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摊丁入亩在中国古代赋税演变中的意义
摊丁入亩在中国古代赋税演变中的意义
摘要:摊丁入亩作为清王朝赋税改革的主要成果，并不是偶然的。从魏晋南北朝的户调到唐朝的租庸调制，再到唐后期的两税法的巨大变革，以至明朝的一条鞭法，有一个明显趋势，便是由按人头征税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土地田亩数征税为主，以至于到清代的摊丁入亩则完全废除了人头税。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从而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减少了户口隐漏，使国家的丁银收入有了保障。同时，它导致了与古代赋役制度相联系的人丁编审制度失去意义，农民不再被强迫束缚在土地上，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从事租佃、佣工、经商、手工业等，这显然对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关键字：地税；地丁合一；历史必然；一元化
康熙、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被称为“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作为中国田赋制度改革的典范而载入史册。故各种文献如清三通、清会典等都有记载，对其大加赞扬。它在我国历次赋税改革的实践中有着划时代的地位。因而本文将从实施的背景，实施的步骤，尤其是实施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来对其做一探讨。
一、摊丁入亩推行的背景
首先，从其实施的历史背景来看，“摊丁入亩”政策,萌发于“ 一条鞭法”之中, 普及于雍正初年的全国各省，是明代差徭改革的继续和发展。这次税制役法的改革, 其中心内容是将过去的丁役银、人头税合并到田税银里, 一起征收。早在明代中期, 由于官府对徭役的横征暴敛, 再加之自然灾伤, 使得农民大量逃亡，从而造成多达万石税粮（相当于全国税粮的十分之一的遗荒田的产量）的损失。向称耕田不足的福建省延平等府也形成了“ 千里一空, 良民逃避, 田地抛荒” 的局面。浙江省的金华府、台州府所属各县, 也因人口逃散而生机顿减。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到嘉靖年间, 国内各地形成了所谓“ 客户多, 主户少, 流窜人口遍地”的局面, 使得官方屡屡遇到差丁不足,工役难兴的困难。在此形势逼迫下, 赋役的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许多官僚、绅士认为“ 土地万世
而不变, 丁口有而盛衰, 定税人头税”。清政权建立之初, 战火仍在燃烧,百姓
死伤流亡甚多。明末天启三年, 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 而到清顺治八年, 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明万历年间, 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 而到清顺治八年, 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山河残破, 经济凋蔽。且阶级矛盾十分严重, 国内大小起义暴动数十起。清朝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缓和阶级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 巩固政权, 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 看中了前朝曾经小试过的“ 摊丁入亩” 制度。清初, 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地毁于兵火, 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 进行赋役的征发。在其征发的过程中, 清朝统治者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某些“ 摊丁入亩” 措施的合理性, 加之在康熙后期, 国内土地兼并严重, “ 一邑之中, 有田者十一, 无田者十九”。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 不少人丁聚而复逃,“ 丁额缺, 丁银失, 财政 徭役以丁, 稽查为难, 定税以亩,检核为易”。[1]他们主张, “ 丈地计赋, 丁随田定”, [2]即实行“ 摊丁入亩” , 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土地确实是完整的、稳定的, 而人口却是变动的, 因此, 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清朝也是顺应晚明的这种趋势, 即本着前朝役法改革的精神,更为广泛地推行“ 摊丁入亩” , 以用田编役之法逐渐代替了里甲编审制度。清康熙年间,“ 丁随粮派” 或以田摊役的地区, 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 饬令各省奉行。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 以减轻贫民疾苦, 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其次，从其实施的现实背景来看，清朝实行摊丁入亩, 始于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令, 试行于五十五年的广东,推广于雍正初年。当时正值康雍乾盛世, 中原无战争,边关无寇扰, 国用充裕, 社会安定。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认为, 这一时期, 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还援引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有关数据以资说明, 即“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占百分之二十三。”[3]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也认为, “有清一代, 生产增长, 市场繁荣,十八世纪达于高峰。十八世纪, 中国与西方比, 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 至少旗鼓相当。”[4]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赋税改革, 其目的不可能局限于一时的财政冲动, 而更多的是通过赋税制度这一联系千家万户的大政的优化, 来达到长治久安；应视为一种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态, 隐含着无比的政治自信,这才是康熙大帝的胸怀。众所周知, 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 清王朝在中原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 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屡遭怀疑, 这就是来自那些意图复辟明王朝的“遗老”们的非议与讥诋。要彻底孤立他们,就需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 政治上高压震慑, 即后人熟知的兴文字狱；经济上迂回徐进, 先是频繁蠲免钱粮, 继则“永不加赋”, 借助宽松优容的赋税政策来固结中下层民众, 瓦解“遗老”们的社会基础。另外, 时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圣祖玄烨已是武功文治集于一身, 自然也要彰显政绩, 光大恩德。玄烨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标榜自己的亲民爱民、体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 年), 他说:“朕四次经历山东, 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 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 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 自身并无田地产业, 强壮者流离四方, 老弱者即死于沟壑。”[5]次年,他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 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 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 彼小民何以为生?”[6]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 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 说他自己“勤求民瘼, 事无巨细, 必延访体察, 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 惟恐闾阎滋扰, 此念时切于怀”。[7]雍正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 关系尤重, 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 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 皇考示谕在廷, 不允其请, 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 民何以堪乎? 嗣后断宜禁止, 或被上司察劾, 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8]这就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 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二、摊丁入亩的实施
