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盘点领导人荐书：体现执政智慧和直面改革的深思

第一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盘点领导人荐书：体现执政智慧和直面改革的深思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盘点领导人荐书：体现执政智慧和

直面改革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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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中国成立以来，爱书、荐书的领导人不胜枚举，尤其是毛泽东，爱书如命，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就是明证，其藏书之多、读书之勤、荐书之广世所罕见。而近些年，大量经世济民的书籍引发外界的关注。温家宝多次讲话中提到和推荐的书就有一二十本，其中不乏中国古代经典，也有不少外国著作。领导干部爱书、荐书，这样的学习氛围自上而下地推进、日益浓厚。

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推荐过的这些书，有的指点江山，有的谋划改革，有的寻问历史„„体现着领导人的执政智慧和直面改革的深思。

习近平：《苦难辉煌》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总书记在与一些省级干部聊天时曾对《苦难辉煌》进行过推荐。《苦难辉煌》是由高层智囊金一南历时十五年倾注心智的力作。被称作第一本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图书，第一本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的图书。那么，他为什么要向省级干部们推荐这本书呢？有分析称，首先是该书所表现的那种信仰的力量。19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在那样的一个险恶的环境下抱成了团，在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撑下，他们披荆斩棘，历尽万重险恶，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求存求发展求壮大，写下的一路长歌惊天地泣鬼神。正是历经了这样的苦难洗礼，才有了今日的辉煌与复兴。其次，总书记可能还希望党的高级干部看事看物需要有战略思维与战略意识，要在险恶中看到希望，在得意时看到危机。《苦难辉煌》一书一直在讲着这样的因与果的关系，一直在用历史告诉读者，任何时候，都要有一种清醒的态度。所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此外，习近平可能还有一种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建军史正本清源的推崇。

李克强：《第三次工业革命》

新华社人物特稿里曾经提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尤其是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问世，立刻引起李克强的注意，他马上要求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特稿中提到：国际前沿科技杂志最新提出，海底可燃冰将会成为第三次能源转型革命性的替代品。他第一时间就批示给国土资源部，要求密切跟踪最新研究成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指出能源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过去曾给世界的产业与社会带来了2次

革命，如今正在迎接第3次革命。

该书认为在第3次革命中，依赖石油的经济将向以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经济转型。同时还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分享各个家庭的太阳能电池等分散型电源产生的电力，摆脱石油将成为可能。这或许意味着能源结构的调整也是总理的改革方向之一。

温家宝：《沉思录》《道德情操论》

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访问的温家宝，提及古罗马的马可·奥勒留所著《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除此以外，温家宝曾数次推荐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称“它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了腰封印有温家宝“推荐”的新版《道德情操论》。

温家宝说，书籍本身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人可以改变世界。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修养，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王岐山：《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

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并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有专家指出，这本书在中纪委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被推荐，虽然可以被理解为让人们对反腐的紧迫性、反腐效果关乎政权生死存亡有更为深切的认识，但反腐本身就不只是惩罚贪腐官员，只有以提高制度的整体有效性为基础，腐败的预防和惩罚才能有所成效。

受访专家表示，实际上作者托克维尔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如果结合王岐山在此次讲话中所提倡的“润物细无声”的反腐思路，其之所以推荐该书，恐怕也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够通过阅读这本书，重新审视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推行改革。

2013年，一篇热门新闻报道中还提到王岐山曾向下属推荐阅读《大清相国》一书，使得该书迅速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售罄断货。据《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透露，2007年该书出版后不久就曾有媒体报道过王岐山推荐此书。《大清相国》一书的最新版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社副社长龚湘海认为，这本书卖到脱销与王岐山的推荐不无关系。《大清相国》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三百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汪洋：《世界是平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他特别偏爱的是汤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在重庆任市委书记期间，汪洋就将此书当做寒假作业布置给重庆市的党政干部，到广东任职后汪洋又在多个场合大力推荐这本书。

任职广州期间，汪洋还邀请作者弗里德曼来访。这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对他推动的“解放思想”讨论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汪洋还向部下推荐美国哈佛大学知名讲师泰勒·本-沙哈尔撰写的《幸福的方法》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等人撰写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分析称他的意图是希望敦促一心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官员们，要关注生活和环境等市民层面的幸福。

