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银行如何进行政策配合以实现内外均衡

第一篇：我国中央银行如何进行政策配合以实现内外均衡

我国中央银行如何进行政策配合以实现内外均衡？

答：在我国，内外均衡对货币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1）央行货币控制必须从直接向间接过渡。直接的管理模式会造成内外均衡的脱节，最后形成货币失控。（2）货币政策工具应以间接控制工具为主。对内均衡应以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为主，对外应以汇率和货币供应量为主。只有货币控制处于间接管理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实现内外均衡的统一。

中央银行应从缓和外部因素对内部均衡的冲击、谋求内外均衡统一的角度，具体研究政策间的协调问题。

1、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1）货币政策在总量从紧的前提下，应注重结构的调整，在稳定物价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货币供给调控作为一种短期宏观需求管理政策，通常着眼于需求方进行总供求平衡的调节。而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市场经济刚起步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调节体现在供给与需求双方，短期内总供给不变的假定无法成立。

从实践来看，货币政策取向之一就是，为积极转换经营机制且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在资金投向上优化信贷结构，分散贷款风险，从而创造迫使企业以市场为倒向调整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外部环境。

（2）汇率政策为配合国内均衡的实现，应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的决定作用，扩大汇率浮动的幅度，使汇率的合理浮动部分抵消国际收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在目前国际收支尚为有利的条件下，应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波动的幅度内稳步上升，减少央行被动干预汇率的压力。

2、货币政策的中和操作

在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改变的条件下，为抵消外汇占款增加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制定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外部因素的作用，进行中和操作。

我国主要中和形式为：收回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辅之以开办特种存款和发行融资券。在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以利率为传导，央行通过提高再贴现率或公开市场业务来紧缩货币供给。

3、外汇储备政策与外资政策

鉴于外汇储备变动与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央银行应长期将外汇储备变动视为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指标，并根据整个宏观经济目标来确定外汇储备的规模。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控制外资流入的数量，并主动降低外汇储备总量规模。是实现内外均衡的有效措施。具体建议：

（1）利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和汇率相对稳定的时机，调整外债政策，减少国际商业借款，考虑提前偿还部分高息债务。

（2）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加强对利用外资的监控，实行差别引资政策。

一、防止盲目招商；

二、避免外资向消费领域渗透；

三、防范游资对资本市场的冲击。

（3）增大外汇指定银行外汇周转头寸的限额，鼓励外汇指定银行利用其外汇头寸发放外汇贷款，尤其是对效益好的重点企业。以国内外汇贷款代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可以降低借债成本，减缓外债增长的速度，还可以促进外汇指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帮助其提高业务管理水平。

（4）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倒境外投资。

第二篇：以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思考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世界经济衰退的态势没有改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因此，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仍然会维持低速增长，增速预计在7.1%左右。但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进一步显现，经济会继续回升，全年有望实现8%的增速。

国内外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

各机构在2008年第四季度调低我国

经济预期增长幅度。2009年第一季度，仍有许多机构继续调低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8个权威机构的数据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从8.2%被调至7.4%，调整幅度为0.8个百分点。

各机构调低我国经济预期增长幅度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特别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欧美国家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我国出口持续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呈负贡献率。第二，政府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下行速度，但由于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对私人投资可能产生挤出效应。第三，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居民收入增长仍然缓慢，股市和楼市的动荡影响了国内投资和消费预期，刺激内需政策实施难度较大。

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7.1%左右

上半年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主要趋势：

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国家从2008年10月实施了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在经历2个季度之后，效果将开始显现，第二季度经济将进入上升调整期。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持续带动作用，将推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提高。

消费力量将持续增长。预计2009年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17%左右。国家采取的一系列金融和财税等措施，如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扩大内需项目的实施，都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新开工项目增加。第一季度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了87.7%，意味着第二季度和今后再建和续建的项目将增加，经济增长存在后劲。同时，投资在结构方面会有积极变化。预计今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速度为30.1%。

