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第一篇：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近年来，写文章赞扬西南联大者可谓多矣，例如说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教育史上之“奇迹”，它只存在了9年，却培养出后来成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二人；说建国后成为院士者有当年联大学生多少人，占全部院士的几分之一；说我国原子弹、氢弹这“两弹之父”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邓稼先；说西南联大教授中大师如云，联大教授的水平在世界上应届一流，等等。这些话都讲得不错，可是有一点，即：大家都只谈联大教授的业务水平非常高超，却很少人谈到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样是

第一流的我想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谈这个问题，得先谈“时代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他们的高风亮节才更加突出，也更加不容易。抗日战争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战争发生以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抗日战争以前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350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而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惟其如此，才发生了这样一件为我目睹并且震撼了我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晨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也惟其如此，闻一多先生才于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请看当时名震海内外的十二位著名教育家和学者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硕

学鸿儒为先生所写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住冻。惟是温摩(按：此字的读音为nun意思是“手气”——祥麟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

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先生如此，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游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书籍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进行科研必须有大量的参考书，而今上述两位教授为了生活，居然决定出售自己的所有书籍，此中苦况，我们今天又如何想象!再如，教授中拖儿带女，家属人口众多、负担沉重者，为数不少。例如：全家人口有六人者为王力、冯友兰、冯景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刘仙洲、游国恩等15人；全家人口为七人者有林文铮、袁复礼、马约翰、闻一多、罗常培、李继侗等14人；全家人口为八人者有蔡维藩、徐继祖两人；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则全家有十口人之多。像朱自清先生家庭负

担如此沉重，他靠这每月8．3元大洋又怎样生活?老师如此，学生的生活也不好过。我举个自己的例子，说明经济困难对我个人学习的影响：我当时是外文系学生，由于物价飞涨，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也就是说要在早晨8点至10点上两堂课后，再吃早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学可以在7点多时，在街上摊贩处买早点吃，我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太饿，无力气去上课。有时只好干脆不去上头两堂课，在床上睡觉。今天讲起来好像是“逃学”，很丢人，可是当时实在没有办法，肚子空空如也，委实无力气去“枵腹上课”。

我从有关资料中，读了不少联大教授或“教授会”因经济困难写给当时教育部或联大学校领导的报告，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肺腑。今举联大“教授会”1941年12月写给教育部的报告为例：„„同人等昔已为涸辙之鱼，今更将入枯鱼之肆矣。„„姑无论市井奸商操纵物价，转手之间便成巨富，即同为政府机关，而亦有司书录事之职，其薪津即多于教授者，至于自有收入之机关，其人员举动之豪奢尤骇听闻，一宴之资可为同人等数月之薪津!„„同人等上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下亦不忍用国家之锱铢如泥沙，固不望如前线忠勇将士之多得实物，亦不愿如后方豪奢机关之滥耗国帑，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事俯畜，免于饥寒。

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学校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所谓“特别办公费”者。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系主任的“岗位津贴”)。

这一封信写得很感人，谨全文照抄如下：

敬启者：

承转示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奉悉一是。查常务委员会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办公费谊属当然，惟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予教深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之一也。且际此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伤十丐，薪水尤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餮时虞其不给，捷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等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平均之谊，且今受之者无以对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之二也。准此二端，敬谙常务委员会

鉴其困难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

此上常务委员会公鉴

冯友兰 张奚若 罗常培 雷海宗 陈福田 李继侗 陈岱孙 吴有训 汤用彤 郑天挺 黄钰生 陈雪屏 许浈阳

饶毓泰 燕树棠 孙云铸 查良钊 施嘉炀 李辑祥 章名涛 王德荣 陶葆楷 苏国桢 杨石先 陈序经

读到这封信时，我的灵魂受到强烈震撼。用咱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教授兼系主任，工作量增加了，工资贴补一点，天经地义，多劳多得嘛，有什么好说的!更何况是教育部统一的规定。但是，联大这些教授不要，他们宁可继续过自己的贫困日子。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认为多做一些工作，是自己的责任，不应另外多得报酬。第二，他们不愿享受特权。固然，他们全家饥寒交迫，生活极端艰难，可是一想起其他教师同样困苦，他们不忍心自己单独拿这笔钱。信里面“九儒十丐”一词，叫人心酸。用的是元朝的典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对知识分子特别歧视，把全国人按职业分成十等，而最低下的三等为“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妓女还要低一级!抗日战争时的知识分子，薪水太少，地位低下，其社会地位名次排于国民党兵痞子之下，人们把国民党兵痞子叫做“丘八”，而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知识分子地位之低下，于此可见矣。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兼任行政领导工作的教授，毅然

拒绝了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彪炳万里，正气凛然，令人景仰!

