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从《望厦条约》早期中美关系

10级计算机本科二班王新安

摘要：中美之间有着长达200多年的交往史,在这两个多世纪中，鸦片战争前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只有商务往来，这种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两国间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始于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订。从那时起一直到1899年美国正式提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隐讳、含糊到清晰、明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制订始终是围绕着为本国利益服务这个目标进行的，也是随着美国自身实力不断增强，逐渐从含糊到明确。

关键词：望厦条约早期 中美关系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竟相报导“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美国出现了对华贸易热。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

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宗教和文化联系也产生了。1830年，美国海外传教会在美商赞助下派裨治文和雅裨理来中国，开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先河。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扩大教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从事出版、译述、医务和教育等工作，还在广州开设医院。

美国教士还通过创办学校直接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也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传教士虽然多方设法，但传教活动却收效甚微。到1839年领洗者不到100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经营外贸的下层人士。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南京条约》的签订拆除了列强入侵中国的藩篱，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迳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6 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7 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8 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美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

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9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六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止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10 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通过《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获得了包括中英南京条约中所有内容的在华贸易和传教等方面的特权，中美外交关系正式建立。此后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在跟随英法等国进行修约过程中采取了“为虎作伥”的外交政策。

此后，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观望到助清的过程，1861年美国国内战争爆发，无暇顾及中国；中国经过“宫廷政变”，清政府上层起了变化，并开始了旨在学习西方以强国的“洋务运动”；西方列强也需要时间消化前一阶段在华获取特权。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实施对华的“合作政策”时期。这是早期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随着美国国内战争的结束，美国实力不断增强，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

铁血雄关

影片《铁血昆仑关》观后感

《铁血昆仑关》是一部爱国主义影片，讲述了抗战初期桂南战役之昆仑关争夺战。中国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昆仑关展开激战，经过18天的艰难战斗，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也重创了日本军队。

和其他许多抗日战争作品一样，《铁血昆仑关》中始终充满的是一种愤怒，凄凉，惆怅，充满着战士的勇猛，日军的残暴。

影片中，战士们当昆仑关被日本所攻破时，主动请战。他们仅仅凭借着最差的武器和敌人的精良装备对抗，竟没有一个退缩！这时一场生死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是战士们毫无畏惧，把生死置之度外，视若等闲。不顾一切地冲上前线撕杀。

随着与日军的最后决战，我看得热血沸腾。枪声、炮声此起彼伏，或刺刀的对决，或身躯的扭打。一下子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地面简直被染成了一片鲜红的海洋。鲜血染红了天空，染红了大地，染红了我们的眼睛；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它不仅弥漫于天地间，也弥漫于我们的心中。一抹残阳停留在天际中，一座城池孤立在地面上，昆仑关终于被夺回了！但是却听不到一点笑声，换来的只有比死更可怕的寂静，因为这个代价太沉重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战士们或死或伤，仅活下来的几个战士或残或废，或断臂或瞎眼。那个双目失明的小同志，由于看不见，对首长一敬军礼就没有放下„„

“我自横刀冲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万多个中国军人的生命无法死而复生,但昆仑关满山遍野的草，却以它们蓬勃的生命力，张扬着无数的无名英烈的血性灵魂。青山不改，绿草长生，能穿透岁月的帷幕，擦亮后人眼睛的，永远是那些与民族同在的尊严！

我们将永远铭记着这段历史，铭记着伟大的英雄！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谈日俄战争的背景及影响

摘要： 20世纪初，日俄两国为了推行各自的“大陆政策”和“远东政策”积极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由于他们的政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国际形势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次战争对日俄两国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日俄战争;背景；影响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本和俄国在一些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怂恿下为了争夺中国和朝鲜，进而争夺亚洲和太平洋霸权所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日本战胜。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的课堂学习和在大连旅顺白玉山的参观过程中的了解，我对日俄战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在课堂观看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后，我又亲自到了旅顺白玉山，在旅顺白玉山上有一座塔，日俄战争中的日军为了减少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为战死者修建纪念塔来欺骗日本人民,美化侵略战争。它外观象一个燃烧的蜡烛,它们就是想让这支燃烧的蜡烛永远照耀战死的日军的灵魂。同时它也象一枚炮弹,借以显示日本帝国的战功。这一幕幕历史让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伤痛，更应该是思考和继续前行的力量。本文就从日俄两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战争的影响谈谈我的观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近代以来，日俄就分别制定了以朝鲜和中国东北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远东政策”，这场战胜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英国的支持,给了日本一支巨大的强心剂，英日同盟的形成，为日本对俄战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日俄战争从性质上说，日俄双方都是掠夺性，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及远东霸权而展开的一场厮杀。这次战争对日俄两国和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的巨大影响。

