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于宗族文化研究的梁星平宗亲

第一篇：钟情于宗族文化研究的梁星平宗亲

钟情于宗族文化研究的梁星平宗亲

广东《客家人》杂志社编辑部 梁德新 我与梁星平宗亲虽是同宗，但是我们相隔千里，他在粤西的怀集县，我在粤东的梅州市，我们都是因为参加撰写《广东梁氏通志》而相识。

勤奋学习知识面广

梁星平宗亲1959年出生在广东省怀集县梁村镇谭脉葵扇村。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读中学时他是个品学兼优且富有组织能力的学生，曾历任班长及母校怀集三中团总支副书记。读高中时，他生不逢时，那时正值“读书无用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上山下乡到怀集中洲知青场劳动锻炼。在农场，因工作成绩突出，由普通的农场知青晋升到农场团总支书记。之后，他从军并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在部队搞文化工作，曾任班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退伍回乡，安排在怀集县水下电站工作，开展全国性的地名普查工作时，由于当地文字、绘图人员紧缺，于是县政府就将星平宗亲调到县地名办公室工作。此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祖国百废待兴，时势造英雄，各个行业急需人才。喜欢读书、上进心强的梁星平，通过考试，幸运地被录取到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读书，他学的专业知识为他日后从事古今地名考证和姓氏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星平宗亲是个干一行爱一行好学上进的人。为了做好工作，他参加过多学科不同专业的学习。曾参加过中央电大中文、中山大学法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与制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工业企业管理等学科的学习，并具有较好的艺术设计功底。成为一个知识面广，多才多艺的人，使他工作得心应手，事业有成，受人敬重。他对广东省地名考证颇有研究，尤其于1996年创造了以文艺形式宣传地名，成功策划、组织了《怀集地名星辉夜》大型文艺晚会，受到省、市的嘉奖。1997年又为全省公路两旁地名标志设置工作树立了典型样板，使全省地名标志设置工作现场会在怀集成功举行，成绩卓著，成为较有名气的地名学研究员，《广东省古今地名大辞典》、《肇庆市地名志》编委，《怀集县地名志》主编。他撰写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地名》、《广东地名工作通讯》、《岭南地名拾趣》、《羊城晚报》、《西江日报》、《怀集文艺》以及怀集电台等宣传媒体。而今，他不但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名学研究员，而且还是一位从大山里飞出来的谱牒文化研究专家。

钟情于宗族文化研究

梁星平研究梁氏宗族文化，是受他父亲的影响。钟情宗族文化研究是他一生的夙愿。梁星平的父亲梁甫华曾参加过抗美授朝，转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但他关心家乡的建设，情牵家乡一点一滴的美好变化，他参与宗族活动编修族谱，受到宗亲们的尊敬。2006年，怀集县牵起了文明村建设的高潮，他率先将自己多年积蓄的4000元现金交给家乡葵扇村的新村建设筹委会。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在短短的十多天便捐得现金5万多元，文明村的建设得到了顺利进行。梁星平自小在县城长大，但他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总想为家乡做一点好事。多年来，村里有谁遇到困难，他都尽力帮忙解决。为了解决家乡的贫苦学生读书经济难的问题。他乐当“红娘”，四处联系热心人士，为困难孩子们筹集资金，成立了助学基金会，为家乡30多位学生扶贫助学。近年村里出现了赌博等不良风气，他认为这是一些闲人无所事事之故，就和村委会、村中父老一起，重新组织醒狮武术队，村民有了新的娱乐活动，赌博现象减少了。

星平宗亲致力于族事活动，热心宗族文化研究。2004年他牵头组织创建了怀集、肇庆梁氏理事会并任首届理事长。2005年春节，成功策划组织举办“百狮贺春梁村情”——怀集梁氏理事会周年庆典暨大型醒狮艺术表演活动，并结合肇庆梁氏文化研究活动启动仪式，组织梁氏书画作品展，赠送梁氏文明村等活动。

2006年9月在中国西安举行的“世界梁氏宗亲大会”上，他被世界梁氏宗亲总会授予“造福宗亲”奖杯和“四海一家”奖牌，其事迹曾在《西江日报》报道。2007年元月，星平宗亲牵在肇庆市成功组织举办《中国梁氏通志》广东编纂工作会议，影响全省，波及全国。以上活动分别在《羊城晚报》、《广东农村报》、《西江日报》、《肇庆荧声报》、《新怀集报》、《高要报》以及广东电视台、肇庆电视台、高要电视台、怀集电视台、封开电视台作了报道。

