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险市场自由化考察报告

第一篇：日本财险市场自由化考察报告

日本财险市场自由化考察报告

一、日本财产保险市场自由化的背景

（一）日本泡沫经济的突然崩溃。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从高峰滑落，其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一是房地产经济的泡沫崩溃，地产出现萎缩；二是银行由此引起大量的不良债权；三是银行利率的迅速走低，经济退缩的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经济严重萎缩与萧条。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银行、保险业为了缓解不良债权带来的经济负担，极力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此为日本保险市场自由化的主要经济背景。

（二）来自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当时，aig牵头主导了一场要求日本政府放松保险市场管制的变革运动，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遵守wto有关保险承诺，日本与美国政府于1994年10月签订了《日美保险协议》，该协议对日本产险市场自由化具有三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是废除费率管制，要求费率自由化；二是保险业务经营由认可制改为申报制；三是改革日本保险销售制度，引进经纪人公司制度。其目的是使在日本经营的美国公司更加有利。

（三）保险市场经营环境的恶化。10年间，由于利差损原因，日本近7家寿险公司倒闭，虽然产险业未出现寿险业的情况，但由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产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特别是与银行利率相关的房屋按揭业务和储蓄型财产险业务由于利率走低，出现了一系列难题。这些都成为日本产险自由化的契机和导火索。

二、日本财产保险市场自由化进程及政策变化

《日美保险协议》的签订无疑成为日本产险自由化的契机。然而，日本财产险自由化真正开始的标志是1996年新保险业法的实施。其政策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算定会费率使用义务的停止。1998年算定会费率使用义务的结束标志着费率自由化的开始。在此之前，日本财产险费率为保险监管重要内容，由算定会统一制定，并严格执行。

《损害保险费率算出团体法》于1999年12月22日作了最新修改，保险公司强制使用算出机构费率的义务终止。从此，就有了算出机构提供的纯费率和公司自订的附加费率之分，纯费率成为各公司的参考费率，除机动车法定赔偿责任险之外，各公司在参考费率的基础上，可根据自身的费用率制定自己的费率标准，但一般讲来，上下浮动幅度不超过12.5％。

按照《损害保险费率算出团体法》第3条规定，费率算出团体可以计算的保险种类有5种：火灾保险、意外保险、车辆保险、医疗费用保险及护理费用保险。但到目前为止，在日本仍未有医疗费用保险参考费率。

（四）允许产、寿子公司相互进入对方市场。新保险业法明确规定，从1996年开始，允许产、寿险公司以子公司形式相互进入对方市场，同年寿险公司设立了6家产险公司，产险公司设立了11家寿险公司。2000年8月，代理销售其他保险公司产品的认可明确化。寿险公司开始重新评估其财产险战略，认为子公司模式将来没有大发展，从而转向与产险公司合作，即代理产险业务。考虑到与人有关的保险的可成长性，产险公司也积极响应。因此，更多呈现的是产、寿险公司的相互代理。

（六）中介手续费制度的引进。中介手续费制度虽于1996年4月引进，但1998年之前，日本产险业执行的是费率算定机构制定的统一的费率标准，同时金融厅还规定了行业共同的代理类别、合同格式及手续费执行标准，且手续费体系必须向金融厅申报，获得许可后方可执行。随着产险自由化的出现，费率自由化导致保险产品多样化，原手续费体系已无法执行。从2001年3月开始到2003年4月，代理店手续费体系由需要金融厅许可变为不需获得，促进了中介手续费体系的多样化。保险公司开始注重代理店的经营绩效，对其进行挑选、停业、合并，并根据其资质、业务量大小，再区分不同的保险类别，实行更细化的手续费体系。

（八）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引进。随着日本保险市场自由化的推进，保险销售渠道得以拓宽，除了原有的代理店销售、保险公司直接销售外，又引进了经纪人销售制度，拓宽了银行窗口销售渠道，特别是还出现了电话销售、网上销售等多种销售方式。为了适应自由化发展的需要，稳妥地推进保险业的发展，金融厅引进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03年颁布，并于2005年4月实施。其基本方针是明确各有关主体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并要求具体付诸实践。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引进，更有利于确保日本产险业在自由化环境下的发展。

（九）国际保险监管标准的遵从。作为iais的会员，日本金融厅已经表明遵从iais的原则、基准与指引，同时也积极参与金融行政的国际化和国际性规定的制订。除了在许可制方面有非常大的放宽之外，更多地采用了国际会计标准及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使本国保险业发展与世界保险业发展同步。虽然日本产险市场环境不景气，但目前所有产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均在200％以上，产险业保持着较高的信用力。

