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138《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探析文献综述2(李读)[合集]

第一篇：2012122138《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探析文献综述2(李读)

《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探析

文献综述2 大理大学文学院 2012级汉语言文学本科 李读 学号：2012122138

指导教师：何永福 副教授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兵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汉书·艺文志》记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1】司马迁《史记》亦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2】《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湛、逻辑缜密，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兵法中的战略战术思维久经检验，随着时代的发展仍历久弥新，影响至今。

自《孙子兵法》诞生之日起，关于他的学说就没有停止过，兵法中所体现出来的谋略思维和思想正是兵法之精髓，兵法谋略观之先验是一大亮点。两千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沉淀和洗礼，其历史价值也越发清晰和完整。

一、《孙子兵法》成书时间及作者的定位

《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和作者问题时常相互关联，不过问题都得到了有力的论证。

1、作者研究

关于作者，最大的争论是孙膑和孙武两人，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一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将军孙武，一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孙膑，他们各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记载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两种，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前书的作者是“孙武”，后书的作者是“孙膑”。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膑（生卒年不详）战国初期齐国人。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辩，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这里把孙武看成吴国人，另有吴国伍子胥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这与孙武的生平十分接近。现代研究者曾宪通《试谈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一文论证早在西汉前，《孙子兵法》就是一部完整的，独立的兵书，而且它的作者就是孙武。

2、作品研究

由于对《孙子兵法》的误解，《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都可以称‘孙子兵法’。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发掘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包含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简传本，兵简的出土解开了《孙子兵法》的作品问题。

朱顺龙编《春秋史》对孙武和《孙子兵法》的关系做了说明：“吴王阖闾即位后，吴行人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阖闾，遂献兵法十三篇。”认为孙子十三篇为吴孙武所作，【3】《韩非子》和《荀子》中分别说“藏孙吴之书者”【4】和“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5】先秦古籍把吴起、孙武看作兵家之祖。同为兵书的《尉缭子》，明确说到了“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武子也。”显现了孙武的用兵谋略。

二、对《孙子兵法》文本层面的探讨

后代对《孙子兵法》（以下缩称兵法）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和解读，其中最关注的就是兵法的基本内容和框架，包括了对兵法所记十三篇的注释、解读、校对等。具体分为以下小类；

1、版本校勘，研究者对孙子所著及后人翻行的版本进行分析和确认，有简本《银雀山汉墓竹简隶书抄本》、十一家注本《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武经本《武经七书》等，这些版本原始的保留了《孙子兵法》的原样和基本内容。而《孙子兵法》主要流传版本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清朝孙星衍校刊《孙子十家注》本等。此部分权威的学术观点是服部千春和刘春生先生的《孙子兵法的版本与校勘研究》，论文对古本《孙子》的比较研究，认为前人版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参照历代对《孙子》的古籍引文，探明了《孙子》版本流传线索，建议重订一个接近古本的新校本。

2、集注和校评，即对兵法进行原文和文体的注释、详解。这部分的学者针对原文所表述的内容，结合现实和自身经历，加入自己的语言，润色而成释本。总而概之，可以称为整理本和检索本。历代文化人对兵法的注读或评说众多。三 国时的曹操所成《孙子略解》开注释之先河，例：《孙子兵法》原文，“予之，敌必取之。”曹操评曰：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虚孤特也。【7】杜牧、陈皞也有注本，被后人沿袭推崇；近代的《孙子兵法词典》还专门检索和挑选兵法中的难词疑句进行解注，方便我们理解原文本义，进一步还原文本和作者；在当下院校学术中也有解读，比如复旦大学吴如嵩《孙子兵法浅析》、南京大学的《孙子评传》等已是大学生必读之物。

3、“百科全书式”的集成，《孙子兵法十三篇》全文共六千余字，内容直面了兵法中的各种因素和结构构成，言说了一部战争取胜的哲学，作为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他的影射已延伸至社会的诸多方面和细微之处，随着长时间和平的氛围，兵法中的技战术，谋略，和价值观被更多人和社会认可，兵法成为智慧和获得最佳利益的代名词，例，编为兵书中的一部分的《中国兵书集成》；改变入视点的《孙子兵法书》；单论其中的某一面的书，如：谋略观、战争观、财经论、心理战等，这类书从生活中的各领域引用了兵法中的思想理论并加以改造自成一家之说。

