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局把最高奖颁给了我——一个临时工

第一篇：老人局把最高奖颁给了我——一个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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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局把最高奖颁给了我——一个临时工 作者：何其恩

来源：《职业》2012年第01期

何奇恩——浙东农村的放牛娃，四次高考失利，半路出家学习英语，成功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临时工做起，一步步晋升为联邦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他获得了年度人物奖，曾与布什总统同台演讲……他的经历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传奇，励志的传奇，成功的传奇。作者应中国人事出版社之约，特将自己在美国考公务员、当公务员、做出色公务员的真实故事，用真切、隽永的文字呈现出来。

本期选摘《我在美国当公务员》精彩内容以飨读者，愿君捧卷有所兴，释卷有所思。

（1）

在准备结束老人局的工作时，我在老人局年度表彰会上被评为年度人物，更意外的是，老人局局长任命我为费城老人局少数族裔专员。老人局把最高奖颁给一个临时工，又把这个临时工破格提升到少数族裔专员这个要职，这在老人局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之后，难民服务中心的主任布朗格辞职，董事会一致同意我为新主任人选，但我不为所动，我有自己的梦想：要办一个亚裔老人中心。

就在我起草亚洲老人中心提案的时候，费城老人中心的主任坦米向我求救。费城老人中心属下的咖啡杯老人中心由于客源流失，老人局准备关闭该中心。她希望我能介绍更多的亚裔老人去咖啡杯参加活动，让这个老人中心起死回生。

我向坦米保证，客源的问题我来解决，老人局的关系由我来疏通，咖啡杯在保证提供免费午餐的前提下，开设老人英语辅导课，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订购中文报刊，还得开上几桌麻将，并在中国的新年设宴招待老人，坦米居然照单全收。前后不到三个月，亚洲老人中心就在费城市最中心地段的咖啡杯诞生了。我挽救了咖啡杯，为华裔老人创立了一个家，又引导费城老人中心向多民族、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我被吸收为费城老人中心的董事，成为美国这个历史最悠久的老人中心的唯一少数族裔董事。

2006年6月，美国的大报之一《费城问讯报》刊登了题为《正在改变中的亚裔老人世界》对我进行的长篇报道。

（2）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从她断断续续的声音中，我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个残疾人，卧病在床，碰巧她的护工休假，没人帮她从药房取来她需要的药。

当时已到下班时间，她这个非裔少数民族并不属于我的服务范围，但我又觉得于心不忍于是下班后我开车去了那座老人公寓。

她接过我端来的水，一气连喝了三杯，有些缓过劲来，突然她像记起来似地对我说：“我叫乔伊斯。”

我也告诉了她我的名字。

她说：“你是中国人？”

我点了点头。

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努了努嘴说：“处方就在桌子上，劳驾你到楼对面的药房帮我取下药。” 没有一丝的客气。

我下楼过街取了药，看着她服完了药，便回了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想过去看看乔伊斯。”早饭后，我对妻子说。

妻子对我总是那么理解和支持。“我跟你一起去，反正今天也不上班。”

“奇恩，非常感谢你昨天帮我取来药，我今天感觉好多了。估计我下个礼拜能去上班了。”“你还上班？” 我很惊讶，但突然觉得不妥，便立即止住。“当然，我在联邦民权办公室上班。我都干了二十多年了。” 她很自豪地说。

我把妻子介绍给她，有妻子在，事情好办多了。妻子帮乔伊斯换了尿袋，还喂了她刚买的点心。

此后，我与乔伊斯的交往慢慢地多起来。我会隔一个星期给她打一次电话，过几个月去看她一次。

就在《费城问讯报》刊登介绍我的报道后，乔伊斯打电话来： “奇恩，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名人。” 她停顿了一会儿，问： “要是我们办公室请你来讲亚洲文化，你能来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过了几个星期，乔伊斯果然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办公室邀请我去宣讲亚裔文化。

