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产妇生产肢体缺如儿后诉某医疗机构医疗损害赔偿案

第一篇：某产妇生产肢体缺如儿后诉某医疗机构医疗损害赔偿案

【关键词】新生儿；发育畸形；赔偿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5)03—0167—0

3事情经过

产妇张某某自2002年2月7 ft(妊娠17周)至

2002年5月24日在某市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据事后

了解，此前产妇在外院进行过产前检查。

具体诊疗情

况不详)。此期间，产妇先后于2月7日、3月12日(妊

娠31周)、4月15日(妊娠36周)、5月11日(妊娠40

周)、5月24日(妊娠42周)共分5次在该院接受了b

超检查，5次检查结果皆提示孕妇为宫内晚期妊娠。其

中2月7日超声报告提示胎儿结构未见异常：3月1

2日及4月15日超声报告记录：因胎儿体位关系及胎周较大，胎儿肢体显示不满意．余胎儿结构未见明显异

常；5月l1日和5月24日超声报告提示：因胎儿月份

较大及体位关系。肢体结构无法完整显示。余胎儿结

构未见异常。5月31日。产妇在医院行剖腹产手术。分

娩出一左上肢缺如的女婴。

家属于2003年5月16 ft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某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8月22日，该法院依法

向某市医学会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原告认

为本例属于医疗差错，无需进行鉴定。l1月7日该医

学会做出终止鉴定的决定。一审法院于2003年l1月

22日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原告不服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于2004年9月31日做出撤销一审法院

判决、判令医院给付患方55万余元的判决。

医学检查材料摘要

一、某市对孕妇张某某产前保健经过

某市医院在2002年2月7日给该孕妇建立产前

保健档案，5月24日行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前后共进

行12次产前检查，2次普通b超检查，3次彩超检查。

第一次彩超于2月7日(孕27—1周)，第一次b超于

3月l1日(孕31+2周)。5月31日，产妇在医院行剖腹

产手术，分娩出一左上肢缺如的女婴。

二、某市医院超生检查报告

2002—03—12 根据bpd、fl、hc、ac综合估计孕

周28w6d；胎儿颈后方见“u”形压迹，颈后方两侧见

脐带回声．因胎儿体位关系及胎周较大，胎儿肢体显

示不满意。余胎儿结构未见异常。超声印象：宫内晚期

妊娠，脐带绕颈(一周)，超声孕龄小于实际孕龄。建

议：结合临床

2002—04—15 宫底体后壁部分左侧壁．胎盘i～ⅱ

级，厚度3．1cm；胎儿颈后方见“u”形压迹，颈后方两侧

见脐带回声，因胎儿体位关系及胎周较大。胎儿肢体

显示不满意，余胎儿结构未见异常。超声印象：宫内晚

期妊娠．脐带绕颈一周。

三、某市医院彩超检查报告

2002-02-07 胎儿颈后方未见“u”“w”形压迹。胎

儿结构未见异常。cdfi：胎儿颈部未见脐血流环绕．脐

血流通畅。胎儿心内未探及异常血流信号。根据胎儿

目前大小．超声孕龄约24周。超声印象：宫内晚期妊

娠，超声胎龄小于实际孕龄。

2002-o5一ll 胎儿颈后方见“u”形压迹．颈后方两

侧见脐带回声，因胎儿体位关系及胎周较大。肢体结

构无法完整显示，余胎儿结构未见异常。cdfi：胎儿颈

部见脐血流环绕一周，脐血流通畅。超声印象：宫内晚

期妊娠，脐带绕颈二周。

2002—05—24 胎儿颈后方见“u”形压迹．颈后方两

侧见脐带回声，因胎儿体位关系及胎周较大。肢体结

构无法完整显示。余胎儿结构未见异常。cdfi：胎儿颈

部见脐血流环绕一周，脐血流通畅。超声印象：宫内晚

期妊娠。脐带绕颈一周。

法院诉讼及判决一、一审诉讼

2003年5月16日，张某某以医院“未尽特殊注意

义务，产前检查诊断未发现胎儿肢体明显畸形．未告

知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建议导致分娩畸形儿．属明显误

诊，妨碍了优生优育，侵犯健康生育权”为由，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医院承担原告医疗费、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16万余元．并根据鉴定机

构对新生儿伤残程度支付残疾生活补助费及生活自

助费。诉讼中，医院申请对本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法院依法委托某市医学会进行鉴定。后由于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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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认为本例属医疗差错，无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故

医学会终止了本次鉴定。

2003年1 1月22日。法院对本案做出了一审判

决。认为：“医生对产妇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建议，

第二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医疗错误损害赔偿案学习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医疗错误损害赔偿案

