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教学思路,把握学习规律——访语文教育专家周正逵先生

第一篇：转变教学思路,把握学习规律——访语文教育专家周正逵先生

转变教学思路，把握学习规律——访语文教育专家周正逵先生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周正逵先生有精辟的论述：“命题不当，误导教学，是造成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难度有余，高度不足，是语文命题的最大弊端”“弯弯儿绕，烦琐哲学，是束缚语文能力发展的精神桎梏”。

“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包括七个方面：语文知识、语文能力、生活体验、文化教养、思想品德、思维品质和审美情趣。

语文不等于语言，不等于文学，也不等于语言加文学，它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更丰富的内涵。总体看，语文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有特定的性质、特定的内容、特定的任务，当然也就有特定的方案。

语文课的核心是什么，“语文素养”的语文知识、语文能力、生活体验、文化教养、思想品德、思维品质和审美情趣七个方面也不是并列的，并列起来就是大杂烩。以哪个为核心？假如以思想品德教育作为核心的话，那就是过去的把语文课当成政治课。语文课离不开思维训练，但是思维训练不是语文课的核心；语文离不开思维和审美情趣，但是审美也不是语文课的核心；语文包括文学但不等于文学。过去有人提倡也曾经尝试过，把语文知识当作语文课的核心。有人就建议语文课建立一套语文知识体系，用语文知识体系来编教材，来教学。语文知识以前概括为八个字：字、词、句、篇、语、修、逻、文。按照这个编教材和教学，实践证明很实用，但语文课本身不是知识课，它不是要学系统知识，它是要培养一种理解和运用语文的技能，这种技能离不开知识，但不是系统的知识所能解决的，而要不断地历练。这个练当然也是有规律的，是科学的训练，在训练过程当中离不开知识，但是知识不是它的核心。所以我们不能设想编一套语文知识课本就能把语文学好。

语文离不开生活，写作离不开生活，以生活体验作为语文核心行不行？ 1958年大跃进有过尝试，那时候搞教育大革命，师生根本不上课，老师领着学生上山下乡，去参加革命实践。河南一所小学有个试验就是带着小学生上山下乡一个月，回来之后就能写上万字的日记，以为提高语文能力就是生活，实际行不通，因为深入生活、体验生活那是作家创作的路子，作家创作和中小学生不同，中小学生写作能力不过硬，他们的任务是要解决写作能力的从无

到有，如何学会写作。作家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写作能力，体验生活是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中小学生来说要提高文化素养，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培养语文能力。新课标主要针对应试搞训练，机械性有余，科学性不足。语文课离开科学训练是不行的，不能因为反对机械训练而连科学训练全盘否定。

桑：“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对传统语文教学产生了很大冲击，您认为语文教师应当如何把这一理念应用于教学实践？

周：新课标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综合性学习等等，这是很好的理念。语文是母语学习，它和其它的学习有很大的不同。在母语环境中学母语，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自学。学母语第一靠模仿，第二靠实践。从模仿这个角度来说，学习母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到处都是课堂，到处都是教材，到处都是老师，关键在于自己肯不肯自学，会不会自学。长期以来我们恰恰把这基本的东西给忽视了，老师一篇一篇地讲，学生一篇一篇地听，一篇一篇地记，考试就考这有限的几篇文章，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大多数人学不好。少数学得好的是不受此限制的，靠家庭影响、靠课外阅读或者靠课外练笔。从课程改革的角度强调要倡导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母语学习与语文能力的培养主要靠的是个人的习得和个人的钻研。语文学习跟自然科学学习有些不一样，语文学习一靠积累，二靠实践，这个积累是个体的，比如说学习文言文，按照前人的经验必须要熟读成诵相当一批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个积累过程，没什么合作因素，主要靠自己下功夫，记住记不住是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第二，靠阅读实践，博览群书靠的是看。靠个人去钻研，个人去理解，结论要有个人的特色，并不是导出人云亦云的观点，个体实践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学生自主学习是不成问题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谈得上理解，在理解相当深刻之后，才可能进一步去探究，这个探究是必要的，但不是贯彻始终的。

