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演讲词

第一篇：同学聚会演讲词

感受 感恩 感悟

——在上吴中学十六班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的发言

郑克杰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一转眼，我们初中毕业整整30年了。今天，全体师生在此欢聚一堂，共同追忆昔日同窗岁月，缅怀师生情谊，是一件大家盼望已久又激动人心的大喜事。在此，我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组委会秘书处的同学们，是他们的精心筹备和默默奉献促成了本次聚会的顺利举办。

30年后，我们已经从初涉人世、懵懵懂懂的初中学生，变成年逾不惑的中年人。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代人成长并生活在一个思想和观念巨变、体制和机制创新、机遇与挑战并存、繁荣与压力同在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是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者、参与者、创造者和受益者。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我先后经历了求学深造、就业择业、娶妻生子、创业发展的人生历程。今天，面对昔日的恩师和同学们，我谈谈自己的这些年的经历和感悟，算是给各位做一个汇报。

1981年初中毕业后，我先到临汾三中，后又转入翼城中学完成高中学业；1983年，考入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基本建设管理工程专业深造；198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现山西财经大

学）从事教学工作，任职五年；1993年，调入山西省外贸厅下属山西恒山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经营管理工作；1997年，开始自主创业，几经波折，最后把经营方向定位在管理咨询行业，现任知为咨询总经理，在北京和山西各有一家子公司。

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虽然没有实现年少时的远大理想，没有达到在座各位老师的殷切期望，没有做下多么宏伟的事业，也没有获取多么显赫的功名，但在人生的每一阶段，我都没有放松自己，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总的来说，没有虚度年华，算是小有成绩。而这些成绩的获得，首先应该归功于初中时代各位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在座各位共同创造的良好学习氛围。下面我从感受、感恩和感悟三个方面谈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感受：16班，我为你骄傲!

我参加过高中同学的聚会，也参加过大学同学的聚会，但都没有今天的聚会成功，也没有今天的聚会激动人心。

那时，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同窗求学，完成了初中学业。没有学生宿舍，也没有正规的食堂，教室的窗户蒙着塑料布挡风御寒，早晚自习还要靠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点亮……。我们要自己动手铺路、粉刷教室、植树、挑大粪、和煤泥，还要在农忙时参加生产劳动。但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力，孕育了我们的自立和互助意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和吃苦精神，并使我们更加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至今，我都非常怀念那时的学习氛围和集体氛围，以及彼此结下的深厚的同窗友谊。

今天，我们很多人见面了都不敢相认，觉得面熟但又叫不出彼此的名字。但是,我们65人却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回来，亲临这次聚会。这绝不是随便哪一个班级，哪一次聚会轻易能够做到的。30年过去了，我们又一次用行动展示了非凡的凝聚力和浓厚的同学情。

16班，我为你骄傲！

二、感恩：严师出高徒。

当初同窗之时，我们刚刚十五六岁，正值青春发育期。正是长身体、学知识、初步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基本生活习惯的年龄。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知识，都几乎是一张白纸，正处于人生最重要的打基础阶段。

现在看看在座的各位同学，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企业高中层管理者，有的是人民教师，有的是个体老板。既使没有升学深造的同学，现在也已经是书记、村长，担当者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句话，大家都过得不错。一个农村初中班级的同学，能这么争气、这么整齐地聚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发自肺腑的感谢我们当初的恩师，特别是在座的各位老师们。

那时，老师们对大家要求很严，而我们又很少能够理解，甚至有人表现出了较强的逆反心理和记恨。随着继续求学和走向社会，我们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严是爱，松是害。老师要求我们书写工整，一字一句反复推敲，写出一手好文章，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新任领导的赏识；老师要求我们遵守纪律，严守时间，甚至采用一些强制措施给予惩戒，让我们树立了时间观念并在工作中成为一个好员工；老师

要求我们热爱集体，善待他人，乐于奉献，培养了我们的团队意识和奉献精神，对我们赢得信任，走上领导岗位大有裨益……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恩师们，不仅仅是在言语上，更重要的是用身体力行，给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因为无论我后来在哪里求学，都没有再见过那么规范的板书，那么认真的作文批注，那么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诲人不倦的育人之道！