领导人谈读书

毛泽东：饭可以一日不吃书不可一日不读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博览群书，他把各种有益的书籍都视为珍宝，须臾不肯离开，真正做到了嗜书如命。毛泽东关于读书的言论有很多，例如：“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1938年10月，党的六中全会休息时，毛泽东曾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习近平：读书能启发智慧滋养浩然之气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谈到了自己的个人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习近平还列举出多项读书的好处，“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李克强：不读书就难有思想火花闪烁

2013年5月，当时正在瑞士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观了位于伯尔尼的爱因斯坦博物馆，当被一位瑞士大学生询问 “你作为中国总理是否还有时间读书”时，李克强笑着回答：“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读书。如果不读书，就难以有思想火花闪烁，也难以了解人类文明进程。”

温家宝：要读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

2009年的“世界读书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国家图书馆，与青年人交流读书心得时说：“也许有人会说，没有时间读书。但是一个人一天总可以抽出半个小时读三

四页书，一个月就可以读上百页，一年就可以读几部书。读书要有选择，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整理 侯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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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断家务事”更需司法智慧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断家务事”更需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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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徐州一名80多岁的金老太太把三个儿子告上法庭,要求儿子们履行赡养义务。经当地法院审理,老人赢了官司却仍旧居无定所,只得栖身垃圾池。今年5月5日下午,郑集法庭副庭长陈魏带着老人的儿子来到垃圾池旁,体验了一把“蜗居”生活。(5月7日《现代快报》)从媒体刊发的图片可以看得到,老人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儿子,自家的房子不说是金碧辉煌,至少也是窗明几亮,但是却让养育自己的八旬母亲住进了垃圾池,过着无比凄苦的生活。当万般无奈的母亲把三个子女告上法庭,最终却是判决容易执行难,仍旧无法从垃圾池搬进儿子家居住。

从法律程序上来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只剩下强制执行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当地法庭虽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通过强制性手段要求老人的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对其不履行法庭判决的行为进行惩处,但是这样一来,很可能会激化老人和子女之间的矛盾,即便老人勉强搬进子女家里,恐怕也不会受到善待,更别说颐养天年了。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症结所在。

当问题陷入进退两难的时候,当地的法官却另辟蹊径,并且最终妥善地解决了问题。法官把老人的儿子儿媳等几个子女召集起来,然后把他们带进老人居住的垃圾池,让他们好好体验了一把自己老母亲逼仄的生活环境,凄苦的生存状态。结果,经过这样的一番体验,再加上法官和周围村民的劝说,满脸惭愧,满心愧疚的子女们很快就把老人接回了家里。为什么之前法院的判决,法官的说教都无法让老人的子女改正错误,善待老人,而仅仅是体验了一把老人“蜗居”的垃圾池,就换来了子女态度的改变?这就是司法智慧的体现。法律是冰冷的,但是冰冷的法律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也应该讲人情,有温度,尤其是在涉及这种家长里短,民事纠纷案例的时候,类似这样的“体验式执行”,其效果可能要远远好于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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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住房公积金管理亟待改革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住房公积金管理亟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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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据报道，住建部曾计划2012年底在全国100个城市实现住房公积金联网监控，但由于地方利益博弈一直难以实现。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到设立“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但考虑到已由国家开发银行组建住房金融事业部，似乎住房公积金并未融入新的改革方案之中。回顾历史，我国自199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示范作用下，1992年，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地相继建立了住房公积金。此后便进入了“各自为政”的时期。直到1999年4月，我国出台《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年虽有修订，但仍存在诸多制度缺陷。

实际上，我国住房保障制度一直是学习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公积金之所以成为住宅金融的重要融资工具，在于它有一独特的住房供给和分配体系。在新加坡80％以上的住宅都是由政府建屋局统一设计、兴建、定价并有偿分配给国民，85％的国民享有公共组屋，其中93％为产权房。通过“公积金＋公共组屋”模式，政府一手控制了购房储蓄资金的规模和价值，另一手又控制了住房建设的规模和住房价格。相比之下，由于国情相异，简单照搬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应该说，我国公积金制度曾经起到很多积极作用，如促进了住房分配从福利走向市场的转化、推动了中国个人购房抵押贷款的产生等，但也带来突出的矛盾。总体看，整个体系是人为条块分割的，且放任地方和管理机构突破现有规则。具体看，在公积金管理中，一是资金归集难；二是资金运用无序；三是增值收益法律归属不清、分配不规范；四是封闭运行造成资金短缺与闲置并存。