进出口形势十分严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预计2009年上半年进口增长率下降15.7%，出口增长率下降13.2%，进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超过出口增长率。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出口将继续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国际经济的调整程度，对我国出口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综合多种方法的预测结果表明，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低，预计在7.1%左右。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来看，预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分别为4.1%、6.5%和7.6%。从总需求来看，预计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1%，出口增长-13.2%，进口增长-15.7%。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实现8%

考虑到内需将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去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gdp基数较低，特别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将进一步发挥，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实现8％的预期目标。物价涨幅前低后高，预计全年上涨1.5％左右。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全国财政收入能够完成预算计划，中央财政会有所短收。

下一步的宏观调控重点将以落实好既有政策为主。据分析，上半年还将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持投资平稳增长

一是密切关注投资增长的变化趋势，把握好政府投资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尽快下拨中央投资，将其重点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地震灾后重建等。二是结合推进城镇化，以扩大中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扩充市场容量，带动民间投资。三是推进投资审核制度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限制条件，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四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优化信贷投向，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五是促进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处理好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与消化存量房的关系、住房保障与市场协调的关系以及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求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的关系。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适度宽松并适时微调

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央行可能通过合理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等方式，继续保持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在利率政策方面，由于经济已经开始显露出触底反弹的迹象，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不再迫切，央行可能会暂时停止连续降息的政策。在存款准备金政策方面，仍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信贷政策方面，第一季度新

增贷款已经接近全年的信贷增长目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远远超出了全年计划17%的增速，因此监管层应该会对信贷规模增长过快进行适度调控。

着力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

当前经济回暖主要还是缘于投资拉动，消费需求还需要进一步促进。一是加大财政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各种社会保障对象的保

障标准，推进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合理控制企业高管人员过高薪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二是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研究扩大家电下乡的品种和补贴范围。同时，研究开展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三是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以及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四是鼓励培育消费热点，包括扩大汽车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自住性、改善性住房，规范发展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支持发展旅游、网络、动漫等热点消费。五是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成本。取消和降低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继续实行工商用电同价，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清理公共事业领域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规定和收费。六是健全居民生活必需品储备机制，切实增强市场应急调控能力。

稳定进出口贸易增长

一是密切跟踪分析调整出口退税率政策的实施效果，必要时继续适当提高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的出口退税率，并对其出口适当给予补贴。二是进一步优化外贸出口政策配套环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外贸易的金融支持力度，继续简化口岸手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贸环境等。三是抓住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的时机，利用相对丰裕的外汇储备，增加对石油、矿产等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等的进口。四是稳定人民币汇率，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稳定出口企业收汇预期。五是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外贸发展基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培育出口品牌。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积极促进就业。大力支持城镇失业人员、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就业、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支持解决零就业家庭就业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建立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城乡低保动态调整机制，继续提高各类社会保障对象补助标准，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三是完善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四是继续提高教育保障水平。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免费机制，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对农村家庭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免费等。

