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怀念——浅析白先勇《游园惊梦》中的身份确认

第一篇：寻找与怀念——浅析白先勇《游园惊梦》中的身份确认

寻找与怀念

——浅析白先勇《游园惊梦》中的身份确认

文学08级9班张明超20081110394

摘要：本文试图透过作品本身，从身份确认和国家话语的范畴，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游园惊梦》进行全新的分析。从个人身份的映射与确认，延伸到对国家身份的探讨，从而分析退守台湾的中国人的心态变化。

关键词：《游园惊梦》身份国家

《游园惊梦》被视为白先勇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借了昆曲名段“游园惊梦”为题。故事非常简单，昆曲艺人蓝田玉——钱夫人在一个宴会中，重逢故旧，宴会上昆曲《游园惊梦》的演唱，引发了她众多的回忆与体悟。

众多关于白先勇这篇小说的研究，多是从小说本体角度，或分析意识流的叙述方法，或深入到人性的探讨，或分析作品反映出的人生哲理。而本文试图从身份确认和国家话语的范畴对《游园惊梦》进行全新的分析。

一、个人身份的映射

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文化研究中，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而文学与艺术作品大多都是作者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可以将作品或作品中的角色看作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一种确认。

钱夫人无疑是小说《游园惊梦》的中心人物，她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抛开钱夫人的性别特征，我们可以把她看作白先勇自身的映射。正如我们可以把《聊斋志异》中的狐仙看作是蒲松龄个人意志的化身。当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必然要有许多相同之处，那么，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白先勇与钱夫人的共通之处。

白先勇出身于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母亲出身官宦之家，家运随着国民党党运的起伏，十一二岁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他的人生经历了家势的盛衰变化，父母相继去世导致的家庭变故。白先勇个人的境遇变化在钱夫人身上完全映射出来了。钱夫人在大陆作为将军夫人的生活和感情的经历，不正是白先勇家庭变故前的反映么。因此我们可以突破钱夫人在小说作品中的角色，将她跟白先勇自身联系起来，接下来的分析也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既然钱夫人映射了白先勇的个人经历，那么，通过小说白先勇首先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二、自我身份的确认

白先勇从年少时代开始就经历了漂泊的生活，辗转各地。所以在自我身份和自我归属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造成这种模糊性的原因之一正是白先勇在各国各地生活的迅速辗转，而所有这些都在《游园惊梦》中体现了出来。

“她那是才冒二十岁，一个清唱的姑娘，一夜间便成了将军夫人了。”钱夫人从“蓝田玉”到将军夫人角色的快速转变，正像是白先勇在各地的辗转。“她明白她的身份，她也珍惜她的身份。”在这里她的身份是“正正经经的填房夫人”，这是钱夫人对自己的认识，看上去她对自己的身份是明确的，但是实际上她依然

纠缠于“将军夫人”与“蓝田玉”之间。“谁又敢议论她是秦淮河得月台的蓝田玉了？”戏子的出身一直是钱夫人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痛楚，因此她急于靠“正正经经填房夫人”身份的确认来掩盖她卑微的出身，这更像是钱夫人的一种自我安慰。

再回到白先勇身上，《游园惊梦》是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一篇作品，“台北人”正是一个明确的身份名称。国民党战败之后退到台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重新确立身份，“台北人”在这里其实与泛中国意义中的“中国人”是相对的。在离开大陆之前作为“中国人”正如“蓝田玉”的身份，随着生活地域的变化，重新确立的“台北人”身份恰似“正正经经的填房夫人”。

表面上来看，虽然身份发生了变化，但都是明确的。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身份的缺失和不确定，体现出强烈的无归属感。国民党撤离到台湾岛之后，遗失了原有的“中国人”身份，“台北人”是他们对自己一种新的身份认证，但是台湾原住民并不承认他们的这种身份，因此使得这些“偏安”台湾的大陆人缺乏归属感。“台北人”之于他们，正像“正正经经填房夫人”之于钱夫人，都是在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三、国家身份的怀念

我们可以从个人身份进一步扩展到国家身份，这里所说的国家正是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大中原心态”。所谓的“大中原心态”，即一种根植与20世纪中过现代文化的中心化、反殖民化过程中的话语，这种话语从根本上说代表了近代史上民族国家建立框架下的以中国内地为中心的民族主义。1(99-100)更具体地说这种心态将中国北方平原地带看作中国性的起源地，根据地域的不同界定文化的等级差别，轻视处于偏远地带的民

2(120)族文化，将之视为异类。

国家身份的焦虑感在国家动荡的状况下会更加强烈，当对国家身份产生疑问的时候，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中原心态”便会产生作用。《游园惊梦》里这种心态表现的非常明显，小说中多处提到南京和大陆如何如何，从“杭绸”到“旗袍”再到“花雕”，还包括宴会上吃到的“鱼翅”，就连小说中不断提到和穿插的昆曲也可视为“中原文化”的一种代表，在这些表述中台湾完全被边缘化，视为一个“异类”。所有对南京和大陆回忆，以及与台湾的比较，都表现了对“中原主流文化”的深深怀念。

因战争失败而被迫逃亡台湾的这些“中国人”，特别是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人，不仅仅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也失去了“中国人”的身份，“沦为”了“台北人”，更进一步说，他们失去了国家身份。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台湾的国民党人急于要从中国独立出去，并一直以“中华民国”自居。首先，从地理结构来说，台湾处于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位置，这为独立成国提供了地域条件；其次，从文化上来说，缺失了中原主流文化之后，这些“中国人”急于确立属于自己的主流文化，而国家是确立主流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台湾确立自己的主流文化，并非重建一个全新的文化体系，它依然是建立在原有的“中原主流文化”的基础之上。这个确立过程，也体现出对于“中原主流文化”的怀念。

注释：

1.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