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下党

第一篇：南京地下党

雨花烂漫——南京地下党

徐霞翔

自序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先进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想。在历经社会改造实践和一系列挫折之后，有识之士发觉，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需要先进阶级的引领，需要动员底层民众广泛参与，需要一场“根本的改造”，铲除不符现代取向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融入国际社会提供基础。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具有不可臵疑的合法性。

革命是一种“残酷的美丽”，对于进行地下斗争的革命政党而言，更是如此，革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其代价可能非常惨烈。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新教伦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资本主义精神支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支撑中共地下党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精神？那也许是一种敢于担当、追寻梦想的精神；也许是一种摒弃世俗生活、执著崇高信念的精神；也许是一种充满激情、体验时代洪流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在日益商业化和物质化的当下渐行渐远，但它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精神诉求。当下，中国还为现代化而努力，上述精神恰恰是现代化——思想文化方面的高度概括和提炼。

对于地下党的生存状态，银幕和书籍早为我们勾勒和展现了他们扣人

心弦的传奇。其实，在革命年代，他们很多方面无异于常人，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拥有一张张普通的面孔，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也存在些许的彷徨和迷茫。所不同的，他们是一群用热情浇灌生活的梦想者，他们是一群为梦想而前行的实践者。

前言

南京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南京广泛传播，为南京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二年，南京就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推动了南京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1922年南京党组织成立后，一方面大力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党员组织，另一方面开展工人运动，领导了“二九卧轨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南京革命形势的发展。大革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南京的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面对蒋介石发动的政变，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使中国南京地方委员会遭到惨重损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南京地下党并没有退缩，进行了坚韧的斗争。由于李立三和王明犯了“左”倾错误，指示南京党组织经常组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身甚至武装暴动，致使南京党组织7年遭8次破坏。在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强调利用合法身份，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动群众，注重斗争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斗争成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市委在学生、工人、小学教员、公务员、文化、警察、银钱业、店员、中学教员和卫生等系统建立了9个各种委员会和情报、策反两个系统。南京市委用各种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组织反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在斗争中，党始终把握斗争方向，注意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采取灵活的方式和策略，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积蓄和发展革

命力量，为配合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解放南京作好了充分而周密的准备。

一、诞生

1、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南京是响应五四运动最早的城市之一，规模很大，参与民众广泛，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南京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传播社会主义成为其主要内容，并且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因此，与全国各地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南京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各种新社团应运而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南京学生联合会、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这些进步社团创办的刊物，适时报道南京和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揭露军阀当局的反动面目，抨击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不断推动南京爱国运动的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南京出现了一些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其突出代表为张闻天。张闻天（1900－1976），江苏省南汇人（今属上海市），1917年秋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新青年》等大量进步刊物，努力探索革命真理。五四后，南京第一个进步刊物《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张闻天是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在现存的51期中，有他撰写的30多篇文章。1922年，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即：第一步，必须“铲除士大夫阶级”，然后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第二步，实行共产主义，生产机关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文章最后，张闻天全文

转抄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光明的前途和具体奋斗目标。《社会问题》一文，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也使张闻天成为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20年，杨贤江在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迈出书斋，注目社会，深入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中进行社会调查，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先进知识分子的调查报告以及在媒体上发表的犀利的评论话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还成立了公开的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较为广泛，有团员，还有进步青年。研究会主要开展三项活动，一是请学者演讲，二是为成员提供读物，三是举办讨论会。通过研究会活动的开展，使许多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南京的传播也遭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诘难，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利用各种形式与之斗争，揭露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言论本质，理性分析中国的国情，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鼓励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挽救民族危亡。通过斗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南京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南京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

1922年秋，浦口（含浦镇）王荷波、王振翼等中共党员领导铁路工人建立起南京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浦口党小组。两浦（浦口、浦镇）地处长江北岸，随着津浦铁路通车、浦镇机厂的兴办和浦口码头的对外开放，这里聚集了大批现代产业工人，工人苦大仇深，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使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1921年，王荷波领导浦镇机厂工人开展了反对英总监工布拉克的斗争，取得一定胜利。但罢工一过，工人依旧当牛做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负责人罗章龙从徐州来到浦镇，介绍王荷波及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又介绍王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夏，王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浦口车务段行车司事王国珍也在北方入党。1922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中共党员王振翼任浦镇机厂工会秘书，协助王荷波筹建津浦铁路总工会。他们先后发展张振诚、王恩荣等人入党，遂建立浦口党小组，王荷波任组长。该组隶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

与浦口党小组不同，南京城里的党组织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22年5月南京团地委成立后，一方面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开展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军人运动、平民教育以及民权运动等。优秀团员谢远定等人先后加入共产党，随着新党员的增加和团组织的发展壮大，南京党小组的成立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1923年10月11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将南京5名党员编为其直属第六小组，组长为谢远定。上海执委指示南京党小组与浦口党小组要加强联系和沟通，这为浦口党小组和南京党小组合并为统一的南京党组织提供了某种契机。

1923年秋，谢远定根据党“三大”精神，向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

会发出请示，请求将浦口党小组和南京党小组的合并成立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经批准，12月，南京地区第一个中共地委正式成立，谢远定为负责人。192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上海区的建制，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南京的革命开始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党组织倡导进步青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巩固发展党、团组织，宣传党的纲领、方针政策，领导民众进行爱国运动，推动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3、南京党组织开展的斗争

浦口党小组成立后，在王荷波的领导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当地产业工人的思想觉悟，积极引导工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热情。1923年2月8日至9日，在浦口党小组的领导下，浦口、浦镇的铁路工人和港务个人为反对浦口港务处主任吴梦兰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一定程度上声援了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3年1月底，浦口港务处主任吴梦兰无理开除两名工人，使两浦工人强烈不满，两浦工人为抗议吴梦兰的无理做法，于2月2日散发传单并提出提高薪资待遇等七项要求。恰在此时，在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王荷波回到浦口，王在离开郑州时曾与各路代表约定，准备举行罢工，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王荷波随即召开会议，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具体布臵，为罢工做好了充分准备。

2月8日晨，浦口港务处过江轮渡“澄平”、“陵通”工人首先罢工，中午，两浦铁路工人罢工。浦口机务段由于工会会长被段长张殿收买，没

有罢工，王荷波当机立断，决定破坏机务段总道岔，阻止机车出库。王荷波派薛凤起等连夜奔向浦口机务段，寻找没有熄火的机车。当时，靠车库大门的252号机车正闷着火，薛凤起等人打开火门，将气烧足，开出车库；同时将总道岔板开。当机车开到总道岔时，只见车身一晃，接着一声巨响，轮子脱轨而出，车身歪倒，堵死了机车出库的通道。

9日，是农历腊月24日，春节即将来临，旅客骤增，许多旅客等待乘10点北上的快车。然而252机车歪倒在总道岔上，使别的机车开不出来，客车没有机车牵引，不能开动。这时从蚌埠开来一列运煤的货车，段长张殿立即找到这列货车的司机，要他用货车的机车牵引客车北上。司机知道两浦铁路工人已经罢工并同情罢工，断然拒绝开车。张殿不死心，引诱货车的司炉说：“只要你开车闯过浦镇，开到蚌埠，马上升你为司机。”司炉见利忘义，应允开车。军阀当局派出10名士兵，武装护送司炉开车。

列车刚开出浦口车站，王荷波立即率领浦镇机厂几百名工人高举一面红旗，跑步冲向浦镇车站南首，站在铁道中间挡住列车通行，并不断高呼：“打到军阀！”“坚决不让火车开过去！”火车拉响汽笛，并未减速。几个老工人见状，立即脱掉上衣，横卧在冰凉的铁轨上，接着，许多工人跟着脱掉上衣，扑倒在铁轨上。开车的司炉连忙紧急刹车。工人立刻包围了停下的机车，一个士兵向空中放了一枪，企图吓退工人，反而激怒了工人，他们随手拾起路基上石子向车上砸去，护送士兵抱头鼠窜。这时，工人夏连布跳上机车，抓住放枪的那个士兵的枪，把枪口对着自己的胸膛说：“你有种就朝我这里打吧！”护送士兵看到工人团结无畏，一个个都溜走了。

工人把那个司炉拖下车来，给了他几拳。

王荷波等指挥工人把列车开进浦镇车站，为车上旅客准备了饭食，还给他们宣传这次罢工的意义，获得了旅客的广泛同情，并迫使车站站长按原价给旅客退票。津浦铁路南段交通被全部卡断。

当江苏督军齐燮元知道罢工情形后，与9日下午派吴洪赞率两营士兵到浦镇镇压。王荷波等指挥两浦地区千余名工人聚集在工会周围，由精干的力量组成的纠察队站在最前面，他们手持木棍、装有石灰的纸袋等，准备反击。当吴洪赞带领卫队准备冲进工会时候，吴本人被工人纠察队团团围住，无法调动士兵，被迫答应谈判。谈判中，吴被王荷波等问得狼狈不堪、无言以对，王荷波表明了此次罢工的缘由并提出了8项复工的条件。在交涉中，路局局长表示可以答应一部分条件，正在这时，王荷波闻讯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血腥的镇压，便果断作出停止罢工、适时复工的决定。

2月9日，浦镇工人的罢工，史称“二九卧轨斗争”，总体而言，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斗争。在罢工中，王荷波等起到了坚强的领导作用，显示了浦口党小组较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罢工领导人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的斗争的策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极大地保存了革命力量，避免了无谓的牺牲。这次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动势力，支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充分展现了在党小组成立后，南京地区工人运动的不断兴起。

二、洗礼

1、响应国共合作，发展国民党组织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位伟大而真诚的革命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然而权力却被迫转移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此角度而言，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孙中山先生为了继续革命，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然而并未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当孙中山先生陷入苦闷和迷茫之际，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伸来了援助之手，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的思想

发生了伟大的转变，他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孙中山于1923年1月开始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区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党的“三大”制定的国共合作的方针，建立了以沈雁冰为委员长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并准备以最短时间全体加入国民党。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共产党员宛希俨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3年年底以前，南京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1923年12月30日，国民党南京支部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会上选举张曙时、陈佩忍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在江苏省的选举中，张曙时当选为江苏省代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发表了宣言，并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国民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标志着大革命的兴起。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张曙时回到南京召开了南京国民党员大会，传达国民党“一大”的会议精神，与会者约有八九十人。

为不断健全国民党的组织，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张曙时、陈佩忍、谢远定等人根据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国民党总章，考虑到南京现有国民党员的数量，决定在南京建立区分部，在区分部逐渐巩固扩大的基础上，再陆续建立区党部和市党部。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加入国民党，为南京国民党组织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南京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开展；但随着国民党队伍的不断扩大，一些右派分子也混入其中，为后来左右分化，国共破裂埋下了伏笔。

