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论 (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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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费尔巴哈论 (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书笔记

“热爱科学就是热爱真理!”费尔巴哈名言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深入评析了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系统清算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信仰并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费尔巴哈是德国哲学家,他的理论归属于德国古典的形而上学主义。代表作《论哲学和基督教》、《神统》、《上帝、自由和不朽》等,对基督教的批判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

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费尔巴哈早年在黑森州的海德堡学习神学,随后他成为“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成员。他的老师黑格尔说过:“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了哲学的全部意义。”费尔巴哈也说过:“神对世界的关系如何,其实就是关于精神对感性、抽象对实在的关系如何的问题,整个哲学史其实只是在这个问题周围绕圈子。”因此,在此书的第一章分析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吸收并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扬弃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将黑格尔头朝下的哲学体系颠倒过来,让他重新地用脚立地。第二章中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总结出费尔巴哈思想的主要特点其一为:提出用自然界代替存在,就派出了社会存在。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是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他承认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奠定了费尔巴哈唯物哲学理论的基础。此外的另一特点,他提出用生物学上的人代替社会人的思维,排出了人的思维的社会性。最终他得出人的本质就是生物学上的本质。他的分析以近代科学为基础,把自然科学的原子概念转移到哲学中来,不理解社会生活的物质性。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构成了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人的思维和本质中都应包含社会属性。因此他理论中有机械论成分,后来马克思写的《费尔巴哈提纲》也批判了这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1828年,费尔巴哈到纽伦堡附近的埃尔兰根学习了两年自然科学,并任大学讲师。学习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对他理论中关于自然的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指出他对自然的定义是:一切物质的感性的有形事物的总和,是唯一的客观实在,是“非产生、非创造”的实体,是永恒的实体。这一理论是为整个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调。坚持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原则,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他认为自然界变化的原因是:它的存在和变化。时空与物质关系是:时间和空间是自然界事物的存在形式。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他说:“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只是这样;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这一认识与恩格斯产生强烈共鸣。物质范畴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并反作用与物质。恩格斯指出:“观念的东西不

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的学说也对后世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起到了借鉴作用。

1830年,费尔巴哈匿名发表了第一部著作《论死与不朽》,抨击个人不朽的概念。他理论中关于人的学说也出现端倪。恩格斯经过层层剖析费尔巴哈的观点得出,首先,认为人是以自然界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物质统一体。采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一个事物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思维有是以自然界为内容、凭借身体和思维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凭着人的本质来认识自然界,实际上不过是自然界自己认识自己,因而是完全可能的。其次,提出人是以身体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这也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具体来说,大脑是肉体,灵魂与大脑分不开,没有大脑活动便不能思维,二者有差别,有统一于人本身。所以,以人为基础的灵魂与肉体的统一实体,是正确理解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前提。

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认识哲学思想起到了铺垫的作用。他提出认识对象:客观事物及其本质。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诚如这样,人类由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认识特别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这对于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恩格斯独具慧眼,他强有力地指出费尔巴哈对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作出科学解释。其实,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人事关系和实践关系。实践在认识中起决定的作用。第一,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第二,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第三,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第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总之,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的。认识运动的两次飞跃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认识的运动是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倘若他的理论中增添了这些恩格斯评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费尔巴哈哲学论也更添光芒。不过,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已经达到了形而上学学派的顶峰。

1839年,费尔巴哈发表《论哲学和基督教》费尔巴哈开始了他宗教思想中对基督教的批判,某些观点在德国教会和政府的斗争中被一些极端主义者接受。在《费尔巴哈论》的第三章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的的唯物主义以及他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对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褒扬,费尔巴哈是德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的、公开的同基督教决裂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对传统宗教地批判。这一划时代的举动,在当时盛行基督教的西方国家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他敢于挑战权威的胆识值得后世学者学习。经恩格斯分析,他从三个角度批判了基督教。首先,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质,指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上帝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本质幻想出来的;人对上帝的崇拜,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质的崇拜。这一点符合唯物史观,上帝是意识的产物,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并且能动创造出来的,是人脑中的主观映像。其次,揭露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指出宗教产生的基础是人的依赖感和利己主义。最后得出,宗教的反动社会作

