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房叔和毕节取暖看我国政府的危机公关
从房叔和“毕节取暖”事件看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摘要：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在我国频频发生，本文通过介绍我国政府应对、治理房叔及毕节取暖的公共突发事件，凸显了我国政府对公共突发事件应对与管理能力的提高与成熟，最后结合实际阐述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危机 管理
当前，由于社会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现有状态的每一个领域哪怕是很小的领域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以至于在任何地点发生的局部危机在电子技术网络的扩散效应下，都很快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转化为公共危机，由此而带来社会秩序的巨大震荡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近几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发生，“非典”**沸沸扬扬的才渐渐淡去，各种小煤窑的坍塌事件和瓦斯爆炸又暴露出新的问题，苏丹红一号火速登场，猪肉球杆菌紧随其后，2008年年初波及大半个中国的低温雨雪灾害，紧随其后的“3·14 ”西藏打砸抢事件，“5·12”汶川地震、三鹿毒奶粉举世震惊，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又让人们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发生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已达6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国GDP的6%。可以说，公共危机已成为现代政府行政管理面临的常态环境，能否迅速、有力、有效地在危难中寻找契机、谋求更大的发展已成为检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一、公共危机概述
公共危机是指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突然引发的，严重威胁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价值规范和共同利益，在极短的时间内必须做出果断决策的破坏性事件，又称突发、敏感、灾难性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大体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由于危机事件波及面广、破坏性大，往往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引发社会恐慌，造成严重后果。
在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提出了著名的4R模式，认为管理公共危机是由缩减、预备、反应、恢复四个环节构成的。缩减就是减少危机情景的攻击力和影响力，强调风险评估，注意破坏性因素的整合，力图排除危机发生；预备就是做好处理危机情况的准备，包括建立预警机制和培训计划，增强人们的自我防范能力；反应即尽力应对已经发生的危机，进行影响分析、制定处理计划、开展技能培训和审计等。恢复就是重建家园，制定恢复计划、培训形象管理技能等。
我国学者张成福对公共危机管理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其重点在于：危机信息的获取和预警；危机的准备与预防；危机的控制与回应；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持续不断地学习与创新。
二、典型案例透视我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
（一）房叔事件——对广大房奴的心灵冲击
7203.33平方米！10月9日，有网友晒出，56岁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处房产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继“表叔”事件后，又发生了“房叔”事件。官员形象一再受到挑战，群众关于公开房叔收入的呼声不断。然而，房叔本人却对此事及其淡定，在他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中曾表示： 记者：有网友发帖反映您全家名下共有20多套房产，属实吗？
蔡彬：我今天早上（10月9日）知道了。肯定不是属实的啦，如果真有那么多，我肯定很高兴。(笑)在之后的报道中，没有看到任何房叔本人的表态，也就是说，房叔一直未承认21处房产是属实的。广州市纪委对于此事迅速作出了反应：
1、成立调查组：对于网上曝光的信息，广州番禺区纪委已成立调查组，正展开调查，调查组将认真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发现有违纪问题，则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番禺区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郭轩宇向记者证实，番禺区已于当天上午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据纪委初步调查，网帖反映的广州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属拥有21套房产情况基本属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初步证实了网上披露的情况，基本上属实的，大部分已经核查清楚了。还有一部分要到其他区去核实。”
2、对蔡彬进行“双规”：
此外，番禹区委对蔡彬作出了停职决定，广东政法委官方微博@广东政法也表示：“赞赏彻查态度，建议视情及时移交司法调查”。
以上是在网络上找到的政府关于“房叔”事件的回应，而与此事件最相关的广州市番禹区城管局却未作出任何回应。这无疑使城管本来就不好的公共关系更加恶化。因此，番禺区城管局面对这次事件应作出如下应对：
1、迅速成立危机公关小组。该小组应配合纪委调查组工作，积极提供证据帮助。此外，针对网络上的各种负面消息进行回应、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将负面影响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2、公开“房叔”工资。鉴于“表叔”事件中迟迟不公开工资带来的不良影响，此次事件应尽快公开房叔工资，接受民众监督。
3、开展内部自查，对官员申报财产进行核实。城管局应对官员申报的财产进行实际的核查，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不符合的要求重新申报并进行一定的惩罚。同时要召开会议，强调廉洁行政。
4、利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信息公开。下图是番禺区城管局的网站首页截图：
从上图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动态是2012年3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也多是2011年的，且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番禺区城管局应对门户网站进行彻底的整改，加快新闻更新频率，在信息公开方面增加“官员财产公示” 内容，接受社会监督，让权力更好地在阳光下运行。
（二）“毕节取暖”事件拷问中国政府应危能力
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名男孩死亡。记者从毕节市政府了解到，5名男孩家住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分别是陶中井（12岁）、陶中红（11岁）、陶中林（13岁）、陶冲（12岁）、陶波（9岁）。
警方已经确认，他们在垃圾箱内生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死者陶中林的父亲陶进友告诉记者，5个孩子3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家，期间有家长和老师多次到海子街镇和七星关城区寻找，直到接到派出所通知前去辨认才知道孩子出事。
死者陶冲和陶波的父亲陶元伍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上门或打电话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当地派出所和邻近县的派出所曾多次将孩子送回家。
5名死亡男孩身份初步确认后，工作组及时通知在家的陶进友夫妇于18日到殡仪馆辨认死者遗体，在深圳打工的陶元伍及死者陶中井、陶中红的父亲陶学元于19日从深圳赶回七星关区进行遗体辨认，均予以确认。目前，5名死亡男孩的善后工作已处置。
相关责任人被处理
19日晚，毕节市委研究决定，对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停职检查，同时接受组织调查。市委责成七星关区委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七星关区委研究决定，免去张羿区教育局党组书记职务，免去焦中华区民政局党组书记职务，免去穆元兴海子街镇党委副书记职务，依法提请免去三人相应的教育局局长、民政局局长、海子街镇镇长职务；依法提请免去刘洪玺海子街镇副镇长职务；责成海子街镇党委免去吴康琴海子街镇中心校校长职务，免去周旺擦枪岩村干沟小学校长职务。
