某村一村民因感情纠葛服毒自杀在某一小厂内，事情发生后，对方慢天要价，提出许多苛刻要求，并隐瞒一些真实情况，还到政府上访闹事，在弄清真实真象的基础上，通过过细的工作，进行反复摆事实、讲道理、讲法规，终于妥善处理了这起特殊矛盾。五是要在说服教育引导上下功夫。协调处理问题，既要晓之以理，也要动之以情，力求将情和理讲透，将政策法规讲明。既要肯定双方的合理合情合法的方面，更要指出双方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方面，既要让双方听得懂，更要让双方听得进。说服教育引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让双方错误想法转化的过程，双方一但将错误的东西转化成正确的东西，不再去坚持错误的东西，共识就能达成了，矛盾纠纷就能处理了，这时候问题才能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不可避免的，只有正确去对待，积极稳妥去化解，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作者单位：江苏省宝应县泾河镇人民政府

第四篇：吴家华：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吴家华：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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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国情依据，也是提出和制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目标、新任务、新安排、新要求的基本依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于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规定性作用

矛盾特殊性原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根据矛盾特殊性原理，矛盾的特殊性或特殊的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也是一运动形式区别于另一运动形式、一过程区别于另一过程、一阶段区别于另一阶段的主要根据。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首先要把握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及其统一关系。根本矛盾是贯穿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并规定过程本质的矛盾，非根本矛盾是受根本矛盾规定和制约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根本矛盾在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起领导作用的矛盾，规定了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贯穿事物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始终，并规定阶段的基本性质；次要矛盾是在矛盾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矛盾，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随着事物的发展，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会相互转化。在分析事物及其发展时，要全力找出和把握主要矛盾，因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称之为“不发达的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有一百年时间，将来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的本质，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于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本质，是由该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所决定的。只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结束；只要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不会终结。一旦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将被新的更高阶段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之所以没有变，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所以不能变，根本原因是支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明确这一点，是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前提。

二、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质内涵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由矛盾推动的事物的运动变化，有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形式，总的量变中包含有部分质变，质变中有量的扩展，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根本质变、在新质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的过程。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原理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供了强大的认识工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在社会性质上，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而非新民主主义社会或别的社会；其二，在发展程度上，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可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其规定的主要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第一个时期和新时代。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同的，第一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质的变化，因而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事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全面的深刻影响，根据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确立新的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和行动方略；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部分质变，也就是被主要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的其他许多次要矛盾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状况，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分为不同的时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支配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地位，因而也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此，党的十九大强调，在新时代，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三、正确认识和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论意义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发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的无限循环往复，推动认识和实践不断发展，“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也就是说，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人们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是永恒真理，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在相当长的时期偏离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了严重后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再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这一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的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成为最迫切的时代课题，因而我们党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概括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状况，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客观依据。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近40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看，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从社会生产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矛盾状况和地位看，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已经大大缓和，其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显著下降。

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消除，而是显示了我们原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真理性认识的条件性，即相对性，它表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而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论断，并不表明以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的不正确，而只是明确了其适用条件和范围，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时期。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五篇：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

中 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有个：关于民族平等不完全性的问题。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有很多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生活在比较偏僻的地域。其生活条件，文化发展，经济条件差异很大。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教育条件不能达到中东部文化底蕴较厚和经济条件较发达地区的水平，导致很多少数民族同胞综合竞争力不够，他们在求职、求学、继续发展发面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一些结构性的不均衡对民族平等产生了制约。

关于民族团结的相对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主要的封建王朝是汉族建立的。统治国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蒙古和满族。其他民族对汉族的了解比较深，但是汉族和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以及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之间的交流还不是很多。中国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壁垒、隔阂。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团结也是相对的。

关于民族互助的有限性，互助与竞争的公升性。一个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都是有限的。过去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按计划分配。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竞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需要讲互助，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是要面对竞争。所以互助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互助与竞争它是同时存在的。

关于共同繁荣的初步性。在目前发展中，各民族都在发展提高，但由于资源配臵的差异性，导致短期内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既然有差距的存在，我们说共同繁荣就是初步的。

今年来，由于上述因素加上“民族理论”的指引和外部反华势力的鼓励，“疆独”，“藏独”的反动运动屡禁不止。09西藏的3.14事件、新疆的7.5事件以及今年“3•10”前后出现在海外的“藏独”分子冲击中国驻有关国家外交机构的情况，再次证明和暴露了“藏独”势力的分裂本质和暴力倾向。

我们党和国家早已经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存在性，从建国起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我们制定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工作任务是加快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缩小差距，创建和谐的社会。

我们一向坚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并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同时我们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

现实中我们也深有体会。建国前后，我们就陆续建立了相关自治区，自治县大力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我们还在法律上给少数民族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司法上有著名的两少一宽，就是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少抓少管，从宽处理；少数民族在高考，就业以及婚育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待。

同时我们还大力提倡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从青藏铁路建设，加强西藏与中东部的交流发展到今年的积极推动新疆喀什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建设，无不体现了国家大力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减小民族区域发展差距的决心。

总之，虽然村在一些问题，但是我国民族团结大局是好的，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解决这些问题相信会卓有成效的。李德洙：我认为，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讲，就是要有“三个眼光”：一是世界的宽广眼光，二是历史的深远眼光，三是全局的战略眼光。

