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

第一篇：黄有光：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

对纪念杨小凯的感想

今年七月七日是杨小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成大名的几位学者之一）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已经于7月1日在《东方早报》与我的博客发表了长文回顾杨小凯的贡献。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于5-6日开了“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杨小凯。7-8日，澳大利亚的中国经济学学会，也在墨尔本Monash（莫纳什）大学召开常年会议，同时纪念杨小凯。我在这两个会议都作了主题发言，并全程参加会议讨论，之后也读了一些报道与文章，特此写一些感想。

学界的忽视

我在复旦的会上说，杨小凯的贡献很大，但还没有获得学界足够的承认与发扬，（这也是诺奖得主布坎南的看法）。我接着说，我自己提出的综观分析，也被学界更严重地忽视。林毅夫接着说，“我的新结构经济学被更严重地忽视”。古人说文人相轻，至今大致依然，至少多数学者认为自己被忽视，哈哈！当然，有些例外，连自己认为才盖全天下人的谢灵运（南北朝山水诗人），也认为曹植比他才高八倍。

我认为比起杨小凯，自己被学界更严重地忽视，是比较被重视的绝对程度。杨小凯虽然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应有重视，但被重视的绝对程度比综观分析的大许多。林毅夫说的，应该是指相对于应有的重视程度的忽视，因为林毅夫被重视的程度也比综观大许多。我不敢评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否应该获得比综观分析更大的重视，只谈综观本身。

综观分析法（英文mesoeconomicanalysis或mesoeconomics；简介见我与张定胜合写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第9章）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大陆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分析。虽然也用了一些数理方法，但很多结论可以用本科一二年级的简单图形来解释，非北大清华的学生也可以学懂。

由于聚焦于一个典型厂商，不必假设很不现实的完全竞争，也可以进行很严谨的与很全面（虽然也有简化）的分析，考虑了成本与需求的影响，本厂商与其他厂商的相互作用，以及宏观变量的影响等。这分析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不影响产量只影响价格的货币学派与相反的凯恩斯学派，以及超越这两大学派的情形，都是特例。综观分析法还可以用来分析其他外生变化（如成本与预期），也可以分析个别行业的情形，得出许多传统分析得不出的结论，甚至与传统相反而与实际经济符合的结论。还不够吗？

还有，我用传统的全局均衡分析，论证典型厂商的存在，可以在总产量与平均价格上代表整个经济；简单定义的典型厂商，也可以近似地代表整个经济。这为综观对典型厂商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这样合理与现实的理论，又比传统的更加符合事实，也更加全面，没有获得重视，真的是天大的忽视。幸亏我天生乐观，没有因为这不合理的忽视而感到很痛苦，但如果被合理地重视会更加开心。

张五常评杨小凯

张五常虽然没有参加复旦的会议，但通过高科技视频连线，对会议给了对杨小凯的回忆。他认为杨小凯是能够在思想上有大贡献的人，不必去用数学，用数学也不能比一些尖端的经济学者做得更好。我不同意这个评价。杨小凯是能够在思想上有大贡献的人（这点同意），他用了简单的数学方法帮助他完成其思想上的贡献。杨小凯的主要贡献，是用简单的数理模型分析人际（或称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并得出许多超越前人以及不是非数理模型推理能够获得的、而又很有洞见的结论。因此，在数学的应用上，杨小凯并没有走火入魔，使用没有必要的高深数学方法。如果不是用数学的高深程度来判断，而是正确地用得出对实际经济有重要洞见的结论来比较，杨小凯的贡献超过许多“尖端的经济学者”。

我有两个具体证据。除了中学的基本数学，我只在大学本科生时，修过三分之一学期的微积分，只读了没有约束的极大化，当时讲师没有教有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博士生时没有修读科目，只写论文（我没有读硕士，补回小学时两次留级的时间）。后来虽然有自修一些数理经济学，但不是很多。因为没有花很多时间做习题，大概也不是很精。我们于1993出版的书，虽然初稿是杨小凯写的，但我全书细读修改，完全没有因为数学太深而读不懂，反而是修改了许多定理的证明甚至修正定理本身。现在的经济学硕士与博士生，数理的训练比我高许多，应该都能够读懂，至少不会因为数学问题而有很大的困难。

