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空气污染案例频发暴露标准缺位（五篇材料）

第一篇：车内空气污染案例频发暴露标准缺位

车内空气污染案例频发暴露标准缺位中广网 2010-01-21 12:01

由于甲醛兴风作浪，我国消费者对于室内空气污染有了相对足够的重视，但是在车厢这一狭小的空间内，同样存在大量有害气体。由汽车内空气质量引发的健康问题屡见不鲜，而系列车内空气检测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频发的车内污染案例彰显出国家标准的明显缺位。

车内空气检测数据触目惊心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获悉，该协会2009年底公布的一份“汽车空气检验情况报告”显示，在抽查的29辆汽车中只有奥迪A 4A 6等八个品牌汽车的室内空气符合标准，其余21辆不同品牌的汽车室内空气均存在甲醛超标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 V O C)含量不符合要求的问题。

据了解，这项针对呼和浩特市市场上销售的不同品牌汽车车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化学工业检验测试所实施，检测项目为甲醛、苯、氨、T V O C等四个，检测的标准参照G 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测结果表明：72%以上的新汽车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问题，其中以甲醛的超标现象最为严重，大多数被测新车车内空气中所含的甲醛含量都超过室内甲醛国标限量值。

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汽车增加和高档装饰盛行的同时，车内空气质量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一问题却逐渐显露出来。

类似的检测数据已经多次显示出近似的结果。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1月，广东参照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测的60款车型中，有50款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上海有关机构抽查的100辆轿车中只有17辆达到国家室内标准，八成以上的轿车内可吸入颗粒物超标，最严重的超过国家室内标准七倍。污染源主要来自内饰材料

据专业机构的调查显示，车内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成分较为复杂，有几百种之多，包括烃类、醛类、酮类物质等。主要受到关注的是甲醛、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几种。

“特别是甲醛对婴幼儿和妇女特别敏感。由于很多消费者买新车是因为结婚，然后生小孩，因此车内空气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敏感性人群，这样的社会危害就相对更大。”国内知名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贾新光表示，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是装修污染，原因之一是使用劣质装修材料，污染的主要特点就是甲醛含量高，与此相类似，车内空气的污染源也源于类似的因素。

专家表示，车内空气污染问题成因比较简单，主要是汽车内饰材料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车内空气质量状况与车辆制造工艺和零部件种类有直接关系，影响较大的主要为汽车仪表台板、门内饰板、地毯、顶棚、汽车线束、座椅总成等。仅以汽车的内饰构造而言，主要以皮质、纤维和各种工程塑料组成，而这些材料在生产时便需要使用到甲醛、苯等有害物质。有着完善质量管理系统的企业会在内饰组件出厂前进行一轮“消毒”处理，但碍于成本，并不是所有零件配套企业都会做足“消毒”的功夫。同时，车内装饰物如毛绒玩具、塑料地毯等是造成二次污染的主要来源。

车内污染案例频发

“有关标准得到重视的起因，是有车主得了白血病，但最终官司却没有打赢，法院不支持的理由是没有证据。”贾新光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2002年8月，北京朱女士购买了一辆国产奥拓轿车，同年9月底发现身上有大量出血点，被医院确诊为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发作并接受治疗。2003年3月，朱女士因医治无效病逝。2004年4月，北京丰台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认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死亡为苯中毒所致证据不足，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示。

自2003年以来，因车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法律纠纷开始增多，除了“奥拓车苯超标引发死亡赔偿纠纷案”外，还包括“道奇公羊车甲醛超标案”、“奇瑞Q Q疑致儿童白血病案 ”、“ 新甲壳虫甲醛超标三倍”、“中华轿车六年后甲醛仍超标4.4倍”等事件。

记者了解到，由于国内外没有适用的车内空气污染物控制标准，一些企业对车内空气污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发生相关诉讼案件时，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由于没有车内污染物判定标准，无法对消费者权益实施有效的保护，也无法约束企业的生产活动。

发生在2003年的那场命案中，虽然法院认为，原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死亡为苯中毒所致的证据不足，但由于存在没有车内空气质量标准的问题，法院为此向国家质监总局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尽早制定车内空气质量标准，同时建议将车内空气质量标准作为汽车制造业的强制性规定。

第二篇：车内空气污染案标准空缺

车内空气污染案标准空缺

车内空气检测数据触目惊心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获悉，该协会公布的一份“汽车空气检验情况报告”显示，在抽查的29辆汽车中只有奥迪A4A6等八个品牌汽车的室内空气符合标准，其余21辆不同品牌的汽车室内空气均存在甲醛超标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含量不符合要求的问题。

据了解，这项针对呼和浩特市市场上销售的不同品牌汽车车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化学工业检验测试所实施，检测项目为甲醛、苯、氨、TVOC等四个，检测的标准参照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测结果表明：72%以上的新汽车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问题，其中以甲醛的超标现象最为严重，大多数被测新车车内空气中所含的甲醛含量都超过室内甲醛国标限量值。

类似的检测数据已经多次显示出近似的结果。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1月，广东参照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测的60款车型中，有50款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上海有关机构抽查的100辆轿车中只有17辆达到国家室内标准，八成以上的轿车内可吸入颗粒物超标，最严重的超过国家室内标准七倍。

污染源主要来自内饰材料

专家表示，车内空气污染问题成因比较简单，主要是汽车内饰材料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车内空气质量状况与车辆制造工艺和零部件种类有直接关系，影响较大的主要为汽车仪表台板、门内饰板、地毯、顶棚、汽车线束、座椅总成等。

