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事”何以走向以人为本反面

第一篇：“依法办事”何以走向以人为本反面

“依法办事”何以走向以人为本反面（别拿“规定”当替罪羊）

近日，广东高州中风老人猝死银行的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19日，高州市公布“老人猝死”录像细节及调查结果。录像显示，家人屡次被拒后，将老人带到银行后成功取钱。老人在双方争执间猝死。其间，家属曾阻挠施救。

随着事件展开，人们看到了引起老人猝死的更多原因，这或会让讨论展开的角度更加多元。有人可能会假设，如果没有亲人的阻挠，或许老人就不会猝死。但即便如此，我们对问题的讨论也不能偏离核心，这个核心不是老人的亲人表现怎样，而是银行方面在面对特殊个案时是否做到了人性化服务，以及银行坚持的所谓规定到底合不合理？

如果偏离了这个核心，则实际症结还会存在。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许多公共事务中，出现老人自己不能到现场办理的几率必然增加。甚至会有些极端的情形出现，如老人失去记忆或患上老年痴呆，即便人到现场，又如何能办理事务？这些可能将因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成为潜在的事件。是不是因为老人没有猝死，我们便容忍这样的可能存在？如果这样，制度规定与规定执行中的粗心和冷漠将一直存在，银行方面所宣称的“依法办事”就可能走向以人为本的反面。

因此，有必要就此案例，反思我们社会的规则意识和服务意识。虽然，市场经济中顾客是上帝，行政视野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已经成为常识，但这个常识未必能够顺利地从口号走进现实，走进人心。要做到常识的自觉化，必须厘清两个关键问题：我们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体现出规则的精神；我们对规定的执行是否真正做到了人性化？

所谓规定合理，不是说有规定就合理，而是说规定是否做到了以人为本。这是规则精神的体现——社会之所以需要规则，是为了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相反。以人为本很容易理解，但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变异为以己为本。比如，银行作出的老人必须到场的规定。这样做貌似坚持了原则，防止有人冒名顶替，但其忽略了一点，即对某些特殊群体，如重症患者和年迈老人等，他们或病危或失忆、行走不便，这样的规定如何执行？虽然，这可能是小概率的事，但对一些老人及其家庭来说，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不对这种看似合理实则存在漏洞的规定进行修正，类似将老人抬进银行取款的事件势必会再次发生，制度仍会成为“替罪羊”。

当然，规定不可能预设所有细节，总有一些个案的情形超出制度设想，这就需要在规定执行时能实事求是，做到人性化服务，对不同的对象给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及专业的贴心服务。而不是冷漠地说，规定就是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通融。人性化执行与通融的不同就在于，人性化没有违背事实，没有谋取私利，人性化只是让一个特殊对象更容易地获得其应得的权益而已。就像面对明明已重病的老人，银行在规定面前真的无法作为？他们就不能亲赴现场办公？

最近，央视也屡次报道了一些地方“办证难”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与此案例同出一辙，都是缺少一种规则精神的追求，忘记了规则是让生活更简单，而不是相反。同时，在制度的执行时又习惯于自我本位，忘记了谁是服务的对象，应该有怎样的服务态度。

“抬老人进银行”虽是特殊个案，却将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人们面前，那就是该如何定位制度与人性的关系，以及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服务意识，显然，这是当下一个十分现实而迫切的课题。

第二篇：走向以人为本的语文课堂教学改革

走向以人为本的语文课堂教学改革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和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化，如今的教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参与课改的实验教师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教育改革的力量与风采。教师过去是教教材，今天要树立用教材“教”的观念，教育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在社会逐步走向多元化、信息化的今天，教育已由过去仅凭教材教学的单一因素转移到学生、教师、教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整合上来。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以学生发展为本，抓住学生，让他们自觉、主动的参与到学习当中去，教师除了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外，还应观注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导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潜力，去获取成功，让他们更充分地体验成功后的欢乐与满足。

一、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素质教育的主体教育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指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说明，课程的功能，由知识传授为重点转向以学生发展为本，由原来单纯地传授知识一个支撑点，变成了三个支撑点，即学生不仅要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要掌握知识和技能形成的过程与方法，最后还要在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学习情感、学习态度的培养，从而潜移默化地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达到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的目的。

以学生发展为本，就要在教育活动中以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为出发点和归宿，采取有效的方式或手段，把沉睡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潜能激活起来，使每个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都得到培养。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变成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帮助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势必带来观念的更新，因为观念影响着教师的知觉和判断，而这些又影响着教师的课堂行为。新课改呼唤新理念，那

