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法的诚信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界定及各国的立法例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也是所有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宗旨，是为了维护某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建立在一定道德基础上的。就内涵而言，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在状态。就外延而言，诚实信用原则有一定的扩张性，可以补救法律规定的不敷使用。诚信是一个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在一个不讲诚信，投机成风的社会里，法律规定的再细致也是徒劳的。这因为法律不可能细致到对现在已经出现，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情况做出规范。所以，诚实信用
是一个人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一向十分重视诚实信用这一伦理的标准，朋友之间以诚信为本。到了现代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乃至欧美的其它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基准进一步提升到民事立法中去，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如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为之。”，又如日本民法典新增第一条规定“权利之行使用义务之履行，应依信义诚实的为之。”，还如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诚实信用原则之重要性。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必须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作为
每个人不得不遵守的基本原则。我认为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
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活动主体与法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按定义理解，它涉及的是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事人之间，各自应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以方便实现应该得到的利益，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要求。当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去平衡，一方以如欺骗的步伐手段非法侵占他人利益时，法官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重新调整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以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良性发展。在当事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依照社会法学流派的观点，应该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人不得损害社会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也正体现了这一点的要求。使得当事人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获得正当的利益。同时，诚实信用原则又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所所要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是“公正”、“正义”。而法官正是正义的守护者。民事活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很难用硬性的法律条纹把每一个细节都刻画下来。在法律没有涉及的领域起着解释和补充法律的作用。
第二篇：我国合同法诚信原则
我国合同法诚信原则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中国古代时就被广泛推广。在中国古代一般就治国思想分为儒家、法家、道家，但不管是哪家的学说，说道底都是在“诚信”上做的文章，仅仅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更是将“诚信”上升为法律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人治的原因，“诚信”在许多时候被作为判罚的依据。由此可见，诚信原则在中国是有其悠久历史的，它扎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意义上的为各国广泛采用的“诚信”源于罗马法。就当代中国而言，对“诚信”的理解已经同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基本一致，与中国古代关于“诚信”的理解已有很大的不同了。概而言之，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以善意的心理状态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其次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规则，它从道德要求出发，以法律的手段规制人们的行为，确立起牢固不可动摇的交易道德准则。而诚信原则又与公平正义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共同构筑了市场主体行为的范围，要求市场主体得在不损害他人与社会利益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后诚信原则不仅是守法原则，更是司法原则，从而实现民法理念以及填补法律的空白与漏洞。
信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整治经济秩序，重塑社会信用不仅需要强化诚信观念，而且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手段整治社会信用。而我国合同法就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重要原则。
