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一篇：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社会性质的变化。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在经济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社会矛盾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三、革命任务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二篇：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衣食住行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衣食住行的变化

衣：鸦片战争后西方服饰涌入中国食：通商口岸开始出现西餐，之后扩大入内地住：租界附近出现西式建筑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摘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 关键词] 社会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n[$](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近代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国人受西方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主构架则全为木结构，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结构的建筑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易于发生火灾、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层发展等。最初，中国人对洋式建筑的认识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中国。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说是神似。因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没有造洋房经验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洋房一般为周边作拱券式回廊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一模式最初是由欧洲传入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因而被称为“殖民 式”。随着西人在租界的日渐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华式屋宇的“本帮’，和造洋房的“红帮’。到1866年，上海“夷场”也是“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随着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华丽美观的外表和大方实用的特色被华人所认识，西方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纯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华人开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楼开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传入，中国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以上海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 最初由于租界实行华洋分居政策，西式洋房全为外人居住，但自小刀会起义后，这一局面遭到破坏。1854年，租界当局修订土地章程，准许华洋杂处，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到了70年代，进入租界的华人富商数量愈加增多，他们也开始住进了洋房。最初他们的住房是完全按照外侨原住国的建筑式样建造的，是纯粹的西式建筑。但是随着进入租界的江浙富人的增多，房屋建筑者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在建造洋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就更适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同时也使华人对西式建筑的认同感更为加强。但是，毕竟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洋房。多数华人还只是市井平民。上海辟为租界后，人口剧增，地皮压力加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且为了规范租界市容规划，租界当局制定了规章制度，使华人在租界设计民居方面有章可循。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在上海租界应运而生。这种石库门民居从建筑布局和风格上看，“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比如，“在门和百叶窗、栏杆、楼梯等部分，就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石库门民居既符合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又适合市井平民的消费水平。所以，这种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风靡一时，甚至每年以数万计递增，成为上海最大众化的民居。随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出现了石库门式 的里弄住宅。当然，在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已经一改过去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而是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到了1 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方式开始传入中国，并日渐成为城市建筑的主要建筑方式。四 随着洋人的进入，城市中华人的交通方式也出现了西化的趋势。

在中国古代，城镇中向来无车，人们传统的代步工具是轿子。但是轿子既不方便，又无速度，且资费又高，虽然上海开埠后有由江北独轮小车传入，但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却又勉为其难。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把他们习惯的交通工具一马车也带到了中国。虽然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曾经向乾隆赠送了两辆四轮双马车，但只是被作为“万邦”进献的贡物陈列在圆明园。作为真正的交通工具进入中国的马车最早是于1855年在上海出现的。随后，在香港、广州、天津等西人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西式马车。作为便利的交通工具，马车很快就引起了华人的浓厚兴趣，华人也随之仿其样式制造，城市中的马车逐渐增多，一些富裕的华人开始乘坐马车。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到了50年代后期，上海更出现了“马路”这一名称，却也是由马车而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通商口岸还出现了马车制造业和出租业，可见当时乘坐马车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则首推黄包车。黄包车又称东洋车，虽然是从日本引进，但是发明者为美国传教士果伯(Jonathan Gotr1e)，所以，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产物。1874年，法国人米拉向上海租界申请从日本引进了300辆黄包车。由于其方便实用，大受人们的欢迎。所以很快就在一些大城市风行一时，并有人照样仿造，使 得黄包车数量大增。黄包车也成为城市中有身份的人们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后来，又有自行车传入中国，成为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但是由于自行车最初既不安全又难驾驭，所以很难普及。最早进入中国的自行车已不可考。不过1876年就有记载云:“车式前后两轮，中嵌坐垫。前轮两旁设铁条踏蹬一，上置扶手横木一。若用时骑坐其中，以两足踏蹬，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如挑沙袋走索之状，不致倾跌，快若马车，然非习练两三月不能纯熟【，但是这种样式的自行车仍为木制，性能不佳，且由于中国的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平坦的马路，也使得这种自行车难以流行。后来直到链条和充气轮胎发明以后，才解决了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不过，由于自身的原因，自行车在晚清时期始 终没有成为主流的交通工具。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交通工具则是有轨电车。中国开通有轨电车最早的是香港。1899年，北京又开通了城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的电车。这条线路共长9.4公里，由于清政府迷信作祟，不许火车通至京师，而是应外国使臣的要求，只为解决京津铁路终点站马家铺至北京城的客运问题修筑的。但是，作为市内交通工具的电车仅仅作为火车运送市郊火车旅客，就免不了要受到冷落了1906年，天津又开通了5条电车线路。1908年3月5日凌晨5时30分，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开通。有轨电车在城市中的开行，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姑借以游览者。其为人所信用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有轨电车的开通给华人带来了现代交通秩序的观念。同时，电车公司还规定了车内卫生和使用文明语言的规定。对扭转中国人不讲公共卫生的陋习也有所帮助。在这之后，又有小汽车进入中国成为华人的又一代步工具。最早进入中国的汽车出现在上海。1901年，一个叫李恩的匈牙利人将2辆小汽车带入上海，供租界中的外国人使用。但是“未见功效”,1902年，在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开始使用汽车，“至是始渐行矣’，随着汽车在全世界的推广，国人对汽车的代步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1908年1月23日察哈尔都统诚勋上书朝廷，奏请开办汽车公司。同年春，商人吴远献请求官方同意在北京开办汽车市内交通，官方虽然以“京师地面街道狭窄，马路尚未修齐”为由拒绝，但仍然认为“汽车行驶极速，向称便利’，」。可见，汽车的代步功能已被人们认识到，只是由于道路制约而已。而在上海等马路通畅的地方，到了1911年，至少已有数百辆汽车」。可见，此时的国人已经接受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并日益将之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方文化出现的大碰撞之中，中国虽然是以被侵略的角色被迫打开了国门，被动吸纳西方文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因而可以说，无论这种吸纳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是中国开始抛弃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认同的国际化时尚，开始了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潮流之中的历程的一个侧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还有着冲突。