第三篇：完善执行救济制度以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科学化

执行救济制度是强制执行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强制执行立法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无论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是在程序理念上均存在着重大缺失，亟待完善。对此，笔者认为，在增设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的同时，应重点改造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让其内部结构更趋于健全、完善，并符合程序法理。[关键词] 执行救济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执行异议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异议之诉序言西方法谚有云：“无救济即无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总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侵害，其中尤以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或不当行使对当事人私权的侵害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有必要赋予权利人以相应的救济手段与救济方法，以保障其权利能得到切实充分的实现。否则，所谓“权利”对于权利人而言最多不过是一种“水中月”、“镜中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人类的权利自始就与救济相联系，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À，事实上也不成其为权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人甚至认为，救济往往走在权利之前。此实乃其长期法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这对于我们完善执行救济制度，以最终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不无重大的启示意义。无庸讳言，在我国当前的执行实践中，与“执行难”普遍存在的同时，“执行乱”的问题也确实客观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相当突出，不容我们忽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先生就曾指出，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执行干警只占全部干警的十分之一，但每年所发生的违法违纪人数却占了三分之一Á。这一数字本身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与佐证了我国当前“执行乱”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严重性。应当承认，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存在既与我国目前广大执行干警政治与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关,从根本上说,更与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不完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强制执行法素来是其中薄弱的环节，而执行救济制度又是强制执行立法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因此,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权的运行机制,确保其合法与合理行使,并从根本上治理我国当前存在的“执行乱”问题,以最终保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值此我国当前正抓紧制订〈〈强制执行法〉〉之际,运用程序法理,在广泛参考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成功立法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讨完善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一、执行救济内涵的界定及其种类与方法执行救济，是指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因执行机构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而有权依法请求有关机关采取补救与保护措施的一项法律制度。执行救济作为国家在执行程序中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基本宗旨与根本目的即在于赋予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一种权利，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与救济方法，即当执行机构的执行权违法或不当行使，以致侵害了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时，有关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相关国家机关予以纠正，并有权要求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执行救济制度的设立，在保护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效遏制了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或不当行使，从而实现民事执行过程中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最终实现民事执行程序的功能与价值。在执行实践中，执行机构的违法执行，既可能违反程序法，也可能违反实体法，因此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应地，执行救济分为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其方法分别为提出执行异议与异议之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并重，以对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实行严密的保护机制。此乃一般的执行救济。另外，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立法例来看，还有一种针对特殊事件所设立的特别救济，如在参与分配中所适用的执行救济等。本文限于篇幅，只拟就一般执行救济制度进行探讨。我国现行有关执行救济制度，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与潜心探讨发现，坦率地讲，是既不健全、又不科学，不仅相关规定付之阙如，而且已有规定在制度设计上也明显存在着重大缺失，有悖程序法理，因而亟待完善。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立法缺乏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方面，也仅有案外人异议制度，而尚无执行债务人异议制度，况且在案外人异议制度中还存在着以裁定解决实体权益争议的严重不合程序法理之处，等等。以上诸端，笔者拟于下文依次加以探讨。

二、参酌其他国家与地区成功的立法例，增设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制度，以保护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利益前文已述，我国现行立法没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制度，以至于一方面对于程序上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无从规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好地保护执行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所谓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是指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在程序上违法或不当，在执行程序终止前，请求该执行机构予以纠正的一种救济制度。在国外，该种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主要即指执行异议。在执行程序中，权利主体可能受到的侵害既有实体上的，也有程序上的，因此作为一种完善的救济系统，必须全面考虑权利主体可能受侵害的情况，事先规定完善的救济途径Â。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即为针对执行实践的需要、专为规制执行机构程序上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而设，以期能最终实现保护当事人或案外人程序利益的立法宗旨与目的。提出执行异议的主体有二，即执行当事人，包括执行债权人与执行债务人，亦即我国现行立法中所习称的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即执行当事人以外的因违法执行行为而受侵害的第三人，如误将第三人的财产查封、扣押时，该第三人即为利害关系人。但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不包括在内，如

企业被依法拍卖，其职员不得以失业为由提出执行异议Ã。在执行实践中，提出执行异议的具体事由主要有；执行机构没有依法适时发出执行命令；实施不当或错误的执行措施；无法定原因而裁定中止执行或暂缓执行；依法应当公告而没有公告以及执行管辖错误等等。总之，凡执行机构违反执行程序规定而实施执行行为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提出执行异议，既可以请求执行机构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也可以请求执行机构变更或撤销其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异议，仅表明他们对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在程序上的异议，由于不涉及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实体权益上的争议，因而该执行异议可由执行机构直接处理，可不必经由审判机构适用通常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与裁判Ä。对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程序上的异议，执行机构认为异议有理由的，裁定对原执行行为予以变更或撤销；认为异议不合法或无理由，包括执行程序终止后提出异议的，裁定予以驳回。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驳回异议裁定不服，可依法提起上诉。