三、感悟：知识就是力量，情商成就事业。

“知识就是力量”，是我们初三时教室墙上的一幅标语，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从念书、教书到下海做企业，我越来越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分量。我所从事的咨询行业，是为企业提供知识和智力服务的一个行业。一张嘴、一双腿、一个笔记本电脑，总之是以嘴皮子、笔杆子为生的行业。我们的客户以全国钢铁行业为主，鞍钢、首钢、武钢、太钢这些如雷贯耳、名扬中外的大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工作特点是“空中飞人”，就像蜜蜂一样不停地为客户输送各种养分。

之所以落脚到这一行，就是因为个人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知识和智力对个人的价值，对社会的价值。当今社会正是知识经济时代，能够把今生所学、所悟传递给更多的个人和企业，应该比挣大把的钞票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不惑之年真正理解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崇高意义。

还有一点感悟，就是“情商成就事业”。走向社会后，我也走过很长时间的弯路，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个人的知识和能力的差距，而是因为自己在性格、工作心态和职业习惯等方面的不足。诸如，存在较

强的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与人与事过于敏感，对他人关心和体谅不够，不能很好的融入团队和工作环境等等，这些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30岁时，通过反思和反省，我渐渐意识到自身的这些短板，并不断地进行改正和修炼，使自己逐步具备了一个管理者的基本素养和能力，才有了今天的小小成功。因此，知识和智力更多体现为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只能够保证我们胜任一定的具体工作，而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较高的情商是根本不行的。

我把“知厚为缜，诚先达恒”作为知为咨询的核心价值观，纳入公司文化体系，要求全员贯彻落实。其中的“达”字，就是说一个人要通达、豁达、乐观、豪爽、易于沟通和相处。其核心意思就是强调一个人的情商。在座的各位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在领导和管理岗位上，在此与大家共勉。

同学们，在感悟知识和情商的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16班所有的同学，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加强联系，多多合作，互相走动，互相帮助。愿我们永念师生之情，永念同窗之情。

16班，真情到永远！

谢谢大家。

2011年10月2日

翼城 长乐大酒店

第二篇：同学聚会的演讲词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时间过得多快啊，转眼我们已经毕业20年了。20年，我们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风姿绰约的中年妇女；我们由一个莘莘学子变成了助产一线的尖兵。是啊，20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没有冲淡血浓于水的师生情义，依然没有剥蚀三年同窗结下的深厚情怀。今天，我们欢聚一堂，不仅要回顾昔日温暖的余晖，更要畅谈今朝灿烂的阳光。20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谆谆教诲，辛勤耕耘在助产战线。有的同学荣升为主任，有的同学提拔为科长，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同学都没有辜负老师的培养，无一例外的成了助产一线的骨干和尖兵。20年来，经我们40名同学的双手接生的孩子，保守估算也有29万之多。他们遍布五区四县，他们遍布油田南北。如果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是一颗初生的太阳，那么，经我们双手放飞的太阳早已布满大庆的每一片天空。如果每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是一棵小树，那么，经我们双手栽培的小树早已变成如茵的森林。我们自豪，每每都是我们，听到人世间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我们快乐，每每都是我们，最先看到初为人父人母的笑容。有什么比我们接产生命更加神圣和伟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wmjy.net大！有什么比我们缔造生命的绿洲更光荣和神奇！有什么比双手捧起出生的太阳，更能让我们自豪和快乐！说到这里，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我们当年常唱的那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们40名同学和老师真的如约欢聚在了一起。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难道不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吗？难道不属于我们这些接产生命的助产卫士吗？回答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既然这样，那么，就让我们高举酒杯，为答谢老师的栽培，为缅怀昔日的情谊，为20年我们不懈的追求和奋斗，干杯！

第三篇：同学聚会主持人演讲词

同学聚会主持人演讲词

（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男：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聚会，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心。