三、对《孙子兵法》中的谋略观研究整理

《孙子兵法》作为一本实质的作战指南书，总结了一系列的兵法观点，这是孙子亲身历写的军事书，在字里行间深究其思想脉络，会发现孙子把毕生智慧融入到了兵法之中，形成了自己的谋略见解和认识。从战争一开始的战略运筹、到战争中作战指挥、再到战场计变、以及战时军事地形、地理的应用，甚至特殊条件下的作战。无一不用到计谋和战略，这是对个人谋略观系统性，条理性，科学行，理论性等多方面的考量和检验。其中的佳句层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8】这些战争取胜之法一直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考验，是科学可信的谋略思维。现行整理本《孙子兵法》选取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与原文结合，配以古版画为插图，指出其中的谋略思想；以现实战例提炼出系统的谋略思想，总结制胜或致败的原因和因素，给实战提供了经验和方法。《先秦战争观研究》一文，从战争观入题揭示了战争内涵，并认为‘谋略观属第三层面’（功利战争观）。【9】还有《春秋时期中西方战争的比较》从国家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和主客观因素分析了战争的目的、原则、中心形成的不 同。在战争谋略上，中西方在那一时仍有巨大差异。《基督教战争观浅析》、《对孙子兵法诡道的认识与理解》等一批论文学说则更具体地论述了谋略中的诸多方面。

四、与《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相关的论文、学说

与《孙子兵法》谋略有关的论文层出不穷，由开始时是宏观说明谋略的精髓，意义、价值，到微观的与现代管理、商业、运动、交际结合。如：《从孙子兵法谋略思想的角度探究篮球进攻战术》认为球场战术与兵法思想有相通之处，摸索出适合的战术可以实现，具有代表性性的论文有《论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构建》，此篇认为《孙子兵法》构建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基本框架，使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大致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促成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形成和成熟。而《孙子的全胜策》论证说‘孙子谋略思想的核心是求全胜’，【10】意在指政治还是暴力利益上的全胜。《论孙子兵法谋略思想与现代战略信息战战略用谋》一篇透过孙子兵法本身，发掘其思想内涵，从战略用谋模式构建、心理调控、技法创新三方面，总结了谋略在军事战略上的含义（三层次：‘知己知彼’的认识论，‘筹算预测’的决策论，‘相机制敌’实践论）。【11】

总而言之，从所见之范围来看，综合学界各方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结论。《孙子兵法》问世以来，一直被人们追捧和以予置评，历朝历代研究者辈出，无论是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是升斗小民，走街贩串之人，都在其中找到了交点，并各抒己见借此立言著书。若把兵法放在战争和和平时期来比较，显然战争中的人对《孙子兵法》的利用和参考更为直接的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利益分割，大批战争人才结合实际地开发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事理论和著作；而相对和平的年代里，人们偏向于对《孙子兵法》的整理、论证和多方位延伸。自1976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兵法的研究逐趋鼎盛。研究的目的不在局限于某一方面和某一领域，研究的水平、水准不断提高，研究方法多样。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学术氛围积极活跃，这使后来者只能做些见缝插针的工作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涉及到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篇目很少，相反，有人觉得《孙子兵法》已经过时、滞后，不必老生常谈。所以笔者认为在这方面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不可否认兵法有探究的空间和余地，我可以展开这方面的对比和分析来进一步讨 论他，把他呈现在大众面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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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2122138《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探析1稿(李读)

《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探析1 大理大学文学院2012级 汉语言文学本科 李读 学号：2012122138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随着西周分封制度的瓦解，各诸侯国之间吞并与战乱频发，战争的结构、性质、方式等也在发生着改变。兵家，作为战争理论的倡导者，走在了时代前列，他们也是战争的实践者和参与者，孙武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作《孙子兵法》一书，系统述说了自己的军事理论。这是一本关于兵法、战法的战争指导策。兵法中‘以谋为本’的军事谋略方法，依‘诡道’而立的谋略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上的一座丰碑。

物换星移，兵法中的谋略观念已深入我们的文化形态之中，两千多年来一直默化着我们对战争的认识和思考。回头来看，兵法中先人一步的谋略意识，历史价值丰富值得进一步探讨。

1《孙子兵法》中的谋略观

‘谋略’一词见诸文献，要晚于它作为军事思想用于战争实践的时间。“谋”与“略”二字的结合最早可见于秦末汉初《六韬》中的“无智略权谋”[1](《六韬•文韬》)，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则首次将二字结合起来，“兵，止也。防敌之萌，皆在谋略”[2](《淮南子•兵略训》)，所谓谋略，是指计谋和策略，在战争中则表现为战略、战术。兵法中的谋略大致为三类：

1.1取胜

取胜是对敌而言的，取胜是战争规则的导向，在战争中努力取胜是战略实现的方式之一，《谋攻篇》开篇即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3]这里可以看出求全胜是孙子战争目的的最高境界，而求胜的手段和方法有：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我方的实力，如修明政治、争取与国、量才选将、训练士卒、健全编制、明信赏罚、储备粮械等，还要制定作战战法、详察天地、利兵备战，力求做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谋略原则体现为：谋定而后动、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另一方面要了解和尽量削弱敌方，如打乱敌方的行军计划，占领有利地形、打击敌方士气、声东击西、借用自然力和策反用间。谋略理论有：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因敌制胜、战胜不复等；最后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1.2取利