1994年8月20日，被告泸县得胜镇卫生院(以下简称得胜镇卫生院)向被告刁正碧发放了预防接种儿童疫苗药物。刁正碧于同日通知原告严彬接受预防接种。次日，严彬在其父严维春(已故)带领下，到刁正碧处接受预防接种。刁正碧用同一棉球消毒后，用同一针管在严彬臂部和右臀部各注射一针疫苗针药，并让严彬服用糖丸一粒，未向严维春告知接种后的注意事项。同年10月上旬，严维春发现严彬被注射臀部部位有一茶杯大小的红肿硬块，即将严彬带到刁正碧处诊疗，并告知是预防接种后的反应。刁认为系一般反应，遂采用膏药为严彬贴敷治疗。2个月后，肿块未见消除，反而变大。同年12月底，严彬去得胜镇卫生院治疗，其父告知医生肿块系预防接种后的反应。但治疗2个月仍未见效，该院杜琴医生将严彬脓肿部切开，引流出桃花脓液约300ml，未诊断病因即为严彬换药治疗。严彬在得胜镇卫生院产生医疗费81.9元。严彬的父亲严维春向得胜镇卫生院分管卫生防疫工作的胡明荣医生反映，严彬脓肿系预防接种后发生，要求处理。胡通知刁正碧调查了解情况后，主持严、刁二人进行调解，达成各自承担50%的医疗费和刁正碧继续为严彬医治的口头协议。两个月后，严彬动手术处的切口仍未愈合。严维春将严彬转本村个体乡村医生晏绍北医治1月，未见好转，再转得胜镇卫生院间隙性诊疗2月余(未有诊疗记录)未治愈。该院建议严彬转泸县福集中心卫生院治疗。1995年6月11日，泸县福集中心卫生院对严彬施行“右侧臀部脓肿慢性窦道切除术”，术后住院12天，切口基本愈合出院，产生医疗费443元。出院诊断：右臀脓肿愈合后形成慢性窦道。1995年9月，严彬开始出现间隙性发热。10月，出现下午高热，体温高达40度不退，并伴有右腿疼痛。10月17日，严彬到泸州医学院附属医疗就诊，门诊以“败血症”收入儿科住院治疗。12月11日以“右侧化脓性髋关节炎、败血症”转骨科治疗，12日晚进行手术引流，治疗中发现低位性肠瘘。1996年1月2日转该院儿外科住院治疗。同月4日，严彬之父未经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同意，自行将严彬转到泸县人民医院外科住院治疗。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严彬补办的出院诊断为：1.脓毒性

败血症;2.左胸腔积液;3.右髂窝脓肿，由病原菌从右臀部注射部位化脓感染灶入血后大量繁殖并产生毒素所引起。严彬在该院产生医疗费9390.87元。从1996年1月4日至同年5月7日，严彬在泸县人民医院共住院治疗123天。该院起初仍按脓毒败血症治疗，经二次会诊后决定进行剖腹探查，发现后腹膜粟粒样结节，并发现长期不愈的瘘口深达右脊柱旁经骶前达盆腔即骶骨前，经抗结核治疗，切口愈合后出院。泸县人民医院诊断：严彬患右髂窝及盆腔TB(结核)性脓肿。严彬在泸县人民医院产生医疗费19435元。严彬先后共住院治疗210天，发生医疗费29886.89元、护理费1728元、交通费263.70元、住院伙食及营养补助费1080元，共计32958.59元。

原告严彬为上述医疗等费用的负担，向泸县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得胜镇卫生院委托个体乡村医生刁正碧给其打预防针，发生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又错误诊疗，给其造成人身损害。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医疗、误工、护理等费，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得胜镇卫生院答辩称：我院发放疫苗给个体乡村医生刁正碧为适龄儿童预防接种，是合法行为。刁正碧的业务和经费都是自行负责，即使打预防针发生异常反应或事故，也与我院无关。我院为原告切脓引流及医治切口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院的赔偿请求。

被告刁正碧答辩称：原告所诉我为其打预防针引起感染，并错误诊断医疗不是事实。原告的病变是其法定监护人未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所致，与我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的赔偿请求。

审判泸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原告严彬的申请，先予执行由得胜镇卫生院给付1000元、刁正碧给付2600元于严彬，并委托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法医鉴定。1996年11月1

5日，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法医鉴定，结论为：严彬患盆腹腔结核病的诊断成立，严彬腹腔的粟粒样结核为继发性结核;系打预防接种针时消毒不严，引起注射处感染化脓，身体抵抗力免疫力降低，继发结核产生发展变化以致恶变。

同时查明：刁正碧自60年代开始以大队赤脚医生名义行医，参加过必要的培训和乡村医生考试，成绩合格。1993年11月，得胜镇卫生院招聘刁正碧为玉伏村卫生防疫医生，明确行政上受村、镇领导，业务上受镇卫生院防保科领导，负责本辖区内计划免疫、卫生监测、疫情报告等项工作。