随着科技社会的不断进步，交易的日益频繁与复杂，经济走向规模化、社会化，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似有所下降，而诚信原则经过学者的推崇，已渐上升为合同法中的核心原则，甚至被尊为“帝王条款”。可见其在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在交易中讲究诚实信用，已不仅是道德需求，更多地具有了经济价值。合同法诚信原则因其对合同行为全过程的规制，在维持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费用，鼓励交易成功，解决交易纠纷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诚信原则与自由原则被称为是合同法的两大主线,贯穿合同成立、履行、解释等阶段,在合同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执行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相信双方在进行一个都能获利的交易,在当事人进行交易的整个过程中,需要最低限度的信赖,诚信原则作为一个法律与道德的保障,在合同法中的功能非常突出。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有诚实、守信、善意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当事人有诚实、善意的主观愿望，在从事交易活动中,应当忠于真相,不得欺骗他人,损人利己。在订立合同后也应恪守诺言,任何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都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其次，诚信原则要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都是各个交易主体追求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需要以诚信原则来加以平衡。并且诚信原则不仅要平衡当事人的利益,还要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即要求当事人不得乱用权利,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最后，诚信原则具有解释法律合同的作用，要求在法律和合同缺乏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司法审判人员应根据诚信、公平的原则,准确解释法律和合同。
我国《合同法》明确了诚信原则的地位和适用范围。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履行的过程中及合同订立前与合同终止后,都要遵守诚信原则,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第一,在合同订立阶段,虽然合同尚未订立,但当事人之间已产生了邀约或意向上的关系,双方都有向对方如实告知的义务。如一方当事人应如实陈述商品的瑕疵、质量情况;如实向对方陈述一些重要情势(财产状况、履约能力);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第二,合同订立后,双方当事人都应当依据诚信原则遵守诺言,认真做好各种履约准备。如果一方在履约前出现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定情势,另一方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要求暂时中止合同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履约的担保。但是,在行使中止权利时应遵循诚信原则及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能因对方暂时的困难便借故终止合同。第三,在合同实施阶段,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一方当事人以善意方式履行其义务,另一方当事人要积极配合,相互协作。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诚实、善意地履行义务。第四,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只有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根据诚信原则也可以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应提前通知对方协商进行,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五,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尽管双方当事人不再承担合同义务,但也应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承担一些附随义务。如受雇人在雇佣关系终止后,对雇佣人的商业秘密等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很明显,诚信原则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其实际包含的相当难以把握的规范性内容,而在于其作用,使一些宽泛的道德准则具有了法律效力。在《合同法》中,诚信原则在很多条款中都有所体现。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诚信原则将成为合同法中人与人交往永不败落的规范。
第三篇：灌阳县原代课人员诚信承诺书
灌阳县原代课人员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我所填写的“灌阳县原代课人员身份认定和工作年限登记表”中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辞退时间及原因、从教年限、人员类别、从教经历、证人证明材料、联系电话等）所有基本信息真实可靠，提供的证人证明及相关材料真实，所有信息及材料绝无虚假。
本人将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并愿意承担提供虚假信息及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自愿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同时自动放弃本次养老保险补助的申请资格。
承诺人：（亲笔签名，加盖手印）承诺人工作单位（或居住地）：
年月日
第四篇：保险合同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去魅
保险合同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去魅
关键词: 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披露义务
内容提要: 保险法学说和理论不妨对“最大诚信原则”予以淡化和去魅，因为该原则的普通法渊源并不明确，其与大陆法系民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并无历史关联，且已有学说和司法认为其语义浮夸误导。不仅如此，保险商洽中的披露义务并不依附于“最大诚信原则”;这也意味着该原则在保险法上并非必要。
通说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投保人告知义务是该原则的典型表现。[1]35-36 此外，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体系中具有至高地位，因此大陆法系中的保险法学者通常容易纯粹从逻辑上倾向于认为最大诚信原则不过是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领域的强化。但是，仔细深究可以发现最大诚信原则在判例法中渊源不明，也与民法法系中的诚信原则没有历史关联，其意义本身空虚矛盾，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足以涵盖之。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判例法渊源并不明确
虽然保险制度滥觞于欧洲大陆，但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法乃是伴随着英国近代历史上发达的海上贸易而肇始于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因此，追溯保险合同法“最大诚信原则”的渊源，首先应该从英美法着手。最早以成文法明确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法律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但该法主要是对此前英国保险领域判例法的法典化编纂。[2]20 因此，追溯“最大诚信原则”的渊源时不能止于该法，而应进一步上溯至相关判例。在此方面，英国1766年Carter v Boehm案[1]在“最大诚信原则”的学说史上似乎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不少论著举凡论及“最大诚信原 1