就是：教师要选择和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而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的学生。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动学习的权利，就要充分认识到学生是主动的学习者、发展者，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教育活动中消极、被动的适应者和容器。这就要善于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条件和空间，帮助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学习、乐于探索，勤于动手的习惯；就要不断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从被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真正变成学习的主人。

二、以人为本，构建“双主互动”的教学模式，树立“教法、学法”并重的学习观。

教学本是师生双方共同参与的传授活动，所谓“双主互动”，实质就是师生的双边活动，这种教学是一种双向式的自学——质疑——讨论——归纳的教学方法，它是一切教学模式的核心。

课堂教学过程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要使交流成功，教师必须由注入式转为活动式，建立开放式教学。因为只有开放式的活动信息交流才能多向化，不仅教师与学生有相互的呼应和信息的交流，而且学生与学生之间也有相互的交流与呼应，从而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立体网络。这样，课堂气氛才能热烈，才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学生畅所欲言、广泛交流、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使学生的创造潜能在心灵和智慧的碰撞中得到激活和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教学效果。

（1）以学生发展为本，给孩子适当的空间与自由

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不同，每个孩子的思想感情，认识水平，思维方法，兴趣爱好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开放式教学就是要给孩子留一点空间和时间，让孩子自己去思考；或通过与同桌、小组合作来解决问题。例如：在教<春天>这一单元时,课后练习中的读一读、唱一唱《春天在哪里》有三个段落，教师可以先出示美丽的春天的图片：让学生仔细观察图，然后教师带领同学们学习第一段，让学生体会图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剩下的两段由教师出示图片，让学生讨论总结出春天来自哪里？。然后老师教小朋友唱这首歌曲，让小朋友们拍

手跟着学并让他们自己编些动作。让孩子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

（2）以学生发展为本，让课堂成为孩子的乐园。

课堂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让课堂成为孩子的乐园，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让每个学生都体验到学习的愉快，学习效果不言而喻。开放式教学使课堂教学气氛变得活跃，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可以讲故事、跳舞、画画等。如：在讲《画家乡》一课之后，文末泡泡中出现这样一道练习题：“该怎么画我的家乡呢？”于是，教师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平时看到的或听到的家乡印象呈现在脑海里。再让他们畅所欲言，把每个人心中的家乡说给大家听，然后把脑海中的景象画出来把作品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他们成功的喜悦就会写在脸上。

以学生发展为本，在教学过程中要开放学生的思维空间。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是思考力的培养者，不是知识的注入者”。新课程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学习品质、能力，从而为他们终身学习、工作和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采取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等教学形式，来淡化教师的表演，强化学生的表现，让每个学生都尽展其能，而不要教师独霸讲台。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允许学生标新立异，要通过学生的成功来展示教师的成功。同时在互动中，要能“放得开、收得住”，掌握整个进程的主动权，对学生学习中暴露出的问题，要迅速的抓住重点，用巧妙的方式让学生加以归纳、总结和升华，从而引导学生学会高屋建瓴的思考问题。

（3）以学生发展为本，在合作学习中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学生自主学习是合作学习的基础，向学生渗透互相合作的意识，让他们懂得在学习中互相帮助，才能共同进步，要做到互帮互学，互相讨论，“一人教大家，大家教一人”。如教学《乌鸦喝水》一课后，老师提问：“乌鸦除了用小石头，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呢？”“如果你是乌鸦你会怎么做？”问题一出，各组展开激烈的讨论，讨论后各组中发言人纷纷站起来发言，：“可以用吸管吸。”“可以

把瓶子推倒喝水。”“可以请别的小动物来帮忙。”“可以小翅膀抱起瓶子来喝。”“还可以把树叶当勺子来舀水喝。”„„各种各样的答案证明了在孩子们身上有着无穷的聪明才智。由于小组同学围绕问题，互相启发思路，共同讨论，在讨论时大家的思路显得异常活跃，人人都争着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互相交流、互相启迪的合作学习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索、自主学习的兴趣。

（4）以学生发展为本，给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在一年级学生的眼里，老师是神圣的、最有权威的，都愿意当老师。针对儿童这一心理，教师可以在课上进行“争做小老师的活动。”带领同学们读生字、读课文。教学《车的世界》一课时，小老师问全体同学：“看图后，你们想到了什么？”各小组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名同学说：“我看到图后想到了‘奔驰’。”另一名同学马上站起来说：“我想到了‘奥迪’。”还有的同学说：“我想到了‘SARS救护车’“这道题激起了学生思维撞击的层层涟漪，尤其那些喜欢车的学生积极参与到发言中来。最后小老师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是什么车，在人们的生活中都缺少不了，它们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出游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我为学生精彩的回答感到高兴，及时表扬了同学们和小老师爱动脑筋、知识丰富。通过“争做小老师活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意识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更高了，知识掌握的也更牢固了。