取利是对我方来说的，获取一定的利益是一切战争行为的最终目的，孙子意识到了战争的利益性和残酷性，《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4] 仅从“利”字在《孙子兵法》中频繁出现50余次的事实，就可知道孙武对利动原则的重视。战争行动要以是否有利为尺度，有利则行动，无利甚至有害则停止。非利不动，非利不战是对战争的最大化避免，同时也是最大化刺激。

1.3取和（本）

《孙子十三篇•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5]战争是国家大事，关乎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面对战争一定要慎之又慎，认真衡量。孙武对战争的认识，没有一点穷兵黩武的意思。相反，慎重用兵，战而有度，尽量争取不战，才是孙子对战争的综合考量。体现的指导原则有：兵不顿而利可全、兵贵胜不贵久。战争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和平，力求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才是战术谋略的本意。得到一种相对和平，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状态。无论哪种战争，终会归回结束和停止，无论战争中运用多少计谋，总有失败的一方。只有和才是战争中双方利益实现的保障。《火攻篇》：“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有限战争，和谐共融思想是孙武的贡献。

2《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

孙子在兵法中所体现的谋略观是对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以前的中国社会军事谋略做出的经验总结，为中国军事谋略文化增添了绚丽的一笔。兵法对战争规律的把握和对谋略思维的阐述，在那个时代是全新的。这给后世战争谋略筹划和运用起了先验作用。‘以谋为魂’是兵法谋略的突出特点，兵法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如：模仿思维、象类思维、创新思维、逻辑思维、逆向思维、换位思维等溶于一炉。结合兵法战略战术，处处从谋略角度阐发，既有为国家利益而谋，又有为民而谋。不分大小巨细，任将用兵、行军布阵都一一安排细致周到。使全篇逻辑严密，内容全而不偏。《孙子兵法》中所流露出来的智慧结晶经久不息，以两千多年的时间穿轴流淌，越发的沉积而有蕴涵。本处以谋略观为主要内容展开探讨，在尊重历史事实和考证的前提下，以时间为标向。运用对比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呈现历史价值如下；

2.1世界最早兵书

世界最早的兵书不仅是对兵法成书的定位，也是对其历史地位的首肯。《孙子兵法》的出世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逐步成熟，如果只用一个字来总结它的价值意义，那么一个‘早’字就足以说明。

就作品时间而言；根据银雀山出土兵简考证，结合孙武身世、生平，《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吴国（约公元前496—453年）。而另外一部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的创作时间大致在1832-1837年间，可以看出作于春秋礼崩乐坏的奴隶制度晚期的《孙子兵法》比作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变革的《战争论》和它的作者克劳维茨早了一千多年之余。

就所处社会形态来说，孙武所属的春秋晚期（约公元前451年）正处于奴隶制崩溃的边缘，新兴地主阶级壮大起来，新的封建制度开始建立。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取代。文化上，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学术空前活跃。而克劳维茨（1831年）所处的德国，正经历资产阶级变命和历次拿破仑战争，欧洲封建主义和教会制度被受打击，是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期。要言之，《孙子兵法》是世界最早的兵书，无论从时间还是时代层面上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2.2当时战争的分割线

《孙子兵法》的问世，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特征。春秋末期，东周王室衰落，原本分封制下的礼乐制度被摒弃，应由周天子掌握的礼乐征伐体系被各诸侯甚至是士大夫利用。周天子的权威和地位下滑，大权旁落引起权利真空。“八佾舞于廷，是可忍，孰不可忍也。”[6]就是对这一时期政治情形的贴切描述，各诸侯国蜂拥四起，纷争不断，旧的世袭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各诸侯国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推进变法改革实现图强。大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吞并小国、弱国。新的阶级的确立和冶铁技术的改良等因素使得战争的形式，战争内容发生就巨大变化。如何在弱肉强势的战乱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一现实问题，兵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孙子兵法》 在具体实战中的应用实践，突破了当时已有的战争规范，改变了当时的战争格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意义。春秋中晚期，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谋略理论，开拓了军事领域的新境界，以《孙子兵法》问世的大致时间为界，可以说，在这前后的战争形式和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将兵法作为当时战争的分割线和转折点。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从‘尚军礼’到‘兵以诈立’的战争形态转折；在战争指导观念上，春秋前后经历了由崇尚军礼到提倡诡诈的转变。以春秋中期为界，在西周及以前的军事活动中普遍有军礼的存在，即“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与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