一、日俄的侵略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并且不断的向外扩张，瓜分世界。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各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也在深化。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和俄国就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和朝鲜，掠夺了大量非法权益。19世纪末29世纪初，这两个国家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两国都想将中国和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进而争霸整个亚洲和太平洋，于是两国矛盾深化。

日本自大和奴隶制国家形成以后，军国主义也同步崛起。日本在对抗外来侵略的同时,积极对外扩张,企图将朝鲜进而将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帝国。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摆脱了即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发展成资本主义强国。可是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急于靠军事掠夺手段来壮大自己的实力。明治天皇在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公开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精心制定了一个征服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东北和内蒙古直至内地,进而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并加强军备以侵略中国，朝鲜。在英美的支持和俄国的挑拨下，在1894年7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坚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从15世纪起,俄国通过对外扩张,领土急剧膨胀,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封建殖民大帝国。在甲午战争前，由于日本羽翼未丰，又在侵略朝鲜和中国问题上与俄国存在着共同利益，采取了妥协之态。甲午战争中，日本一举打败了大清帝国，并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威胁了俄国的霸权地位，俄国立即出面干涉，联合法国和德国,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随后,俄国又诱使清政府签订了针对日本的《中俄密约》及其他条约,攫取了大量特权。1898年,俄国又强租旅顺、大连，将长城以北的中国划分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使得两国矛盾尖锐起来。这样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矛盾开始激化。

二、国际局势

1899年和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两次向英、法、德、日、意、俄六国发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要求对华实行贸易“机会均等”，维护中国的行政完整和主权独立。于是沙俄在中国极力扩张，不仅与日本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与英国也产生了对抗。1902年1月30日，《日英同盟条约》签订。英日同盟的建立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重要支持者，为日本对俄开战作了最重要的外交准备。俄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支持日本发动对俄战争以削弱俄国。作为俄国盟友的法国，虽然口头上支持俄国，但法国在东北的权益不大，其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同德国的争夺。1904年，法国财长维耶宣称，俄法同盟只适用于欧洲，表明法国在战争中不会援助俄国。德俄之间本是宿敌，更不会为俄国作战。事实上，德国希望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受到削弱，从而减轻俄国在欧洲所产生的威胁。因此，在战争爆发前，日本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形势，1904年2月8日战争爆发。

三、日俄战争的影响

日本借日俄战争直接获益了大片殖民地，间接提高了其国际地位。战后的日本财阀通过此次战争,大发横财，并掀起了企业投资热潮,仅1905年下半年到1907年,新建扩建企业投资额相当于甲午战后十年间投资总额的两倍。同时日本自此全面展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真正成为一等强国。日本通过战争获得大片殖民地和投资场所，促进了日本经济更为迅速的发展，其国际地位也显著提高，1905-1906初，日本的驻外使馆由象征“二等国”的公使馆升格为象征“一等国”的大使馆。天皇的权威经过战争和胜利而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战后，军部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对政治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俄国沙皇原希望通过一场小小的胜利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危机，以维护其统治，战争的失败使沙皇专制制度遭到削弱,导致了革命，俄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工人及其家属在牧师加邦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他们在请愿书中陈述了人民对政治、经济要求,包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将土地转交人民，实行各种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等，这些举措为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拉开了序幕。然而革命失败，可是政府的残酷镇压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与无能，促使革命进一步高涨。沙皇政府在压力面前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扩大了人民的部分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次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俄国工农运动的发展。