三、以人为本，创设愉悦的课堂氛围，树立“平等、民主”的师生观。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因素。建立一个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氛围，有利于学生积极的认识和解决问题。如在教学《假如》一课时，教师把三幅挂图出示在黑板上，并问他们：“如果是你，你想‘假如’些什么假？”孩子们听到这里，积极性难以控制，思维想象就好像开了闸的水，滔滔不绝。有的说：“假如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上蓝天”、有的说：“假如我是一只猫头鹰，我可以在夜间行动。”还有的说：“假如我是机器猫，我可以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各种各样的答案，在孩子们的脑海里涌现，教师对他们的回答都一一给予肯定，并且让他们在课堂上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大家听，好像自己真的变成了想象中的主人翁，个个快活极了，都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和欣慰。

“乘风破浪终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想这句话，恰好可以对中国30教育改革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做一个注解。总之，新的时代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现代教育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不再是传授知识的多少，而是你是否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注意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保护和启迪孩子的好奇心与创造意识，提高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学到更多的知识。

附：邮编：334113电话：***或8533280

个人简介

范少君，女，1981年2月出生。

1998年7月，毕业于上饶师范学校。

1998——2005年，在上饶县黄市中心小学任教语文兼班主任。2000——2005年，担任黄市中心小学教导处教导员。

2006年至今，在上饶县董团中心小学任教语文兼班主任。2008年，担任董团中心小学教务处干事。

2006年6月，南昌大学本科毕业。

工作10年来，一直任教小学语文教学兼班主任工作。本人工作态度端正，按照教学规律认真备课，认真授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和考核，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教学效果好，上课时务求生动、活泼、高效，力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耐心对待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让学生的个性在教育教学中充分张扬，真正做到让每一位学生都喜欢上课。本人撰写教育教学论文曾多次在市、县局论文评比中获奖，发表数篇教育教学刊物，曾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执行常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第三篇：以人为本--打造走向成功的初创型企业

以人为本--打造走向成功的初创型企业

初创型企业的概念：

初创型企业，泛指刚刚创立，且没有足够资金以及资源的各类企业，而一般由大企业投资开办的子公司和合资公司不能算作初创企业。初创型企业，往往都有资金短缺、人才匮乏（通常只有创始人及为数不多的核心员工）、业务开拓吃力、企业文化及各项制度需要健全等等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老李认为初创型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想要集中精力做好市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企业文化就像是建筑物的地基一样，地基不牢固建筑就会出事故！企业有生产型、销售型、服务型，虽然不同模式的企业其经营与管理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其中的原理都一样，老李有幸参与过这三种类型企业的管理，也真正领悟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在此把老李的心得写下，希望对各位朋友们有所启发。

人才观念淡薄的企业文化：

老李曾接触过一家服务型初创企业，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人力资源部的核心工作是做考勤发工资、签合同管制度、员工福利较差、工作氛围沉闷，这些就导致了严重人才流失现象。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一个部门的领导“上也匆匆，下也匆匆”时，企业中会有多少员工相信新来的“精英”能够呆得长呢？新任命的领导能够干得久呢？于是，便出现一系列糟糕的恶性循环的局面：上级对下级缺乏信心、下级对上级缺乏信任；下属对上司无所畏惧，上司对下属无可奈何；部门之间不愿合作，岗位之间相互塞责„„这样的环境一旦形成，不仅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必然留不住人才。试想没有人才怎么开发市场？怎么为企业创造利润？

老李还接触过一家销售型初创企业，这家企业也有着严重人才流失现象，所不同的是，它的制度文化就很扭曲，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的投资者对每一笔不论大小的费用都要审核，而且要上报详细的费用使用计划方案，这样做就导致了员工不敢花钱、怕花钱，广告的投放也是一审一减，员工难以融入企业，人才流失率大，市场销售达不到即定的目标，虽然公司成立有几年了，但是其销售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事实上大多数的初创型企业都有这样的一个通病，为了“节约”公司的启动资金，从而敲定了一个严格的令人窒息的人才观念淡薄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的体现是：