著书立说承传梁氏宗族文化

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收集、整理中华姓氏文化，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据专家学者考证。梁氏在全国百家姓排列中，居第20位。族人遍布全国各省市，远涉海外，尤以华南居多。广东省为梁氏大省，总人口达420多万，全省21市110县都有梁氏族人的踪迹。

梁星平宗亲对梁氏文化研究卓有成就，得到国内研究梁氏文化专家学者的厚望，并委以重任。他现为全国梁氏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珠玑古巷梁氏文化工程理事会常务理事、肇庆梁氏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华梁氏通鉴》编辑部副主编、《中国梁氏通书》编委会副主任、《广东梁氏通志》编委会主任兼主编、《肇庆梁氏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兼主编。

他领导《广东梁氏通志》编辑部的人员，几年来到过全省各地收集资料。他是一个公务员，事务繁多，二十多年来，利用节假日走南闯北，穿市过县，寻村访寨，为搜集资料访问各地族老宗亲。并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史馆、党史办、方志办等单位作深入搜集，为编写《广东梁氏通志》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编纂《广东梁氏通志》过程中，收到了全省各地宗亲送来近百本族谱资料和研究文献。面对浩瀚的史料，编辑部的人员为族中先人的业绩所感动，决定在《广东梁氏通志》出版之前，先出版一本编志参考书——《梁氏新知》。

2007年12月，梁星平编著的《梁氏新知》出版面世。这本书为大32开本，约30万字，由华泰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记载广东梁氏文化的第一部史书。内容包括梁氏渊源、迁徙流布、名门望族、古今人物、企业名家、宗族文化、旅游宝地等篇章，具有历史价值和珍藏价值，对编写各地梁氏宗谱有指导作用。热心族事、德高望重的资深老革命梁嘉宗长为该书作序，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授梁子田宗亲为该书题写书名。

目前，梁星平收集到各地族谱史料近千部，整理文字资料约100万字，计划2009年出版《广东梁氏通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预祝梁星平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我们梁氏宗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他专注研究西江和岭南的历史文化节点

●他首先提出端砚早在东晋就已面世的观点

●他在端州图书馆发现明代手抄本《南烬纪闻》，轰动学术界和传媒

文史学者陈大同

陈大同是素龙桃子埇人，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师从国学大师容庚等。文学、国学、史学、文物等方面知识厚实。文史研究卓有成就，对地方文史的研究相当深入，往往有重大发现，能够轰动学术界和传媒，退休前为肇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退休后对学术研究更为活跃，一直应约在学校和地方志、博物馆、图书馆等部门参与重大课题和疑难题材研究，目前担任肇庆学院学报和西江教育论丛的责任编辑。

陈大同致力于文史的考证、辩难，阐发和注释，代表作有《考古质疑校证》、《“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辩》、《〈龙龛道场铭并序〉校释》等。近年侧重于肇庆、西江和岭南的历史文化上的重要节点研究，进行考辩、论证，长期协助博物馆、图书馆和地方志机构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先后有多宗发现、发掘。如对端砚研究时发现端砚早在东晋

就已面世，纠正“端砚始于唐武德之说”，将端砚的历史推前３００年，这是继上世纪发现东坡砚之后的又一次较大研究发现，先后受到多家报纸和电视台的专访。最近又在肇庆端州图书馆发现手抄本《南烬纪闻》，并论证为粤唯一《南烬纪闻》手抄本，属明代抄本，原作者为宋代著名诗人、词人辛弃疾，该抄本填补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掳后１０年的历史空白。他所撰写的《陈元传播（左传）有贡献论》已被《岭南文化古都论》一书所引用，《包拯在肇庆营建的设施及其命名试探》和《肇庆七星岩石室包拯手书考》也被《砚清清风播古今》一书所称引。对端砚文献的搜集、整理、解说也将陆续结集成果。对岭南秦汉时期的节点“陆梁”、“封中”的独立的见解也在撰述之中。《唐以前儒学在岭南的传播和影响》在第九届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年会和孔子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与会者对文中“秦以前岭南传播礼乐和人伦声教”、“南越以诗礼化其氏”反映有新意，见解较为独到。对《肇庆历代诗词选萃》一书的选录、解说，注释已完成，经初审认定选材广泛、选录精准特色分明，预定年内可以面世。