日俄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也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空前的浩劫。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坚决反抗，在东北乃至全国,到处都燃起了抗日大火，抗俄团体相继出现,在哈尔滨出现抗俄的“自保会”，营口工人拒绝为俄国做工,许多工人逃走并参加了抗俄武装队伍,群众抗俄武装“马贼”则“专一妨害俄军为目的”割电线,拆铁路，日俄军患之忧之，清军中的爱国官兵也积极要求参加抗俄战斗,驻扎于山海关，辽西地区的练军都督姜桂题为“均预告奋勇”认为上下一心,与日俄一战，必将取胜,这些正是中国人民在反抗日俄帝国主义斗争中日益觉醒，在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进行的斗争。

这场侵略战争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它无疑成为中国人民的警钟，在那段血泪史中，中国经受了万劫不复的家难,难以在世界民族之林挺起腰板,抬起头颅,挺直脊梁，如今的中国正值经济飞速发展时期，日益富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亚洲乃至国际事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面对世界复杂的局势和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要坚定“和平发展”的步伐，毫不动摇,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真正国泰民安的强国。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业

五四新文化的性质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大范围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场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这场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精神成为中国近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通过浅析五四新文化的性质来谈谈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关键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性质中国社会影响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争论历来已久。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而我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难以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提并论。

由于其情感主义的泛滥决定了其更像是一场文艺复兴式运动。而且事实也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在哲学、宗教领域，而在文学领域，甚至五四文学革命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实质尚不是以理性主义的充分发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

如果说理性觉醒的真实程度会从深层影响到情感解放的进程。当我们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理性的觉醒，会发现这一推动情感解放的前提是很不充分的：一方面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现代理性精神不可能一下子在五四作家身上完成从扎根、发育到成熟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这时的传统理性已被他们（至少是在主观意识上）连根刨除，旧的已去新的未生，实际上五四作家在精神上真正所处的是一种理性的“真空”状态。为了解决一时之亟需，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直至现代主义的理性成果，由于必然的“食而不化”，他们只是“拿来”了西方理性从认识理性到价值理性、从逻辑理性到实践理性这一复杂结构中的最表层的部分，即价值理性（包括价值标准、价值准则、价值理想等），忽视乃至无视作为西方理性探索之根柢的深层动力的认识理性、逻辑理性或纯粹理性。这种极不成熟的理性精神可以引发情感的爆发，但却没有足够的文化力量去引导情感的方向。

于是，我们看到，五四文学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并不像先驱者所设想的那样由情感的解放、爆发来促进理性的解放，确认新时代的理性精神，反而逐渐远离理性的母体而趋向情绪化。或者是以掬满同情的泪水渲染封建传统与社会现实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与戕害；或者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歌颂社会上出现的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现象。后者因慷慨激昂的情绪化倾向往往夸大了个性解放的程度，成为罗素批判过的那种“理性浪漫主义”的高蹈，像郭沫若的《女神》不妨视为对个性解放与“和谐、悠久、欢唱”的新中国的提前消费；而前者因过多的“血与泪”又不免堕入悲观主义的深渊，像郁达夫那样无可奈何地“沉沦”下去。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只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它由学生发起，并在学生的推动下发展，以致造成巨大影响。但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

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民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民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一）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也使中国人民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逃离出来。暂时逃离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但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二）在社会经济方面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打击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各个资本主义强国加紧倾销产品，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欺凌的厄运。

（三）在文化教育方面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但由于国力衰微，政府投入资金较少，所以依然无法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

（四）在文学艺术方面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继续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

批文学巨匠，如郭沫若、郁达夫等。给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在政治方面苏俄的革命事迹及革命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另一方面，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同时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让囚禁下的中国人看到了自由、民主的曙光。那么这次运动便是挣脱束缚后的践行。他进一步让沉睡中的中国，在民族危机的时刻醒来。他让苏俄的先进思想在中国更加广泛的传播，也使自由、民主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场民族思想的解放运动，在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找不到出路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全新的思想，带来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也正是这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奋勇向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民主中国。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高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万新芳：《宛西自治“三自主义”“理论群体”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10期；

2、王洪瑞：《清代河南学校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与成因分析》；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关于郑州市科技馆的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2013/4/14

调查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科技馆

调查对象：馆中各种仪器、物理现象

调查人：石龙龙 喻国军 许翔 李双 马越 张露

调查分工：石龙龙 李双 负责报告的书写与排版喻国军 许翔 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马越 张露 负责照片的拍摄、取证