区分部建立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成为南京国民党的骨干力量。为了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不断壮大国民党的力量，他们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大力发展国民党员，为南京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随着各区分部的不断出现，推动了南京各区党部的建立。1924年5月，国民党南京第一区党部成立，1924年下半年，第二、三区党部也前后成立。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南京党组织发展很快，到1925年，党员增加了3倍，共400多人，分设8个区党部，具备了建立市党部的条件。1925年2月，成立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筹备委员会。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成立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并未按预期

成立。虽然南京市党部成立遭遇挫折，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没有退缩，继续以各区党部联席会议的形式，领导南京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2、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革命形势发展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11月10日，孙中山为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决定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封建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在此背景下，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

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南京地区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国民党左派为核心，以国民党第一、二、三区党部常务委员联席会的名义，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2月，南京的团地委秘书张霁帆、组织委员王觉新等一方面组织人力分赴街头宣传、宣讲国民会议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方面联合国民党第一、二、三区党部讨论商定了南京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具体方案。决定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区党部常务委员联席会的名义发出公函，呼吁南京各社团联合起来，响应国共两党的号召，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上，以求国家之和平统一，并发起组织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此后，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日甚一日，很快得到各方面的积极响应。

1925年1月9日，在东南大学召开了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议，会上，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首先发表了告各界人士书，还设立了传单、新闻、演讲等组，分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演讲组组织了若干演

讲队，分赴各地演讲，每场听众常达五六百人以上，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2月7日，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正式建立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关问题，并酝酿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决定南京代表暂由上海代表恽代英、刘一清代理。

2月15日下午，国民会议筹备委员会在秀山公园召开了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各团体代表及来宾300余人出席，宋述樵为大会主席。他报告大会宗旨后，宣告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会上，各团体代表分别演讲，阐述了中国社会需要作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到会人员群情激昂，深受鼓舞，报以热烈掌声。会上还通过了宣言和简章，选举了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并设立了相关职能机构。

南京国民会议运动是在大革命兴起后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场运动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唤醒了部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自觉意识，推动了南京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国共产党南京地方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宣传党的纲领，领导南京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斗争的实践中，党团组织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1925年1月，根据中共“四大”修改的新党章，南京党组织分为浦口、南京两个支部，同属中共上海地委领导。南京党支部书记是宛希俨，党团员约有40人，团南京地委书记是王觉新，团员多为大、中学校学生。南京党团组织的发展为领导南京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五卅惨案发生后，南京人民义愤填膺，在中共南京党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被害同胞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31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京，青年学生群情激奋。南京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接着，南京学生联合会也召开两次紧急会议，作出派代表到上海慰问受难者家属、急电政府请严厉交涉、开展人民救国运动等决定以及制定了斗争的5项行动方案。

6月1日下午，团地委接到团中央快函，南京党、团组织领导成员当晚立即开会研究，根据快函精神决定，重点发动英商和记洋行工人罢工，以抗议英帝暴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会后，连夜向党团员下达了党支部、团地委的决定。

南京和记洋行是英国资本家利用我国廉价原料、劳动力大肆进行剥削的外资企业。1913年在南京筹建，初期规模不大，到1918年迅速扩建为生产冰蛋、蛋粉、屠宰猪、牛、鸡、鸭、鹅等系列制品的大厂。和记洋行的屠宰场腥臭闷热，制蛋厂阴暗潮湿、臭气熏人。在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没有任何劳保待遇，劳动时间长达11个小时以上，男工每月工资十几串，女工、童工每天只得8个铜板。工资少得可怜，即便如此，还要被洋监工、大小工头层层盘剥。此外，厂方还规定了苛刻的管理制度，监工、大小工头对工人稍不如意，轻则随意辱骂，重则殴打。

中共南京党支部和团地委为了发动工人罢工，决定成立南京学界上海惨案后援会下关办事处，并抽调曹壮父、严绍彭、吴致民等一批党团员、国民党左派等去办事处工作，负责人为曹壮父。和记工人由于深受压迫，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很快被发动起来。为声援上海人民斗争，并维护自身权益，从6月5日起，全公司工人开始罢工。每个厂推选两个工人代表，组成临时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临时罢工委员会向厂方提出了7项条件。下午，临时罢工委员会开会，会上，将复工条件修改为12条并决定6日在全城举行示威游行。

6月6日清晨，和记洋行罢工工人臂缠黑纱，手执小旗，从四面八方涌向煤炭港草地。工人按厂编组列队，100人为一中队，500人为一大队，共编为10个大队，此外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工人们先在下关全埠游行，然后入仪凤门，到英、日领事署抗议，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口号。当工人队伍到达鼓楼的时候，学生前往欢迎并把游行队伍引导到东南大学体育馆休息，学生纷纷送上水和食物。约一小时后，游行队伍向城南前进，路经北门桥、大行宫、花牌楼、三山街、夫子庙，行程10余公里，沿途高呼革命口号。许多学校学生夹道欢迎。当工人经过时，学生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工学联合万岁！”工人们回以“学生万岁！”许多商店准备了茶水和面包，供工人饮食。游行结束后，江宁铁路局备专车15节，由中正街车站送罢工工人回下关。

和记洋行工人大游行，展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给南京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工人罢工后，由于丧失经济来源，以致生活困难，南京各界采取多种形式的募捐活动，支援工人的罢工。由于南京党支部的正确领导，南京各界的有力支援，罢工斗争坚持了42天，和记洋行工人大罢工的规模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在南京历史上是空前的。

五卅运动唤醒了南京人民，此后，南京党、团组织不断壮大。1925年9月，中共浦口地方委员会成立，吴芳任书记兼组织部长。不久，浦口地委改称为南京地方委员会。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南京党组织还创办了五卅工人学校等机构，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北伐战争前，在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下，南京物价飞涨、钱庄倒闭、市场萧条、失业者众多，加之繁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底层民众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军阀当局严禁出售进步书刊，禁止集会游行，一些革命团体、进步书店、学校被查封，进步人士被逮捕、迫害。

在军阀当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南京地委、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与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6年6月，地委书记吴芳调走，吴致民接任书记，不久，谢文锦接任地委书记。为加强革命力量，江浙区委委员庄文恭、何松林又先后到南京指导工作。此时，南京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光复南京。国共两党积极发展党员和工会会员，壮大国民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运用多种形式揭露军阀当局的发动行径。

1926年8月26日，在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南京工人代表大会，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7年1月，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建立了下关、两浦等五个区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健全组织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南京地委还注意发展在反对军阀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现金分子入党，到1927年2月，南京共产党总数达232人，其中工人党员161人，农民党员11人。此外，南京地委还注重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

平和思想觉悟，加强对党员各方面的教育，提高他们对阶级斗争、革命形势、北伐战争的认识。这些都为配合北伐战争的推进和南京的光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1926年底，南京地委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文化震为地委军委负责人。军委在一些重要单位秘密建立工人纠察队；还秘密派党员打入南京唯一的兵工厂——金陵制造局，在其发展党、团、工会组织，为必要时夺取武器弹药做好准备。

为加强南京国民党的工作，省党部调刘少猷到市党部任职。在省党部的领导下，恢复健全了市党部的领导机构。重新组织起来的市党部努力回复各区党部、区分部的工作，积极发展国民党员，到1927年2月，南京国民党员总数达500人。

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南京国共两党更加亲密合作，并作了积极的努力。除在各个行业、单位建立基层组织外，还秘密筹建市总工会、市教育协会等组织；市党部布臵党员秘密制作国民党党旗，书写宣传标语，为迎接江右军作充分准备。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了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革命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英勇奋战，所向披靡，10月，攻克武昌，基本消灭吴佩孚的力量；11月，占领南昌，打垮了孙传芳的势力，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初，革命革命军决定东征，歼灭长江下游之敌，会师南京。根据任务分工，北伐军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军又分为江左、江右两军，江右军的任务是从江西九江一带出发，沿长江南岸东下，直捣南京。

3月21日，当江右军向南京发起总攻之后，南京人民，尤其是交通工人，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市党部等革命团体、工人纠察队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北伐胜利进军的消息。一天，浦镇机厂团支部书记、工人纠察队员秦启万化装成邮差，将一封劝降信送到驻浦镇的奉军旅部，使得奉军旅长惴惴不安。地委军委负责人文化震等秘密对敌军进行策反工作，并对军阀仓库搞封仓，扣留军阀物资，还派人到江右军中通报情况。3月20日夜里，买雨田、许立双带领铁路工人，秘密拆毁了沪宁路龙潭，津浦线洋北门一带的铁路，阻止军阀的军运，有力地支援了江右军。当直鲁军从南京城内开始撤退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派人秘密出城，前往江右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告城内的情况。

北伐军尤其是江右军的英勇善战，南京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及积极呼应，加之封建军阀的腐朽没落与各自为战，北伐军最终攻克南京，南京光复。

3、凯歌行进中的阴霾

南京光复后，在国民党省、市党部和中共南京地委的领导下，南京人民革命运动得到迅猛的发展。面对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惊恐不已，其代表蒋介石为了镇压革命群众，建立独裁、军阀式的政权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到4月7日，蒋介石通过精心部署，完全控制了南京的军队、警察、水陆交通、通信联络，完成了镇压南京人民的准备工作。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来南京指导工作，他召开了军队、地方党的干部会议。会上，他介绍了上海的形势，指出蒋介石可能叛变，但党中央能够控制局势。对于南京党的军队和地方党组织是否应该采取应变措施，他没有提及，使一些同志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蒋介石发动政变的警惕。

当蒋介石加紧准备政变的时候，中共中央有所察觉，但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存在一定期望，不赞成中共与蒋介石破裂。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国民党中央常委汪精卫于4月5日在上海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的发表，使相当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

4月10日，南京发生反革命事件。上午，约10万群众到公共体育场参加参加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声讨反动派唆使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和市总工会的反革命罪行，并到总司令部请愿。群众三次派出的代表皆被扣留，第四次派出的代表又不准进见。蒋介石态度恶劣，群众情绪高昂、怒不可遏，一致决议：不达目的誓死不离开总司令部。此时，温建刚等人组织好的数百名流氓打手，打着劳工总会的旗臶，臂佩袖章，手持竹棍等凶器，突然从西辕门冲进群众队伍乱打。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在程镛之的指挥下，手持齐眉棍英勇反击。这时一个形似长官模样的人，开枪数响，当场打死请愿民众王大刚等数十人。反动派还在房顶上架起了机枪，站在墙上的士兵，有的扣动扳机，有的从房顶上往群众队伍里丢砖头瓦块。群众在极其混乱中向东辕门拥去，铁制的东辕门被挤坏了，门旁的石狮子被挤翻了，东辕门旁边两丈高的墙也被挤倒了一段。死伤者难以计数。为了保

