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核电危机背后:超期服役与安全记录被篡改
日本核电危机背后:超期服役与安全记录被篡改
宋冰 徐倩 曲飞帆
北京时间昨日20:50许,东京电力公司紧急报告日本首相官邸: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内的燃料棒高出冷却水位1.7米,3号机组反应堆内的燃料棒高出冷却水位2米,加注海水后仍不见水位提升。3号机组的规模比1号大,使用的是铀235和钚的混合核燃料。
1号、3号机组加注海水后,海水一度已淹没燃料棒,但又退了下去。分析人士认为,1号机组有可能是12日爆炸后,密闭容器已破损;而3号机组水位不见上升,原因不明。
另有日本核专家认为,两台机组不见水位提升,是因为反应堆内浓度过高,导致内部压力大于外部注水泵的压力。
之前在一个多小时前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还表示,从12日起,抢险人员已将海水陆续注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几个机组,已经能看到水位上升,且将持续注入更多的水,“目前核辐射数值的变化不大。”
再往前,昨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枝野幸男的说法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正在采取通风工作来排出堆积的氢气。现在一部分机组确实出现核心熔毁的迹象,不排除会继续熔化。”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6个机组,地震后均自动关闭。
尽管情况危急,但日本专家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不可能成为“切尔诺贝利第二”,理由是: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早已停止;第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外没有像福岛第一核电站这样厚达15厘米的不锈钢护罩。
目前民众所受的为核沾污
枝野幸男昨日下午表示,日本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通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有3个机组的冷却装置已经失灵,其中1号机组12日有爆炸现象;2号机组的辐射已造成1死4伤,目前辐射扩散到20公里以外;3号机组也出现故障。
枝野幸男还表示,不排除3号机组像1号机组一样发生爆炸,但即便发生爆炸,对周边居民健康也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初步确定此次核泄漏事故为4级,即造成“局部性危害”。日本官员表示,这个等级有可能会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调整。
截至昨晚,福岛第一核电站已有11名员工被送往医院,其中一名确认遭受核辐射。送到医院时,从该员工身上测出的核辐射污染程度已超过100微西弗(mSv)的规定标准。
日本政府12日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的人员疏散范围由原来的方圆10公里扩大至20公里,把福岛第二核电站周围的人员疏散范围由3公里提升至10公里。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检测到的放射性物质包括碘131和铯137。碘131一旦被人体吸入,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疾病。日本政府已计划向核电站附近居民发放防止碘131辐射的药物——碘片。铯137会造成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
日本大地震发生至今,核安全已成为关注焦点。应对地震称得上是素有经验的日本国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核恐慌。如何能在核电站控险上向日本国民交出满意的答卷,以避免出现切尔诺贝利式的悲剧,已成为日本政府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而其后,更长远的问题在于,像日本这样地震、海啸频发,对核能又有很高依存度的国家,如何在未来保证众多核电站的安全运行,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一直在大力发展核能的日本,核安全在本次灾害之后必将重新提上政府的日程。
专家认为,日本民众需要冷静应对。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规划运营部主任王计平就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福岛第一核电站12日发生的爆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爆炸。而是冷却失灵后,高温下一系列化学反应导致氢气大量积存,从而发生的氢气爆炸。
“因此,(这个核电站的)主要危险在于核泄漏而非核爆炸。”王计平说。至于此次扩散的放射性物质是否会随着西风扩散到美国,王计平则表示还要具体根据各方面的监测数据来分析。
华润集团核电专家李金英昨日上午接受第一财经电视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日本抢险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把反应堆内的热量及时导出,目前工作还算做得及时。
李金英表示,一方面,使用海水进行冷却之后,温度在一定时段得到了控制(但也有反复),目前并未发生核爆炸;第二个方面是,核电站多处设施发生断裂,目前不能排除放射性物质已经泄漏到环境中,但目前的泄漏量还是比较小的。
他说,目前确认受到核泄漏影响的数百名民众并不是受到了核辐射。核辐射是对人体的整个内辐射(贯穿辐射),影响比较大,目前的情况只是核沾污,民众暂时不必恐慌。
最坏的核爆炸或已避免
日本学术会议前会长近藤次郎也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机组并未发生连环爆炸,应该说已经避免了核爆炸这一最坏的状况。
但是,日本政府在事后的处置方式并不被公众完全认可。日本原子能资料信息室核燃料循环负责人泽井正子表示,虽然1号机组的反应堆安全壳没有损伤,但发生事故时政府没能立刻采取得当的对策,导致了厂房爆炸。而日本首相府信息公布的速度和内容,也都不是很让民众满意,有淡化事故之嫌。
