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著名学者汤一介主编《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妙凝
《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 标志工程成果进入集中涌现期—中国社会科学网记
者孙妙凝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尽我的力。”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表示，希望能够尽力完成《儒藏》全本的编纂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而努力。
6月27日，《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邬书林副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杨庆存副主任、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刘汉俊总编辑、教育部社科司张东刚司长等领导出席会议。北京大学朱善璐书记代表北大到会致辞。会议由《儒藏》总编纂安平秋教授主持。
据介绍，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其后又将《儒藏》工程作为重大专项，持续给予经费支持。
《儒藏》工程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两步进行。《儒藏》“精华编”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500余种，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文献150余种，共计339册，约2.3亿字，计划于2017年完成。《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过《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中国（包括韩、日、越）历史上比较有价值的儒学著作。经过海内外近500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0册，6000余万字。
北京大学书记朱善璐在致辞中指出，《儒藏》工程是一项关乎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重大文化工程、学术工程。北京大学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北京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儒藏》工程联合了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数百位学者一起攻关，横向带动、促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有着宽广而深远的意义。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儒藏》工程取得的成绩，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给建国65周年的一份厚礼。5月4日，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同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做出的积极贡献。总书记强调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文史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人文社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 作为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获得立项，教育部先后投入1500万元，使该项目成为教育部迄今为止投入力度最大的学术文化工程。教育部为《儒藏》设立了24个重点项目、147个一般项目，有效调动了编写人员的积极性。今天“精华编”100册的出版问世，标志着工程成果已进入集中涌现的收获时期。《儒藏》工程立项十一年来，按照“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的指导方针，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海
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儒藏》工程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传承经典，突破创新。《儒藏》“精华编”荟萃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三类于一编，这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尚属首次。成果选本精善，校勘精当，标点准确，超越前人，是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的一项创举。二是编研并举，培养人才，有《中国儒学史》等多项成果问世。三是联合攻关，协同合作。工程邀请海内外50多家高校和学术机构、近500位专家学者开展合作，成功实现了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研究，特别是韩、日、越三国百位学者的加盟，使《儒藏》工程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项国际学术合作项目。四是加强管理，积累经验。未来两到三年，既是“精华编”编纂与出版的冲刺阶段，同时也要为接下来“全本”的适时启动做好准备。教育部将继续对《儒藏》工程进行全力支持，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为工程提供便利条件，推动后续工作的稳步前进。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也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儒藏》的编纂和出版是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甚至于全国的一件非常重大、极其值得纪念的大事，其重要意义可以归结为三点：一，《儒藏》工程是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二，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藏》工程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基础。三，《儒藏》的编纂是未来儒学研究新发展的必要依据和起点，为我们今后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根据国家的需要，来发展适应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的儒学研究——也就是新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儒藏》总编纂孙钦善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作了工作报告。他指出，《儒藏》由于卷帙浩繁，为求时效，《儒藏》的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先选取历史上较有代表性或影响较大的典籍编为“精华编”，然后再扩展为“全本”《儒藏》。《儒藏》“精华编”没有采取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的影印方式，而是采用了简明校勘并加现代标点的排印方式，这不仅为了避免与已经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影印丛书形成重复、造成浪费，更重要的是为了立足现代，方便当今海内外读者的阅读，以及得以与数字化接轨而便于检索、利用。这样做增加了整理工作的学术标准和含量，也相应极大地增加了整理、出版的难度，因此如何保证质量和进度就成了非常突出的问题。早在2007年5月，季羡林先生就曾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为了协调进度，特别是保证质量，《儒藏》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订相应的制度，规定了严密的审稿、编纂流程，层层把关，在管理上实行合同制，与部类主编和校点人分别订立撰稿交稿合同，严格执行退改、退稿规定。在书稿的选题中，有不少与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相重，为保证此类书稿的质量，《儒藏》中心强调吸收已有成果，同时强调力争在水平上加以超越，坚决杜绝抄袭侵权之嫌。回顾十年来的工作，《儒藏》中心深深体会到保证质量的关键在于依靠得力的专业人才，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工作班子。在学校支持下成立的实体机构“《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并且以青年为骨干的团队。这个团队与校内外部类主编和广大校点者、审稿专家密切联系，与北大出版社默契配合，形成《儒藏》编纂出版整个链条的有效周转机制。《儒藏》中心同时注重培养新生力量，招收博士生，引进博士后，收到出成果与出人才同时并举的双赢效果。
第二篇：觉囊派研究引起海外学术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妙凝
觉囊派研究引起海外学术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妙凝
“目前，我国的藏传佛教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于觉囊派的研究，在国内近乎空白，而海外的研究比较兴盛。中国学者应充分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说。
6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主编的《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一书在北京大学发布。据悉，这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呈现国际觉囊研究精粹的学术作品。
据介绍，觉囊派是藏传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它的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失传。研究觉囊派有何特别的价值呢？沈卫荣表示，觉囊派独特的“他空见”思想，对于研究汉藏佛学，特别是两个佛教传统间的关联有重要意义。除了哲学思想以外，觉囊文化的丰富遗产也很值得研究，比如觉囊派的佛教音乐、建筑，特别是唐卡艺术，在藏传佛教的几个教派中具有突出地位。目前，这一领域已经吸引了很多海外学者的关注。
学者认为，中国的藏学研究，比较注重西藏历史的研究，对藏传佛教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与海外的藏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包括觉囊派在内的藏传佛教的研究。“中国人研究藏传佛教有特别的优势，因为我们熟练掌握汉语文和藏语文，因此有理由、也有责任拿出最好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作出更突出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班班多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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