泸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按计划免疫要求，到被告刁正碧处接受注射儿童疫苗药物不为过，其右髂窝及盆腔TB结核性脓肿造成的人身损害，与严彬自身带有结核菌以及严彬的法定监护人未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有关，严彬的法定监护人应承担一定责任。被告刁正碧作为个体乡村医生行医，应对其医疗行为承担责任。刁正碧在为严彬打预防接种针时，违反医院感染管理有关规定，消毒不严，引起注射部位感染、化脓，继发严彬的结核发展变化;治疗阶段，采取错误的医治措施，至严彬病情恶化，是为过错，应对严彬的医疗损害赔偿承担一定责任。被告得胜镇卫生院在为严彬治疗注射部位感染化脓时，未查清病因即行切脓引流手术，属错误诊治，造成严彬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降低，继发结核产生恶变，是为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得胜镇卫生院招聘刁正碧为乡村卫生防疫医生，应对刁正碧预防接种和医疗损害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泸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原告严彬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及营养补助等费共计32958.59元，由被告刁正碧赔偿9888元，其已偿付2600元，尚欠7288元;被告得胜镇卫生院赔偿9888元，其已偿付1000元，尚欠8888元，限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

得胜镇卫生院不服一审判决，向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称：严彬患右髂窝及盆腔(TB)结核性脓肿与打接种预防针无关。TB(结核)是严彬自身存在，自身引起病变，打不打预防接种针都要治疗，都会引起病变，所以不能与打预防接种针联系在一起。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鉴定结论认为严彬所患结核病与刁正碧打预防接种针具有因果关系，是不科学的，不能用作定案证据。刁正碧当乡村医生，是玉伏村推荐，得胜镇人民政府批准，泸县卫生局认可的，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代泸县卫生防疫站发放疫苗给刁正碧，其预防接种的权利义务、法律后果均与上诉人无关。请求二审法院依据客观事实，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严彬的医疗损害赔偿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责。

被上诉人严彬未进行答辩。

被上诉人刁正碧答辩称：我打预防接种针的行为与严彬产生结核病变损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严彬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定理由和条件。从人道主义和感情出发，愿意给予严彬经济补偿2600元。造成严彬身体免疫力降低以致患“右髂窝及盆腔TB(结核)性脓肿”，产生3万余元的医疗等费用的损失，是得胜镇卫生院、泸县福集中心卫生院、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错误诊断、医疗和手术所致，责任应由他们承担。请求法院将泸县福集中心卫生院和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追加为共同被告，让其承担部分责任，以便给予严彬适当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还查明了以下几个事实：

(1)1996年4月，泸县卫生局组织本局卫防、医政、防疫站人员，调查严彬预防接种后的纠纷情况，写出了调查报告，明确：刁正碧用棉球消毒和未执行一人一针一管，违反了医院感染管理有关规定;得胜镇卫生院防保科知情不上报，又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使患儿病程

拖延过长，病情恶化，应负一定责任;预防接种纠纷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受理范围，不能提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

(2)严彬与得胜镇卫生院和刁正碧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后，泸州日报《酒城星期刊》予以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严彬所在学校捐资680元，玉伏村捐资407元，镇政府捐资500元，社会捐资3700多元。本案纠纷发生后，得胜镇的乡村医生、得胜镇卫生院对预防接种工作有畏难情绪，直接影响得胜镇的预防接种工作和乡村医生正常工作的开展。

(3)严彬的父亲严维春于1997年1月1日死亡。严彬家里现有母亲和年近90岁的曾祖母，3人生活，十分艰辛，为治病已负债2万多元。

(4)严彬的结核病尚未医治完结，仍在泸县人民医院诊疗，时间尚需1年半，每月诊疗费几十元，是否会有后遗症、造成器官功能丧失或减退，目前难以确定。

(5)与严彬有医疗关系的5个医疗单位、个人，都明知严彬所患疾病与预防接种有关，均未与卫生防疫部门联系，通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诊断后实施治疗，未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处理原则进行治疗。

依据上述事实，二审法院通知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泸县人民医院、泸县福集中心卫生院参加诉讼。他们参加诉讼后，与原诉讼当事人达成协议：与严彬有医疗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各自分担一定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上诉人得胜镇卫生院据此于1997年7月8日向二审法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刁正碧作为个体乡村医生，负责本村居民预防接种工作，应对其预防接种事故和医疗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刁正碧在为严彬预防接种时，违反“一人一针一管”的操作规定，未向严彬告知预防接种后的注意事项，引起严彬注射部位感染化脓，系预防接种后的异常反应;事后不报告上级医疗单位，擅自采取错误诊疗措施，致反应加重，给严彬造成医疗损害。刁正碧的行为违反了卫生部1982年11月29日颁布的《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是为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得胜镇卫生院明知严彬右臀部脓肿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有关，未慎重诊断和报上级卫生防疫部门处理，擅自采用错误诊疗措施，致严彬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继续加重，扩大了医疗损害，违反了卫生部1980年1月颁布施行的《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的诊断及处理细则》的规定，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应对招聘人员刁正碧违规操作引起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泸县福集中心卫生院、泸州医学附属医院、泸县人民医院均明知严彬所患疾病与预防接种有关，违反《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和卫生部1980年1月22日颁布施行的《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采取错误诊疗措施，导致严彬患右髂窝及盆腔TB(结核)性脓肿，加重严彬医疗损害，应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严彬腹腔的粟粒样结核为继发性结核，严彬自身无过错，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严彬的法定代理人与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泸县人民医院、泸县福集中心卫生院、得胜镇卫生院、刁正碧之间达成的医疗损害赔偿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当确认。上诉人得胜镇卫生院撤回上诉的书面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应当准许。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于1997年7月8日作出如下裁定：