则”的判例法，必然会先从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就该案的判词开始。无怪乎有学者指出最大诚信原则最早源于该案。[3]47
但是，曼斯菲尔德勋爵在Carter v Boehm案中“只是强调保险合同需要当事人的‘诚信(good faith)’”[2]，并未言及“最大诚信”。在审理该案时，曼斯菲尔德勋爵指出：“保险乃是基于投机的合同。赖以估算事故之偶发概率的特殊事实主要仅为本案被保险人独自知悉;本案中，承保人信任被保险人的陈述，相信被保险人为了使承保人误以为本案所涉情形并不存在而隐瞒其(被保险人)知道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承保人对风险进行评估，以为并不存在风险。实际上，被保险人隐瞒本案所涉情形，此为欺诈，故保险单无效。尽管此种隐瞒可能由于错误而发生，尽管被保险人并无诈欺之意，但合同依然无效：因为承保人实际承担的风险完全不同于其合同订立时所理解、评估并拟承担的风险。如果承保人隐瞒事实，则保险单同样无效。比如，承保人承保一艘航船，但其暗中已知该船已经安全到港。此种情形下，被保险人可起诉请求承保人返还保险费。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合同和交易。依据诚信(good faith)，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得隐瞒仅为自己暗中已知的情形、并从对方的不知情和误以为真这一状态中获得交易。„„ 这一规则旨在防止欺诈、鼓励诚信(good faith)。”[3]
显然，曼斯菲尔德勋爵在此并未明示或者暗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对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课加如此严苛的“最大诚信”义务并非曼斯菲尔德勋爵之本意;此后的英格兰法院长期以来对上述判决的理解脱离了判决书的整体语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法院从此以后通过判决错误地使被保险人负担了远远比Carter v Boehm案中更加严格的义务。[4]616-617
最早直接在字面上言及“最大诚信”的判例是1798年 Wolff v Horncastle案，[5]435但是主审该案[4]的布勒(Buller)法官并未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最大诚信”，也并未说明这一原则更早 2 的渊源。这是一个关于保险利益的判例，法官只是一言带过提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contract uberrimae fide)，在这一点上其甚至并未援引被奉为圭臬的1766年Carter v Boehm案。这样看来，“最大诚信”的渊源似乎是一桩无头案。也有文献指出：[2]105 Carter v Boehm案之前更早的关于最大诚信的判例是普通法院审理的Seaman v Fonereau案[5] 和衡平法院审理的 De Costa v Scandret案[6]。经查，这两个案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的确都是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但是法官在判决书中并未提及“诚信”或者“最大诚信”原则。
就“最大诚信(utmost good faith)”这一表述，著名保险法学者R.A.Hasson 教授曾经在其论文的篇首直接指出：“一个具体法律规则的‘名头(rubric)’是决定该规则之命运的重要方式之一。„„拉丁文Uberrima Fides 自然比英文 utmost good faith 更加动听、更能令人铭记于心。”[4]615 “最大诚信”这样一个普通法渊源不甚明确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着一些法官对Carter v Boehm案的片面理解、并凭借着拉丁语的华丽外表而在过去几百年里一路传承下来，并最终被编纂成为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和澳大利亚《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13条和第14条。尽管普通法系的成文保险法是对判例法的确认，但既然“最大诚信”原则的判例法渊源并不明确，则其在成文法中的确认看似言之凿凿，实则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最大诚信原则”与 “诚信原则”并无实质历史关联
十八世纪以来，曼斯菲尔德勋爵在保险合同领域作出了大量裁判。这些裁判确立的保险法规则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广泛适用于其他普通法系国家，最终成为现代保险法的基础，其若干基本原则亦为现代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法域所共同继受。
但是，追溯英国(英格兰)合同法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最大诚信原则”与大陆法系民法学界耳熟能详的诚信原则并没有历史关联。十八世纪以来，英国合同法从未在一般意义上认可诚信原
则。曼斯菲尔德勋爵在Carter v Boehm 案中提出的“诚信适用于一切合同”这一主张实际上也并未为后世英国司法所采纳。[7] 几百年来英国合同法的绝对主流是不承认诚信原则，只是以一些具体规则应对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6]58-59
既然英国合同法上并无诚信原则，则何谈“最大诚信”原则是合同法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领域的强化?英国尚未一般认可诚信原则，因此凭借“最大诚信”这一术语来确定当事人的义务既无益处也无必要。[7]341 美国合同法大体上确立了诚信原则，但其不适用于合同商洽阶段，而是仅适用于合同的履行和执行(performance and enforcement)。[8] 美国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既然不适用于保险合同的商洽或者订立阶段，则难以认为其是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基础。
英国保险法的渊源固然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地中海沿岸欧洲城市国家的商人法，但现有研究尚不能表明最大诚信原则源于彼时的欧洲商人法。虽然早有意大利注释法学时代的法学家维维亚诺·托斯科(Viviano Tosco)对《优士丁尼法典》的规定“合同中的诚信即公平”注释到：“在所有的合同中都存在诚信，而不仅仅存在于诚信诉讼中。”[8]5但是，难以确定其谓“所有的合同”在当时是否包括保险合同。考虑到在“注释法学”时代(11世纪末至15世纪)后期，即从14世纪开始，意大利城市国家的保险事业已经比较发达，[9]6 因此不妨假定其谓“所有的合同”包括保险合同。但这也只是意味着保险合同是诚信合同，并不意味着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多世纪之后的1681年《路易十四海商律》(Maritime Ordinances of Louis XIV)中，“最大诚信”依然阙如。该法是其时最有影响的法典化保险法，其明确指出了商业保险的重要性、并详实规定了保险法的诸多规则，[9]10比如其第38条、第39条和第40条的规定类似于被保险人告知义务，[10]417但其并未言及“最大诚信”，甚至“并未严格适用最大诚信原则”。[10]418该法关于实答义务的规定也可被理解为凸显了诚信原则，[10]418 但始终并未明确提及或者规定“最大诚信”。