仅以汽车的内饰构造而言，主要以皮质、纤维和各种工程塑料组成，而这些材料在生产时便需要使用到甲醛、苯等有害物质。有着完善质量管理系统的企业会在内饰组件出厂前进行一轮“消毒”处理，但碍于成本，并不是所有零件配套企业都会做足“消毒”的功夫。同时，车内装饰物如毛绒玩具、塑料地毯等是造成二次污染的主要来源。

来自:装修空气检测（

第三篇：监管缺位令石化业事故频发

监管缺位令石化业事故频发

缺乏第三方监管，主管部门在安全生产上稍有松懈，企业的安全神经就容易被利益麻痹。

2015年4月21日早6时，一声巨响惊醒了南京市的扬子石化厂旁还在熟睡的居民，家住附近的邱大爷事后说，“这还不到一年，又出事了。”仅十个月前，该厂硫回收酸性水罐就发生过着火事故，这次是烯烃厂乙二醇T―430塔发生爆炸。短期内连续发生事故并非仅此一家。2015年4月6日晚，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PX（对二甲苯p-xylen）项目在两年内第二次爆炸，经济损失惨重。

事故发生了，企业难辞其咎。据石化领域安全管理专家徐爱斌分析，古雷事故说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设备缺乏可靠性，工艺设计上本身就存在问题，具体到操作上也有偏差。但纵观整个石化企业的安全链条，当长期缺乏第三方监管时，主管部门稍有放松，企业的安全神经就容易被利润麻痹。事故一再重现在所难免。这对本已因环保问题麻烦不断的石化企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利润惹得祸

总体而言，我国的安全生产制度和标准在国际上算是相对严格的，所以问题必然发生在执行层面，而抗拒安全生产最直接的动因必然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有关，事实也正是如此。

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PTA（是重要的大宗有机原料之一）及聚酯产业高速发展，对其原材料PX需求旺盛，但我国的PX自给率却从2010年的66%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50%左右，每年都需大量进口。而PX最上游的原料就是原油，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跌也大大降低PX的生产成本。需求的增加和成本的下降带来的是利润的大幅上涨。这刺激着地方政府或企业新建或改扩建PX项目的冲动。

前述扬子石化厂就是众多忙碌的石化企业之一。按照邱大爷的描述，这家企业在上次事故后依然加班加点，有时彻夜无休。普氏能源资讯亚洲石化执行主编黄宝莹女士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根据普氏能源资讯的数据，中国今年仍将迎来总计448万吨/年的PX新产能。未来两年，随着更多新工厂的投产，这一数字预计还会有所上升。”

在侥幸心理作祟下，摇摆在利润与安全之间的企业往往会选择前者。

以福建漳州PX项目为例，其是由台资企业翔鹭集团旗下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PX。2010年，其顺利通过环评开始生产，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又是怎样呢？

几年来，企业忙于大干快上，安监人员和装备很少实战与应用，缺乏历练和调试。这次发生的事故的症结正在于此，有石化行业专家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有些设备要进行定期检查和调试，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地点，应当预识别。”

与疏于安全检查等问题相比，更为严重的是工艺问题。跨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高级顾问栾兴华说：“回顾历史，很多大的事故都与工艺安全直接有关。而工艺安全则是深植于企业文化之中的。”

以埃克森美孚、壳牌和雪佛龙等石化巨头为例，在其百年发展史上也曾发生重大事故，这已经促使其形成了稳健的安全管理文化。在发达国家长达二百年的工业化历史中，从管理者到普通员工都对安全生产有成熟的理解和认识，深植于西方工业文明之中。“所以衡量一家企业安全生产水平的高下，最重要的指标是企业文化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不出大事。”徐爱斌说。

监管待加强

在古雷事故中，有关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也暴漏出问题，往往在事后的整改和分析中，侧重于对当下企业的问题现状进行改善，却很少从管理层面和技术分析的角度入手解决深层次问题。

国内某安监领域专家在谈到中石化青岛特大爆炸事故、中海油渤海漏油事故、中石油大连储油设施爆炸事故时指出，主要责任方对事故本身的理解远未深刻，仅仅是在事后表达整改决心时十分坚决。而主管部门和执法单位也往往习惯于在事后进行大规模的隐患排查与整改，这种安全生产监管方式最终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安全隐患“今天走，明天来”。

以中石化“11.22”东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为例，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开展油气输送管道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炼化和管道企业开展全行业的隐患排查和整改。但媒体和舆论却广泛认为，这样的整改为什么不能再早点。当时有媒体评价道：“整改没有错，但却很难在技术分析、行业标准层面有所改善，也就无法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与我国严格的事后监管相比，西方国家往往更重视事前监管，防患于未然。在常态的例行检查方面，美国政府的经验是聘请专业能力强的公司对某些工程的关键点进行抽查，然后由政府起草检查报告，通报企业整改。在事故发生后，政府往往会修改法律法规，以避免相似事故重演。

1988年，英国的阿尔法天然气平台爆炸事故造成了165人丧生，伤亡如此惨重与英国法律规定的平台发生意外后，员工不可跳海有关。事后，英国政府就修改了这条法律。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发生了氰化物泄漏事故，当时造成2.5万人死亡，随后又有55万人陆续死亡，这一惨烈事故致使美国出台了《高度危险化学品工艺安全管理》法案。2005年，BP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炼油厂的异构化装置发生爆炸事故，15名工人被当场炸死，170多人受伤。为此美国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发布了新的标准，即《基于风险的过程安全》，强迫石化等高风险企业必须按此流程去做，企业也必须要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证明自己达到了该标准。

