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八十年代 读后感 摘抄（模版）

第一篇：我与八十年代 读后感 摘抄（模版）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所以狡谲如张贤亮，60年代看到饥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没有农民暴动，就知道共产党的统治相当稳固了，那时，他说“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我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张贤亮属于极少数87＋2后改制过程中的受益者，他的身份也绝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者。2008年4月1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另一个标志就

是李银河说的，“农业税被取消，这个变化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因为它帮助了农民，还因为这是中国从一个停滞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国改变为现代工业国的标志⋯这或许真是中国的民主快要来了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当中国终于不再是个农业国而是工业国的时候，当有产者占据经济力量主体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成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了吗？ “中国老百姓不久的将来就会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2011年微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正是选举。这无疑是真正变化可以开始的基础。

马国川：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问题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就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访谈时间：2008年4月6日

访谈地点：上海，瑞金医院

八十年代初的“《文心雕龙》热”

马国川：解放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您遭遇坎坷，但是您一直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万马齐喑”的七十年代，您仍然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韩非论稿》等反思既定观念的学术文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力量?

王元化：我深信学术的价值必然比一时的政治更大。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私利而厚诬古人，或强以己意凌加其上，是风行一时的做法。作为一个学者，我不能容忍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文革”后期的通行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我怀疑这个论断，于是从一九七五年起开始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我断定韩非与法家不同，韩非凭其法术、势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当时，文章不敢也不能公开发表，原稿只在满涛等几个朋友手里传阅。龚

自珍本来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但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竟然也被尊为法家，被现实政治利用。因此一九七七年我撰写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还龚自珍的本来面目。

马国川：“文革”结束后，您的创作进入了丰收期，写了《<黑格尔人类学>札记三则》等一系列的哲学论文，还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开始写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间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马国川：《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时您好像还没有获得平反。

王元化：还没有，直到当年的十一月，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才得到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的平反通知。作为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我的冤案历经二十三年才终得洗刷清白。

金观涛对八十年代的基本评价很高，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启蒙运动，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虽然依旧没有完成，但是这场启蒙运动正好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也有不同看法。陈丹青认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当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那种影响力不可能作为一种常态保留下来，而且也讨厌那种文艺创作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但是他同时又对那个年代不无怀念：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热诚、信念、天真……今天荡然无存。他说，“我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李泽厚：《我与八十年代》

李泽厚，哲学家，长沙人，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个世纪90年代客居美国。李泽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 ”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代表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

《批判哲学的批判》卖了3万册

马国川：当年，您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但是为什么您发表的是美学文章，而且以此成名？

李泽厚：这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中央报刊搞美学大讨论的缘故。我从小就喜欢读诗词小说，对文学有兴趣，同时也对哲学、心理学有兴趣。上大学时跑到图书馆看了很多美学方面的书，也积累了某种看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不久，恰逢美学界开始了“美学大讨论”，我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美学一直是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分支，所以我写美学文章也不奇怪。我本来对美学有浓厚兴趣，而且我一直不太在意学科的区别。马国川：“美学大讨论”是从1956年开始的，延续到60年代初。

李泽厚：本来是以批判朱光潜过去的美学思想开始的，所以说不上平等和心平气和，但这是一场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1949年以后的许多讨论都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总是一种意见压倒其他意见，只有美学是例外，开始是三派，讨论结束还是三派，因此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这对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国川：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写书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发表。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的思考和写作？

李泽厚：我没有想何时出版，虽然我深信江青等人必然垮台，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会很快出版„„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很充实，因为书稿写作已接近尾声了，书名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副题是“康德述评”。我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全面评述了康德学说，而且借评论康德，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观点。马国川：这本书1979年正式出版，当时卖了3万册，在学术界是卖得最好的书。一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纯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如此热卖呢？

李泽厚：时代使然吧。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学术著作，没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关注。

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

马国川：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出版的同时，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读诗写诗、做文学青年似乎是那时的时尚。

李泽厚：那真是诗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诗歌艺术上进行了探索。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地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

马国川：这些诗确实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所以有人指责这些诗“叫人看不懂”，并以此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甚至有人说年轻诗人在历史观上太片面、情绪上太绝望悲观，呼吁人们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李泽厚：还有人义正辞严地痛斥朦胧诗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说，朦胧诗是新文学第一只飞燕。它改写了以往诗歌“反映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