然而，联大教授的道德品质还不仅表现在这一方面，它同时还表现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的精诚团结上。某些旧大学，尽管组成成分比西南联大单纯得多，却不乏不同派系勾心斗角、窝里斗的“传统”。可是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亲密无间。只此一点，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非常罕见，非常难得的。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一条，在于三校的传统好，和联大教师以及行政人员的素质高，思想品质优秀。人人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直到今天，虽

然西南联大早已于半个世纪前解体，不再存在，而“联大精神”却依然芬芳扑鼻，永留人间。

——摘自《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

以下是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轶事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除了大部分乘火车绕道外，还有一部分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旅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初春阴雨绵绵，200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这年闻一多刚好40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终于到达昆明。

梁思成“屈才”盖茅房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联大校长、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就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梁思成听着，心软了，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费孝通饱受磨难

1940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寒风凛冽，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的联大教师费孝通博士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8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上掠过，扔下了炸弹。“不好，我们的家被炸了！”妻子惊叫起来，随后感到腹部一阵剧痛，便跌倒在地。费孝通扶起痛苦挣扎的妻子，想找个小屋。然而别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妻子要生了。这儿农民的风俗是接纳别人家的孕妇在自己家生孩子就会倒霉。费孝通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了一家又一家，始终没有人肯接纳他们。夜幕已经降临，妻子的腹痛一阵紧似一阵。5年前，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已经失去了一个妻子，她叫王同惠，是燕京（大学）才女，和费孝通同是社会系的同学。然而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108天。当新婚夫妇在广西大瑶山考察时，费孝通不慎落入猎人设下的陷阱，王同惠拼命奔走呼喊。结果，费孝通获救了，王同惠却在奔走中坠入深涧身亡。现在费孝通又急得走投无路。最后，听说县城背后的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广东医生，他赶紧把妻子背到那位医生家，这时已是子夜，妻子破水已经2个多小时了。医生同意他们在自己的诊室里把孩子生下来。但他十分遗憾地说，他是一名牙医，对生孩子的事一窍不通。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的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

华罗庚租住牛圈

1938年，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

而数学大师 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路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摇摇晃晃，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或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一般。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7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10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不久，华罗庚的第5个孩子又降临人世，穷困中的华罗庚给新生儿子起了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华光。他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为了教育这些孩子，华罗庚在家中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每天早晨，孩子们听到哨声起床穿衣，每人拿一个小盆，排成一列纵队，由华罗庚吹哨子，带他们到河边洗脸漱口，三伏三九皆不例外。

吴大猷化装捡牛骨头为妻治病

从1937年到1943年底，昆明的物价在6年中上涨了400倍，教授们的工资一天比一天

不值钱。吴大猷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他的博士论文《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结构》，对现代物理学的影响十分重要。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能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著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去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们得知此事都很感动，常常将一些剩牛骨头替他留着。

第二篇：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趣事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在前后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校长夫人卖米糕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愈发艰苦。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彦、梅祖芬，孩子们都在求学读书。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业，韩咏华与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可这种“二道手”的生意利润不大。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有一次，一个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贵妇人前来买米糕。当她得知韩咏华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时，十分敬佩地说：“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卖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约更多的姐妹来买‘定胜糕’让抗战早日胜利。”打那以后，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红火了起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夫人人积极的生活态度，不被困难所压倒让人钦佩)