另外,鉴于此次危机之下,日本民众情绪强烈,日本今后的既定核电发展计划是否会因此放缓,还不得而知。
日本共有55座核电站,居世界第三,核能占全国电力供应的34.7%,对核能依存度相当高。就在去年,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的能源基本计划草案还表示,日本将以确保安全为前提,重点发展以核电为主的低碳电源,到2030年至少增加14座核电站,核电站的利用率从现在的60%提高到90%。
多次篡改安全记录
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已有60年历史,是日本的一家巨型电力企业,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商。在核能占全国电力供应份额超过1/3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核电厂供应了全国一半的核能发电量。
然而,这样一个核电巨头,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过去10年内对其下属核电站反应堆核心结构出现裂缝瞒而不报,甚至不惜篡改数据、伪造安全记录。而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的数据,也曾在1979~1998年先后28次被篡改。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辖的核能安全保安院披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京电力公司有疑问的安全记录多达29份,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和2号反应堆也在黑名单上。此外,在东京电力公司被检查的13座反应堆中,有8座一直在缺乏全面检修的状况下运转。
这种情况下,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频发。比如1978年时就曾发生临界事故,但事故一直被隐瞒至2007年才公布于众。而在2006年时,该核电站6号机组又被报道发生过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除了擅自篡改数据并隐瞒事故外,福岛第一核电站还存在着超期服役的问题。今年2月,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分析报告,该机组已经服役40年,出现了一系列老化的迹象。
虽然专家分析,在日本这样多地震的国家,仍然使用福岛第一核电站这样的老式沸水堆机组,十分不妥当,但在2010年——其40年使用寿命已到后,福岛第一核电站不知何故又比原本计划延寿20年。如果没有此次事件发生,第一核电站的正式退役需要到2031年。
第二篇: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东方网)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氢气爆炸,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综合媒体3月14日报道,相比地震和海啸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少量伤亡吸引了全球密切的关注,它更能触及公众意识深处的恐惧。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和1号反应堆类似的氢气爆炸,外围建筑被摧毁,而美军直升机在距离核电站100多公里处发现了放射性物质,这令紧急事态进一步升级。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14日报道,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至少有过一次不太引人关注的“彩排”。2007年7月,一场当时听来已属骇人的里氏6.8级地震袭击了距日本北部新泻县不远的超大型柏崎刈羽核电站(Kashiwazaki-Kariwa)。随后爆出消息,这座规模位于全球前列的核电站,设计的抗震级别却远远低于那次地震的震级。其中一座反应堆所受到的震动,竟然超过其抗震能力近2.5倍。
可以说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全球核电行业的安全记录还算不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更好的设计和监测。在这方面取得改进的同时,各方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加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已促使西方各国政府再次考虑建造核电站。在实现能源安全的渴求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核电。
3月12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率先表态,日本因地震发生的核泄漏事件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安排。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核电安全事关重大,有关方面一定要认真分析和总结日本核电事故经验教训,确保中国核电事业安全发展。上述两位官员的公开表态均表明,中国发展核电的总体安排预计不会改变,但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