众所周知，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体系中具有至高地位。鉴于此，在逻辑上固然可以推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不过是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领域的强化。遗憾的是，这种纯逻辑推论并不符合二者发展的历史脉络。简单说来，当“最大诚信原则”在英国被逐渐奉为保险法基本原则时，诚信原则尚未在民法法系的法典中得到确认。因此，难以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强化。具体而言，英国保险法在十八世纪中期开始成长时，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大陆诸国民法尚未产生。从1756年曼斯菲尔德费勋爵就任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Lord Chief Justice)开始，英格兰普通法才开始关注保险法。被封为圭臬的Carter v Boehm案判决形成于1766年。到1788年曼斯菲尔德费勋爵退休时，英国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这都远在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和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颁布之前，更遑论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虽然是欧洲在启蒙时期里最早的一部民法典，其以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为蓝本。但是，罗马法有诚信原则却并无“最大诚信”原则。[9] 因此，在法制史上，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不太可能是最大诚信原则的渊源。综言之，很难断定民法法系合同法的诚信原则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历史渊源。如果说“最大诚信原则”是对诚信原则的强化，则意味着“最大诚信原则”的确立须晚于诚信原则，然而历史正好与此相反。
这一结论，也可在当代英国司法中找到支持。英国上议院克莱德勋爵在2001年指出：“更令人觉得为难的是该法(《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范围漫无边际。‘最大诚信’这一表述似乎源于该法律文本边注中的拉丁文uberrimae fidei，但是这个拉丁文的渊源无从查证。不过，这一概念似乎并非源于民法法系，而且其被认为在民法法系地区并无存在之必要。实际上，南非共和国上诉法院在1985年Mutual and Federal Insurance Co Ltd v Oudtshoorn Municipality案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一概念应该被摒弃。布莱克斯通在1876年第四版《英格兰法律述评》第二卷指出，海上保险合同之本质在于其‘遵循最纯粹的诚信(the purest good faith and
integrity)’，但是在Carter v Boehm案中，曼斯菲尔德勋爵只是强调保险合同需要当事人的‘诚信(good faith)’”。[10]
三、“最大诚信”并不比“诚信”具有更丰富的实质意义
已故英国学者Raphael Powell教授在1956年解释英国合同法为何不要求合同当事人积极遵守一般性的诚信义务时指出：“有一类合同须当事人‘最大诚信’。这类合同的存在暗示着所有其他合同应该要求普通诚信。但是，使用‘最大’这一表示最高程度的词汇，实在有些夸大其词(hyperbole)。实际上，不妨只说投保人必须诚信投保，因此必须披露所有重要事实。”[11]26
此类反思至今未曾中断。在具有民法法系传统的英国苏格兰地区，也有学者提出诘问：为什么保险合同必须为“最大”诚信?难道诚信有程度之分、从而有(一般)诚信、“最大”诚信乃至“最小”诚信?难道不可以简要认为保险合同须为诚信合同、从而要求当事人互相告知一切重要事实吗?[11] 另有学者指出：“最大诚信” 这一术语“不过是以一种简洁、方便的方式表明保险合同要求当事人双方互负披露义务”，是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原理”;[12]86 “最大诚信”是“一种便宜的表述，其通常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准确性”;[13]255 “这种表述可能并非审慎精选的结果;认为诚实具有程度之分可能并非明智。”[14]4
不独学者如此反思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特征，司法界也有类似的反思。在以“混合法域”为法制特色的南非共和国，上诉法院法官米勒(Miller)在 Mutual & Federal Insurance v Municipality of Oudtshoorn案指出：“不应过于从字面上理解‘最大诚信’这一表述。一个人可能不那么诚信，但不可能比诚信更加诚信。” [12]因此，在米勒法官看来，诚信就是诚信，诚信无程度之分。审理该案的另一名法官儒勃(Joubert)也持类似观点。他在查找罗马法和荷兰法渊源的基础上指出：
“罗马人熟知bona fides 和mala fides，但从未将uberrima fides 作为另一种诚信。我在罗马—荷兰法中找不到任何渊源能够支持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这一命题。相反，其无疑是诚信合同。?? 而且，‘最大诚信’这一表述并无魔力。诚信并无程度之分。一丁点儿诚信、较大诚信或者最大诚信这种区分完全不可想象。唯一的区分就是诚信和非诚信。我们的法律中并不存在将最大诚信作为第三类诚信的空间。??‘最大诚信’并不是一个具有准确内涵的法律术语，故不能将其作为具有准确法律意义的标准而予以适用。??我认为，‘最大诚信’是一个外来的、模糊的、误用的表述，其在法律中没有任何意义。如我所述，我们的法律不能以‘最大诚信’作为保险合同缔结之前的就重大事实履行告知义务之法律基础。我们的保险法并无保留‘最大诚信’原则之必要，现在将之予以抛弃是适逢其时。”[13]
根据徐国栋教授的研究，“在中世纪产生了商人法和建立了商人法院的物质基础上，法学家对于客观诚信的研究贡献了‘最大诚信’的概念和‘商人的诚信’的概念。噶依尔(Gaill)说：‘在商人中必须尽最大诚信的注意’。”[8]6徐教授认为噶依尔“无意中提出了诚信的级别问题”并认为“在诚信的领域,其中也分为许多等级”。[8]6这样看来，诚信似乎果真有程度或者级别之分。
不过，徐教授也接着指出：“有的行为对诚信要求比较低，有的要求比较高，乃至于最高，商人们的行为即属于此类。”[8]6徐教授这种进一步的理解表明，对诚信要求存在程度之分的是交易行为，而不是诚信本身。笔者认为，有的行为要求诚信“低”一些，有的行为要求诚信“高”一些，实际上因为不同行为关涉的价值不同，或者是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是因为诚信本身有程度高低之分。日常用语经常描述某人在某事上“有点不诚实”、“具有最大诚意”;这似乎表明诚实/诚信有程度之分，但这不过是表明该事项或者行为所涉客观经济价值较小、或者其对行为相对方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力不一样而已。集贸市场的菜贩卖菜时缺斤少两，其只会被斥为“有点不诚实”。金品店出售金品首饰时在纯度方面欺骗消费者，则金品店大概会被斥为“很不诚实”。两种
情形下的不诚实并没有程度之分，本质上都是不诚实，只不过前者涉及的价值小，二者涉及的价值大而已。因此，反过来并不意味着金品店应该比菜贩具有更多的诚信：他们应该无差异的具有诚信，有差异的不过是客观上的交易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双方的心理影响程度。
具体到保险合同，通说认为其要求“最大诚信”的主要原因在于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但是，信息不对称在现代许多种类的合同、即使是在司空见惯的买卖合同中也极为常见，却不见买卖合同和其他许多合同被认定为“最大诚信”合同。司法确认的“最大诚信”合同的范围和种类极为有限，[14]其在早期仅包括土地买卖、保证、合伙、债务免除与和解、婚姻与分居协议。[14]89