新加坡也有众多石化企业，其主管部门将监管队伍一分为二，一组负责教育和指导企业，另一组负责处罚和监督企业，这样的管理模式对我国也有借鉴意义。

第三只眼下

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除了在政府的监管下运行之外，还有第三只眼，也就是第三方监管机构的监督，这被认为是减少人为因素对安全生产不利影响的最有效手段，但要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制环境。

美国各行各业的协会往往就扮演第三只眼的角色。在石化领域，众多标准都是由行业协会制定。API标准就是比较典型的协会标准。API是美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协会，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最成功的制定标准的商会之一。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油气工业设备的标准化工作，以确保该行业所用设备的安全、可靠和互换性。

API标准绝不是仅仅应用于石化行业，其已经广泛应用在美国众多企业之中，甚至美国政府和各个州政府、国防部、美国海关、环境保护署、美国地质勘察局都广泛引用。并在全球范围内被ISO、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和100多个国家引用。

但这样的、成熟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在中国却难得一见。无论东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还是古雷事故，第三方监管机构似乎都处于实质上的缺位状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在现行的石化行业管理体制下，基于成熟市场，具有专业水平，又独立于政府机构和垄断企业的，社会化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尚未形成。

以我国主管化学品安全的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为例，其理事长一直由石化行业垄断企业相关人士担任，这样的第三方监管如同自查。这导致在协会制定行业标准的时候，并非是将国际标准进行分析研究后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往往是直接在某些企业中试行，而非在全行业的参与下完成行业规范的本土化。以API的某些标准为例，就是在个别企业中试行后，直接推广至其他企业的，成了全行业的标准。

总之，如果中国的行业协会能率先独立，补齐第三方监管的缺位，就一定能减少安全管理上的麻痹大意，安监设备的长期闲置，促进安全管理人员做好日常监测和维护工作，减少隐患。

第四篇：大案频发暴露银行业内控十大缺陷

大案频发暴露银行业内控十大缺陷

张吉光

大案频发暴露银行业内控十大缺陷上海银行发展研究部张吉光

鸡年伊始，当人们还沉浸于辞旧迎新传统节日的浓厚喜庆氛围之时，上市公司东北高速的一纸公告掀开了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巨额诈骗案（以下简称高山案）的黑洞，并旋即在中国金融界引起轩然大波。其涉案金额之巨、谋划之周密不但令平民大众为之惊愕，也让金融业界为之震动，乃至于中国银监会罕见地公开对此案做出评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和银行业监管新格局的起步阶段，高山案决不会像此前发生的众多金融大案一般很快被人们遗忘，并归于平静；其注定会引起上至高层领导、专家学者，下至平民大众、从业人员的更为持久和强烈的关注，注定会对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产生巨大影响；对现有银行监管体系和思路形成巨大挑战，并加速其转型；从而在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中留下可圈可点之处。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启动和中国银监会的成立，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相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频频发生的金融大案明白的告诉我们，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仍不容乐观。从余振东到王雪冰，再到刘金宝、丁燕生，一个个金融高官纷纷落马；从中行开平支行案件到工行河南票据诈骗案，再到高山案，一起起令人震惊的诈骗大案频频发生；从2003年审计署查出工商银行各类涉嫌违法犯罪案件30起，涉案金额69亿元，进而工商银行处理相关责任人368名，到2004年中国银监会查出并处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违规机构157家、违规人员1841名；种种迹象显示，国内商业银行的内控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并成为各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痛。而高山案则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内控意识薄弱，内控优先理念缺乏。

用什么样的内控意识指导商业银行的内控建设和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内控的有效性。内控意识薄弱导致的必定是内控体系的脆弱和低效，甚至于无效。概括来讲，内部控制的核心理念就在于内控优先。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在开展经营管理活动时，小到日常业务办理，大到新产品开发、新机构设立，都必须事先考虑到其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而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这既是商业银行审慎经营的特性使然，亦是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但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现状却是内控意识的薄弱和内控优先理念的缺乏。这集中体现在，很多银行过分追求规模扩张和发展速度，而忽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过于重视营销，而轻视内控；重放贷，轻管理；打擦边球，钻制度的空子等等。这虽然会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但往往会因内控跟不上而潜藏巨大风险隐患，甚至于发生大案、要案。分析这两年发生的金融大案，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值得深思，即那些落马的官员大多是以前的业务能手或营销能手，甚至于精英人才；而那些出事的分支行则多为前几年发展较快、业绩突出的分支机构。比如高山案中的中行河松街支行和支行行长高山，中行开平支行案中的开平支行和余振东、许超凡以及山西太原7.28金融诈骗案中的杜建国。这充分表明内控意识和内控优先理念是商业银行实现风险控制前提下稳健发展的关键，是商业银行构建有效内控体系的前提。而近两年来国内银行业之所以频频发生金融大案，某种程度上讲，其根源就在于内控意识的薄弱。

