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合集）

第一篇：档案揭秘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档案揭秘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2014年09月30日 作者：档案揭秘

中断邦交二十余年后，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新中国政府在巴黎建立起大使馆。周恩来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虽未能亲访巴黎，但他委托工作人员找到一家名叫奥罗里的咖啡馆，不为寻访故人，而是为了还清他赊账喝的一百多杯咖啡钱，另送拉丁区一家咖啡馆三百盒中国香烟，也是用来抵债。

喝下这些“赊账咖啡”时，周恩来是靠人接济度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付账时已是大国总理。想必他不是第一个赊账的中国留学生，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大街小巷，无数坚挺的咖啡馆，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数千名中国年轻人迷惘而充实的法兰西岁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归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从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高潮。1920年春，由李石曾等人发起，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代表负责，利用庚子赔款，将北京西山碧云寺的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至此，中法大学在北京正式出现。同时，广东也成立了中法大学。中法大学成立后依据中国学制，学习期为四年，学生在北京学习两年后，如成绩合格，则可以被选送到法国，继续学习后两年的课程，而不用再参加留学考试。

1921年，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里昂中法大学，力图使中法高等教育交流走向正规化和学术化。实际上，中法大学是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的总称，而里昂中法大学成为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总机关。有了勤工俭学的前车之鉴，里大对报考的学生有严格的资格限制，规定凡是报考本校的学生一要有成为高等学者的志向，二需具有海外部所要求的学力，三要有胜任应贴之费用的能力；并明确宣布在里大不得实行勤工，“既勤了工，便无时间可在海外部上课”，有违本校的办学宗旨。里昂中法大学发表了一份关于办学性质及目的的文件明确指出，办学是为了培养把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人，而不是把学问作敲门砖的人，希望毕业生回国后都能当教授。

1921 年里昂中法大学首次招生。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公开招收了105 人，还专门在法国设立考场，最终在勤工俭学生中录取了15 人。勤工俭学生大多基础差，家境贫寒，没有“胜任应贴之费用”，不符合招生条件，因此录取率很低。1921年1月，由于法国经济不景气，很多勤工俭学生失业，为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华法教育会也在这个时候，宣布不再提供经济资助。为此一些勤工俭学生组织起来向驻法使领馆请愿。周恩来、蔡和森、陈毅等人组织在法掀起了“反饥饿、要工作、要读书”运动，2月28日当天，约四百人集中在使馆附近的公园，对驻法公使陈箓发出喊打之声，陈箓不得不由法国警察护送进入使馆。

与此同时，警察又用警棍打散示威者，多数示威者被压入地铁，还有几人被拘。之后，中法政府合组“中国青年监护委员会”管理赴法勤工俭学生，将允诺发放的每人每天5法郎的生活费拨入指定的几所学校，迫使学生入校学习及食宿，陈毅等50人搬进“阿尼尔商专”学校食宿。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5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担保条件是印花税、契税和成渝铁路、两粤铁路的建筑权。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直、皖、奉三系军阀争夺最激烈之时。购买军火无疑用于作战，且以国家利益为抵押，引起在法勤工俭学生的愤怒。于是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迅速联络巴黎的华人组织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华工队就占七百多人，在公共集会场所——哲人大厅要求公使陈箓答话，而陈箓知道勤工俭学阵营中有不少人参加过五四运动或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惧不敢来，而派出王姓一等秘书和沈姓二等秘书前来。王秘书官僚气十足，意图把运动镇压下去，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遭受签字认罪的大失败。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

经此“拒款运动”，勤工俭学生与中法政府的矛盾已经严重激化。中国政府发现，勤工俭学运动已偏离当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成了一场海外版的“五四运动”，于是将“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的“中法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给予了新从国内招收的另一批学生。结果招致勤工俭学生的不满，勤工俭学生们认为自己来法较早，更加有权学习。法国人这时才后悔，光顾着跟英美抢学生，未能在学生赴法前对他们作一番严格的考核挑选。于是，法国人决定将工作方向转到培养小部分他们认为可以造就的中国青年身上，给予重点资助。

而对大部分中国青年，法国决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将他们遣送回国，并且希望中国政府来当发起遣返的“恶人”，不想在世界各国面前丢脸。1921年9月1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馆致法国外交部的密电写道：“我们应避免在这一遣返活动中负有某种责任。重要的是将有关人员的愤怒引向中国政府。”

法国的目的达到了。勤工俭学生不满里昂中法大学只收“资产阶级富家子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

三、陈毅等人的率领下，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学生冲进里大校园要求学校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当场被警察全数逮捕。10月，结果，法国方面以搞“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名，将其中104人驱逐回国。谨慎的法国人派了双倍警力，两人押一人上船以确保不出差错，只有赵世炎在同学帮助下逃脱了。

留下的勤工俭学生逐渐在学术和政治的岔路口分道扬镳。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于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有的学生就此放弃回国，有的学生坚持到1922年之后，待法国经济复苏，逐渐找到半工半读的理想模式，或者转赴比利时、德国等国家继续学习，或者在家庭及法国人士的资助下进入大学，尤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为主。