四、保险合同中的披露义务并不依赖于“最大诚信原则”
如前所述，通说认为：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最大诚信”合同;这方面最典型的规则是被保险人的“披露义务”(duty of disclosure)。[15] 但是，“最大诚信”合同并不仅限于保险合同。依据英国早期的学说以及判例，最大诚信合同还包括土地买卖合同、保证合同、合伙合同、债务免除与债务和解合同、婚约与分居协议、以及其他在商洽阶段存在披露义务的合同，因为这些合同都与保险合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合同商洽阶段至少一方当事人须向另一方披露重要事实。[14]89尽管土地卖方确实负有披露其权利瑕疵之义务[16]，且保证关系中的债权人有义务向保证人披露主合同关系中可能不利于保证人的不寻常事实[17]，但后来的司法判例仍将土地买卖合同[18]和保证合同[19]排除在前述最大诚信合同的种类之外。这便引出一个逻辑上的追问：披露义务是否依附于“最大诚信”原则?如果在学说上抛弃“最大诚信”原则，披露义务是否会出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 8
前述司法判例概况显然表明英国的司法和学说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具体认识。但一个一般共识是：“最大诚信”合同的范围相当有限[20]，故不得将其作为一项原则扩张适用到新型案件中;即使对屈指可数的这几种合同，也“应该视不同合同的具体情形而在不同程度上适用最大诚信原则”。[14]92
笔者认为，这种所谓“不同程度上”的“最大诚信”，在思维上便有悖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如果“最大诚信”实际上就是指最大程度的诚信，那么岂能有“不同程度上”的最大程度的诚信?!这种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对“最大诚信”这一本身无实质意义的术语被赋予了司法适用的意义。可以说，在英国的学说和司法中，“最大诚信”和披露义务的关系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
然而，只要能洞悉“最大诚信”的无意义，这种关系便“理得清、剪得断”。在逻辑上，“最大诚信”原则与披露义务的关系有三种可能：其一，以“最大诚信”为因，以披露义务为果;其二，以披露义务为因，以“最大诚信”为果;其三，“最大诚信”主要就是披露义务，披露义务是“最大诚信”的具体化。但是，如前所述，相对于“诚信”而言“最大诚信”并无实质意义。因此，前两种情形意味着没有实质意义的原因或结果。第三种情形则不过是为先合同披露义务造设了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同义词而已。如此种种，不如索性摒弃“最大诚信”这一没有实质意义的表述和“原则”而直面披露义务的具体规则。
余论
综上所述，“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渊源并不明确。相对于“诚信”原则而言，其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意义，因为诚信本无程度之分。给“诚信”这一“帝王原则”冠以“最大”这一最高级修饰，并不会造就一个 “王中王”，不过是在王冠之上加戴一个草帽。
偏好于在论证中形成诸种法律原则，是民法法系的特点之一。因此，我国学界基本一致认为“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在2002年修订《保险法》时特意增订形成的第5条表述为“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并未采用“最大诚实信用”这一表述。2009年修订《保险法》继续沿用了七年前的表述。立法机关如此“罔顾”法学专家的共识，并非毫无道理。“如果存在一般性适用于一切合同的诚信原则，那么这类‘最大诚信’合同便毫无特别之处。”[11]26既然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已经明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那么此规定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足以适用于保险合同。《保险法》第5条也重述了这一原则。因此，在被保险人披露义务这一规则上，我国具有现成的、自足的法律基础，不需要再借鉴一个来历不明、夸大其词、甚至有些哗众取宠的域外法原则，否则便有画蛇添足之憾。所幸的是，我国立法者避免了这一遗憾。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其《2008年保险合同法》并未一般规定“最大诚信原则”，而是设定了相关具体规则。如果“最大诚信原则”果真是保险合同法中具有普适性的基本原则，那么德国学界和立法者断然不会对之熟视无睹。
学界似乎也可以在认识上淡化“最大诚信原则”这一渊源不明、意义空虚的美丽传说、并对之予以去魅。相比之下，保险合同法中的披露义务这一具体规则，是更值得品味研读的真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最大诚信’这一术语固然确立已久，但其实用性值得怀疑;它似乎使人们偏离真正的问题：某种合同是否要求当事人负有先合同披露义务?如果是，披露的范围或者内容是什么?”[7]339披露义务与其他类似的义务有何异同?这些异同会造成什么实际的法律效果?诸如此类的具体规则问题更加需要我们共同详细探讨。
第五篇：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保险业在迎来开放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需要在各方面苦练内功，提高竞争力。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发展的经验以及近年来国内保险市场出现的种种失信、混乱状况给保险公司带来的不良影响告诉我们，诚信是保险公司规范经营、防范化解风险的关键，诚信是其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2003年1月1日起新实施的《保险法》将作为保险四大原则之首的诚信原则被明白无误地写进了法律，在新增的6条规定中有3条与诚信有关，新的《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保险经营的宗旨写进了第一章“总则”中，新的《保险法》还对保险公司对代理人的培训、管理、信息披露都有了明确规定，并对投保人的诚信原则也做了相应的规定。由此可见，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首先从诚信对保险公司的重要作用入手来阐明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及深远意义。其次从《保险法》对投保人诚信原则的相关规定来论述如投保人违背诚信原则将构成保险欺诈以及给投保人带来的后果。再次，从只有有效防范保险欺诈入手，才能将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来进一步说明诚信原则的重要性，最后来论述如何打造中国的诚信保险，使中国的保险业立于不败之地。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保险业在迎来开放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面对入世后“洋保险”的大批涌入，我国广大保险人都已经认识到诚信是立业之本，是保险业的生命线，是维护保户利益的根本保证。但建立和完善诚信保险品牌却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复杂工程。而打造诚信保险品牌，决非保险人一家就能完成，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2003年元月1日起新实施的《保险法》将作为保险四大原则之首的诚信原则被明白无误地写进了法律。在新增的6条规定中，有3条与诚信有关。“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保险经营的宗旨写进了第一章“总则”中，“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代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更是切中要害，“保险公司的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及其他有关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下面就诚信原则对保险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作用加以论述：
