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在2008届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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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贺卫方在2008届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贺卫方在2008届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各位亲爱的毕业生同学,各位尊敬的学生家长和家人,各位尊敬的嘉宾和同事:

刚才苏力院长说他的演说不是那种标准的毕业典礼致辞,也许他是想把标准的留给我,因为我提前起草了今天的讲辞。在中国的法学界,也许我是演讲最多的几位学者之一了。但是以往却很少写出讲稿,但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第一个原因,这是我十多年来在我们学校典礼场合讲话的第一次,按照常规,典礼致辞还是要体现一种庄严的特点的。第二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已经告诉大家,我是刚刚从机场赶来。这几天在瑞士离日内瓦不远的一个叫做纳沙泰尔(Neuchatel)的城市开了一个会,会议纪念当地出生的著名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万国法》(Le droit des gens)出版250周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曾经托人把这本书的几个片段翻译为中文,这是国际法在中国的第一次翻译,也是瓦泰尔著作第一次传播到东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原因。按照航班行程,飞机应该在今天上午八点半降落首都机场,我们的典礼也是上午举办。我很担心航班延误,赶不上参加,就提前写好,以备“替身”代读。不过,幸运的是,我赶到了这里。

同学们,在经过了三、四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所校园中的学习生活之后,今天,你们到了要毕业的时刻。毕业典礼上师长们的讲话不免要叮咛嘱托,离情别意,溢于言表。在纳沙泰尔湖畔的这座瑞士小城,遥想各位,我不知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在北大的岁月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你们走不出的背景——不只是未名湖畔美丽的风景,不只是书本课堂里的熏陶和训诫,也不只是老师们各具特色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诸位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说到北大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是的,这所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于对于什么是北大精神人们见仁见智,各说各话,一些解读差异之大简直让你误认为是在说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所学校!依我十三年作为本校教师的感受,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传统便是蔡元培、胡适以及马寅初诸位校长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至于兼容并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独立与自由的结果,它们内在地要求我们容纳异见,心怀谦逊,因为在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面前,没有霸权,人人平等。

去年年初,借到东吴大学讲学之际,我专程到台北南港拜谒了胡适校长之墓。看着墓前胡先生塑像那泰然自若的面庞,我不禁想起这位终其一生都在为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而奋斗的先贤的种种事迹。他虽然早年就名满天下,但却总是把学术视为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多次强调,凡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绝顶聪明同时又肯下笨功夫的人。他的治学视野极其广阔,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涉足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知识视野的开阔不仅让他在治学上触类旁通,而且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势有了更为健全的判断。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他的政治评论,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应选取路径的论述是何等睿智、明辨,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可以说,胡适先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早年的人权论集,到晚年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所作出的坚毅而理性的抗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为今人包括我们所有的法律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树立了最值得效法的榜样。

同学们,在这个场合我谈这么多关于胡适先生的话,是因为他正是我们的先校长。古人所谓“道非身外更何求”,我们要学习自由、宪政、法治的精髓,探索实现它们的途径,一些外来学说与经验固然重要,但是身边的范例更是值得珍惜的本土资源,我们更应该就近取材、努力仿效。胡适校长那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事中体现的伟大人格都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标尺与境界。在中国法治正处在攻坚时刻的今天,能够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至关重要。李敖先生曾建议在我们这所校园中立一尊胡适塑像,我很赞成;不过,比塑像更要紧的是,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这座校园里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各位同学,各位同事,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这次演说对我很特殊,也许应该加上一条理由:我也将和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一样,在本学期结束的时候离开这所学校。我犹豫再三,是否在这个场合提及这个话题。当然,说起来离开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驿站”的变换。“驿站”的说法或许有些消极,不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人短暂的一生的确像是一个匆匆过客。认识到这种短暂,也许会让我们及时行乐,不过,我总怀疑,那种在紧张心态的压迫感之下的行乐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快乐,抑或不过是困兽之斗。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作为人,快乐的本源何在?我们如何将世俗的快乐与精神的欢愉相结合,并且产生出一种行动者的力量?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最终促使我作出了离开这一艰难的决定。

就像在座的毕业生一样,我这个在北大学习了十三年的老“毕业生”也要在这里表达自己由衷的感念之情。感谢北京大学,她让我在这里宾至如归,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家园。感谢法学院,感谢各位同事,这里的宽容气息让我这个多少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如鱼得水。我要请求沈宗灵老师、由嵘老师、魏振瀛老师、张文老师、李贵连老师原谅,自己所成太少,有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吴志攀兄、张守文兄,你们的厚爱应该得到特别的铭记。苏力兄,你作为人生的鼓励者、观点的商榷者以及我引为自豪的老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和祝福——既祝福你,更祝福我们的法学院!