三、日本财产保险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影响

（一）竞争激烈使公司效益大幅下降，影响产险市场停滞不前。在保险市场自由化之前，由于日本产险执行费率算定机构的统一基准费率，即使是一家小公司也有盈利；但在费率自由化之后，由于费率竞争激烈，导致了产品及服务竞争日益激化，给公司的收益带来重大影响。赔付率上升、收益减少使公司把降低经营成本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各公司费用削减的主要措施有：合并撤销营业网点，或者取消效益差的营业网点；削减员工人数，一方面控制新增录用人员，另一方面引进提前退休制度；重新评估工资制度，由以前的年工序列工资制度改为与业绩挂钩的年薪制度；注重提高代理店的效率，重新评估以往的手续费体系，建立以代理店效益及经营业务种类、经营业务量相联系的手续费管理体系。通过上述措施，行业平均费用率得到了降低，但也更加导致保险市场的萎缩或停滞。

（三）寻求拓展海外业务，亚太地区成为主要方向。费率自由化之后，市场竞争激烈，公司效益降低，拓展海外业务成为公司发展的主要渠道，一方面为本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另一方面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率。但是欧美地区保险业务综合成本很高，几乎所有的日本公司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而与此相反，在亚太地区的业务质量、收益率均较好。因而，进入亚太市场，特别是中国保险市场是其重要目标。

（秦士由

左绪文

江裕棠

李翰辉

陈风）

第二篇：日本财险市场自由化考察报告

日本财险市场自由化考察报告

日本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引进保险制度，二战之后保险市场的发展开始加速。2003年，寿险总保费达407520.2亿日元（约为29746亿元人民币），非寿险总保费91746亿日元（约为6696.8亿元人民币），其中车险（含三者责任强制险）保费48958亿日元（约为3573.6亿元人民币），三项数据均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保险深度达到10.81%，列世界第6位。保险密度达到42.62万日元（约为31106.51元人民币），列世界第3位。日本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原因在于，作为灾难事故多发国家，地震与火灾引发损失巨大，其寿险家庭普及率已达89.6％，2004年平均每个投保家庭的死亡保障金额达3697万日元（约为269.85万元人民币），家庭年支出保费53.1万日元（约为3.88万元人民币），此外其家庭机动车辆保险普及率达到85.7％。在2000年之前，日本对保险市场管制非常严格，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产险市场逐步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其结果是市场管制逐步放宽，走上了自由化发展之路。

一、日本财产保险市场自由化的背景

（一）日本泡沫经济的突然崩溃。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从高峰滑落，其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一是房地产经济的泡沫崩溃，地产出现萎缩；二是银行由此引起大量的不良债权；三是银行利率的迅速走低，经济退缩的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经济严重萎缩与萧条。在经济大萧条环境下，银行、保险业为了缓解不良债权带来的经济负担，极力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此为日本保险市场自由化的主要经济背景。

（二）来自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当时，AIG牵头主导了一场要求日本政府放松保险市场管制的变革运动，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遵守WTO有关保险承诺，日本与美国政府于1994年10月签订了《日美保险协议》，该协议对日本产险市场自由化具有三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是废除费率管制，要求费率自由化；二是保险业务经营由认可制改为申报制；三是改革日本保险销售制度，引进经纪人公司制度。其目的是使在日本经营的美国公司更加有利。

（三）保险市场经营环境的恶化。10年间，由于利差损原因，日本近7家寿险公司倒闭，虽然产险业未出现寿险业的情况，但由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产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特别是与银行利率相关的房屋按揭业务和储蓄型财产险业务由于利率走低，出现了一系列难题。这些都成为日本产险自由化的契机和导火索。

二、日本财产保险市场自由化进程及政策变化

《日美保险协议》的签订无疑成为日本产险自由化的契机。然而，日本财产险自由化真正开始的标志是1996年新保险业法的实施。其政策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可制的放宽，申报制的扩大。从1996年4月开始，日本产险在许可制度方面开始放宽，由许可制度向申报制度转型，1997年1月、1999年8月、2001年7月申报制范围逐步扩大，到2002年3月，企业财产险已完全自由化，由许可制改为申报制，家财险中绝大部分也由许可制转为申报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许可制的消失，车险业务中未满10台的车辆保险仍必须实行许可制，医疗险和海外旅行意外伤害险仍为许可制。

（二）算定会费率使用义务的停止。1998年算定会费率使用义务的结束标志着费率自由化的开始。在此之前，日本财产险费率为保险监管重要内容，由算定会统一制定，并严格执行。