记者：用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具体如何分析？

李德洙：当今世界有两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这就是民族和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非常突出、非常复杂、非常敏感，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始终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焦点，民族矛盾始终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冲突始终是世界动荡不安的突出表现。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应该怎么看？从涉及范围、影响程度和表现形式来看，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个层面，全球性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犯或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而产生的民族问题。这是当代全球性民族问题的突出表现。第二个层面，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泛民族主义。这是指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帝国或国家的民族，要求复活、复兴历史上存在过的帝国或国家。二是大民族主义。它号召散布于各国的同一民族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或合并到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中。三是宗教民族主义。它主张超越民族、种族界限，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以信教群众为国民，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第三个层面，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土著民族与外来移民、大民族与小民族以及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实质上是个平等问题。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又相当复杂，因此，只有运用世界的宽广眼光，深刻把握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准确把握世界民族问题的时代特征，善于从国际大环境中观察和思考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看得更深刻、更全面、更长远。

记者：如何用历史的深远眼光，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李德洙：用历史的深远眼光，就是要以史为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一是要很好地总结和研究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哪个朝代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它的经济文化就繁荣，它的社会政治就稳定，它的综合国力就强盛。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这三个时期，都是因为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所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力强盛。

二是总结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前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就极为深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是重要的原因。在斯大林执政后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否认民族差别和特点，人为地实施民族同化，严重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在民族问题上从“极左”转到了“极右”，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由此

引发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泛滥，使民族危机成为苏联社会全面危机的一部分。

三是要总结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经验教训。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在20世纪，共发生过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第一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一战结束前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席卷了亚洲广大地区，即“亚洲的觉醒”，它扩展到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

第二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宗主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解放。

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着苏东剧变，两极格局下所抑制和掩盖的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激化，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急剧兴起，原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南斯拉夫先后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同时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这次浪潮矛头指向多民族国家的联邦制，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脱离原联邦制取得独立。

由此可见，只有深刻吸取古今中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我们制定的政策措施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

记者：用全局的战略眼光，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具体如何把握？

李德洙：所谓用全局的战略眼光，就是要大处着眼，考虑到整体。同时，要深刻、全面地了解现状，清醒认识自身所处的方位。当前，要注意把握以下大局：

一是要把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我们讲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不能离开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我国民族的基本状况，可以用五个字概括：一是多。我国56个民族成分，55个是少数民族。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1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我国几乎所有的县市，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二是长。56个民族历史很长，56个民族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的。三是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面积大，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4%。四是边。全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135个边境县有107个在民族地区。边境2100多万人口中，近一半是少数民族。五是穷。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这五个字包含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时绝不能忽略的。

二是要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要特别注意研究和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制定新的民族政策。第二，在市场经济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三，在尊重价值规律和讲求效率的前提下，如何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避免出现两极分化。

三是要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目标，也是共同任务。我国目前小康所处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讲，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不能说全国达到了全面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

四是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应当充分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民族的和谐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民族的和衷共济，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兴旺昌盛。

记者：您刚才对民族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使人很受启发。当然，关键还在于运用它来解决问题。接下来，请您谈谈如何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李德洙：要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认为，应当突出重点，也就是说，把握一个基本理论，也就是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把握一个主题，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把握一项事业，也就是民族团结进步这项伟大事业；把握一个核心，也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把握一项制度，也就是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把握一个关键，也就是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记者：2003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全面阐述了“两个共同”的深刻内涵和内在关系。对此，请谈谈您的体会。

李德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有三次大的突破。一是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指出解决民族问题关键看发展。二是深刻揭示民族问题的基本内涵，并把加快发展确立为做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三是鲜明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工作主题。

“两个共同”的基本点，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并坚持付诸实践。但是把“两个共同”融会贯通起来，有机统一起来，作为民族工作的时代主题，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抓住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记者：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我们经常讲，也在扎扎实实地做。请您解释一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内涵？

李德洙：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涵，以前没有做过系统的阐述。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通过的文件，第一次深刻阐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内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从过去的平等、团结、互

助六个字发展为现在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八个字。和谐，不仅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的目标，也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第二，要深入开展“四项基本教育”：一是民族常识教育，二是民族理论教育，三是民族政策教育，四是民族法律法规教育。

第三，要搞好“四个维护”，也就是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记者：加快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那么，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需要抓好哪些工作？

李德洙：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主题就是发展，中央的《决定》不仅将文件名称落到了加快发展上，而且在文件的30条内容中，加快发展就有12条。这12条，突出抓住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特殊问题。比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特困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加快边境发展问题。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我们提出要抓项目、抓资金。去年，我们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政策性金融优惠贷款，金额420个亿。

我们认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要不断增加“五个投入”：一是增加政策投入；二是增加科技投入；三是增加人才投入；四是增加资金投入；五是增加感情投入。特别是，要对少数民族有感情，对民族地区有感情，对民族工作有感情。

记者：确立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有什么重大意义，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

李德洙：党的十五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六大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又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臵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记者：在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李德洙：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民族工作的四项基本任务之一，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臵，进一步作了具体部署：

在培养上。要制定并实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规划，继续扩大数量，不断提高素质，大力改善结构，还要高度重视培养少数民族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在选拔上。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班子，要按照法律和有关文件的规定选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市、县、乡(镇)的领导班子，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也要积极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他地区干部的交流。

在使用上。中央文件提出了一条总要求，就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近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干部培训取得了较大成效，促进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推动了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