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文体共性探因

第一篇：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文体共性探因

孙梅梅汉语言2班学号：20

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文体共性探因

宋若云

内容提要 本文对我国宋元时期的小说与戏剧文本(话本与杂剧)在文体演变构成中对接受的关注及其接受特点作了一个初步的动态研究,认为话本与杂剧文体的生成与审美接受特别是接受对象与接受方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指出中国早期小说与戏剧之间具有“貌似神合”的文体共性。而这种文体特征正是由二者相同的接受特点所决定的。

一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种文学样式的形成,大体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白话短篇小说与戏剧在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文体演变,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文体称谓。按照文体学理论,文类的确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品中诸文体要素按照一定的模式组合在一起;第二个阶段是文类的摹本(version),作者有意识地以较早的样本(primary version)为基础创造形式,使前者成为自己精心摹仿的对象,同时还发现了明确的文类的名称以及对文类的各种规定,在这个阶段文类才算正式成立;第三阶段则是创造性转化的阶段。宋元话本与杂剧正是双双处于第二阶段之中,话本奠定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基本格局,杂剧也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成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文类虽然因各自不同的基因而最终分道扬镳,但它们在宋元时期的共时状态下无论是在内涵神韵还是在外在形貌上都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比如题材的取舍与分类、叙事结构的内在顺序与框架、语言的通俗性乃至表演效果的间离性等等,甚至外在的体制也是如出一辙、几可互乱的。这种文体共性在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别有趣的现象。

如在题材的取舍上,宋元话本与杂剧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历史性、世俗性、传说性以及非现实性的特征。它们不仅取材于历史和传说故事,借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来表现对现实的臧否,甚至借古人与传说中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磊,而且把视角放到了世俗世界,写妓女与商人的生活,百姓与官府的冲突,男女情爱,悲欢离合,同时又追求一种花妖神怪的奇异诡丽。考察一下它们的分类,尽管各有出入,但究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尤其是“说话”与杂剧分类极其相似①,不外乎伦理道德、忠智豪杰、清官断狱、爱情婚姻、发迹变泰和道佛隐士。据许金榜先生统计,元杂剧中数量最多的是表现忠智豪杰的历史剧,爱情婚姻题材的也占了三分之一,清官断狱的占去十分之一。而且从现存的宋元话本与戏剧看,题材的相互因袭现象也十分严重。据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仅宋人话本和官本杂剧、金元院本及南戏,彼此袭用的题材,可考者就有约三十种。

从叙事结构模式看,宋元话本和戏剧都追求一种“奇观效应”。李渔认为“非奇不传”,在选择奇特题材的同时也强调戏曲结构的异轨和错位;话本也“口说古今惊听之事”,并常常采用颠倒悖谬的叙事模式来制造奇观效应,如让少女坐化成佛,使白发红颜成婚。同时又多采用“无巧不成书”的手段,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刺激接受者,使之亦惊亦喜,从而得到一种神秘的美感。但是悖谬也罢,巧合也罢,无论情节如何离奇,最终都未脱善恶有报大团圆的因果窠臼———这是一个内在的决定性的隐性逻辑,话本、杂剧均无法脱离这种结局方式。

从外在的体制看,话本,尤其是“小说”话本与杂剧在开头、中间情节转折以及结尾诸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宋元话本在开头往往先吟诵一首或几首诗词入话,有时还讲一两段短小的故事(头回),这些诗词、故事都与正文有一定的联系,起一个引出下文的作用。宋元杂剧则有篇首开场诗、定场诗等,相当于入话、头回的作用,即引出下文。其人物一上场时的“报家门”,干脆就是源自话本的②。人物一上场即自报姓名、职业及故事背景,这不大像剧中人应有的语