当地逐一排查留守儿童
毕节市市长陈昌旭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起事件暴露出毕节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毕节市委、市政府一定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采取具体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第一，立即对全市范围内的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建立台账、建立档案。积极开展社会关爱活动，组织全市干部职工、教师、志愿者、爱心人士进村入户，对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
第二，实行各级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双线包保”责任制和县（区）长、教育局长、乡镇长、校长、村长（村委会主任）“五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实教师一岗双责，加强学生管理。
第三，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组织民政救助、公安治安联防等力量进行巡查。
第四，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市、县、区财政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
三、我国形成公共危机的特点
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转型时期，因此，公共危机的形成会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形式多样性
过去，危机常见的表现形式比较单一，一般情况下，政府运用原有的应急方案就能够积极的加以应对，而如今，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快速推进，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如大型的自然灾害、流行性的传染疾病、安全性生产事故以及各种原因造成的群体性事件等。
（二）公共危机的多发性
公共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现象，特别是一些有组织性、暴力性、危害性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受到社会人文环境、价值观念等的综合影响，因此，政府必须积极介入，采用科学有效的危机管理方式加以应对。
四、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
加强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危机管理是提高组织管理绩效的决定因素。
众所周知，危机的发生必然会导致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的无序和系统失衡，从而影响政府的管理绩效。实施危机管理可以保证政府组织系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运行．也可以使政府组织实现渐进式的管理变革，促进社会兴旺发达。
2.危机管理是提高政府组织管理水平的必需。
缺乏危机意识，必然会导致管理水平低下。我国的政府组织和企业目前缺乏一种能够预防、察觉和化解危机的内在机制。危机管理包容了政府组织在顺境、逆境之中以及发展过程各阶段的管理内容，是一种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管理思想，因而它是目前较合适的管理模式。
3.危机管理是防止政府组织老化，使政府组织之树常青的关键所在。
在经济学中，根据“帕金森”定律，即政府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日渐倾颓，这也就是说，政府组织存在的最重要职能便是防止老化。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政府组织的生存威胁越来越大，遇到的危机越来越多。因此，要防止政府组织老化，就必需实施和加强政府组织危机管理。
五、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
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造成资源的损失。
危机会直接造成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破坏基础设施；由于破坏正常的生产和服务以及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而导致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损失；间接的损失包括增加债务的负担、增加财政的支出、减少储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和发展计划的延缓。
2.发展计划的打断。
危机打断了政府和社会正常的发展计划，使发展的资源从所计划的领域转移到危机的回应和重建方面，从而使发展从长期的考虑转到满足近期的需要。
3.影响投资的气候和环境。
危机，特别是在短时间不断出现的危机，以及时间持续较长的危机都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对影响。投资者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投资气候和环境以降低投资的风险，而危机会引起失业、抑制消费的需求、导致经济的滞胀等，这些都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4.政治的不稳定。
危机的出现无疑是对国家政治和政府治理的挑战，不适当的政府政策、政府管理的失误、政府对危机缺乏有效的回应、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政府责任的丧失等等皆会造成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政府的信任危机，从而对政治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六、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
（一）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淡薄
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差。以前我们有一些危机性事件，但我们更愿意把它们定位为突发性事件。虽然学术界早就呼吁加强对危机管理进行研究，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政府的呼应。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认识不足。由于突发事件意识淡薄,突发事件出现时就会措施无力,政府和公众都会存在侥幸心理。在侥幸的过程中,很多机会丧失,突发事件得以蔓延。公众的侥幸心理一旦被摧毁,由于缺少相应的思想准备,便会变得极度恐慌,这种恐慌引发的破坏性后果往往比突发事件本身更为严重。
（二）危机方法应对得不科学
风险管理指运用系统的方法，确认、分析、评价、处理和监控风险的过程，它要求把风险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政策、规划、资源的管理方面有效地实施风险的防范与管理，预防和降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我国政府管理正缺乏这种全面风险管理，并没有把危机管理纳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在政府各种政策制定、规划、资源管理方面，都没有把危机风险的分析、确认和评估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和环节来做，往往是公共危机管理发生之后才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三）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滞后
我国在应对“5.12汶川大地震”期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比如政府的危机管理缺乏系统的预防战略和政策规划；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训练、组织保障；缺乏整合和协调的机制，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欠缺；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机制，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缺乏制度化的财政资源保障和人力资源保障等等，都使我们看到了建立健全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的迫切性。
（四）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很低