核事故不会去理会什么国界。日本也远不是利用核技术的唯一地震高发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核世界。我们必须确保核设施安全运转,无论它们建在何处。作为日本历史上的首例重大核电事故,这对正在大规模建设核电站的中国有哪些启示?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是否有保障?让我们抽丝剥茧,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对于核电站受损会产生何种影响,现在评估还为时过早,但此次福岛核电站事故注定将是现代史上第三起重大核电站事故。前两起事故分别是:1979年,美国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站反应堆熔毁事故;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爆炸事故。这两起事故都导致了人们对核电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自从核电站问世以来,在工业上成熟的发电堆主要有以下三种:轻水堆、重水堆和石墨汽冷堆。它们相应地被用到三种不同的核电站中,形成了现代核发电的主体。轻水堆又分为压水堆和沸水堆。目前世界上核电站常用的反应堆有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和改进型气冷堆以及快堆等,但用的最广泛的是压水反应堆。而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福岛核电站,10台机组采用美国引进的BWR沸水堆技术。
福岛核电站位于东京北部的福岛工业区,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10台机组。本次发生主要事故的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3号机组1976年3月投入运营。
由于建设期较早,其配套设施的抗震能力偏低,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福岛第一核电站之所以出现核泄漏,原因在于“堆芯熔化”。主要问题是,部分反应堆的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正常启动,影响了冷却水循环,致使堆内余热无法正常排出,存在温度过高可致放射性物质泄漏甚至熔堆爆炸的危险。之所以会有冷却水循环问题,与其沸水堆的技术设计有关。沸水堆技术拥有一个回路,一旦冷却水循环不奏效,其必须要通过降压、使用海水冷却、其他水冷却等外部冷却方法才行。也就是说,沸水堆在不发电的时候,其燃料仍然在裂变,这将会加剧核物质的释放。
截至1996年底为止,全世界已运行的沸水堆有94座,总功率78285MW,占全世界已运行核电厂反应堆总数的21.7%和总功率的22.7%,仅次于压水堆。沸水堆最大优点是结构和运行都比较简单,尺寸较小,造价也低廉,燃料也比较经济,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经济性。缺点是必须使用低浓铀,目前采用轻水堆的国家,在核燃料供应上大多依赖美国和独联体。此外,最重要的是堆内产生的蒸汽直接进入汽轮机,汽轮机会受到放射性的沾污,而且只有一个回路。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对于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丧失关键能源供给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几近病态,但又并非完全缺乏理性。目前日报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依赖核电,此次事故让日本政府放弃核电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过日本可以重新思考需要什么样的核工业。
福岛第一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整座电站未来非常有可能被停用。如果日本必须拥有核反应堆,就必须建造现代化的反应堆,能够经受住的地震级别要远远超过几十年前过度乐观的规划者的设想。后备发电机组,以及核电站的其他“周边”设施几乎与核心反应堆本身同样重要,应该相应地进行建造或重建。
而截至2010年10月已经并网的中国大陆核电项目共计8个,13台机组,分别是秦山一期、二期和三期,大亚湾、岭澳一期和二期,田湾和秦山二期扩建项目,总额定功率为1083万千瓦,技术类型分为CNP300、M310、CPR1000等等。除了秦山三期核电站是“重水堆”方向之外,在建只有山东荣成的是高温气冷堆,其他核电站都是压水堆。2010年5月23日发生轻微泄漏的大亚湾核电站机组采用就是压水堆(当时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其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中国目前主流“二代加”技术的CNP1000(中广核主导)和CPR1000(中核主导)压水堆均有两套回路系统,一回路系统与二回路系统完全隔开,它是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其冷却的循环回路是与正常反应回路分开的,只要冷却回路没有问题,仍可以将整个反应堆冷却下来,以防止其热量上升,造成堆芯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问题。此外,中国的一系列新机组在安全方面也有多重保护。比如
CNP1000有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排放系统、稳定器卸压系统、堆坑淹没系统、安全壳内氢气控制系统等等,可应对严重的安全事故。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介绍,中国在建核电站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比福岛核电站的二代技术更安全,不存在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的问题。据了解,早在2007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挂牌成立,代表国家正式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实施相关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
所谓“三代”技术,是指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AP1000核电技术以及法国阿海珐公司开发的EPR核电技术。陆启洲介绍说,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中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AP1000的压水堆技术,相比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沸水堆技术,更加安全一些。”一位从事核电站建设的工程师表示,“不会出现堆芯熔化。”