现在，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强调要自主，要合作，要探究。学生不认真读书，识的字很少，理解的字很少却不断地在那里对话。新课标提到“阅读是学生、老师和文本之间的对话”，主要指学生跟书本之间的对话，课堂上应该利用有限的时间很好地钻研文本，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对话。“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既不能抱抵触情绪，也不能盲目地加强理论研究，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语文教学当中这篇课文怎么教，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刻画人物的方法是什么，我觉得研究得太多了，多得甚至有点过了，这难免把学习方式形式化。

桑：语文教材改革是实施新课标的出发点和基础，您主编的高中语文实验教材从哪些方

面体现了语文教材改革的总体构想？

周：文革以后的初中语文教材不断改进，高中教材却没有大的改革。1986年以后小学和初中教材编写出现了好多新的思路，也有了新的面貌；高中教材因为受高考的制约所以没有多少改动，普遍用的是人教版的教材。这套教材在1997年以前基本上沿用的是文革以后编的教材，之后基本路子没有改变，它最大的问题是体系陈旧，没有明确的训练目标，没有周密的训练计划，没有系统的训练内容，学生读了不少的文章，脑子里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整体印象。这个问题从文革前到现在一直存在。多年来的高中语文教材编写模仿《昭明文选》和《古文观止》，取其一点沿用下来，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从一大堆文章里挑选一些，按照内容深浅或者文章体裁编排下来，这就算是课本了，师生读了之后有没有收获就不管了。这种编法没有多少科学性，我觉得这是造成课本陈旧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的语文能力培养主要停留在“听说读写”层面上，大纲里这样提，论文里这样写，教学当中也这样贯彻，说具体一些就是四字并重，哪一个都不能忽视。还有一种观点是语文教学偏重读写，忽视听说；认为语文现代化就是提高听说的训练，或者是听说读写，齐头并进。这反映出我们的研究水平缺乏深度。在母语环境下学习语文，和学外语是不同的，学外语应该是听说领先，读写在后。在母语环境当中听说是不存在问题的。现在的小学生从六岁入学开时他的基本听说能力就已经相当发达，读写能力几乎等于零，所以语文课首先教给学生的不应该是口语表达。学语文的起点应该是书面语言的知识积累和能力培养。汉语现代文和文言文是两种层次不同的书面语言，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和和社会交际都有用途。从阅读角度来说，具备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应该有文言文阅读能力，否则是一种知识缺陷。新课标倡导的阅读是师生和文本之间的对话，这是一种静态描述。学生的阅读能力究竟如何形成，如何发展，没有这方面的解答，教材本身也没体现出来。这二十多年来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编了一套高中试验教材。从1985年开始试用，高一课内是文言读本，课外是现代文选读；高二课内是文学读本，课外是文学作品选读（上、下册）；高三是文化读本（上、下册），课外是文化著作选读。高一文言读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共有八个单元，要求学生诵读四十到五十篇文章、八十到一百首诗，这里面也讲一些知识，做一些练习。高二现代文选读强调的课内教师作指导课外学生自学。高二的时候文学读本也是八个单元，上册是古代诗歌鉴赏，现代诗歌鉴赏，古代散文鉴赏，现代散文鉴赏。下册是古代小说鉴赏，现代小说鉴赏，古代戏剧鉴赏，现代戏剧鉴赏。课外就是它的延伸、扩展。高三上学期的文化读本是社科等论著的研读，包括语言文字论著、文艺论著、历史论著、哲学论著、教育论著等，下学期是自然

科学方面的科学文艺的研读、科技说明文的研读、科学论文的研读，科学家传记的研读。概括起来说是文言、文学加文化。这个“文言、文学加文化”在内容上作了区分，一个年级一个特点，这样就比较系统了。因为一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同时时间比教充裕，到了高三就没有时间了，高三就属于浏览性的。那就是说课内的不足要从课外加以补充加以引申，此外还有写作课本，写作课本是一学期一册，高一训练的主题是思考与表述，高二训练的是思路，高三训练的是思辨与立意。这个内在的联系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能级递进，从阅读能力来讲高一着重训练的是理解的能力，高二着重训练鉴赏能力，高三训练研读能力。