准许上诉人得胜镇卫生院撤回上诉。

评析本案形式上以二审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结案，实际是当事人自行和解结案。这种结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便于裁判内容的执行。二审法院的做法可取。本案涉及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一、本案纠纷性质纠纷性质由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决定。纠纷性质决定诉讼案由，决定适用法律和案件处理结果。明确了纠纷性质，才能审理好案件。本案两级法院及当事人对本案纠纷性质有3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纠纷性质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纠纷，其理由是：1.纠纷源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严彬接受预防接种后，其注射部位出现红肿硬结，数周不散，卫生部1980年1月颁布施行的《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的诊断及处理细则》例举的预防接种后出现无菌性脓疡的反应症状，属预防接种异常反应。2.严彬患“右髂窝及盆腔TB(结核)性脓肿”及所受医疗之若，皆因医务人员对严彬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不当所致。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纠纷性质应为医疗差错，其理由是：(1)严彬所受的是医疗损害，并非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损害。(2)严彬所受医疗损害，不是医疗事故。泸县卫生局已明确严彬所受医疗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受理范围”。(3)由于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错误，造成了严彬患“右髂窝及盆腔TB(结核)性脓肿”，花费几万元医疗费用，留下5条切口痕迹的不良医疗后果，但没有造成残废或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严重医疗后果。根据国务院1987年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因医务人员过失行为造成病员一般不良医疗后果的，为医疗差错，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严重不良医疗后果的，才是医疗事故。故本案纠纷性质应为医疗差错。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纠纷性质应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违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简称医疗纠纷)。因为：(1)医疗纠纷是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在认识上发生的争议。本案当事人之间，正是基于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在认识上发生分歧，才诉至法院的。(2)医疗纠纷涵盖面大，既包括医疗过失(如医疗事故、医疗差错等)，也包括非医疗过失(如医疗意外、医疗并发症、疾病自然转归等)纠纷。如能确定具体的医疗争议，当然有利于纠纷解决。不能确定具体医疗争议，则统以医疗纠纷定性为宜。(3)本案是因严彬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医疗单位违规医疗，造成严彬人身损害，严彬与医疗单位就赔偿问题发生的争议，其案由应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违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严彬自接受预防接种后，先是出现无菌性脓疡异常反应，后经治疗，又出

现脓肿慢性窦道、脓毒败血症，最后诊断为“右髂窝盆腔TB(结核)性脓肿”。其间经5个医疗单位治疗，动5次手术，有5次诊断结论。其因果关系如何确认，医疗过失如何认定，难以做到具体、精确。如从严彬与5个医疗单位有医患关系，且5个医疗单位都明知严彬所患疾病与预防接种有关，但又违反有关规定，采取错误诊疗措施，加重医疗损害结果，是为过失，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分析，则比较容易确定严彬与医疗单位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发生的争议，是与所有5家医疗单位发生的争议，严彬与他们的纠纷应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违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法院正是从医疗纠纷定性入手，及时通知与严彬有医疗关系，一审应参加而未参加诉讼的另外3家医疗单位参加二审诉讼，让法院查清了事实，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当事人也明白了事理和自己的责任，从而使本案纠纷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审理结果表明，二审法院对本案定性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违规医疗纠纷损害赔偿是正确的。

二、医疗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医疗损害赔偿只能客观地根据证据可适用的法律原则来裁决，而不是根据对遭受痛苦的病员的同情或需要进行裁决。当病员因医疗发生的人身损害而提出赔偿要求时，法官必须裁决医生是否有过失。因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都是以患方认为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了侵害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就是医疗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医方有过错，应对医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5个医疗单位，明知严彬所患疾病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有关，应当慎重诊断治疗，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联系，通过预防接种诊断小组诊断后诊治。但他们都违反规定，采取不正确的诊疗措施，是为过错;所作诊断结论与严彬实患疾病不相符，难评正确;实施诊治的结果，除泸县人民医院外，其余几家医疗单位不是为严彬减轻病情、痛苦，而是加重病情痛苦，延长疗程，增加费用，是为有过。5家医疗单位由于不同程度的过错，给严彬造成医疗损害，理应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三、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地，医疗制度带有明显的社会福利性质。医疗单位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由国家提供经费加以维持。病员的医疗费用也大多数由病员或其家属所在单位负担。医疗纠纷处理制度中的损害补偿原则是以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补助和必要的照顾安排为补充条件的。在这种医疗制度下，医疗纠纷很少，相应地，处理这类纠纷的法律、法规、规章也很少。国务院于1987年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处理医疗纠纷的一个行政法规，但也只是对处理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纠纷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实践中操作性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的医疗制度有了较大的改革，医疗单位的福利性质在逐步淡化，营利性质逐步显现，病员自负医疗费用的比例在加大，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逐年增多。然目前我国调整医患关系，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给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法律带来一些困难。目前，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普通法是《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特别法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章有卫生部发布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几个问题的答复等。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法律的顺序应是首先适用《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次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再次才是其他规章和地方法规。本案两级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均适用《民法通则》，是正确的。