根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4%,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包括红沿河、宁德、阳江、广西防城港以及田湾5、6号机组,岭澳二期2号机等项目将采用“二代加”核电技术;广东台山核电站将采用法国阿海珐公司提供的EPR技术;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将采用AP1000技术。未来,中国核电将出现AP1000、法国EPR、中国自主研发的“二代加”等三类技术并存的情况。
但是我们仍然担心的是本次事件会产生心理层面影响-在众媒体的聚焦下,对核安全的担忧将被放大,或将最终影响国家核电规划目标的制定:从历史上看,大级别的核电事故都会引起对核电安全的社会性忧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在此次事故发生前4个月,也就是2010年10月22日,英国、法国、芬兰的核安全局在各自对法国阿海珐第三代核电技术EPR反应堆进行评估之后,非常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指出EPR反应堆的仪控系统在确保安全系统的充分性,以及安全系统与控制系统的独立性方面存在问题;阿海珐最初提交的EPR设计不符合独立性原则,其控制系统与安全系统之间有高度的复杂串联,二者则有可能同时失效。
尤其牵动中国神经的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广东台山核电站正是采用了阿海珐公司的该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而第一个采用EPR核电技术建造的芬兰奥尔基洛托3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工期一拖再拖,已比原定完工日期晚了257天,可能于2012年6月完工,这将比原定完工日期整整推迟三年多。
EPR是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一种。第三代核电技术较第二代更安全、更经济。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座第三代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第三代EPR技术实际上还处于工程实践阶段。阿海珐EPR仪控系统在欧洲出现的问题牵动着中国核电的神经。一位专家称,“仪控系统独立性不够,可能导致产生共模故障,核电站就有可能失控。但是很难断定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该专家进一步指出,“对于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现在人们已经考虑得比较充分,不会出现。但是几次大的故障,如美国三里岛、乌克兰切尔诺贝利,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极端的、概率很低的事件所引起的大事故。”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已经造成欧洲核电业近20年的停滞,美国甚至在三里河核电事故后30年几乎没有建造过新核电站。
“安全性”成为笼罩在核电产业头上的最大的阴影。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0台,在建规模2192万千瓦,是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国家核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但是,之后“中国即将提高核电比例至5%(7000万千瓦)”,“中国或将再次提高核电目标至8600万千瓦”的消息不绝于耳。目前中国正处于核电规划的制定期,本次福岛泄漏事件很有可能在心理层面影响最终核电规划的目标。不能排除在担忧情绪膨胀的情况下,短期内会对核电装机目标采取更为保守的规划。当前中国的核电发电量,仅占全部发电量的2%;日本这几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即使与14%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目前,中国核电发展存在隐患——一些核电站在保养和维护方面,存在操作不规范的地方;而与外方的技术合作,在个别项目上也出现了衔接不好的情况。国家要为核电发展留有余地,能让监管者或者经营者、建设者,有疲于奔命的的感觉。要做好核电安全的科学普及,以及信息公开工作。此外,核电站的退役,也是一个必须从规划之初就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第三篇:日本地震 聚焦核电安全(能源与节能技术课程论文)
《能源与节能技术》课程报告
日本地震 聚焦核电安全
在能源与节能技术的课堂上,老师经常结合社会热点以及生动、真实的纪录片,给我们灌输能源与节能的知识,使课堂充满了趣味性。3月11号,日本9.0级大地震令全世界为之震惊,老师结合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件以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反应堆爆炸特大事故,给我们讲述了有关核能的知识,令同学们对核能有了新的认识。做为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系的一名学生,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所以对近来发生的地震以及核泄漏等重大事件就尤为的关注。在此,就针对日本地震所引发的核泄漏事件以及切尔诺贝核电站核反应堆爆炸事故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分析,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与思考。
日核惊魂:核泄漏如何发生
发生在日本东北太平洋沿岸的9.0级地震,叠加海啸、核泄漏三重灾难,成为日本“二战”后最深重的公共危机。这场浩劫已造成日本13802人死亡,14129人失踪。地震引发的海啸,冲垮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全屏障,导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的阴影再现。整个日本,乃至全球,也因此陷入对核辐射与核安全的担忧和恐慌之中。
核泄漏是如何发生的呢?