1983年开始编文言读本时社会上正反对文言文，当时大纲里还没有文学教育的时候，我们编了文学课本，现在才被社会接受。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的构想，现在是21世纪的思路，人们接受这种理念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真正改革就得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实际用这个教材你不用刻意去提什么新课标的问题，用这套教材去实施具体的操作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一线的教师毕竟时间有限，理论水平不高，解读新课标难免会有一定的难度。老师是要读教材、用教材的，新课标和一线教师实际上不能直接发生作用。

桑：您认为学生应该如何克服对语文学习的偏见？语文学习是否也有规律可循？

周：首先要重视语文学习。将来进一步深造也好，自学成才也好，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语文这一工具。语文学好了，在现代社会当中是职业转换的必要条件，职业转换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语文基础要好，语文基础好的话随时可以转换，今天经商明天可以当公务员，后天可以“下海”。其次，要树立语文靠自学的观点。语文成绩好往往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自己学出来的。鲁迅的最高学历是仙台医专肄业。留学之前在南京读了两个中专，一个是南京水师学堂，一个是南京矿务学堂。他在中专学习期间国文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应该得益于在“三味书屋”学习时打的基础。当时读的是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他一方面接受正统训练，另一方面看了许多课外书，再一个是受家庭熏陶。“三味书屋”没有太好的条件，老先生也绝不是现在的特级老师，也不讲这么多学习法，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好的读书环境。鲁迅先生从这里走向水师学堂，走向矿务学堂，后来改学医，最后弃医从文搞文学创作。他成为文学大家是时代的造就，也是因为语文功底好。如果他的语文功底不好的话，他能够成为政治家、军事家，却成不了文学家。他的扎实的语文功底是在少儿时期，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初中阶段奠定的。所以学生在学语文的时候要有自学成才的观念，不要过于依赖老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要抓住学好语文的黄金时代，语文这门课学的是母语，语文学习在小学和初高中阶段打好基础，将终生受用不尽。相反如果一个人小学和初

中阶段没学好，高中再补课就难多了。语文素养如何，初中就可以定型，那是学习语文的黄金时代。

对于中国人来说，学语文的捷径是加强文言学习，文言文和现代文有内在的联系，现代文是由文言文发展过来的。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历史记载的材料大部分是用文言写下来的。要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化，要从古代文化当中吸收营养，没有必要的文言阅读能力就等于是文盲或者是半文盲。学好文言文是学好现代文的必要条件，学文言文是提高作文水平的必要途径。过去鲁迅反对学文言文是限于当时的政治背景。现在许多学生甚至一些作家文言功底太差，作品写的多了，一年可以写几百万字的作品，但是从语言上来看，都不是传世之作，是应景的消遣性作品。真正的大作家古文功底深厚，写现代文也得心应手。有人曾经说农民作家赵树理没有读过文言文，翻一翻赵树理的传记可以知道，赵树理是私塾出身，文言文底子很好。他把文言里的一些精华吸收了，又融合民间语言，写出了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作品。桑：语文教师应该如何处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之间的关系？

周：语文教师普遍存在一种心理：“我是教书的，我想多解决问题，少谈主义。”他们对语文教育理论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精力顾及。看书、看杂志主要看一些具体的教案、教参。把别人现成的教研成果拿过来，依靠教参过日子绝对不会有出息，基于此，叶老在文革前就不提倡编教参。现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教师离开教参教不了课。尽信教参不如没有教参。教参顾名思义就是教学参考，不是让你照搬。教材编写者的水平非常高，教参编者往往是二流三流水平，真正一流的教研人员是不会去编教参的。编教参带有很大利益上的驱动，那不是真正搞学问人的所为。以教参为参考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不能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