言与口吻,倒像是话本中的得胜头回“话说什么什么”。杂剧中的“楔子”“开场白”等名称也源自话本。二者叙事中间的折转也近乎一致。早期话本在情节的转换中往往引用一两句或数句诗来表示一个段落的结束或暗示下一个情节,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只说陈辛去寻妻,未知寻见寻不见。正是:风定始知蝉在树,灯残方见月临窗。夫妻会合是前缘,堪恨妖魔递上天。悲欢离合千般苦,烈女真心万古传。”从早期的杂剧剧本看,并不分折。一“折”只表示那一两个角色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小段戏的意思,其结构格式并无异于话本。如《梧桐雨》:“安禄山白:我这一去,到的渔阳,练兵秣马,别作个道理。正是:画虎不成君莫笑,安排爪牙好惊人。”也都是用“正是”来引出诗句,其作用与话本中无二。在结束时,宋元话本往往用两句诗或一两首诗作散场,有时通用“话本说彻,权作散场”之类的套语宣布终场。如《张生彩鸾灯传》结尾:“正所谓:间别三年死复生,涧州城下念多情。今宵燃烛频频照,笑眼相看分外明。话本说彻,权作散场”。元剧末尾大多有“题目正名”,其作用是在全剧终了时用两句诗言总结剧中主要情节,加深观众印象。如杂剧《西厢记》,题目:小琴童传捷报,崔莺莺寄汗衫。正名:郑伯常干舍命,张君瑞庆团圆。这显然是从话本汲取来的。像《碾玉观音》就是以四句诗言概括了主要情节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结尾不少有“散场”“出场”的字样。冯沅君说,原始的剧本在题目正名前也许都有宣布剧终的语句,后来人因为这是例行公事、官样文章,遂将它删去。冯认为元剧最后一段大多数含有结束全剧的性质,有时还包罗着与题目正名相同或相似的语句,如《曲江池》。元剧中结束全剧的角色时常自视如剧外人,如《小孙屠》《秋胡戏妻》等。尤其是演秋胡的角色不独自称鲁秋胡,而且说:“至今人过巨野寻他故老”,采用的俨然是第三者的语气,这与《柳耆卿诗洒玩江楼》的结尾:“至今风月江湖上,万古鱼樵作话文”的性质何其相同。“说书与戏剧的区别自然很多,就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前者用叙述体,后者用代言体。说书因为是叙述体,故说者始终置身于故事外,……戏剧因为是代言体,故演者必须置身于故事中。然而这两种表面上看去截然不同的伎艺,实际上却是彼此关联着的。”③与其说这是叙述体与代言体的混杂与错位,不如说是话本与杂剧代表的两种文体的水乳交融。

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剧中人的置身剧外所造成的美学效果,即间离性。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在分析人的美感时,特别强调距离说,认为艺术成功的秘密就在于距离的调整。曾永义先生认为,“疏离性,那就是戏剧的目的,不是让观众的感情思想同一,而是让观众游离出来,要他们感到戏就是戏。”④说书人也不断地中断故事的叙述,通过不断的插话和引导和控制着接受的审美距离。这自勿庸多言。其实,话本中韵散交错的文体特点也具备着这种审美效果:这种韵文、散文的交替使用,“有效地控制读者的审美心理节律和审美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散文叙事是一种常态,夹进诗词就出现了异态,二者交错便是常态、异态并陈;在散文化叙事中间插着歌剧化(或诗句化)的吟咏,使读者审美心理在时而沉静、时而亢奋中实现联想的跳跃。”⑤

宋元话本与杂剧文体的貌似神合,既源于同枝相衍,也有作者的因素;因为宋元话本与杂剧均多出于书会才人之手,有不少人兼写话本与杂剧。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接受者的接受选择机制,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心理。”⑥

二

就当代而言,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几乎是和读者一致的。而在古代,尤其是宋元时期,文学的接受者开始变成大批的观众和听众。“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⑦的确,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接受者主要是听众—观众,文本通过“表演”为之接受。对接受者而言,“表演”作为一种媒介质,它的渗透力远比个体阅读时强烈持久,更能有力地控制接受对象。这不仅因为“表演”比阅读

更为生动有趣,而且因为人们在看戏和听书时,所进行的是一种“集体体验”,这种“集体体验”中的“集体意识”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宋元时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以吸引观众的商业演出为目的,所以不能不以观众作为关注的焦点。“宋元杂剧是一种地域性文化扩张的结果,它发源于中原,衍流至北方各地,扩布到全国。”廖奔先生在《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认为当时的杂剧演出很普遍,已成为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从现存的许多宋元戏曲演出的遗迹即可窥出一斑。

杂剧的演出自不待言,宋元时的说话伎艺也和演剧一样,是与观众—听众作面对面的交流的。在表演时也叫“作场”,或有叫“敷衍”的。演出之前也与演剧一样,也要贴招子、预告演出题目与时间,借以招徕观众—听众,亦用锣声开场。说话的演出既有流动演出,也有固定场所,这些场所主要是瓦子勾栏和茶肆酒楼,此外也有在寺庙、私人府第乃至宫廷演出的。如《梦梁录》卷十六《茶肆》条就载有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可以推想出此处以有说话人说《一窟鬼》而著名。《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的记载也说明当时说话人有固定场所:“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出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东坡志林》中:“途巷小儿薄劣,为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可见街头巷尾也可表演“说话”。宋元说话演出范围广泛,人数众多,作为从说话底本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自然也开始吐叶开花了。