算定会制度自1948年起根据《损害保险算出团体法》实施，该法规定，会员公司达2家以上即可申请成立费率算出团体，该团体是一种非盈利性机构。到目前为止，日本只有一家费率算出机构。当时成立费率算出机构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是因为损失金额是事故发生后确定的，所以赔付率的预测比较困难；其二是各个产险公司单独积累大量的数据比较困难；其三是财产险费率由中立机构根据赔付率等积累的数据计算后供各公司使用，这种做法比较理想。

《损害保险费率算出团体法》于1999年12月22日作了最新修改，保险公司强制使用算出机构费率的义务终止。从此，就有了算出机构提供的纯费率和公司自订的附加费率之分，纯费率成为各公司的参考费率，除机动车法定赔偿责任险之外，各公司在参考费率的基础上，可根据自身的费用率制定自己的费率标准，但一般讲来，上下浮动幅度不超过12.5％。

按照《损害保险费率算出团体法》第3条规定，费率算出团体可以计算的保险种类有5种：火灾保险、意外保险、车辆保险、医疗费用保险及护理费用保险。但到目前为止，在日本仍未有医疗费用保险参考费率。

（三）银行窗口销售保险的解禁。从2001年4月开始，日本金融厅在银行销售保险方面实行了第一次解禁。在此之前，金融厅由于担心银行会利用其融资的权力给客户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购买保险，所以禁止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但是，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银行出现了巨额不良债权。为缓解其不良债权带来的困境，银行寻求更多的收益源来改善其经营状况，在金融厅主导下，第一次出现了银行窗口销售保险。但其销售险种仍受很大限制，只允许销售与其银行融资业务有关的保险，且规定在融资资格审查期间，禁止推销保险。第三次解禁于2002年实行。主要是在年金方面的销售管制有所放宽，其理由是银行存款户有增加银行存款收益的愿望。2005年12月实行了第三次解禁，即储蓄型保险的放开。金融厅将对历次解禁后的市场反应做出评估，如无不良反应，则计划于2007年12月实行全面解禁。

（四）允许产、寿子公司相互进入对方市场。新保险业法明确规定，从1996年开始，允许产、寿险公司以子公司形式相互进入对方市场，同年寿险公司设立了6家产险公司，产险公司设立了11家寿险公司。2000年8月，代理销售其他保险公司产品的认可明确化。寿险公司开始重新评估其财产险战略，认为子公司模式将来没有大发展，从而转向与产险公司合作，即代理产险业务。考虑到与人有关的保险的可成长性，产险公司也积极响应。因此，更多呈现的是产、寿险公司的相互代理。

（五）销售制度的放宽——经纪人公司的引进。在日本产险自由化之前，法律规定的保险销售渠道只有两种。即代理店和保险公司直销。代理店制度是日本保险业最常用的销售方式，其业务占原始承保业务的90％以上，在日本产险市场占绝对支配地位。经济萧条期间，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评估代理店的经济绩效。为了提高代理店的效率，产险公司改变了以往的代理店手续费制度，取消了一些经济效益不高的代理店，因此代理店数量开始减少，2004年比2003年减少6％，但仍有286576个。《日美保险协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日本保险业引入经纪人公司制度，自1996年4月引入经纪人制度，到2005年4月1日止，日本已有38家保险经纪公司，其中有Marsh（马什）和Willea（韦莱）这样居国际性领头地位的经纪人。虽然迄今经纪公司业务仅占市场份额的0.2％，但其作为一种新的销售制度已获法律许可。

（六）中介手续费制度的引进。中介手续费制度虽于1996年4月引进，但1998年之前，日本产险业执行的是费率算定机构制定的统一的费率标准，同时金融厅还规定了行业共同的代理类别、合同格式及手续费执行标准，且手续费体系必须向金融厅申报，获得许可后方可执行。随着产险自由化的出现，费率自由化导致保险产品多样化，原手续费体系已无法执行。从2001年3月开始到2003年4月，代理店手续费体系由需要金融厅许可变为不需获得，促进了中介手续费体系的多样化。保险公司开始注重代理店的经营绩效，对其进行挑选、停业、合并，并根据其资质、业务量大小，再区分不同的保险类别，实行更细化的手续费体系。

（七）投保人保护制度的引进。1996年4月，财产保险投保人保护基金作为只有在需救济保险公司出现时才运用的基金被引进。后来由于发现仅设立救济保险公司的基金所起的作用不大，于1998年12月设立了财产保险投保人保护机构，其作用一是对救济保险公司提供资金援助；二是对破产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继续承保；三是成立继承保险公司，承接破产公司的业务；四是提供贷款支持，保护被保险人。目前其会员除了所有在日本营业的产险公司外，还有劳合社协会，但不包括专业再保险公司。