综合非典、地震、雪灾及手足口病、甲型H1N1等诸多公共危机的爆发，从预防到处理到善后工作，每一环节都凸现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一大缺憾，即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很低。以SARS为例。SARS疫情的发生，最早或者第一时间实施应急处理的是医疗卫生部门。但是，医疗卫生部门只能处理已经被感染并且已经发病的患者，无法处理大量已经被感染或可能被感染的潜在患者和受害者，而有效预防和控制疫情真正要解决的是对后者的有效隔离和有效控制，有效阻断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在SARS疫情发生初期，在应对过程中，政府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医疗卫生部门的专业责任或职业责任的放大，实际上起着躲避自身责任的作用。
（五）不够健全的法律制度
在公共危机管理处理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危机时刻一切以应对危机为要，权力可以无限授予，公民应以大局为重，公民权利应让位于危机管理”等，这些说法看似合情合理，实际说明了危机管理中法制的缺失，无论在正常状态下，还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都应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为解决危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不择手段，最终结果可能会诱发新的社会危机，并对国家的法制进程造成长远的伤害。从总体看，现行的公共危机管理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法律分散性、多元性的状况依然存在。如我国没有在宪法中规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也没有制定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紧急状态法”，这是其一；其二是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特殊行政程序规范，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其三是紧急状态下监督机制不完善，问责机制不健全。
（六）危机事后恢复的不力
在危机事后的处理阶段，政府一方面需要妥善应对有关政治影响、经济损失等恢复性问题。另一方面还需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修正组织的日常决策和应急处理系统，七、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坚持的原则与措施
（一）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应坚持的原则
1.时间性原则。
采取紧急处置手段，及时控制危机事态的发展是危机管理的第一原则。2.效率性原则。
公共危机蔓延速度很快，要求政府快速反应，有效动员社会资源。3.协同性原则。
参与危机应对的人员和力量来自各个方面,比如交通、医疗、通信、消防、食品等，协同一致动作特别重要。5.12抗震救灾开始有个阶段出现混乱，之后在绵阳设立了一个统一指挥领导小组，指挥调配各方力量和物资，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4.科学性原则。
主要针对因工业技术而引起的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危机事件。如应对这类大型事故、地震、海啸、飓风等不可盲目蛮干，必须注重科学性、技术性，多征求专家的意见。正例：唐家山堰塞湖的处置充分发挥了水利专家的作用。反例：前苏切尔诺贝利电站核泄漏事故，因为隐瞒真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二）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措施
危机的预防只能减少或预防危机的发生，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机的发生。一旦危机发生，原有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坏，整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根据预防危机管理程序，立即进人危机处理状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措施不当，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减弱甚至丧失，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措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强化危机意识。先进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是建立在先进的危机管理意识之上的，危机意识是危机管理的起点。在强调危机意识的同时，要转变公共危机管理观念，把公共危机管理有机地融合到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战略之中，特别是纳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SARS危机处理中，我国主要靠的是政治动员机制，靠的是政府行政手段，社会力量的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要着力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致力于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使危机管理中不仅有一个忙碌的政府，也有一个忙碌的社会，从而更好地调动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团体、工会、社区组织、群众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自我调节的力量，化解危机。
2.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
3.建立官员问责制。
修正考核体系公共危机治理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容许出现不负责任的官员的。在“ 问责制”下，贪赃枉法、失职渎职与平平庸庸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或被免职，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在加强“ 问责制”的同时，要进一步修正考核体系，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实现各级政府运作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树立统一的“ 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终标准。
4.建立专业化、科技化的危机管理机制
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专业化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可急于求成。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不但要建立专业化危机管理队伍和专业化的应急救援队伍，还要加强对救援人员的专业化技术培养。与此同时，引入高新科技的网络、卫星监测、遥感、全球定位系统等一系列技术及其国际前沿的管理方法也是提高危机管理绩效的必要手段。
5.建立完善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
公共危机的特点决定政府新闻发布必须及时、客观、准确、稳定、有序。但是应该准确及时发布的信息却受以下情况的制约:公共危机的报道,一旦见报,影响安定;事件原因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报道;为“安定民心”,报道时有意放大或缩小。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新闻发布 的非制度化密切相关。“制度促进着可预见性,并防止着混乱和任意的行为。制度协调人们的各种行动,建立起信任,并能减少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
6.培育健康的人文社会环境。
危机不仅是对一个政府管理制度和应变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心理承受力的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民族能否精诚团结，以健康、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危机，是一个民族民族特性的具体体现。危机的预防管理不仅包括制度的预防，还包括人们精神健康和心理的预防。