第三篇：我们的党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的党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泰州市纪委书记 陈国华）

当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所以有人说：现在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我们党的党情也是如此，已经发生并将持续发生变化。就“变化”本身而言，既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我们常常讲我们党是与时俱“进”的，但党情的变化是否一直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值得认真思考。当然，我从心里希望我们党越变越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就是：今天，我们的党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是伟人说得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在我看来，党情最基本、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党员数量的增加。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我们党仅有党员57人；1927年五大的时候，党员数量激增1000倍，达到了5.7万人；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党员数量达到了448万人；1956年，党员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此后一直持续增加。2009年底的数据显示，党员数量已达7800万，现在恐怕早就超过了。7800万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把所有的党员单独组成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将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5位；如果7800万党员手拉手排成一队，可以绕地球3圈还多。有的同志常常为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欢欣鼓舞，而我却对此抱有疑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党员多了，也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可能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可能会被稀释。现在的实际情况似乎证明，中华民族的精英以及糟粕恐怕都在我们党内。否则我们党内怎么会有着那么多层出不穷的先进英雄人物和令世人齿冷的甚至是亘古未有的丑类呢！所以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人多了当然是好事，但人多了真的绝对是好事吗？素质跟不上去，人多了还不是各怀心思，请记住我没有用“各怀鬼胎”这个词。你说这怎能保持高度的一致呢？自然界蚂蚁的数量最多，但这种多有用吗？所以世界上有些多其实并不值得骄傲，反而值得警惕。钱多了会变坏，权多了会腐败。这是我们常看到的故事。苏联共产党就是前车之鉴。苏共在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德国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在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出现了亡党亡国的惨痛景象。这就证明多未必是好现象。我这话恐怕并不讨人喜欢！但我忍不住还是要说。谢天谢地，现在终于不是以言获罪的时代了，谁能说中华民族没有进步，这不就是最大的进步吗！

党情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党的地位的变化。我们党已经从建党初期弱小的、地下的、革命的党，成为了如今强大的、执政的、领导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老话说得好，“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封建时代，统治者在夺天下时期以及掌权初期往往都是相当励精图治的，但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慢慢就变得腐朽，最终被新的王朝所取代。现在当然不是封建时代，我们党也不是统治者，但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汲取。我们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自身面临着新的考验。党的执政时间长了，也可能会缺乏持续革新的动力，容易产生懈怠心理，权力观也容易发生蜕变，利用手中权力捞取特殊利益成为某些党员干部的选择，追求享乐成了一些领导的人生目标，一些利益集团可能在党内滋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党不可避免会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掌权十几年，他们史称为“停滞时期”，这个时期为苏共的垮台埋下了许许多多的隐患。但我们还要看到，其实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样可能埋下许多隐患，斯大林时期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沉湎于所谓最好时期、什么盛世之类的自我感觉良好之中，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来推动我们党思想理念上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党情最现实的变化就是党员利益诉求的变化。过去我们讲，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全国人民的解放，寻求平等和自由。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不断吸收企业家、私营