西周礼制中的军事内容记《周礼•春官宗伯》[7]掌邦礼：‘以礼制和邦国’，以‘吉、凶、宾、军、嘉’为国之五礼，故军礼为国家的基本礼制之一。凡兴师动众之事，如大均之礼、大师之礼，皆以军礼行事，为军礼的组成部分。《夏官司马》掌邦政‘以军队平邦国’，里面专讲军制，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此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8]《夏官司马》里所列各项军事活动，均是日常常规训练，并无实际战场的运行规则。专讲战争形式的属《礼记•王制》中描述出征前的准备事宜：“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斧钺，”[9]说明了战前的仪式，这种仪式目的在祈求神灵保、提升军队士、取得开战合法性等。战争中的军礼包括：观兵（观兵以威诸侯，周武王伐纣时，曾在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会合八百诸侯，共同讨伐殷纣王。两年之后，周武王再次在孟津举行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同时宣称伐纣，要替天行道）吹律听声（指挥军号战鼓的奏响以激士气、成列而鼓）、致师（挑战信函、言语），在战争中须遵循的军礼原则有：不灭国、不加丧、不越份，尊礼制。等到战争结束后，仍然有策勋、数军实、饮至等战后之礼。在《汉书•艺文志》中这样说到：“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10]春秋及西周之前，这样的仁义礼让之师才是军礼规范下的军事武装。在战术方面遵循“以礼治军”原则者，当以宋楚泓水之战最为典型；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11]载：公元前638年，郑伯入楚，意在承认楚之大国地位，宋襄公极为不满，兴兵伐郑，楚乃兴兵伐宋救郑。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 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既济，完全渡河;成列，摆好阵形）。楚人半渡之际，本是进攻之良机，然不合于“礼”，故宋襄公不为。既济而未成列，仍是攻击之良机，然宋襄公仍不进击，依然是不合于礼。及至楚军既渡而成列，宋师进击则大败，宋襄公本人也被射伤了大腿。对此，宋襄公还振振有词：“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头发花白的老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宋襄公坚持以礼治军的原则，他代表了以礼治军时代的声音，也体现了他的基本信念，即使失败了，也要为以礼为固的军礼辩解。宋襄公泓水之战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小国争盟，祸也，另一面是古军礼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需求，在复杂的军事中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这也宣告了‘以礼治军’时代的终结。从此，‘以谋为本’的变诈之兵替代了军礼，以谋略为第一位的兵法兴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对春秋战争特征总结是：“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2]准确的说应该是春秋末至战国，诡道并作，因为春秋前期，任遗留有‘仁义礼让’之风。《孙子兵法》总结了前人经验，形成独特的谋略观，之后，战阵之间不厌诈的诡道观取代了仁义礼让的色彩。兵法《计篇》说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进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武列出十二条诡道方法，并将其思想凝结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春秋后期，社会变革日趋剧烈，战争的面貌已不同往日，徐勇先生认为：“诡道制胜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的一个划时代进步，是对用兵问题上‘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陈腐观念的极大冲击，他适应时代的需要，符合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值得充分肯定。”[13]战国之时，诸侯并战，兴师不请于天子，诸侯争夺霸主地位，期间发生大小战役400多次，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事频发，程度日益激烈，战斗方式也发生变化。具体战争内容是：两军相敌，无论是列阵之前，还是列阵之后，无论白天、夜晚，何时何地，诡诈之术都已普遍通用，在战术上表现为，声东击西、突击奔袭、出奇设伏、迂回作战等。总之，自《孙子兵法》起，军事理论的重心转移到了谋略、计谋上，围绕战争如何制胜，军队怎样 建设，士兵战斗力的凝聚问题，孙武的诡诈之道在战争中扎根生长，在实战中展现了其功利和现实的一面。到春秋晚期，欺敌误敌、避实击虚的诡诈作战方式进入了全面成熟阶段，当时著名的大战就有，例公元前570年，楚令尹子重遣邓廖率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进攻吴国。吴军利用楚师轻敌疏忽的弱点，进行截击，大破楚师，擒获邓廖，并乘胜进击，夺取驾（楚地）。公元前560年吴楚庸浦之战中，楚军诱使吴师深入预先设伏地区，突发伏兵，大破之。其中属孙武亲身参战的柏举之战[14]最能应正兵法的实践性。

“公元前506年，吴军攻破楚都郢，吴国声威大震，成霸业。吴楚之间战事连连，直到吴王僚时期，双方仍各有胜负，阖闾夺取吴国王位后，采用伍子胥计谋，分兵数支，频频出击以调动楚军，楚军四处奔波，疲惫不堪，渐处守势，吴军趁机夺取许多城池，阖闾九年（前506年）冬，吴王征求孙武意见，亲征，以唐、蔡军队为先导，吴军乘船抵蔡，在淮南登陆，在豫章一带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接连败北，吴楚又于柏举列阵而对，阖闾之弟夫概带领部下五千士兵突袭楚军，楚军溃败，吴王率领大军长途追击，在清发水追上楚军，趁楚军渡河至水中央时，猛烈进攻，楚军残部逃跑，在雍澨又被吴军伏击，吴五战五捷，抵楚都郢，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愤。”这是孙武对自己兵学智谋的战争实践，在战争中，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而取胜。此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经典战例。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无法比拟的，此战，那种“击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已被抛弃，运用智谋取胜已是人所共识。以《孙子兵法》为界限，其前后战争差异具体如下表；