（八）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引进。随着日本保险市场自由化的推进，保险销售渠道得以拓宽，除了原有的代理店销售、保险公司直接销售外，又引进了经纪人销售制度，拓宽了银行窗口销售渠道，特别是还出现了电话销售、网上销售等多种销售方式。为了适应自由化发展的需要，稳妥地推进保险业的发展，金融厅引进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03年颁布，并于2005年4月实施。其基本方针是明确各有关主体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并要求具体付诸实践。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引进，更有利于确保日本产险业在自由化环境下的发展。

（九）国际保险监管标准的遵从。作为IAIS的会员，日本金融厅已经表明遵从IAIS的原则、基准与指引，同时也积极参与金融行政的国际化和国际性规定的制订。除了在许可制方面有非常大的放宽之外，更多地采用了国际会计标准及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使本国保险业发展与世界保险业发展同步。虽然日本产险市场环境不景气，但目前所有产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均在200％以上，产险业保持着较高的信用力。

三、日本财产保险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影响

（一）竞争激烈使公司效益大幅下降，影响产险市场停滞不前。在保险市场自由化之前，由于日本产险执行费率算定机构的统一基准费率，即使是一家小公司也有盈利；但在费率自由化之后，由于费率竞争激烈，导致了产品及服务竞争日益激化，给公司的收益带来重大影响。赔付率上升、收益减少使公司把降低经营成本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各公司费用削减的主要措施有：合并撤销营业网点，或者取消效益差的营业网点；削减员工人数，一方面控制新增录用人员，另一方面引进提前退休制度；重新评估工资制度，由以前的年工序列工资制度改为与业绩挂钩的年薪制度；注重提高代理店的效率，重新评估以往的手续费体系，建立以代理店效益及经营业务种类、经营业务量相联系的手续费管理体系。通过上述措施，行业平均费用率得到了降低，但也更加导致保险市场的萎缩或停滞。

（二）产险业出现合并浪潮，市场集中度大大提高。以1999年10月三井海上、日本火灾、兴亚火灾3家公司发表事业合并书为契机，产险界的重组进展迅速。2001年4月，日本火灾与兴亚火灾合并成为日本兴亚损害保险公司；同月，大东京保险与千代田保险合并成为爱和谊保险公司；同年10月，三井海上与住友财产保险合并成为三井住友火灾保险公司；2002年7月，安田火灾、日产保险公司及大成保险公司合并成为日本财产保险公司；2004年10月，东京海上与日本火灾合并成为Willea控股的财产保险公司。至此，日本产险业形成了Millea、日本财产保险、三井住友、日本兴亚、爱和谊五大集团公司。五大集团公司市场份额达85％以上，导致市场集中度大大提高。

（三）寻求拓展海外业务，亚太地区成为主要方向。费率自由化之后，市场竞争激烈，公司效益降低，拓展海外业务成为公司发展的主要渠道，一方面为本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另一方面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率。但是欧美地区保险业务综合成本很高，几乎所有的日本公司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而与此相反，在亚太地区的业务质量、收益率均较好。因而，进入亚太市场，特别是中国保险市场是其重要目标。

（秦士由左绪文江裕棠李翰辉陈风）

第三篇：日本市场考察报告

日本考察报告

一、添加剂展会部分：

1、这次展会共有306家企业，80%来自日本，30家中国公司，欧美、东南亚企业占10%多，产品涉及主要三部分，一部分是食品素材包括：功能原料、果汁、大豆制品、蔬菜制品、海洋鱼类制品、乳制品等，这部分占很大，尤其是功能产品占大部分；一部分是食品添加剂：色素、乳酸、香精、调味料、增稠剂、菌种等；还有一部分是检测仪器、新闻出版社、认证等机构。