曾经有人调侃地说,假如没有学生,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就是完美的。这样的玩笑也多少透露出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一个来源。不过,压力之源又何尝不是荣誉和幸福之源?请允许我说,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们给了我最高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多亏有了你们,自己才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涯,才会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感。我愿意再说一次,“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北大法学院十佳教师”的荣誉将是我人生中永久的美好回忆!

说到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出,今年法学院安排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效果:我送别你们,你们也送别我。送人者亦复被人送,劳燕纷飞,天涯何处再相逢?好在世界已经变小,资讯传递迅捷,相见不难别才难。我期待着再相聚,愿心中的快乐与幸福以及事业的丰收与你们永远相伴!

谢谢大家!

第二篇:请不要忘记思考--在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请不要忘记思考--在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葛云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亲爱的同学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了学业!只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遵循强世功老师的教导,在湖光塔影之间,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

亲爱的亲友团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们,祝贺你们的孩子毕业了!我想,也许你们不会有异议的是,你们身边的孩子,是你们一生最大的成就。特别是今天。

尊敬的嘉宾和校友代表,也祝贺你们。因为有一批和你们当年一样优秀,甚至可能更加优秀的北大学子,马上要加入你们的行列,和你们一起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当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也会来抢你们的饭碗、逼你们退休……正如你们当年一样!

还有尊敬的法学院的同事们,也祝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产品光荣下线了。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也是一个秋收的盛典。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戒慎恐惧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产品要进入流通了,如果产品有缺陷,类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1条,我们是要承担产品责任的。

很荣幸,今天能够再一次作为你们的老师,来说几句话。只有这么一点时间,说些什么呢?我想,作为一个法学教授,还是让我们来聊一聊社会心理学吧。Why not?

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他的远期目标是研究德国人是否更倾向于服从权威、并且因此而导致他们轻易地顺从了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为此,他准备先在美国做实验,将来再去德国。

被招募的志愿者被告知:这是一个教学实验,目的是测试“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果”,你们扮演的是教师;如果坐在隔壁房间的学生答错了你们测试的题目,作为惩罚,你们应当按一下机器上的按钮,对其进行电击,而每次电击的电压都要升高,从45伏一直升高到450伏。在实验中,假扮的学生故意答错问题,并在受到电击后,发出了越来越凄厉的惨叫和哀求。实验发现,尽管教师们表现出紧张、焦虑和担忧,但是在工作人员告知其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并且指令其继续测试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了继续测试并继续施加电击惩罚,直到450伏。只有少数人中途拒绝接受指令而退出实验。

得出实验结论后,米尔格拉姆不无感伤地说:“我不认为还有必要去德国进行实验了。”的确,此后在美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类似实验都表明,当存在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人士或者制度,特别是,当它声称要追求一个高尚的目的时,大多数人会轻易地听从它所发出的不合理的、残酷的甚至邪恶的命令。而人类的历史,包括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印证了实验结论。

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通过观察纳粹暴行的实施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平庸的恶”。她认为,很多时候,邪恶只是一种很肤浅的、平庸的状态,也就是一种“拒绝思考”的状态。一个人,可能将自己同化于一个体制、一个权威,服从它的命令与安排,成为它顺从的执行者,而不再思考这个体制所可能带来的不道德。即便有良心的不安,也将过错推给这个体制,而不认为自己应当负担任何的道德责任。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要警惕人性中的幽暗。你可能从未有意地放弃你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当你的社会角色处于服从者的地位的时候,这种角色可能会悄悄地瓦解你曾经的信念,甚至将你变成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冷漠、甚至残酷的人。

你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够挣脱这可怕的无形之手。而这个努力的起点,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思考”。

亲爱的同学们,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思考,永远不要丧失思考的能力。

法学的训练,应当是一种思考的训练。你们学习了很多复杂的专业知识,比如犯罪构成理论,物权行为,还有对赌协议。但是,这些知识是为了武装你们,而不是束缚你们;是你们继续思考的起点,而不是让你们停留在那里。