孙子兵法前后战争基本内容比较表 时间分段

战争要素 夏商西周至春秋中后期（公元前476年）孙子兵法问世之后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以来

战争观念 注重军礼，以礼治军，维护宗族制度，以礼为固 注重实战，兵不厌诈、战争基本宗旨 尊王攘夷、会盟，‘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兵

以谋为本，不战而屈人之战争目的 征伐不义 以利动，逐鹿中原 军事原则 不加丧，不因凶，正大不诈，不灭国 知己知彼、以正合以奇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战争善后措施 采取宽容态度‘服而舍人’ 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15] 理论作品 《军礼司马法》

《孙子兵法》

避实击虚、兵贵神速，有生力量兵役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鼓励参军，普遍兵役制 战争方式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击鼓而战

出奇设伏，依计而行

战争规模、范围、战力 规模较小、集中于黄河流域，以军事威慑、服从 参与兵力众多、扩展到江淮汉水流域，步兵骑兵盛行

综上所述；以春秋中后期为界，把当时的战争分两个阶段，从表中可以直观看到《孙子兵法》诞生后给战争的诸多方面带来了转型和变化，孙武当然不是第一个在战争中利用谋略的人，（在晋文公称霸过程中，其元帅先轸用报施救患之计，助晋取威定霸，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诡而不正）但他是第一个系统总结先秦以来军事理论的，战争观念自此完成了由崇尚军礼到推崇权诈的历史嬗变过程，实践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丰富了战争形式和内容。从兵法来看，春秋时期的确是中国军事文化成熟的关键阶段，《孙子兵法》也开创了中国军事谋略的新篇章，实现了由礼到谋的根本变化。从非主流到广而用之，从军礼到诡道，从正到变，从征讨不义到春秋无义战，兵法中的谋略给古代战争带来了跨越和转折。

2.3后世之模本

《孙子兵法》早在战国时就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汉唐则被称为兵经，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兵决评》中：“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16]这虽然不是十分中肯的评价，但也侧面佐证了兵法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兵法开创了用谋于兵的先河，是后世兵法谋略理论的主要源头。

兵法为后世兵学理论的成书提供可鉴之笔，军事著作常征引兵法中的文句，如：《吴子》、唐代《李卫公问对》、宋代的《虎铃经》、元代《百战奇略》、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等都继承了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军事家、战略家直接汲取兵法中的战斗经验，减少战场上的伤亡和失误，成为制胜法宝；兵法在后来的具体应 用过程中，也被诸多领域涉猎。因为兵法思维方式的开放和谋略艺术的灵活，它揭示的是竞争活动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理，在企业管理、行政、商业经营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由于兵法直触厉害关系，不顾及现下道德成分和价值观，在和平年代被视为唯利是图之术，是阴谋诡计，不适合做教材。

3对《孙子兵法》谋略观的历史价值审视

孙子对战争的认识论到慎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它将国家之根本利益作为兴兵作战之惟一目的，将现实利益视为“慎”的存在基础，要以“利”衡量战与不战;以“危”衡量战与不战;以“胜”衡量战与不战;以“知己还是知彼”衡量战和不战，争取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西方克劳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7]克论述说，政治决定战争，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集合。这与孙子对战争的理解大相径庭，克的战争观使得政治阴谋家大肆鼓吹战争，西方国家借此殖民侵略，转嫁战争灾难。而在东方，受孙武战争观和古军礼的熏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或殖民过其他种族和国家。这是十分可贵的民族情结。《孙子兵法》有着深层次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它所推崇的谋略思想也是经得起推敲、实践的，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正视它，并加以合适的运用，审视它的历史轨迹，可以得出；

3.1谋略观改变着战争

《军礼司马法》开篇《仁本》写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之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18]这里明确提出仁、义为战争的根本立足点，运用诈术取胜则不耻，战争要和于道义，形成了争义不争利、以仁为胜的古代战争风貌。而《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即将领敏锐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要求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做出准确的判断。孙子把‘智’放在选拔将领的第一位，在战争中也要求充分发挥谋略的作用，形成了后期不谋不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战争特点。不同谋略思维指导下的战争，结果和内容就会存在反差。到今天，有战争为宗教信仰而战，把信仰放于第一位，如：巴以冲突。有以利益而战，如：海湾石油战争。这都改变着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认知，同时改变着战争。