摊丁入亩作为一种可行的赋役制度, 即将应出徭役之数折成银两,平均摊入土地之中, 与田赋一同缴纳。其改革分两步完成:第一步,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年(1712 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 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赋, 称“盛世兹生人丁, 永不加赋。”把全国征收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但行之既久, 各地人口生死迁徙, 原定税额与实际不符, 出现许多流弊。第二步, 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 年)下令,将康熙末年已在四川、广东等省试行的“摊丁入亩”办法推广全国, 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税平均的摊入田亩之中, 又称地丁合一,或称地丁银制度。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一百余年, 除盛京外, 全国各地基本完成。当然所谓全面普及或全面推行,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实施, 有个别省份和个别地区则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才逐步执行的。其中, 如台湾地区，“ 摊丁入亩” 推迟到乾隆十二年实行，贵州省推迟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开始将贵阳等府、厅、州、县应征丁银平均摊入地亩，山西省虽然从乾隆元年开始推行地丁制度,但仅仅是在一部分地区搞, 直到晚清道光年间延期了多年执行才完成了。
摊丁入亩的实施是一漫长的过程。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土地兼并与其它省份相比不太严重, 自耕农较多, 尤其是山西, 号称“ 富豪放债, 百姓种田” , 所以, 仍然维持从前的赋、役分征办法。后来随着这些地方土地兼并程度的加大, 才真正实施了“ 摊丁入亩” 制度。这表明当时的赋役改革不是一刀切, 而是照顾了某些特殊情况, 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从康熙五十五年广东首开先河, 到雍正初年全国大部分省份正式推行, 中间相隔十多年;而从雍正元年直隶省获准推行,再山西、贵州等省全部实行,相隔又十多年。可以说是由点到面,逐步到位。就全国看是如此,再就一省看也是如此。如山西省,情况就相当复杂。朔平府的丁银, 是乾隆元年、十年和五十九年分三期丁随地起的;代州是在乾隆十六年、二十三年和道光四年;保德县是在乾隆十年、二十三年和嘉庆二十四年;汾州是在乾隆元年、十年和二十三年,均是分三期逐步实行摊丁入亩的。而潞安府则是在乾隆十年、嘉庆元年、道光四年和光绪五年分四期才实现了摊丁入亩。此外,在摊丁入亩的实行过程中, 清廷也允许各省就本地人丁、地亩等具体情况,确定丁随地起的不同的计算范围。如直隶、甘肃两省是通省计摊;而大部分省份则是以州县为单位计摊。在地丁合并上, 各地实际操作中也有不同情况,如江苏、安徽、贵州是以亩计摊;又如四川、湖南两省却实行以粮计摊。清廷通过对摊丁入亩实施力度的灵活掌控,有效缓释了阻力,打消了顾虑,使这一“千古更张之事”得以顺利推行。
如果说政策实施力度的灵活掌握旨在减轻阻力的话,那么,伴随摊丁入亩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措施的采行与推广,则优化了此次改革的内部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即赋额的调整, 赋则的调整和税收工具的规范健全。这些税收制度内部的调整, 虽非全因摊丁入亩而设, 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此次税改的推行。就此, 我们可以通过江苏省苏松两府的税额的调整, 来略作说明。清代苏州府全境耕地为九万余顷, 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而每年所交税粮却多达二百五十万石,占全国税粮总额近十分之一。地方官曾屡次上书请予减免,终因种种原因只蠲免了部分积欠。雍正三年三月, 清世宗针对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奏请酌减苏松浮粮重赋所发谕旨中称:“苏松浮粮, 常廑皇考圣怀, 屡颁谕旨, 本欲施恩裁减, 乃彼时大臣,以旧额相沿已久, 国课所关綦重, 数以不应裁固执复奏。凡国家大事, 因革损益, 必君臣计议画一, 使可举行, 若皇考违众独断, 既非询谋佥同之意, 且恐一时减免, 倘后来国用不足,有又开议论之端, 是以从众议而中止”。[9]在此谕中, 世宗令将苏州府正项税粮减三十万两,松江府减十五万两。两地总税额减轻以后, 每亩土地的实际税负也会有所下降。江苏又是实行计亩摊丁的省份, 这就会使该地区的丁银负担有所减轻, 从而赢得人们对改革的支持。
三、摊丁入亩实行的意义
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实行的也比较彻底。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摊丁入亩”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1、这项改革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丁役一直是封建国家束缚人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前期输庸代役开始，这种比较落后的徭役制度开始动摇了。至明朝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部分地把丁银摊入地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役制度衰落的历史过程。“摊丁人亩”则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了地赋和丁役完全彻底地合而为一,史称“自后丁摇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外，另无徭役矣”。[10]说明“摊丁人亩”之后，劳动人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确实有了很大松动。特别是“摊丁人亩”使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了丁银，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摊丁入亩实施以前，手工业中工匠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控制。例如，明承元制，有所谓名隶官工业的匠户，它是劳役剥削的产物。在所有民匠中班匠约有二十三万，约占工匠总数的八成。但是，不伦轮班匠还是住坐匠，都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他们不堪忍受官府奴役纷纷用怠工、避班、隐冒和逃亡等方式进行反抗。虽然最后实施了“匠班银”（又称“班匠银”嘉靖四十一年，政府下令，“班匠不许私自投当”，一律以银代役，每名每年纳银四钱五分），但工匠仍编在匠籍，受到严格控制。摊丁入亩实施以后，各省陆续将匠班银并地丁代征，最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将手工业者从封建人身束缚下解放出来。最终封建国家基本放弃对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的直接控制，农民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迁徙或者是改行业都不再受严格的户籍限制。它所产生的结果，首先是人的区域间流动加快，促进了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开发，地狭人稠地区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流边远地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同兄弟民族一起开发当地经济，密切了交往。再就是，摊丁入亩后，无地的手工业者不再有丁银负担，这对工商业的繁荣很有好处。此外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进人城镇或矿山，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工，雇佣劳动和手工工厂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2、摊丁入亩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使全国赋役负担达到某种合理、平均的分配，使纳税人的财产与其赋税负担成正比，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税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基本上取消了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的特权，这对于均平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当时许多记载，摊丁入亩“实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11] 因而从一开始，“摊丁入亩”政策就受到各地富户缙绅的强烈反对。以浙江省为例，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折奏该省百姓因“摊丁入亩”政策而形成两派争斗，“如浙省向来有丁归粮办一事，经均摊将妥，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拦阻摊丁。彼时，法海惊慌失措，即令官员劝散，暂缓均摊之议。及后又被有丁无田情愿均摊者，窥破伎俩，复聚集乡民围辕吵闹更甚，又有一班门面丁差亦为效尤而该守 竟手足无措，不能驱逐司道若不知者”。很明显，在浙江省，由于阶级权益受到威胁，“摊丁入亩”政策遭到“田多丁少”的富户强烈反对。这些富户们因占有大量田地而被加派到较之以前更重的赋役负担，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摊丁入亩”政策的成功之处。因而，其独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农民负担的减轻也使得其购买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3、摊丁入亩取消了按丁和地分别征收赋税的双重标准，进一步简化了税收程序，这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官吏的贪污舞弊，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对于保证国赋无亏，也有实际作用。在摊丁入亩实施之前，赋税的征收非常的杂乱,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在征收的各个环节上都对广大贫苦农民实施掠夺。以宋代为例，在缴纳田赋时，有所谓的“支移”和“折变”来盘剥农民。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谷物送到延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需自备。