你们要思考,为什么法律会成为这样,它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法律是否可以或应当是其他样子。我们知道,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达成,于是,我们理解了公法上的比例原则。我们学习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学习过拉德布鲁赫、富勒和哈特的学说,也学习过刑法上的共同犯罪理论,所以我们知道,在道德上,甚至在法律上,所谓“履行职责”、“执行命令”甚至“执行法律”,并不能简单地成为免责的理由。我们要忠实于法律的目的与价值来解释法律,也知道法律本身,包括法律价值本身,同样是反思、批评的对象。

所有这些,都需要独立、谨慎、理性的思考。而法律人的这种思考的训练、这种思考的能力,是中国最稀缺、最宝贵的。可是,当你走出校园,进入法院、检察院,进入政府,进入律所、银行、企业、跨国公司,你只是或大或小的社会机器中最新的零件,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当然,你会成长,但是仍然不能摆脱这种宿命。即使你变得更加重要,也仍然只是一个零件而已。在学校,你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获得高分。可是,走出校园后,你的观点必须要服从领导、服从机构,甚至,你连提出自己观点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执行。

毫无疑问,对权威的服从是一个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的必要条件。但是,仍然请你记住,不要忘记思考。请你记住,不要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思考能够让你努力去辨别是非,让你知道羞耻,让你和各种声称的真理保持距离,让你不会简单地服从。思考,还可以让你迸发出力量。

当然,阿伦特的理论,不应当成为对普通人进行道德绑架的工具。社会充斥着各种问题,我们无法成为事事“较真”的刺猬。也没有人有资格要求我们成为英雄、烈士。我们只是普通人,都需要一份工作来赚取收入、获得体面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的职位能够晋升,获得社会的尊重。我们都希望家庭平安,而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些都是最正当的需求。

但即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你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要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让你的良知如同刚刚走出校园时一样新鲜、一样敏感。并且,把它传递给你的下一代,传递给身边的人。如果你感到了良心的折磨,请保持这种折磨,因为那是你还活着的最好证据。

我希望,如果代价可以承受,请坚持你的专业判断、坚守你的良知,不要沦为任何人、任何组织的驯服工具。各种社会体制都有反映意见的渠道,你有没有妥当运用,而非仅仅因为担心领导不高兴而保持沉默?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体制让你良心上的冲突达到极限,并且你无力改变体制,你会怎么选择?比如你是一个***时代的重庆检察官,当领导将李庄案或其他更可耻的案件交给你提起公诉,你怎么办?或者,你被任命为主审法官,你怎么办?你能否确信,你真的不是在参与一个道德甚至法律意义上的“共同犯罪”?是的,即使你辞职,你也不能改变什么,因为总会有人承担起这个任务,而且比你更冷漠。但是你能否说服自己,你的所得与所失,真的合乎比例原则?

我希望,在你们自己或者亲人成为不公平的社会机制的受害者的时候,请选择以合理的方式进行抗争,而非默默忍受。我还希望,对于那些比我们更有勇气的人,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点温暖,比如在默默点个赞、转个微博、刷个微信。因为围观也是一种力量。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要完成从帝制到民治的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至少需要两百年。这是一个惊涛骇浪般的大转型,就像航行在凶险的长江三峡。但是,历史三峡总有通过的一日。我们有幸从1978年之后,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在,中国正航行在最后一个险滩,那就是宪政与法治。所以,我们法律人,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我相信,经过一代一代北大法律人、中国法律人和中国人的努力,法治会渐渐在中国扎根,会从书本走进现实。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就此别过,互道珍重。你们会继续成长,并且像你们的老师一样,也会渐渐老去。北大见证了你们的青春年华,也还会伫立在这里,见证你们下一次归来时的人生故事,也见证中国的成长。希望我们每次重逢的时候,除了知道你们一切安好,我还依然能够在你们的眼睛里,看到青春和理想的光芒。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重逢,中国都离那历史三峡的出口越来越近。甚至,也许我们都可以活到那一天,中国已经完成了这漫长而痛苦的旅程,并且,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举杯,为她庆祝、为她骄傲。

而我们,都曾经为了这美好的一天,奉献过自己的泪水和汗水!