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生力量加入，这给我们党不断增添了新鲜血液，党变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也自然而然带来了新的问题。现在，我们党内既有一贫如洗的农民和下岗工人，也有身价亿万的富豪；既有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的房奴，也有希望房价“直上重霄九”的开发商。如此等等。牙齿偶尔还会咬到舌头，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也难免磕磕碰碰，我们党内有着那么多的阶层、那么多的党员，党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相左日益凸显，各种利益诉求互相交织，万众一心恐怕是个美丽的愿望。你看一些本来利党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由于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或者迟迟无法出台，或者即使出台了也难以真正得到实施。如何排除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把全党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使我们每个党员的自主意识以及自豪感和尊严得到真正的尊重，这是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和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现实考验。

党情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党员忠诚意识的变化。过去我们说到忠诚，会从心中自然升腾起一种庄重、严肃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护，真心实意、没有二心；现在说到忠诚，恐怕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应景和作秀，很难再找到过去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怨无悔、赤胆忠心。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人人都有杀头的危险，但由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先辈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不同的是，现在加入共产党，由于我们是执政党，因而人人都有腐败的危险。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党情。我们党现在不缺人才，不缺金钱，不缺发展的思路，缺的是那种一往无前、一往情深、一以贯之的忠诚意识。我们常常为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但细细思之，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像陀螺一样，看起来在原地转得很欢，而实际进步并没有达到党和人民以及飞跃发展的时代所希望的那种程度。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党情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党群关系的变化。以上四种变化，造成党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在不少地方已经异化成了油水关系。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妇女用乳汁救助我们的战士，我们泰州地区传承至今的黄桥烧饼，同样见证了那段时期党群、军民鱼水情深、万众一心的动人场景。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如果现在又发生类似的情况，人民群众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再现当年那种可歌可泣的历史画面。事实上在很多地方，交通越来越发达，通讯越来越便捷，但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主人”找不到“仆人”，人民往往被阻挡在“人民政府”之外，这是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少数党员干部从“为人民服务”蜕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党内频发的腐败现象日益侵蚀着群众对党的信任基础，党群之间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手牵手、心连心了。所以，当原深圳市海事局林副局长猥亵少女被发现后却对受害人父母说“我就是干了，怎么样”；当原郑州市规划局逯副局长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当兰州市城关区旅游局张局长在交通摩擦后喝问对方“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时，我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党长期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但这种危险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现实，群众对党的信任在极少数地方岌岌可危，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给我们发出的信号。

当然，说了这么多党情的变化，不是因为对党灰心丧气，更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因为我们有责任、有权利对党有着更高的期望。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上下苦功、动真格、求实效。相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一定会更加强大，党的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党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拥护！

归根结底，我们党情的变化应该真正做到：无论世界上还是国内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的宗旨始终不变，我们的目标始终不变，以这样的不变来应万变。我们党才能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篇：在建党九十周年里中国发生了哪些事件、变化？

迎党庆，在建党九十周年里中国发生了哪些事件、变化？

第一阶段是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期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大期间，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第三阶段是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期间，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时期。

第一阶段：1921年，毛泽东等12人代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历史阶段。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认识到联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进入了以革命的武装进行北伐的新时期，而这次战争中途夭折的教训，使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使农民获得土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第二阶段：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农民分得了约4700万公顷的土地。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从1957年到1966年，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第三阶段：改革开放30年我党取得了八大成就： 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4.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

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 5.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6.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7.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8.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1921建党

1931九一八事变后领导人们抗日 1941年坚决抗战

1951三大改造，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196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1971文革期间也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81年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1991年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就

2001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 2011更加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去奋斗

第五篇：信息化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师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信息化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师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爱你Hr5 | 浏览 1311 次

2015-01-31 15:54 2015-01-31 15:56 最佳答案

传统课程模式中的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且是绝对的权威。教师习惯了根据自己的设计思路进行教学，把各式各样的学生按自己的思路“格式化”，最终成为规范的、知识渊博的、但已没了创造性的所谓合格、甚至优秀的人才。教师在设计教学环节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建构主义的课程观强调用情节真实复杂的故事呈现问题，营造问题解决的环境，以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变事实性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在设计各个教学环节中，我们要求实验教师重点考虑了设计什么样的问题及问题的呈现方式，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我们要提供什么资源，如何表现;什么资源要同学们自己查找，如何引导学生搜索，如何整理总结、如何进行体悟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