马国川：您是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的，您对“星星画展”的支持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年轻人。乍暖还寒时候，支持年轻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李泽厚：我的文章（《画廊谈美》）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二期上，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星星画展”被点名批判，所以我才有“我准备再过冬天”的感慨！但时代毕竟在迅速前进，尽管要穿过各种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声再也休想挡住了。现在，“朦胧诗”“星星画展”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为文艺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寒影/辑）

第二篇：我与八十年代 读后感 摘抄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

所以狡谲如张贤亮，60年代看到饥饿死了几千万人，却没有农民暴动，就知道共产党的统治相当稳固了，那时，他说“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我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张贤亮属于极少数87＋2后改制过程中的受益者，他的身份也绝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产阶级中的有识者。2008年4月1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另一个标志就是李银河说的，“农业税被取消，这个变化之所以令人激动，不仅因为它帮助了农民，还因为这是中国从一个停滞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国改变为现代工业国的标志⋯这或许真是中国的民主快要来了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当中国终于不再是个农业国而是工业国的时候，当有产者占据经济力量主体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成为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了吗？ “中国老百姓不久的将来就会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2011年微博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正是选举。这无疑是真正变化可以开始的基础。马国川：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问题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就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访谈时间：2008年4月6日

访谈地点：上海，瑞金医院

八十年代初的“《文心雕龙》热”

马国川：解放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您遭遇坎坷，但是您一直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万马齐喑”的七十年代，您仍然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韩非论稿》等反思既定观念的学术文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力量? 王元化：我深信学术的价值必然比一时的政治更大。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私利而厚诬古人，或强以己意凌加其上，是风行一时的做法。作为一个学者，我不能容忍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文革”后期的通行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我怀疑这个论断，于是从一九七五年起开始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我断定韩非与法家不同，韩非凭其法术、势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当时，文章不敢也不能公开发表，原稿只在满涛等几个朋友手里传阅。龚自珍本来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但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竟然也被尊为法家，被现实政治利用。因此一九七七年我撰写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还龚自珍的本来面目。

马国川：“文革”结束后，您的创作进入了丰收期，写了《<黑格尔人类学>札记三则》等一系列的哲学论文，还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开始写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间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一九七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马国川：《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时您好像还没有获得平反。

王元化：还没有，直到当年的十一月，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才得到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的平反通知。作为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我的冤案历经二十三年才终得洗刷清白。

金观涛对八十年代的基本评价很高，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启蒙运动，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虽然依旧没有完成，但是这场启蒙运动正好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也有不同看法。陈丹青认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当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那种影响力不可能作为一种常态保留下来，而且也讨厌那种文艺创作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但是他同时又对那个年代不无怀念：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热诚、信念、天真……今天荡然无存。他说，“我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李泽厚：《我与八十年代》

李泽厚，哲学家，长沙人，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个世纪90年代客居美国。李泽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 ”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代表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批判哲学的批判》卖了3万册

马国川：当年，您在北京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但是为什么您发表的是美学文章，而且以此成名？

李泽厚：这主要是《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中央报刊搞美学大讨论的缘故。我从小就喜欢读诗词小说，对文学有兴趣，同时也对哲学、心理学有兴趣。上大学时跑到图书馆看了很多美学方面的书，也积累了某种看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哲学所工作。不久，恰逢美学界开始了“美学大讨论”，我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美学一直是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分支，所以我写美学文章也不奇怪。我本来对美学有浓厚兴趣，而且我一直不太在意学科的区别。马国川：“美学大讨论”是从1956年开始的，延续到60年代初。

李泽厚：本来是以批判朱光潜过去的美学思想开始的，所以说不上平等和心平气和，但这是一场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1949年以后的许多讨论都以讨论开始、以批判结束，最后总是一种意见压倒其他意见，只有美学是例外，开始是三派，讨论结束还是三派，因此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这对美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国川：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写书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即使写出来也不可能发表。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的思考和写作？