二、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逆向激励问题严重。

合理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确保商业银行的每一位员工、每一家分支机构在充分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发挥最大的积极性，从而确保商业银行在内控体系有效运行进而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取得最佳发展。而不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往往会产生逆向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从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和现实案例来看，一个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一般会把内控评价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这会促使商业银行的各分支机构在追求业务发展的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国内很多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严重不合理之处。首先，商业银行在对分支机构进行考核时，仍以业务发展为主，考核指标仍为传统的规模指标和速度指标，基本上不考虑内控建设及运行情况。其次，大多数商业银行都设立了数额不等的营销奖励基金，对那些营销做得较好（主要是拉存款）的分支机构进行奖励；而很少有商业银行会专门对那些风险管理做得较好的分支机构进行奖励。在这种激励约束机制下，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必然是大力拓展营销，加大吸存力度，将内控建设让位于业务发展，从而造成内控水平难以适应业务的快速发展，留下风险隐患。以山西太原7.28金融诈骗大案为例，那些涉案商业银行的下属分理处主任之所以会卷入诈骗漩涡并不能自拔，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上级机构对其实施的以存款指标为主的考核。在这种考核机制下，各分理处主任的主要任务就是拉存款，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收入，还关系到他们的升迁。在日益激烈的“吸存大战”中，取胜的途径只有两条，要么是以业务拓展费给客户返点；要么是寻找资金贩子帮忙。在不合理机制的逆向激励下，很多分理处主任都选择了后者，从而为日后的违法违规埋下伏笔。可以说，如果这种以“重业务发展，轻内控管理”为主要思想的激励约束机制得不到根本改变，类似案件必定还会上演。

三、内控制度执行不力，形同虚设。

近几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的指导下，各商业银行都加强了自身的内控建设，基本建立了渗透到银行各项业务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覆盖所有部门和岗位的内部控制制度。以经常出现问题的重要空白凭证和印章管理为例，各商业银行大多都按照要求出台了以“实行专人、专库管理，印、押、证三分离，印章管理人员不能监管重要凭证和密押，定期查库、查账，保证账账、账据、账款、账实、账表和内外账相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控制度。从理论上讲应该可以起到防范金融诈骗和挪用客户资金案件的发生。而事实却是此类案件仍屡有发生，且成为令各家商业银行非常头痛的顽症。究其原因就在于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并未认真落实这些内控制度，在执行上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纵观近几年国内发生的金融诈骗大案，其诈骗手法不外乎以下几种：利用金融工具诈骗、关联企业相互担保骗取银行贷款、伪造企业公章骗取银行贷款、银行职工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客户资金。如果银行相关岗位的操作人员均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制度来执行，这类诈骗大都可以避免。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人情关系、上级干预、利益诱惑、思想上麻痹大意等，相关操作人员往往在执行内控制度上打折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双人会同的，一个人独立操作；该实行岗位分离的，一人兼任；该实行专人管理的，没有落实专门人员；该定期更换的，长期保持不变；等等诸如此类，从而为案犯作案提供便利。比如这两年经常发生的通过假对帐单迷惑客户并挪用客户资金的情况，各家商业银行均规定了信贷员不能经办对帐单递送工作，可在现实操作中，这一措施往往流于形式，从而为那些心态不正的信贷员作案提供条件。再比如2003年发生的河南工商银行票据诈骗案。在这一案件中，案犯得手的关键就在于票据审核环节出了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票据贴现至少要审核以下内容：转出行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核实办理该业务的人员身份；检查授权书；转出行票据原件；正规增值税发票和供销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令人吃惊的是，向来以票据业务著称的工商银行华信支行的相关人员居然没有发现问题。原因就在于上述内控制度早已被他们束之高阁，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在现实中，制定制度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有制度≠制度得到执行，制度制定与执行被人为地割裂成毫无关系的两张皮。这正是很多案件发生的原因所在。

四、内控措施不完善，有效措施缺乏。

切实可行且有效的内控措施是商业银行实现既定内控目标的关键。因此，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还是巴塞尔委员会出台的《银行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框架》均对商业银行应该采取的内控措施作出规定。纵观这些内控措施，有两条最为核心的原则和内容贯穿其中，即“职责分离，岗位制约”、“关键岗位的人员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这两条可谓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最有效的内控措施。“职责分离，岗位制约”就是要求商业银行明确划分部门之间、岗位之间、上下级机构之间的职责，不同职责由不同人员承担，并在上述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从而避免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在商业银行业务开展中，“职责分离，岗位制约”最好的体现就是审贷分离和贷管分离。“关键岗位的人员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人员轮换，使后来者可以轻易发现前一任存在的问题，从而在这一岗位上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无形监督约束机制，督促在岗人员合规操作。反观国内商业银行，在这两项核心措施上，要么是没有得到落实，形同虚设（如放贷与贷后检查的分离）；要么是措施缺乏（大多数商业银行未能在全行范围内推行人员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从而失去了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约束机制，为违法违规案件的发生提供空间。以2002年中信实业银行3亿票据诈骗案为例，该案中银行工作人员陈某之所以可以多次开出汇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银行没有实行专门的贷后检查，陈某兼任信贷员和贷后检查员所致。再比如2004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0亿资金盗窃案，由于银行没有实行人员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除去请假和休息时间之外，三年内支行行长几乎天天呆在同一岗位上，其所做的一切往往很难为外人所知。这正是造成三任行长持续长达九年作案而不被人所知的根源。试想，如果银行实行强制休假制度，由其他人顶替期间的职位空缺，恐怕这一案件早就被发现，甚至于这一案件根本就不会发生。一言以蔽之，核心有效措施的缺乏令商业银行看似固若金汤的内控体系漏洞百出，以至于成为徒有虚名的纸老虎。