第三篇:北大法学院院长在2003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实习感言:并非每个实习医生都能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被安排到条件优越的大型教学医院实习。许多被分到中小医院实习的医学生总是感叹命运的不公,以此为消极懈怠的借口。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对的。作为一名实习医生,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实践,所要做的就是将功夫放在平时,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巩固已有的专业知识,努力争取那些来之不易的实践机会,这样才不会让短暂的实习期悄然溜走,给自己留下终生的遗憾。

北大法学院院长在2003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前几天,在红四楼网上招生答问,潘思源同学也在;结束后,走到未名湖畔,我问,快毕业了,有什么感慨?看着阳光下未名湖那光影绰约的漾漾碧水,她幽幽地说了一句,“过好大学生活的尾巴”。

在这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也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世俗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十天,3千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毕业生尤其重要。理工科的学生几乎是从一入学就很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什么幻想;他们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就是成名了,也是他或她自己。而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等等,你们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和时代,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黯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一个也许当年把你们当中的谁招进北大的人,一个本来会且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再也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当年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他只能是配角,而且还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的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他当年留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他学生时代起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更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的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送研究生以及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的晚会上,但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置;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但是,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是的,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纪念的人,甚至不是一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的人,但是,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靠的更多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看来老天注定是要给你们的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更多的色彩,更浓的情感。同学们,或者,还请允许我加上一个平庸的形容词--“亲爱的”;我想,哪怕是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们都一定会想起这个只属于你们的大学生活的尾巴。想起那个其实比其本身在中国更为流行的名词,那些慌乱和不安,“逃窜”和出入证,22、23、24楼以及楼前那又一次漏不下星光的林荫路;你们会想起网名“飞花”的师姐,为她的疾病募捐以及向朱苏力院长提出的关于建立扶助基金的建议;你们会想起建武老师的突然离去,想起泪水中的鲜花和鲜花中的泪水,想起他爽朗的笑声,也许还有眼镜后他那责备的目光;也许还有今天的毕业典礼,此刻你周围那众多熟悉又陌生的“企鹅”,以及今晚你们年级的聚餐和狂歌„„

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了!

谢谢。

第四篇:2004年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2004年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词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刚才,我是有意从湖边走过来的,看细雨淋湿了未名湖,淋湿了这个下午。

每年这时候,校园里都纠缠着留恋:睡在你上铺或下铺的兄弟,暗恋了数年的某个同学,“学五”或“农园”,“必逃的选修课和选逃的必修课”,对了,还有贺老师,以及那已成为你青春之象征的湖光塔影。

但年轻人往往多情又无情,敏感又迟钝,执著又漂浮;四周有太多鲜活的诱惑,未来则灿烂得令人眩目,匆忙的你也许正忙着“毕业前一定要做的10(或20)件事”,或是哼着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一边在“一塌糊涂”上贴一张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决心把别人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帖子;也许你没有时间细细感受一些因熟视而无睹的东西,一些背景。

因此,我们把张文教授和盛杰民教授的退休仪式放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他们不仅是你的老师,也曾是我的老师。他们也曾同今天的你一样年轻,一样的激情洋溢;在为法学院、为我和你的成长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华年之后,他们打算悄悄地离开。他们比徐志摩更懂得“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但许多时候是不允许悄悄别离的,否则,我们就“太不仗义”,会感到愧疚。我们希望借此刻,不仅表达你、我和法学院对他们的感谢,祝福他们健康、幸福,希望两位老教授能从你们身上感到一种欣慰和满足;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一刻感受到一种期待和责任。

我更想提一下你的父母。几天前进城,路过两所中学,看到一些中年人在校门前的林荫间溜跶,我突然意识到那是高考的日子,不禁眼睛有些发涩。在座的许多同学的父母,在四年前或数年前的一个焦灼季节都经历过这种焦灼。而在今天,在你的毕业典礼上,我又看到了他们,拿着相机,笑容比你的更茂密,比你的更阳光;尽管更多同学的父母没来,或者说,没有能来。

其实我并没打算神话你的父母,神话“养育之恩”。这是“欠了儿女的债”,普通百姓说;而今天的你也许会调侃地引证《婚姻法》第21条。我提起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也因为我是他们的同龄人。在你今天的这个年龄,当年的他们是知青、士兵、工人或农民,有的至今如此,有的今天则已经下岗或者“提前退休”了。他们许多人都没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更不用说进北大的校园;大学是他们许多人的一个永远的梦,一个醒时的梦。而至少部分因为他们的这个梦,你从小就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也许你因此没能看某部电影或电视剧,失落了童年或少年本应享有的一份快乐;也许你挨过骂,甚至挨过打——因为某次考试成绩或者一次恶作剧。而此刻,你是他们的骄傲,满足了他或她那难免的一点虚荣……

你是他或她这一生最杰出的作品!