一、诚信对保险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作用诚信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必要条件。信誉、信用、信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企业要讲诚信这不仅是社会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与社会之间有一种根源源于诚信原则的承诺，不遵循这种承诺的企业，可以蒙混一时，但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保险公司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在其发展中，诚信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保险公司的立业之本和持续稳健发展的基础。
（一）诚信是保险公司行为规范的重要方面。诚信即忠诚老实，遵守信用是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也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做保险首先要学会做诚实守信的人，因此可以说，保险企业行为规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诚信。《保险法》明确规定从事保险活动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保险公司推行诚信原则的关键是用诚信价值观凝聚全体员工，用诚信服务规范约束全体员工，使员工的思维与行动成为体现公司价值观和目标的有机统一体。集体目标的实现来自于每个个体的 [!--empirenews.page--]1共同努力，个体理性是集体理性的必要条件，保险公司的良好信誉必须建立在全体员工诚实守信的基础之上。
（二）诚信是保险公司展业的基本准则，发展业务要以诚信为前提，对客户要真诚相待，要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设计最合适的保险方案，核保理赔要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条款的规定，及时、准确、高效地完成。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一种信任关系，以诚信为本是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公司的诚信度，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是提高保险公司竞争力的重要任务。
（三）诚信是保险合同的基础，是保险公司维护信誉的基本要求。保险从其含义来讲是一种通过合同方式来处理风险的经济补偿制度，它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一中契约行为,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它为保户安排了一个可以理性预测和确定的未来,保险合同的确定来自于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的共同价值的认可，由于有关实际价值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为了保证保险合同的有效公平，双方必须坚持一种基于诚信的协商与合作态度。营销员要向投保人正确地解释条款，而不能误导客户，客户也要如实告知自己的真实情况。这是确保能够顺利履行的基础。
（四）诚信是保险公司品牌管理的核心。市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扩大市场份额，培育和开发有潜力的未来市场，都离不开品牌建设。不论哪一家保险公司，要想获得稳定长久的发展，都必须加倍珍惜，维护自己的品牌。入世以后，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将与国内保险公司竞争优质保源，争夺保险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将通过其优良的品牌、先进的技术以及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保险经营的最高增界是要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此实现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而品牌管理的核心是坚持诚信，保险公司唯有诚信才能赢得客户的忠诚。
二、《保险法》对投保人违背诚信原则的相关规定新的《保险法》为体现诚信原则的重要性不仅加大了对保险人的监管、监督力度，同时也对投保人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投保人一旦违背诚信原则进行“骗保”，保险欺诈，不但得不到保险金，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阐述2投保人违背诚信原则进行保险欺诈造成的后果及危害，从而进一步说明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
（一）故意不如实告知。《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具体来讲，就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就有残疾，疾病或不适症状或正在服药治疗，或者其具有一定的职业类别，业余爱好，生活习惯、家族病史等重要情况，这些情况是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附加条件承保，但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不告知保险人，而保险代理人为促成业务明知有隐情却不促其如实告知，而是与当事人互相勾结，待签订保险合同一段时间后即以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为由申请理赔。例如：2002年4月5日，长春某保险公司接到报案，称被保险人陈某于2002年3月29日在家中死亡，申请死亡保险金37.5万元。因为案件涉及金额较大，该保险公司非常重视。理赔人员仔细审阅理赔材料，广泛调查，搜集证据，并请司法机关介入后，终于使这起涉案金额近50万元的带病投保骗赔案件告破。保险公司业务员与投保人及其亲属相互串通，故意伪造被保险人的健康和财务状况，隐瞒被保险人身患癌症的重要事实，采用代签名、代缴保费的方式来骗取保险金。[!--empirenews.page--]