“特殊屏障”隔不开患难真情

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当时，闻一多租住的屋房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谓“一颗印”就是当时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样狭小的代名词。这套住房两层楼，楼下为炊房，堆放杂物，楼上住人。华家搬来后，闻一多腾出稍大一点的一间给华罗庚。由于中间没隔墙，生活上总有些不方便。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一席话，逗得两家人围在一起捧腹大笑。后来，华罗庚回到北京，当他得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遭特务暗杀的消息后，悲伤地翻出当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教授当街卖画

1941年2月的一天夜晚，龙院村惠家大院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物理学教授赵九章的二女儿诞生了。小女孩的降临为小屋平添了许多欢笑，也给这狭窄的陋室增添了杂乱。仅十来平方的小屋既是一家四口的居室，也是赵教授的书房。室外破旧的门柱上贴着赵教授亲笔书写的一副楹联：上联是“宁静致远”，下联是“淡泊明志”。生孩子原本是人世间一件大喜事，可赵教授却整天愁眉苦脸说啥也高兴不起来。战乱时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衣衫破烂，生活上更是营养不良。赵教授看着孩子们日日受苦，心里很难过，最终他含泪卖掉了一幅家传珍宝——赵子长临摹的山水画。据说，赵子长是明永乐年间进士，曾任山西太原巡抚。有一次，他去五台山巡游，画下了这幅蓝天白云、白塔、汾河山水美景图，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全国解放后，赵教授曾为卖掉这幅祖传真迹而捶胸顿足：“我对不起祖先，我是罪人，罪人啊！”

教授黑夜遭劫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经常往返于城边的家和学校之间。那时，虽说通了公路，但他们仍无车可乘或没钱坐车，进城主要靠开动“双腿11路”。当时社会治安很乱，回来晚了还会遭遇土匪抢劫。1943年5月的一天傍晚，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就在路上遇到了抢劫。两个土匪不但抢走任教授的交通工具——一辆破烂自行车，而且还把他身边的财物洗劫一空。为了防止他呼救，土匪将任教授的双手反绑，口中塞上毛巾。土匪走后，任教授反绑着双手一步一滑地走回家中。夫人见状大吃一惊，忙将丈夫身上的绳子解开，取出口中的毛巾，急问出了什么事。任教授幽默地调侃说：“土匪是要钱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钱。他们搜走了我身边的一块怀表和那辆破旧自行车，然后将我绑起扬长而去。试想，如果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反抗，还有小命回来向夫人请安吗？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还望夫人发落。”妻子一听无奈地说：“都啥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娃娃头”杨振宁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时间，是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家最为困难时期。杨教授家的人口多，有5个孩子需要抚养、教育。那时，杨教授的大儿子杨振宁17岁，已经是西南联大学生，其他4个弟妹都还小。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杨振宁主动当起“娃娃头”。为鼓励弟妹们多念书，他制定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好书、认真完成作业、听母亲的话、帮忙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满三个黑点的继续罚做家务，星期天不准休息；满三个红点的会受到奖励，由杨振宁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看一场电影。这种“奖惩”办法还真见效，弟妹们从此乖乖听话，再也不敢打闹生事。由于杨振宁当“娃娃头”出了名，西南联大教授的孩子们都喜欢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更为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幻灯机，制成遭到飞机轰炸人们“四处逃难”“哭爹叫娘”等土电影，增加孩子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没有使联大教授们意志消沉。在严谨而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体育、音乐、桥牌、舞会等活动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最爱。清华三所墙外有一个排球场，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各室或各所之间都组织排球赛。场上男女混打，拉拉队喊声震天，分外热闹。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由爱好音乐的陈绍玲主持，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除此之外，所内还组织歌咏队，不定期举办歌咏比赛，获奖者予以鼓励。所谓获奖，一无钞票二无物品，仅是手持一张书本大的奖状而已。每当圣诞节来临，教授们都要到附近山上采来松树枝，做成圣诞树挂上各色彩灯。当彩灯点亮、壁炉燃起时，大家一起唱圣诞歌、跳起欢快的舞蹈。前方将士抗战英勇杀敌，后方的文弱书生也不甘落后。戴芳澜和夫人郑淑媛、段洪章和夫人许桂岚、俞大发和夫人陈绍熙、娄成后和夫人祝宗岭几个家庭联合起来，自编自演节目《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名曲，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