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纳现钱，如陈州地区的夏税，原是交纳大小麦的，到宋仁宗时改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小麦现价，每斗五十文，官府却定为一百文，另外还有附加脚费二十文、仓耗二十文，共一百四十文，农民负担平白的增加了近两倍。此外在当时的正税之外还加了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另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食”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赋役的苛重和不均，一般地主为了减轻赋税便把自家的土地和人丁分散成许多户头，这叫“诡名子户”。有的人家假称把土地献给僧寺、道观，叫做“诡名寄产”。有的“伪为劵售田与形势之家，假田户之名，以避徭役”，叫做“诡名頬佃”，这样，他们对国家的负担便被大量的转嫁到广大下等主户的头上。而摊丁入亩实施以后这样的行为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正如史称“自摊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既增加了国家的税收，避免了各级官吏的中饱私囊，又直接促进了雍正、乾隆时期封建盛世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4、“摊丁入亩” 制度的实行, 也稍微限制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 因为土地负担有所加重,他们购置田产的热情就不那么高了。正如清朝工部尚书王庆云所言施行“ 摊丁入亩”制度“ 所不便者, 独家止数丁而田连吁陌者”。由于此种赋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影响了大地主疯狂地括收地产, 所以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一些士大夫还多次与地方政府周旋, 要求缓行，还有一些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撰文批评“ 摊丁入亩”，如李光波言“ 富者虽田连阡陌, 不过一身贫者虽粮无升合, 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食毛输税, 赋既无容偏枯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均履后土且戴皇天, 富有者则急其从公, 贫者必尽镯其手足之烈, 除其公旬之义, 则役非偏枯乎”，[12] 不仅如此, 江南地方还出现过更为严重的抗拒行为, 一些大地产所有者唆使他人聚众闹事。对此, 文献记载“ 浙省向有丁归粮办一事, 业经均摊将妥, 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 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 拦阻摊丁”。对土地兼并的一定程度的抑制，一方面使得广大自耕农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不至于沦为流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得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5、“ 摊丁入亩” 制度使土地与丁役银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对的关系,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农村范围而言, 田多者多出役银, 田少者少出役银, 没田者不出役银, 人们的役银负担在总体上相对均衡。尤其是无田的乡民、佃户和市民因不再参与徭役活动,使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因差役负担沉重而逃亡了, 这在客观上安定了百姓的生活, 具有积极意义。正如清人王庆云讲的“ 惟均之于田, 可以无额外之多取, 而催科易集, 其派丁多者, 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 亦必有田者也。保甲无减匿, 里户不逃亡”,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府对无地少地之农民和手工业者施加的经济压力, 缓和了阶级矛盾,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摊丁入亩政策的局限性
“摊丁入亩”政策虽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摊丁入亩”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政策选择, 其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封建社会自身的缺陷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积累莫返之害” 即赋役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积重难返的程度。这便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是由学者秦晖，根据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并”规律的认识，综合归纳而成的。其基本要点是，历史上每一次赋税改革，都把附加税、杂税、供纳等并入主税，使民众形成越来越大的赋税负担。[13]
具体就摊丁入亩来说来说，其弊端在于:在执行中仍对没有土地的农民和产粮地区征税；“永不加赋”并未实现 ,不少地区丁银的实摊额超过了原额 ；为了补偿熔销碎银为银锭的损耗而多征的火耗，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官吏作弊,征派不均。“摊丁入亩” 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清朝前期实行“永不加赋”的措施时，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免人丁流失，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赋”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永不加赋”并非“毋增毋减，定为常额”，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数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赋”的定额基础上，因而“摊丁入亩”政策施行之时，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也有“减丁”背后的“流民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人民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逃亡外地躲避赋税的情况愈演愈烈。统治者无法维持康熙五十年固定数额，只好减少数额，试图延缓人民逃亡的趋势。人丁的减少表明了另一个问题：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农民逃亡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也表明实际上“摊丁入亩”政策改变的只是封建赋役制度的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综上所述，摊丁入亩这一赋税制度的实施，是清王朝在总结以前历代封建王朝的经验的基础上，依据自身实际而实施的重要赋税举措。是在既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又尽可能的减轻人民负担；既缓和阶级矛盾，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制度性改革。在我国漫长的赋税改革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赋役变革的结晶。虽然它最终未能摆脱其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又是有目共睹的。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尤其是税制改革必须与一定程度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必须围绕着税制的公平、简化的方向变革，加强依法治税，特别是为了使摊丁入亩政策能顺利地实施下去而实施的配套政策和政策的分区实行、区别对待等，对于我们当今的农村税收改革以及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指导老师：张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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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Kai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hannxi Weinan 714000)