用,指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这一观点也没能摆脱狭隘的形而上学机械论思维模式。恩格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他没有辩证、能动、联系、发展地看待宗教,因而忽视了其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宗教是能解除人类精神痛苦的,起初的宗教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奥秘有了神秘的向往,逐渐产生了对自然的祈愿和崇拜,这种祈愿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用来战胜自然灾害和精神上的困惑。后来出现了圣者用这种人类习惯的信仰和依赖引导人们向善,于是就有了神教的思想和教义。我认为宗教可以源远流长,传承发扬,事实已经证明它并不是科学的死敌,相反是战友。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科学发展是受一定限制的,对于科学尚且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人们通过宗教信仰及时派遣,找到了可以令自己暂时信服的答案。这对于历史文明的滚滚向前,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有着磨灭的功绩。由此得出了费尔巴哈理论的缺陷,在第四章中,恩格斯顺理成章地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实现的革命变革,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七十多页的书读完,却有读完鸿篇巨制般醍醐灌顶的感觉。恩格斯条理清晰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最为欣赏的是马恩的这种辩证思想。它是进取的,不是唯唯诺诺称是的。它是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而不是钳制我们思想的。真正的马恩思想,精神内核是批判的,而不是歌功颂德的。马恩在19世纪的大背景下,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的伟大构想,他们提出了改造世界的蓝图,并为之奋斗终生。我们踩在了他们的肩膀上,我们也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当中有人选择转向,而不是裹挟在人流中前行,那么这会是马恩希望看到的,这也是他们哲学的真谛。

国际贸易学院

刘维佳

200901337

第二篇:论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论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者,他给予了唯心主义以歼灭性的打击,他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并且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费尔巴哈是他们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环节”。他们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立即用批判的武器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正如他们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摄取了它的“合理内核”一样,他们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摄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并且,也正如他们摈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外壳”一样,他们也摈弃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和宗教的伦理杂质。

(一)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强调宗教根源于人的异化,但他却没有注意自然界对宗教产生上所起的作用。后来他指出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她说“把客观的本质看作主观的东西,把自然界的本质看作有别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看作有别于人的、非人的东西,——这就是神的存在,这就是神秘主义和思辨的秘密”。费尔巴哈在说明了宗教的认识论根源,把宗教从天上引到地上,说明了宗教的世俗本质之后,便认为自己任务已完成了。但事实上,他是停留在半路上,没有能够达到“终点”。费尔巴哈把上帝的本质看作人的本质,把上帝降到地上,把人提出来代替上帝,这一方面,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面前停住了,他把人的本质看作“类”、看作无数个个体的内在的、无声的、仅仅被自然桎梏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马克思正是从费尔巴哈停止不前的地方开始,向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认识到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才能揭露出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认识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应该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亦即从劳动人民所受的社会压迫,统治阶级从各方面对他们所施与的无情的压迫与剥削,他们对于资本的盲目力量完全孤立无援中去寻找这一根源。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费尔巴哈只揭露了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而马克思则从人的本质出发,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是从批判黑格尔开始的。他用自然界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用实在的现实世界来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理性。费尔巴哈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就是从思想推出实在,从抽象的概念推出具体事物。费尔巴哈认为,应该从存在的东西得出“存在”这个概念,一切存在都是一定事物的存在。黑格尔的“纯粹的存在”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是脱离了个别存在的事物而又成为事物产生的根源。因此,他给思辨哲学下了一个定义,认为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过程,是一个颠倒的过程。费而巴哈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理性神秘论又进一步论证了唯心主义与宗教的一致性,他认为:宗教的上帝也是从理性推论出来的,它既然不具有自然的人性和感性的性质,只能是理性所接受的实体,因此,上帝不是别的东西,只能是理性的本质自身。毫无疑问,神学和思辨哲学都是从感性的物质的事物抽象出来的,只有一 点不同,这就是神学中的抽象对象是从抽象而来的,但它仍然被设想成为一种感性实体,所以仍是一种感性的抽象,至于思辨哲学则是一种精神的思想的抽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他的批判还有很大的缺点:费尔巴哈没有用批判的武器来制服黑格尔哲学,而是简单地把它抛弃。它没有在这种哲学的神秘主义外壳、唯心主义杂质中看出这个哲学的合理内核,没有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发掘出它的辩证法,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它的唯心主义混淆起来,它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看作它的唯心主义的体现,把他的方法仅仅看作它对自己体系的证明。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但是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是制服了这一哲学。像这样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视觉不能靠简单的置之不理的办法就可以派出的。应该从黑格尔哲学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用批判的方法消灭它的形式,而救出它所获得的新的内容”。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的另一个缺点在于,他仅仅局限于说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不懂得唯心主义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当然,他懂得,在哲学中从古代开始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就进行着斗争,但是他不懂得,在哲学的这个斗争后面隐藏着社会的阶级斗争,哲学中派别的对立,归根到底是社会中阶级对立的结果。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扬弃了黑格尔哲学,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吸取了它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唯心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完成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三)费尔巴哈的认识论