结论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从技术上讲,在部分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少部分尖端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从产业的角度讲,在整个产业水平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少数产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决定了中国技术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所以,加强技术预测,选择合适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战略,将有助于切实推动我国高新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使企业在技术的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虽然技术战略管理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无疑进行科学的技术预测,对进行有效的技术战略管理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没有准确的技术预测,就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技术战略管理。当然，同转型期其他方面事业的发展一样，中国危机管理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需要做长期的追踪和认真的研究。对公共危机管理有关问题的研究，相信我国会继续关注危机管理问题，继续研究危机管理问题，也相信我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公共危机的潜伏与不断爆发促进公共危机管理不断完善，同时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更高级、更文明、更理智的新境界发展。应对公共危机，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重要目标，也是这一时期政府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机遇。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我坚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政府一定能找到解决好公共危机的科学的方法。中国人民一定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稳定幸福的社会环境中，这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李珊珊.公共性危机的应对策略.管理观察.2008.11
[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3.7
[3]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4]欧子艳.《公共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责任研究》[J]，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5]胡杨.《危机管理的理论困境与范式转换—兼论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02期
[6]李杰.《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7] 吴春华，《中国的公共危机管理》 [8]公共危机——百度百科
[9]房叔与毕节取暖事件的网上新闻级善后处理
第二篇：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从非典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2003年，一场“非典”突然袭来，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这一突发性的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责任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令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时，“非典”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去反省和总结，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
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而2003年的非典危机使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也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存在的欠缺，我们要正视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不足，不断改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制度，以提升我国政府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
一．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1.公共危机管理意识比较淡薄。这次 “非典”疫情的扩大,除了受卫生技术条件的制约外,在初发时对“非典”的传染性和可控性认识不足,政府相关部门及普通民众缺乏危机管理意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信息公开力度不大。在我国政府刚涉及非典危机时，信息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3.反应能力较为迟钝。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是难以明确的，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4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健全。我国目前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权威性的应急法律保障不足，无 法 满 足 危 机 管 理的法律化及制度化要求。
二．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增强政府危机风险意识
对于公共危机管理，我们应该坚持“以防为主”的观念。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广泛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努力提高发现、捕捉、判断危机信息的能力，将对各种潜在风险的随时评估纳入危机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其次，必须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和监控系统，使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时刻做好防范危机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二．建立公共信息公开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向社会及时、准确地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随着政府推行政策转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开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利器。应改变某些传统管制方法，允许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评论，并全面开放；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有关危机事件方面的知识，让公众能够迅速掌握、了解真实情况，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防止出现因为信息闭塞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无谓的恐慌。三．提高政府危机应变能力
我国政府危机应变能力不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行政效率低下所致。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保政令统一、职责明确、协调一致，以提高政府应变能力。首先，要加强统一指挥和控制，通过缩减不必要的组织层次，适当扩大相应管理幅度，提高行政组织的纵向沟通速度。其次，要加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根据事权的性质来恰当分配职能关系，避免各自为政、部门封锁。最后，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于上层的状况，把一部分决策权（如公共安全事务）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让它们能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反应、及时处理。四．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在处理“非典”危机中，政府从采取隔离措施，到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作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在短短的20天内出台，创下建国以来单项法规出台最快的记录，为政府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进步。危机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尽快启动《危机事态法》的制定，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克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样一个危机频发的时代,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的综合应对能力,构建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体制,将是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所必须履行的一个历史使命,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项战略任务。我国政府应当逐步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提高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使整个社会都能有效发挥应对危机事件的作用,减少危机事件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篇：从改革开放30周年看我国政府执政能力