2、食品素材日本现在很发达主要产品：

a、乳品深加工类，乳铁蛋白、降血压产品、改善睡眠产品等；

b、果汁类，主要产品包括各种清汁、浊汁、果肉等；

c、大豆制品，各种大豆蛋白、短肽、多糖、纤维素（这一块我和日本不二制油的刘博士建立联系）、以及大豆饮料、发酵大豆饮料、果汁大豆饮料、豆腐、豆制品等非常丰富

d、茶类制品，日本的茶开发的很充分，各种茶的提取物，延缓衰老、抗氧化、护肝等。

E、海洋鱼类开发各种不饱和脂肪酸、菑醇类能够健脑、抗衰老、明目、降血压等

F、植物类产品开发，各种果实的种皮提取色素和功能成分，明目、健脑、护肝等

以上部分很多是以食品原料来添加，有些是以保健品功能成分来添加的。

3、食品添加剂包括香精、色素、调味料、乳化剂、增稠剂、品质改良剂、乳酸等

A、香精香料类很多企业是天然和合成共同使用和销售；

B、色素类，日本色素几乎全部是天然色素，这次国内外厂家很多，不下十家，各种最新的如：水溶性叶绿素、紫萝卜皮色素、草莓色素等，各种原料的色素色差和稳定性有很大的差异，日本色素企业很多也卖安定剂，主要是稳定色素、保持色差。

C、调味料部分多为酱油、酵母发酵类、香辛料

D、乳酸、维生素、氨基酸部分，世界上几大巨头都到场，这部分市场份额较为明晰

E、菌种类，有两家欧美公司推出益生乳酸菌，还有日本本土企业推出的植物发酵菌种，发酵浓缩物，目前只在日本销售，没有进入中国。

4、检测仪器、新闻出版社等

略

5、收获：

A、日本的使用素材类开发非常系统，主要靠进功能性，能有效的利用国内甚至是世界动植物资源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另外日本开发出产品后推广过程中技术应用跟得非常好，新品推出是以应用产品形式推出。

B、日本大豆饮料开发正浓，中性的、调酸的、发酵的、和其他果汁蔬菜复合的等几大类，大豆蛋白和多糖可做成各种油炸糕点类，大豆产品开发进行得非常系统深入，利用率几乎是100%。

C、发酵菌种产品，日本出现植物发酵饮料、发酵型灭菌乳饮料，非常清爽，蛋

白沉淀很多，很多种功能益生菌产品涌现，例如果汁发酵、大麦发酵、大豆发酵、蔬菜发酵，还有作为食品的大米发酵、肉制品发酵、调味料等。

E、日本企业已经从传统加工食品企业转化到现代技术(生物、提取、分析、改良)应用企业，科技含量体现的非常明显。

D、日本企业展台设计很好，本公司的人一律占站台外面，展台墙壁上挂满了各种报告图表数据，方便观众观看了解，展位保持非常整洁，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到时间不撤展。

二、部分企业考察：

1、日本龟甲万企业，只要是酱油、调味料、果酒、色素、功能功能保健品等。按他们企业分为传统发酵类和现代生物工程类，传统发酵类指酱油、调味料等，现代生物工程包括色素、功能食品如西红柿体取得功能成分，用微生物仿萤火虫产生的检测指示剂等。他们目前企业的研发部门也是这样划分的2、不二制油企业，主要是大豆产品开发，工厂总共1200多人，研发人员400多人，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检测研究三块，大豆利用率几乎100%，大豆多糖可作稳定剂，稳定蛋白不增稠，口感非常清爽，还可用于面制品，不粘不黏，产品口感非常润滑细腻。产品在饮料中可替代果胶产品。

三、产品考察

1、乳品：液体奶、奶酪、冰激淋、奶粉很少，液体奶中发酵酸奶普通酸奶很少见，主要是果肉酸牛奶、益生菌酸奶、美容酸奶等，乳酸菌饮料含奶量都在50%以上，都添加巧克力、果汁、益生素类。纯牛奶按脂肪和固形物划分，低脂、全脂等，牛奶风味很柔很正，乳饮料多为中性，咖啡、奶茶、巧克力、大豆四大块，配种非常丰富，可见照片，调酸乳饮料很少。产品包装主要是塑杯、屋顶包，发酵、纯牛奶和中性饮料用，利乐包、pet瓶、易拉罐，多为中性饮料和功能饮料。奶酪产品多为餐桌用，各种小块涂抹奶酪，儿童包装的奶酪产品占到1/3。冰激凌产品占很大柜台，其中冷冻酸奶大的超市都有出售。街头便利店和超市相近，日本很多自动售货机，大部分带冷柜，所以低温产品杂街头随时可买到，奶茶类包括红茶、抹茶、书茶等种类。