费尔巴哈肯定人能够认识世界,并且认为人已经有了足够的器官去认识事物,坚持唯物的反映论,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具有无穷的信心。费而巴哈认为康德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主张人的知识有一种必然存在的限制。他说:“限制是任意的限制,不是必须存在的界限,而是可以消除的界限”。他人为人的认识的界限是经常不断扩大着的,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我们的后代一定可以认识;个别的人不知道和不能办的事,人们集合起来就会知道、做到的。由于人可以如实地认识事物,所以先世界的规律与思维的规律是一致的。费尔巴哈批判康德把现象与本质割裂开来。但是费尔巴哈并不了解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许多俏皮的机智的见解,如自然界并不躲藏起来,它反而自荐于人,以及人有足够的器官去认识外界等来批判不可知论,这种从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

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认为这种同一性是同一于认识的主体,即统一于一个实在的人。而认识的过程则只能是通过人的思维反映客观的对象,而且认识中客体并不能一次就完全正确地反映在思维之中,因为思维是普遍的,而客观事物则是个别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费而巴哈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认识从感性直观通过修正错误而达到真理,反对直线的一次完成地认识。但是,他没有看到修正认识中的错误的是实践,而不只是借助于直观。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树立了科学的实践观,解决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驳倒了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可知论,彻底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当然,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中还有诸如自然观、人性论等等部分,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大功绩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却没能坚持到底,只是一个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则是唯心主义的。而马克思则完成了费尔巴哈未能完成的任务:在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用科学的实践观解释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把人的本质归结于社会关系,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成为了一切就哲学的终结者。添加评论 | 投诉

浴球 | 2010-01-06 11:21:37 有0人认为这个回答不错 | 有0人认为这个回答没有帮助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著作名。旧译《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成的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提纲。原题为《关于费尔巴哈》,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概述了自己的新的世界观。

作者:马克思

(1845年春天于布鲁塞尔)

===[导读]===

《提纲》写于1845年春,马克思生前未发表过。最早发表于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这个档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该书的附录首次发表。它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档”,“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

《提纲》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为唯物史观乃至崭新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生长点和立足点。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首要的观点。正式基于科学的实践观点,马克思在《提纲》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科学地说明了人的社会性本质,正确地阐述了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正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正确地解决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进而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意义。

《提纲》提出的科学实践观,从根本上揭露了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根本缺陷。马克思提出,旧唯物主义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意义,因而不能正确地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更看不到主体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能动性,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直观的唯物主义。

为什么实践是其灵魂:

《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主要著作之一。在寥寥千言中,马克思紧紧围绕着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缺陷——直观性和受动性,完成了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实践观点

其一: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点,确立了完备的实践观。旧唯物主义从经验直观出发,把人归结为单纯受动性的生物自然,把自然、对象理解为单纯外在的、感官直观的对象。在这里,马克思扬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中把动实践归结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思想,克服了由于过于强调劳动的能动意义而导致的对人的抽象理解;同时也改变了先前对旧唯物主义的好感态度,认识到了旧唯物主义的单纯受动性原则及其缺陷,反复强调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这种理解出发人既非唯心主义所理解的单纯能动性存在,也非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单纯受动性存在。自然既非唯心主义所理解的单纯受动的对象,也非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单纯自在的存在。人既受自然必然性支配,同时又以能动的感性活动改造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从而确立了完备的实践观,为新唯物主义找到了合理的理论出发点。