从改革开放30周年看我国政府执政能力
中国在过去30年间，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那些具有良好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3%。这说明政府能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
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卓越的政府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当前中国是否拥有一个有效且卓越的政府呢？或者说当前我国政府能力水平究竟如何？
中国政府能力就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在既定的国家宪政体制内，通过制定和执行品质优良、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最大可能地动员、利用、组合、发掘、培植资源，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广泛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理性地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正式规则并积极引导更为广泛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形成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及其机制，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促进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有效性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
政府能力从职能性质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能力：经济管理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本文主要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来评价当代中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能力。
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看中国政府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国跟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二十多年的爆发式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证明了我国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的时候为3624.1亿元，到1997年为74462.6亿元，2001年为95933.3亿元，2002年为102398亿元，2003年为116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运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0多年来增加了近8倍。在1978至2003年2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其他几个主要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美国2.7%，加拿大2.6%，日本3.3%，印度5.2%，法国2.1%，英国2.2%。对比后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
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1980年我国为379元，1990年为1634元，2001年为7543元，2002年为7954元，增长了20多倍。1992年到2003年间平均年递增9.5%左右，而同期其他几个国家是：美国2.3，日本0.8%，德国1.0%，法国1.4%，印度4.6%。经济结构优化显著。1978-1997年，三次产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12%、10.6%，占gdp的比重也由28.1：48.2：23.7变为18.7：49.2：32.1。尽管我们的经济结构比例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却显著高于它们。而且，我国农业增速远远慢于gdp增速，工业、服务业却高于gdp增速，这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扩张期。第一、对外贸易取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在增长，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5097.6亿美元，2002年的6208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3.5%，不仅高于同期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高出近8个百分点。进出口差额由1978年的-11.4亿美元（逆差）扩大到1986年的-119亿美元，而后开始上升，到1990年扭转为顺差87.4亿美元，2001年为225.4亿美元，2002年的304亿美元，成为世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国际储备在1980年时为-12.96亿美元，到1990年110.93亿美元，1998年为1449.60亿美元，2001年为2122亿美元，2002年的286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
第二、利用外资数额大幅增加。198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44.6亿美元，到2001年496.7亿美元，2002年的550.11亿美元，增长了10多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排位前500名的跨国公司已有近四百家在中国投资。美国9·11事件和安然事件，促使大部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资本聚集的中心。这些外资的引入，不但使我国获得了相对稀缺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竞争机制和管理经验，同时也意味着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三、坚强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的凶猛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几个回合就把亚洲“
龙”和“虎”打趴下了。它震荡着亚洲，牵连了俄罗斯，甚至影响到远在大洋彼岸的巴西、美国。离风暴中心最近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中国对外贸易承受了巨大压力，利用外资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市场疲软，消费不振，通货紧缩现象日趋明显，外有金融危机影响，内有通货紧缩作祟，为挽危局，政府叫响了“积极扩大内需”的口号，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