存革命力量，程镛之根据党的指示，指挥大家撤退。

当晚11时，中共南京地委在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地委委员及省、市党部、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出席会议，着重研究应变措施、反蒋宣传等问题。会场被敌人获悉。次日凌晨2时，侦缉队队长赵笏臣带领便衣武装50余人突然闯入，将会场包围。除刘少猷越墙脱险外，参加会议的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张应春（省党部妇女部长）、许金元（省党部青年部长）、文化震、陈君起（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市党部妇女部长）、钟天樾（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梁勇（市总工会执行委员、共产党员）等同志被捕。这就是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

1927年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南京人民革命运动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凸显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僵化认识，彰显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客观上也说明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面对敌人的屠杀政策，南京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坚守理想和信念，仍然义无反顾、执行前行。

三、坚韧

1、革命的复苏与发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血腥的镇压，革命统一战线逐步走向破裂。

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使很多革命同志被捕，但他们英勇不屈，顽强斗争。刘重民面对凶恶的敌人，痛斥蒋介石无耻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罪

行。敌人竟残忍地割去了他的舌头。陈君起在敌人面前公开承认信仰共产主义，当反动派问及其他同志的情况时，她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谢文锦、侯绍裘虽然历经酷刑，个个坚贞不屈、意气风发，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执着信念和无畏的革命精神。

4月中旬，蒋介石密令将他们处死。赵笏臣等刽子手在一天夜里用电刀、尖刀残忍地将他们秘密杀害，并将尸体装入麻袋，用汽车运到通济门外，投入九龙桥下河水中。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秦淮河水，这是南京党组织遭受的第一次破坏。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南京成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处于其统治中心的南京共产党人由大革命时期的公开斗争转入了地下斗争，他们并无丝毫的退缩和胆怯，而是一如既往、百折不挠地坚持斗争。

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使南京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南京。蒋介石王图消灭革命力量，但中共江浙区委（后江苏省委）派人到南京来，回复或重建党团组织，带领南京人民坚持斗争。

4月中旬，中共江浙区委派刘少猷为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刘少猷带领同志努力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反蒋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地委派中共南京地委委员买雨田率数十工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铁道队。5月初，刘少猷因身份暴露，被迫化装离开南京。后中共江浙区委曾派万益来宁主持地委工作，因敌人力量强大、无法立足，被迫离开。

6月初，江浙区委又派黄国材为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他赴任后，迅速恢复了浦镇机厂、金陵机器制造局、和记洋行、造币厂、徐州铁路队、各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党团组织，共有党员200人。和记洋行党支部为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组织工人罢工，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地委还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拟武装工人、破坏铁路、夺取兵工厂、炸毁火药库等，配合武汉东征军东征，后因宁汉合流，武装暴动计划未能实现。

当时团地委机关驻鼓楼兴皋旅社，由于保密纪律不严、工作制度不够健全，过往人员十分繁杂，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6月29日，团地委机关遭到破坏，团地委书记刘竹贤等被捕。敌人从搜查到的文件中发现了党地委机关所在地高家酒馆6号的地址。地委机关却毫不知情，因此并未转移。7月5日，地委成员黄国材、姚家让、谢德生以及地委交通车道明等5人当场被捕。此后，又有10余名党员被捕，被捕同志矢口否认党员身份，加之敌人掌握证据不足，于10月获释。在此事件中，中共南京党组织的领导机关第二次遭到破坏。

八七会议后，邓中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委派罗世藩、贺瑞麟来南京恢复党团组织，匡亚明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10月又派吴雨铭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1月中旬，省委派孙津川来宁任市委职工委员。市委经过两个月的组织清理，开始恢复工作。这时有铁道车队、浦镇支部及兵工厂、和记工厂、农民、学生、军政机关中的一些党员，共约200名，团组织也逐步恢复，有7个支部，100多名团员。

12月4日，在浦镇附近的山上，市委召开了中共南京市第一次党代

表大会，出席代表25人。会前推定孙津川为临时主席。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选举吴雨铭、史砚芬、孙津川等17人为市委委员，并对市委工作进行了分工，吴雨铭任书记。

1928年3月，吴雨铭调省任巡视员，孙津川任南京市委书记。市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大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复苏。

孙津川当时住在北祖师庵49号一间小房子里。房间里除了一张小桌子，两张破椅子外，只有一个旧箱子，生活非常艰苦，经常一天两顿稀饭，有时外出工作，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一天，市委在他家里开会，研究如何贯彻党中央十一月会议精神，妻子在门口把风，孩子放在被子里长久无人照应，竟被捂死。孙津川非常伤心，但毫无怨言，仍然拼命地工作着。

在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南京的工农运动逐步复苏。孙津川经常到工人中，他去金陵兵工厂工人生活区和工人党员开会，从口袋里拿出两个字型，左手拿个“工”字，右手拿个“人”字，再把两个字拼成一个“天”字。他说：“工人团结起来，力量比天大，什么困难也不怕！”在他的感召下，金陵兵工厂的党团员团结群众，筹组工会，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开展了一些斗争。孙津川还帮助浦口地区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使之成为团结教育工人的可靠阵地。津浦铁路因为军阀混战，经常不通车，只发半薪给工人，原定每年加薪一次，更是难以兑现。192年2月，浦镇工厂工人罢工，工人推派12名代表持联名公函，提出补发欠薪及加薪要求，黄色工会头头威胁说：“你们不要闹，再闹，部队就要来抓人了！”工

人理直气壮地说：“军阀时代照例加薪，现在挂了青天白日旗，要求还欠、要求加薪不犯法！”厂方被迫答应一周内答复。市委帮助厂支部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揭露厂方拖延伎俩；召开工人大会，成立加薪委员会，扩大宣传，加强谈判力量，谈判结果随时告知群众，防止工贼破坏；争取沪宁路工人支援，函请社会各界同情支援。由于市委的有力领导和工人的坚持斗争，迫使厂方答应部分条件，斗争取得一定胜利。

在农民运动方面，孙津川、宋震寰、贺瑞麟等都先后深入农村，在贫雇农中用算账对比等方法，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起来抗阻抗税，准备组织农民革命军，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有50多名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这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恐慌。反动地主黄二勾结帮会组织“黄枪会”来欺压农民。“黄枪会”的头子是江浦县知事，他们在九袱洲设堂子，欺骗说入了会就可以刀枪不入，但凡有耕牛的农民要出大洋一元或两元，种10担种的农民还要出大洋两元，其余的至少要交一元。领导农民反抗的党员孟庆江、陈凤鸣被黄二勾结反动当局逮捕。市委领导九袱洲支部发动农民与“黄枪会”展开激烈的斗争，黄二得到了应有惩罚，赶走了“黄枪会”。

南京市委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同时，还在士兵、教员等群体扩大宣传，发动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斗争成果。在开展群众运动的同时，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支部的战斗力得到提升。全市党员发展到240人，编为10个支部，41个小组。

1928年5月初，市委在浦镇大厂后山洼里召开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孙津川主持会议，罗世藩报告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意义，市委布臵红五月行动纲领，要求各支部成立行动委员会，贴标语，散传单，扩大宣传并发展组织。

5月5日，南京各团体在金陵大学礼堂集会，抗议5月3日济南惨案，强烈要求政府对日抗议。南京大中学生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江苏大学召开了反日出兵大会，议决联合各界组织日货清理委员会，会后，1000多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示威，一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标语、传单撒遍了南京城。南京卫戍司令部随即宣布戒严，通令严禁反日宣传和游行示威，严禁检查日货，将贴在街头的反日标语、传单全部撕掉。同日，团市委召集江苏大学、安徽公学团支部在台城开会，筹划五月的斗争，会后分组在附近墙上贴标语，其中一组在墙上写“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的标语时，被军校学生龙俊发现而被盯梢，史砚芬、王亦铭（团市委组织部长）、王汇伯（团市委学委）等被反动军警扣留。由于王汇伯叛变，江苏大学团支部和党在浦口的接头机关被破坏，一批党团员被捕，许多支部活动陷于停顿。

在此紧急情况下，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市委在浦口江边芦苇滩秘密召开中共南京市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13人组成的新市委，孙津川任市委书记，罗世藩为组织委员，叶守信为职工运动委员，贺瑞麟为市委委员兼共青团市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南京党组织如何在困难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等问题。会议快结束时发现可疑人员，孙津川等跳入长江，游到下关上岸。

7月的一个夜晚，孙津川按约定时间到下关大江街58号姚佐唐家开会，在姚家草屋附近被埋伏的特务逮捕，姚佐唐因出去打水，乘机逃脱，连夜赶到上海。但因已被叛徒出卖，不久也遭逮捕。敌人用酷刑逼供、高官厚禄、母子亲情等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孙津川，要他交出南京全部共产党员的名单。几个月内，孙津川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头发都掉光了，但仍坚定地回答敌人说：“我既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要杀就杀，其他的话一句也没有！”1928年10月6日清晨，孙津川高呼着“枪毙我一个，还有10个。千千万万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跨出牢房。狱中难友唱起悲壮的《国际歌》，为战友送行。敌人竟用棉花堵塞孙津川的嘴，将其五花大绑，缚在黄包车上拖往雨花台杀害。1928年的九十月间，共有37名党员干部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其中市委委员就有7人。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刚刚积聚的革命力量又惨遭损失，这是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到的第三次破坏。

1928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黄瑞生（黄子仁）来南京恢复组织，后派游无魂任南京市委书记。黄瑞生先后担任市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市委书记（1929年4月游去沪后）。市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组织。1929年5月，由于市委军委委员王昭平被捕叛变，军委系统32人被捕，其中4人遭杀害。市委书记黄瑞生于5月18日被捕后也遭杀害，这是中共南京党组织遭到的第四次破坏。

6月，省委派王培槐为南京市委书记，不久调离。8月又派夏采曦来重建南京市委。1929年2月夏调离，王文彬继任南京市委书记。

南京党组织在王文彬的领导下，为了坚持斗争，继续革命，一方面领导坚持工人运动，发动了和记洋行工人第二次大罢工；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宣传，不断壮大党组织力量，培养和指导各地方党支部开展斗争。

2、“左”倾与南京暴动

1929年底，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来指示精神。会上，李立三作政治报告并最终获通过，说明代表“左”倾思想的“立三路线”开始占据上风。江苏省委同意了李立三的意见。会议确定江苏党的总路线是采取进攻路线，准备发动暴动，想以江苏的全面总行动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次会议对1930年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很大影响。

1930年2月，中共南京市委下属18个支部，117名党员，其中士兵支部有6名党员。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南京工人运动已经激烈到可以直接武装暴动的程度，南京的军队有党的影响，武装暴动是可能的，于是又向政治局提出要组织南京暴动。结果未获批准，但“左”倾思想在南京党组织中已经逐步蔓延。