我的讲解让联邦办公室认识到，亚裔社区缺乏民权意识，需要有人去宣传。一个会亚裔语言懂亚裔文化，靠自己的拼搏在美国主流社会立住脚跟，并与亚裔社区有密切联系的人是民权办公室亚裔这一块用人的最佳选择。

乔伊斯极力向办公室主任推荐我，主任也认为我是很合适的工作人选。考虑到联邦的大平台，今后我做事情的天地会更宽，我决定开始新的工作。

（3）

由于我的加入，联邦卫生部民权办公室主任把办公室成员重新编组，4个调研员分成一组。

进办公室的头几个月，主任总是让我熟悉民权法的各项条款和相关的立法，我也帮助办公室的资深同事整理一些文件案例。

直到第8个月的一天，乔伊斯交给我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地址是民权办公室，内容是一个老人指控一位印度医生歧视。一见署名我就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认识这个投诉的华裔老人。我将信的内容告诉了乔伊斯：“这是费城民权办公室第一封来自亚裔社区的投诉信。”“主任，要是奇恩做成这个案子，你得提名他得奖。” 乔伊斯提议。

我本是一个做事不爱张扬的人，乔伊斯这么一声张，我被推到风口浪尖。民权办公室总部像抓到典型似的，责成费城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拿出结果，主任授意我最迟不得超过3个月了结此案。我心里暗暗叫苦。

果然不出所料，事情比想象的要复杂。

几个星期前，老先生要这个医生开助听器。医生解释助听器不属医保范围，病人得自掏腰包。老先生哪里听得下去：“你刚刚给别的病人开过轮椅，你竟不给我开小小的助听器，你这是歧视，你这次是输定了，我的老朋友就在民权办公室调查歧视。”

老先生说得理直气壮，还带威胁的口吻。

我给印度医生打电话了解案情的来龙去脉，印度医生不是好惹的，他用带威胁的口吻对我说：“若是你敢说我歧视，我要告你歧视加包庇。而且我要让我们社区知道，你分裂亚裔社区。” 印度医生有备而来，使我陷于困境。

其实，由丽莎来牵头、我来协助办这个案最合适。

我找到了丽莎，丽莎听完我的解释，显得有些疑惑，但还是很爽快地应承下来。

（4）

接下来，丽莎和我决定实地走访这位老先生，约他出来到办公室附近的华盛顿公园见面。

我和丽莎在那条郁金香花丛中的长凳上还没有坐定，老先生就从绿荫道上闪出身来了。老先生今天心情大好。丽莎问，我翻译，老先生配合无间，一点儿没有强词夺理的态度。

老先生的意思很明白：那位印度医生的可恶之处在于他竟给别的老年病人开免费轮椅，但拒绝给他开免费助听器。同样拥有联邦医疗保险，为什么不同等对待。再说一架轮椅少说几千，贵者上万，区区助听器才几百块钱，还不是欺侮他是个华裔。老先生的话听起来非常在理。但丽莎解释说，联邦医疗保险的法规规定助听器是病人自付之器材，而轮椅则属联邦医疗保险承保之项目。医生的解释是对的，拒开助听器也没有不妥之处。丽莎还随口说出所引用的联邦医疗保险法的出处，说得老先生心服口服。

老先生沉思了一会儿，面露难色，害怕民权办公室认为他诬告。丽莎让他不必忧虑：“公民有权利怀疑甚至申诉公众人员，但要有事实依据。老先生属于对政策的误解，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老先生很释然，主动提出撤销指控，丽莎表示将通知印度医生有关此案的处理结果。丽莎向主任汇报了此案的调查结果，并指出联邦卫生部医疗保险中心应该改善服务，加强与亚裔社区的沟通，让亚裔医疗保险受保人了解自己的福利和权益。主任立即与医保办公室沟通，并主动让我到医疗保险办公室作亚裔文化和语言方面的报告。

（连载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