Abstract: Booth Ding Rumu pays taxes the reform as Qing Dynasty the main achievement, is not accidental.Adjusts Tang Dynasty's tang dynasty ststem of levying grain system from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ousehold, arrives at the Tang later period's two tax law huge transformations again, down to Ming Dynasty's single whip system, some obvious tendency, is by per capita levies taxes evolves gradually primarily for by the land fields number taxation primarily, completely abolished the poll tax to Qing Dynasty's booth Ding Rumu.It finishe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e person farmlands dual taxation standard to cause the pay in labor unification finally, thus simplified the tax revenue principle and the procedure, reduced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address hidden to leak, enables national the poll tax income to have the safeguard.At the same time, it caused the person who related with the ancient times pay in labor system to edit the system to dwindle, the farmer is forced no longer to fetter on the land, the massive surplus-labors might flow, are engaged in the tenancy, the hireling, doing business,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so on, this obviously was playing the enormous promotion effect actively to the economical various departments' development and the commodity economy, also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capitalism germinated.Key words: Local tax;Field Ding-in-one;History necessity;Centralized
第二篇：论摊丁入亩
探究清朝赋税制度改革“摊丁入亩”
一、何谓“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政策是清朝初年重要的财税制度,又称“地丁合一”、“摊丁入地”、“丁随地起”,它是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一条鞭法”的一种赋役制度,据说将应出徭役之数折成银两平均摊入土地之中,与田赋一同缴纳。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不再另外征收人头税,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减轻了人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对国家税收的保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中国的赋役制度又前进了一步。
二、“摊丁入亩”的发展
（一）源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没有颁布之前，缴税都是米、牲畜等等，在它之后统一用货币税替代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限制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该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条鞭法”明朝中叶以后逐渐推广并实施的赋役制度,主要是劳役方面法律政策的改革，但也涉及赋税。明代原来的徭役是分别为三等九则，作为征劳役的依据。这种徭役制的实行是以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广泛稳定存在为条件的。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贵族大地主所侵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承受不了沉重的劳役而逃亡。而导致明朝当时严重的统治危机，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编征劳役的中心由户丁转向田亩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也就由农民一边转移到了地主方面。
清初赋役制度基本上根据明末的一条鞭法征收地银、丁银两项。一条鞭法已实行了部分的摊丁人亩，为清初完全的摊丁人地奠定了基础。
（二）、康熙盛世的“永不加赋”
摊丁入亩分两步完成:第一步,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年(1712 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 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 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赋, 称“盛世兹生人丁, 永不加赋。”把全国征收丁税总额固定下来，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更重要的是，它为“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创造了可行性。通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使得丁银定额化，不再随人丁的增减而变化，完全可以随地征收，而随地征收则更为便利。皇帝,率先提出了在全国实行“摊丁人亩”。他说:“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皇上较念民生高厚之恩,真有加无已。但现在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现在人丁之累也,朋后既不增额,则有定数可稽”。请求“行令直隶各省地方官,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 1
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对此当时朝廷意见颇多。康熙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方面下户部议,以“不便更张而止”，另一方面却默许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准许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在四川省,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公私称便。
“盛世兹生人丁,永不加赋”与明“一条鞭法”相比,虽是一个进步,但却不能消除赋役不均的现象。其规定“滋生 16 岁人丁,顶补年过 6 0 岁的免役和死亡人丁纳丁税,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族丁多者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补。”这样一来,赋役不均的现象不仅不能消除,反而更加严重起来。“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结果在沉重的赋役压迫下, 广大农民被迫农民为此常常隐匿户口,甚至不敢落户垦荒,最后导致丁银难收。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清政府的统治。首先,“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赋役影响政府收入。“丁额无定,丁银难收”造成不少的钱粮亏空，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其次,劳役负担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 造成阶级矛盾尖锐化,康熙四十年(1701)宁波府“黠民倡照地派丁之说,与巨室相持 ”。进一步改革赋役制度再度被提上议程。从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御史董之燧提出了“摊丁入亩”。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摊丁入亩”既能保证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巩固封建统治。雍正元年(1723)清廷颁发诏令,全国推行。
（三）、雍正正式推行“摊丁入亩”
1、雍正帝时期“摊丁入亩”法律制度的背景
赋役不均,是清朝入关以后长期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及发展的严重问题。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代,继续实行将人丁摊入地亩,并一律折征银两的“一条鞭法”。但经过明末社会**,各地的人口生死、迁徙和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清政府为此对“一条鞭法”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重新编审户籍人口,并规定了增审人丁的考成办法,以尽量增加在册人丁数额和赋役收入。但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官吏不顾实际情况,一味追求增审人丁,结果出现了税额与现有人丁数严重不实的问题,户丁的编审也成为贫困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士绅为了逃避编审丁役,与地方官员勾结,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赋役的摊派不均使大批贫困农民无力承担繁重的丁银,被迫逃亡异乡。
2、雍正时期推行“摊丁入亩”的过程