其二,根据对实践的这种理解,马克思进而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把认识论建立在实践观点之上,确立了能动反映论的基本思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指出,由于缺乏完备的实践的观点,旧唯物主义单纯从经验出发,把认识对象仅仅理解为外在于人的、感官直观的对象,而把人理解为单纯直观的、受动的存在,从而把人的认识活动理解为消极被动的照镜子式的直接映现活动,完全否认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否认了认识的能动性、辩证性。马克思进一步从实践观点出发指出,人绝非单纯消极被动的存在,对象、自然也绝非仅仅是外在于人的客体,直观的对象。人首先是作为能动感性活动的存在,对象首先、而且从根本上始终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主体的对象。因而认识活动,第一,不是主体消极被动接受客体作用的、受自然必然性盲目支配的活动,而是主体以其实践理念(目的),即价值理念和理论理念对客体进行选择的主动活动;第二,不是主体对客体直接的映现、单纯的模写,而是主体以其先在的、在实践中形成的作为实践模式内化的认知结构对客体进行建构的能动活动;第三,不是一次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无穷发展过程,由现象到本质、由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其三,马克思进而立足于实践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了他的抽象人性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抽象的宗教观。

其四,马克思最后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实践来理解人类历史,强调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总之,实践观点构成了《提纲》的中心线索和核心思想。《提纲》第一次建立起完备的实践概念,初步完成了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与综合,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确立了牢固的实践观点,从而为马克思在〈德遗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把实践观点贯彻于历史观,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

正文: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它在《基督教的本质》一着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 “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他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他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类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连系起来的共同性。

===七===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人名索引===

费尔巴哈,路德维西(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文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1972年版

主题: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作者: 马克思

资料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写作日期: 184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赏析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档之一,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的基本思想的形成。马克思早年曾经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后来又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但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无视社会实践,抽象谈论人的本质和 “爱”的说教等不满。该文是为了深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并与其划清界限而写的提纲。该提纲简明扼要,思想深刻,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档”。

马克思在该提纲中首先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在此马克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实践在检验认识真理性中的决定作用,以及实践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对宗教世界的世俗基础的改造作用。

在该提纲中,马克思还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性论,特别是其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并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界说,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此强调了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故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他认为应从社会的、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及人的本质;不仅如此,对社会生活本身也应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在该提纲的最后一节进一步强调了他的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的根本的不同,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主线。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文只有1400多字,阅读该提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费尔巴哈哲学体系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与独特的形态。费尔巴哈,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学家,不仅抨击了唯心主义,还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并且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唯物主义,肯定自然离开人的意意识而独立存在,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辛形式,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对宗宗教神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研究费尔巴哈哲学时,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费尔巴哈是他们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环节”。但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们也不会成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完全接收者,他们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后,也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如他们分析批判黑格尔哲学以一样,他们也分析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的内核”。

一、对德国古典唯物主义的分析

卡尔·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时,没有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重要性和其合理成分,因此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写了一本《费尔巴哈论纲》来分析评价他认为费尔巴哈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恩格斯认为,“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德国古典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并认为“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摘自《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就揭露出德国古典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缺点——形而上学性。

“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恩格斯认为,“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分析出德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第三个缺点——不彻底性。

恩格斯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分析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并表示出这是同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客观的分析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发展过程的角度出发,分析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且也客观地表达出这也是同时期不可避免的非历史的观点。联合文化领域扩大发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古典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二、费尔巴哈与宗教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吸收的“基本的内核”,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宗教的批判上。在1841年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比较强调宗教根源于人的异化,不注意自然界对宗教产生上所起的作用。在《宗教的本质》中,他指出“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列宁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中摘录了下列一段费尔巴哈说明自然、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话:“把客观的本质看作主观的东西,把自然界的本质看作有别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看作有别于人的、非人的东西,——这就是神的存在,这就是神秘主义和思辨的秘密”。费尔巴哈在说明了宗教的认识论根源,把宗教从天上引到地上,说明了宗教的世俗本质之后,便认为自己任务已完成了。但事实上,他是停留在半路上,没有能够达到“终点”。费尔巴哈把上帝的本质看作人的本质,把上帝降到地上,把人