女：相信之前的寒暄与交流已经让你有了熟悉的感觉，那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呢？

男：时光流逝，岁月如歌，转眼间我们已经毕业一年多了，时间的沙漏记着们曾经一起奋斗，一起追逐梦想，还有一起冲饭的日子。

女：回顾那些青春燃烧的岁月，快乐与忧伤，欢笑与泪水，都是那么的亲切，那时的我，那时的你…那时的我们…相信此时你的记忆已经飞回了我们的一中，飞回了我们的十九班

男：也许，卧虎山水库的水不是那么好喝，也许我们的睡眠时间真得不够，也许餐厅的饭真得不怎么可口，也许作业实在太多了….但现在想起那些充实的日子，总是觉得心里甜甜的，夹着些许莫名的苦涩。

女：音乐厅旁残留的话机，留下我们对远方的思念，体育场上奔跑的身影，留下了我们青春的印记，文化广场上的校会，留下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希望我们将这些美好的回忆珍藏起来，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享受这种财富。

合：今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不要忘记维系这种缘分，风雨来临时，请记住：十九班在给你勇气，为你加油！

女：曾经有一个人，为我们做了好多事情，不图回报，带领同学们一起努力，一同成长。好，下面呢有请我们可爱英俊潇洒的建图班长为大家致开幕词。大家欢迎。

…………………………………

男：时隔一年我们再聚首，相信我们有很多话要对彼此说，接下来，请大家轮流发言，把想说的话告诉大家。

游戏

第四篇：二十年同学聚会演讲词

二十年同学聚会演讲词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11级1班的二十年同学聚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本次聚会的组织者对各位老师、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也代表各位老师同学对组织者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致以由衷的谢意！时光飞逝，转瞬间已经二十年了，而当初大家在一起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尤其是那些让人忍俊不禁，难以忘怀的画面。

“xxx,快点起床，上课要迟到了！”“五分钟，就五分钟嘛！”“辅导员来了，老师好！”“不要啊！咦？辅导员在哪？”xxx惊觉受骗，只得洗漱上课了。这应该是每个寝室都会上演的曲目吧？

球场上，我们的回忆更多。男同学挥汗如雨，征战沙场，一个漂亮的三分球点燃了场上的气氛，女同学就在场下很配合地大喊“加油，真帅！”，气势上和男同学有得一比，把别的班瞬间压倒啊！

图书馆，餐厅，教室„„都有过我们的身影，或奋笔疾书，或凝神苦思，或行色匆匆，或悠然散步。此情此景，真想再回去经历一番呢！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时都忙于各自的事业，很难相聚，今天： 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二十年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数风流人物看今朝； 就让我们再年轻一回，握着年轻人才有的不羁和肆意，闪亮今晚的夜空； 最后，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我们相识相聚的缘分，天长地久的友谊，干杯！

第五篇：演讲词

中国人缺少什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周国平）2010年11月02日 12:06:51

一，对百年文化反省的一个反省：什么逃脱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最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

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富强。所以，必须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富强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强，中国的先进分子便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强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和“坚船利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做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强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完全不对，不妨说是形势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二，以严复为例：用实用眼光向西方寻求真理

我以严复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严复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是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其影响覆盖了世纪初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首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应该把这些哲学也引进来。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说，特别是他，亦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8部西方名著。关于他的翻译，我想提示

两点。第一，他引进的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哲学，之所以引进，除了他在英国留学这个经历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哲学是警醒国人起来求富强的合适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著中，有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他译做《群己权界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确定社会对于个人的合法权力的限度，为个人自由辩护。在书中，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书中有一句话准确表达了他的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以及严复最信服的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是把个人自由看做独立的善。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优先，他认为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构成接受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还强调，自尊即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则反复阐明，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

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与德国哲学相比，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作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作目的本身，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些内容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侯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中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

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

四，中西比较：对精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差别了。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

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

六，从灵魂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也远不如西方人认真。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做预习

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个人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至于在基督教那里，所谓上帝无非是灵魂不死的保证罢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死的问题，认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讨论，讨论了也没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和老百姓一样朴素，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以死生为一条”，抱的也是回避的态度。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事实上，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敞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中国之缺少形而上学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远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品格，仅是其道德学说的延伸，然后又回过头来用做其道德学说的论证。所谓“天人合一”，无非是说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点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做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

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时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适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做目的而是当做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2010年05月31日 12:34:09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因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为这一结果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恩格斯写于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