明天,你或许会坐在建国门外的某间写字楼中,从深色的玻璃墙后,俯瞰着窗外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涌动;也不无可能,后天,你会在谈判桌上同外国同行bargain投资甚或并购索尼、宝马或通用公司的问题……

但是,玻璃墙隔离了城市的喧闹,会不会也隔离了你对城市以外的感知?成天的飞来飞去会不会令你疏远了土地,走南闯北多了会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或懒得看了?成堆的文件让你变得更务实了,但会不会也让你变得漠然?严谨的法条让你的思维更象法律人了,但会不会使你的判断远离普通人?不错,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改变了你的命运;但如同从老子、卢梭到王朔和波斯纳说过的那样,知识也会败坏人的纯朴天性。知识不可能令你消除困惑和烦恼。你不可能拿着法理学要点去面对生活,“法律信息网”中也没有诊治人生的良方。当某个午夜从律所加班归来,打开房门,你是否会感到孤独,或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而且,你们还有时间,或还有心情同你的父母对话吗?说得更俗一点,你会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

因此,我建议,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找不到感觉”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你都可以甚至应当问一问你的父母,或设想一下他们的可能回答,即使他们的言词不那么雄辩,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甚至不符合什么“历史潮流”。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不可能。但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大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知道分子”,那么起码你要能够同你的父母对话;你们要能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愤怒和担心,他们的直觉、想象和判断,甚至他们的错误和平庸。否则,谁还能指望你有能力同无数的普通人对话?而你的成功,又能与谁分享?

你将为之服务、将捍卫其权利的,最终说来,就是他们,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正义。那个在你的教科书中常常出现的神圣化的“人民”,说具体点,就是他们,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一些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成功有过挫折的人,一些聪明、才华、运气都不如你的人,一些虽关心他人但更关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人,一些可能在生活的跋涉中失落了理想的人,一些分享了人类其他种种“弱点”或称之为“人性”的人。而且,多少年后,你还可能发现,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背景,你的背景;不可或缺。你的行动的一切意义,最终由他们赋予;成功与否,也得由他们说了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并不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其中或许还隐含了一种,甚至是唯一的一种,真正理解你人生事业的进路?!

同学们,在这湿淋淋的、难得的沁凉夏日里,在这浓荫如云、曲径通幽的未名湖畔,毕业、青春和别离,我想,任何人,哪怕是一个“愤青”,也会神奇地“小资”起来……

我也如此。

但不要说,明天起,你将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道青天,绵延于你身后的仍然是这个熟悉、朴素且庄严的背景,一个你永远走不出的背景!

第五篇:北大法学院毕业生致辞

朱苏力:北大法学院2009届毕业生致辞

走出校园——北大法学院2009届毕业生欢送典礼上的致辞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们就要走出校园了,有些话老师该说不说,那就是失职。因此,趁今天这个场合,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老师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多年的努力,造就的不仅是你们,还有我们,此刻的成就感;但还想唠叨几句。话题是几年前看电影《天下无贼》留下的,一直耿耿于怀。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这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尖锐论战。都有道理;道德高下也并非一目了然。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老师更多偏向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我们太注意区分知识的善恶,与时俱进,还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严防死守,像对付萨斯或“甲流”一样,或是装上个“绿坝”什么的,就不会有人感染,就能消灭病源,最终培养出一批时代新人,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生活质量了。也就二十年吧,说是不能让纯真的心灵受伤,以保护隐私、防止歧视为名,我们就进步(或堕落?)到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鸵鸟战术不可能成功,校园也非净土;我只是担心有人被忽悠了。真傻还不要紧,傻人有傻福——想想傻根;而“天真是冬天的长袍”,能帮助我们抵御严冬。我最担心的是,过于纯洁、单

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那考不上大学呢?求职或求爱被拒呢?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也确实很难接受刘德华的“残酷教育”,更无法实践。影片中,刘德华也没做到;他还是倒下了,为保护梦着天下无贼的傻根。更可怕的是,刚听罢“无毒不丈夫”,一转身,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李冰冰就满含热泪恳请原谅,把自己的导师交给了警察;老奸巨猾的黎叔只能连连感叹“大意了”。一个字——报应!莫非我们和刘若英一样,“怕遭报应,想做点善事积点德”。但一时的善良会不会变成长远的残忍?而且,我们真的善良吗,或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善良——其实证明的是我们的虚幻、虚弱并因此是虚伪?