提出来代替上帝,这一方面,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费尔巴哈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面前停住了,他把人的本质看作“类”、看作无数个个体的内在的、无声的、仅仅被自然桎梏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马克思正是从费尔巴哈停止不前的地方开始,向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认识到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才能揭露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认识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应该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费尔巴哈只揭露了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而马克思则从人的本质出发,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三、费尔巴哈与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从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上开始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就是从思想推出实在,从抽象的概念推出具体事物。他认为应该从存在的东西得出“存在”这个概念,一切存在都是一定事物的存在。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他的批判还有很大的缺点:费尔巴哈没有用批判的武器来制服黑格尔哲学,而是简单地把它抛弃。它没有在这种哲学的神秘主义外壳、唯心主义杂质中看出这个哲学的合理内核,没有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发掘出它的辩证法,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它的唯心主义混淆起来,它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看作它的唯心主义的体现,把他的方法仅仅看作它对自己体系的证明。

三、费尔巴哈的认识论

费尔巴哈肯定人能够认识世界,并且认为人已经有了足够的器官去认识事物,坚持唯物的反映论,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具有无穷的信心。费尔巴哈并不了解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许多俏皮的机智的见解,如自然界并不躲藏起来,它反而自荐于人,以及人有足够的器官去认识外界等来批判不可知论,这种从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

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大功绩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却没能坚持到底,只是一个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则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未能把唯物主义科学地实践到社会历史中去,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1、命题是正确的。(结合课本148-149)

因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因而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只有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2、命题是正确的。(结合课本44-46)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理论品质。所谓与时俱进,是指要紧跟时代,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特征和不断发展的实际,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

新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面向实践不断创新的过程。

这里至少有三层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成果;纵观人类进步的历史,任何先进思想都是在深刻认识历史规律、吸 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第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本质上要求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深化,不断创新、完善,不断向前发展。第三,与时俱进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不断汲取和融 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开辟自己的发展之路。

3、答:命题是错误的。

1.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变单一的公有制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了所有制结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

2.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中仍然占有主体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也不会影响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1、(结合课本135-137)

简单来说,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可是这种增长方式不好,所以要转变。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究竟要咋样转变呢?主要是促进“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领先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增加、管理创新转变。

便当前来瞅,我国资源、环境问题比较严峻,当今世界又迎来低碳时代,没这种“转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也难以适应当代时代的低碳要求。

2、答: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而言的。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改革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的。

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2、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多用于社会分配领域。一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公民应公平享受社会产品,公平分配劳动收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对社会生产的贡献率不同,也就是产生社会产品的效率不同,因此,在分配原则上应当首先按效率衡量,实行效率优先,也就是贡献大的分配多,贡献小的分配少,同时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调节,兼顾分配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政策时,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在我国当前各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强调财政公平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各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而我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

首先,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未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合理分配比例,劳动者报酬偏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其次,二次分配中未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比例,公共服务支出低,导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医疗、养老和教育储蓄,成为居民消费乏力的直接原因;

再其次,分配调节和监管不力,贫富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严重,近年来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并迅速拉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最后,三次分配规模较小,调节功能有限。由于社会慈善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法规、慈善机构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有待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度有待提高,慈善捐赠规模小,除重大灾害捐赠外,日常慈善捐赠短腿,导致三次分配调节功能有限。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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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引言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日本学者广松涉虽然肯定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但他无形地放大了这种主导作用,抹杀了马克思应有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以辩证法为突破口,撕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形象的一致性,制造出“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尖锐对立,扭曲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神实质。这种对立到了西方“马克思学”那里,则演化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彻底撕碎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因此,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准确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摘要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主要以日本学者广松涉为代表,他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始终走在马克思的前面,前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由此提出了“恩格斯主导论”;第二种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在辩证法的理解上,恩格斯陷入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创立了一种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完全相对的“自然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精神;第三种主要以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吕贝尔和诺曼•莱文为代表,他们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差异无限放大为两种范式的对立,扭曲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真实思想关系。恩格斯的形象在其逝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遭遇了种种误解和扭曲,澄清这些误解,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无疑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主导者吗?