四、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程序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有行政和司法两个部门，行政和司法两个程序。医、患双方发生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后，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解决。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医、患双方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严彬与医方发生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为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直接受理严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按：

本件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涉及的医疗单位较多，患者与各医疗单位发生关系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原因下发生的，各医疗单位的医疗差错都对患者的最终结果起了一定作用，表现为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但又是各自独立的侵权人身损害，呈现出纷杂的又颇具特殊意义的多法律问题并存的局面。

本案的因果关系确实非常复杂。患者自带结核病菌，应当认为是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及后病变发展的医学上的原因。但是，患者的这种自身原因，正好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应引起医疗单位高度重视和必须依相关医疗程序规则进行医疗处理的医疗标的，即患者被医治的病，是医患关系权利义务内容所要达到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患者自身病理原因不能成为本案损害赔偿上患者也有过错的原因和应负相应责任的根据。也正是考虑到患者可能有的自身疾病在医疗过程中的影响，才有了预防接种上“一人一针一管”的防止感染的制度要求，以及出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的报告制度和应通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特别诊断后再实施治疗的医疗程序要求。如果医疗单位不执行这些制度和程序，即为其医疗过失或者说差错，就应对所出现的医疗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依此规定性，在个体医生刁正碧，首先是在为原告进行预防接种注射时，未执行“一人一针一管”的防止感染的制度要求，是注射部位感染医学上承认的直接原因和引起损害发生的起因;其次，是对原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后前来求治，未按应执行制度和程序处理，因而无法因症施治，医疗措施即为错误的治疗措施，是造成感染后病情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在其后的4家医疗单位，均在明知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前提下，在接诊后均未按制度和程序对症施治，是造成原告病情继续发展恶化的后继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上述5个医方面对预防接种及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出现的病情，未执行相关制度和程序，致不能采取正确的诊疗措施，是造成感染和病情发展恶化的直接原因，均应对各自的这种医疗过失(差错)承担责任。

但5个医方各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方面，5个医方各与原告成立有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依合同相对性原则，各医方仅对自己合同关系下出现的问题负责，而且各合同关系下医方实施的治疗行为和原告为此付出的医疗费用是可以分开和分清的。另一方面，如果按人身损害侵权论，各医方行为是分阶段实施和只有同种类的过错，各自过错程度及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也是可以确定的;对于最终结果而言，虽为多因一果，但在各阶段上又都是一因一果，这种多因一果并不表现为一般共同侵权的形态，不能适用一般共同侵权处理。

被告得胜镇卫生院一、二审中的诉讼理由都提到了原告自身病理原因和打预防针异常反应后陆续出现的病变的因果关系问题，认为原告最终病变仅和其自身病理有必然因果关系，与打预防针及其治疗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目的在于依必然因果关系论，如其医疗差错不必然造成该种后果，则其应免责。判断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时采必然因果关系说，该被告的这种理由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一方面，如前所论，本案上的因果关系，不是依病理即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而是医疗差错行为与病理发展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两种因果关系不能同一而论。前一因果关系虽对法律判断有意义，但仅在明确病理原因;后一因果关系则是直接追求当事人行为对事物变化、发展所起的直接作用，本案法医学技术鉴定反映的正是这种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本案的这种情况下，采相对因果关系说（一、二审法院均是)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按相对因果关系说，并不要求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内在的、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只强调原因或者说条件的适当性，只要该原因有造成该种结果的可能，就认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所以，得胜镇卫生院的辩解是得不到支持的。

本案在程序上有一个问题，即二审在当事人达成和解、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情况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但撤回上诉的法律效果在于一审裁判结果有效，即撤回上诉意味着当事人应当执行一审裁判;我国现行民诉法上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在上诉中和解，原审法院裁判视为撤

销。所以，本案就出现了原审判决效力与当事人和解效力的冲突，及原审判决效力事实上被否定的结果。按现行法律规定，二审应当按当事人和解内容制作调解书，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也说明，二审中当事人的和解，除非其内容是表示愿意执行一审裁决结果，对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可以裁定准许外，其他内容的和解是不能引起准许撤回上诉的法律后果的。本案二审中追加了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二审可以以调解方式结案，否则，即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但这里的调解结案并不表明是一审裁判的结果，而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关于二审调解结案，一审判决即视为撤销的二审程序结果。在一审中，当事人之间和解的，原告有权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也应准许，但这种程序方式不能适用于二审程序之中，因为上诉人撤回上诉仅意味着放弃了上诉权，不再坚持追求变更或撤销一审裁决的目的，因而，法律上也不可能规定在二审中当事人和解的，上诉人有权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应当准许撤回上诉(和解内容为按一审结果执行的除外)。