根据中法两国双方的协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课程由法国里昂大学辅助完成，后者提供教室、图书馆、教师、教学设备等现成的教学资源。从1921年到1951年，里昂中法大学共培养了129名博士生，55 名硕士生，63 名工程师。毕业生中有细胞生物学家朱洗、汪德耀，医学家范秉哲，文学家戴望舒，历史学家沈炼之、民族学家杨堃，艺术家常书鸿、王临乙、潘玉良、吕斯百等。有40名博士是原来的勤工俭学生，包括周恩来的初恋情人张若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国的城市和乡村漂泊着一些前来游学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未必有明确的留学目标和固定的居住国家，因为国内局势黑暗动荡，他们到欧洲来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或者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出国避难。法国的自由浪漫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他们。青年时代的巴金信奉无政府主义，他曾写文章分析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途径，一条是效仿法国和俄国的暴力革命，一条是英国式的总同盟罢工。国内的形势让巴金苦闷，他厌恶俄国布尔什维克专政，英国生活费用太高，而法国较其他国家更容易接纳中国学生，因此，他非常想去法国。1927年，在老家濒临破产的时候，在两个哥哥的倾力帮助下巴金得以赴法，但他没有按照哥哥的期望进入大学学工科，而是随性阅读，潜心写作，逐渐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发表了小说《灭亡》。巴金留法护照

朱光潜1925年考取安徽省教育厅官费留学生，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他是为了爱情而转到法国留学。出国前，朱光潜曾在浙江春晖中学教书，1927年，他曾经的学生奚今吾到欧洲，朱光潜帮她联系了巴黎的一所中学补习法文，几个月后，奚今吾进入巴黎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朱光潜也陷入对她的热恋。为了离奚今吾更近，也考虑到法国的生活成本是英国的一半，朱光潜于1931年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第二年他与奚今吾举行了婚礼。

傅雷受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惨淡社会空气的刺激，说服家人让他到法国专心读书。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留学期间不仅打下扎实的翻译功底，还提高了美术和音乐的鉴赏力。傅雷、朱光潜与刘海粟、庞薰琹等留法艺术青年，常在咖啡馆一坐几个钟头，高谈阔论，结下深厚友谊。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留法艺术青年们，后来几乎一统中国美术界的江山。

20世纪上半叶所有留法学生当中，选择美术专业的比例最高，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留法美术生约150人，数量看起来不多，但成材率极高，几乎人人归来都成为各自门派的宗师级人物，共同建立起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

1911年，吴法鼎以官费资格赴法学习法律，但他钟爱美术，常出入巴黎各大艺术馆，后来干脆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成为最早的正规美术留法生。从1911年至1919年，赴法学习美术的学生平均每年仅一人，留日生仍然是美术界的绝对主力，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李叔同、陈师曾等。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是法国美术最兴旺发达的时期。无论在读的学生还是已经成名的画家，都以赴法为新方向，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吸引了他们的目光。1919年至1933年，前赴后继的有李金发、林文铮、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庞薰琹、刘海粟、徐悲鸿、艾青、吴作人、滑田友等。勤工俭学的机会使一些家境贫寒的年轻人能够成行，如林风眠、林文铮、艾青，到法国后，他们也和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打工，因为有专业特长，似乎更容易找到性价比高的工作，比如林风眠做广告招牌油漆工维持生活。林文铮后来成为赴法留学倡导者蔡元培的女婿，其夫人蔡威廉亦是著名画家。法国的美术教育方式非常具有国家特色，学校管理松散，学生不必严格出勤上课，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比较知名的美术院校在学生交了学费之后都发给到各大博物馆出入证，学生可以整天泡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世界顶级艺术殿堂，也可以到印象派博物馆、现代艺术馆和私人画室接触最新锐的流派。想在学校里按部就班走正路，还是浪迹塞纳河畔的“歪门邪道”，全凭个人性格爱好。徐悲鸿徐悲鸿和林风眠都进入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却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徐悲鸿出国前已经成名，法国有什么他很清楚，他目标明确，就是要学习西洋写实艺术改造中国画，因此沿着学院派路线一丝不苟地训练，回国后实现了他的初衷。

林风眠出国时刚刚19岁，如同许多赶时髦出洋的年轻人一样，心绪迷茫，并不知道法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一到异彩纷呈的法国，他便不能抵御塞尚、莫奈、马蒂斯的“诱惑”，整天逃课徜徉于博物馆和画展，痴迷在学院派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印象派和现代派，又热衷巴黎东方艺术馆里的中国汉唐艺术品纹饰，逐渐开创一种博采中西艺术之长的新画风。

庞薰琹原本进入和巴黎美术学院齐名的大茅舍画院，但中途离开，游学于民间和私人画室画廊中，最终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结合起来，自成一派。1925年林风眠回国后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一事件被视为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留法生开始取代留日生登上主流位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留法生获得了艺术教育的领导权，徐悲鸿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近二十年，率领留法生一统中国美术江山。抗日战争使留学事业中断，在战争结束后，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立即赴法留学，延续了中国美术界“唯法独尊”的局面。留法生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美术学校采用了苏联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苏联写实主义和法国学院派绘画并不矛盾，留法写实派可以尽量排除政治干扰，传承他们的艺术理念。而那些在法国接受了现代派艺术的画家，如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则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具有创新可能性的艺术倾向在国内没有形成气候。幸运的是他们抵住压力，或在国内坚持探索，或远赴海外，各自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49年之后，铁幕切断了中国学生赴法的航线，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新中国才派出首批公派赴法留学生。这批学生业余时间最流行的观光项目，就是寻找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年轻时的足迹。

1975年，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法国，法国方面特意安排他到生活战斗过的里昂故地重游。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大量面包，工作人员都不理解他一个人买那么多面包干吗。这是他带给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礼物，当年吃到内伤的法国面包，如今回味，定是别有一番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