（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有相关条款规定外，也不退还保险费。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应当退回或者赔偿。具体表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违背社会道德为被保险人购买保险，然后恶意制造保险事故，以骗取保险金。由于此类保险欺诈行为往往与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此类案件较少，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却最严重。1997年[1][2][3]下一页 9月3日，刘某为其开出租车的妻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一份终身还本保险，保险期限一年，受益人为刘某本人。根据条款规定，如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身故，保险公司将给付6万元的保险金。1997年12月14日上午，刘某因琐事与妻子争吵，早有杀妻之念的他，将妻子活活掐死，并用剪刀在其右胸部刺了一刀后，伪造现场故意翻箱倒柜，将妻子身上的金银首饰取下藏起来后，溜出家门。原本刘某希望邻居发现后代他向警方报案的。但他在外转了一圈回来后，家中仍无半点动静，无奈之下，刘某只好自己报案。警方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后，认为刘某有作案的嫌疑。为进一步取证，警方欲擒故纵，故意将已置留2天的刘某放回，发现刘某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3到保险公司申请给付其妻子的6万元身故保险金。后经公安机关的审讯和进一步调查取证，一桩残忍的杀妻骗赔案终于告破。
（三）出具虚假证明或虚假发票。《保险法》规定，保险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假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应当退回或者赔偿。具体表现在，被保险人出险后为了骗取保险金，一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采取各种手段，从有权部门开具虚假的证明或发票。而一些有权部门往往因为各种社会关系或是接受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好处，或者认为“反正不要我掏腰包”，便不顾原则，玩忽职守，为保险欺诈大开方便之门。如在为被保险人进行伤残鉴定时，有意夸大伤残等级，被保险人明明是因自杀或疾病身故，却应投保人或受益人的要求开出意外身故的证明。证明被保险人原有的残疾是由保险事故造成的，虚开医疗费用发票等等，还有一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为骗取医疗补贴或医疗费用保险金，故意小病大养，呆在医院不出来，或以住院为名行挂床治疗之实，或以保险事故为名治疗不属保险责任范围的疾病等，有的干脆挺而走险制造假证明、假发票。下面一起“骗保”案就属于这一类型。周某，男，某国税局职工，2002年初参加城镇职工大额补充医疗保险。2003年1月19日周向该县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处提出理赔申请，称其在2002年共住院7次，发生费用总额153146.22元。根据保险条款及协议规定，保险公司应在医保统筹基金支付21000元后支付大额医疗费用108778元。经理赔部门人员审核，发现理赔材料中有3张医疗费用发票为手开发票，涉及金额140209.8元。理赔人员前往该医院调查，证实这3张发票均为自制的假发票，因为该医院实行电子化管理，根本没有手写发票。[!--empirenews.page--]
三、只有做好保险欺诈的有效防范才能将诚信原则落到实处以上的几个保险欺诈、保险骗保案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方面的原因，也有保险人及社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民族保险业要想持续稳健的发展，就必须将诚信原则落实到每一笔保险业务中，并且需要全社会都要共同关注。因此，保险公司在发展业务的同时还要有效地防范保险欺诈，保险骗保。如果忽视了这种现象，将会给保险公司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让消4费者对保险公司产生误解，产生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看法，对保险业的发展将非常不利，所以我认为将诚信原则落实到保险经营活动的每一项工作中，还应该做好有效防范保险欺诈、保险骗保、保险业应从以下方面来防范风险，才能确保保户利益，中国的民族保险业才能够做大做强。
（一）从保险公司内部着手
1、要完善保险条款，减少保险欺诈发生的可能性。尽管保险条款是由保险人单方面预先制定的，但是保险合同签定后，保险条款就转化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均具有约束力。因此，保险人在拟定保险条款时，必须用词准确、规范、明确具体说明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目前我国的许多保险条款均没有明确列明保险欺诈、保险骗保 除外责任，仅仅是在除外责任中笼统地规定对于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没有包含保险欺诈的全部内容。为了更好地防止保险欺诈的发生，应该明确保险条款，完善保险合同的内容在除外责任中应列明欺诈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保险欺诈的发生。
2、提高理赔人员的素质，建立科学的理赔程序和规范理赔制度。必须按承保和理赔分离的原则，建立专门的、高水平的理赔制度。现场查勘，必须严格认真，以弄清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损失情况，对保险金请求人所提交的有关证明，要仔细审查是否齐全、属实。要建立健全核赔制度，对理赔实行监督。具体地说，保险公司的各级理赔人员，都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理赔。每一起理赔都必须经过主管领导或上级公司的审批，必要时还应经过专家论证。保险公司还要建立规范的理赔制度，实行接案人、定损人、理算人、审核人、审批人分离的制度和现场查勘双人制。做到人人把关，各司其职，互相监督，严格防范，以确保理赔质量。同时理赔工作应严格按审查程序步步深入，并建立事故查勘报告档案，以备复核和总结经验教训。在理赔工作中，若发现以赔谋私或内外勾结欺诈的，必须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把好理赔关，有效地制止和杜绝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
3、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严格管理，谨防疏漏。保险公司内部要建立承保核审制度，对所承揽业务的风险要按程序进行反复识别，评诂和筛选。以便有效控制风险。对承保审核人员要有相应的资格认定，评聘制度，只有具有系5统专业知识，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且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充当核保人。除此之外，还需建立承保核保档案和审核人员的岗位责任考评制度，以完善的管理确保承保质量。
（二）从保险公司外部环境着手[!--empirenews.page--]