4月27日共青团南京市委委员梁公弼和团员张义钢、王权等在南京国民大戏院散发传单时被捕。4月底，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文彬、共青团市委书记韩均等因受梁公弼等牵连被捕，造成中共南京地下组织的第五次遭破坏。

5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任命王弼为南京市委书记，委员有杨子庄、刘焕安、夏雨初等，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红五月行

动委员会(简称行委)，王弼任行委书记。根据省委指示，红五月行动纲领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并为全国暴动作准备。

5月20日，市委发动一些学生党团员在南京大戏院前集会并散发传单。27日，市委提出成立红军的口号，并决定发动群众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但无实际效果。市委宣传部长刘焕宗便在25日金陵大学举行的晚会上亲自散发传单，当场被捕。6月初，市红五月行委撤销，市委恢复，书记仍是王弼。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省的胜利，进而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这标志着“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南京市委于6月25日按上级指示成立了搞士兵暴动的兵委组织，准备在兵暴的基础上成立红十四军第二师；并定于7月16日在夫子庙举行反军阀混战示威，作为暴动的演习和准备。从7月9日起，市委就赶印了大批传单、标语，口号是“工农兵劳苦群众们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只有武装暴动，才是解放的新出路！”等。在国府路（现长江路）国民政府对面墙上有人用墨汁写上大标语：“7月16日到夫子庙示威去！C.P.”这等于把行动计划告知敌人。

7月16日下午，各学校的党、团员按通知到了夫子庙广场附近。按预定计划，将以爆竹为信号，一声爆竹响，立即集会、讲演、喊口号、散传单，并迅即散会。但总指挥、市委宣传部长石俊爬上奇芳阁茶社旁电线

杆，刚拿起爆竹，未及点燃，就被埋伏在附近的军警逮捕。集会没有举行，石俊等一批党、团员于9月在雨花台被害。

7月13日，李立三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臵的报告》，要求广泛组织暴动，占领南京，配合上海、武汉等地的革命斗争。为了配合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南京市党、团、工会再度合并，成立南京市行动委员会，一切服从于准备武装起义。南京市行委决定8月1日举行暴动。以学兵营枪声为信号，暴动队伍兵分三路，分别攻打国民政府、银行、军事仓库。由于传单、标语满天飞，敌人到处侦察盯梢，市委多处机关被搜查，暴动未成，党的地下组织反而暴露并遭到严重破坏。

接连的失利并未引起李立三的深思和反省，他还要继续坚持“立三路线”。8月中旬，李立三召开了一个布臵全国13个城市暴动的秘密会议。还提出了一些极端的口号，如“每个同志每天发展一个党员，一个星期内发展六七百党员”等。接着，又派中央总行委委员徐锡根到南京指挥暴动。

南京市委按上级布臵，准备在8月底再次发动暴动，要求浦口、浦镇的党员破坏铁路，于午夜2点听到城内枪声，立即过江攻占铁道部等。但暴动仍未发动起来，浦口铁路工人党员砍到了几根电线杆，从浦口到三汊河贴上了许多标语，写着“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欢迎红十四军！”敌人开始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幸存下来的浦口地区党组织又遭严重破坏。

南京暴动失利，从7月到10月，南京有5个支部全部或大部分被破

坏。7月初，全市有200多名党员，32个支部；11月统计只剩47名党员，8个支部，有近百名党团员牺牲。这是南京党组织第六次被破坏。暴动失利后，曾中生接任南京市委书记。9月下旬，曾中生被敌人盯梢，后脱险回沪。

8月下旬，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南京、武汉暴动的指示，并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错误。9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指示，停止暴动。1930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恽雨棠来南京任市委书记，恢复组织，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南京市委于12月14日作出反“立三路线”的决议。

3、九一八后的南京地下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把反蒋与抗日结合起来，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9月份，中共中央发表了两次宣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共江苏省委也于9月不断发出关于组织群众反帝运动，领导人民进行抗日反蒋斗争等指示。南京市委秘密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抗日民主运动。

1931年初，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在上海开会时被捕，牺牲于龙华。4月，省委派王善堂来任书记，李耘生任组织部长。11月成立特委，由李耘生负责。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全市有党员四五十人，团员十余人。中央大学等学校中党员人数稍多，其余分布在和记洋行和中央军校、机关等处。市委编印了地下刊物《杠杆》，每期铅印几百份，在党员和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在抗日反蒋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他们发动和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带领群众请愿、示威，并在抗日反蒋中扩大宣传、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到1932年初，南京党组织已有近200名党员和9个支部。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使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

南京的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工作中心放在士兵运动和铁路、工厂方面，一再发动暴动，但仍被中央和省委指责为“右倾”。1932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秘书施其卢到南京视察，要求发动工人进行总同盟罢工，配合南京的大暴动。南京大暴动的计划是：把国民党教导旅和宪兵中的党员和一部分积极分子拉出来，混入因水灾逃难到南京，聚集在鸡鸣寺一带的难民当中，发动暴动。同时，指示南京特委下属溧阳、句容特别支部，在两个地区发动游击战争，配合“南京兵变”。还布臵和记工人、人力车工人、京华印书馆工人、浦口搬运工人等参加大暴动，并事先印好了宣言、传单，准备在2月25日全省总罢工时散发。

2月上旬，京华印书馆中共党支部书记李向荣和军委交通吴恕相继被捕，供出上述行动计划。接着，军委书记路大奎被捕，叛变后带领特务守候街头，2月中旬，将市委书记王善堂逮捕。顾顺章亲自审问劝降，王善

堂供出全市党员密写名单。国民党的搜捕、镇压，从1932年2月一直持续到1933年2月，达一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南京中共地下组织，至此又被全部破坏。这是南京中共党组织第七次遭破坏。这次破坏波及江苏省委所属的徐海蚌、长淮特委，300多人被捕，100多名党员牺牲。

1932年11月，中共南京特别支部成立，有6名党员。1933年6月，江苏省委派顾衡来南京任特支书记。顾衡虽然年轻，斗争经验却很丰富。五卅运动中他还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曾随恽代英等同志去芜湖一带搞宣传工作。在中央大学三年级时，他毅然放弃自己喜爱的数理专业，离开南京去北平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去安徽太和县任县委书记。在县城搞学运和兵运，不久转入农村搞农民运动。他和农民一起砍秫秫，喂牲口，锄草，和农民穿一样的破衣服，吃一样的杂合面，抽一样的旱烟袋，成为农民的知心朋友。到南京后，他戴上鸭舌帽，背着长方形、扁扁的木书架到南京最大的工厂浦镇机厂门口摆小人书摊。人们经常看到这个穿着褪色的工人短装的年青人，微笑着、亲切地和来看书的工人聊天，晚上住在工棚里。他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说，第二国际自恩格斯死后，由一些知识分子把持，成天空谈革命。我们一定要到工人中去做实际工作，做一个实实在在的革命者。他身体力行，带领几个党员，在南京为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扎扎实实地工作着。

1933年7月15日，南京浦口车站验车员张凤林被宪兵无理吊打，当晚6时，验车房30余名工人卧轨，阻止国际列车开行。当局被迫答应惩

办凶手，向工人赔礼，撤换宪兵连，斗争获胜。几个月后，浦镇机厂被破坏的党组织又恢复起来，发展了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约十余人。还在码头、电灯厂、兵工厂和交通队等工人中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

1933年秋，中共南京特支在逸仙桥国民政府建设机关委员会机关宿舍、党员葛和林的住处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葛和林是组织干事兼任交通和文书等工作。每到星期五晚上，顾衡就要到那里去，看文件、写报告，总要工作到深夜。顾衡不仅负责组织发展工作、宣传工作，还负责筹措党的活动经费。

半年以后，中共南京特支在艰难中逐步发展，在工厂、学校、国民党军事机关迅速恢复党的组织，党员人数增加了五六倍，还建立了共青团及反帝自由大联盟、南京读书会、工程学会、工人读书班等革命组织，以此同时积极筹建市委。

1934年初，南京党组织力量有所发展，党员由几个人发展到30余人，团员发展到10余人。特支也改为南京市委，仍由顾衡负责。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错误估计形势，仍然强调白区的党要积极准备和领导工人罢工斗争。江苏省委执行中央指示，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议》，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1934年2月，中共南京党组织在江浦星甸和浦镇地区农村中开展借粮抗捐斗争，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4月15日，南京下关码头工人100余人在热河路三星茶社楼上开会，讨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问题，被警察包围，10人被捕。在这以前，江苏省委连续遭到破坏，大量秘密文件被抄走，一些

人叛变。南京的斗争环境日趋险恶。1934年4月，顾衡撤销设在逸仙桥的党的机关，通知葛和林登迅速离开南京，自己继续在南京坚持工作。7月19日，中统南京实验区副区长等指挥特务开始在南京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他们跟踪顾衡已一两个月之久，知道他是共产党负责人，怕他离开南京，决定下手抓捕。8月4日，当顾衡在他的秘密住所，中央大学附近沙塘园的一所老式平房的一间小屋内印刷文件时，特务持枪闯入，顾衡手持印刷滚筒英勇搏斗，受伤被捕。特务对他威逼利诱，他始终不开口。1934年12月4日，顾衡在雨花台被杀害。

顾衡等被捕后，其余党员有的被迫离开南京，有的与组织失去联系。这是南京中共党组织遭到的第八次破坏。

1934年夏至1937年夏，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一直没有恢复。但一些失去组织联系仍坚持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得到了上海文委和共青团江苏省委的指导，推动了南京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四、抗争

1、重建南京党组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双方的策略分别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设立后，博古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同志积极

恢复长江下游白区的中共组织，博古从营救出的同志中抽调人员，加强这项工作。10月，中央批准在上海建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兼工委书记，张爱萍任军委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

10月，中共南京市委被破坏3年后重新组建。北平、天津沦陷后，大批平津流亡学生由北平学委会分负责人蒋南翔、李华带队南下，陆续抵达南京。9月8日，蒋南翔到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博古、叶剑英，汇报流亡学生中党组织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工作。当时到南京的中共党员约30人，建立特支，由蒋负责。特支在南京秘密学联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中旬，博古指示李华组织中共南京市委，李华为书记。市委领导南京、扬州、无锡等地的党支部或党员。工作重点是密切联系南京学生和平津的流亡学生；注意吸收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优秀分子入党；宣传中共抗日方针。11月下旬，市委委员和其他党员陆续撤离，市委撤销。

12月13日，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南京国民党守军历经鏖战，最终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南京沦陷后，两年多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从1940年起，中共江苏省委和苏皖区党委都很重视在南京开辟工作，先后派党员到南京，重建党组织。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南京的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军占领南京后，加强社会控制，南京党组织又未留下任何成员，因此，中共江苏省委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排遣人员到南京立足。直到1940