第二，杨小凯的学生中，虽然也有像孙广振这样的北大生，但很多是非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们都成功地学会杨小凯的框架并发展之，可见并不需要很高深的数学。

徐瑾评杨小凯

徐瑾于7月7日在FT中文网上评论杨小凯的文章《杨小凯：经济学家抑或思想家？》，有许多很好的观点，但要求太高。例如，“虽然杨小凯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但大体而言是补充、而不是‘代替’原有经济学”。虽然杨小凯本身有要替代传统经济学的想法，但我认为，除了亚当斯密，能够补充原有的经济学，就已经很不错。徐瑾是用杨小凯自己要求或希望达到的最高理想的水平来评价他。

学者党国英的《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一文，也很值得一读，也很肯定杨小凯的贡献。但他也说，“杨小凯也是在马歇尔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难道马歇尔不是吗？能够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再做出一些提高，就是有贡献的了。甚至把前人的裤脚的一个破洞补好，也是一种贡献。当然，杨小凯的贡献远远超过对破洞的修补，而是创立一个分析重大问题（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框架，并且得出许多重要结论。如果学者继续探讨，还有希望更上一层楼。

徐瑾也说，“即使杨小凯的合作者之一黄有光……对杨小凯的框架也不完全认同，调侃自己是杨小凯的副总理与反对派领袖”（原来漏掉“副总理”）。其实我并没有不认同杨小凯的框架，只是认为有些问题须要处理。例如协调的问题：由谁生产粮食，谁生产衣服？在实际经济中，这一方面由我们的简单模式所忽视的外生比较优势所决定，一方面可以通过人际安排与企业家的活动（尤其是在市场引进新产品）来完成。可能小凯误以为协调问题须要中央计划，所以很反对我对这问题的提出。其实我认为中央计划对现有产品的处理都远差于市场，对新产品的引入，应该更加糟糕。不过，在复旦的会议期间，有杨小凯的前学生对我说，小凯后期有让学生研究协调问题。若然，这对我是一个宽慰。我提出这些问题，是要帮助完善新框架，发展新框架，不是要反对它。是因为小凯当时显然不喜欢我这么做，我才说我同时是小凯的副总理与反对派领袖，不是因为我不认同新框架。

市场与政府：林毅夫对张维迎

认为市场几乎万能与反对政府干预的意识形态，不但影响小凯，也影响大家，包括科斯。（详见笔者于11月12日在《东方早报》评论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向污染征收庇古税的错误的文章，也可见笔者博客。）复旦会议中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针锋相对关于市场与政府的论争，也显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张维迎对思想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的强调，显然是正确与重要的，但他说政府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看法，显然极端（顺便介绍，他今年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连载完的论述中国前途的文章，很值得细读）。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95%作对了，也有些夸大。我当时坐在他们两人之间，看法也是在中间，（林毅夫认为我比较接近他）。我认为在中国，市场与政府都做得不够。你看，北京还在用单双号限制汽车行驶，用摇号分配车牌！这显然是没有效率的行政措施。应该向上海与新加坡学习用税收与拍卖等市场方法。可能有人担心市

场方法导致收入分配不平均，但我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译见《黄有光自选集》）中论证，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分配政策上帮助低收入的人，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取得任何可能程度的平等水平。

另一方面，对环保、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等市场难以为力的许多地方，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如果说林毅夫与张维迎这两位的观点都不可能错得太厉害，那么我的中间立场大概是比较正确的！哈哈！