3.2谋略所涉及的因素增多

孙子在十三篇中系统论述了战争运行机制中的各要素，如政治因素（外交、国君意志、制度），经济因素（粮草、车乘、兵马，武器装备）军事因素（士兵、将领、军法），自然因素（地形、气候、山河）。但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在今天的战争背景下，战争空间和维度扩大，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在战争中，宗教信仰、种族歧视、舆论、核威胁、恐怖主义等各种组织参杂其中，在竞争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已不能反映战争的全部，国家软实力同样不容忽视。在军事斗争渐趋隐蔽的形势下，要做到知己知彼，考虑到所有谋略因素，几乎难以实现。例：美伊战争，由于战争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结果没有什么悬念。然而，战争的进程却扑朔迷离，让很多军事专家大失水准，战争持续9年之长，当美军以为全面控制伊拉克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美军地面部队深陷其中。伊拉克难民成灾，恐怖主义蔓延，伊拉克民族、宗教关系复杂，派系明争暗斗，社会治安混乱，伊拉克的和平发展重建之路任重而道远。美军军费开支巨大，美国并未达到预要的效果，于2011年撤军。美国撤军正是由于战争因素的复杂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3.3战争的礼与利复杂交错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连绵的时代，《孙子兵法》的出现正是时代潮流的迸发，诸侯争霸，群雄并立，为利而战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弱肉强食的军事竞争中并无什么不妥。而在当下，相对安稳的国际环境中，寻求长久和平发展成为时代呼声，但某些大国仍野心勃勃，打着维护和平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行自己的人权主义。发动战争的一方为制造有利舆论氛围，寻求出师有名，常披上先礼后兵的嫁衣。二战之后，在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舆论压力下，谁都不愿背上战争罪名和骂名。战争之礼变成为掩饰战争意图的工具。礼的背后，谋略的内涵得到发展、创新，是各国利益的争夺。现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双重标准正是强权政治的产物。例：美国利用联合国名义，议论中国人权问题；1990年8月美国实施“沙漠盾牌”计划，以联合国的名义组成了一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海湾；美国政府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自行与盟友就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采取惩罚行动； 1999年北京时间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使用导弹悍然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后以误炸为由，制造舆论。以上例子说明，在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谋略意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处理各种问题时，我们要 变得更加智慧和有效。

从以上论述来总结，沿着时间的足迹，通过对比和事例分析，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的谋略观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内涵，它就是开启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时代的关键之匙。孙子的可贵胆识在于，当很多人还在对春秋战国新旧战争方式和作战思想的更替感到迷惑、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当很多人还在古军礼与“变诈之兵”经纬交错的十字路口徘徊、犹豫的时候，他则站在时代军事变革的前沿，深刻认识和把握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及其趋势，并透过表象去洞悉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进而大胆突破传统礼制的束缚，从理论上直言不讳、斩钉截铁地提出“兵者诡道”的思想，并把“诡道”思想作为其战争和作战指导理论的核心内容，从而对当时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发挥了引领、表率作用，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使兵不厌诈走上了历史舞台，让后人看到军事谋略的广阔空间。

历史价值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特定历史评价，《孙子兵法》谋略思想在一定的时期仍会有不同的理解，当今，兵法中的谋略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正是它的当下价值。《孙子兵法》的智慧将为中国军事谋略文化的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也将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注释

[1]姜子牙著.徐玉清编.六韬•文韬•上贤[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第一版.2008年4月，第47页.[2]刘安.淮南子•兵略训[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卷15第276页.[3]霍艳武编.孙子兵法[M]辽宁：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9月第五次印刷，谋攻篇第44页

[4] 霍艳武编.孙子兵法[M]辽宁：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9月第五次印刷，火攻篇第246页

[5] 霍艳武编.孙子兵法[M]辽宁：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9月第五次印刷，计篇第1、2、12页.[6]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三篇第1问，第73页.[7]钱玄编.周礼[M]湖南：岳麓书社，2001年7月，春官宗伯卷21第113页.[8] 钱玄编.周礼[M]湖南：岳麓书社，2001年7月，夏官司马卷第127页.[9]吕友仁.礼记[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王制第五第267页.[10]班固.汉书艺文志[M]杭州：三联书店，2011年1月，第183页第274页.[11]左秋明.左传[M]湖南：岳麓书社，1988年12月，第372页.[13]徐勇.先秦兵书通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页.[15]墨子著.李世化编.墨子非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2月，178页.[16]茅元仪.武备志[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年3月.[17]克劳维茨.战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764页.[18] 黄朴民.中国古军礼的丰碑《司马法》导读[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54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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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部分论述不规范：要论谋略总体，则谋略何止兵法一端；论兵法谋略，要论具体计谋，则不只“三取”，前人列三十六计，尚不足以概括其万一。因此，只能从总体上对兵法谋略进行概括。