五、关键岗位及人员的监督约束机制缺乏。

关键人员作案给银行造成的损失要远远超过一般操作人员。因为关键人员往往拥有一定的人、财、物权，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重要凭证和印章，也就有更多作案的机会。鉴于此，国外商业银行大都建立了针对关键人员的更为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比如前面提到的人员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再比如专门的内部稽核（或审计）部门。而从国内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针对关键人员的监督约束机制明显缺乏。一方面，人员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尚未推行，或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内部稽核监督（审计）存在重大缺陷，即重视对基层操作人员的稽核，忽视对高层管理人员（指具有一定权力的管理人员）的审计。这使得银行内部稽核部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基层操作人员身上，而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稽核，无论是在频率，还是范围上都远不能形成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有效威慑。这正是最近发生的金融案件呈现出犯案人员职务趋高特征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关键人员作案已成为国内商业银行防不胜防的冷枪暗箭。2002年发生的中信实业银行票据诈骗大案之所以得逞与支行信贷科科长的直接参与不无关系；广东省梅州市兴宁信用社8.8亿元帐外帐更是该信用社主任胡某一手造成；而迅达信用社的破产则是该信用社董事长总经理林芊挪用、侵占信用社资金所致。震动业界内外的中行开平支行案件之所以长期不为人所知，正是支行行长亲自作案的结果。在该案中，支行行长的权力范围包括财务管理、核算管理、授权管理、人事管理及行政管理，却没有相应的监督约束，使其几乎无所不能。于是，支行行长凭借手中大权，控制银行的内部资金，并掌控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清算过程，利用联行系统漏洞侵占银行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论银行的规章制度有多齐全，系统有多完善，只要对关键人员的监督约束不力，案件的发生就难以避免。

六、内部控制的电子化水平较低。

从某种程度上讲，借助于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的“机控”要比传统的“人控”更有效率。因为完善的操作系统和信息系统可以使某项业务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置于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监督之下，从而对操作人员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而在传统的“人控”方式中，由于人员易受到主观上思想、情绪、业务技能等因素及客观上金钱诱惑、权力压制等因素影响，从而使内控效果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这已被国内外的现实案例所证实。国外银行大多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操作系统和信息系统。而国内商业银行则与此相去甚远，内部控制仍停留在传统的“人控”阶段，尤其是内部稽核仍以手工对帐、现场检查为主，电子化稽核水平较低。在此情况下，只要发生内外勾结或内部人串谋的情况，案犯一般都会得手。有调查显示，近几年来国内发生的100个银行诈骗案件中，60%属于内外牵连型诈骗案件，其中内外勾结诈骗造成的损失最大，占损失总额的79.6%；而这种内外勾结型诈骗的得逞率高达91.7%。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缺乏完善的操作系统和信息系统，特别是缺乏电子化稽核制约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出台的规章制度和控制措施都会因内部人员的参与作案而流于形式。以中国银行北京某储蓄所员工集体挪用公款炒汇案为例，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点，银行出台了相应的控制制度，比如所长、储蓄员、复核员之间的职责分离、岗位制约及监督；但由于所有员工合伙作案，这些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案件发生也就在所难免。解决这类内部人作案（或参与作案）的情况，加强系统建设是唯一有效途径。提升内控的电子化水平显然已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的当务之急。

七、信息交流渠道缺乏，沟通不畅。

信息交流与反馈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五要素之一。这一要素要求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并保持畅通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的程序，明确对财务、管理、业务、重大案件和市场信息等相关信息识别、收集、处理、交流、沟通、反馈、披露的渠道和方式。其目的有三：一是，是管理层能够充分了解并识别银行面临的风险，进而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二是，使所有岗位、人员充分了解相关信息，遵守有关责任及制度；三是，险情、事故、案件发生后，有关信息能够得到及时报告和沟通，一方面确保内控体系得到持续改进，另一方面引起行内警示，避免此类案件再次发生。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内部建立起下行传达、平行沟通、上行汇报三条畅通的信息渠道。下行传达渠道可以使下级分支机构充分了解上级机构和总行的战略方向和决策意图，并在工作中得到落实。平行沟通渠道主要是解决信息在不同岗位之间和不同分支机构之间的共享，如黑名单、客户的不良信息及重大案件，以引起警惕。上行汇报渠道是指下级分支机构要及时将发现的风险点、内控薄弱环节及发生的案情汇报至管理层，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并使内控体系得到持续改进。对照上述三条信息渠道，国内商业银行的情况不容乐观。首先，制度及决策的下行不畅，贯彻落实不力。这主要是因为上下级分支机构沟通不足，下级机构不能充分理解上级的意图；上级机构在出台相应制度及措施时，没有与下级基层机构充分交流，导致操作性不强。其次，不同分支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度极低。大多数商业银行未能做到行内经营管理信息的实时共享。这正是同类案件在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中反复发生的原因所在。再次，大多数银行未能真正落实和执行重大案件汇报制度。很多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在发生案件后的第一反应不是上报，而是掩盖。从而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并使管理层无法识别现有内控体系的漏洞，并对其进行及时纠正。思想上的轻视是造成国内商业银行信息交流与沟通环节较为薄弱的深层原因。