三、进一步改造我国现行案外人异议制度，使之臻于完善，并符合程序法理执行救济制度在我国现行法上的根据与表现形式即是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所规定的案外人异议制度。根据该条内容，我国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而对执行机构的民事执行行为提出的不同意见。由于案外人异议是案外人用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或途径，因而理所当然地属于执行救济的范畴。但是，相较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例上的执行异议，仔细分析研究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就会发现，其在程序设计上不伦不类，且有悖基本的程序法理。要而言之，即在于用程序上的救济手段解决与处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实体权益上的争议。具体而言，在我国的执行异议制度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主张权利，亦即表明其对执行标的的归属问题有所争议，而该种执行标的的归属问题显而易见应属于实体问题而非程序问题。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却规定，对于案外人的异议，执行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或裁定中止执行，或裁定驳回异议。以裁定对利害关系人有关执行标的归属的实体争议作出处理，即是一种典型的用程序的手段与方法来解决实体争议。再从我国长期的执行实践看，也为这一处理模式与处理机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种处理方式，在理论上既说不通，在实践中又极为有害。我们知道，执行机构的任务在于忠实地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人员只能就案外人对于程序事项的异议作出裁定，而无权就案外人的实体主张作出裁判。另外，就裁定本身来说，它是用来解决程序事项的，而执行人员用裁定对利害关系人的实体争议作出处理，无疑剥夺了利害关系人应当享有的诉权，这就意味着利害关系人无法通过严格的辩论质证程序请求法院作出利己判决，实际上是剥夺了其一审、二审的审级利益，因而严重侵害了其实体权益。有鉴于此，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亟待改造。改造的基本方法在于将其变为第三人异议之诉，即赋予该第三人以诉权，让其通过审判机构以通常诉讼程序获得救济，以使其实体权益得以充分实现。换言之，执行机构再也不能迳行对案外人的实体主张作出裁判，否则，第三人的实体权益便有不能充分保障之嫌，同时也有违执行权本身的性质。

四、增设债务人异议之诉，以保护其实体权益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现行案外人异议制度存在着重大缺失，其中之一即在于执行机构用裁定的方式草率地处理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实体主张，因而极不利于其实体权益的保护。另外，顾名思义，我国案外人异议制度也仅仅只是解决了案外人异议问题，而对有关执行债务人异议的问题却付之阙如，无从解决，因而有失健全。事实上，在执行程序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个执行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正如我国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执行债务人作为直接受执行机构执行行为影响的一方执行当事人，其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都有可能受到来自执行机构违法或不当执行行为的侵害，不为其提供救济的途径与方法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Å。其程序上的权利有前文所述的程序上的救济制度予以保障，那么，为了使其实体上的权利也得以有效保护，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势在必行。债务人异议之诉在于为保护债务人实体权益而设，其与第三人异议之诉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即以具体目的而论，前者是以排除执行根据的执行力为目的，即债务人对于执行根据所确定的私权，主张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原因而请求不予执行并撤销已执行的部分；而后者系以排除特定执行标的物的执行为目的，即第三人主张就该执行标的物有排除执行的权利，请求不予执行该标的物，等等Æ。但尽管如此，债务人异议之诉与第三人异议之诉同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欠缺其一，实体上的执行救济便难谓周全。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实体权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同时兼顾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以实现它们两者之间利益平衡的立法目的，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提起，须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行使的事由发生，如对债权人请求权的全部或一部已为清偿、提存，执行根据所确定的清偿期尚未届至，债权人已同意延期执行，债权人有对待给付义务而尚未为对待给付以及债权人的债权不成立等等。由于债务人异议之诉涉及到执行根据所确定的当事人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属于实体上的救济范畴，因而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提起须向执行机构所在法院的审判机构为之，由其通过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而执行机构与执行人员无权对债务人的异议之诉迳行裁判，以保障债务人所享有的诉权得以充分行使、实体权益得以有效保护。结语总之，执行救济制度作为强制执行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执行权的规范运行与合法合理行使，而且从根本上说，还关系到执行程

序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只有从尊重、维护执行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应有的合法权益这一战略高度与终极目的出发，建立严密科学的保护体系与防范机制，程序上的救济与实体上的救济并重，兼顾执行债权人、债务人与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平衡，才能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并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目前执行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执行乱”问题，全面实现强制执行立法的宗旨与目的。