雍正帝即位后，1723年6月，山东巡抚黄炳曾疏请“将山东省丁银援照浙江省之例,摊人地亩输纳”,并请“通伤五省一体遵行”，未准。7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言：“顺天、保定、河南、永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下银留为民累，请自雍正二年（1724年）始，摊入通省地亩内，按地输丁。”《清史列传》卷十三 雍正帝命户部议复。九月，户部议准，请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李维钧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后，福建巡抚黄国材亦奏准自雍正二年实行“摊丁入亩”，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三 《纪丁随地起》。山东、河南、云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广东、西川未“摊丁入亩”的州县，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间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内征收。摊入科则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筹均摊，有的是各州县分别均摊，甘肃则分河东、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龄奏请“照直隶新例，将丁银并入地粮”《世宗实录》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县官的反对，迟迟不能实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壮和家属迁进关内，又有大批汉人移居关外，户籍无定，仍照旧制地税丁银分征。各地摊丁银时还有“摊人地亩”、“摊人地粮”和“以粮载丁”、“以田载丁”等形式的差别。所谓“摊人地亩”就是按土地的亩数摊丁银。如云南省,丁银摊人全省成熟田地内按亩摊征。“摊入地粮”即是按地粮数量摊征丁银。“以粮载丁”、“以田载丁”即是平均若干税粮或若
干田亩承担一口丁银,如四川省新繁县,“每粮一石一斗二升六合三匀八抄二撮四圭五粒二粟载丁一丁,每丁征银二钱九分七厘。
3、雍正帝对“摊丁入亩”的政策实施力度
摊丁入亩,绝不只是个赋税征收的方式的简单改变。背后的关键所在是税负分担者的重新摊派。对人征税为只对土地征税,使税负与土地占有多寡挂钩,田少则税负少,田多则税负多。因此,拥有大部分田产财富以及仆佣佃户的豪强富户无疑成为这种新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土地少的农民相对以前负担较少，这样的后果必然导致大地主阶级的反对。一些士大夫还多次与地方政府周旋, 要求缓行，还有一些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撰文批评“ 摊丁入亩”，如李光波言“ 富者虽田连阡陌, 不过一身贫者虽粮无升合, 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食毛输税, 赋既无容偏枯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均履后土且戴皇天, 富有者则急其从公, 贫者必尽镯其手足之烈, 除其公旬之义, 则役非偏枯乎”，[12] 不仅如此, 江南地方还出现过更为严重的抗拒行为, 一些大地产所有者唆使他人聚众闹事。对此, 文献记载“ 浙省向有丁归粮办一事, 业经均摊将妥, 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 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 拦阻摊丁”。
因此,要减小阻力,就必须适度安抚富人。所以,清廷在政策实施的力度上似已预留余地。如,清朝向例是对官户、儒户、绅衿贡监等实行优免,实行摊丁入亩后,他们仍然享有此种特权。据《清史稿·志食货》记载:“雍正四年,四川巡抚罗殷泰疏言,川省各属以粮载丁。请将绅衿贡监优免之例禁革,部议驳之。复下九卿议定,绅衿止免本身,其子孙族户冒滥及私立儒户、官户者罪之。”
4、雍正帝对征收税银官员的严格要求
摊丁入亩的意义:雍正在他继位一开始就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收来放在所负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求。而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非常严苛,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面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说明了雍正帝对摊丁入亩的正确落实极其重视，从而希望得到预期的效果。
5、摊丁入亩的实施后成效
摊丁入亩制度是丁役银摊入田赋银中统一征收的形式具有一定的说明性，所以缴纳地丁银的土地所有者不需亲自服力役来避免妨碍农业生产。摊丁入亩实施之前，人头税与财产税始终并存，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由税负失衡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摊丁人亩进一步简化了税收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官吏的贪污舞弊，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相对减少限制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从而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动力，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摊丁入亩原则上以土地的多寡为标准确定交纳地丁钱粮的数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阶层的赋役负担，基本上取消了地主阶级优免丁银的特权，削减自耕农和无地贫民的赋役负担，相比之前的赋役制度更为公平。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热情，缓和了阶级矛盾的冲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
丁役是封建国家束缚人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的地步。摊丁人亩在一条鞭法部分废除丁役的基础上，彻底地将田赋和丁役合而为一，从而松动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特别是对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的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的将来。
三、摊丁入亩的重大借鉴意义
这是一项轰动的赋税改革。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再以地亩多少核定纳税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是谓“摊丁入亩”,一举取消了人头税。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实行的也比较坚决。中国的人头税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以人丁论税额,沿习成疾:凡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依律缴纳人头税的政策。最终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走向灭亡，使赋役一元化。“摊丁入亩”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具有极大的深刻含义，对当代中国税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改革要循序渐进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实施都不是顺利进行的，在而快餐文化的生活下我们需要学习循序渐进的好处。国家采取缓慢的改革方法，把原来的子孙优势的范围缩小,算是随时变化。摊丁入亩实施之初，遭到了绝大部分地主、官僚、王侯等富人的反对的态度，而这些人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摊丁入亩制度直接威胁到富人的利益，他们肯定要进行反抗，造成严重的黑面影响。国家采取渐进的手段，把原来的子孙一体优免的范围缩小,算是应时变通。我国目前有九亿农民,“三农”问题是当下必须解决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前要注意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定耕地 18 亿亩这个耕种决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改善耕地耕作环境。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更是民心、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
（二）、改革一定要注重公平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分配制度上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 但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摊丁入亩”一定程度体现了公平,但落实下来反而加重了人们的任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任何经济制度的改革, 要尽可能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公平,才能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使人民感受到改革的成果。所以改革应是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尽可能排除人为的阻挠, 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实际上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权益“摊丁入亩”进一步体现了农民与土地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 农民迫切需要土地, 土地权益是农民根本利益。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在改革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目前现状，尤其是税制改革必须与一定程度经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和法律制裁的强弱息息相关，特别是为了使摊丁入亩政策能顺利地实施下去而实施的配套政策和政策的分区实行等，对于我们当今的农村税收改革以及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积极一面。
（三）、改革必须要考虑到带来的弊端并及时采取措施
“摊丁入亩”作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赋税制度改革,有合理积极的一面,但它的局限性在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所反映的恶况。“摊丁入
