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澳门演讲词《从莫言获奖说起》

第一篇：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澳门演讲词《从莫言获奖说起》

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澳门演讲词

《从莫言获奖说起》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

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

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

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因为海因里希·伯尔除了骂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以外，不说别的。后来我有幸在伯尔去世以后在伯尔的别墅里生活了6个星期，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伯尔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当时德国的总理科尔虽然对他获奖不感兴趣，但也得去他居住的小村落的家中表示祝贺，礼貌性地喝一杯咖啡。科尔是政治家嘛，表示对文人的尊重。

瑞典科学院绝对不承认它和政府有任何的关系，瑞典科学院它奖西方作家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奖励“左翼”。咱们应该熟悉葡萄牙的获奖者萨拉马戈，他是葡萄牙共产党人，是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密友，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前领导。还有意大利“左翼”的作家迪里奥·福，他自己都不相信得了奖。

瑞典科学院坚持它没有政治意图，但是它的评委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作家也是这样，从作家来说，包括萧洛霍夫在内，他也不承认他是受苏共的支配来写作，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来写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的内容。作家也好，文学也好，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灭了以后，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被消灭了，这可怎么办，没辙！

但是文学又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比较丰富，比较复杂，需要人性，需要性情。文学写的是生活的经验，还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内心的情感、想象、梦

幻、经验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它是毛茸茸的一片，是原生态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时代，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温暖，是一种吸引力，是爱，甚至哪怕是欲望，也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说我这样亲一下是为了击倒、打倒帝国主义，那样亲一下说不定能给台独分子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可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具体、形象，它充满了情感。韩少功先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是想不清楚时的事！莫言先生也坚持这样，他说：“我认为文艺作品比政治更大！”他说的更大的意思是涵盖的面更广，因为你可以写天时地利，可以写风花雪月，你可以写花鸟虫鱼，政治上不会天天研究这些。尤其你还可以写男男女女、少男少女、老男少女、老女少男„„写很多很多的方面，这都是你别的领域上所得不到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文学可以保留更宽泛的解释，对文学做那种狭隘的、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的解释那是有害的、愚蠢的、可悲的！我们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三)

第三件事就是要说一下，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因为直到得奖以前都有很好的评论家、文学家、教授在那声言：“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莫言得了奖，我从此戒饭！”不是戒烟、戒酒，是戒饭。撂过这种狠话！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余华先生去讲话，有学生就说五四时期的作家怎么好怎么好，你们现在怎么糟怎么糟！余华这次真急了，他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好？他就提了几个名字(是前辈，我这就不提名字了)，他们的作品现在高中学生都作得出来！你看我写的小说，比他们写的不知道好多少！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还没有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价值了！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了以后，起码戒饭的先生他可以少说一点话，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奖。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的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10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有趣。

反过来说呢，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高行健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

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这个说法也听着过瘾，尤其是没有得奖的人，一想得奖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马上让人扒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暂时没有人非要扒我的衣裳，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话呢，我要说，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如果你要这样扒的话，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请咱们在座的学文学的人给我说出10个人来，你们谁能说出10个人来？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在哪里？你说不上啊。我知道的还多，因为我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我在伦敦见过索因卡。索因卡一个黑人作家，又年轻又可爱又帅——靓仔！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爱尔兰的作家希尼，美国的作家布罗茨基——他波兰人。一大堆人啊，谁看过他的作品啊？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间说的这是一种感情用事之论！不用管他！

莫言他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这个《爆炸》我现在别的已经全忘了，我就记得他是一个儿子，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当时还没有预见到我都78岁了还有兴致到澳门大学来谈莫言，这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因为那个《铁皮鼓》一上来吸引人的就是德国的一个矮个子的士兵，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个妇女的裙子里面。然后在裙子里面跟掩护他的这个女人发生了性的关系，然后就产生了他的爸爸。这样写爸爸、爷爷，德国人肯定是第一个，但是莫言跟咱们抡到他爷爷、他爸爸上来说事了，就是他敢于突破中国人的观念。