李泽厚：我没有想何时出版，虽然我深信江青等人必然垮台，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会很快出版„„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很充实，因为书稿写作已接近尾声了，书名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副题是“康德述评”。我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立场全面评述了康德学说，而且借评论康德，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观点。马国川：这本书1979年正式出版，当时卖了3万册，在学术界是卖得最好的书。一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纯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如此热卖呢？

李泽厚：时代使然吧。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学术著作，没有八股腔，引起了青年学子的关注。

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

马国川：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出版的同时，中国大地上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读诗写诗、做文学青年似乎是那时的时尚。

李泽厚：那真是诗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诗歌艺术上进行了探索。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地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

马国川：这些诗确实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所以有人指责这些诗“叫人看不懂”，并以此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甚至有人说年轻诗人在历史观上太片面、情绪上太绝望悲观，呼吁人们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李泽厚：还有人义正辞严地痛斥朦胧诗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说，朦胧诗是新文学第一只飞燕。它改写了以往诗歌“反映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

马国川：您是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的，您对“星星画展”的支持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年轻人。乍暖还寒时候，支持年轻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李泽厚：我的文章（《画廊谈美》）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二期上，不久社会上掀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星星画展”被点名批判，所以我才有“我准备再过冬天”的感慨！但时代毕竟在迅速前进，尽管要穿过各种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声再也休想挡住了。现在，“朦胧诗”“星星画展”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为文艺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寒影/辑）

第三篇：《八十年代》读后感

看《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多时就想起了最近转的挺火的一条围脖：“我幼儿园看猫和老鼠，小学一年级看哆啦A梦，二年级时神龙斗士看了不下3遍，三年级足球小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四年级迷恋柯南，五年级小樱强势来袭，六年级知道了宫崎骏剧场版！而现在的孩子呢，一年级喜羊羊，二年级喜羊羊，三年级喜羊羊，四年级喜羊羊，你五年六年级还喜羊羊，你妹的喜羊羊！”前者多是80、90年代出生的人所经历的事情，在他们有记忆的时候也许不仅仅都是在80年代，却还能多少折射出点那个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反映出一些超出动画片以外的东西。

这本书倒是更加直接，主观与否暂且不论，总是能让我们这些后生可以去看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等等这些人，他们比较明显的是都在艺术方面有所建树，所以他们看到的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的风貌多少兼具着现实和诗意的印象。那个时代中国大地刚刚吹起改革开放的春风，那个时代“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个年代的人的世界里忽然就涌进了很多很多新鲜的东西，好的坏的，还没来得及过滤就呼啦啦一下全部扑面袭来，让人有种措手不及的兴奋感，整个心脏都禁不住要跳出迪斯科。这些人当中不得不说最喜欢的就是陈丹青，难得有画画的大师口才文笔也让人叹服，不禁就想起之前看过《理想国》文化沙龙里对于民国时期的解剖以及作为代表接受采访时给出的直白犀利的话语。现代很多人评价他是真风流名士，却又是真正看清现实，无比沉痛，愤世嫉俗又在努力追求着理想的人。

陈丹青说“我一点不愿说九十年代不好，真正的变化在九十年代发生了，目前的空间非常珍贵，但这一切对国家、社会、都好，对艺术不好。艺术家的呼吸应该不合实际，不然 他会在‘实际’中闷死。”这点有非常真实的现象可以佐证，他也正是因为那段岁月的辛苦奔波一次次失望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两年没有招到研究生，只是因为这些考生的文化课成绩没能过关，甚至有学生连续两年都没有考上，就算是一分学校也不能放行。这让陈丹青在国内做老师开始的冲劲儿瞬间磨灭了一大半，思及那时的文化氛围甚至还及不上八十年代初期，条条框框实在太多，这免不了又是一通唏嘘一通怀念。我们可以简单直白很清楚地说2004年绝对比80年代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发达，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在大幅度地提高，但是随之而来不管是人越来越多还是社会大步向前，许多东西的门槛就增高了很多。在艺术的领域里还要追求者文化课的的好坏，他说“艺术人就是异于常人的，所有人都一样，怎么挑出高个儿的。”国内诸多的变化在他心里不断积淀最终让他变得出口犀利，句句锋利。

八十年代让这些被采访者勾画得让人有点令人憧憬又有些让人迷茫，倒不妨碍我做出点思考，抒一些情怀。

第四篇：摘抄读后感

摘抄读后感

窝在沙发上看到最后一页，何伟即将涪陵，竟然有点舍不得，像是每天期待的电视剧终于到了大结局的时候，好久都没有看书看得这么HIGH了，真开心!