第二篇：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光感想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格外的静，除了街巷里不时响起的枪声和北风愤怒的咆啸。再也没有了走街串巷的商贩，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没有了摩肩接踵的街市，没有了秦淮水岸桨声灯影，再也听不到学校中的琅琅读书声，再也看不到路口报童那熟悉的身影......今天65周年我们参观南京唯一一家民间博物馆，就是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南京城南赫然开馆。而博物馆馆主吴先斌是个私营企业主，华东装饰材料厂厂长。

安德门，72年前，从安徽推进的日军第16和第18师团，就是从这里冲破南京城门，然后一路向北。咫尺之遥的雨花台，是当日士兵浴血的杀场。后来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驻守南京，是制造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他在1945年中国人抗战胜利之际突然暴病身亡，最终得以逃过东京审判。

进入大门映入眼帘，几个鲜红的大字„5083个日日夜夜',沿着楼梯往上走最先看到的都是那组无名中国士兵的照片，黑白的相片给我们一种庄严沉重的的感觉。第一个，是那个台儿庄士兵，风纪扣紧系、挺拔的年轻的胸、钢盔下仰视的稚气却倔强的脸。1938年5月，这张“中国无名战士”的脸，成为某期美国《生活周刊》的封面。在那本我们目前所见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杂志上，他“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二个，是个女兵，在战场上或是行军途中，席地安坐就餐；第三个，是个孩子，身上左背右挎着水壶、挎包、搪瓷缸子，他在镜头前竖起右手拇指，笑得很快乐——“我们天下第一，誓将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有一张死去的中国无名士兵的照片，“巴金先生看到此照片后写道:„他走了，给我们留下自由和国土。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战争可怕，而是胜利的希望.....进入3楼，灰白色的石板上刻着金色的中华民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如同其他的一样馆中陈放着许许多多历史的记忆。可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个烟盒，和那本留下“薛葆宁”这个名字的一本影集。

72国士兵张士元的烟盒。水牛角做的，用来装烟丝，还有能开合自如的盖。随身的尺寸、精细的打磨，射灯下有温润的光华。它的生动更在上面刻的人和字。一面是戎装的士兵单手持枪，迈步奔跑向前，另一面是字——“共赴国难”，还有主人的名姓——“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这是

吴先斌最心爱的藏品之一，很多年前他在一个文物市场找到的。“我们当年的精神面貌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信。当年不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官兵大多都是普通百姓。国家危亡的时候，成千上万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英勇赴死、报效国家的。”这个拿枪士兵的身影经过艺术加工后，最后做了博物馆的馆徽。今天每个来馆看到它的人，都可以用盖一个章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照片内容是1937年八九月间遭日机强力轰炸后的南京。拍照人薛葆宁，是当日最先出动的5支市区救护队一个队长，和平时期他的职业是职工夜校的一名教员。的笔迹在那些照片边缘依稀犹见——“惨死在敌机之下的南京市民，1937年7月11日”。“这里的7月11日是农历，公历我们算了一下，是8月15日，日军轰炸南京的第二天，当年的人公历农历都用。”吴先斌解释说。72年前那“南京覆舟山下一夜”，薛葆宁和他的同伴“救护125人”，“这一晚上，日寇的炸弹下地之前，我跳到河里去了，没有受伤。”

这有幸全于战火的生命，1937年以后的轨迹是这样的:“1938年春，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经徐特立、王凌波批准加入共产党。”以后就一直做地下工作。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改名叫薛宁人。“1975年秋，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备受迫害，病重逝世。”

“本册为其„文革‟发还的遗物中，可供南京市党史资料参考的一部分。1987年10月15日薛葆鼎注。”他的弟弟薛葆鼎，今天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72年前还是中学生。他们兄弟两个，是中国大教育家顾毓秀的表弟，当年生在无锡的大户人家。那个时候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照相机。走出博物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动馆主不求任何回报的建了这个博物馆，也对在难进大屠杀无辜惨死的老百姓感到十分悲痛，对抗日胜利感到非常骄傲，这个民间博物馆带给我们东西实在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