正文

前言：

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对郑州科技馆的参观,从而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河南省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通过采访一些人和自己的亲身观察等方法，进行此次活动旨在观看当代中国所现有的科技成就，也是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同时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创新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重要课堂，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认识和了解当代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古代的中国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才有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国家分裂，人民受苦，遭受世界各国的欺负。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同时铭记历史，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勿忘国耻，时时激励自己，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新中国的美好明天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主体：

1、调查方法及经过：

我们几个人分工好，然后各个人采访的采访，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观察的观察，用了几个小时进行调查，然后在结合自己的观察以及旁边别人的讲解了解到了各种不同的先进的仪器，还有一些大自然的各种物理规律及现象。有的甚至通过自己的亲身尝试来体验不同仪器的奇妙之处。

2、调查分析：

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从近代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科学技术所显示出的最巨大、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功能，也是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主要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科学技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凸显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知识经济实质上就是以科技为第一主产力的经济。建设现代主义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它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手机、电脑那些昂贵的奢侈品步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文化。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大地进步，步入了科技强国之林。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很多技术都受限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作为当前社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具有献身科学的勇气和决心，具有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重要地是，要热爱科学，尊重科学！

我们都知道由于从明代14世纪60年代末始以来，中国对外长期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影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使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获得迅速进展。中国逐渐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停止了发展，可是历史却是不会因为谁而停留。因此中国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了令人心酸但又难忘的屈辱历史。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而这些所有的结果都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

4、基本结论：

几十年前前辈们就知道了要想富国必须得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力是富国强兵的唯一之道，古代的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聪明睿智的人才，仅从四大发明就可以看出。但是从上世纪开始，为何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却几乎沦落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从这次参观科技馆中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中国开始逐渐走向富强了。在科技馆中观看到了各种先进的科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空航天事业方面的发展。在科技馆三层的航天交通展区中，显示了进、近几十年中我国航空事业的迅猛发展，在1999年5月10日，首发成功地将我国自行研制的风云一号、实践五号卫星准确运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同年11月20日将同期研制的神州号载人飞船送入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重视研制各种应用卫星和开发卫星应用技术，在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研制和发射的卫星已广泛应用于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且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过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也更加的可以体会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所以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鼓励创新等等，这些举措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有的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而回国，准备为国家的建设尽一点自己的力量。例如我们都知道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他是我国原子弹、氢弹之父，还有就是不顾一切阻扰誓死要回到祖国的两弹一星

钱学森，为我国的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是继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相应的国际合作。我国进行了多种空间科学实验，在晶体和蛋白质生长、细胞培养、作物育种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国空间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创新成果，在空间物理学、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等领域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国家级实验室，建立了空间有效载荷应用中心，具有支持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基本能力。

结尾：通过这次科技馆的参观，我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不断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生活的改善,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器时代,与科学技术是万万相关的,虽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速度大于人类对世界的破坏速度,这也就是人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关键,所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要时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大力发展科技，同时还要牢记历史，以史为鉴，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论文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革命中的转折点

电子商务 专业 二 班级 2010043204学号 姓名 梁栋

内容摘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其中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让后北上到达遵义，进行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二个转折会议遵义会议，会议中经过激烈讨论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取消“三人团”，总结政治和革命经验。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关键词：候场会议 遵义会议 毛泽东 基本方针

正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

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会议上在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

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然而，人们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党和红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结果及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即猴场会议的共识），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并在继续遭受损失、陷入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面对惨重的失败，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不能不深刻反思：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谁能领导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答案只有一个，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这成为广大指战员有目共睹的事实。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2]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党和红军。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出发时的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3]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4]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毛泽东不但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同。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5]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责。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团结一些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系。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时就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6]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7]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李立

三、王明当时都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由于他们的错误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因而成为两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也没有担任过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情况下，能够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8]这是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好说明，也是对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高风亮节的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历史中，正因有这几次转折会议，才有今日的新中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伟大的革命先辈们虚心的接受和相互听取建议和做出的正确结论，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先辈们的高风亮节，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永记历史，用历史提醒自己。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3]《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4]《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张闻天传》，第205—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8]参见郭德宏：《中共党史论集》，第2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