2、功能饮料：日本功能饮料种类40种左右，助睡眠、抗疲劳、美容、降血压、抗衰老、抗癌等多是金属或塑料小瓶，添加功能的成分由厚生劳动厅保健食品认可，包装规格很小。

3、时尚产品：日本时尚的饮料主要是茶饮料、包装形式PET、屋顶包、利乐包等，另外纤维素水、乳清饮料、碳酸水、添加了某种功能成分的饮料等也较为流行。

4、收获：

奶茶类产品要继续开发，开发各种风味和口感，包装形式多样化，奶含量减低，口感一定要清爽；

咖啡奶类一定要开发，各种分为咖啡，奶含量设计不同阶段，口感要清爽； 巧克力乃饮料要开发，奶含量要偏高，50%左右，口感也要清爽。

奶酪产品一定要上，尤其是涂抹奶酪，儿童奶酪。

功能成分开发作为较为长期的项目开发，将来国内也必将流行。

天然色素类用量非常大，日本几乎所有产品都添加天然色素，种类不同，市场潜力很大。

第四篇：日本金融自由化及启示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与启示

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业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资本国际流动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开始逐步展开,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日本金融体系逐渐演变成了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认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严重化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是,当时日本能否通过拒绝金融自由化的方式进行金融风险控制,为什么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严重金融动荡中日本又进一步推进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回答上述问题,而且对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提供一个典型实例。

一、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开

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日本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不断涌现,日本金融业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发生的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促进了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自70年中期开始,日本证券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迅速膨胀,1978年已经超过4万亿日元,从而成为当时在日本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业出现了“余裕”资金,为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证券回购市场。证券公司所进行的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证券回购业务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均衡关系,而这又招致以都市银行为代表的大银行的反击行为。1979年5月由都市银行所推出的可转让存单(ＣＤ)就是银行业回击证券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当时发行的ＣＤ面额很大,时间期限规定也较严格(面额5亿日元以上、期限为3～6个月),它还不是一种主流金融商品,但毕竟与证券回购交易一起打开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价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银行同质化的进程,并从而引发了银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业由于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经营方针,致使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不断减少。并且随着融资方式的日趋多元化,大企业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这样就造成了各种银行在贷款对象选择方面向中小企业加速集中的趋势。另外,都市银行、地方银行这类传统以短期周转资金借贷为核心业务的银行,也开始逐步扩大了设备投资贷款等长期借贷业务。1970年都市银行的对外贷款总额当中,设备投资贷款所占的比例仅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则达到了40.1%。上述3个时期地方银行的设备投资贷款占其对外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7%、27.0%和37.1%。上述情况表明,80年代日本银行业日趋同质化,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所确定的银行业分业经营原则已被新的经济环境逐步打破。

(二)赤字国债大量发行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冲击

以1975财政发行2.3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为开端,日本走上了大量发行赤字国债之路。国债的大量发行使日本传统的国债定价、发行和消化方式已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藏省开始实施国债的“流动化”和利率“弹性化”政策,即允许银行将持有的已发行1年以上的国债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开始采用公募拍卖方式来发行国债。这样,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开始出现于日本金融市场。

国债大量发行的最重要影响,并不在于出现了一种规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互渗透以及银行业与证券业在开发以国债为基础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竞争。由于自1975起发行的国债多为10年期国债,其偿还期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意味着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场上会出现规模巨大的“期近”国债(即在两三年之内就将到期的国债)。由于这些国债是一种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银行存款利率。如果证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国债回收资金,势必将极大地影响银行业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日本银行业强烈要求政府允许其从事国债交易业务。这种努力尽管遭到了证券业的激烈反对,但1981年通过的新“银行法”还是满足了银行业的要求,允许其从1983年4月开始从事国债交易业务。

在“新银行法”出台前后,日本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相互渗透日趋加深。这最集中地反映在证券业以国债等公共债券为基础,陆续开发出了具有存款性质的中期国债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债券、证券互换、长期国债基金等金融商品,银行业则相继开发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额贷付信托、国债定期账户、国债信托账户等具有证券特点的金融商品。

(三)强大的国际压力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压力。这种国际压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第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日本企业债券发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银行组成的企业债券发行协会,对企业发行债券采取了种种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到低成本的资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汇法禁止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又使得日本企业无法自由地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1980年日本对实施多年的外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确定了外汇交易“原则自由”的政策原则。随着日本对国际间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日本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所获得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资本市场对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调整了长期实施的企业债券发行“有担保原则”这一行业惯例,降低了债券发行企业的资格标准;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所收取的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基本改变了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价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费率一般都由银行与企业协商来确定。

另外,在企业债券市场管制不断放松之际,日本企业正在争取实现ＣＰ(商业票据)发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银行业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挠,这一行动迟迟未果,最后双方的交涉过程演变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争,企业界于1987年终于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此后,日本企业的ＣＰ发行规模迅速膨胀,到1990年末其余额达到了15.7万亿日元。