八、内控责任制缺失，责任追究不当。

内控责任制是确保各项内控制度落到实处、保障内控体系得到持续改进的有效方式。那些内控做得比较好的银行大多建立了完善的内控责任制。内控责任制应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应当对内控的有效性负责，并对内控失效造成的重大损失承担责任；二是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对检查发现问题隐瞒不报、上报虚假情况或检查监督不力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是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应当及时纠正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对出现的风险和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是高级管理层应当对违反内控的人员，依据法律规定、内部管理制度追究责任和予以处分，并承担处理不力的责任。在内控责任制的约束下，各相关责任人必定会努力确保各项内控制度落到实处，确保各项内控措施发挥效力；进而实现内控体系的持续改进。但目前国内的情况却是内控责任制的缺失。在此情况下，由于不承担责任，相关部门和人员也就失去了严格执行内控制度、维护内控有效性的动力和压力。内控制度出台后得不到落实，内控措施得不到执行，内控体系也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特别是目前各商业银行对内控失控的责任追究不当，一般只处罚案件的当事人，并不追究有关内控负责人及部门的责任。这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因为内控责任制的缺失使得内控体系的漏洞得不到及时纠正，从而为相同案件的再次发生提供可能。如果对照上面内控责任制的相关内容，最近发生的高山案，除当事人外，有关业务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乃至于高级管理层都应承担相应责任。但我们却看不到这一迹象。为什么近年来国内一些商业银行会屡屡发生手段相同乃至于完全一样的案件？内控责任制缺失，责任追究不力罪当其首。

九、内部稽核力量薄弱、水平不高，与业务发展速度不匹配。

商业银行内控体系可概括为决策、建设与管理、执行与操作、监督评价和持续改进五个环节。其中，监督评价环节负责组织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发现并督促管理层纠正内部控制隐患和缺陷。现实中，这一环节的职责一般是由商业银行的内部稽核部门（也有的银行称为内部审计部门或合规部门）来完成的。为确保监督评价的充分性、全面性和有效性，对内部稽核部门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提出很高的要求。独立性要求内部稽核部门可以不受干扰地独立开展审计稽核，并有直接向董事会汇报的路线，甚至于不经过高级管理层。该部门负责人的聘任和解聘必须经过董事会或监事会同意，以确保其工作不受来自高级管理层的行政干扰。权威性则指内部稽核部门在内部控制的监督评价上享有绝对的权威，对于其发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必须在指定期限内予以整改，绝不能推诿扯皮。而专业性对内部稽核部门内审人员的专业水平提出要求，这些人员必须具有从业资格，熟悉银行经营管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及风险管理等相关知识，并具备一定的计算机能力。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内控手法是以电脑实时监控、定量分析为主的。此外，为确保内部稽核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商业银行还需要为其配备充足的人（国际上内部稽核人员一般占总员工数的5%）、财、物等资源。与之对照，国内商业银行的内部稽核显得相当薄弱。首先，有些银行尚未设立独立的内部稽核部门；其次，内部稽核部门隶属高级管理层，受行政体制干扰较多，独立性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对总行层面进行稽核时，难度相当大；再次，受制于架构设置的缺陷，内部稽核的权威性不强，很多部门和分支机构对其提出的整改要求重视性不高，影响内控改进的效率；第四，大多数银行内部稽核人员配备不足，与5%的比例相去甚远，影响内部稽核的频率和范围；最后，内部稽核人员的专业性不强，有很多人甚至没有内部审计资格，对相关业务不熟，特别是计算机水平不高，不能适应内部稽核发展的电子化趋势。上述因素严重制约了银行内部稽核的水平，以至于很多大案和内控漏洞不能及时发现。2004年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支行姚康达事件、佛山冯明昌骗贷案，最早并非由该行而是审计署发现，就是很好的说明。

十、持续改进机制缺失，内控水平得不到持续提高。

所谓持续改进机制就是商业银行利用内部控制政策、内部控制目标、评价结果、绩效检测和数据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以及管理评审等，及时发现并纠正内控漏洞与缺陷，实现内控体系有效性的持续提高。持续改进机制是一个由内控监督与评价、信息交流与反馈、内控完善与纠正、管理评审等四个环节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起持续改进机制的失灵。如前所述，国内商业银行在内控监督与评价、信息交流与反馈等环节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从而造成内控持续改进机制的缺失，内控的有效性长期得不到提高。判断一家银行内控体系的持续改进机制是否健全有效，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查看同一类型案件发生的次数。如果某类案件发生后，商业银行采取了相应纠正措施，自此之后此类案件几乎不再发生，说明该银行的内控持续改进机制是健全有效的。反之，如果某类案件发生之后，银行虽采取了纠正措施，但这类案件还是屡屡发生，则意味着银行的内控持续改进机制是不健全、低效或无效的。按照这一标准来看，国内商业银行的内控持续改进机制普遍不健全且低效或无效。最充分的证据就是近几年来发生的银行大案，大多是内外勾结型或支行行长（分理处主任）内部人作案。往往是并不高明的手法屡屡得逞，频频发生。当然，持续改进机制的建立健全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上述缺陷的存在，使得国内商业银行的内控体系犹如窗户纸——一捅就破，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从而造成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古人云“防微杜渐”、“亡羊补牢”。“防微杜渐”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在内控体系建设过程中通盘考虑，不放过任何细节，并注重加强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早作预谋，提前布局，以确保内控体系的健全有效。“亡羊补牢”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对自己或他人发生的案件，举一反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确保内控体系的有效性得到持续改进。这两点正是国内商业银行当前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地方。

第五篇：大病患者极端案例频发谁来救助

一个全方位、立体、多层次的大病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困难群众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大期盼。破解大病困难群体救助过程中的资金、制度、衔接三重困境，仍然任重道远