亩”导致人口激增,由于生产力滞后, 生产资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从而极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热情,阻碍了社会生产。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当前要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与此同时合理解决因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未来。从以往的实例出发,面向未来。如今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 只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望。
第三篇：清朝前期的财税改革摊丁入亩范文
清朝前期的财税改革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之概况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两个重大步骤。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玄烨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①“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②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名人丁应征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银，基本加以固定，作为今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成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五十五年（1716），户部针对已固定的人丁因死亡、开除等缘故而出现的缺额，又制定了具体的抵补办法，即“按人丁派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粮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丁粮多者顶补”①。从而将历来因变动频繁、最难控制的丁额和丁银，基本上给固定了下来。
这一措施，虽未取消丁税，但把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固定，不再随人丁增长而加重，对于少地或无地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着全国丁税的绝大部分，丁税不增，其负担相对稳定，有可能安心生产；其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那些尚在苦于增丁的州县地方官来说，因清政府放松了对户丁的编审要求，也可稍得喘息。康熙五十六年（1717）政府宣布废除对“增丁州县官员议叙”的制度，便从反面说明了这点。当然，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目的在于，因其旧的户丁编审制度和增收人丁税的做法，已经陷入绝境，为保证赋役来源与缓和阶级矛盾，不得已而为之。最后推行的实际结果，也是清政府得利最大，不仅易于查清户口，保证了赋役来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流民的附籍，稳定了社会秩序。不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了“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为其迅速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征收制度，完成了最后的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只有经过此次丁银的基本固定，才能使之更易于全部转归土地，即所谓“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者”②。
① 《清圣祖实录》卷249。
②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户部·户口编审》。
①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
然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未能解决赋役负担偏枯不均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按户征收的人丁税，常因生育死亡发生变动，而除、补之丁额又很难恰好相当。长此下去，很快便会出现“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①。因而又造成新的不均。同时，在编审过程中，不仅一切费用均归纳户负担，而且各级官吏又乘机敲诈，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直隶总督李绂揭露的那样：“民间派费甚多，有里书及州县书吏造册之费，有里长候审饭食之费，有黄绫、纸张、夹板、绳索、棕包之费”等等，常高达正赋之数倍。“各省皆然，直隶尤甚”。②他们甚至置朝廷之谕旨于不顾，仍肆意放富差贫，胡作非为，所谓“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现丁当丁；而田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淫成习”。对贫苦百姓则“复于丁银之外，今年加一、二分，明年又加二、三分，年复一年，递增不觉。户无毫厘田产，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钱，四、五钱者”③。至于康熙皇帝亲自询问过的那种“并无差徭，共享安乐”的“余丁”，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缙绅豪富之家”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其赋役负担怎么能做到公平合理？最注
重实际的农民群众，又怎么能不对朝廷之诏令发生疑虑，从而继续“携家远徙”，四处流亡？其结果仍然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清廷的赋役收入仍难得到保证。这时，统治集团中才开始有人尖锐地意识到，“丁、粮同属朝廷正供，派之于人与摊之于地，均属可行；然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均平？”④这就是说，丁税同田赋一样，都是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与其靠加重广大贫苦无依的人丁之负担，来增加政府之收入，而将其陆续逼跑，哪如将这已固定了的人丁税银均摊到田赋银中统一征收，更有把握？因为土地是固定不动，跑不掉的，有地便会有人耕种，其赋税就不愁没有着落。这是保证国家赋役来源的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因此，清政府迅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不放弃丁银原额的前提下，只巧妙地改变一下征收方式，即将康熙五十年已固定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丁应交纳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役银总额，平均摊入到全国各省之诸州县的田赋银中，按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若干计算，然后一起输纳征解。这就是所谓“摊丁入亩”制度，又称“丁随地起”，或简称“地丁”制度。这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第二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最后的一次赋役制度改革。
② 嘉庆《无为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
①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② 李绂：《穆堂初稿》卷39 下《清通融编审之法疏》。
③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2。
④ 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
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首先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这虽是“丁随地起见于明文”之始，但实际上尚属试行性质。正式的摊丁入亩，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鉴于本省“无地穷丁”甚多，而“北五府（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和宣化）丁浮于地，尤为苦累，故条奏摊丁（入亩）”。后经户部及九卿各方议准：直隶省“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摊入地银之内，造册征收”。李维钧又根据“北五府地少丁多，难就本州县之丁银摊入本州县地银之内”的实际情况，“为苏民困”，“计之再三”，最后决定通省计摊，“统为核算”，即将全省“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全省）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银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①。大体上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2.0702681928273 钱许。接着，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省相继推行。至雍正七年（1729）便基本上普及到全国的绝大部分省区。尽管奉天、台湾和贵州等地，直至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山西更“以富人田少，贫民种地代纳丁银不服”迟迟拖到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0）；但是，此时“摊丁入亩”制度已基本上成为全国划一的赋役征收制度了。另外，几乎与此同时，清政府又陆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便成为其主要的财政收入了。