地震之后的海啸造成应急电力故障,冷却系统无法工作,反应堆产生的热量无法散去。东京时间3月11日14点46分(北京时间13点46分),当9.0级地震发生时,位于福岛工业区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自动停止运行。地震不仅威胁到核电站本身结构的稳定,也威胁到核电站的电力供应。但对福岛第一核电站而言,真正可怕的是此次特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由于地震对当地输电系统造成破坏,按照预先设计的要求,核电站启动了应急柴油机发电机组。不幸的是,一个小时后,7米高的海啸抵达,外部水淹导致所有应急柴油发电机出现故障。
福岛第一核电厂1号反应炉1971年开始运转,运行时间将近40年,严重老化。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年2月7日,东京电力公司完成了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分析报告,报告称机组已经服役40年,出现了一系列老化迹象,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的中性子脆化、热交换区气体废弃物处理系统出现腐蚀等。
抗震标准老化也为事故埋下了隐患。日本早期核电站设计抗震标准为里氏6.5级。2006年日本修改了核电站抗震标准,将这一标准提高到抗震能力最大为里氏7.0级。但目前日本国内55座核电站中,只有静冈县的滨冈核电站达到了最新抗震标准。据东京电力公司文件显示,对第一和第二核电站的地震测试假设,最高只有7.9级,换言之,该核电站的安全设计水平,远未达到抵御9级地震的标准。
切尔诺贝利:核阴云仍在徘徊
日本东北地区大地震及海啸引发核泄漏危机,引发全世界关注与担忧。人们很容易联想到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尽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早已停止运行,但这场灾难的贻害在25年后的今天仍未散尽,如何永久清除核泄漏后患的方法仍在探索之中。
为了清除核事故的影响,保障居民的健康,苏联政府在每一个州和地区建立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治疗与预防机构,对受害者提供免费医疗帮助。还特别在莫斯科建立了联邦抗辐射保护儿童科学实践中心,治疗受辐射的儿童。十几年来,该医疗保障系统诊治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达几百万之多,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在受灾严重地区,还建立了心理治疗中心。同时,政府还建立了统一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清单”,对受害者身体状况进行跟踪监视。截至2001年1月1日,列入俄罗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清单”的人超过57万。
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欧洲受核污染的区域超过了20万平方公里(辐射强度高于每平方公里1居里)。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白俄罗斯(4.35万平方公里)、乌克兰(3.76万平方公里)和俄罗斯(5.93万平方公里)。部分东欧国家、芬兰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核污染。大量的放射性核素碘-131和衰变期很长的铯-137通过空气的流动扩散,严重污染了空气、土壤和河流,破坏了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仅俄罗斯受放射性物质铯-137污染的耕地就达29万公顷,森林达98万公顷。
核辐射使受灾区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事故后第一个月内,电站周围的动物数量大大减少,部分动物种群消亡(比如鼠类动物),2年后才开始恢复;电站周围2公里内松树全部死亡,30公里内树梢死亡、外形发生了变化,一年后才开始恢复。同时,在大部分受污染的地区还发现了动植物遗传基因的改变和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现象。
事故后检测发现,居民使用的农产品也受到严重辐射污染。消除农业生产过程的核污染成了首要任务。为了使农产品中的放射性核素降低到标准范围内,政府采取了禁止在受污染的地区生产农产品;在耕地中添加石灰、使用特殊的化肥和提高钾肥含量;用含有亚铁酸盐的药品喂养动物;使用加工技术在第一级农产品中降低放射物质含量等多种措施。
为清理切尔诺贝利事故核污染,苏联政府先后动员了80万人参加事故的清理工作。仅俄罗斯就有20万人参加。他们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最直接受害者,被称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清理者”。事故后第一月内,清理人员中就有28人因受到超强辐射而死亡,145人得白血病。截止今日,清理人员中俄罗斯人死亡超过了1万,残疾者达到27%。事故清理者和污染地区居民发病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呼吸道疾病增加21.1%,血管疾病增加12.1%,感官疾病增加11%,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倍增,清理者自杀现象增多。
切尔诺贝利事故带来的这些社会后遗症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受害者由于长期心理恐慌、紧张而导致的疾病及其损失超过了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造成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长时间内没有说明事故的真相,没有及时向社会提供可靠的信息,公众缺乏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程度和后遗症的正确认知(认为所有产生的疾病都是由辐射引起的),西方媒体大量委曲和失实的报道等。政府因失信于民,使得许多清理计划和措施难以实施。
重审中国核电发展未来
·中国缺一部核安全法
我国在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方面存在法律空白,核能领域基本法原子能法立法一拖再拖,27年依然没有出台,中国核安全法律缺位问题突出。
核安全涉及到铀矿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整个核燃料循环、放射性废物处置、放射性物质运输、核技术应用、市场准入、事故应急、核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等多方面,目前有关核安全的法规规章无法涵盖上述方面且层级偏低,亟待制定一部专门的核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核安全监管的主体、程序及责任,核安全事故的信息公开等等,将核安全纳入法治的轨道。