不论宋元话本与杂剧的创作者们主观上是否已意识到,客观结果确已显示出他们对接受的关注与选择了。接受美学关注的不是文学本身的结构,而是对文学本身的理解的历史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品本文的效果和意义,一个是各个时代读者接受和解释一部作品本文的历史过程。意义只存在于解释它的人的理解意识之中。而影响接受者接受效果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社会等等的期望视野。

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一种区别于海洋民族的大陆文化,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社会,又不同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与中世纪亚欧的等级制度和印度种姓制度相出入的宗法制度的文化。地理环境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的这三个层次的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类型,即“伦理文化”。伦理纲常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化在人的感情中,它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戏曲小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戏曲、小说主要是描写世态人情的;而在中国古代,一切世态、人情都是伦理化的。所以中国古代接受者最突出的一个接受特点就是“伦理化”,道德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子,离开这把尺子,他们便无法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同时也无法把握自己。因此在伦理社会里,一切冲突都是善恶的冲突,其结局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尤其演出时,一定要当场见分晓,这成为小说戏曲尤其是宋元“说话”与杂剧结构的一个内在因果链。恩格斯说“戏曲小说是平民的史诗”,作为通俗文学,戏曲小说与平民离得很近,他们在戏曲小说中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从中弥补生活的不足,以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所以“善恶有报”乃至“大团圆”能使平民“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更主要的是,由于戏曲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文体特征,具有其他文艺形式不能替代的优势,对人们的吸引力颇大,因此,接受者的范围也就更大了。

影响接受效果的除了文化期待视野外,还有几种因素。其中较主要的,一个是对作品反映的社会、政治、哲学诸问题知识的多寡,一个则是接受者本身的美学基础、审美经验的储备。

宋元时期话本与杂剧的接受主体主要是市民阶层,其成分十分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故此形不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更不可能像雅典、佛罗伦萨等城市的市民阶级一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中国城市与农村血脉相连,戏曲小说在农村同样流行。因而从总体来看,接受者的文化水准普遍不高,受过的教育极少,他们是靠看戏和听书来认识社会,了解历史,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的。反过来说,话本与杂剧的内容始终跳不出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范围,这正是创作者从接受者那里“反馈”的结果。曾永义先生曾经举出几个例子生动地说明这个现象。如赵氏孤儿报冤之事,宋元南戏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杂剧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报

冤》,以后又有明传奇《八义记》(徐元)以及清皮黄《八义图》。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在宋元南戏和元明清时期的杂剧剧目则有十七种之多。这说明作者很少专为戏剧而凭空结撰、独运机杼,甚至同一个故事,也是作而又作,不惜翻旧案或蹈袭前人。可见,作者已意识到,取材于脍炙人口的故事是极易引起共鸣与欣赏的乐趣的,因为在接受者那里,这些故事代代相传,在心目中已是熟而又熟的了。话本自然也是如此,清代的李渔早已指出中国戏曲的素材来源绝大多数取自小说:“稗官为传奇蓝本。”一语道明小说、戏剧题材上的因袭特点,这实际上是小说戏剧被纳入整个古代叙事传统之中的一种表现。这种“虽未必雷同,自亦未脱窠臼”的现象也正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剧的接受者特点在文本中的反映。