第二,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压与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随着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产业及就业打击不断深刻化,美国政府逐渐矫正了美元升值是“强大美国”的象征这一肤浅认识,转而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出台的“索罗门报告”认为,造成日元贬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实行“人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资家不愿投资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实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提出了“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报告”,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题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此二报告一般被合称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在“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在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地方银行、相互银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转化为普通银行,被称为“第二地方银行”)、信用金库等6类银行型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银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从15.9%上升到了34.7%。

二、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谨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阶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终完成阶段。

(一)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进展

90年代前半期,尽管日本金融业已经陷入到不良贷款严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缩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并以此实现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仅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规划的金融自由化目标实施了如下两项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万日元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额为300万日元的ＭＭＣ(浮动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没有任何松动。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获得了重大进展。首先,逐步实现了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从300万日元调低到了100万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进一步降低到了50万日元,同年11月实现了300万日元以上的小额定期存款(3个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废除了关于ＭＭＣ最低限额的规定,1993年6月为期1个月至3年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实现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开始引入最长期限为3年的浮动利率存款和最长期限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长期存款),1994年10月实现了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长期限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内迅速实现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储蓄存款(金额为40万或20万日元,与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进行联动),1993年10月出台了新型储蓄存款的进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结算帐户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实现了自由化。这样,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历程,日本对银行业所进行的价格竞争管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初步发展。80年代,尽管银行业已经开始涉足国债等公共债券的交易活动,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大量的渗透到对方经营领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业务兼营化却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过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了银行、证券、信托3种业态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的兼营化。另外,生命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进入到对方的经营领域。

(二)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债权等严重问题困扰的日本金融业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许多巨型金融机构陷于经营危机状态,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民众信任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上台执政的桥本内阁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改革———面向2001年东京市场的新生》的报告,确定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构想。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对战后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开始实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规定,在日本可以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谓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业态的金融机构为母体,通过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子公司化的金融组织形态。战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来实现金融业的“范围经济”,另一方面是为金融机构的顺利重组提供条件。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2月,日本银行业被允许设立专供信托投资公司出售信托产品的柜台。这一举措表明,信托交易开始进入银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银行业被允许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资产品。另外,在此期间日本开始允许银行系证券公司从事股票交易。在放宽对银行及银行系证券公司业务限制的同时,日本也扩大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自1997年开始日本的证券公司被允许开设“证券综合帐户”。所谓“证券综合帐户”,即指在证券公司给客户开设的交易帐户之上附加上支付与结算功能。这表明证券公司开始涉足长期以来一直被银行业所垄断的管理结算帐户业务领域。

第三,对金融机构开业及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管制的进一步放松。首先,证券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开业管制由以前的许可制改为注册制。在注册制之下,有关机构只要满足一些必备的条件,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营业资格或退出某一经营领域,从而降低了证券业与信托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其次,股票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随着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损失补贴”事件的不断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对股票交易手续费管制的批判之声日趋高涨。人们普遍认为固定制的手续费标准是产生损失补贴问题的温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对5000万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实行自由手续费率。

第四,国际间金融交易的彻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实施的日本新《外汇法》规定:实行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放开资本项目下外汇业务的许可证制或事先申报制;外汇业务完全自由化,废除外汇银行制、指定证券公司制和兑换商制;放开个人和企业在国外金融机构开户存款;放开企业间外汇债权与债务的轧差清算以及境内居民外币计价结算。另外,日本政府为使企业更容易地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进一步放松了对

企业债券发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废除了此前长期实行的企业“适合发债基准”,规定无论何种企业,只要获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级评定公司的信用等级评定,就可以发行企业债券。

三、关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几点启示

通过前文对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运行环境的演变是推动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强大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必然会产生诸多新的经济问题,从而要求政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满足金融机构调整其业务内容的需要。具体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实例来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堀内义的总结是非常确切的,他认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金融业实行了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之下实现的。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使日本政府对传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非常满意,甚至从没有考虑对其系统进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与融资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国债的大量发行等新现象的出现,不断迫使日本政府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推进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则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与金融机构及金融主管当局———大藏省丑闻的不断曝光,人们日益怀疑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公众舆论对政府行动和政策制约作用也日趋增强。面对严峻的危机,不出台符合公众利益、赢得公众信心的重大举措,执政集团必将承担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会声誉降到最低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对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与组织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以便获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渐进地展开的。正是在这种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剧。以银行业为例,在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着多种巨额“经济租”的银行业,在管制放松过程中不仅“经济租”不断减少,而且其原有的“势力范围”不断受到迅速崛起的证券业和企业直接融资的侵蚀。这样,银行业不仅面临着确保存款稳定增长的难题,甚至在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期限结构风险、融资对象风险、融资内容风险不断扩大,违规、违法经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种现象的发生尽管有银行内部对经营风险控制弱化单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都面临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就很难通过内部控制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金融风险的最重要手段是出台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政策体系,通过谨慎的监管措施稳固金融业的经营基础和抗风险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通过适当的途径实现金融业的业务兼营化,是促进金融机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步伐。第三,金融自由化作为一种管制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问题,所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避免被有关的利益主体所“俘获”。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中,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围绕国债业务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一般产业企业则与银行业围绕ＣＰ发行合法化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在各方利益主体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被传统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银行业所俘获,尽力维护银行业利益的倾向。因为一般说来银行业的要求,例如从事国债等公共债券交易业务等,基本上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而证券业与一般产业企业的要求,都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够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照

