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必用重典——试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现实意义

第一篇：反腐必用重典——试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现实意义

反腐必用重典——试论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现实意义

2009-12-19 17:10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历来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在这方面精辟深刻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终其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的伟大征程中有极其丰富的反腐倡廉的实践，他时时刻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惩治腐败必用重典，对腐败分子从不手软，绝不姑息养奸。他在这方面的光辉范例同样是保证我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当经常借鉴的宝贵财富。

今天，在全党深入学习和贯彻十六大精神、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的热潮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反腐倡廉的伟大思想，回顾他严惩腐败，保证中国共产党纯洁、保证国家政权安全的斗争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深刻领会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无禅益。如果我党不用重典惩治腐败，腐败现象很难遏制，它就会像一个个毒瘤一样去慢慢侵害党和国家健康的肌体，最终成为不治之症，将致无产阶级政党、致人民的政权于死地，就会人亡政息，就会使党和人民为之英勇奋斗几十年开创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葬送在腐败分子手中,就很难摆脱历代政权兴衰成败的周期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一、毛泽东严惩腐败的思想和实践始于我党幼年之时，红色政权发轫之初 早在1931年冬，刚刚就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主席的毛泽东就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文件[1]，《训令》规定，对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以严厉制裁，对侵吞公款300元者“判刑枪决”。这样严厉的规定在今天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可见毛泽东当年对严惩腐败态度坚决、措施果断之程度。

1931年8月，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刚刚上任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挠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以“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等罪判处死刑，5月9日执行枪决。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

为了更加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行为，毛泽东又于1933年12月5日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2]，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的强迫劳动；贪污公款在100元至300元之间者，处以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训令强调：对贪污分子一律由纪律处分改为按法律程序处置，任何组织和个人，其贪污腐败行为一经查实，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这一规定，首先将唐仁达、左祥云、刘仕祥这几个贪污分子判处死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央苏区开展反腐斗争和把反腐斗争一抓到底的决心，说明他对惩治腐败分子是何等的严肃和果断。毛泽东坚决打击邪恶，执法如山，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利益的做法，受到了广大群众普遍衷心的拥护。

翌年1月，毛泽东又在一个报告中郑重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3] 在这里，毛泽东要求把反腐败将提高到事关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成败的高度去认识。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苏区政府采取了严肃的思想教育辅之以严厉制裁的得力的防腐反腐措施，才保证了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纯洁，赢得了苏区人民的民心，使革命、经济、文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才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试想，如果不是当时的苏区中央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国革命由中央苏区向全国进军，使革命早日取得在全国的胜利不是不可能的。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腐败分子施以重拳

1937年10月初，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一怒之下，开枪将刘打死。陕甘宁高等法院判处这个思想和作风腐败分子以死刑。黄以自己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为由，写信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写信给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4] 黄会后遂被执行枪决。毛泽东的这封信，好似一声响亮的警钟，音犹在耳，回荡不已，思味无穷。

1940年，身上有90多处伤疤、战功赫赫的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主任肖玉壁，上任不久，就不顾根据地颁布的反贪污法，顶风作案，贪污受贿（其中贪污3000元），同时利用职权私人做生意，影响极坏，民愤很大。军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肖以功自居，不服判决，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后，对带信的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5]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腐斗争，仅陕甘宁边区在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两年半时间内，就查出贪污案件1157件，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长。

正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对腐败分子采取了果断的制裁措施，才使党内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纯洁性，使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在延安以至在全中国的威望大大提高；才使陕北人民由衷的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发自人们信肺腑的歌声；才使中外舆论媒体无不称颂“陕北共党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是一个真正为民众的政府；才使党和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曙光。

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防止腐败的预警令

在我党将革命推向节节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如何避免“由胜利产生骄傲，由骄傲产生腐败，由腐败而亡国的覆辙”[6] 他没有忘记1945年7月4日在延安和黄炎培先生畅谈历代政权兴衰成败周期率的往事。在西柏坡召开的这次举世瞩目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他无与伦比的政治警觉性向全党、全军发出了防腐倡廉的警示令：“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

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7] 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不要当官做老爷，要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

也是在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将来由新民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了，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8] 在这里，毛泽东把我党腐化不腐化提到了还需不需要再次进行流血革命的政治高度，不能不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深思。

在七届二中全会和党中央进驻北平前后，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进北平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进城以后，要多加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要学楚霸王”[9]这样的话。

毛泽东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语并非杞人忧天。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确有许多人陷入了贪污腐败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一些过去曾杀敌立功，或被敌人追杀，或坐牢受酷刑都没用屈服的革命者却背上了“功臣”的包袱，贪图享乐，开始腐化堕落起来；有许多党员干部利用掌管某一方面行政、人事、财政、物资分配等权利，就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自己革命的灵魂，去出卖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去出卖人民政权和新生的共和国的国家利益。面对这样严竣的现实，毛泽东不能不震怒了。