接受者本身的美学基础、审美经验以及当时的环境是影响接受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时期小说与戏剧接受者的文化水准普遍不高,而且他们之所以接受小说戏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决不是为了探讨严肃的人生哲理、人性的真谛以及拷问自我的灵魂,因而其小说戏剧观念有较强的随意性。作者的创作观也由于文体的“不经不典” “半真半假”而显得有更多的创作自由,对小说戏剧的“真实性”的要求也非常宽松,这一特点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创作。著名的经典作品《牡丹亭》在写宋代故事时引用了明代法律;《镜花缘》中许多描写也是颠倒时序的。在创作上的随意性与接受者的要求是一拍即合的:这样他们就可以要求“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可以不顾现实,让善者得到善报,恶者受到惩戒。在古代,整个中国人群体的主观意志都是十分自由的,故小说戏剧常常被用作对有局限的现实生活的补偿。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指出:“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元剧中结束全剧的角色时常自视如剧外人。其时在表演过程中角色也常常“以戏为戏”。小说亦如此。李渔干脆认为戏剧小说都是“寓言”,“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小说寓言也,言既曰寓,则非事实可知也”。接受者去听书、看戏亦不必太认真,可以边嗑瓜籽边聊天。这种接受特点又促进了作者“尚怪奇”的美学追求,这也是宋元时期的话本与杂剧中神仙怪异题材颇多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宋元时期话本、杂剧接受者水准而言,“通俗”是一个基本准则,故而语言也“贵浅不贵深”。这个时期以话本、杂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作品,有一个突出的共性,就是大量使用现成的套语。如宋元话本中说金钱万能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刻画人的吝啬则说:“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在元杂剧中这类俗语、套语也极多。如“我正是闪了他闷棍着他的棒,我正是出了孛篮入了筐”(《谢天香》)。“他每那里省的鸦窝里出凤雏,你兄弟常则是油瓮里捉鲇鱼”(《荐福碑》)。作者们为了迎合接受者的需要,“避难就易,惟有引用成语……”⑧。如“吓的我手忙脚乱,使不得胆大心粗,惊的我魂飞魄丧,走的我力尽筋舒”(《蝴蝶梦》)。都包含许多成语。同时,大量引用前人诗词曲文中的成句也是宋元时通俗文学的风气,许多这类用语被作为固定形式袭用下来。实际上,这类不断被套用的词语已有了“现成词组”的性质。宋元时期的戏曲小说与口头文学的渊源深厚,曲不避熟,以大量运用现成词组为能并以此见才,如杂剧《误入桃源》中,桃源洞中并无杨柳,但作品却引用成句:“不觉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当时当地情景自己组织句子,但却偏要引用成句;作者套用雷同的诗句、俗语,并非出于无能,反而可以看作他们的特殊作法和技巧,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尤其在演出场合,以听为主,作为听众—观众的接受者不可能停下来细细琢磨句词的含义,所以不能用艰深费解的语言。这正体现出了对接受者的关注。

李渔所说的“稗官为传奇蓝本”,不仅指素材,而且还指戏曲编剧手法也得益于小说,这个手法主要是直叙法。散文叙事文学从《论语》到《史记》,从古典短篇到长篇,几乎全是用直叙法,它好懂易记,最可以满足广大接受者的接受习惯。因此中国古代叙事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在叙事时决不随意打断叙事时间顺向流动的大动脉,这与接受者的审美经验是丝丝相扣的。无论情节如何跌宕怪异,古代戏曲与小说总不脱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们往往按时

间顺序一一交待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事件的起承转合、人物的生老病死,始终制约着叙述时间的顺向演进。这种对叙事的整体美的追求是我国古代戏曲小说接受者最为基本的接受特点。对此反馈的结果便是郭英德先生所指出的:“无论是事件的展开还是人物生平的叙介,都讲究有头有尾,原委清晰,来龙去脉,历历在目,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结局,纤毫无疑,滴水不漏。正因为如此,悲剧故事必以死亡为结局,喜剧故事必以团圆为归宿”,“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小说戏曲的增删、„腰斩‟者少而„续貂‟者多。”⑨

三

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泛接受美学,作者、作品、读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接受思想在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接受的同时,还重在探讨作品生成与审美接受的关系,已显示出古文论中读者接受对作家及创作过程的反馈。自8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了对西方接受美学的介绍研究和借鉴,但笔者注意到,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界对西方接受美学的研究,仍侧重于诗文方面,对古典小说与戏剧,尤其是早期的话本与杂剧的接受研究,则由于对象成分的复杂而鲜有问津,故本文不揣冒昧,投一小石以问路。

关于小说与戏剧两种文体的比较研究,有学者吸收并引进了结构主义学派的方法,对结构采取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把共时的结构看成是历史发生的结果,在其共时关系中寻绎历史的足迹。因为文学史中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一个个静态的文本结构,我们必须先从共时的角度将其模式化,然后再在结构中“寻找”历史,因为历史是延续的。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是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寻源于另一种事物。“小说、戏剧以及诗文这几种基本文类的文体规范相当灵活、松动,均出自一种极为普遍、稳定、包容性很大的以至于可以说是超历史的心理感受和体验模式。但从文体学角度看,正是由于它们可转化性强,伸缩自如,有相当大的转化潜能,从而保持了旺盛的持续能力。”○10