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住房公积金整体上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界定不清，并且现有各地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定位于事业单位，难以有效履行公积金营运的职能。此外，也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不仅缺乏自上而下的行业监督，而且现有规则所确定的三个监督主体：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专户存储银行、财政部门，在实践中往往形同虚设，因此地方的公积金管理才容易成为政府的“钱袋子”，甚至出现腐败案件。

长远来看，住房公积金作为住房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工具，并非个人利益再分配的手段，更要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职责区分开来。不管未来的住房公积金如何称谓，关键是通过改革来减少公积金管理的“行政化”色彩，真正使之成为一个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提高管理效率，改善经营服务。未来可以考虑尝试改造为政策性住房储蓄银行，亦可根据国情打造专业的政策性住房公积金资产管理公司。同时，还要为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戴上“紧箍咒”，既要构建金融监管机制，也要搭建行业监管的模式。当然，鉴于各城市公积金中心的情况差异较大，全国改革肯定有困难，所以可以选择相对规范的地方，进行先试点、后推扩的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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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国企领导人不是企业家的11条理由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国企领导人不是企业家的11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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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举报并戏剧性地被调查，是最近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笔者注意到，无论外媒还是内媒，对于宋林的称呼都出奇地一致：除了“华润集团董事长”的职务称呼外，人民网还称之为“省部级高官”，新京报称之为“副部级官员”，新华网博客称之为“央企高官”，一些外媒中文网称“又一高官落马”，等等。无一例外都把宋林当做“高官”而不是“企业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宋林不是企业家？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中国企业家的功绩、处境和命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本文所讲的中国企业家，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是企业家，是官员„„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那么为什么国有企业领导者是官员而不是企业家？为什么国有企业领导人不是企业家无论宁高宁时代还是宋林时代，华润集团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擅长资本运作和并购重组，在市场竞争领域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成为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后，宋林自然而然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宋林在华润集团的完整身份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而这两个职务都是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企业的职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搜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因此，宋林真正的身份是“中管干部”，宣布免除宋林职务的机构只能是中央组织部，而不是国资委。这也正说明了宋林的副部级干部身份。因此中外媒体说宋林是官员、高官，并没有错。

当然，并不能因为宋林等人是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就说他们没有企业家才能。相反，许多国企领导者是具有卓越的企业家才能的。比如改革以来出现的袁庚、步鑫生、马胜利、赵新先、褚时健、李经纬等。他们也具有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对于寻找市场机会的高度敏感性、执行决策的高效率和对创新的渴望。但是囿于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的限制，他们最多只能算是“有企业家才能的干部”，而不是企业家。

企业家和国企干部的重大区别

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干部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差异。主要有11个方面：

第一，企业家由市场产生，其劳动对象通常是私有财产；国有企业干部由组织任命，其劳动对象通常是全民财产。由此就形成了从管理体制、激励制度、约束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区别。

第二，企业家没有行政级别（按照中国政治身份的划分，就是群众，即老百姓或“民”）；国有企业干部有行政级别（其政治身份是干部，即官或吏）。国有企业干部的行政级别随着所在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走，所在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高，其领导人的行政级别也高，与其企业家才能并没有直接关系。通常，中央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有正部级（如中国铁路总公司）、副部级（53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厅局级；省级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有副省级和厅局级；市级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有副局级和正处级。

第三，企业家的才能主要体现为市场化的薪酬，也有个别企业家寻求政治待遇，但

最高的职位也就是工商联主席、政协常委以及人大代表等待遇；国有企业干部的才能主要体现为党政待遇和行政级别（在弱化行政级别待遇的同时，如果市场化待遇没有及时跟上，容易发生“59岁腐败”现象）。有少数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党政待遇能达到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民营企业家则没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委员会。

第四，企业家在所属企业内具有高度权威性和决策主导性；国有企业干部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企业的设立、投资、合并、分立、撤销以及领导人的撤换等重大决策，并不由他们主要决定（当然他们可以是主要参与者）。