1950年2月28日，毛泽东访苏归来路过东北哈尔滨，有关领导盛情款待，饭菜十分丰盛。毛泽东无比愤怒，吃了一点点就放下了筷子。他对有关领导干部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二天，毛泽东在沈阳召开的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又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该作出表率。”[10] 贪由口始。毛泽东对大吃大喝现象极端重视，他带头拒绝大吃大喝，坚决反对大吃大喝，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毛泽东从批吃喝风开始抓反腐败，一直为后来历次反腐倡廉斗争所采取，并且收效显著。

四、建国之初毛泽东向腐败分子杀出了“开国第一刀”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88天之后回到中南海。毛泽东在和他的卫士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闲谈中得知，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利用给机关施工之机顺便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后，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第二天下午，那位领导干部就被“请”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双手叉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到：“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你想当那个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那位领导干部被吓得直冒冷汗，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又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的脊梁骨骂吗！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李自成，你为么事装傻？”那位领导干部难为情地说：“主席，我错了。”毛

泽东说：“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知道错吗？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的台。”突然，毛泽东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抢毙！拉出去，拉出去枪毙！”毛泽东依然盛怒道：“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啊！”[11]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华北局关于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22亿元（合人民币新币22万元），其中挥霍3.7亿元（刘

1.8亿元，张1.9亿元）一案对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大贪污犯”。“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13]随后，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准了对刘、张这两个犯有贪污罪行的党的高级干部执行死刑的命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后人常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就是指的这件事。此案至今已过去五十多年，我们耳旁似乎还回鸣着当年打击腐败者的枪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巨大的历史责任心和魄力；表明了毛泽东从严治党、敢于碰硬的决心和勇气；表明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

1951年12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 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作了大量重要的修改（不亚于重写），以中央名义批发了这个决定，并亲自领导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

决。”[14]“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15]要查清一切贪污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6]“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17]。“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18]“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9]。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20]。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参加三反斗争，毛泽东指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

个。”[21] 运动中，毛泽东把贪污受贿的干部称为“老虎”，并把“老虎”分为“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把运动称为“打虎”、“打老虎”、“捉老虎”。毛泽东号召“打老虎，不要松劲”[22]。对于“1000万元（合人民币新币1000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23]。“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等[24]。“只要贪污的情

第二篇：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

实践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

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附图{图}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臵，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毛泽东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著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毛泽东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

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毛泽东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毛泽东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毛泽东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

瑜鲁肃吕蒙合传》。”[6]毛泽东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毛泽东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毛泽东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毛泽东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致毛岸英》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毛岸英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毛泽东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毛泽东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毛泽东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毛泽东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著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毛泽东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

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毛泽东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三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

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毛泽东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毛泽东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著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毛泽东的讲话及其著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蒋介石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毛泽东的讲话、著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1][2]下一页 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毛泽东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收稿日期：1999-10-13

【参考文献】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济彬，蒲仁．毛泽东著作引语成语典故辞典[M]．北

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晋．幻想与现实——毛泽东与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性格[J]．毛泽东思想论坛，1991,(3)．

[6]滕纯．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7]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上一页[1][2]

第三篇：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洞察了各种腐败现象及其危害，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任务、形势和特点，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吸收了国外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原则、方针和措施，形成了完整的反腐倡廉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七年之际，深人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共产党的宗旨来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⑴显然，贪污腐败是同党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宗旨、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历来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自觉地同封建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必须作到廉洁奉公，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邓小平继续和发扬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邓小平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⑵针对“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⑶这一事实，一再告诫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检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标准。他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违背了党的宗旨，严重脱离群众而又不能坚决改正，就一定会被人民抛弃。腐败现象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群众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腐败是人民的心愿和利益所在。为此，他要求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几件使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⑷强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只有坚决反腐倡廉，才能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在实处。

二、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论述反腐倡廉的紧迫性

毛泽东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指出腐败现象是反动阶级的“最好帮手”，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社会基础”。解放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客观上是要把反腐败“当作一件大事来处理”，强调反腐败是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党和国家是否变色的战略问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和加强廉政建设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根据不同的情况，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腐败现象的根源，指出，一方面，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⑸，加上十几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⑹，二是新旧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病日益暴露，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⑺而且有的同志对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改革开放过程中会不断滋生腐败现象，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邓小平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性质，无论是从范围还是从数量，无论从手段

还是从危害来看，同五六十年代比，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⑻。由于在短期内不可能立即彻底改变和消除它赖以滋长的环境和土壤，我们反对腐败的斗争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⑼。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严重注意反腐败问题，“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⑽，告诫我们，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次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⑾

三、加强党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武器，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防止腐化堕落现象的产生，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⑿强调要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⒀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艰苦奋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把反对腐败现象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重点。邓小平强调必须恢复和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关键是要搞好党风。”⒁，因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⒂。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⒃只有“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四、实行民主、健全法制是消除腐败的有效方式