“摊丁入亩”的特点和意义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各省单位平均摊入的丁役银中，除湖南因系“以粮石计摊”，其数额显得最多外，其实际最多的还是直隶，其次是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而江苏、安徽和浙江诸省则最少。凡摊入丁银多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重者，反之，凡摊入丁银少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轻者。这一方面说明，清前期“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①的大致趋势；另一方面，也就不难预料，北方的田亩负担因摊丁银而加重的程度必定会比南方大，故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反对摊丁入亩制度的情绪，也就势必会比南方更为强烈。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5 册，《李维钧奏折》。
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赋役》。
其次，各省在摊丁入亩时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有按田亩计摊者，有按粮石计摊者，但
大多数则还是按每田赋银一两为单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1 广东康熙五十五年(1716)1.064(钱)各州县计摊“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
《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条①2 直隶雍正二年(1724)李维钧2.0702681928(钱)通省计摊“雍正六年，又以长芦灶丁摊入地亩”。福建〃〃黄国材0.527 ～ 3.12(钱)各州县计摊屯田摊入丁银，每田银一两摊入0.083 ～ 1.448 钱。
①《九朝东华录》“乾二”
称： 1 — 2 钱不等。山东〃〃陈世倌1.15 钱；其永利各场灶丁，于乾隆二年摊入，首摊0.104 钱通省计摊《清世宗实录》和《会典事例》作三年；《山东通志》作四年。河南雍正四年(1726)田文镜0.117 ～ 2.07 钱各川县计摊《清史稿》卷294 本传称“五年始”。
①《抚豫宣化录》卷2②《清世宗实录》卷516 浙江〃〃李卫1.045 钱〃〃《清会典事例》称： 2.045 钱。①《浙江通志》7 陕西〃〃岳钟琅1.53 钱(遇闰加0.04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本传称：“五年始”。
①《清史稿》卷2968 甘肃〃〃李元英河东1.53 钱河西0.106 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称：逾年(五年)疏言：“河东粮劝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故“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
同上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9 四川〃〃每粮0.052 石至1.96石不等，算一丁，征6升以粮石计摊《会典事例》作“六合”。云南〃〃杨名时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通省计摊2.8 — 6.2 钱①《清史稿》卷290 本传②王鸣盛《杨氏全书》序11 江苏雍正五年(1727)每亩摊征丁银0.011 ～ 0.629 钱不等以亩计摊“班匠银三千余两亦摊”。安徽〃〃同上〃〃13 江西〃〃迈柱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056 钱。屯地摊0.291 钱。以两计摊《清史稿》卷289 本传称“四年”。
①《清史稿》卷289 本传14 湖南雍正六年(1728)〃〃每地粮一石摊丁银0.001 ～ 8.61 钱以粮石计摊①《清吏稿》卷289 称“七年”。广西〃〃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36 钱不等以两计摊16 湖北雍正七年(1729)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296 钱以两计摊17 台湾乾隆十二年(1747)缺①《大清会典事例》18 贵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每亩赋银一两摊丁银以两计摊19 山西光绪五、六年(1879 — 1880)缺《山西通志》①下列十八省资料来源同此。此外，另见出处者，各栏分别注明。
位计摊；主要是通省统一核算计摊，但个别省份也有以州县计摊者。这些又说明了摊丁入亩制度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最后，从各省摊丁入亩开始的时间看，大都集中在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之间。这更反映出，摊丁入亩制度的产生，决非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至此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已。
以上特点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早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历次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推动，地主阶级逐渐感觉到重点控制和剥削劳动者的人身，其收益已愈来愈低，反倒不如放松些对人身的控制而多从经济上加强搜刮更为有利，于是便开始逐渐将其剥削的重点，由原来的控制人身转移到加重对劳动者的经济榨取上，从而使封建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劳动者的身份大有提高。顺应这种趋势，赋役剥削制度也
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先是唐代后期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转变为“惟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至明代中期，又代之以“量地计丁”、“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而清代前期出现的这种“摊丁入亩”制度，则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摊丁入亩这种征收方式，早在明末清初便已散见于全国不少地区。如明天启元年（1621），给事中甄淑就已因“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太不合理，提出“以米带丁”的倡议，即“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以使“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据说在当时曾经实行过，惟因“其时政荒赋重，故不久辄罢”。崇祯八年（1635），陕西城固县则有“丁随粮行之法”①；清康熙六年（1667），河南太康知县胡三祜也推行了“丁随地派”法，规定“每地三十三亩三分，准入一丁”之负担②；九年（1670），广东四会有“以丁随粮”之法；二十三年（1684），四川雅安所属的芦山县，更实行了“按亩均丁”法；与此几乎同时，直隶乐亭知县于成龙更进一步察觉到“田与丁分”是产生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的根源，因而在该县推行了一种能使“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按田均丁”法③；五十二年（1713），御史董之燧则更提出在全国推行“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只是由于被户部议为“（旧册）相沿已久，未便更张，而止”④。其他尚有多处。以上种种，名虽不同，实质则一，均属“摊丁入亩”性质，有的并已取得显著成效，故当雍正初年清朝廷一声令下，便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而集中地普及起来。当然康熙雍正时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提供了顺利推行的政治保证。摊丁入亩的确立和贯彻执行，对当时历史的发展，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它统一了全国的赋役内容，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对清初以来全国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是一次空前的统一和完善，使“一省之内，（亦）则例各殊”的徭役形式“始归划一”，地丁制度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统一的赋役内容，既有利于国家财政法令的贯彻，又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0《户政》，曾王孙《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疏》。② 道光《太康县志》卷2《田赋·人丁》。
③ 乾隆《乐亭县志》卷4《田赋·户口前序》。
④ 《松江府志》卷21《田赋》下。
摊丁入亩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①，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②。这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就全国而言，东南地区（如江浙）原本赋重役轻，今将较少的丁役银均摊于较多的田赋银中，每两田赋银具体增加只有少许，而北方诸省，丁役虽重，然田赋却轻，往往几亩或十几亩甚至几十亩才负担田赋银一两，故每两田赋银摊入二钱左右的丁银，平均到每亩田里，为数也极有限。这样，南北两方的赋役负担，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渐趋平衡。再就各阶级阶层来说，摊丁入亩也使其中大多数人负担有所减轻。不单“寸土皆无”的佃农、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基本上摆脱了丁银的“赔累”，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谋生出路，而且“丁多地少”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在废除丁银后只在自己负担的为数不多的田赋银中摊入极少量的丁银，负担较前也有所减轻，即使中小地主，其田赋负担虽“较诸原额为过之，然一切杂办丁徭尽行除豁，民止知有田赋一项，胥吏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别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③咸丰时人王庆云在评论摊丁入亩时说：“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其有田者也。甲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④这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赋役负担的比较公平合理，当然会对久困于役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此是有密切联系的。第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