第四篇：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及政策制定中的两个理论问论文

摘要：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本质论”和“相对论”：(1)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存在两种不同质的阶段。义务教育现阶段的差距是其历史上形成的差距的延续；在其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中，客观原因是主要的；在客观原因中，经济差距、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又是造成义务教育差距的决定性因素。(2)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相对的，重心在发展，要在实现“基本均衡”的前提下，承认“动态均衡”的存在。

当我国在 20 世纪末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的战略目标后，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媒体舆论相结合并对国家政策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从理论上科学地分析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问题，对国家制定正确、可行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具体政策十分重要，对引导义务教育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也十分重要。

一、关于分析义务教育发展差距的方法论

在调查和论证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差距时，既可以应用整体数据的基本统计方法，也可以应用抽样或个案等调查方法，还可以援用国际上通行的反映人们生活水平及其差距的分析方法如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不可否认，这些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但是，方法不等于方法论。当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忽略了科学方法论的支撑时，即使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其研究结果或结论仍有可能存在偏差甚至严重的错误。

研究与分析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差距的科学方法论，最根本的就是唯物辩证法。

（一）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差距的现象及其本质

在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中，目前存在着区域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学校之间的差距。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够直接观察到并切身感受到此现象。对上述差距进行研究，仅仅较为细致、精确地描述存在差距的现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还必须分析此现象的本质。

如果将 20 世纪末我国基本实现“普九”作为一个临界点，那么我国义务教育在质上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 20 世纪后期，我国的义务教育就存在着差距，但那时的差距在质上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失学人口，尤其是初中阶段失学人口，也就是“普及”与“未普及”的矛盾。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义务教育仍存在着差距，如占全国总人口约 10 ％的地区至今尚未实现基本“普九”的目标。如果将此类尚未“普九”的地区与全国大多数已实现“普九”目标及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比较，可以说目前少数地区的义务教育状况与全国大多数地区存在很大差距，但这决不是全国的普遍状态。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的角度看，目前的差距在质上已经不是“普及”与“未普及”的矛盾，而是如何巩固“普九”成果与提高“普九”水平的矛盾，是其发展水平高与低、快与慢的矛盾。因此，尽管在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义务教育都存在差距，但它们是完全不同质的差距。不同质的差距根本不存在可比性，所以仅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义务教育不同质的差距进行比较，是不能断言目前的差距比以往更大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在研究中就不能公正评价我国在实施义务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就不能公正评价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之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会无意或故意地混淆义务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差距在质上的根本区别，误导理论研究与舆论，甚至误导公众对我国义务教育形势的判断。

也许人们关注的主要是现阶段义务教育发展水平高与低、快与慢的差距是否在扩大，即同质的差距问题。但是，既然是同质的差距，那么此类差距的产生一定存在特定的、与以往不同的原因，因而只能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对策。

（二）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差距的因果关系分析

在理论研究中，仅仅指出差距是不够的，还应当追溯其原因，而且需要对其原因进行正确的判断。造成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存在差距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

1.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延续关系

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在现实上的差距，是其在历史上的差距的延续，其中的影响因素也部分地由历史延续到现实之中。从历史角度看，尽管我国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教育发展在古代就存在着差距。在古代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重视教育的理念较为浓厚、稳定，文化繁荣，各级教育设施较多。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近代教育发展的重心开始向沿海地区和城镇转移。在中华民国阶段，虽然大力推进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设，但教育发展较好、较快的仍多集中在经济富庶的地区和城镇。这种非均衡状态在建国以后虽然得到很大改变，但仍不同程度地延续下来，因而使一些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缺少历史基础，客观上造成义务教育目前的非均衡状态。

因此，在分析义务教育目前的差距时，不应忽略其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不能割断历史因素的延续。正如任何对现实与未来不利的历史积淀都需要在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改变、祛除一样，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利的历史因素也需要在其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改变和祛除，同时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利因素也需要逐步形成。于是，尽管我们必须“只争朝夕”，但也必须认真地意识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2.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