如今，西南联大曾居住过的大普吉村已经今非昔比，许多旧址都因岁月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仅存的只有教授们居住过的惠家大院门楼、华罗庚旧居等少数遗址。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们团结友爱、忠于事业、忠于国家的无私献身精神，将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他们克服困难、乐观顽强的生活态度，值得后人们学习。

第三篇：魏书生：技术主义和权威人格的末路们

魏书生：技术主义和权威人格的末路们

作者： 蔡朝阳 文章来源：<<教师之友>>2004.1 魏书生享其大名也久矣。早在１０年前读师范时，给我们讲教材教法的老师就张口闭口魏书生，简直把他供在了神坛上。但在今年１０月份之前，我却没有读过他的一行字。这是因为，一直以来，我就对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对一干人众热烈追捧的所谓大人物，抱有深刻的戒心。

今年１０月，魏书生来到绍兴，在孑民电影院作了一次讲座，上了一堂示范课。我有幸躬逢盛事，坐在电影院的一角，听了一天。这一听，我起了疑惑：一个在语文教学界举足轻重的权威、一个令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抬头仰视的高山、一个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怎么会是这么一个人呢？于是我到网上，打开Ｇｏｏｇｌｅ，键入“魏书生”三字搜索，找到了４２９０个结果。我把网上能看到的魏书生的文章和别人评论魏书生的文章，基本上通读了一遍，整体感觉只有一个词：不忍卒读。如果光从魏书生的讲座给我的感受而言，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他的演讲里充满了自豪与喜悦，充满了乐观知足的精神。他的语言也质朴风趣，带着浓浓的东北二人传的风格。这使我想起了同是东北人，同样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赵本山。我觉得，魏书生和赵本山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很聪明，言谈举止中也都充满了成功的喜悦。有论者在谈到赵本山时，说这个来自中国东北的聪明农民把全国人都逗乐了，也把自己逗乐了——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那代表一种胜利的喜悦。魏书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１９６６年从沈阳３２中初中毕业，便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１９６８年下乡到盘锦地区当知识青年，以后主要凭个人奋斗，才得到了今天的地位和声誉。这之中的酸甜苦辣，也许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没有理由不自豪、不喜悦。我想，如果做普通朋友，魏书生或者是一个很可以亲近的人吧。可现在，他竟然被捧为了语文教育界的权威，真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这不也是语文教育界的悲哀吗？

一、魏书生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 魏书生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语文教师。先说一下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应该具有的素质。按照对“语文”这门学科最普通的理解，“语文”包含着三个层次：语言与文字、语言与文学，以及语言与文化。这里，我以为语言文字更偏向于语文的工具性，而文学与文化则更偏向于语文的人文性。教育界一直争执不休的问题是语文教育到底应该偏重于哪一方，殊不知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恰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少不了谁，忽视哪一方都是不对的。所以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他应该兼顾这两面——他自然会注重训练学生熟练掌握运用母语的能力，但更要紧的，他还应该是一个理解文学之美的人，他能够引导学生在文学的诗性世界里徜徉，他能指导学生充分领略母语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是多么美妙。如果语文教育不能给学生以美的享受，不能引导学生进入文学艺术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满的。学者摩罗就一再呼吁出现“文学教师”，能够“用他的诗性感悟照彻这些知识和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他应该懂得文学。但在魏书生那里，文学之美基本上是缺席的，更遑论艺术与思想。他的那一套，只是为应试教育而发明的授课技术，其目的指归，只在于考试分数。什么诗意、什么美感，统统毫无踪影。他发明的“六步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基本上跟文学不相干。只有“情景教学法”似乎照顾到了对学生的审美教育。在阐述“情景教学法”时，魏书生举了教杜甫“绝句”这个例子：„„教学时，根据这首诗的每一行写一个景色的特点，创设出形象鲜明、色彩鲜艳、富于美感的投影片。这幅图的景象是：两个黄鹤在翠绿的柳林枝头上鸣叫；一行白鹭正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依窗可以看见西岭常年不化的积雪；门外停泊着要到万里之外东吴去的船只„„同时播放“绝句”的配乐诗朗诵录音。随着悠扬的乐曲声，又操作黄鹤在柳林枝头欢歌跳跃和一行白鹭飞上蓝天的复合片。这样化静为动，化虚为实，学生仿佛置身于美丽的草堂，感受到课文所描写的情景。看来还不错，一个优美的画面似乎出现了。但让我们再看看他对“情景教学法”的解释吧：采用情景教学是否会削弱“双基”教学呢？我的体会是：运用得当，更有利于进行字、行、句、篇的教学和听、说、读、写的训练，特别是在古典文学作品的教学中收效尤甚，关键在于教师精心设计画面，备好情景教学课，切忌粗制滥用，或画蛇添足。