陈大同教授退休十年，是“泡图书馆的熟客”，是西江文史学界被尊崇的学者，已出版专著１本，待出版２本，参与编搜的书籍已出版１本，待出版１本。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和专文约５０篇，包括有中国古代文学、古代语言文学、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外文化交流、西江历史文化、岭南名物、文物文献等方面的考证、辨疑、索隐、正讹、诠释、阐释等，解决了学术上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或遇到的一些问题。成为西江历史文化的活辞典。（陈大远）

第二篇：新疆草原文化区域系统研究 阚耀平

新疆草原文化区域 系统研究

阚耀平

新疆草原文化是西域文化的一部分，是古代西域地区游牧民族创造的一种游牧文化，属于中国古代两大文化类型之一［1］。本文的研究区域为现代新疆辖区内的西域草原，特别天山山脉及其以北的地区，即新疆草原文化区。这里的古代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

史岁月中从事的生产活动及本身的生活习惯等互相交织，形成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游牧 文化。

新疆草原文化的民族文化序列

从目前所知的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中得知，古代新疆草原文化区内，先后有大小几十个游牧民族如原始土著、塞种、大月氏、乌孙、呼揭、姑师、匈奴、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哈萨克等民族活动于此，有些民族势力强大，活动时间长，范围广，形成新疆草原文化中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

原始土著、塞种、乌孙、匈奴、突厥、蒙古及哈萨克族，这些民族的游牧生活或生产活动，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新疆草原文化中的主体民族。另一些民族由于部落相对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时间较短等诸因素，形成次一级的草原文化民族因子。如姑师、高车、丁零等民族。再一类的游牧民族恰似匆匆过客，在草原文化区仅留下短暂的一瞥，就似流星般消失。如迁徙中的大月氏族和唐代侵入北庭都护府的吐蕃族。除此之外，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始终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原始土著文化

原始土著指生活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当地民族。这些民族无史料记载，通过考古发掘得知，这一时期的民族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居住在天山南北的低山丘陵地带、山间盆地、河谷两岸和罗布淖尔地区。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从出土的铜镜、耳环、扣、珠、环等青铜器装饰物看，人们已具有原始的审美观念。

（二）塞种文化

塞种，波斯文献中称“萨迦”，主要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至战国时期。塞种的生活范围应该是以天山西部的伊犁河流域为核心，东延至乌鲁木齐一带，南至帕米尔高原，北达阿尔泰山脉之广阔的范围之内［2］。从阿拉沟墓葬出土的文物看，出土大量的金、银、铜、铁、陶、木、牛骨、羊骨等文物，说明墓主十分富有，而金、银、铜器皿均有不同动物的造型图案以及大量的羊、牛陪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塞种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畜牧业为主。这与《汉书》记载的塞种“因畜随水草„„”的游牧经济生活相同。且

［3］塞种人已会制作和使用游牧所需的毡房。

（三）乌孙文化

乌孙于公元前160年从河西走廊迁往伊犁河流域。不久，成为西域诸国中最大的一个邦国。也是当时活动于北疆草原上的主体民族。并且与汉朝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乌孙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的情况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细君公主远嫁给乌孙王为妻，她在《黄鹄歌》中描写乌孙的日常生活为“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以上资料说明乌孙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同时，乌孙还出现了金属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物加工等种类的手工业生产。

（四）匈奴文化

匈奴是汉代活跃于北方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常举兵南下，拢掠中原农耕民众。同时，匈奴右部活动于西域，西域诸国皆俯首称臣。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盐铁论》中描绘匈奴游牧生活的特点：“因水草为仓廪，随水草甘水而驱牧”。《汉书·匈奴传》言：“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习攻战以侵伐，其本性也”。公元前71年，乌孙与汉配合，一举攻破匈奴，俘获匈奴马、牛、羊、骆驼、驴等70余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匈奴在西域畜牧业的旺盛。

（五）突厥文化

突厥族主要活动在天山以北的地区，虽活动时间短，但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突厥语成为后来许多游牧民族语言的源泉。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两书，反映了其语言特点。现在全世界操突厥语系的国家和民族有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和我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等民族［4］。其次，突厥人的墓葬形式——石堆墓是草原上游牧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之一，成为后来游牧民族流行的墓葬形式之一。

（六）蒙古文化

蒙古族13世纪初～18世纪，一直是新疆草原文化区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由于他们统治的时间长，范围广，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蒙古族如今仍是草原文化区域内活跃的民族，如博尔塔拉、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等地均为蒙古族的聚集区。蒙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方面对其他游牧民族都有影响，是新疆草原文化区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