从客观角度看，造成我国义务教育目前差距的现实原因主要有：(1)自然地理因素。在山区、牧区以及广袤的高寒地区，人类生存环境恶劣，人口密度小，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居住地极为分散，使义务教育学校难以形成适度规模，增加了教育成本。(2)人口迁移因素。上述地区的居住人口多为少数民族，其民族文化、生活习俗以及人权因素等使他们难以集体迁移到其他地区，也难以根据劳动力的市场调节而实现个人的区域流动。此外，庞大的农业人口携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城镇间流动，一方面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的规模缩小或生源不稳定、布局调整困难，并由此严重影响教育成本，另一方面造成城镇义务教育学校的诸多困难。同时，农村留驻人口和流动农业人口的“超生”又加剧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财政压力。(3)经济及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因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虽然可以避免“平调”的平均主义，但它在客观上造成各行政区划之间公共财政资源的很大差距。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又建立在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之上，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各行政区划之间义务教育公共财政资源的很大差距。

从主观角度看，造成我国义务教育目前差距的现实原因，主要是许多地方政府未能真正认识到义务教育及其“均衡化”的战略重要性，未能将其放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未能切实落实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战略地位，政府不能依法执行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决算制度，学校经费严重短缺。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人员挪用义务教育公共财政资金，非法占用、转移、拍卖公立义务教育学校资产等。此外，政府某些教育政策的失误如集中巨额公共教育财政资金用于少数“窗口学校”、“示范性高中”等建设，也导致了义务教育发展中的差距。

在承认上述两者都是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需要确定的是：究竟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在根本上造成了义务教育的差距？如果用“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哲学思想来解释，那么答案应当是清楚的：一方面，主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客观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观因素中的积极方面并限制消极方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困难地区，主观因素使有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发展得好些，而有些地方的义务教育发展得就很差；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达地区，一江之隔的两片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却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客观因素是造成义务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有些经济困难地区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其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及均衡状态仍然落后于不甚努力、根本不努力甚至主观上反向而行的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政策制定中都不能夸大人的主观因素在义务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3.经济上的差距与义务教育上的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般情况下，当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在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之上时，经济上的差距导致了义务教育上的差距。而义务教育上的差距又导致了弱势群体发展起点的不公平，进而维系并扩展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差距。从逻辑学角度看，两种差距互为因果关系，但从哲学角度看，经济上的差距是义务教育上的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发达国家，当它们实行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时，经济的区域差距也使其义务教育存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虽然它们也实行中央财政的补贴，但那只能保障弱势地区的义务教育不低于最低标准或基本标准，却不能保证弱势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都接近或达到发达地区的同等水平。如果忽略经济差距对义务教育差距的决定性作用，而过分强调义务教育差距对经济差距的作用，那么在研究中就会违反哲学的基本原理，在政策制定中就会产生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二、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相对性

（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心在于“发展”

经过 20 世纪后期的奋斗，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普九”目标，形成了由近百万所各种水平的学校组成的义务教育体系。随后，尚未基本完成“普九”目标的地区如西部地区，在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的支援下，继续为实现“普九”目标而实施“攻坚”工程。迄今为止，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层次：其一，尚未基本完成“普九”的地区要基本实现“普九”目标；其二，“普九”水平出现下滑的地区要巩固“普九”成果；其三，“普九”水平原先较低的地区要提高“普九”水平；其四，原先水平较高的地区要提高教育质量，并逐步提高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其中，处于前两个层次的多为农村地区。此外，无论处于上述哪一个层次的地区，都面对着义务教育城乡差距的挑战，面对着一定数量的农村学龄人口以一定的规模和速率向城镇转移的挑战，从而面对着义务教育“属地化”的挑战。因此，我国义务教育在 21 世纪前二十年的发展，不是全局性的“有或无”的问题，也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同速发展”问题，而必然且必须是根据“分层、分类、分区、分段发展”的原则提高发展水平、质量和效益的问题。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在于“均衡”

“均衡”是发展的指导原则与价值标准。但“均衡”的目的必须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其结果必须是实现义务教育的发展。这就是“均衡”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应根据上述逻辑关系，来研究与确定“均衡”的含义、指标和标准。