措施：人民币不贬值、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依法治理金融，强化监督管理等等。中国经济成功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中国政府进行的“技艺高超的宏观经济管理”使中国成功的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四、成功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将在一个更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以平等的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力资源丰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依存度，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当前利益出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非常有利。而且，wto的共同规则还将对稳定我国多边外贸关系、减少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深化，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尽管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挥洒这把双刃剑，做到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的各种资源条件，同时避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成功地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这是否再一次证明了我国当代政府的有效性呢？
第四篇：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
基于食品安全监管视角的 “三鹿奶粉”事件剖析
一、选题背景
“名以食为天”是永恒不变的道理，食品是人们生活及继续开展生产活动的基础，也是国家稳定有序的保障，伴随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要求越来越高。1982年我国食品卫生检查合格率仅为161.5%，该年我国第一部食品卫生监督法面世——《食品卫生法（试行）》，该部法律面世以后，我国食品安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94年我国食品安全合格率提升至82.3%，2009年进一步提升至98%，2011年全国食品安全监测合格率依旧保持在90%以上。其中药品监测合格率为96.82%，抽检面覆盖211个品种近3万批次。从区域来看，上海市食品监测合格率为94.1%，食品中毒发生的概率控制在10万分之0.87以下，抽检样品每千人8件，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知情度得分超过80分。慈溪市食品安全监测合格率为98.11%，监测食品类4650批次，其中水产品合格率为95.9%、食用油合格率达到100%。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家的大力整治下，我国食品安全卫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依然甚嚣尘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牵动着人们的神经。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事件、毒胶囊事件等等都给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2012年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注胶虾事件、“立顿”茶叶事件、柴鸡、过期鸡胗事件、硫磺竹笋事件、“地沟油”事件、“皮鞋酸奶果冻”事件、、可口可乐“含氯门”事件等事件，这些事件不仅让人们呼吁食品监管部门的职责是什么？食品监管部门做什么事情去了？为什么在国家政策的调控下依然出现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由此，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步伐不应该停止，而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探究食品安全形成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案。
二、选题意义
虽然我国经济经历的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对于食品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食品安全事件却层出不穷，国内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无不让人们提心吊胆。因而本文立足现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国家食品安全监测角度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载体对当前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希望为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一定可行性方法。笔者首先对食品安全的理论及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从理论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丰富。除此之外，笔者运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对当前食品安全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践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笔者为了深入探析当前食品安全的症结所在，首先对当前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文献的研究资料了解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2.案例研究法
本文不仅进行了理论分析，还选择“三鹿奶粉”事件作为载体，以具体案例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形成机理及监管中存在弊端进行了一一解读。3.比较研究法
笔者选择澳门食品监管作为比较研究法的载体，将澳门食品监管与大陆食品监管进行了对比，希望从对比分析中探析出大陆食品安全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具有可行性建议。
（二）创新点
本文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笔者不仅对食品安全理论进行了梳理，还将理论运用至案例中进行剖析，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第二，本文以澳门食品监管现状作为对比载体，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第三，笔者充分认识到案例剖析对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的意义，因而在本文分析中融入了“三鹿奶粉”事件进行了分析，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因而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然而由于社会价值管理、投机机会的广泛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广泛存在。
在国外，冯·布劳恩等（2002）研究认为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指食品本身安全，社会健康、卫生事业、社会弱势群体对食品安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而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其社会性。Anne Winlock等（2004）研究指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在培训、食品安全决策、食品安全系统建设与调整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它任何形式都很难代替的。Marion Nestle（2004）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将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安全监管中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及监督机构，同时食品监管涉及政府、公众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些群体总是在博弈中寻求最佳平衡点。Gizmo Valceschini等（2007）研究处处英国规制是产业链下游企业对供应商进行监督，利用零售商的市场影响力，进而对上游企业形成制衡。Laurie（2005）通过对欧盟食品安全规则进行研究，将欧盟统一食品监管的规则及将按机构在欧洲食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剖析。