毛泽东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求党政干部要遵守法制，运用法律坚决、持久、不留情面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思想，摒弃了毛泽东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的作法，提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建设。鉴于过去“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搞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但住往导致运动的扩大化，打击面过大，象“三反”、“五反”那样，易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人，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间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间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⒅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⒆提出通过法制建设，严明法律制度，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把反腐倡廉纳人法制的轨道，纳入群众的监督，逐步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就可以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无处逃遁。并要求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⒇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反腐倡廉的新思路。

五、强调领导千部要带头自律，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是毛泽东廉政思想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他十分重视从领导抓起，从自己做起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领导机关是领导干部和反腐败的重点，多次强调要“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谆谆告诫我们，要预防那些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要求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的思想，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作反腐倡廉的带头人。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1）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22）。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明确指出：“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23）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把廉洁自律与严惩腐败相结合，“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24）邓小平还指出，“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25)

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环境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社会环境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实践中改变着社会环境。因此，要搞好反腐倡廉，就必须搞好社会实践，造就良好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历来强调党的干部要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既要注重抓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抓好经济建设，他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女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26）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27）这既是推进社会健康文明发展和抵制、消除腐败现象的总方针，也是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里，邓小平多次提出“两手抓”的思想，而且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因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反腐倡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只有坚持反腐倡廉，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能有效地抑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新办法。当前，只要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武器，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就一定会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真正抓紧大有希望”（28），切实端正党风，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注：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

⑿、⒀、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097、148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5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57页。

⑶、⑸、⑺、⑻、⑽、⒁、⒂、⒃、⒅、（21）《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402、336、327、216、403、46、177、229—230、333、177、215、230、125页。

⑷、⑹、⑼、⑾、⒆、⒇、（21）、（24）、（27）、（28）《邓小平平文选》第三卷第314、290、327、313、379、152、152、306、152页。

第四篇：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和实践研究座谈会方案

毛泽东人口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活动方案

一、活动背景与宗旨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对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研究，福建省人口计生委、福建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决定在**联合举办“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和观点的概括,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以及实行人口管理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承继这一珍贵遗产，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活动方案

1、活动主题：

收集与整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文献资料，找寻与挖掘毛泽东人口思想产生的原因与背景，阐释与凸现毛泽东人口思想与实践的内容、核心、实质与特点，评价与标定毛泽东人口思想与实践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厘清与遵循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2、活动时间：2012年12月26日

3、活动地点：*****

4、联系人：*****

5、参会人员：省内知名党史专家、人口和社会学专家和人口工 1

作者。

三、讨论主题

1、毛泽东的“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观点

2、毛泽东是提出“计划生育”观点的第一人

3、毛泽东与计划生育政策——“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错误认识应予澄清

4、毛泽东的人口分布政策的历史意义

5、毛泽东的人口全面发展思想

四、经费预算

1、食宿费：

2、交通费：

3、会务费

拟邀请参会的人

１、陈晋：1958年10月生，1987年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主任，《党的文献》与《文献与研究》杂志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90年代主要从事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并为许多电视纪录片撰稿。2008年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社会兼职有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文人毛泽东》、《读毛泽东札记》等。是《大国崛起》电视文献片总撰稿。

２、刘高平：国防大学，《毛泽东故乡导游》、《毛泽东故乡导游》、《雷锋--一个小兵与一个大国》、《放眼看百色起义》。

３、刘辉：北京军区政治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

４、王盛泽：《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一生求真：江一真传》 ５、林强：

６、刘大可：1968年生，男，历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现为福建省委党校副校长，著有《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田野中的地域社会与文化》、《闽台地域人群与民间信仰研究》、《传统与变迁:福建民众的信仰世界》等学术研究专著8部。７、蒋伯英：教授。男，1944年9月出生，江苏江阴人现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主编。兼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政府特殊津贴享

受者。主要业绩：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著有多部书，并发表50多篇论文，约300万字。有些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中《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获1991年全国中共党史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邓子恢》获1991年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成果奖，《福建革命史》获1991年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获1994年福建省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获1998年福建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邓子恢传》1998年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优秀成果一等奖。

８、傅柒生：福建上杭人。中共党员。198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一直供职于古田会议纪念馆。现任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龙岩市政协委员，闽西作协副主席，闽西博物馆协会副会长，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冬韵心曲》，文学传记《傅柏翠》，纪实文学《军魂——古田会议纪实》，传记《八闽开国将军》丛书（6卷8册）。

９、练建安：男，福建龙岩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现为《福建文学》编辑。主要致力于文学编辑工作、传记文学创作和客家文化研究。著作有《八闽开国将军》（6卷8册，300余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主撰稿、《福建籍开国将军画传》（100余万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主撰稿，电视连续剧《刘亚楼将军》（中央电视台1993年首播）第一编剧，著有《抗日将领练惕生》（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一作者）、《回望梁山》（海风出版社2006年出版）、《客刀谱》（海风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１０、省直机关保卫处长：热爱毛泽东的干部。

１１、省、市党史办干部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