何伟同学在中国的第一年过得很困惑，可是他站在教室里讲诗歌的时候，还是被打动了，他看到学生们“对自己读着诗，在课桌上，轻轻的，摘抄读后感。他们听到了这首诗。这是很少美国学生能做到的，至少我的经验如是。我们美国人难以从朗读诗歌中去发现它的音韵，长久以来，在受教育的人当中，这技能就已消失了。但我的涪陵的学生还保留着它————没什么东西去破坏了它，即便是电视的新世纪，甚至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这简直都让人怀疑，音律是人类血液里的某种东西~

他惊叹“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看到这里连我都感动了，在被窝里读到玛格丽特在飞翔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读到清风穿过不存在的骑士的铠甲他很抓狂的时候，那种独特的喜悦，与生活既疏离又契合的感受，真是一件快乐的事~~

虽然他随即想到“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很自然的，你会希望莎士比亚站在你那边———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适的话，你就曲解他的文字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这大概就是何伟同学写文章的特点，优美抒情，但是突然又会回到思考，如此往复，我觉得非常令人着迷

很有画面感的笔触写他在参加某个市民长跑比赛，“在任何大型的赛跑中领先都是种陌生的感觉。人们谈论跑步中的孤独感，但我总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特别当队伍拉开了，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在队伍当中，你通常会和其他运动员有一种团结感，即便大家是在竞争，而在前方领先，就没有这种幻觉了。那时，比赛成为了追逐———一个人对抗赛场中其他所有人———而我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而当你是两千多人中唯一一个外国人时，这感觉就更其孤独，沿着赛道两侧，观众在喊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何伟同学去新疆，在更加陌生的地方，他竟然突然找到奇妙种族温暖，“但倘若我不开口的话，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统，模样看上去和维族人没有太大区别，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却不会引人注意。偶尔我会被误认为是本地人——中国人有时问我是不是维族人，而维族人问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总是对自己的样貌极其敏感，因为每天我都遇到因为与本地人样貌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现在，在这个沙漠小镇中，我见到的人们，有着与我一样的鼻子，头发，和眼睛，读后感《摘抄读后感》。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种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将人们区别开，也因为我对那些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产生了一种感情的连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觉不到这种连系，但现在，在新疆，虽然那连系很是微弱，也胜于无。”

这一段话我觉得和费孝通“差序格局”的理论很像呢!何伟简直就是再次描述了中国特有的同心圆式的关系网络~“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我觉得一个外国人能在短时间内看出这一点还是挺牛的说~~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说他发现他和同学们如果稍微涉及到一点有关政治的敏感话题，同学们会转化为中文，觉得会自在很多~~~这和我们想的多少有点不一样，我们总以为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别人听不懂的英文是一种安全语言，但后来，何伟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反正，这个观察我总是隐隐觉得有很厉害的地方~~

结尾处，何伟再次回到诗歌，我喜欢这一段话，“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那个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祝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但同时，那里也总有些启示，而有些时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这样的诗，面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严酷现实来说，仿佛毫无用处。”

第五篇：读后感摘抄

暑假里，我阅读了一本有趣的图书，其中有一本我最感兴趣，那本书的名字叫《贾梅日记》。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名叫贾梅的女孩，她有个名叫贾里的亲哥哥，她们俩经常吵架。贾梅是个初三的女孩她曾因为鼻尖上长出青春痘，想方设法大战豆豆，不料遭遇了令人难堪的折磨；小奥特曼常来和贾梅聊天，哥哥贾里如临大敌，弄得贾梅左右为难；好朋友林晓梅与“小魔女”张飞飞竞选学生会文艺部长，张飞飞向贾梅频频伸出橄榄枝，弄得贾梅不知怎么办好；王小明失踪了，贾梅和她的同学纷纷去找她；贾梅与那“雾中男孩”林第一之间有若有若无的情愫，也让她心里觉得温热又疑惑„„

这本书里这些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朋友或同学遇到困难，都要热心地去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