在国内，虽然针对食品安全研究的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关系国计民生，很大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了对此课题的研究。朱明等（2008）在《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中对国内外有关食品安全法规及食品安全管理资料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当前食品安全现状及国内监管体系，运用程序研究法对食品进入消费者家庭的全过程监管方法进行了解剖。谭龙飞等（2007）在《食品安全与生物污染防治》中对微生物在食品安全中对于影响进行了分析，对食源性疾病预防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周洁红等（2005）在《生鲜蔬菜质量安全管理问题研究》中对蔬菜的食品安全管理进行了研究，该该文中作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信息不对称及政府监管机制缺陷进行了解读，指出认证、标识、检测、市场准入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傻瓜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为生产者提供一定的激励。郭爽等（2007）在《澳门食品竞全管理透视》一文中对澳门食品监管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澳门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源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技术与人力资源匮乏及信息沟通滞后等因素。李南南等（2009）在《从“三鹿奶粉事件”评述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一文中对三鹿事件产生的客观原因与政府监管问题等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政府监管理念陈旧、监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监管责任不清是导致三鹿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作者还从立法角度、法律体系角度、责任追求角度等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总之，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导致一系列食品问题依旧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对食品安全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难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因而必须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结合时代因素进行研究，以此推动食品安全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五、主要内容及结构 引言
1.1选题背景 1.2选题意义
1.3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1.4主要内容及结构
1.相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梳理 1.1国内外研究现状
1.2食品安全的界定及特点 1.2.1食品安全的界定 1.2.2食品安全的特点
1.3食品安全监管的界定及特点 1.3.1食品安全监管的界定 1.3.2食品安全监管特点 1.4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2.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1澳门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2内地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分析
2.3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差异性分析 2.3.1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差异 2.3.2社会参与机制差异 2.3.3食品安全监测标准差异
3.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3.1“三鹿奶粉”事件概述
3.2“三鹿奶粉”事件中透射的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3.2.1相关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 3.2.2食品安全信息反馈渠道受阻 3.2.3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度较低 3.2.4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模糊不清 3.3存在问题的原因
3.3.1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 3.3.2政府相关部门监督不力
3.3.3“三鹿集团”脱离实际的发展速度 3.3.4原材料收集中存在监管缺陷
4.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对策建议 4.1政策立法方面
4.1.1强化食品监管立法
4.1.2借鉴澳门食品安全监管完善内地食品安全监管法规 4.2企业社会责任构建方面
4.2.1政府发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
4.2.2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4.3食品安全监管渠道建设方面 4.3.1构建食品安全危机管理渠道
4.3.2借鉴澳门高公众参与度的食品安全信息反馈渠道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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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香焦致癌”事件看政府危机公关-王芳
从“香焦致癌”事件看政府危机公关
王芳
日新月异的传播媒介承载着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乘着媒介这对翅膀，它的传播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已是不言而喻。如何避免公共危机事件的“蝴蝶效应”，已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危机事件关系人们生活的安定，同时也使地方经济、政治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此，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旨在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发生在2007年3月的海南“香蕉致癌”事件再一次把人们的眼光聚焦于危机事件，以本事件作为分析材料，笔者考查了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公关行为的得与失。
2007年3月13日，广州《信息时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的文章。该文章称广州8667公顷的香蕉林中，特别是万顷沙地区已经有超过3333公顷感染了号称“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占总数的34.5%，且每年以200/0的速度扩大感染面积。该报道还称，这种病毒被称为香蕉“癌症”和香蕉世界的“非典”，这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被感染的香蕉只能死去，导致人们担心食用染病毒的香蕉对人身体有害。
另外，3月20日，广州市食品安全信息网和中国食品网“曝光”了12种常吃的“毒”水果，该言论经过某些媒体的转载，引起了全国水果市场的巨大震动。许多人误以为吃了香蕉会得癌症而不敢吃香蕉了，一时间，“香蕉致癌论”导致了国内各大城市的经销商“谈蕉色变”，使得本应是销售旺季的香蕉突然滞销。
事件发生后，引起国内各大媒体的关注，由于事件关乎农民的经济安危，农业部、海南省政府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危机公关。
此次事件对农民的影响开始于3月20日以后，3月20日以前，海南的香蕉价格比较正常，每公斤的价格在2.4一3.2元这个幅度。到3月21日以后，价格就不正常的大幅下跌。到了3月31日，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斤0.3元一0.8元。甚至于每公斤0.3元以下的都没人收购。
由此可见，此次“香蕉致癌”事件的影响速度之快，后果之严重性，在这一阶段，政府要明确危机公关所处社会环境、对危机事件的性质及影响程度作出准确判断，以便确定所要采取的措施，但从时间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关行为显然是与危机事件的影响速度不平衡的。在长达10天左右的时间里，未见政府发布官方公告，直到4月5日，人们才通过媒介听到政府姗姗来迟的辟谣之声。面对危机事件，政府应及时表明立场和态度，不能等到问题全部搞清楚再发布信息，因为任何未能及时发布的信息—无论它怎样的天衣无缝，都会成为所谓的“零信息”。
在此阶段，政府的危机公关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4月2日，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迅召集省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开会，会议决定立即推出五条救市措施。