1.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员工容易触犯制度并受到处罚；比如说迟到罚款，按《民法通则》的规定，企业与员工是平等地位，双方无权设置罚款条例。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只有行政部门有处罚权，企业不是行政部门，罚款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罚款处罚无效。但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没明确企业的罚款权，所以在国内的很多企业还是有这种处罚制度。

2.有一个过细的市场投入审批流程，市场决策容易变动，市场投入不够（这就像是掺了水的汽油一样，对汽车发动机是很不利的）；

3.有一个对人才流失不重视，岗位变动频繁的人才观念；新的汽车都有一定的磨合期何况是企业团队之间的磨合呢?团队之间没有磨合好，人才就流失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4.有一个缺少合作精神的团队；尤其是团队意识、团队观念淡薄，这也是企业精神文化缺失的一种体现。

5.有一个影响其它员工的关系户；关系户是中国式企业的一个典型特征，企业越小关系户占的比例越大，当然关系户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是作为初创型企业尤其要注意并消除关系户的不利影响。

企业文化的定义：

那么企业文化是什么呢？百度百科的定义是：企业文化，或称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企业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

（1）表面层的物质文化，称为企业的“硬文化”。包括公司容貌，硬件设备，产品造型、外观、质量,办公氛围的营造等。

（2）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包括领导体制、人际关系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和福利、绩效考核等。

（3）核心层的精神文化，称为“企业软文化”。包括各种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企业的群体意识、职工素质和优良传统等，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被称为企业精神。

如何打造企业文化？人们常说，一年企业靠运气，十年企业靠经营，百年企业靠文化。那么，百年企业文化是什么？从成功的企业文化实践中可以看到，其核心就是人本文化。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是指把人视作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以企业全体员工作为管理的主体，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管理方法上充分考虑企业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尊重人、关心人，凝聚人的合力，满足人的需要，激发人的潜能，从而实现人与企业共同发展的文化。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更受员工爱好，硅谷的一家软件公司box.net从来不为员工制定任何制度，但信任，越是没有规矩，员工就越是守规矩，同时，公司创始人阿隆·利维(Aaron Levie)和戴兰·史密斯(Dylan Smith)为公司创造了一个既定的文化传统：竞争、激情、永不停歇直到问题解决，在他们看来天才的软件工程师需要永葆活力，因此，公司在过去四年的收益率达到1000%。同时，公司经常给予年轻的软件工程师额外的津贴以及免费的午餐、带盥洗室和休息室的办公室。这家公司在最佳公司的评选中员工支持拥护率达到97%。

员工们往往更喜欢以人为本的公司文化，一个非营利组织评出了50家最受员工欢迎的工作场所，这50家公司都被认为能够不断创新并令员工满意，公司的领导者并不会将工作视为“发放给少量幸运申请者的奖励”，相反，他们觉得公司和员工是双向选择的关系，出于这个原因，领导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营造一个利好的环境，吸引人才，因此，也会平等对待员工，对他们慷慨大度，尊重他们的个人生活，为其发展提供机会，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有趣且有意义，这样，员工也会为公司奉献其智力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牢固地拴在一起克服困难，度过艰难的企业初创期。

企业文化的核心工作：

既然人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那么人才的流失就意味着企业资源的流失，初创型企业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老李认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工作就是要避免人才流失，企业文化的任何一个环节没处理好都有可能引起人才流失。中层领导和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要尽最大可能避免流失，普通员工也是企业的财富，也要尽量避免流失。一般来说当员工要流失的时候，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离职了，这个时候去挽留也就晚了。因此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要避免人才流失就应该做好以下几点，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力挽狂澜。

1.完善表层的文化：表面层的物质文化一般在企业建立时就已经做好了，企业要做的就是完善表面层的物质文化，开创一个干净、舒适、清新的办公环境，建设一个可以劳逸结合的娱乐、休息场所。

2.建立宽松的制度：适度宽松的制度文化：老李认为初创型企业不能像成熟型企业那样拥有严格的制度文化，初创型企业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制度文化，当然这种宽松不是无原则的，它是一种柔性管理方式。柔性管理，又称人性化管理，是相对“刚性管理”提出来的。在柔性管理中我们可以简化各种办事的流程，树立一个奖（包含精神方面的鼓励）多罚少的制度文化，在制度的执行上以平等为原则，尤其是关系户在制度的执行上要坚决。

3.打造稳定的团队：作为老板要了解“描绘蓝图”、“画饼充饥”的妙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信心、激情、事业蓝图去构建团队精神，作为领导要及时了解员工的心态，员工的要求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满足，但是影响到人才流失和团队稳定的因素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铲除。