安徽定远县严桥乡农民刘敦和，因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将双脚用玻璃片割断;江西萍乡市患有乳腺癌的农妇陈真连，在幼子被查出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后，为了“要把钱留给孩子治病”，在自家责任田附近的水塘内自尽身亡......“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这是我国许多中低收入人群面临大病来袭时的真实写照。“看病难、看病贵”是老百姓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话题。

不时发生的大病患者极端案例向我国医疗保障水平发出考问。新医改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民政医疗救助、慈善大病救助等制度互补，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调研发现，一个全方位、立体、多层次的大病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困难群众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大期盼。但在深化医改过程中，破解大病困难群体救助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制度和衔接三重困境仍然任重道远。

徘徊在希望与绝望边缘

62岁的山西左权县农民曹四蛋，直挺挺地躺在自家的炕上，表情和身体一样僵硬--从被查出脑瘤到瘫痪在床，六七年间，他除了吃点止痛药，没有去医院接受过任何正规治疗。

“没钱治”，他微弱地吐出这三个字，就再也不肯说话，眼里一直含着泪。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山西、安徽、河南、江西、青海、重庆等多省市采访了解到，除了像曹四蛋这样放弃治疗的大病患者，基层百姓出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健康、亲情、尊严在大病来袭时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城里人哪里不快活就去检查一哈子，我们农村人哪里不快活就拖到。农村人舍不得花钱，非到了做不得的时候，才晓得去看病。”重庆秀山县宫颈癌患者秦家凤说。她从2005年起就感觉不适，但直至2006年6月才到县医院治疗。

“怕看病”是基层群众的普遍心态。在采访中，山西、安徽等多地农民都这样说：“在农村，头疼脑热的谁还去找医生看?不是难受得忍不下去了，不会上医院。”他们告诉本刊记者，一旦家中有人生了大病，除了巨额的医疗费用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之外，还会发生一系列连锁效应：劳动力因病不能正常劳动;家人为了照顾患者也不能外出务工;家庭中其他成员患病却已无钱医治;子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选择辍学、外出打工挣点钱给患病成员看病。最后，整个家庭都陷入了困境。

“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汤”等农村俗语都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群众面对疾病的恐惧和无奈。

“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贫困户，他们在病发初期、身体稍有不适的时候，一般不会选择去正规渠道就诊，一旦病重，便会花费更高的医药费。”山西省儿童医院心外科主任陈瑞说，“越穷越病，越病越不敢看，基层老百姓这种心态，反映在临床上就是：因延误治疗导致轻病拖成重病、重病拖成不能治的绝症的案例比比皆是。”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由于基本医保特别是新农合保障力度不断增强，许多基层百姓对治疗大病有了盼头，他们积极寻求更好的治疗，但是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医疗费用高昂、基本医保和救助力量有限，都让他们在希望与绝望的边缘徘徊。

基层群众反映，生活在贫困地区那些遭受大病冲击的农户，为了支付大病治疗带来的高额开支，不得已从多个方面、通过多种方法来筹集资金：动用现金和储蓄、出售家中生活用品、出售生产资料、向亲戚朋友借款或者得到亲戚朋友的馈赠、减少生活支出、子女辍学、向高利贷借款......投入高额医药费后，一旦治疗无效，患者家庭就面临人财两失的局面，家庭生计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走极端”的个案发生。

60岁的河南老汉王中兵，在短短的三年内经历了大儿子事故身亡、老伴突发脑血管病离世等等不幸，但他依然勉力支撑着，坚持在北京打工，希望还清老伴的医药费。

但是2013年11月，这个家庭再次遭遇不幸：正在郑州打工的二儿子王建民突发脑出血，进行了开颅手术。医药费如水一样花了出去，儿子却依然躺在重症监护室中。已是花甲之年的王中兵奔走于亲友间四处筹款，但是实在借无可借。11月7日，王中兵往身上绑了石块，跳进村头水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借钱的亲戚当时对我伯父说，大家都是穷人，都有孩子要照顾，总不能你把钱都借光，别人没活路了。”王中兵的侄女说。

“穷人的亲朋好友也都是穷人，他们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极低。”山西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李淑芬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的救助政策也就能给个两三万，这对于大病家庭来说杯水车薪。但是，民政和社会救助至少可以给大病患者及其亲属一个信号：那就是政府和社会没有抛弃他们，支撑他们在绝望中找希望。”

困难群体救助面临多重困境

近年来，我国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工作持续推进，在之前已建立的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工会救助基础上，2002年又启动大病救助制度，2003年启动新农合，再到国务院医改办要求今年全面启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人社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以及慈善组织、社会力量和商业保险汇聚合力，建起道道屏障，把困难群体从生活的悬崖边拉回。

据中国公益研究院数据，我国自2003年起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以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机制。2012年，新农合、城居保、医疗救助三项支出总额达到3287亿元。

目前，医疗救助的“兜底”作用日益凸显，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大病保险、慈善救助等共同构建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河南、山西、青海一些救助工作者、医疗工作者说，他们工作中接触的都是最穷的人，有些群众生了大病，穷到借钱也借不来。近年中央不断加大投入，特别是对困难群众大病救助的投入，体现了中央对基层群众、对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工作的重视，帮助他们获得了基本医疗服务，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动了基层执政方式的转变。

本刊记者调研所到之处，看到一些困难家庭在丧失劳动力、子女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因看病四处举债。在各级政府、组织和社会热心人士帮助下，大病救助的触角能够伸及这些需要救助的家庭，使他们生活黯淡的前景有所改善。