在核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核安全立法。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属于政府部门规章范畴,只是设计核电厂的选址和环境标准问题,法律层级和效力都明显偏低。在原子能法的立法进展缓慢的现实情况下,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出台核安全法,对核能安全监督、核能监管主体及责任、核事故应急处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进行全面规范。
·中国核电的宝贵一课
对于中国而言,核电起步也晚;第一个核电机组,一直到1991年才正式并网发电,至今还不足20年。也就是说,核电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两起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1979年的三里岛事故,在此之前,都已经发生。福岛事故的发生,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去更好地理解核电业的复杂性,以及潜在影响的广度。更何况,中国核电正处在一个从适度发展到积极发展的重要关头。在这样的关头,多一些参照系,总是件好事。目前,中国已经并网发电的核电机组是11个。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在建的为20个机组,占到了全球在建机组的近四成。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和俄罗斯也都对于发展核电颇为积极。
客观地说,相对于其它能源,核电还是有其优势之处。水电受季节影响大,火电不仅污染大,有减排压力,而且电煤运输也是瓶颈;至于风电和太阳能,典型的看天吃饭,稳定性差。唯有核电,可以稳定地提供能源,不受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核电发电量,仅占
全部发电量的2%;日本这几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即使与14%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们差距也很大。应当承认,中国的核电发展,从技术和监管上起点并不低。无论是自主研发的,还是来自法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在安全性上都远超此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机组。而在国家核安全局的牵头下,中国的核电安全规范,也完全满足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要求。过去20年来,未出现任何导致放射性外泄的安全事故,就是一个例证。
然而,我们也听到一些善意的提醒。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这两年就一直在呼吁,在核电大发展的时候,监管能力建设一定要跟得上。毕竟,有经验的监管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种担心,也许并不是多余的。从我个人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些年核电发展成绩不小,隐患也客观存在。一些核电站在保养和维护方面,多少存在操作不规范的地方;而与外方的技术合作,在个别项目上也出现了衔接不好的情况。地方政府的核电冲动,从经济上不难理解。毕竟,一个是核电项目本身就投资巨大;而且,电力上去了之后,也有利于地方进一步招商引资,甚至发展高耗能产业。
但作为国家整体而言,核电发展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让监管者或者经营者、建设者,有疲于奔命的的感觉;弦拉得太紧,永远不是好事。这样,大家只顾眼前的问题,往往容易忽略在远处的潜在危险。在中国核电选址中,规避地震带是一个前提条件。但这不代表持续监测就无意义,要知道,我们很难说已经对所有断层都有了百分之百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核电安全的科学普及,以及信息公开工作。通过增加透明度,来最终消除公众不必要的恐慌。一味回避安全问题,短期之内或有利于项目推进,但长期而言,只会使得整个行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信息沟通方面,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与核电站周边社区的沟通。两者之间应有直接渠道,定期交换信息;仅仅邀请个别村民不定期参观核电运行状况,不是一个持久的、制度性的办法。只有持续沟通,所有的预案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我们一定要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灾难明天早上降临,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千万别告诉我不可能,先回答我:你是否准备好了?福岛事故的最惨痛教训,就是昨天你没有想到的极端情况,很可能就是明天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
结束语:短短几周的选修课结束了,但在这些时日,我的收获却颇深。通过老师的讲解与观看纪录片,让我对能源以及节能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要作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
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与修养。广博的知识能够帮助记者、主持人和被采访对象有共同语言,比如采访核泄漏事件,就要有相关的核能源知识。如果记者的问题提不到点子上,或者总问一些很浅的问题,答者也会索然无味。丰富的知识还能帮记者、主持人把新闻做得丰富、生动、主题深化,更富有说服力。从目前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介急需一批学者型或专家型的记者、主持人。这些记者、主持人应该既有广博的知识,又在某一专业,如金融、法律、经济、环境等领域,有一定的造诣,成为行家里手。尤其在报纸的深度报道、电视台新闻透视等栏目中需要这样学者型的记者和主持人。所以,能源与节能技术这门课给我补上了有关于能源知识的弥足珍贵的一课,同时也很感谢老师的付出,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门生动、有趣、丰富多彩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