第三篇：柴某等诉村医高某医疗损害赔偿案

【关键词】医疗纠纷；急诊；急救

【中图分类号】d919．4；r541．

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5)01一ooo4—0

5案 情

2003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原告柴某之夫杜

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原告柴某、杜江峰的陪同下，前往

某市某村卫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诊

治，经被告高某诊断

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被告高某按病情况给杜某舌

下硝酸甘油2片、救心丸10粒，后又一次性肌注度冷

丁50 mg、利多卡因100 mg，2、3分钟后，杜某心脏停

止跳动，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以被告诊断有误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杜某死亡后给原告造成的损

失。从就诊到死亡，前后共十余分钟。

一审判决

一、双方争议

原告柴某等诉称，2003年农历正月16日，凌晨

1时30分左右．原告柴某之夫杜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去被告诊所就诊，到被告诊所后，被告让杜

某躺在床上翻起杜的眼睑看了看，递给杜一粒白色药

片，让杜压于舌头下面含化，被告人杜注射了5毫升的白色药液，打完针后，杜的脸色速变，身体剧烈抽搐，约四、五分钟后死亡，从杜某到被告诊所看病至杜死之

后，被告一直未对原告等讲杜患的什么病，其用的什么

药，被告的行为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客观上也导致了

杜的死亡，故被告应对杜某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其依

法应向三原告支付杜某的丧葬费5 00o元及精神抚慰

金72414元，从而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高某辩称，2003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杜某的妻子和儿子将杜扶到诊所就诊，来时杜某胸前

剧痛，大汗淋漓，呼吸急促，经检查为急性心肌梗塞，立即予以施治，数分钟后，患者心跳停止，在此过程中

答辩人无任何过错行为，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二、法院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3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原

告柴某之夫杜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前

往某市某村卫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诊治，将被告高某诊

断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被告高某按病情给杜某舌

下含硝酸甘油2片，肌注杜冷丁(50mg)，二三分钟后

杜某心脏停止跳动，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以被告诊

治有误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杜某死之后给原

告造成的损失。

本院认为，原告柴某之夫因病去某村卫生室让高

某为其诊治，经治疗无效死亡，以上事实清楚。由于没

有经医疗部门确定医疗事故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

告承担丧葬费5 000元及精神抚慰金72 414元的诉

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

据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受理费4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判决

一、患方上诉理由

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原判认定“经被告高某诊

断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明显错误，从一审时被上

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杜某能确诊为急性心肌梗

塞：另原判没有对被上诉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是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1期)

否具有合法行医资格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是否违反卫

生法律、法规等事实做出认定。

2．原判以“没有经医疗部门确定医疗事故责任”

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根

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第之规定：发生医疗事

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事事诉讼，因此，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并非前置程序。

3．～审判决结果不公正，不合法。依《民事诉讼证

据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

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

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并

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更不能证明其主观上无过错，而

一审判决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失公正 综

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

侵权责任

二、医方答辩意见

杜某突患病来我所诊疗，我根据其病情诊为急性

心急梗塞且尽力治疗，并无任何过错，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三、法院判决

2003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原告柴某之夫杜

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某市某村卫

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诊治，治疗过程中．高某给杜某舌

下含硝酸甘油2片、救心丸1o粒，后又一次性肌注度

冷丁50 mg、利多卡因

mg，2、3分钟后，杜某心脏

停止跳动，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双方对杜的死因均未

提出异议

另查明：某村卫生室系高某个体经营，该卫生室

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02年山西省居民平均

生活费为4 123．o1元／年，晋劳社养[2002]310号丧葬

费标准为2000元。

本院认为：上

诉人柴某之夫杜某到被上诉人高某

经营的个体诊所就诊，双方之间形成医患关系。杜某

在高某为其诊断过程中死亡，由于未进行医疗事故鉴

定，没有确定为医疗事故，所以本案应属非医疗事故

侵害的医疗侵权赔偿纠纷。在杜某死亡原因不明的情

况下，双方都应预见到可能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积

极查明死因，明确责任，妥善处理纠纷。依《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第14条第2款之规定，发生导致患者死亡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

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而被上诉人未履行其报告义

务。致死丧失鉴定条件，死亡原因无法查清，故对本案

纠纷应负有主要责任．上诉人在杜某死亡原因不明的· 5 ·

情况下，亦应在杜死亡后48小时内提出尸检．而未提

出，也负有次要责任。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之规定，之人死亡的．死

亡赔偿金实属精神损害抚慰金．对死亡赔偿金的数额

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关标准计算：对于死

者丧葬费，参照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晋

劳社养[20021310号通知标准计算。综上，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某市人民法院(2003)河民初字第289号

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高某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及

杜某丧葬费总计43 230．1元的60％，计为25 938．06

兀。

评议与讨论

孙东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专家)：

本案二审判决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审判中

法官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侵权赔偿纠纷”是恰当的，因为没有经过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没有判定该医疗争议是否属于医疗事