（七）哈萨克文化

哈萨克族是如今新疆草原上仍然广泛分布的草原民族，占新疆山区90％左右的牧场。中国境内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布最多，国外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畜牧业，是现在新疆草原上占主体的游牧民族之一。它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语言、住房、饮食、服饰、节庆与礼俗、文娱体育活动、家庭、丧葬、草原文学艺术等方面均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草原民族文化。

新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民族的大融合性

在新疆草原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曾先后出现过几十个游牧民族，如今仍然活跃的游牧民族只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这些游牧民族之间并非

单一的无联系性，而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后来的游牧民族占据了前一个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或多或少地融合了前一个游牧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这样发展的结果是今天的游牧民族多是历史上几个甚至十几个游牧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如现在哈萨克族的主要祖先是乌孙、康居、奄蔡等，后来多少融合了新疆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契丹、蒙古等民族，形成了今天的哈萨克族［5］。所以，新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发展史可以称作是一部民族的大融合史。

（二）居住的不稳定性

新疆草原文化的创造者，草原游牧民族的居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其居住条件简陋，便于移动。他们多数随水草而畜，一年四季均处于不同的地方，历史上越古老的游牧民族其游移性越大。他们居住的稳定性除受外来民族入侵的影响外，其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受水草肥美变化的季节影响。从现代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居住情况看，多居毡房，且随季节的不同而移动。夏季，在海拔1500～2000米左右的高山地区，草木茂盛，牧民随牛、羊等畜群居于高山地带，称为夏牧场。8月下旬开始，随着天气转冷牧民随牛羊向山下移动，这时，基本上天天移动，牧民的居住条件更简陋，牧民仅居住在称为“活斯”的简易毡房，“活斯”用三根棍及毛毡搭造，空间极其窄小，仅能供2～3个人居住。冬天，多在山前低山区背风向阳的山坡或山前戈壁地带放牧，牧民也住进了冬窝子。来年开春，牧民再从冬窝子逐渐向夏牧场转移。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迁移，这种由于游牧民族依赖自然条件的程度较强，决定其居住的不稳定性。

（三）文化遗存的多样性 新疆草原文化区内的游牧民族，由于本身的游牧特点，决定了其文化遗存与其他文化遗存类型的不同，具有独特的一面。游牧民族本身没有大规模的居住遗址，主要表现为岩画、石人、鹿石、墓葬等文化形式。

1.岩画。新疆的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被史学界称为岩画的三大宝库，其从高山的夏牧场到山前的丘陵地带都有大范围的分布。笔者以为，这些岩画主要分布在山区，与山区的关系密切，应称为山区岩画艺术。而盖山林先生认为新疆的古代岩画与绿洲关系密切，应称为绿洲岩画［6］，恐为不妥。岩画的雕刻方式以敲凿法为主，颜料涂画法为辅。岩画的画面从单个造型的几个平方厘米到方圆几十平方米不等，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从羊、牛、马、骆驼等动物造型到狩猎图、人物造型图、生产工具图、车辆图及生育繁衍图等。其中狩猎图和动物造型图最多，各地均有分布，而生育繁衍图较少，以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岩画为代表，其图案有男女交媾图和众多的小人排列，反映了游牧民族祈求人口兴旺发达的强烈愿望。岩画是游牧民族最易创作的文化类型之一，其延续时间长，范围广，往往一组岩画中可见新岩画叠压在旧岩画之上的画面，新旧交错在一起，形成一部岩画的历史长廊。

2.石人。石人是新疆草原文化遗存的另一类表现形式，可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两大类。其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的墓地周围。新疆现已发现的石人共186尊，其中墓地石人182尊，随葬石人4尊。时代为青铜器时代至11世纪，其中6～9世纪的石人最多［7］。石人的造型、面部轮廓、冠帽、服饰、执持器皿佩饰反映了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研究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最有力的实物佐证之一。

与石人文化遗存相辅的还有鹿石，鹿石在新疆草原上发现不多，只在阿尔泰山的青河县，天山的吉木萨尔县和温泉县有所发现，较著名的为青河县的什巴尔库勒鹿石。鹿石一般立于墓前，面向东方，反映了墓主对太阳的崇拜，鹿石上的图案则为墓主所在的游牧民族的图腾。