年4月，才调派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的南京籍地下党员马卓然回南京。马到南京后，经过半年时间，通过亲友介绍，才在日伪合营的“华中铁道运输公司”下关营业所找到一份工作。9月，中共江苏省委又从浦东游击队抽调有亲友在南京的朱启銮到南京重建党组织。朱启銮在1941年初得以进入私立培育中学任外语教师，他认真授课、热情待人，逐渐得到校长的信任，不久，升为教导主任，在南京站稳了脚跟。接着，在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又陆续从上海调派10余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南京。对于调派人员方面，一是挑选在南京有亲戚朋友的党员，到南京可托亲友介绍职业；二是抽调中学、大学生党员，转到南京上中学或大学；三是依靠先到的党员帮助后来的党员寻找职业。

1942年6月，省委派刘峰、欧阳仪夫妇到南京，刘峰负责南京党的工作。刘峰原在上海先后负责学委及教委的工作，他被派到南京来，是因为他有一个远房舅舅在南京。他到南京时，这位他从未谋面的舅舅失业在家，生活很困难，房子住不下，只好待刘租半间住房，房主是这位舅舅的本家，房主的儿子是刘规章是汪伪特务。刘峰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住下来，就与刘规章临时合伙做生意。过了四个多月，刘规章在江宁湖熟镇因赌钱和日本翻译闹翻，日本翻译诬告他通新四军，被日本人杀了。以后刘峰就和朱启銮的岳父一道做生意，在中华路合开一个小百货店，以做生意为掩护，在南京坚持战斗。

8月，刘峰和朱启銮到上海向省委汇报工作。王尧山指示他们成立南京工作小组，由刘峰和朱启銮负责，开展南京党的工作。这时，省委排到

南京来的党员有17人。南京工作小组成立后，重点抓学校、工厂、铁路的工作。党内采取单线联系的方法，防止暴露和破坏。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的方针教育、形势教育、气节教育，组织党员学习革命理论；对党员进行组织纪律教育，保密教育，教党员怎样防止盯梢，怎样保护党的机密；规定党员一定要了解周围的情况，深入联系群众，了解群众；要利用合法形式，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进步社团，或打入汉奸领导的社团，开展合法斗争；通过各种群众活动选择进步分子，认真考察，重点培养，在条件成熟时，吸收入党。

1943年3月，江苏省委被撤销，另在中共中央华中局设立城工部，部长为刘晓。城工部又陆续派10多人进入南京。1944年6月成立“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刘峰、朱启銮任正、副书记，除领导南京的工作外，还兼管马鞍山、镇江等地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到日本投降时，中共江苏省委系统在南京的党员有80多人。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辖苏南、苏皖、苏北三个特委。苏皖区党委十分重视在南京开展工作。

1939年暑假期间，在常州活动的新四军情报人员赵云举接触到回乡度假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验女子中学学生朱为娟（又名许勤）与吴静华，了解到她们在学校中秘密组建抗日团体“七人团”，并希望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就将她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中共苏皖区党委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4月，先后派李复、汪大铭与朱为娟等见面，指示她们在南

京广交朋友，扩大活动范围；在1940年7月，又利用学校暑假期间，将朱为娟、王秀琪、姜秀英（又名石轩）调到句容北面的宝华山游击区进行为期1个月的学习，介绍她们加入党组织，并组成了1个党支部，由王秀琪任支部书记。1940年9月，朱为娟考入刚刚开办的汪伪中央大学文学院学习。她和党支部其他成员一道，在青年学生中广交朋友、团结进步青年，先后秘密成立了“青年互助会”、“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等中共外围组织，并物色与培养了方昆（又名潘田）等人加入党组织。1941年7月，由苏皖区党委改组的江南区党委派舒诚到南京，化名姜秀琳，考入南方大学学习，领导在南京的地下工作；1942年初成立“中共南京特别支部”，舒诚任书记，王秀琪、姜秀英为委员；1942年7月又成立“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仍由舒诚任书记，除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外，又派党员到工人、店员、职员中进行活动。1944年6月，舒诚等人被调离南京，新组建的中共苏浙区党委派方休为特派员，到南京领导地下工作。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该系统的中共党员有50余人。

从1940年到194年，中共江苏省委采取“派进来”的办法，从外地选派党员到南京开辟工作；苏皖区党委则采取“带出去”的办法，分批把积极分子接到根据地去进行培养教育，发展入党。两个系统在组织上没有联系，但政治目标、斗争策略是一致的，工作中有过接触，能注意协调配合，都很重视在学生、工人中开展活动。

2、运动与斗争

在学生运动方面，1938年南京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后，中、小学

教育以及高校逐步恢复。日伪当局在恢复学校时，从一开始就注意实施奴化教育，并创办了“学生互助会”、“干字运动实践会”等伪青年组织，力图从思想上、组织上广大青少年学生。对此，中共南京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首先派遣党员，通过各种途径，打入各伪青年组织，取得合法身份，并努力成为这些伪青年组织的领导骨干，掌握一定的权力；然后打着这些伪青年组织的旗号，组织发动学生，巧妙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与组织活动。在南京党组织与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下，南京的学生运动逐步展开，从开始组织阅读进步书籍、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发展到后来的“驱樊”、“清毒”，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

“驱樊”运动发生在1943年5月底，“樊”是指樊仲云。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他被任为伪教育部政务次长。1940年7月中央大学“复校”时，他转任为伪中央大学校长。他在伪中央大学鼓吹和散布所谓的“和平理论”，对学生强化组织和思想控制，学生伙食费被贪污，伙食质量愈来愈糟。学生们普遍对樊不满。1943年初夏，生活特别困难的东北、华北流亡学生首先提出“驱樊”的主张。“青年救国社”开会时，东北流亡学生尚有为提出此倡议得到所有会员的赞成。共产党员方焜向上级汇报，也得到上级的同意。于是，决定发动全体学生向汪精卫请愿，要求罢免樊仲云，并起草了《请愿书》。5月31日凌晨2时，按预定计划由骨干分子分头唤起学生到大饭厅集合，尚有为主持，封松筠作动员，宣布整队去汪精卫公馆请愿。在校学生1000余人浩浩荡荡开赴颐和路汪精卫住所，高

呼“我们不要贪污分子当校长！”等口号，要求汪精卫接见。汪精卫在睡梦中被吵醒，异常震惊，只好接见学生代表，听取意见，答应派员处理。第二天，汪精卫派伪教育部部长李圣

五、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到校与学生代表谈判。几天以后，伪政府宣布撤销樊仲云的校长职务，另派校长，伙食也得到了改善。“驱樊”运动取得了胜利。

1943年12月，“青年救国社”又发动与领导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也更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当时鸦片等毒品在南京危害日益严重，日、伪在毒品专卖问题上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汪伪政府想利用青年学生造些声势，一方面打击日方鸦片专卖机构“宏济善堂”，获取一定的专卖权和利润；另一方面想借此为汪伪政府装点门面。汪伪政府由林柏生出面，派遣其亲信李绍忠到伪中央大学，邀集厉恩虞、王嘉谟等几个学生领袖商谈搞点宣传禁烟的活动。厉恩虞、王嘉谟都是“青年救国社”的骨干成员。他们在请示南京党组织同意后，力主将这次禁烟宣传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学生“清毒”运动。1943年12月17日晚，100多名中央大学学生与100多名中学生，前往南京商业中心区的朱雀路、夫子庙一带，冲砸了多家鸦片烟馆，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学生们乘机向民众发表演说，宣传“宏济善堂”贩卖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矛头直指日本当局。日本宪兵队发现后出来干涉，以刺刀刺伤王嘉谟。学生们宣称是奉林柏生之命，日本宪兵才予放行。12月18日下午，在中共各系统地下组织与国民党南京地下市党部的支持与配合下，“青年救国社”进一步动员了约3000多名大、中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除三害”的口号，竟禁止毒品发展为禁止烟、赌、舞“三害”。数千学生将朱雀路、夫子庙一带的烟馆、赌场、舞厅全部砸烂，揪出了许多正在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烟民赌客，其中不少是伪政府官员；然后将收缴的烟土、烟具、麻将、赌具等物用人力车全部拉到国民大会堂前，点火焚烧。当时天色已黑，熊熊火光映红了天空。数千学生在赶来的日本宪兵队的武装监视下，全无惧色，举行集会。厉恩虞、王嘉谟主持大会并发表讲话，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学生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作斗争！”会后，由厉恩虞、王嘉谟二人提议，大家举手表决赞成，宣告成立“首都学生清毒总会”，厉、王二人被推为正、副会长。

首都学生清毒总会”成立后，“清毒”运动在南京进一步发展，并向上海与整个华中敌占区的城市扩展。1944年1月寒假期间，“首都学生清毒总会”组织“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继续到街头进行宣传和打砸烟馆，1月31日，“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经过周密准备，组织学生数百人，于下午查抄了号称“白面大王”的毒犯曹玉成的家，查抄出白面与白面原料30余两；又查抄了曹玉成的儿媳邓明华家，搜出白面5两及毒具等。学生们将曹玉成与邓明华人赃一并押解奥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孙中山铜像前，当众焚毁毒品毒具，并勒令两犯在铜像前下跪示众。然后将两犯一并移交“首都警察总监署”。此事再次轰动了南京城，迫于群众强大的舆论压力，汪伪政府于1944年4月20日将曹玉成判处死刑。

中共南京地下组织领导的“清毒”运动，利用日伪矛盾，以合法的形式与面目出现，发动与组织了学生，唤醒了广大民众，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日伪当局与社会上的腐败势力。

南京党组织在发动和领导学生运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42年7月，南京部分铁路工人与淮南新四军二师取得联系后，秘密成立“华中铁道工人抗日行动委员会”（简称“工抗会”），由张锦堂任主任委员，规定其任务是：向工人宣传抗日主张，吸收进步工人入会，秘密开展抗日斗争；发动工人怠工，制造事故，破坏日伪交通运输；截取敌人军用物资，送往抗日根据地；搜集日军军事运输情报和日伪驻军情报，及时送往根据地。此后，“工抗会”开始积极进行抗日活动。他们利用铁路行车，将抗日宣传品沿途散发，特别是利用南京市内铁路，在南京城内散发与张贴；他们还把抗日宣传品偷偷塞进铁路日籍职工的宿舍；他们破坏铁路、机车，造成多起停车事故；他们有计划地将列车、车站、码头上存放的日军各种军用物资成批量地取出，运往根据地；他们将日军的军事运输与驻军调动的情报及时报告新四军。1943年夏，“工抗会”会员赵景升从三牌楼日军仓库偷出十几箱子弹，密藏在一个小水塘边，准备运往根据地。不料此事被日军发觉，赵景升被日军抓获。日军宪兵押他去寻找子弹，他为了不让子弹重新落入敌人手里，乘敌不备，突然跳上一列飞驰而来的列车，被日军开枪击中，不幸牺牲。