这是教育的深刻且永远的两难。由此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易子相教”、斯巴达教育以及毛泽东的“大风大浪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但这还只是生活磨难的替代品;严苛不让人长记性,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我有时甚至怀疑,今天大学搭起的知识殿堂,只是暂时搁置、部分隔离、更多是推迟了你终将面对的严酷,也缓解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疑虑和不安。

知识也未必能走出这个困境,尽管我们常常王婆卖瓜,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没错,但弄不好也,甚至很,误人子弟。它夸大了知识、博学、思想和理念的作用,捎带着也就夸大了知识传授者的意义;却低估了行动的意义,更严重低估了行动者的艰难。其实,至少我,或许还有其他老师,选择校园并不只因为酷爱学术、追求真理,还部分因为读书比做事、特别是比做成事更容易,也更惬意。校园教育注定是残缺的。它确实拓展了你某些方面的想象和思辨能力,却也可能因此弱化了你应对和创造生活的能力。

出于责任,而不是愧疚,我把这些困惑和担忧,包括自身局限,都告诉你们。就是没法给你一张IQ卡,也没有密码;而且“是真没有”,即使“这可以有”,即使你像范伟一样举着斧子。希望你们重新审视并尽快走出校园。不要只用规范的眼光看世界。生活世界一定不规范,有时还抵制规范。不要把符合逻辑或看似普世的话都当真或太当真。生活不是逻辑;真正普世的无需倡导,有人促销的则一定不普世,还可能假冒伪劣。如果没有准备,一旦遇上忽悠行家或策略高手,甚至卑鄙小人,你就会手足无措。无论是消极无为,还是同流合污,即便愤世嫉俗,那也是行动力的丧失。说不定,一次情感创伤就毁了你的善良和未来——想想法大的付成励同学。

你就得像宋丹丹说的,“做[……]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请记住,是对自己。要抗造,经得起摔打,顶得住飞来横祸或无妄之灾。“好人一生平安”也就一只歌,听听就行了。出门被车撞的,并非都是,其实基本不是,不孝子孙或贪官污吏。就算民主法治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也消除不了办公室政治。安徒生童话里,你也得走到结尾,才能“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

不是说放弃诚实和善良;只是老百姓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真正的善良只能出自知情的选择和坚持。

这些话冷峻,却不冷酷,更非冷漠。怎么可能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一帆风顺?!只是既然你走进了这个校园,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就注定不是为重复昨天的故事,听从教科书的安排。我们只能创造你的此刻,你要创造的却是自己的未来;你要实现的,不是别人——包括父母——对你的期待,而是,最好是,你对自己的期待。你必须有能力承担起想象中你独自无力承担的责任,即便是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父/母或为人师/友。

而且你们是共和国的年轻公民!你们当中应当产生,也定会产生这个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领袖。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将迎来她的六十周年,但凭什么说你的今生今世或此后,中国就不再遭遇汶川,就没人折腾了,就没人打西藏或台湾或南海的主意了;或贪婪不再引发其他什么全球危机,人类就此与9.11决绝,一路高歌,直奔历史的终结。

过去一年来,我强烈感到,中国不是正走向,而是被推上更大的世界舞台。主要还不是“奥运”,而是金融海啸。当然还有索马里护航、美国要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军备以及盘算中的收购悍马或沃尔沃。即使看似波澜不惊,也意味着波澜壮阔、也一定波诡云谲的挑战。不尽是机遇,一定有莫测的风险、陷阱、圈套,弄不好还有灾难。

而所谓精英,就是人们感觉良好,他却见微知著,小心翼翼,默默为整个社会未雨绸缪。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仅有理想、知识或爱心还不够,你们必须,也相信你们会坚定、冷静、智慧和执着;还必须有人准备,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承担起对这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直至为之献身。这就是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不是推荐这条路。没有。我只是指出有这么个选项。和天下的父母差不多,其实,我们更愿意你们平平安安;也算想过,却未必期待你们成为英雄。英雄路注定坎坷,更是狭窄;无人允诺,更没法保证,你选择了,终点就是成功,而不是悲壮。至少,我的这番婆婆妈妈,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想到了,你们当中也难免有人失落、失意甚或失败。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祝福你们!北大法学院都祝福你们!

也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并相信你们,会无怨无悔!

2009/6/28定稿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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