一个文类不只包含一个或两个规范,而是包含了一组规范。尽管宋元时期的话本与杂剧有着种种相似甚或相同之处,许多规范看似通用,但它们的主因,即支配性的规范仍是不同。正如李渔所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如站在历史的哲学的高度讨论文体的继承与转变、交叉与渗透等问题,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读一读恩格斯的这段话一定会有所启发的: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种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11。

① 李春林:《大团圆: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② 魏子云:《元杂剧的上下场艺术》,《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③ 冯沅君:《古据说汇》,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④ 曾永义:《中国古典戏剧发展的脉络》,台湾联经版。

⑤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⑦ 袁行霈:《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⑧ 杨恩寿:《续词余丛话》。

⑨ 郭英德:《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10 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 杜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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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学刊/ 1999年第5期

第二篇：后进生探因与矫正对策之我见

教育工作中最难也是最苦的“差事”就是转变后进生的工作。要重视优化其心理品质，变“后进”为“先进”，不仅仅追求“分数”的上升，更重要的是矫正其不良的心理品质。

“差生”概念的定义，由来已久。然而，近来“后进生”的提法，笔者以为，似乎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所谓的“后进生”，其实指的只是一些在某段学习过程中，因某一方面或是几个方面的学习成绩、能力等等相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稍微显得落后些的学生。这里，我们强调的只是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而非所有方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的步子或许是小了些，速度或许也的确慢了些。可，有谁能断定他们明天就不会有新的变化呢？过去或许是后进的，现在或许也是后进的，但是，明天的他们就不能有所改变吗？

一、摸清情况，确定要因

学生某一或是几个方面的后进，毕竟不是理由。然而，这世上难得有“无源之水”。后进了，不是吗？总该有原因吧。教者朋友，你不是想转化后进吗？那就发挥您教者身份的优势吧。怎么办？望、闻、问、切呀！创造可能创造的一切机会，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时间，明里的，暗地的，家访啦，座谈啊，向家长，向同学，晓之以理啦，动之以情啦……总之，弄清其所以后进的方法总该是有的。否则，只能反省您自己是否努力到了一定的程度。正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嘛。总的来说，学生后进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1、非健康家教环境的不良影响。有些做父母的，为了让孩子学文化知识可说是绞尽脑汁，但在培养孩子心理素质方面却很少动心思费力气，甚至把自身的一些不良习气、错误观点传播给孩子；还有些家长对子女过分溺爱，养成了孩子任性、抗拒和目中无人的非健康人格。有些家长对子女的关怀较少，子女体会不到家庭的温暖，他们无法忍受家中无休止的争吵，或厌恶父母的不好品质、不良作风，从而变得性格孤僻，感情脆弱，心理自卑。有些家长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子女势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环境的影响。

2、丧失集体友谊和同情。后进生通常是集体荣誉的破坏者，同学都讨厌害怕他们，不愿和他们亲近，即使他们有过勇于改正错误的表现，但也常常难以得到重视、信任和鼓励，因而他们产生了心理对抗；另一方面，一般后进生由于学习成绩差、表现不好，经常成为老师批评、家长打骂、同学嘲笑的对象。为了表示不满与反抗，他们在外表上往往表现出傲慢骄横的样子，而其内心却又常常低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总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久而久之，形成了强烈的自卑心理和“表里不一”的心理特点。外表对批评满不在乎，内心却蕴藏着要求进步的“火种”；外表对人对事漠不关心、不太合群，内心却渴望友谊、理解、尊重、支持和信任。

3.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真善美、假丑恶的颠倒，是非的混淆，使后进生缺乏辨识能力，往往把好事当坏事，把坏事看成好事，片面模仿追求他们心目中“英雄”的行为、思维方式，从而加速了其心理品质和人格的变形。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侵蚀着学生的心灵，给学校教育带来负效应。

二、启动内因，内外练功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后进生不良心理品质的形成，发端于复杂的内因和外因，有一定的顽固性，只有截断源头，疏通渠道，启动内因，对症下药，方可取得成效。所以后进生不良心理品质的矫正应做到“堵、创、疏、练、激”。

“堵”，即堵塞不良渠道。割断后进生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联系，如禁止其进“两室一吧”(电游室、录像室、网吧)，要求社区成立相应的监督组织等。