丁役或丁银，包括所有匠班银、盐钞银等，历来就是封建国家对其臣民部分人身占有的具体体现和显著标志，是一种纯粹的“超经济强制”。经过人民群众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种依附关系在不断地被减弱着。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入清以来，这种削弱的趋势更为加速。康熙十一年（1672），浙江的盐钞银摊入地亩银中；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697—1702）浙江、湖北、山东等地的匠班银也陆续摊入地亩；五十一年（1712）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更将全国现有的丁银固定，取消了以后滋生部分的人丁税；而摊丁入亩则最后将所有的人头税目也统统摊入田赋银中，总称为“地丁银”。至此，不仅相沿千余年的人头税完全匿迹于史册，开始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而且长期束缚人民人身自由的户丁编审制度也日渐松弛，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终被“永行停止”，此后，甚至连过去为征发差役和限制农民外出的里甲制，也开始被专职防盗的保甲制所取代。
由于摊丁入亩使清廷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解除了丁银的赔累，致使不仅经济发达的江南和东南沿海，“贩夫牧竖，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征输之苦”①，甚至地处边远的贵州等省，也使“赤贫无田、持手而食之夫，悉得免于追呼”②。因而人民不再大量逃亡和匿隐，人口的统计也较前更为精确符实。
① 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
② 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③ 乾露夏津县志》卷4《田赋》。④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
① 乾露常昭合志》卷3《户口》。
② 道光《贵阳府志》卷44《食货略》1。
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共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按丁与口比例为1∶3.16 计算，共计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余万。雍正八年（1730）则增至二千五百四十八万丁，八千零五十一万余口。至乾隆六十年（1795）则骤增至近三亿口，道光十五年（1835）更突破四亿大关。其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为我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但那已是近现代的事情，不能全归咎于此。恰恰相反，在当时，人口的增长，为社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劳动人手，封建依附关系的减弱，又使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其中不少人即相继离开农村，纷纷转入城镇和场、矿，为手工工场（或作坊）和矿山增添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靠劳动换取计日（或计时、计件）工银，以糊口或养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明代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缓慢增长。
最后，暂时地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的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由于摊丁入亩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根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则丁多地少，因此推行的结果，势必使原来由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丁银转摊到地主身上。故王庆云称“（摊丁入亩）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甚至在推行摊丁入亩的当时，就有人揭示它“实与贫民者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①。因此，这一改革遭到大批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尚在其试行阶段，归善知县邱家穗便跳出大叫：“人无贫富，莫不有丁身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将令游惰复何惩？”而甘“使富户坐困于役？”待到摊丁入亩全面推行后，地主阶级反抗更为激烈。理学名臣李光地的本家李光坡极力辩解：“富者虽田连阡陌，不过一身；贫者虽粮升无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输税，赋既无偏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均履后土戴皇天。（今对）富者则急其从公，贫者必尽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义，则役非偏枯乎？”①他们不仅千方百计“阻遏其请”；而且竭力煽动“有田之家，同心协力赴上台力辩”②，妄图逼迫清廷收回成命。有的甚至公然纠众闹事，“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并借乡试之机“聚众进城”③，“鸣锣执旗，喊叫罢市”，进行阻挠④。
当然摊丁入亩改革最大的获利者还是清廷。首先在经济上，不仅使原额丁银连同田赋银
一起得到切实保证，而且将原属根本无法征收的“户绝人亡”者的丁税，也一起摊入地亩，起死回生有了可靠的着落，因此，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顺治时，每年仅二千万两左右，康熙、雍正时则增长到二千五、六百万两左右。从乾隆至清末，则每年都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三，成为清皇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清代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曾三令五申，无论哪级政府，无论何种情况，都一“概不准借用地丁银两”。
① 《雍正硃批奏折》雍正元年七月李维钧奏折。
① 陆燿：《切问斋文钞》卷15，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
② 康熙《户县志》卷4《田赋志·赋役》。
③ 《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④ 《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
第二，更重要的是清廷通过摊丁入亩的改革，缓和了同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获得了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使之能够顺利而果断地制止和查处了大地主们的反抗。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加强了其封建专制的统治。
但是，摊丁入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在旧的传统的赋役制度陷入绝境，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作为保证政府赋税收入与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出现的。至于它对大地主的这种限制打击，乃是清统治者从本阶级总体的长远利益出发，利用其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缓和地主同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并力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即通过对绅衿富户的限制和打击，将其一小部分地租剥削物转化为国家的赋税，用以抵偿因免除无地贫民和手工业者的丁税而失去的税额，进而达到既能保持赋税足额又可缓和因征丁税而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目的。这正是其正常国家职能的一种表现，并非与大地主的有什么根本的矛盾。而且，随着清廷财政状况的好转，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大地主阶级的不断反抗，清廷对大地主阶级的限制也就日益放松了，并转而包庇和支持大地主转嫁赋役的罪恶行径。甚至公然以“粮从租出，租自佃交”①，“租未收，赋从何来？”②为理由，明令“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这些都充分说明摊丁入亩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再次证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① 《永禁顽佃积弊碑》。
② 梁绍壬：《秋雨盦随笔》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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