三轮车是1942年春南京出现的一种新式的交通工具。为了在三轮车工人中开展工作，1943年夏，中共南京工委委员、当时才19岁的姜秀英托她同学的介绍，到南京三轮车公司当售票员。她主动跟工人聊天，深入工人家了解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很快就交

上一些工人朋友。这年冬天，资方决定将三七拆账改为二八拆账，还要工人负担车辆修理费用，工人很不满意，就推举代表找经理讲理，但被经理拒绝。姜秀英就启发工人用结拜把兄弟的办法，联合起来罢工抗议。公司派人劝说工人复工，工人不答应。伪东区警察局逮捕了一些工人，日本宪兵队则传讯了一些工人骨干。罢工坚持了近两个星期，经理答应修车费仍由资方负责后，工人才陆续复工。在罢工的前前后后，姜秀英对工人很关切，热心为工人出主意、想办法。有的工人原以为她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大孩子，过后想起来又觉得她讲的话对，就照着去做了，效果不错。罢工结束后，姜秀英还是和先前一样，天真活泼地同工人们有说有笑。通过斗争，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智慧，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不久，姜秀英发展了三位工人党员。

3、隐蔽战线的斗争

南京地下党的抗日活动，还包括隐蔽战线的斗争。中共“上海情报站”及其所辖的“南京情报组”，从1938年年初到1942年7月，在南京活动了约4年半的时间，他们设法获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日伪上层核心机密，送往延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1938年到1939年期间，在南京秘密情报战线上活动的只有西里龙夫与陈一峰等人。他们就利用自己是日、伪通讯社记者的身份，经常参加日伪当局上层的各种活动，获得各种重要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站”为加强在南京的工作，正式成立“南京情报组”。李德生（纪纲）担任组长，李的爱人张鸣先负责密写情报，小组共有8名成员。成员中特别是汪锦元以

驻日华侨和留日学生的身份，利用特殊关系，成为汪精卫的日文秘书和贴身随员。汪锦元每天到颐和路汪公馆上班，参加汪伪最高层的各种会议，处理汪伪各种最机密的文件，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并及时将情报交给“南京情报组”。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李德生在小火瓦巷租了一座比较好的房子，挂上牌子“世传中医李德生”，以行医为掩护，将西里龙夫、陈一峰、汪锦元等人获得的大量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再转发延安和新四军军部。1941年10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破获，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尾崎秀实也被捕。1942年6月，上海、南京的日本宪警根据东京提供的线索，逮捕了与尾崎关系密切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嫌疑分子。一个月后，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3人也被捕并押往日本受审。“南京情报组”完全停止了活动。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派白沙岛南京恢复情报组织，与李德生被捕后遗留下来的情报关系吕一峰、阮毓琪等人接上关系。他们在南京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此外，1942年3月，延安八路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直接派遣军事情报人员徐楚光到南京工作。他先经武汉，后到南京，经人介绍结识了南京大亚山堂堂主、红帮头子朱亚雄。他先经商，后到南京伪中央军校担任上校战术教官。不久又任伪军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伪军委会参赞武官公署上校参赞武官等职。他在伪军上、中层军官中广交朋友。搜集军政情报，策反伪军军官。1943年初，八路军总参谋部又派马蕴平等人潜入南京，协助徐楚光工作。

1944年深秋，中共江南区党委（原中共苏皖区党委）与新四军第六师，由江南区党委书记吴仲超布臵，派遣敌工干部李涤非（李铁飞）潜入南京，秘密筹建“地下军”，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与城外新四军里应外合，夺取南京。中共苏皖区党委在南京城内已开展地下工作多年，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南京工委。李涤非到南京后，依靠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和亲友关系，化名李庸夫，打入伪财政部卫士大队，充任军械员，掌管军火仓库，支上士薪饷，具有军官身份。李涤非在南京立足后，即开始组建地下军的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伪军警，二是工人，三是学生，其中策动伪军警起义是重点，因为他们掌握武器。李涤非首先在他所在的伪财政部卫士大队进行工作，抓住当时日本战局不利、南京伪军官人心浮动的有利形势，利用亲友和同乡关系，先后发展中下级军官数名参加工作。同时，李涤非以中央大学为据点，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先后吸收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分子参加，1945年春，李涤非将上述成员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中共的外围组织——“南京各界抗敌后援会”。李涤非还通过关系，争取到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中任高级顾问的李惟身为“南京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作。在日本投降前夕，李涤非与“南京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准备组织地下军，发动武装起义。但后来形势变化，中共中央指示放弃占领南京。李涤非等人突然于8月8日被伪宪兵司令部抓捕关押数日，因此在南京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只是策反了部分日、伪军向南京城外的新四军投诚。

抗战胜利前夕，除了苏皖区南京党组织系统在南京开展地下工作外，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领导的“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也采取了积极行动，呼应南京城外的新四军的斗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下令夺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的同时，任命粟裕为南京市市长，方毅为副市长。华中局城工部特派马文林兼程赶到南京，向南京工委书记刘峰传达关于里应外合的指示，要地下党紧急行动起来，组织地下军，配合新四军解放南京，迫使日伪缴械投降。

南京工委接到指示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臵基层党组织分头行动。新街口及其附近地区由陈慎言、刘鉴农、叶再生负责，调查日伪军政机关、仓库和军政要员住宅；每三四人组成一个行动小组，准备在新四军进攻南京时，收缴伪军警枪械，攻击预定目标。下关地区由彭原、白文良、陆少华、王春海等负责，在装卸工人中组织一小队地下军集中待命，准备迎接新四军进城。浦口地区派沈以行前往，领导浦镇机厂党支部和浦口站小组，动员群众，迎接新四军进城。浦镇机厂的党员晚上将解放区的报纸、标语传单贴到浦镇街上，群众纷传：“夜里新四军游击队到浦镇来了。”吓得日本士兵夜间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邓府山陆军修械所、伪中央军校、孝陵卫农业实验所、太平门农场由盛天任负责，以党员为核心，组织积极分子，准备夺取枪支弹药，配合新四军的进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对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急令。中共南京工委迅速印出几千份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命令、向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布的命令，布臵党员和积极分子连夜在全城张贴、分发。随后，又印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

彭德怀8月1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张贴街头。苏浙区党委所属党员也印发了大批传单。南京敌伪异常震惊，以为是新四军派人进城来张贴和散发的，终日惶惶不安。

8月16日，南京工委副书记朱启銮派张宝生到解放区送信给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汇报有关里应外合的准备情况。17日晨，刘长胜告诉张宝来：情况有变，中央已经决定不进攻南京了。张马上赶回南京，告诉工委领导。南京工委停止了有关里应外合解放南京的各项工作。在准备配合新四军解放南京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党组织对他们加强教育，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中共南京党组织继续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宣传“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为争取和平、实现民主、人民解放而努力。

五、新生

1、重建党组织

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开展斗争的需要，1945年10月，华中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分局城工部下建立南京工作部（驻六和竹镇以东地区，后曾迁驻六合县城附近和安徽天长等地），陈修良任部长，领导南京地区党的工作。

陈修良，1907年生，浙江宁波人。1926年3月在上海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在武汉转党，时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8年被组织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白区工作，后奉命北上到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曾任《新华日报》（华中版）

总编辑，此后又担任过华中局党校总支副书记和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副主任等职。

南京工作部成立后，各系统在南京的党组织统归南京工作部领导。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领导机构设在解放区、统管几个系统的党组织的状况越来越不适应。1946年4月，华中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在南京建立南京市委。市委由陈修良（书记）、刘峰（副书记）、王明远、朱启銮、方休（1947年初，方休调出，补陈慎言）组成。市委成立前后，华中分局还先后派了卢伯明、高骏、陈良、林徵、江瑾等一批干部到南京工作，充实南京党的力量。

1946年5月，陈修良到南京不久便在磨盘街42号党员张杰的家里召开第一次市委会议，传达分局指示，研究部署工作。市委对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及敌、友、我三方的基本情况作了分析，因南京的斗争环境特殊，吸取以往党在敌占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不设专门的市委机关，党员干部必须做到职业化、社会化，立足于群众之中。市委还决定在加强学生、工人系统工作的同时，开辟发展其他系统的工作，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这时市委所属党员共有200多人。市委成立后，对原有的基层组织进行整理、调整，市委委员也作了分工，陈修良负责全面工作，并领导情报系统；刘峰协助陈修良抓全面工作，并领导工人工作；王明远领导学生工作；朱启銮领导公务员工作；方休领导店员、小教工作。5月，市委首先调整充实了学生工作委员会；建立起城内工人区委和下关两浦工人区委，并按照党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组织。到南京解放前

夕，中共南京市委在学生、工人、小学教员、公务员、文化、警察、银钱业、店员、中学教员和卫生等系统建立了9个各种委员会和情报、策反两个系统，并领导镇江工委和芜湖等支部，约2000名地下党员分布在全市各行各业和敌人心脏机关，以及南京周边地区。1946年7、8月间全面内战爆发，大江南北往来困难，南京市委接到上级通知：内战已经开始，要准备坚持长期斗争。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成立，南京市委即归上海分局领导。

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在南京这一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用各种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在不同的阶段，组织反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在斗争中，党始终把握斗争方向，在不同时段，注意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采取灵活的方式和策略，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积蓄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2、开展斗争

中共南京市委领导的学生运动是南京人民革命斗争的先锋和主力。据1948年统计，南京有高等学校12所，中学51所，大、中学生4.5万余人。中共南京市委在1946年4月建立之初，便成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着重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政治引导，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引导组织他们参加学生运动。解放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党领导青年学生先后开展了反甄审斗争，反美抗暴斗争，高中学生反对毕业会考斗争，五二0运动，助学运动，争夺学校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自费生请求伙食贷金运动，红五月及五二0周年纪念活动，中学生争取减免学费的斗争，争生存、争自

第二篇：“药房成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

“药房成为地下党的大后方”

————记驳山头的抗日英雄、中医大夫杨际瑞

题记： 1939年--1941年，中共滕东县委驻地设在山亭区山城街道的驳山头村，县委书记王丹墀带领地下党及仁人志士们在此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杨际瑞先生，是当时驳山头村的中医大夫，他一生行好积德，曾为十里八村的老百姓免费治病；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大药房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医院和秘密联络站，曾医治八路军伤病员数百名，平安地掩护过王麓水、王丹墀等一批革命领导同志，顺畅地发挥了上下传递情报的功能；他曾与日伪军斗智斗勇，巧妙的用安抚的策略“打发”走了鬼子，从而保护了地下党战士。