然后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他像井喷一样。他说他40多天就写一部小说，那个顾大炮就说：“我们德国人写作一年最多不超过20页，他40天就写400页，这样的作品能是好的吗？”我想他真是德国人啊，不是德国人哪有用单位时间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啊，这完全是德国工程师的思想方法。然后莫言有这样的冲动，然后他一直在坚持写作，但是如果说莫言的写作有些地方写得粗糙，这绝对是真实的，说他有些作品有时候自我有重复，这也是真实的。说我们作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写出更加美好的作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见仁见智，有的说我就是讨厌莫言的作品，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讨厌你不看就完了嘛！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从那个基金会给钱，又不需要你纳税，这个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奖毕竟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当代文学是个好事。我说过，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没有当代的鲁迅。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诺贝尔文学奖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很熟悉的“小哥们”莫言就得了。

有一种无聊的议论，就是认为莫言得奖不够格，原因是莫言没有认真地反体制，这不是要求作家又红又专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专，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与红卫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叹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中国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是无愧于我们的读者与我们的前辈的。

当然，文学再伟大，它是活人写的，活人是有缺点的，有急躁的时候，有不能脱俗的时候，有酒喝多了的时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时候，所以有缺点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由于多媒体的发展，由于视听文艺的发展，又由于网络的发展，所以从国外就有一种怪议论，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说人们不用看小说，看小说干什么？看电视剧就行了嘛！听爱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见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这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是不是？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感谢瑞典科学院他们坚持办这么一个奖，告诉我们书还是要读的，字还是要写的，文学还是要做的，文学系还是要设立的，驻校作家也不妨继续传下去！谢谢！

(赵进根据演讲录音整理。)

第二篇：王蒙：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

2012年，莫言获得了内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出现了各种说法。现以此为典型案例，作分析如下：

第一，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奖，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北欧的大致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当认真地从事着评奖事业的专家，有相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因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断受到质疑与批评指责。

第二，它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符号，从事这项评奖工作的个别专家，确实也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种种表现，对中国的文学常意在指点。中国的一些人士，则对之又爱又恨，又羡又疑，又想靠近又怕上当，既想沾光贴金扩大影响，又怕被吃掉被融化演变吃亏。有些写作人，像小蜜蜂一样地围着被视为权威的评奖人士飞舞（语出香港作家黄维梁教授），希望通过此奖的认可来为自身加分求证添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正在迅速崛起、和平崛起的我国，在文化上还缺少足够的清醒的自觉与自信，对外部事务的知晓也还有待推进。我们可以通过莫言获奖这一好事，总结提高以非强势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独特文化、面对强势主流文化时的各种经历与经验教训，我们应该逐步树立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明朗阳光、该推则推、该就则就的敢于正视、敢于交锋、敢于合作、敢于共享的通情达理、尊严、自信、坦然的态度。

第三，我们现在很提倡中华文化的 “走出去”，一出国门，就会碰到同样一个非强势非主流文化面对强势与主流文化的问题，有时候你不想讲意识形态，但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们揪住你的意识形态不放。有时候对方认为他讲的是并无意识形态色彩的普适价值或专业学术，但是引起你的意识形态的深恐上当的警觉，尴尬而且踯躅为难。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和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我们要大大方方，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当然，看到那些八国联军式的高高在上的对中国的指手画脚，也令人觉得他们还迷迷糊糊地生活在庚子年间。

第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十分个性化、风格化的创造，它的接受、欣赏、评析、传播也是与受众个人的个性与风格爱好分不开。诗仙诗圣，唐宋八大家，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普希金与拜伦、雪莱，哪个第一，哪个次之，岂有公认定论？奖励文学，排名次，是非常困难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在当今信息化、媒体化、市场化的时代，寂寞的文学与它的主体即作家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相当愿意得到社会的扶持乃至炒作。与此同时，一些掌握了相当的社会资源的人士，有志于通过评奖推动文学事业，发现尚未被认识的文学天才，向受众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直至从财务上支持作家并客观上支持严肃的文学出版事业，这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欢迎与赞扬的义举。

第五，文学奖搞得再好，它不是一个文艺学、语言艺术、美学、小说学或诗学的范畴，它主观上是一种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动，最多是文化活动文化事业文化行为，不是文化创造更不是文学创造本身。客观上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品牌营销，是文学的推手，当然也是已有成绩的文学家的美梦，是名利双收的大喜事，是为自己的作品与知名度进行促销的天字第一号手段。

第六，生活中常常让你觉得大奖比被奖的文学作品与作家更牛得多。一本好书出了，不过如此，大奖拿上了，响动甚巨。原因是大奖调动了社会资源，与国家、权力、财力结合在一起，（如诺贝尔奖是由瑞典国王授予的，芥川龙之介奖是由日本天皇授予的。法国的龚古尔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高的规格。同样，龚奖也受到为出版商谋利的批评）堂堂皇皇地闯入文学的象牙之塔（如果当真有这样的塔的话），以世俗之力去干预有脱俗之心的语言艺术。这样，各种奖被传媒与大众所十分关注。而单枪匹马的作家，没有这种实力。