我遗憾地看到，魏书生在这里对诗歌所营造的美丽画面的描述，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其目的，还是为了所谓的“双基”教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考试要用到的基础知识。而作为语文教学本体之一的、作为目的本身的审美教育，在他这里根本就变味了。审美是人存在的本质之一，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需要的重要途径。对这首诗歌的阅读教学而言，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向的教师向学生的灌输——教师描绘图画，学生被动接受。学生由于生活经验、情感经历各异，对诗歌自然会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与阐释，从而在某些方面与作者“相遇”。所谓审美教育，就是要充分顾及个体的多样性，所谓“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可是魏书生认识不到。魏书生曾在各种场合大谈他一个学期不上几堂课，学生考试成绩照样优异。我理解魏书生这种可笑的沾沾自喜，但恰巧在这里却照见了他目光的短浅，也照见了他知识结构中存在的重大缺陷——不懂文学，不懂审美。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从未有一篇文章谈到文学，谈到文学之美。什么西方现代派文学，什么中国当代文学，统统在他的视野之外。我不是说语文教师必须是一个有深度的文学研究者，这太奢侈，可是，一个对文学基本无知的语文教师，难道就可以成为语文教育界的权威吗？

活生生的，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拷问着我们的灵魂的文字，魏书生感受不到，而那些矫情、虚伪、应景而作的文章，比如吴伯箫写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菜园小记》一文，明明是一篇粉饰太平之作，却被魏书生当作经典，讲得津津有味。刘少奇在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１９６１年５月３１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由此可见，吴伯箫此文，实在是和杨朔的《荔枝蜜》和《茶花赋》等应景的文章一样，而魏书生却不分青红皂白，拿来就往自己既成的教学法上套。在这里我倒想问一问，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语文老师，在上课之前，是不是先要在心里对这篇课文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评价呢？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魏书生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不敢说或不愿说罢了。照理说，作文教学也应该把审美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吧，可是魏书生的作文教学也和他的阅读教学如出一辙。他有一篇文章，叫做《培养学生批改作文的能力》，给学生定了这么几条批改标准：１．格式是否正确；２．卷面是否整洁；３．错别字几个；４．有几处病句；５．标点符号有几处明显错误；６．看文章的中心是否鲜明、集中；７．看文章的选材；８．看表达方式；９．看语言是否简练、通顺、准确。

作为应用文的教学，这个评价标准也许未尝不可，毕竟语文还有工具性，而且，作文的基础训练也十分必要。可是，难道仅仅文从字顺就是好作文了吗？文无定法，或说理，或抒情，或叙事；可以偏重文学性，也可以偏重思想性。不过依照魏书生这么“严谨”的作文教学法，“参差多态”恐怕是谈不上了，学生写出来的文章不像工业流水线的产品也难。不说别的，就说文学性吧。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用“记忆与心灵”这个词语来概括诗歌的特质，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不仅仅是对母语的熟练运用，更重要的是文学还关乎灵魂，是心灵悸动的痕迹。离开了真实情感的自由表达，离开了对生命的真切感受，还有什么文学可言？作文本是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地方，是学生丰富个性无拘无束的任意挥洒的自由空间。学生想象、虚构、创造的能力应该得到教师最大的鼓励，而学生自身在充分发挥想象力、释放创造力的同时，也将获得艺术的极大满足。可是在魏书生那里，写作却沦落到类似于某种“手艺”的地步。魏书生说他的班作文成绩在全县遥遥领先，难道这就那么值得骄傲吗？我以为，一则，现行的作文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很大；二则，魏书生这一套写作教学技术，完全是为应试量身定做。既然写作训练形成了一套规范，学生自然可以沿着这个套路照葫芦画瓢，进行“八股文”式的机械训练，正如初中课文《卖油翁》里的话：“此无他，唯手熟尔！”这样的作文教学，“政治挂帅”在所难免，“主题先行”暗含其中，我们从中看不到情感的主体，看不到思想的闪光，感受不到心灵真实的脉动！