4.激发员工的潜力：员工进入公司之前一般都要经过人事部、主管领导等层层审核，因此进入公司的都是有用的人才，但是,是人总有缺点，企业不能总盯着人的缺点去看，用人要扬长避短，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他们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不遗余力地为企业不断开拓新的优良业绩。

总之，人才是初创型企业的宝贵财富，公司的企业文化如果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那么它的人才流失率是很低的，拥有稳定的团队，才能产生超强的团队意识和创造力，才能达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四篇：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就晚明的形势而言，未必没有“事在人为”的余地。但崇祯皇帝念兹在兹的是要一个“万全之策”，害怕风险，绝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果只能坐等亡国。

姚雪垠。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文革”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崇祯皇帝既然意在“抚议”，对坚持要与满族军队作战的官员也就非常反感，觉得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们一定是在效忠朋党。于是乎这些主张与满族作战的官员不免处处受到掣肘，要么是战死，要么就是因战败而被处死。这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准备为朝廷尽忠的将军，在面对强敌时变得更加贪生怕死。

崇祯皇帝面临的另外一个无奈，就是军费的入不敷出。明朝的军国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赋税的能力，在崇祯时期也已达到了极点。然而，无论剿匪，还是抵抗满族入侵，都需要不断地增加军费。为此，崇祯皇帝不得不寄望于皇亲国戚能带头捐献银两，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令他气愤的是，那些承平时享尽了皇家恩泽的朝廷亲贵，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极点，他们宁可与自家的窖藏金银同生共死，也不愿为大明皇朝的生存贡献财宝。无论皇帝再怎么称孤道寡，再怎么晓以大义，都于事无补。可见，家天下虽然有家天下的好处，但当人们效忠皇帝的心没有了，心里便再也容不下这个国家和天下。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竟忽略了那时明朝内帑里还存放着几千万两白银和大量黄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动用内帑储积，但崇祯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见，崇祯皇帝同样是个要钱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儿；而那些不肯捐献银两的皇亲国戚，确实也有些讲不出口却说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对臣下请求动用内帑贮银，向来抱有敌意。万历的时候，朝廷还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请求动用内帑储积。姚雪垠先生只写明朝皇亲国戚的守财奴形象，而隐去了崇祯皇帝本人的守财奴形象，其实忽略了明朝历史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当“家国一体”走到了极端，皇帝本人其实也是有家而无国无天下的。

大顺起义军死灰复燃而演为燎原之势，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后向西夺取西安，之后便将进攻的矛头直指北京。眼看着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却对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码的感应能力，只是幻想着军事上能有奇迹发生。他的这种幻想，总是以一厢情愿的“如果”开始。而随着幻想一次次的破灭，崇祯皇帝还是看不出自己众叛亲离的绝境。以至于唯一能使他死里逃生并重整旗鼓的迁都江南，崇祯皇帝就是走不出这一步。

说到迁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认为，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几次动了迁都西安或开封的念头。但迁都西安后水陆运输要耗费大量民力，开封又是“四战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南京，并在家乡安徽凤阳兴建中都，作为调剂南北的枢纽。然而，明成祖夺取帝位后，就定下了以“燕邸”为北京的基本国策。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运河，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问题在于，蒙元虽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军事上仍保有相当强的实力；朱棣迁都北京，使首都“孤悬绝北”，等于将蒙古的军事威胁放大了数倍。迁都之后，无论是北京城，还是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一切军国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长。所以，仁、宣之际，曾一度计划回迁南京。不巧的是，当时的南京正处于非常频繁的地震之中，从洪熙元年到宣德五年的六年之中震了五六十次，迁都的计划当然只得放弃。英宗兵败土木堡，蒙古瓦剌部兵临北京城下，于是迁都南京的舆论又起。惟瓦剌大兵压境，南迁走水路已无可能，走陆路则必为蒙古铁骑所追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于谦率领下固守北京，以待天下勤王。于谦在太监金英的支持下，誓言再有建议南迁者杀无赦。从此，迁都就成为明朝议政的禁区。