然而，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资金需求量增大，现有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资金落实不到位是各地方普遍面临的问题。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有关资料显示，由于救助资金不足，2013年社会救助资金支出超过当年筹集的就有21个省，中央财政近年的社会救助资金拨付年均增长只有0.8%，而测算救助对象(保守)为8000万，还没有把因病致贫的人算进去，财政压力很大。

受资金所限，部分地区做不到应保尽保，救助工作开展得捉襟见肘。在中部某省，一位村支书掰着指头告诉本刊记者，上面每年给村里的低保户指标有25个，但全村的困难家庭多达60余户，这些家庭只能轮流接受救助。

安徽阜南民政局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当地民政部门救助了一个患有先天性食道闭塞的弃婴，连同治疗费、护理费等在内，前后花费民政临时救助资金13万余元，而全县全年的民政临时救助资金也只有50万元，剩余的钱是否够用可想而知。

许多救助工作者提出，救助资金不能“画饼充饥”。国家救助政策虽好，但资金拨付不及时。基层干部把政策宣传下去了，但一年只给半年钱，剩下几个月怎么办?实际工作做不到，求助的百姓会更不满意。

安徽阜南县一位民政救助工作者说：“每个患大病的贫困家庭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很让人揪心，但是钱从哪儿来?我们没有这个底气去救。”

李淑芬认为，农村困难家庭主要是医疗致贫，有两个现象应重视：一是近年国家救助金的增长速度低，大盘没有变;二是真正遇到大病，救助比例太小。目前，给“五保户”的救助金不够，给其他困难户的救助金也不够。

与此同时，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各层面衔接也存在障碍--

一是起付线高。大病保险设立的起付线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贫困群体个人自付达到起付线才能报销，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起付就困难，获得大病保险更难，甚至会出现穷帮富的情况。一些地方为了让贫困群体获得大病保险，规定让医疗救助先上，医疗救助与医保救助前后倒置。

二是计费标准难衔接。大病保险起付线标准为累计付费，而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是按次结算，两者很难衔接。

三是结算衔接。大病保险属商业保险，目前未与医院实现系统对接，全部是事后结算，贫困群体大病就医需要垫付费用，很多人因为垫不起而放弃治疗。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项目管理部部长朱爱晶等认为，信息不衔接不共享，使贫困群体大病报销增加了流程、拉长了时间。如果借助共同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慈善组织和医保两方都能看到一个救助对象得到了哪些救助。目前福建省已经开展与红十字会的对接工作，建议具体操作上可考虑先试点再逐步推开。

本刊记者调研中还发现，很多困难家庭患大病后，对我国现有的多途径救助平台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导致失去获得救助的机会。山西省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郝国平等认为，对符合标准的大病救助贫困家庭，应从入院前就有专门机构审核，入院后实行“绿色通道”，减少此类现象发生。

亟需构筑多元化救助体系

不断健全由政府力量主导的大病救助机制，既是一种必然的公共选择，也渐渐成为基层救治力量的共识。目前仍为“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医保，却让大病家庭“有勇气迈进医院的门”，基本医保作为第一道保护网成为减少大病悲剧滋生的土壤。

夯实第一道保护网，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基本医保的筹资和保障水平。人社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陈金甫建议，应从制度上完善筹资机制。他认为，基本医保政府和个人筹资比为320:70，政府投入压力大、比例失衡，不利于资金可持续发展。而当前“真正的困难在支付困难，并非筹资困难”。因此建议，调整均衡个人和政府负担比例，适度增加个人缴费。

其次，政府在不断增加基本医保投入的同时，新增财力要重点向大病保障倾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以湖北省为例研究发现，居民基本医保报销水平提高5个百分点，人均筹资将增加30元，各级政府财政投入需要增加2.65亿元。相应地，如果大病医保高费用段(如3万元以上)报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人均筹资仅增加14元，各级财政补助需增加1.2亿元。对于个人和政府而言，大病医保的增量投入均不到基本医保投入的一半，报销比例却可以提高两倍，效果显著。他建议，通过基本医保基金和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筹资方式，重点提高大病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适度上调大病医保的封顶线。

民政部门医疗救助是帮助困难群体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后一道防线。民政医疗救助制度在农村、城市相继建立，并随着新一轮医改的推进，医疗救助和医保制度相结合，除直接进行资金救助外，还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参合，使重特大疾病救助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大病保障中的“兜底”作用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相比官方救助更为灵活的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慈善组织和民间自发组建的草根慈善也日益壮大。与来自政府力量的救治并行不悖，在政府救治的薄弱环节，慈善组织接过“接力棒”，是完善多层次、立体的大病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力量。

采访中，一些慈善组织负责人谈到，慈善组织在大病救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与社会保障之间缺乏较好的信息衔接平台、有效的沟通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慈善组织实施救助的最主要制约瓶颈。

对此，朱爱晶等人建议，首先，需要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和国家医疗救助、慈善组织医疗救助的衔接，建立并逐步形成“医疗救治→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国家医疗救助→慈善组织救助”的报销和救助流程，而非目前的“医疗救治→慈善组织救助→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模式。

其次，在慈善组织之间、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一种信息平台，使不同的慈善组织之间能够共享患者求助和救助信息，一方面能避免重复救助，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信息系统，慈善组织也能更加高效、科学地寻找合适的救助者，为慈善医疗救助工作降低搜寻成本。

此外，应加强慈善立法，对慈善组织医疗救助运作、监管方面加以规定，明确慈善组织、医院、患者的权责。通过“慈善市场”自由配置救治资源，加上政府引导规范，真正构建起医疗救治制度的多元化运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