故，当事人有权选择以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侵权纠纷

作为诉讼案由。但是，法院在判决中，自己陷入了一个

逻辑怪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规定：发生医

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

部门报告：发生下列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机构

应当在12小时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1)导

致患者死亡或者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2)导

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3)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即只有发生了“医疗事故”、“重大医疗过失

行为”．才需要向卫生行政机关报告，并非只要发生死

人的后果就要报告。如果医院死人就需要报告，那么

每天卫生行政机关要接到多少报告，这是可想而知的。本案审判中也已经确认没有经过医疗事故鉴定，不考虑医疗事故的问题。但是最终法院在判决中又适

用了“医疗事故”的条款，即《条例》第14条。这是一个

明显的逻辑错误。

综合本例的有限医疗资料，患者就诊过程非常短

暂，提供的患者信息也非常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急诊

医师做出“急性心急梗塞”的诊断，并予“舌下含硝酸

甘油2片、救心丸1o粒，后又～ 次性肌注度冷丁5o

· 6 ·

mg、利多卡因100 mg”，这样的处置和诊断并无不当，即使在大医院．也只能如此。在大医院急诊，患有心肌

梗塞的患者死于做检查的过程中也是常见的事情，在缺乏进一步辅助检查资料支持的基础上，医师的临床

处置并无不当

再有就是鉴定启动问题．法院认定本案由于不做

鉴定难以明确死因。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法

官有根据案件情况自行启动鉴定的权利，这属于法官的不作为。

综上，我个人认为本案二审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缺陷。

沈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教授，心内科专家)：

根据本案提供的情况．死者杜某因胸痛前往被告

高某处救治，当时患者表现为“胸前剧痛，大汗淋漓，呼吸急促”。按乡村卫生室所具备的医疗技术水平和

条件，被告做出“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是与当时患者的病情相符合的，采取含服“硝酸甘油救心丸”，注射

“杜冷丁、利多卡因”等救治措施也是适当的。此后，杜

某脸色骤变，身体剧烈抽搐，约四五分钟死亡。从症状

分析，十分符合急性心肌梗死并发致命性室颤的临床

表现。据统计，心肌梗死早期室颤发生率约18％，室颤

如不及时行电转复，死亡率为100％，心肌梗死现场死

亡也多由室颤而导致。故杜某死亡是由致命性急症所

致。但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及病情骤变后，被告是否采

取心肺复苏措施，如实施复苏后不治身亡，整个诊疗

过程中被告不存在医疗过失行为。

法院判决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

本案二审判决结果看，核心是事实不清，涉及专业问

题，应当注重专家对事实本质的判定，真正做到依据

科学，裁决公正。

马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主

要从事医疗纠纷案件审判)：

本人提出以下3方面的意见，予以探讨。

第一，法院审理何种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规定了两种与医疗行为有关的案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

纷。但在实践中由于医疗事故概念界定的争议和长期

以来医疗事故一直由医疗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故对

基于侵权提起的诉讼，法院审判实践中常有用人身损

害赔偿、医疗损害赔偿、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案由，一

般则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来定该类医患侵权诉讼的案由。案由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法院对该案审理法律关

系范围的认定，对此应当结合案情予以分析。本案中，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1期)

一审受理时没有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方面的鉴定，但

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在该案中医

疗行为是否有过错是重要的待查事实，依据证据规则

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应当由医疗机构举证或申请

鉴定，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在确认是否存

在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后，再确定该案的判决案由。

第二，医疗行为鉴定或举证责任分配不可缺少。

查明事实是法院做出判决的前提．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证据充分，事实可以查清；第二种情况

是双方陈述不一致，通过双方举证难以确认事实。在第一种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查明的事实做出判决；

在第二种情况下，法院则依据证据责任分配的规定，让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举证和承担因举证不

能的败诉风险。本案审理中，没有委托鉴定部门对医

疗行为进行鉴定，属于没有查清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

错这一事实。笔者认为除非在委托鉴定时，鉴定机构

认为鉴定时机已过不足以鉴定．否则应当进行鉴定，通过鉴定结论判断分析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和是

否与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不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应当告知负有申请鉴定的义务一方，在其不

申请鉴定时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在其拒不申请

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依职权鉴定，也可以因负有举

证责任一方的举证不能而判决其承担败诉责任。本案

中对死亡原因负有举证责任的应当是医疗机构．因为

患者在医疗机构治疗后死亡，医疗机构实施了医疗行

为，诊断的病因、治疗方法手段、抢救措施、死亡原因

均应由医疗机构举证证明。

第三，适用法律问题。医疗事故纠纷处理可以参

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认定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

上应当统一．但该案中已认定为非医疗事故的医疗侵

权案件，却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存在法律逻

辑上的矛盾。另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属于行政法

规，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应当参照适用其中属于

民事规范部分 而避免适用行政规范，本案二审引用的报告制度，就属于行政规范部分，报告制度如有问

题引起的是行政处理，而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

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明确规定“条例施

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

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该案二审既然认定为非医疗事故的医疗侵权案件．则

属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不

应再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审理，而应适用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1期)

民法通则的规定。

法院审理医疗侵权案件，属于民事审判，其审理的是医疗行为，而非交通行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中，相

关权利义务均不一样，即使同一法律中，也不能错误

引用不同的规范。如果法院考虑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

而适用特别性规定，应当适用国务院、卫生部与《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同级别的医疗方面法规，法院却

要参照行政部门针对交通事故处理而制定的《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办法》，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何铁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务处副处

长，法学硕士．卫生法专家)：

第一，本例诊断上是否存在问题，处置是否合适?