“创”，即创建适宜矫正不良心理品质的健康家庭环境。一是提高家长的心理素质，二是通过家长学校教给家长正确的教育方法。

“疏”，即疏导。第一，从情感上疏。动之以情，是思想教育的原则，也是心理教育的前提，我们教师要重视师生间的“心理相容”，即师生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教师要主动靠拢后进生，从各方面给予他们必要的关怀和照顾，有效消除他们的心理对抗。这样，后进生的心灵之窗才会打开，教育才会奏效。第二，从行为习惯上疏。我们要求后进生熟记《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班规班约》等，并严格按要求规范自己。我们强调对后进生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仅仅要爱，而且要爱得深沉、持久。在他们违章犯规时，教师应予以细致的、恰当的、合情合理的批评教育，使他们心服口服，并下决心纠正错误；还应要求他们经常进行自我克服教育，养成、巩固并发展良好的行为习惯。第三，用激励机制去疏。我们用激励机制去启动内外因，开展“争上游”比赛(对学生)，设立后进生转化奖(对教师)，每学期评比一次，奖励条件适中，让后进生时刻看到希望，让教师转化有劲头。

“练”，即训练学习。师生都要加强心理辅导、训练及心理知识的学习。教师通过学习，可掌握心理知识、对症下药，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后进生答题解疑，深化认识。学生通过接受心理训练，可了解自己不良心理品质的类型表现、产生的原因，然后接受辅导或自我调适。多管齐下，必可矫正。

“激”，即采用激将法。学生很会体察分辨教师在批评甚至责骂他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情感，真诚友善的多么严厉，学生都能接受，我们也都读过许多学生回忆老师用“激将法”唤起自己奋发的文章，也听过许多老师讲批评越多越厉害的学生毕业后越能记住老师，如果我们用“刺痛法”让学生能卧薪尝胆，从而反“败”为胜，又何尝不可试一试刺刺后进生的“痛处”呢？

三、建立正确合理的转化评估体制，面向全体，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

评估体制的制定，必须面向全体，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唯其如此，方能显示出其科学性。鉴于我们国家的国情，鉴于目前仍然流行的以中考、高考这种形式一锤定音选拔人才的现状，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分数”这东西依然是“爱你没商量”。对此，争议与赞许，似乎都已失去了意义。仔细想想，与其坐在那儿评头论足，倒不如做些实际的有意义的工作。你不是要分数吗？你不是要摆名次吗？摆，给你摆好了。毕竟，它在某种程度上能给学生一定的学习压力与促进嘛。但是，我们要摆的并不是某次考试或是测验的卷面的实际得分，而是相对于前后两次测验班级（或年级）总体均分的差值的排名。差值大了，且为正值，说明你进步了。差值小了，或为负值，那你就退步了。就这样，我们只和自己比，不好吗？只和自己比，我们方能感觉到：“哦，我原来还有进步呢！”“哦，我退步了……”

有人说：“名次分数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笔者不以为然。毕竟，一个人的现状取决于太多的因素，主观的和客观的，先天的，还有后天的。你能说大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吗？亘古不变的现实告诉我们，必须承认差异。先天的、客观的差异，难道是后进生自己的错吗？不，绝不！为了能给后进生多一点自信心，让他们对学习多一些兴趣，笔者以为，这种给相对于均分的差值排名的做法可推而广之。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方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一个后进生的自信心：“哦，原来我可以做得更好呢！”

第三篇：员工“过度劳动”现象的探因与防治

员工“过度劳动”现象的探因与防治

1、引言

近年来，有关劳动者“过劳死”的事件屡见报端，使得“过度劳动”成为我国一个新的社会热点。尽管劳动者工作强度的增加会带给组织收益，但“高业绩”取得的代价却可能是休息丧失甚至健康耗损。持续的加班导致了人们过度劳动，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继深圳华为公司年仅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因“加班累死”之后，35岁的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先生、著名演员傅彪、高丽敏相继因为过度劳动导致健康状况恶化而去世。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也显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边缘。到现在，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过度劳动现象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2、过度劳动的概念及分类

所谓过度劳动(Over-utilization of labor forces)，本文将其界定为：人力资源在较长时期的过度使用，即就业者在较长时期处于一种超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就业状态。狭义的过度劳动，指劳动者在较长时期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广义的过度劳动还包括较长时期的工作强度超过该行业的社会平均工作强度。过度劳动是人力资源的过度使用，并不是指某个行业的某些就业者在某一时期的临时加班。某一行业或某一个劳动群体在某一时期有其特有的工作强度，即社会平均意义的行业一般劳动强度。过度劳动则是一种承担超长时间和超大强度劳动的就业状态，这是人力资源在就业环境不正常、经济发展特殊时期所处的一种就业(劳动)状态。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会有所不同，但就人类的基本劳动能力与强度而言，在一定的时期及场合，应是既定的，即应有一个大致的常量。中国目前正处在就业压力比较大的发展阶段，之所以出现过度劳动，则有着特殊的产生机制。