“神京北峙，而财赋全仰于东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讲的是明朝迁都北京后，为通漕而耗尽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上挹东南而注西北的情况。另一方面，那时无论是京师，还是边境的物资和徭役需求，也不免就地加强征发，以至于明朝北部和西北部，“丁（壮劳力）丁著役，年年当差”，留下他们的妻儿在家种地缴税。自古以来，明朝的北部和西北部的农业一直唯水利是赖。绵延不绝的黄土，从华北高原一直覆盖到东边的大海，其土质有着天然的肥力和良好的吸水性，只要有适当灌溉，即便一二年不施肥，也会有较好的收成。但是，经过唐末、五代，乃至金、元接二连三的战争破坏，这一地区的水利普遍废弛。由于自然地理和黄土土质的原因，这里的土地经过垦耕，如果没有水利排灌，必定是“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雨水适中的年份则少之又少。但是，壮劳力尽被征发，兴修水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有明一代，这里的人们甚至已经忘掉了还有水利这么一回事，农业生产年复一年地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大片的土地荒着也没有人愿意耕种。说到底，京师不南迁，明朝北部和西北部的社会生产就难以恢复，而东南地区承受的重赋也不能减轻，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就不会有转圜的余地。可惜的是，迁都之议既已成为政治上的禁区，明朝就只能守着北京，先后面对蒙古、满族的严重军事威胁，耗尽天下的人力和物力，成天担心着的就是亡国。崇祯年间，山、陕和河南地区的连年大旱，造成了大量饥民，使得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大量兵源，从而形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崇祯皇帝并不是没有想到迁都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历史形成的惯性，却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那些敢于公开建议皇帝迁都南京的大臣，在朝廷上遭到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官僚的抵制。这些反对迁都的人，似乎是被当年瓦剌兵临北京之际的于谦、金英等人附了体，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重复着那些国家根本重地不可移易的老调，但他们真正惦记于心的，却是他们的田产和宅院不能随他们南迁；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和其他浮财南迁不仅露富，沿途也难免遭到兵匪的打劫。对于这些人各自心中的“小九九”，崇祯皇帝不会看不透，却也无可奈何。也有大臣折衷地提出，让皇太子先去南京，一旦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半壁江山。但这样的“折衷”，崇祯皇帝却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皇帝或者担心自己到时候会像唐玄宗那样，被太子遥尊为“太上皇”；或者担心自己会像徽、钦二宗那样，免不了从此把大好江山让给了同姓的其他子孙；或者担心皇太子日后竟成他人之傀儡。这些历史的教训，启示了南迁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使崇祯皇帝干脆放弃了南迁的念头。他仍旧沉湎于“如果”怎样，幻想奇迹的出现。这使他对固守北京，又有了些希望。此时，崇祯皇帝已失去了理智，以至于皇后提醒他“我们在江南还有一个家”时，他竟厌恶和警惕起后妃、外戚的“干政”。

总之，崇祯皇帝的心态，早已完全不正常了。因为对朋党的猜忌，他把一切逆耳忠言，都看作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因为害怕风险，明明已身处绝境，他也决不敢去冒哪怕是些微的风险，而一定要求万全之策。他总是向二祖列宗祈祷，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宗的事，希望祖宗保佑自己不遭天谴。平心而论，明朝亡国的原因，是早在万历年间都已齐备了的。万历以后明朝国祚的延续，都是上天的眷顾，但崇祯皇帝却抓不住机会。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明朝在万历十五年之后，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已是颓势毕露。首先，首辅申时行为弥合文官集团之间因党争而造成分裂的努力失败了；由此，他企图消除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不信任的努力也一概归于无效；明朝在政治上从此陷入了越来越白热化的党争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其次，因为党争，像戚继光这样在张居正执政时得到重用的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意味着明朝重振武备的努力的失败。再其次，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僚，被视为迂腐的典型，仅仅摆在官场上做样子；李贽这样有新思想的人又被视为异端，为道德所不容，最终无可奈何地在狱中自杀；朝廷上所有的争论，也都以道德为名，成为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倾轧的武器，成为一场“道德的灾变”。那时候，张居正改革的惟一遗产，就是对全国田亩的清丈，大致做到了对天下田亩的“履亩而税”；由此，明朝的赋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顿，赋税征收总体上比较平均了，国家始能通过大范围的平均起税来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在于，赋税征收基础的扩大，如果仅仅是方便增税，只能刺激国家对社会的压榨不断强化；而自以为府库充裕，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只能是弊上加弊。这样几十年得过且过地下来，从万历末年开始，无论是东北方面的满族入侵，还是西北方面的饥民造反，对明朝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征了辽饷征剿饷，征了剿饷再征练饷。这些累年加征的总和，最多时一年竟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这都是正赋之外的额外加征，对山西、陕西、河南地方连年大旱下的农民，除了逼他们起来造反，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求活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