从“胸部疼痛”的症状到“急性心肌梗塞”的临床诊断

到相应的用药构成了本案医方的思维线索。或者根据

描述，还可以看出医方采取的措施应为急诊急救状态的临时性处置。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都属于扩管、止

痛的对症处理。一方面，还没有更多证据显示，患者出

现了心肌梗塞，无论是相应的症状和体征以及有关的辅助检查结果；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显示，患者的心

肌梗塞发生了严重的进展．由于大面积梗死影响到心

功能或者合并／并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导致死亡。

所以，单纯从上述处理上看，医方还不构成误诊

误治，但是，还没有更多证据支持他们的一系列诊断

治疗的原因。同时，误诊误治本身并不能构成对医方的指控，而是要明确“过错”．直白地说，就是做了不该

做的，没做应该做的。从诊断到处置，有没有明显表现

为过错呢?从公布的材料上看是没有。所以医方的处

置可以说是“表见”适当的。

第二，法律适用是否得当?二审法院先后引用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及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二审法院的法律适用实际

上和前述一样，存在着法律适用的一致性问题。但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就

会存在法律冲突。

第三，二审法院判决医院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是

没有及时履行报告义务，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的规定，法院的认定是否合理。假设医院违反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规定，医院所应承担的是行政责任。其次，医院的报告对象是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原因是存在重大医疗过失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然

而前者尚未认定，后者尚未发生。报告目的是卫生行

政部门对重大医疗过失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的“知情”．

· 一7 ·

也许也有调查、核实、认定、处理的作用，但是，这些可

能的作用并不能“致使丧失鉴定条件，死亡原因无法查

清”。

第四，本例中，谁对死者的死亡原因负有举证责

任?举证责任倒置的要求明确，医方就医疗过程的无

过错和过错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那么，“死亡”在此是一个什么问题呢?逻辑上看，应当是“损

害”。那“死亡原因”就是对“损害”的确认。在医疗过程

中，有理由对“死亡原因”进行确定，可能来自客观证

据，也可能来自推理。问题就出在来自推理的这一部

分，还有就是连推理依据不足的部分。

就现行法律看，实际上还没有明确划分这其中的举证责任。现实操作中，有沿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有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扩大解释的方式 其间

确实有待进一步规范。

张宝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法律顾问处主

任，律师．卫生法学专家)：

第一．关于案由。本案案由依法应当是医疗事故

损害赔偿纠纷而不是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更不是知情权纠纷。医

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

案件是医疗纠纷案件中两个审判规则不完全相同的案由，尽管他们都属于侵权案件，具有完全相同的侵

害人身权民事责任构成，但案件性质不同，适用法律

不同，具体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争议的事实主张不同，举证责任均不同，因此明确医疗纠纷案件案由是医疗

纠纷审判的关键。本案中，原审确定本案案由是医疗

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正确的。但二审擅自改变案由为

“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

是错误的．一是违反案由法定原则：二是擅自改变一

审原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上诉人具体的上诉请求，也

未在判决书中说明“以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这个原

因侵害了上诉人的什么权利。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

不理”的基本原则，曲解了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

第二，关于法律适用。《条例》14条是为医疗机构

设定的对发生医疗事故或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向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的义务性规范。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应当

承担的是《条例》第56条规定的行政责任，而不是法

院裁判当事人承担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同

时，二审法院认定“未履行报告义务，致使丧失鉴定条

件，死亡原因无法查清，应负主要责任。”报告不是鉴

定的前提条件，二者之间没有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

果关系。

第三，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前后矛盾。判决认定

· 8 ·

“双方对杜死因未提出异议”，没有异议就是对死因的一致认同。那么．双方一致认同的死因是什么呢?这是

本案争议的焦点．而判决书恰恰没有说明。被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是医疗无任何过错．专家也认为，上诉人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过失行为。说明患

者死亡就是病死结果．而不是损害结果．医疗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是这个意

义上的“双方对死因没有异议”．据此判决赔偿当然是

错误的．否则．就是认定事实不清。如果认定死因是由

· 医事法律·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1期)

非法医疗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双方无异议”的话，依据《条例》第14条判决也是错误的。因为医疗机构

报告义务是卫生行政义务．该义务是否履行与死亡之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构成死因。根据《条例》第ll

条、18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义务告知病

人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未明确医疗机构负

有告知尸检义务．是否告知尸检与死亡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构成死因。

总之．本判决实属适用法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