4月5日，海南省委宣传部与省农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政府应对香蕉市场**的具体措施。
4月7日，中国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就近期有关“香蕉巴拿马病”的传闻发布消息称，香蕉巴拿马病学名为香蕉枯萎病，与食用香蕉的安全性没有任何关联。
4月9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近年来，通过农业和科研推广部门的共同努力，香蕉枯萎病的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危害程度和蔓延速度与世界其他疫区相比是减轻和减缓的，并未对我国香蕉产业造成严重影响。
4月13日上午，为了消除“蕉癌”影响，增加蕉农收人，澄迈县委、县政府主办了澄迈县香蕉品尝会并邀请香蕉协会、水果协会、营养协会等各个行业的专家们介绍了吃香蕉的种种好处。
在前一阶段，危机事件已经显示了其强大的威慑力，如果任由事件继续发展下去，对农民和整个香蕉产业将是毁灭的打击。面对此次危机事件，由于农民自身的分散性和作为信息弱势群体的特点，他们抵抗危机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而政府作为权威组织，可以高效率地完成分散的人或松散的群体所不能承担的活动。所以在此阶段，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终于按捺不住寂寞，强势危机公关也由此开始，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所在。政府是由各种不同的职能部门组成的强大组织，如宣传部、农业厅、财政厅等，他们有庞大的信息网络以应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以从资金、技术、交通、信息等多方面化解危机带给农民的风险。同时政府公关的优势还在于它的协调管理方面，当危机袭来，并不是由单个农民去应付，而是通过整个政府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部门和岗位人员各司其职，齐心协力，不仅有效地抑制了危机的影响，同时还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的组织管理形象。
到4月16日，海南省香蕉平均价格达每公斤1.3元以上，基本接近正常价位。香蕉每天出岛量最高达2万吨。至此，政府的危机公关在“香蕉保卫战”中大获全胜。4月24日上午，海南省举行“处置香蕉市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向**中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有关企业、协会等表示谢意，同时还提出海南省各级政府要与农民携手共建各类农业合作组织，降低市场风险，解决海南热带瓜菜出岛运输的“瓶颈”问题。
危机**过后，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就到此为止，政府要对引发危机的原因和危机处理过程中呈现的问题进行诚恳的解释，对相关部门的危机处理措施进行评价，以求对未来的行动有所指导，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在此阶段，政府的危机公关转向对未来危机事件的防控措施的传播，传播过程中公众的“信息疲劳现象”是此阶段一个值得政府关注的问题，“信息疲劳现象”是指由于面对危机信息简单的重复，公众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的漠视，对此，政府应下一步传播行为就要根据公众自身的特点和选择性需要制定信息传播策略，实现信息的“又好又快”传播。
政府的危机公关行为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这种信息传播的效果受到信息所在环境、信息的类型以及传播渠道的选择的影响。
1、政府危机公关的信息环境
事件的性质决定政府的危机公关的策略，本次危机事件有两大特点:其一，爆发的时间正值海南香蕉的销售旺季，现代媒体的发达使谣言传播如借东风，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破坏力，导致香蕉价格一落千丈，农民损失惨重，整个香蕉产业也面临致命的威胁。这也正体现了公共危机事件的独有特征，即意外性、聚焦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等，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无疑是减少农民损失的最佳时机;其二，香蕉作为一种娇贵的水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看，人们通常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有用的信息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香蕉是否有毒这一信息，人们也急需得到政府的权威解释，此时，政府若能在第一时间辟谣，可以极大的缓解人们心理上的疑虑。在这样一个紧迫的信息环境里，国家农业部、海南省政府在此后的几天连续发布公告或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披露事情发展状况，阐明政府的观点和立场，形成强大的信息攻势，与时间赛跑的危机公关为这次“香蕉保卫战”赢得了更多的机会，这也突现出了危机公关中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的重要。
2、政府危机公关中的信息类型
政府的危机公关行为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当危机发生后，公众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和焦虑状态，他们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不确定的环境，而信息传播的最大功能就是消除不确定性。那么，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信息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呢?在此次危机公关中，首先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告知公众事件缘由以及现在的事态发展状况等相关信息，向公众展示真实的危机环境，通过新闻发布会以及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辟谣所呈现的就是事实性信息，这是危机公关的第一步。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对公众给予行动信息指导，向公众阐明政府即将或可能采取的行动，表明政府对事件的关注和对事态发展的控制情况，缓解公众的心理压力。此次危机发生十天后，海南省政府出台“五条救市措施”，表明解决危机的信心和决心，政府的态度和行动对农民恐慌、焦虑、无助等情绪给予有力回应，同时《海南香蕉组培苗生产经营管理规定》的出台更是从法律上给予了农民对未来的希望。通过事实性信息和行动性信息、的传播，使政府在整个危机公关中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权，成为公众可信赖的心信源，这种“以民为本”的人性化传播，不仅有利于危机事件的圆满解决，也有利于树立政府“亲民”的良好形象。
3、政府与嫌介合作提高了信息传播效果
危机公关中，政府与媒体是一对完美的组合，政府是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媒体不仅可以扩大政府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大众传播媒介，还可以为政府信息提供有力的补充。在此次事件中，政府公关行为充分体现了信息公开的原则，通过新闻发布会告知媒体和公众事态发展以及政府的态度和行动，信息渠道的畅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同时，政府与媒体的这种合作的关系，使得媒体在启动自己的新闻报道时做到客观、公正、准确，有利于保持与政府的信息平衡。在本事件中，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台、海南特区报、人民日报驻海南记者站、中新社海南分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海南记者站{等中央诸多新闻单位都对危机事件进一行了不同程度的跟踪报道，这种信息{的集中报道，使整个事件成为“焦点事一件”。通过传播媒介的报道，危机事件一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极大的促使了危机事件一的快速解决。政府与媒体的这种通力{合作，充分发挥了媒体的“帮忙不添乱”的职能，使危机公关如虎添翼。
总之，作为信息传播形式的一种，政府的危机传播行为应充分尊重信息传播的规律和危机中公众的心理需求，政府的危机信息应力争在第一时间公布，因为信息最大的特点就是减少或消除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作为信源的政府及时发布危机信息，不仅可以使公众在心理上获得安慰和鼓励，在行动上还可以获得引导从而避免出现恐慌或不理智的行为;其次，在信息传播渠道上，政府与媒体合作可以大大缩短信息传播的途径，信息通过媒体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大范围打撒，政府信息的权威比与媒体信息白勺显著性，极少廿创曾强了信息传播的效果，促进了危机事件的顺利解决。
(作者单位:江西范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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