第四篇：苗逢春教授寄语新学期里的信息技术教研员和教师们：

苗逢春教授寄语新学期里的信息技术教研员和教师们：

在寂寞中守望，于冷落处耕耘

新学期开始了，其他学科的教师又要出去赛课了，而信息技术教师又要在沉甸甸的繁忙中体验新一轮的寂寞；秋天到了，一个本应该收获的季节，但各地的信息技术教研员却仍需要在这个似热却冷的学科里默默耕耘„„

上下求索，道阻且长„„

纵观上下，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现状并不容乐观，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各级信息技术教育管理机构重叠且功能不协调，软硬件和教师培训经费总量不足且相对不到位，对信息技术课程的监管不力且质量监控缺失，校级管理多追逐奖项课题等急功和近利而不愿致力于基础性的教研工作，对信息技术教师多采用竭泽而渔式的破坏性使用而缺乏中长期教师专业发展规划。而这些困难由于复杂的外部社会因素制约和内部教育体制的限制，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观。尽管如此，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仍需在困难中坚韧地走下去。

默默坚守，负重前行„„

环顾左右，尽管参与这个领域的人群很多，气氛也颇为热烈，尽管我不想否认其他群体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深信目前中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最大的希望仍在于各地信息技术教研员和各校信息技术教师——他们是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把关人，是他们在坚守着这块被忽视却实则关系国家大计的教育阵地。在新学期里，各种教研员和教师师仍需在宽容各种不公正待遇的同时，默默挑起“把关”重担。

1.把好“开课关”，教研员尤其应顶住压力确保有条件的学校都能开课。2.把好“质量关”，教师的教学质量体现在帮学生过以下四“关”： 兴趣关：学生“愿意学、会学习”； 操作关：学生“会操作、会应用”；

能力关：学生“能做事、能合作”，即学生能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开展合作学习和健康的社会交往；

习惯关：学生学会“做好事、会做人”，即养成良好的信息技术使用习惯。

3.突破“整合关”，信息技术教师作为学校里信息素养最高、技术能力最强、接触工具软件和计算机网络最多的一群人，应鼓励和帮助学生学会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学科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应倡导和支持其他学习教师在教学中适度有效地应用信息技术。反躬自省，知耻而进„„

反观自身，大量信息技术教研员和教师的能力并不合格，更难以适应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迅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教研员和教师需要循序渐进但又坚持不懈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突破“四关”，由不合格而渐至胜任，并由合格而逐步专业化。

学习关：利用上岗培训、脱岗进修、集中教研和自我研修等各种机会，积极学课标或纲要、学理论、学案例、学技术、学自己（在反思自己教学得失的基础上，重构和提升教学）。

设计关：单元教学前，做好学情分析和单元教材分析，选择单元教学方法，设计课堂教学评价方法和总结性评价题目，设计每课教学任务和学习活动。

操作关：上课前，为学生的学习活动搭建稳定安全的技术环境，熟练掌握相关技术操作，制作作品范例。

引导关：上课中，为学生做好概念理解的思维过程引导，任务或活动的问题解决思路启发，操作和作品设计过程的操作示范，合作交流、评价改进的辅助引导。

胸怀学生，面向发展„„

着眼教学,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的教师而言，只有“心里装着学生，脑中想着课堂，纸上才出好教案”：教师只有细致地了解充分分析学生的已有水平、学习能力和发展兴趣，才能获得学情的“视像”。然后才能结合当地技术条件和课时限制，确定教学设计的“心像”，即技术的深度、活动的难度、内容的广度及教学过程的大致序列。这样，一系列好的教学设计才能了然于心或跃然纸上。