二、校对非常马虎，许多下载部分格式也不调整，标点符合不规范。列为红字的都是有问题的句子，个别我已修改。

下载本稿，必须在下载稿上修改，不要更改格式。

第三篇：读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有感

读《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有感

这本《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偶然在网络书店看到，名字与内容简介激发了我对它的阅读兴趣，故买来一看。档案与历史有着密切联系，但又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所以每每看到有关二者联系的书籍，都有一探究竟的想法，但是翻开书本，严谨生硬的学术语言，又使我对其敬而远之。而这本书，作者吴铭能先生不是传统的平铺直叙历史或是堆砌学术观点，而是基于很多的书信和档案，在爬梳史料之后，给我们展现的不一样的历史人物形象，他认为研究历史不能人云亦云，要自己去整理收集资料，切不可认为“琐碎的小细节”就可以忽略，而有可能它们恰恰是了解真实历史的关键。

首先介绍一下作者吴铭能，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曾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在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清代至民国学术史，著作有《梁启超研究丛稿》、《梁扁超的古书辨伪学》等。近年主要致力于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研究，本书就是其研究成果的结集。

本书以第一手未曾公开发表的档案书信文稿为主，勾勒如梁启超、陈独秀、雷震等人的人格形象，透过这些资料的剖析解读，历史人物的魅力与神采呼之欲出，原来我们过去印象中的人物，是需要重新认识评价的。并针对台湾“二二八事件”，提出了口述档案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操作的问题。

一、你所不知道的梁启超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等。提起梁启超，不得不感慨他的一生是在负重中前行的，政治活动、办报论政、启迪民智、学术研究，他穷尽毕生心血致力于这些事业。忧国忧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遭遇挫折后愈加有韧性，这是他负重的人生的主旋律，他的名字与精神在人们的心中定格成永恒的精彩。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他在政治上、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鲜有人知，那么这本书里就为我们带来了极具“人情

味”的梁启超，不再是那个只知论政、写文章的改革家。尤其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屡屡出现呼朋引伴共约打牌的话，兴趣之浓郁可见一斑。如“沪函已发，决星期六入都小聚，星期一返津，请准备战地，并告舍弟。”“准备战地”，即是准备打牌的场地，为了打牌，郑重其事写信约人方城之战，这是梁启超的真实面貌，这才有人的味道。将打牌讲得那么煞有介事，可见其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如此喜欢打牌，在牌桌上除了联络感情之外，对于紧张的政治活动、忙碌的学术演讲以及文债稿约，自然可以暂得心情一时的纾解。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是介绍梁启超的，说他在讲演到动情之时，掩面悲泣、涕泗横流，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每次读到那一段，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味，而且至情至性的人，加之本书中对他的描写，使我更加深了这种观念。

萧公权在评价梁启超的时候说，“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这段话对梁启超的评价很高，将他一生的贡献囊括其中，对于“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这一句，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有类似的评价，本书中也有“后世学者皆知梁氏思想善变与性格复杂的多面性特质”，作者在书中有交代这样说的原因，即他原先排斥传统医学，但在试过有疗效之后就一直相信；他批判封建迷信，而自己却迷信风水、扶乩和择日；他文笔洗练流畅，创作质量惊人，而他也有文思窘困的时候；他嗜好打牌，尤其晚年，不管在忙碌讲学或疗疾修养，总要邀请好友“酣战”或“小战”一番。而这些都是由书信所显示出来的，所以作者吴铭能先生也呼吁，“如有相当充分条件，应该尽量做到钜细靡遗，方能一窥全豹。学者研究梁启超迄今累计不下数十家，然而真能将梁氏这个有血有肉、真情至性的人物描绘得真切，几家能够？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观念，即是书信原迹笔触不经意所反映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细微、最错综复杂的思绪，在后人编纂文集中是不易显见的，同时也最被忽略，唯有深入其间反复模拟想象彼时环境氛围，体会作者悲、欣、愁、嗔等情感，企图使‘场景再现’，透过书信原件的剥丝抽茧，其文献价值自然彰显。”

二、陈独秀“世无朋友更凄凉”吗

陈独秀在近代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他的特殊经历与政治上的禁忌，使得北大校园内有李大钊的石像，却不见他的同等位置。1920年初，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连续担任了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现如今，翻开各类关于介绍陈独秀的书籍，都会像以上所述的这样，将他前期的历史贡献和杰出成就大肆渲染一番，然后再说他的晚景有多么凄凉，两者相较之下，更突显了他晚年的落魄。借此人们就会感慨世间之事如此曲折离奇，诡谲多端。但在人们慨叹世间变化无常的同时，也应认识到事情演变会有它的必然性，即使陈独秀当初创党有功，但也不表示他所坚持的革命路线一直是正确的，当他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只能打倒”（毛泽东语）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说起他晚年贫穷多病，大多是以加强其潦倒失意的窘况，但大家忽略了一项事实，处于陈独秀晚年同时代的学者，贫病交加乃是普遍现象，如台静农、王振铎、陈寅恪、顾颉刚等，当时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正处于抗战的特殊时期，物质条件极差，生病者大有人在。陈独秀晚年给台静农写的一百多封书信，均在台湾保存完好，书信内容可见陈独秀与台静农之间的交情甚好。所以，我们再论及陈独秀一生时，切不可将他年轻时的锋芒毕露与晚年境况相比较，要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看。