1.“均衡”至少有以下两种含义：(1)在全国各地的城乡地区，义务教育都得到发展，而不是有的地区发展，有的地区停滞甚至倒退；也不是仅仅城市的义务教育发展，农村的则停滞或倒退。(2)在全国各地的城乡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或义务教育发展达到相近水平。如果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分层、分类、分区、分段”的话，那么在今后数年中对“均衡”的规定应取上述第一种含义，然后到 21 世纪前叶结束时，对“均衡”的规定应当体现上述第二种含义。无论对“均衡”做出上述哪一种规定，都意味着“均衡”的相对性，意味着在“均衡”状态下某种差距的存在。

2.“均衡”的关键性指标必须包括：教育资源（其中必须包括生均教育财政资源、物力资源、教师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上述指标既涉及“均衡”的外在形式，即通过学校外部各方的努力所形成的教育资源状态，又涉及“均衡”的内在本质，即受教育者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使用。这意味着尽管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是“均衡”的关键性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如果没有义务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或没有质量的“均衡”，资源供给与配置的均衡就仅仅是表面的，并反而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当教育资源相对均衡时，义务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教师和学生们的主观努力，难以通过外部的强制性力量来实现。人们在主观努力方面的差距是绝对的，这就决定了义务教育质量的“均衡”是相对的，进而决定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相对的。

3.“均衡”的标准可以从多种角度予以研制，但无论有多少种角度，关键是要从学生及其家庭受益和公共教育资源的承受能力与需求的适当性的角度来确定。(1)就教育机会而言，“均衡”的标准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适龄人口都能够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第二个层次是逐步使尽可能多的适龄人口都能够享有充分、良好甚至优质的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第三个层次是使尽可能多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更长年限的优质义务教育。(2)就教育结果而言，“均衡”的标准也至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适龄人口都能够合格地完成义务教育；第二个层次是使尽可能多的适龄人口能够得到更多、更高水平的发展。

因此，“均衡”应当有绝对标准，那就是必须保障所有适龄人口都能够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接受义务教育。如果说这是一种“绝对均衡”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种“基本均衡”。在此前提下，“均衡”的标准又是相对的。就教育机会而言，应当鼓励各地区根据各自公共教育资源的承受能力与需求的适当性逐步提高各自的基础性标准并逐步达到更高层次的标准，而不应当限制它们的发展。就教育结果而言，它不仅取决于教育机会，而且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对后者，不可能对人们的主观努力程度提出一个很高的绝对标准，而只能是一个相对标准。如果说这是一种“相对均衡”的话，那么它又是一种“动态均衡”。

综上所述，无论从其现状还是从未来趋势来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只能是在实现“基本均衡”（即达到上述的“均衡”绝对标准）的前提下，承认“动态均衡”（即在均衡的基准得到保障并逐步提高的同时又不断产生新的适当差距）的存在。

第五篇：形势政策_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_你有哪些切身的感受和具体的认识？

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你有哪些切身的感受和具体的认识？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我最先想到是为什么要进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在我看来，这是我国目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产物。仅靠以往以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很难持续我国以往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而比对于城市的发展，农村则是还未进行开发的一个极大的市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所以，我觉得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主要还是为了我国更好的发展下去。

新型城镇化的官方阐述是：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粗放式用地、用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提出新型城镇化后必须从思想上明确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的重要性。当然在其他很多方面，其也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不过，我认为，其“新”体现在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

我来自农村，虽然“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刚刚提出不久，但是最近几年我感觉到了家乡的变化早已体现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思想。简单讲些发生在我的家乡的变化。近几年，农村的沼气池修建了很多，在我住的村子里，几乎每家都已经修建了，当时还是享受着国家的补贴修建的。而且现在每家都使用到了沼气，对于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无疑都是好的。同时我也能深刻感受到在家乡人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政府鼓励人们发展养殖业，种植更多的蔬菜，药材，而不仅仅是粮食。仅仅是我们村修建的大棚蔬菜，解决了几乎全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生产的蔬菜，肉类直接送往附近的城市销售。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不仅是我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出路，也是政府对三农问题，对与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决提出的新思路。其不仅能够解决内需问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能否建设好新型城镇化，关系着我国的未来发展之路，一定要合理安排，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等错误路线，更好的造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