对信息技术教师来说，还要做到“手上有点技术，嘴里有些知识，教学方可有效果”：信息技术教师不但要能讲解知识、启迪思维，还要指导软件操作、引导技术实践，唯此方能使学生动手与动脑结合，渐入“知其道、用奇妙”的学习境界。

对地方和学校而言，面对学生现实的升学和就业压力，信息技术的任务选题和教学方式务求对 “升学确有帮助，就业真有用处，学习才会有动力”。但展望日益强调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考查的高考趋势，信息技术教学还应回归素养培养的课程目标，不可完全屈就机械应试；放眼学生中学后多样化的发展取向，信息技术课程安排应逐步实现宽口径、多路线的基础性学段特点，不宜由地方或学校人为剥夺学生的弹性选择空间。

鼎新革故、吐故纳新„„ 直面课改„„ 从本学期开始，几乎所有的高中信息技术教研员和教师都要开始接受高中新课程的检验，小学和初中也面临早已迫近的课程改革的学习压力。本已举步维艰的信息技术教研员和教师们，在课程峰回路转之际，多感焦虑困惑甚至茫然无助„„

其实，新课程标准和纲要是从已有课程理念中衍生建构出的引导性国家文件，不是无根基的“空中楼阁”。教研员和教师完全可以以已有理论修养为基础从容理解建构，在理念上鼎新革故，不必恐慌畏难。

课程标准和纲要倡导的教学方式是对一线教师已有成功教学经验的总结提升，不是教学上的“大跃进”。教师应敢于继续弘扬自己的成功经验，不必全盘否定自我、完全颠覆过去；同时积极反思不足、吐故纳新，学习借鉴他人经验、重构提升自己的教学，不能抱残守缺。

当新课程成为流淌在教研员和教师心中的理念，新型的教学方式逐步融汇成教师一言一行里的教学习惯，信息技术素养会自然积淀为学生在信息社会自信生活、自主择业、终生发展的能力基础。

谨以此文与广大中小学信息技术教研员和教师们共同铭志、一起守望„„

第五篇：西南农业大学戴思锐教授和我院农经系老师、研究生一起前往共青团农场调研考察

西南农业大学戴思锐教授和我院农经系老师、研究生一起前往

共青团农场考察调研

受学院邀请，5月31日上午，国务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专家、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戴思锐教授在我院王力副院长的陪同下和农经系老师、研究生一起前往农六师共青团农场考察调研。

中午一时许，受兵团、大学委派担任农六师共青团农场党委常委、五家渠市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廖和荣接待了来访的专家和我院师生一行。他首先对各位专家、领导老师及研究生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紧接着带领大家参观考察了农六师与正大集团合作建设的现代畜牧业产业化示范项目、农业节水灌溉示范基地、设施农业示范基地等。在参观过程中，戴思锐教授、王力副院长和廖教授积极探讨示范区项目建设情况和基地发展情况，也不时与讲解员还有农经系老师和研究生们一起互相沟通与交流。

图一，廖教授为大家讲解农业示范区规划沙盘

图二，在农六师与正大集团合作建设的现代畜牧业产业化示范项目前合影留念

下午五时许，在共青团农场场部，主管农业的李玉虎副场长热情接待了来访的专家与师生，并在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李场长首先代表场党委欢迎来访专家和师生一行，接着就共青团农场基本情况、十二五规划还有未来展望作了简单汇报与展示，并承请各位专家、老师们指导。王力副院长对李场长、廖教授还有共青团农场对于我们的热情接待深表感谢，并请戴思锐教授和场部领导还有农经系研究生及老师展开此次调研和考察的交流。戴教授结合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当前的学科研究热点，充分肯定了农场的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发展规划思路。同时，他也勉励青年师生关注国内外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积极参与科研，为人生的成长奠定扎实的基础。

据悉，2011年，共青团农场已获批成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成为兵团对外展示农业现代化的平台、窗口和名片。示范区集中体现了兵团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突出优势，并建成全国现代农业的“三大基地”（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此外，戴思锐教授将于近期为我院师生开展专题讲座，欢迎大家前往聆听。

2012年5月31日

文/马永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