小时侯，经常听姥姥讲起抗日年代她亲身经历的桩桩往事；长大后，因为从事宣传工作，观注报纸和网络新闻便成了每日的必备功课，在《枣庄晚报》的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专题采访栏目，有幸看到了《“红色力量”在驳山头》一文，其中的细节竟和姥姥描述的一致。为挖掘更多的历史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战争史实，近日，笔者在舅姥姥俞朝凤的配合下，来到驳山头村杨际瑞先生的故居，寻访当年地下医院的踪迹、寻找那段尘封的历史„„

在老家的屋梁头顶上的黑色木箱子里，舅姥姥将当年高祖父杨际瑞先生用的几十本书籍拿给我看，有《本草纲木》、四书五经、康熙大辞典、天主十戒等，以及当年他的读书笔记、帐单之类，文字纵向排列，繁体字书写。100多年过去了，纸张已泛黄，但毛笔书写的字迹依旧清晰、工整。回来后，笔者根据此次寻访见闻，以及姥姥、舅爷爷的回忆，整理成此文。

为十里八村的穷苦百姓免费治病

杨际瑞，就是我姥姥的爷爷，出生于光绪元年（即1875年）驳山头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幼时在村里的“义塾”读过几年书，聪明好学，过目不忘。他早年曾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取得了到官办的县学读书的机会。但由于家境贫寒，只得在家里伏案自学，欲参加“乡试”，以求中举“光耀门楣”。但有一年，村里来了一场瘟疫，很多孩子病死了，看到孩子的母亲悲痛欲绝，看到还有很多穷人因为气管炎、发烧等“小病”丧生，他毅然放弃了仕途之路，钻研中医当起了“先生”，为穷苦的老百姓治病疗伤。

据姥姥回忆说：小时侯她经常跟着祖父去山上采草药，一跑就是几十个山头，回来后要晾晒，将上百种草药都贴上标签，分类放好。每种病用什么药方，都让她记、背，时间久了竟学会了不少医学常识，俨然成了一个“小大夫”。祖父会把鸡蛋壳烘烤后研磨成粉，供肺结核病人服用以增加钙质；用硫磺粉加石灰水煮成药水，治疗疥疮；用砖头烧热后作热敷；做饭用的蒸笼用来对医疗器械消毒。他对外科正骨接骨很在行，村里谁家的孩子脱臼了他一下就给“接”上了；他还对针炙、按摩有独到了研究，至今保留有《经络推背》、《要经络解》等书籍。

杨际瑞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乐于助人。有的人病的走不动了，姥姥姊妹几个“小丫头”就帮搀扶着进屋让其躺下，高祖父经过耐心的把脉，望闻问切后，取药、研磨、煎好药让其喝下去；很多人来看病却没有铜子，高祖父从不拒绝，总是先治病，然后写个契约：因银两不足，年后还两个鸡蛋„„.时间越久，帐单越积越多，高祖父的年龄也愈大了。1943年，姥姥的小弟弟出生了，高祖父就为小么孙取名“大让”，意为把之前那些帐单全部“让”去，从此不再提了。其实，他的初衷就是为穷苦的村里人治病，并不要报酬。

在为穷人治病疗伤的同时，他也在村里的小学当教师，同王丹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到春节时，他还为为全村人免费写对联。姥姥回忆说：“一过年，俺家院子里就站满了人，等着写“对子”。老爷写，我就在一旁研墨，每隔一个钟头就得往洋油灯里倒油，一忙就到半夜。”

智斗日军 为地下党伤员治病疗伤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3月，日军铁蹄踏进了滕县境内，到处杀人放火，制造了一系列惨案。据姥姥回忆：日本鬼子太坏了，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到处抢东西，还爬到屋顶上搜寻‘花姑娘’，村里的媳妇、大姑娘都吓的整天往脸上抹锅灰。在村子大石头处有一片麦场,在那儿她曾亲眼见到同村的一叔父被日本人用刺刀挑了脖子，鲜红的血喷了很高。老百姓一听到日本鬼子来了，就吓的拖家带口往山里跑，夜里在山谷睡觉，经常能吃到狼、皮子(“狐狸”的方言)等野兽的叫声，饿得不行了就吃树皮、草根。等日军撤离，他们从山上回来之后，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被翻个底朝上，一粒粮食也不会剩下；有的人家锁门了，鬼子一发怒，就一把火把茅草屋烧了，只剩下乌黑一片。

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7年10月，“滕县农民抗日协会”成立；1938年7月，省委率四支队南下滕县滕峄边的善堌、南塘、凤凰庄一带集结，举行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由于汉奸、二鬼子的出卖，鲁南形势对我军不利，8月，省委决定率义勇总队向抱犊崮山区转移。临行前特支决定留下王丹墀、徐培泉、徐广元3个人，组建成党小组到驳山头村以教书为掩护在滕东坚持活动。1939年2月，中共滕县县委在羊庄镇大赵庄村成立，办公地址就设在驳山头的天主教堂，王丹墀任县委书记，带领着“滕县工作团”地下党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革命斗争。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王麓水将军率领的东进支队来到鲁南；同年11月，独立营、赵庄、南塘等村的武装力量合并成滕县县大队。几支力量共同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开展了一场场的游击战争，解放了羊庄、艾湖一带。

在敌我的交战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战士受伤，杨际瑞先生的药房就成了为伤员疗伤的“地下医院”。有的战士受伤鲜血直流，半夜来敲门，高祖父总是及时的开门，点燃煤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镇定的为其包扎，将煎好的药送到受伤战士的嘴边；伤势严重的一住就是几个月，高祖父就给他们穿上他儿子的衣服，乔装打扮成老百姓，以应付骗过敌人耳目，保护伤病员直到彻底的康复，高祖父才会“放他走”。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家里仅有两个木架子床，自从有八路在此疗伤，高祖父就把姥姥及弟妹们捻到柴草垛上睡觉，空出床以供伤员休息。柴草垛太脏，姥姥的棉袄里生了密密麻麻的“虱子”，痒的她把皮肤都挖破了。

随着战争的深入，伤员人数不断增加。杨际瑞一家人又在羊圈的最里面垒了一堵墙，里面有个5平方大小的暗室，套墙下有个小洞，平时用砖塞着，上面覆盖着柴草，这是给伤病员送水送饭的通道。另外，还在盛粮食的泥缸下面、羊圈里、地瓜窖挖了4个秘密地洞，专门让八路军伤员隐蔽、疗伤。据姥姥回忆：高祖父家里曾掩护和护理的轻重伤员有时达20多名,他一人处理伤口、换药、洗绷带、烧水做饭、端屎端尿这些活一个人忙不过来, 她们这些小孩子也帮着打下手,还负责站岗放哨。

杨际瑞先生是驳山头的文人，也信奉天主教，定期会去东边山上的德国教堂聚会。通常，日军一进村就让“二狗子”带他们找村里的明白人。高祖父似乎并不怕鬼子，而且和他们成为了“朋友”。鬼子一登门药房，杨际瑞就拿着鸡蛋、粮食去迎，用日语同他们对话，有时也写字同日军交流，大概是说：“请黄军先吃饱，我们再谈别的吧．．．．．”随即，就点柴火烧锅煮粮食，杀鸡，煮鸡蛋。那时，家里养了很多羊，就是为了填饱日本人的肚子。通常，黄军见有好吃的，大吃一顿后便走了。但一次次的安抚，一次次的给餐，却从未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信息，鬼子们就不满了，将刺刀架在杨际瑞的脖子上，嘴里依里哇啦的逼问。因为他本人是天祖教的忠诚信徒，由盖神父出面讲情，高祖父才幸免一死。

一生心系祖国 死而后已

1941年9月，由于战争需要，根据鲁南一地委指示：撤销滕东县委，分别建立邹西、滕西工委。此后，地下党主要力量从驳山头村撤离。滕东县委撤走之后，杨际瑞依然非常关心抗战的进程。1945年听说，日军战败回国，他欣喜若狂；之后，就是解放战争，他总是给他的子女、孙辈讲战争进程。姥姥曾回忆说：“俺老爷每天都要说好几遍，日本鬼子走了，国民党蒋介石退到哪儿哪儿了，毛主席追到哪儿哪儿啦。他还总是拿白纸教我写字，可惜在那个旧社会，我17岁就出门子(出嫁)了，没能继承老爷的好手艺。俺爷（父亲）和俺叔不愿意念‘书歌子’，光喜欢‘挑皮人子’（皮影戏），也没能当‘大夫’传下来。” 1948年的冬天，这位73岁的老人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未能熬过那个寒冬，在三天不吃不喝后与世长辞。从此，杨际瑞先生苦心经营的药房关门了，未能等到新中国成立，在事业上未能有个继承人，这或许是他一生的遗憾。他曾用过的中药橱柜、药勺等孤单的矗立在老房子中又是20多年。据舅爷爷杨金平回忆：祖父用的药厨是黑色，大约1.2 x 1.0m见方，还存有两三箱子书，《本草纲木》、四书五经、康熙大辞典、经络推背之类，文言文加繁体字，他小时侯经常翻看。可惜的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些宝贵的财富同村东的天主教堂一样，均没有逃过这一劫，被破坏掉了。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书和药箱，他小心的珍藏了起来，放在老房子屋梁头上。70年代村里开诊所，杨际瑞先生曾用过的药箱被大队的要去充数了，后来村委会几经搬迁，估计毁坏掉了。说到这里，舅姥姥俞朝凤露出了遗憾的神情。

虽然杨际瑞先生去世时，他的“么孙”，也就是我的舅爷爷杨金平才仅仅5岁，但从母亲那儿听说过爷爷的故事。为了弥补老人家一生未能完成的心愿，他从7岁进入了“驳山头小学”读书，学校就是曾经的天主教堂，在那里上完了初小、高小。由于家境贫穷，母亲年龄已大，12岁的他就进了地方粮库当会计，当时个头矮，打算盘时要站在小凳子上，但他坚持住了，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现已年过古稀的他，虽然没能像他爷爷一样“从医”，在枣庄也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算完成了祖父的遗愿吧。

其实，杨际瑞先生只是无数个抗战幕后的支持者之一，正是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有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帮助，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把我的高祖父杨际瑞的故事陈述出来，希望以此来缅怀先人，激励后者吧！

（单智慧）

第三篇：1949年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匆忙屠杀地下党老照片

1949年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匆忙屠杀地下党老照片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却倒在了曙光绽放前的最后一刻。

国民党势力不甘覆灭的命运，进行垂死挣扎。特务机关频频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5月20日，隐蔽在上海警察系统的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被秘密枪杀于闸北宋公园，史称“公安四烈士”。

同日被杀的还有15人。七天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他们为了人民群众的翻身和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义无反顾走向刑场。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他们的死换来了新社会、换来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新局面.....