三、从“二二八事件”看口述历史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到3月13日将全岛镇压，死者多达3万多人。原本“大溪档案”已公布的资料，可以真相大白，但很不幸地，经过一些曲学阿世的御用学者操弄与篡改口述历史，使得真相变得混沌难明。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设备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

史的方法。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录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见、所历、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记录较少。即使有，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有一种史学向下的趋势。

但是口述历史又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譬如“二二八事件”的不幸发生，许多家庭遭逢亲友不明不白亡故或失踪，罹难家属内心沉痛的感受大家都明白，但口述历史讲求的是事件的精确性，就不能任情绪无限度发泄。受访者可能受到不同情境氛围的影响或情感伤痛煎熬导致精神状态不佳，抑或是出现记忆的模糊，辄对往事做了过度想象的描述，那么这就会是口述历史的最大症结所在，没有办法完全地、真实地还原历史了。可见，口述历史需要加强辨伪的必要。当受访者将事件说得煞有其事，历历如绘的时候，访问者或是史学家们则要耐心冷静，全方位地收集来自不同领域人们的声音，不可听信一家之言，再根据他们的描述与历史事件主线进行联系分析，层层剖析梳理之后才可得出结论，断不可将受访者的原话照搬入书，还美其名曰尊重受访者的记忆，尊重历史的原貌，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而对于此问题，崔永元推出的《我的抗战》就做的比较好，下面我就主要讲一下《我的抗战》。

在当前中国口述历史作品仍以纸质印刷物为主的情势下，崔永元的团队为口述历史多样化的形态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将口述历史以影像形式呈现出来。自2010 年8 月起，崔永元策划制作的32 集纪录片《我的抗战》在搜狐视频首播，随后展开地面巡映，最后由85 家电视台同步播出。11月，同名图书《我的抗战》正式出版。2011 年，崔永元团队再次推出了“我的抗战Ⅱ”系列作品，包括30 集纪录片、30 集动画片、一部同名配套书籍及一部真实电影，获得很大成功。

据崔永元撰文介绍，《我的抗战》团队的工作最早开始于2002 年，有关战争的采访收集和整理则是从2006 年就全面开始了。其中亲历抗战，口述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老人接近

400 位。他们那时的身份有军官，有士兵，有教师，有电影明星，有外国人，还有孩子，总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多种身份，以军人为主。这些人都曾亲历抗战，他们中最年轻的已经80 岁了，大多数都在90 岁以上，抗战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这些中下级官兵、基层文艺工作者、普通医护人员、平民受害者、知识分子、修路民夫、慰安妇、俘、伪军、侵华日本士兵的口述史料，支撑起了《我的抗战》厚重的架构，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状态与过程: 除了正面战场的22 次重大战役及敌后战场的几次著名战 斗等有关军事领域的讲述，还涉及民众心态、战时文艺、百姓生活、战时教育、战地医疗、战俘问题、劳工问题以及战争反思、人性拷问等多侧面、多角度的抗战历史，其中许多问题可以说是此前鲜有涉及的，而《我的抗战》则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行文至此，有什么理由要相信口述历史？换言之，我们该问，什么样的口述历史才能成为可信任的历史研究资料。黄彰健院士曾指出，口述历史有很多是靠不住的，必须要以档案为依据，才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支撑。但是，这就存在问题了。有些人的口述历史可以补档案的不足，也有些人的口述历史则与档案相抵触。那么此时，该怎么办呢，很多专家学者都指出，一切口述历史的资料都必须利用档案进行仔细审核，一一分析考辨。由于档案往往实录当时的情况，以时间先后为线索排序，则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有清楚的轮廓，再以此为基础，则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或有出入不同、或有相抵触之处，就可以很快判断是否失实、有意隐讳或扭曲。由此可见，档案与历史相互支撑、互作补充，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翻开尘封的档案，也许会发现在历史的另一角落，存在着令人或惊叹、或感动、或悲哀的传奇故事。看到档案所记载的人物与事件，这些或许已经逝去的人们曾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管是积极的还是反面的，这些档案都说明他们存在过。个体之于世界如同沧海之一粟，相较于那些已被历史遗忘的人们，存于档案中的这些人何其幸运。档案，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生命个体的镌刻。我想，这就是档案的独特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