3.墓葬。草原上的墓葬是反映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又一种形式。历史上，新疆草原文化区内的墓葬形式主要有三种，乌孙人的土堆墓、突厥人的石堆墓和蒙古人的石块墓［8］。一般从墓葬地表的封土形式，墓葬的葬式以及出土文物，都能为人们揭示缺乏资料记载的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出土文物更能直接反映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从阿拉沟墓葬出土的金、银、铜等饰物以及尼勒克铜矿遗址，使我们知道古代塞种人已进入了青铜文化时代。考古学上，一般用墓葬名称直接命名墓主所在时代的文化类型，如从阿勒泰克尔木齐(切木尔切克)古墓葬的发掘与出土文物得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概念［9］。这种文化往往代表了同时代多个游牧民族所反映出的相同的文化内涵。从而被统一到同一个文化概念之下。

4.顽强的自立性。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与外界联系不多，造就了草原游牧民族顽强的自立性和独立的家庭经济单元。游牧民族一般的经济形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般生活用品多为自己制作，少数的生活必需品靠与外界交换获得。他们从居住毡房的毛毡，自身穿戴的衣物到一般生活所必需的食品，如奶酒、酸奶、奶豆腐、奶疙瘩等均为自己制造，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小而个体的自立性强。常常一家一户在深山老林中而逍遥自在地生活着。

新疆草原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在文化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文化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场所及基本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的地形、气候等条件比较适宜于草原游牧生活。

（一）自然地理 环境

新疆的地貌特征为“三山夹两盆”，三山即昆仑山山脉、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山脉；两盆即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山区内从高山到山前丘陵地带分布着大面积的肥美草场，极宜于游牧而不利于农业生产。据统计，新疆有草原12亿亩，占全疆土地面积的l／3。其中天山山脉中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伊犁河谷草原、玉其塔什草原以及阿尔泰山中的哈纳斯草原等都是水草丰美的草原。盆地内沙漠、戈壁广布，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沙漠与山区交界地带的河流两岸，适宜于农业生产。而在其他山区、荒漠戈壁地带，由于气候、地形、地表肥力等多方面的原因，只适宜于游牧业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游牧文化。

（二）人文地理环境

1.区位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周围所相邻的地区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西部的哈萨克大草原、东部的蒙古草原、北部的西伯利亚，都是适宜于游牧的国家和地区，其所在区的民族也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

2.交通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草原丝绸之路拓展了新疆草原文化区与外界的联系，也是各种游牧文化进出新疆草原文化区的重要通道。为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指天山北道与阿尔泰山南道两条道路，前者自长安向北经漠北草原西进，经科布多盆地至阿尔泰山南麓，顺额尔齐斯河至斋桑泊，西入钦察草原，进入欧洲［10］。后者起敦煌，沿天山北道经伊犁，入中亚一带。

3.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是影响草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为因素往往通过战争直接作用于草原文化，一场战争，即一个新的游牧民族的侵入，直接促使在新疆草原文化区域内，一种游牧文化的衰落或消失，另一种游牧文化的兴起。战争是新旧游牧文化更替的催化剂，特别是新疆历史上的伊斯兰化运动，对游牧民族原信仰的各种宗教文化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了操突厥语系民族的全面伊斯兰化。

4.牧民定居工程。游牧于山区与戈壁地带的游牧民族，由于世代以游牧为主，人们在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游牧思想，以至于在子女教育上，彻底贯穿游牧思想。从而导致在抗击自然灾害面前软弱无力，有时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可使大多数牧民趋于贫穷。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推广的“2817工程”旨在使牧民放弃游牧生活，过上定居的农牧生活。这项工程在布尔里、富蕴等许多县市已得到实施，部分牧民已过上定居生活。另外，北疆其他地区，如哈密、塔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等，也纷纷筹集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实行牧民定居工程。为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一种新型的农牧草原文化奠定基础。

结 语

新疆草原文化系统是在新疆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山脉一带形成的一种游牧民族文化系统。在形成和发展中不断吸收的游牧民族文化，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草原民族文化。它具有民族大融合性、居住的不稳定性、文化遗存的多样性和游牧民族本身顽强的自立性等特点，并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仍然对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G.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3］W.M.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6］盖山林：《我国北方草原岩画区域特征初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7］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8］阚耀平、杨兆萍：《青河县三道海子石堆墓的若干问题》，《干旱区地理》1998年第2期。

［9］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贾合甫：《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