第七，好的文学奖最感人的是它的伯乐作用。一个默默无闻的爬格子——敲键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正是大奖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处。但是大奖也可能挂一漏万，也可能有遗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这也难免。前者我们可以举出海明威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者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旧俄作家。对此，我们可以客观评价。既不必苛求苛责，也不必对某奖顶礼膜拜。我早就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模仿一个电视广告词：“诺贝尔文学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

第八，文学追求脱俗，作家与做奖，不可能绝对免俗。作家与做奖，都是肉体凡胎的人类干的活。获奖者不是神仙。奖不是天赐金钟罩或飞天成仙灵药。各种世俗生活中都有失误或缺陷，作家与做奖都不例外，这不足为奇。我愿意相信主办此奖的专家的纯洁心意，但世俗中的人的判断受到世俗因素的影响，也属正常，例如受到国际形势、国家关系的影响，受到本身的价值取向的局限，受到社会风气时尚的影响（有时候刻意地去反时尚，也是受到时尚影响的表现），受到语种与翻译的影响，受到影视戏剧视听作品的咋咋唬唬的影响，乃至存在着某种公关活动的影响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关键的关键仍然是作品。没有好的作品能翻译好？能搞出好的配方？能响出动静或拉好关系？能碰上铃兰花（瑞典国花）运？离开了文学作品谈某某获奖，那都是庸人论文，是将文学奖与文学干脆八卦化。

第九，诺贝尔文学奖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不少碰撞。苏联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的获奖，都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负面反应。但肖洛霍夫获奖，则是皆大欢喜。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诺奖颁发也曾与美国龃龉。包括对莫言影响甚大的诺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他曾长期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并因此受到美国作家的强烈抗议。诺奖也奖过阿拉法特的友人，葡萄牙共产党人作家萨拉玛戈、意大利左翼剧作家迪里奥·福等。我们最好不要简单地将此奖视为异己敌对势力的表演，正如不能将瑞典学者视为中国文学的考官与裁判一样。

第十，莫言获奖当然不是偶然。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勇的想像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于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早在11年前，日本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预见了莫言将获此奖。

第十一，有人不喜欢莫言的作品，指出他写作上的某些粗糙乃至粗野粗鄙。这里有个性上的隔膜，也有言之有理的真知灼见。大奖并不能帮助作品的完善，这些评议是完全正常的，乃至是有益的。

第十二，说莫言的作品是皇帝的新衣，不如说许多庞然大物有皇帝新衣即破绽的一面。这奖那奖也未尝没有破绽，人类文明、民族传统、普适价值，吹得上了天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说法，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托尔斯泰大贬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厌烦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都有它的道理，也都不是结论定论。

第十三，文学的魅力之一是它的可解读性，即它具有相对阔大的解读空间与分析弹性。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完全可以你解读你的，我解读我的。不能因为别人的解读不合我们的意就疑神疑鬼，也不必跟着北欧的风起舞，甚至于也用不着急于给莫言搞操行评语。至于将对莫言获奖的讨论变成对莫言的政治鉴定，责备莫言尚未做到又白又专、成为现行体制的敌手，那种立论，廉价、偏颇、浅俗、几近疯狂。

第十四，莫言获奖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他使中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气十足的“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元素。也就是中国文学中出现了认真的诺贝尔元素。这与主观动机与一厢情愿的解读无干，莫言获奖意味着互相的承认。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讲话《讲故事的人》获得了诺贝尔所在地的知识界的好评，也全文刊登在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太好了。它有利于民族、本土、中国特色与西欧、北美、基督教文明即所谓普适或普世的交通直至对接，用文学的夸张来说，它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的繁荣发展走出去与请进来。如果此后中国出现十个二十个更多的莫言与获奖事态，中国将会有所不同，世界将会有所不同。它的意义要慢慢地看。一些持反面看法的鼓噪者，正是力图用零和模式，用非此即彼的思路来简化世界。

第十五，诺奖开始运作以来，已经颁奖给一百多位作家，真正对文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与作品，其实有限。有人视诺奖为神明，视本土作家为粪土，这是面对强势文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虚无主义表现，也是十足的愚蠢与幼稚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