第五，企业家的工作导向主要是公司的市场绩效，一般没有超越商业以外的目标；国有企业干部的工作导向则是多重的，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效益、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等，而且不排除干一些“政绩工程”，甚至经常以非商业目标替代商业目标。

第六，企业家的行为偏好是崇尚风险和创新；国有企业干部的行为偏好是稳定。这当然是由身份不同造成的。

第七，企业家通常敢于彰显个性、个人才能、价值倾向，充满个人魅力；国有企业干部通常深居简出，很少出来讲话，讲话也多数是照本宣科、官样文章，缺少个人魅力。

第八，企业家一般长期在一家企业任职；国有企业干部则有通道在国有企业与党政部门领导之间“旋转”。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第九，在政治协商会议的界别上，企业家归为工商界即非公经济人士，通常由中央统战部对口管理（于是出现了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也由统战部管理的奇怪现象）；国有企业干部则有中央组织部及各级组织部门管理。

第十，企业家违法行为由法律约束；国有企业干部违法行为首先由党的纪检部门约束。

第十一，很重要的一点，企业家没有任职的年龄限制，除非身体不能支撑或大脑跟不上时代；国有企业干部必须到点退休，无论其身体多好、水平多高。

总体而言，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根本属性是行政属性，是与党政部门的关系，而不是市场属性。其激励机制首先是党政激励，从副处到正处，一直到厅局级乃至副部级；其约束首先是纪检行政部门的约束，而不是重大信息披露的市场化约束。启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经过去15年了，今天仍然在原地踏步。只要国有企业领导人拥有一天行政级别，就一天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家才能和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市场体现。更多池州事业单位招聘信息，欢迎登陆：池州人事考试网 池州事业单位招聘网

第五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改革不到位真医院也会站着“坑人”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改革不到位真医院也会站着“坑人”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自古人们相信邪不压正。不过在有些时候，这句话要反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媒体报道的“冒牌医生看病案”，就是一例。话说河南平顶山叶县的一家公立医院，把妇科承包给私人建立“微创中心”，然后私人又雇用冒牌医生连蒙带骗、接诊看病，把国家新农合当做唐僧肉，偷梁换柱，获益匪浅。不过，骗了一年后，终于阴沟翻船，承包人和假医生双双锒铛入狱。

“公立医院禁止外包出租科室”，这是多年前卫生部就规定的铁律，而且卫生系统先后进行过多次整治、出台过多项措施予以查漏补缺，可还是有人胆大包天，面对“唐僧”周围的徒弟们，依然铤而走险，竟然屡屡得手。

有一种承包叫改革，比如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还有种承包叫创新，比如当年国企改革下的承包制，充分调动上下积极性，盘活国有经济。可是，还有一种承包叫“祸国殃民”，比如一些公立医院搞的这种承包，目的只为钱，过程全不管，一旦出了事，自有替罪羊。不是吗？不看资质、不论真假、不管结果，法规政策禁令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过骗子们锒铛入狱，那些“引狼入室”者付出的代价和获益相比，两极分化得厉害。

叶县这家医院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当下医疗体制弊病、机制僵化的病象而已，即使把院长撤职查办，也不过是锯掉皮肤外面的箭杆而已，箭头不拔，贻患无穷。啥弊病呢？一方面让公立医院承担公共责任、彰显公益，另一方面又对其投入不足，鼓励其到市场中经风雨；一方面各方对“白衣天使”的要求非常高，另一方面医生的执业自由匮乏、医院的外力监督疲软。于是乎，红包问题、外包问题、回扣问题、天价问题„„都按下葫芦浮起瓢，你方唱罢我登台。“假医生”在“真医院”干起了骗人勾当，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当下“真医院”羽翼下的“假医生”们并不罕见，甚至“真医院”的科室外包给另一拨“真医生”，干的活却和“假医生”们大同小异，比如很多大医院的美容整容业务基本都外包给他人，同样的水平和项目，就因为挂着大医院的牌子而价格飙升——你却没法认定他们涉嫌骗局。

真假问题不是医疗乱象的本质，如果改革不到位、不加快，“假医院、假医生”干的事，“真医院、真医生”也可能干，而且还干得冠冕堂皇，抓不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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