中国目前所出现的过度劳动，如果从人力资源的供求角度划分，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人力资源供不应求时

这种情况是指，当某些行业人力资源的供给大大低于需求时，没有足够的合格工作人员进入该行业，造成业内人员的过度劳动。如IT业、软件业的从业人员，某些高新技术领域(如制药、新材料)的研发人员，以及部分非通用性管理岗位人

员，便长期处于过度劳动的就业状态。其内在机制为：这些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其人力资源的参照水平相对也较高，在较短时期内很难有大量的人力资源达到这个水准；同时，由于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使用成本较高(高薪酬和高待遇)，也加大了新进入人员的使用成本，提高了新人进入这些行业的门槛，从而加大了新人进入的难度，造成该领域就业难度加大。这就迫使在这些行业已经从业的人员处于过度劳动的工作状态。

(2)人力资源的供大于求时

这种情况是指，当某些行业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大低于供给时，雇佣者在使用所雇用的人力资源时，常常采用长期加班的形式，使这些劳动者长期处于过度劳动的就业状态。具体行业为采掘业(采煤、采矿等)、建筑业、服装加工业、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加工生产线、出租车行业等。其内在机制为：中国处在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农民工大量进入这些工作领域，而当进入这些领域的人员数量大大超过这些领域的实际需要时，就有相当数量的人力资源溢出。该类溢出人员对在岗人员造成巨大的降低工资报酬的压力，而在劳动保护等行业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压力迫使在岗人员接受大大低于其应得工资水平的报酬。低报酬的长期持续，迫使该类人员不得不进行长期加班，从事超负荷的劳动。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便形成了该类人员的过度劳动。

3、员工“过度劳动”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理性“经济人”行为导向下的效用最大化目标是过度劳动的主观原因；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所造成的劳资双方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则构成了过度劳动的客观因素。

3.1 员工“过度劳动”的原因

造成“过劳死”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重体力劳动、无休止地工作、加班熬夜等违反生理规律的劳动，以及由于过重的压力产生的情绪方面的过重负担等。在过度劳动的人群中，大多数人都是经济人，他们工作时间的延长都是出于非自愿的因素，加班也都是“被加班”。

(1)劳动者和企业地位不平等

造成劳动者不得不加班的原因主要是劳动者作为经济人在同企业签约时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性。首先，劳动者与企业的平等地位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劳

动法》在很多企业根本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也很少受到法律制裁。其次，当前我国劳动力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这也决定了劳动者在与企业签订契约的时候不可能有绝对平等的地位。

(2)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竞争激烈为了保住工作

为了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大部分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裁员活动，这造成了被裁人员的暂时失业,以及在职人员的过度劳动。对于比较广泛的工作岗位来说,经过同样的训练，劳动力之间未必不可替代。在企业加班文化蔓延成风的情况下，没有几个人敢于冒失去工作的危险理直气壮地对加班说“不”，很多人明明知道频繁加班和超时工作会影响身体，但却没有多少人坚决拒绝，相反还常常表现为“自愿”承担。在我国劳动力严重的供给大于需求形势下，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不但对有偿的加班不敢说不，即便是无偿的加班也只能逆来顺受。

(3)在工作稳定的情况下，为了增加收入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所得的工资报酬越高，放弃加班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过度劳动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尤其是那些高收入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工资水平较高，放弃加班所损失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房价上涨给人们带来巨大经济的压力，医疗、教育改革使得人们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为了给自己的未来多一份保障，对于他们来说，加班无疑是较优的选择。

(4)员工工作能力达不到工作职责的要求，效率低下

根据帕金森定律，企业在用人的时候，一旦他在一个岗位上表现的比较优秀时，就会考虑给他升职，从事更有挑战的工作，那么在较低的岗位表现优秀的员工在升职以后一定适合新的岗位吗？在新的岗位上他还能一样表现的优秀吗？答案是不一定。一部分员工加班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对自己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在上班的时间内，效率很低，为了完成上司布置的工作量，他们不得不熬夜加班，长时间就会导致过度劳动。