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对平稳地推进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却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 否则改革就会偏离正确方向.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因素是推动经济体制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在讨论制度选择问题时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应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但实际情况却是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完全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情况来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国际因素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例证。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国内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制度,而此项改革则进一步加深了大企业“脱离银行”的趋势。美国政府的施压则极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进程。可以肯定地讲,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制度选择空间被不断缩小的时代。

第五篇：人保财险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事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首先让我感谢公司给予了我这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和在座的大多数同仁一样，我也是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了若干个公司和岗位的磨练之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人保财险。刚刚进入人保财险这个行业的时候，面对深奥的条款、业务的压力、客户的冷漠，我也曾经茫然过、苦恼过、彷徨过，甚至想到了退缩。然而，在公司经理室的领导下，同事们的热情工作中，开江支公司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深深的打动了我，感染了我、也鼓励了我。所以，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人保财险这片人生的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以前，我对人保财险没有过多的了解，进入公司后我才知道保险事业的重要和伟大，就汶川5.12地震灾害来说，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上百万灾区人民在废区中经历着劫难。此刻，在受灾群众临时居住的帐篷下，在抗震救灾的最前沿，随处可见我们保险人员的身影。他们向群众公布救助电话、全面启动快速理赔机制、余震漫延到哪里，保险理赔就进行到哪里；他们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有的甚至和当地军民共同筑起抵御地震、保卫家园的长堤。5·12大地震中，中国人保共向四川灾区支付各类保险赔款31亿元。无数动人的故事，如滔滔洪水，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愈发懂得保险事业的伟大。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我们保险人的问候；哪里有事故，哪里就有我们保险人的足迹；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我们保险人撑起的一片天。在遭受意外，陷入绝境的家庭中，是保险人及时送去一笔笔珍贵的赔款和一声声温暖的话语，让他们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在突发事故的病人床前，是保险人送上了救命钱，如雪中送炭般为他们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是保险人用他们的爱化解了无数的风险。尤其是在我省的偏远地区，也同样有着我们的保险工作人员，不怕路途艰苦，出一次现场就要耗时一整天，是他们用真挚的情意，为广大群众服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客户的信任。

是啊！正是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以自己朴实的行动，无言的付出，保障了保险事业的承诺和誓言，编织着人保财险美好的未来。

无数个感人的事例使我明白，其实每一个保险人，都在以自己无悔的激情，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地奉献着。而我们的事业，也只有靠我们的辛勤工作，才会有着更加灿烂的明天；我们平凡的生命只有在奉献中才能得到升华和完善。虽然我们不能驰骋疆场，轰轰烈烈；但是我们可以立足本岗，兢兢业业。

2012年，开江财产保险业已进入了持续发展期，面对市场及同行业的竞争，我们要以总公司为核心，在支公司经理室的带领下，创新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及个人综合素质，团结一致，提出将“人保财险做大做强”的号召，同时大力提倡保险诚信建设，为人保财险开江支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迎来崭新的再发展阶段。

有首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今天，在公司经理室的正确领导下，以及各位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开江支公司已由几年前保费仅为四百多万元的支公司，发展成为现在全市多年先进的支公司、年保费规模超过4000万元的优秀支公司，这一切，都包含了公司经理室的心血和同事们的汗水，作为开江支公司的一员，我由衷的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一切永远激励着我心甘情愿的为保险事业付出不竭的动力和冉冉的激情。至此，有了对待工作的激情，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也不断加深；有了对待工作的激情，才有了我人格的升华、意志的磨练、情操的陶冶，激情已经照亮了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

我是一名平凡的保险从业人员，平凡的工作岗位有辛酸、有疲惫、有无奈，更有执着。虽然我现在很平凡，但是，我希望自己如丘吉尔所说“如果我能办得到，我一定把财保这两个字写在家家户户的门上”。

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