1、加大《保险法》的宣传力度。严厉打击保险欺诈行为。首先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和宣传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及其他有关法律，领会其有关保险欺诈规定的精神实质，并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使公众对参加保险有正确的认识，自觉地防止各种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要让公众知道，反保险欺诈不仅将使保险公司得益，广大被保险人也将从中受惠。同时应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可考虑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公开举报电话，利用知情人的求财心理，获取社会面的反欺诈情报。实践证明群众的举报对保险欺诈案的侦破非常有效，其次，保险人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保险欺诈行为作斗争。当保险欺诈行为发生后，保险人应积极向有关部门揭发、检举、督促他们对欺诈者予以行政或刑事处罚，决不能因为怕失去保户而姑息迁就，最后，司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要正确处理好每一个案件，不仅需要办案的司法人员有扎实的法律功底，还要有全面的保险知识，因此，必须切实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以利于及时发现和查处保险欺诈行为，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2、借鉴欧美国家成功经验，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反保险欺诈组织。欧美国家保险同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成立了许多反保险欺诈的联合组织，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借鉴。联系我国现状，可考虑在保监会的政策引导下，由保险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各保险公司参与，公安、检察机关配合，联络各保险中介组织，共同出资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类似“保险欺诈调查协会”的组织，要制定工作章程，规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统一行动纲领，从立体层面开展综合治理。
3、加强保险行业与公安、检察、司法等部门的联合，发挥各自特长。在目前条件下，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既包括高层合作，也包括基层单位间的相互合作，可上一页[1][2][3]下一页 以是个案合作，也可以成立相应联络机构。合作内容可包括，编辑保险欺诈案例，交流和传授保险欺诈案的侦破方法，以及在保险欺诈案发生时，联合协同破案等。
四、如何打造诚信保险6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的确很重要，但是面对入世后“洋保险”的进入，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应该怎么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呢？也就是说应如何打造中国的诚信保险呢！除了上面谈到的有效防范保险欺诈外，我认为还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保险理念。保险行为是以合同为纽带，以信用为保障的资源配置机制，保险人要以最大诚信原则为基础，把诚信作为一种与资金、设备同等重要的“资本”，通过市场的优化配置来参与竞争，与被保险人建立起相互信任、共守承诺的良好关系。
（二）提高行业整体素质。由于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在发展中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制约和规范机制，一些代理人受到利益驱动，做出了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这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声誉。因此，在整顿、规范保险市场时，各保险公司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特别是一线展业人员在展业技巧、服务手段、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培训。同时，要对代理人、经纪人严把“进入”关。通过必要的培训，考核和行政、经济手段，使其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准。积极履行职责，为保险公司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empirenews.page--]
（三）提高服务水平。保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不仅有赖于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先进的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每个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技能，增强服务意识，使服务理念渗透到保险业务的每一项工作之中。
（四）完善市场规则。新修订的《保险法》将保险业的诚信原则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人分别增加了在诚信方面的具体要求，还增加了保险公司在保险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加大了对保险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这些规定对规范保险人的经营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保险公司必须更注重对员工的诚信教育。
（五）延伸诚信管理体系。保险人在打造保险诚信品牌的过程中，要建立起职责分明的内部管理体系。市场销售、财务、业务部门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人要认真执行保险诚信监管的各项规定，负责对投保人和展业人员进行评估建立起客户信用管理档案和诚信管理系统，制定保险业的诚信规则。监督业务部门的操作流程，对理赔案件进行回访跟踪。
（六）建立真实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真实而完整的信息披露既有利于保险7人的自身发展和壮大，也有利于政府管理部门实施有效监管，增加行业透明度。因此，保险人有责任和义务向上级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提供内容真实、材料翔实的信息，政府监管部门则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把关，制定相应对策，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七）加大保险监管的制裁职能。保险监管机构不仅要对保险人进行日常业务监管，而且还要制定一套对保险信用进行监管的方案，通过对信息采集，对保险人的信誉度进行综合测评，对信用较差的保险人加以行政、经济制裁，对信用较好的保险人则予以适当奖励，并定期向公众披露保险人信誉度的测评情况总之，通过以上的论述及对几个案例的分析、论证，充分说明了诚信原则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无论对保险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讲，还是对维护广大保户的切身利益来看都颇为重要。因此，诚信建设是保险业的基本原则。正如《保险法》所规定的那样。“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保险这一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信任，保险业就不会发展壮大，诈保、骗保就会防不胜防，整个保险业就会失去发展的环境，存在的空间。而时代需要保险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强烈呼唤诚信回归。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保险诚信体制，打造保险业的诚信品牌，保险公司才能持续稳健发展，中国的民族保险业才能够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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