(5)企业把加班与否作为衡量员工素质的重要指标

有的企业偷换了加班的概念，“员工不加班就代表工作没热情、不努力、不勤奋”；另一方面，不经常加班的员工工资会非常低。如果不经常加班，工资会

比名义上的低很多，结果考评很差，薪水一降再降，最后不得不自动离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还想在公司干下去，就不得不加班。国内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加班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企业把企业的发展压力转嫁到了员工身上，企业要发展就要不断拿出成绩。这样的压力使得企业不敢松懈，并将经营压力下压到每个员工头上，过度劳动就出现了。

3.2 员工“过度劳动”的影响

(1)对个人的影响——过度劳动会降低劳动者的精神福利

现代福利经济学认为，个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适度的劳动可以为劳动者提供生存必须的物质基础，获得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是过度的劳动则剥夺了劳动者与家人团聚、休闲娱乐等精神层面的需要，降低了劳动者的个人福利。尤其是长期的过度劳累会使劳动者身心得不到休息，产生巨大的压力，容易诱发各种疾病，极端的如“过劳死”。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生命的失去是劳动者作为人的福利的最大损失。

(2)对企业的影响——过度劳动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应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劳动者作为企业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过度劳动是对他们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不但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也不利于企业素质提升和后续发展。那些把加班制度作为其“企业文化”，把加班时间的长短作为员工晋升、福利等标准的企业，就不会在技术进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善管理、提升素质和塑造核心竞争力方面下功夫，也不利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3)对社会的影响——过度劳动容易对就业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王艾青博士在《过度劳动及其就业挤出效应分析》一文中分析指出，过度劳动的存在造成对行业其他就业岗位的挤压，从而使该行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大大低于应该就业的人数。由于过度劳动的存在，使得某些行业和领域失去了不同程度(取决于B的大小)的吸纳就业的机会。而这些行业和领域的产量增长并未因此而降低，于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同步。

过度劳动不仅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也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过度劳动对消费的挤出主要表现在工作时间对消费时间的挤占。人们所拥有的时间是一定的，花在工作的时间越多，闲暇时间就越少，可用于购物、休闲、娱乐等消费性

活动的时间也就越少。

4、“过度劳动”现象的防治措施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造成企业员工过度劳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员工个人的问题，也是企业和社会共同的问题，无论是从劳动者自身的福利来说，还是从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过度劳动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如果我们不及早采取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因而如何避免过度现象在企事业单位继续发展的势头，使劳动者能够身心愉快地从事工作，成为企业界和政策决策层关注的问题。这里主要针对以上原因提出几项改进对策：

(1)完善《劳动法》等政策，加强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

在很多企业《劳动法》根本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也很少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加强对企业贯彻政策法规的监督，重罚违规企业并鼓励员工举报，使得劳动者的地位得到提高。在中国整体劳动力过剩、就业不充分的背景下，个人在企业面前毫无疑问是弱者。虽然不想加班，但为了吃饭，为了家里的老人与孩子，工人们只好把怨言和不满往肚子里吞，期待工会来阻止这种无休止的加班，期待工会帮助自己讨回应得的加班费。因此这里也要加强工会在其中的作用，做好对企业的监督。政府也可以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政策：提出带薪休假、给知识分子做健康体检等等。加强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将有助于逐步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2)确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企业应当树立这样的新观念：以损害劳动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和事业发展，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更是对人性的摧残。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追求人的发展，基于此，”以人为本”就必须成为这一发展的前提，故而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明白对社会的责任，确立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

(3)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其在相应岗位的工作能力

大部分员工加班和过度劳动的原因都是因为对所做的工作应对能力不高，或者是效率低下，或者是员工对相应工作没有合理的安排，导致在工作时间不能很好的完成工作，进而产生过度劳动。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员工对自己专业知识的掌

握，借鉴其他优秀企业或者员工工作的方法方式，提高其得工作效率，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日程，尽量在工作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避免过度劳动。

(4)调整好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企业发展不能丢掉人文关怀

处理好公司发展与员工健康的关系，让大家在繁忙之余能得到休整，因为长时间工作不仅对员工不利，也不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企业要想成为现代化、人性化的企业，首先要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人性化要求和硬性规章制度是不可替代的两方面。不少企业给予员工丰厚待遇和多样的福利，以为这就是人性化的全部体现，却忽视了工作强度、工作规章和劳动时间是否对员工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走入人性化的误区。要彻底改变这种现象，还需要企业、政府和员工三方共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付出努力。

5、结束语

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可通过政府、社会中介、科研机构及劳资双方等来确定法律底线，制定行业指导标准，确定合理定额范围内，合理的工作时间和报酬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其在相应岗位的工作能力，减少加班，减少过度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