第四篇：南京学习体会

南京苏教教材培训后的感受和思考

黑龙江嘉荫县第二小学——赵伟升

简述：2014年12月20日至24日，我和徐杰老师共同参加了全国苏教版教学设计高级研修班培训学习。20日和21日分别听了郝京华教授和台湾王教授的有关于学生核心素养和教学设计等理论讲座。后来在外国语学校分别听了四节科学课。最后进行一次教学设计交流活动。在整个活动中，都让我们不停的感受着思考着。

一、开拓视野，走近前沿思想

在这次活动中开拓了视野，了解到小学科学教学一个国家级的层面研讨，有幸聆听到来自于课标组专家对于小学新课标的基本思想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解读。更有幸听到台湾屏东大学王教授对于科学设计的精彩教学与互动。这些都是当前较为前沿的学科思想，也让我们感受到小学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里，郝教授主要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详尽阐述，对于小学科学的核心素养则更加开放的留给了在坐的教研员和一线老师。她说：当下各课标组专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缺少一线教学实践，所以对于学生真正的需要及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无法体验。这就需要一些来自于一线的声音。（当小学毕业时，学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科学素养）

在台湾屏东大学王教授的关于教学设计讲座中，认识到当下小学科学教学中，对于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重要性。教学中更多的关注学生科学素养（科学问题、科学实践、证据采集、科学表达）养成，更多一些关注学生科学思维层面的成长。

对于专家讲座中，提及的“大数据时代”学生对于信息的采集和辨析能力，是一种重要的必备的能力素养。这一点我很有同感，当下的信息来源太广泛了，且信息杂乱海量，辨析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哪些有用哪些无用，则需要每一个现代人必应具有的能力了。

二、学术与文化的交流，两种不同的收获

本次培训中，我觉得的确收获了一些对于自已专业发展和学科素养有价值的东西。如：具体的课堂实践活动，台湾与大陆教师课堂中的教学关注点。教学实验单的设计等。他们对学生实验单的设计思想和我们现在教学中的应用有些共同之处。就是：节约时间，各实验选择等都是以勾选方式进行，记录形式多样化，多以画图或图文并茂方式来记录。实验单还可以更好的聚焦本课要研讨的科学问题，导向作用很大。（这一点我在大会交流的教学设计中也有所体现）课堂上老师应用一个量化评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意识，投入到学习中。

总体感觉就是他们的教学设计很细，全面且重点突出。尤其是对于“星空部分”的教学设计，我从中学到了具体这一部分内容如何去教的问题。大家普遍感受到这个点很难操作，我也是如此，每当教学这部分内容时都只是利用点视频资料，简单介绍而已。殊不知还有这样丰富的教学设计，课上学生还可以有大量的参与活动。这些都是可以直接作用和改变我的课堂教学的。

我还觉得，学习中的另一种收获是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教师间的其他交流，感受着他们教学以外的世界。活动中，我和双鸭山徐洁老师都感受到，越是向南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越是活跃，活动中越是积极，比我们多了一份进取心。我们东北的老师，尤其是我周边的老师。年龄一到40岁，马上就觉得步入准退休时间了，工作开始懈怠。而看发达地区的同行们，他们五六十岁对于工作仍是积极的心态，这可能是一种自身的专业素养吧。这点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思考学习与转变的关系

如果有人说，通过一次的学习真的学到了好多好多，自已提升了什么样的水平等，这一定不是事实。就如专家们的观点一样“就是全国特优教师的课，你把他的每一句都背下来，再重复这一课，也是无法取得什么效果的。”没有万能的方法，一切都在于教师。

对于培训学习的作用，我想，最主要的是，学习中能触动一种思想认识。每个学习者根据自已的需要汲取不同的营养。且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变成自已的东西。我们大多的学习都是这样的，刚结束时个个满腔的热情和热血。可回到各自的环境中，用不了多久，能量就消耗尽了。再加上我们自已的意志力不够坚定，环境和习惯把我们拉向原来的我。

所以说，每一次的学习，只要能有一点点实质上的思考和转变也就很不错了。在这次的学习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收获也就是让我认识到，我或是我们很多科学老师真的需要在理论上学习和提高。一直以来，我只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实验探究，对于学科教学理论关注很少，甚至有些排拆。但近两年，逐渐发现，自身的专业发展走向了一个瓶径期。在和参会教师交流中发现，他们很多人在理论上都有一个高度，而我们则停在一个低水平的一个层次。所以，这一点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认为，培训和学习只对那些想转变的人起作用，且这种要变化的能动性和需求性愈强，则发生转变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四、关于科学学科发展的思考

1、科学师资问题

在培训学习中，从专家的讲座中，可以感受到我们小学科学教育在国家层面上的重视不亚于语数外学科。所以关于课标的编写也一改再改，难以定稿。当时就产生一个想法：课标定的再科学合理，谁来实施这个工作？最后还不是科学一线教师吗？没有优质的科学教学师资一切不都是空谈吗？

我们大部分的学生生活在相对偏远的中小学，这里的科学师资基本的科学素质都无法保证，大多来自于二线和临退人员。在去学习时的路上，遇到一个林业局的小同学，谈起了科学学习，她各科成绩优异。我问她：你们做过什么科学实验呀！她很惊讶，什么实验呀？一脸的疑惑。多么可怜的孩子，一个小学阶段里，那么多有趣的科学实验都体验不到，这是我们科学教育的悲哀。这都源于师资配备问题吗？

这种现状短时内很难改变，将是一个长期的“抗战”。从一名科学老师的角度，自已能做点什么？这个想法常在心中萦绕。我能影响到我所教的孩子，能影响到我的同事，这是目前能做到的了。

2、地区科学教研指导的问题

如果说师资力量配备取决与教育行政部门，那么师资的水平提升就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上一级的教研指导，也就是地区、局的科学考研员的指导了。

而当下问题是，有些教研员自身专业能力有限，有的根本没有一线经验，更有甚者连相关专业都和科学不靠谱。实践与理论全无，如何来指导基层老师，如何促进他们的发展呀。

所以，我就想，基层教研员的能力素养应接受考核，应有标准，应有一种类似于其它技术行业的一种资质认定，确保他们所存在应为地方的科学教育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3、解决科学老师教学实际中的具体问题

科学教师中素质良莠不齐，这是实情。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困惑。需要一种途径或是一个窗口，表达自已的问题，要有一些人能及时提供帮助。让这种交流直接作用于教学，同时促进教师间的相互成长。

所以，我觉得，是否有必要建立一支网络志愿者队伍。在我们的群平台中服务。

还有，科学实验问题，我们也可不可以分类去做，力求把每一部分的实验设计做好，让其具有可操作化，做到成本低，操作性强，一般水平老师都能拿来就用。（这也是我和您说的想做的一个课题）这是个庞大的工程，需要时间和精力，更需要一个上位指导，统筹安排。

第五篇：《南京!南京!》感后感

《南京！南京！》观后感

南京，对于我这个在那座城市里学习、生活了七年的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感情。作为民国的首都，这座城市却伤痕累累，尤其是近代史上那段持续了一个月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诸多的怨气。位于莫愁湖畔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的累累白骨和挹江门城楼上的千疮百孔，向每一个中国人诉说着那一段凄惨而悲壮的历史，昭示着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毋忘国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知名导演陆川历史题材类电影《南京！南京！》于2009年4月上映，影片通过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通过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描述，揭示了面对绝望处境的时候人性的光辉。

因为生活在南京的缘故，自己实在没有勇气真正地面对这样的历史场景，去面对看不见民族希望的历史。毕业了，逃跑一般的离开了南京。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单位活动中，观看了六年来没有下决心看的这部影片，重温了那段腥风血雨，那段日本右派分子至今还在否认的大屠杀。

影片刚开头就将镜头切换到了该片的主人公——南京大屠杀期间一名普通的日本士兵——角川正雄，此时的主人公是一名普通的士兵。紧接着是在挹江门处士兵逃跑的场景，看似是士兵的溃败逃跑，其实影片揭示了民国政府和军队高官面对强大的敌人时只顾自己逃跑保命，而对普通百姓置若罔闻的作风。这也是为什么会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丧失民心、兵败如山倒的原因。一代明君唐太宗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是舟，百姓是水，面对灾难抛弃民众的政府是必然要灭亡的。

日本军队攻进了南京城，当官的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留下的都是最普通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包括已经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伤兵，有的士兵丢盔弃甲、踩着同伴的身体逃跑了。以陆剑雄为首的少数士兵却留了下来，他们是这座城市中仅有的充满正气的士兵，是当代士兵的学习榜样。他们利用街道和民房与敌人做最后的拼搏，在明知是绝境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选择自己逃命，而是折返回来，整理武器弹药殊死抵抗，最终被俘，血染长江。在短短一周内，侵略者杀光了所有的俘虏。此时，影片向观众展现了日本士兵“丰富”的杀害俘虏的手段，江边的集体屠杀、活埋、刺杀„„被俘后，以陆剑雄为首的士兵明知前方是死亡，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路途。在临死之前，所有的中国将士喊出了能够振奋所有人心的口号“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是的，中国不会亡，在共产党领导下，还有着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有骨气的士兵，在每一寸中华国土上与侵略者做着不懈的拼搏。

唐先生，这位影片中重点刻画的人物，我认为是最能够反映在沦陷区的人生活状态的形象。在难民营里协助德国人拉贝保护难民，在已经知道难民营将要遭难的时候，为了妻儿和家人的生命，不惜出卖了躲藏在难民营中的士兵，虽然他们很多是伤兵，导致他们全部被杀。虽然他的行为很可耻，但是影片却真实反映了处于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了面对灾难时，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为了自己不惜出卖他人。在经历了侵略者言而无信、女儿被害以及小姨子沦为慰安妇而最终被杀害的残忍事实后，唐先生内心的善良也最终觉醒。老子说“人之初性本善”，是的，在拉贝先生离开的时候，明知回去就是死亡，他依然将活的机会留给了别人。被处决之前，他向日本军官说了人生中最后的一句话：我老婆怀孕了。这句话中，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他要告诉侵略者，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国人是杀不完的。中国人的子孙后代都会进行抵抗，直至将侵略者赶出中华大地，收复每一寸中华国土。

除此之外，影片中刻画了很多形象生动的人物，如妓女小江、姜老师、小豆等，反映了在灾难面前，为了别人的生命安全，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妓女小江的形象，刻画的很生动，肮脏的过去的肉体，高贵的是现在的灵魂。影片末尾，经历了残忍的屠杀的主人公，内心从战争中觉醒，在举枪自杀之前，说出了一句发人省醒的话“活着比死更不容易”。在那个年代里，所有经历过人类史上最悲惨的屠杀的人，能够活下来正的很不容易，他们要承受着比死者更多的苦难。

2015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腥风血雨已然翻开了其实周年，中华大地上为了抗战胜利而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侵略者曾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在时刻告诉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之不易，毋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的子孙后代们，为之拼搏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