在第二国际正统派和苏东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被视为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而奏响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始终是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针对这种解读模式,日本学者广松涉认为,它完全贬低了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及其理论独创性。为弥补这一理论缺陷,他主张抛弃传统研究的这种“依附论”假设,通过对恩格斯文本思想的细致研究,来客观揭示和评价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他的这一主张的理论结晶主要体现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1966)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文献学分析,详细对比了184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的差异,最终得出了“恩格斯主导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与至今为止的一般说法相反: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1]358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广松涉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重大问题,即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一问题的答案始终是自明的,即马克思始终走在恩格斯的前面,马克思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者,虽然他们也承认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始终是附带性的,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澄清。而到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那里,他们为了彻底反对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就刻意制造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将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放大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即“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彻底抹杀了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作用。这两种做法都各自固执于形而上学的偏见之中,漠视了恩格斯的真实作用。基于此,广松涉主张抛弃形而上学偏见,力图通过科学的文献学考证方法,客观揭示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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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广松涉更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他详细“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中‘第一次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中‘恩格斯独特道路’的研究”[2]。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他客观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转变方式上的差异。广松涉认为,恩格斯一开始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上分别信奉哲学唯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但由于受到赫斯的影响以及与英国工人运动的接触和对英国社会的经验性研究,促使恩格斯首先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转变,即由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2年底)[1]361。然后,在政治立场转变的影响下,逐渐实现了理论立场上的转变:由原初的哲学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与此相比,马克思的转变历程则较为曲折得多,他首先在理论立场上实现转变(1843),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最终完成政治立场上的转变(1844)。第二,广松涉准确揭示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他客观分析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影响,并认为,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马克思才实现政治立场的转变,从而提出了恩格斯在第一次转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然而,当他把恩格斯的这种主导作用无限放大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共产党宣言》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首先,他错误地坚持了“一次转变”论,而没有看到他们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上都还处于一般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上,这与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还存在很大差距。而广松涉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直接将这次转变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也告诫我们,在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时,必须破除传统“依附论”和“一次转变”论的思想残余,遵守“两次转变”、“两条道路”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

其次,广松涉完全颠倒了他们在第二次转变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广松涉通过三个方面的考证:(1)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1845年对费尔巴哈的态度;(2)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3)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的态度,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在哪一方面恩格斯都走在马克思前面,从而断定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我以为,他这三个方面的考证都存在着严重问题。第一,广松涉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像早期那样全面肯定费尔巴哈的革命意义,而恩格斯早在1844年11月就已经对费尔巴哈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了,由此认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上落后于恩格斯[1]365。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马克思后面的思想转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确全面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但就在此后不久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彻底转变了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在肯定费尔巴哈贡献的同时(第四条),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所在,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定位是内在一致的。相反,在1845年的“费尔巴哈札记”中,恩格斯仍然对费尔巴哈持全面批判态度,这显然是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调不一致的。这也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部分的主导思想应属于马克思。第二,广松涉认为,恩格斯早就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了,而马克思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运动,由此认为,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理解上也落后于恩格斯[1]36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这恰恰证明恩格斯落后于马克思。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马克思不是“还没有”而是始终反对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或社会制度,始终坚持从历史矛盾运动来阐释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相反,恩格斯仍未摆脱“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残余,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理想,这点到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中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也表明,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理解上恰恰是落后于马克思的。第三,在对施蒂纳的评价上,广松涉也犯了相同的错误。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施蒂纳的哲学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吸收的“正确东西”,进而主张“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3]12。以此来看,此时恩格斯在总体上对施蒂纳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到了1845年1月20日在致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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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信中,恩格斯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态度:“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3]16在此,我们可以推断,1844年11月到1845年1月间,马克思肯定给恩格斯回过一封信,并且对他关于施蒂纳的态度提出了不同意见。结合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部分来看,这些论点恰恰与恩格斯的原有态度截然相反。这也表明,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恩格斯才抛弃原有观点,形成后来的论点的。这也从反面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部分的主导思想应属于马克思。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恩格斯不仅不是主导者,相反,正是他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不断克服“真正社会主义”影响,逐渐由哲学共产主义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以此来看,广松涉在肯定恩格斯贡献的同时,也过分扩大了恩格斯的主导作用,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二、“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恩格斯问题”

如果说,广松涉主要讨论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历史贡献,那么,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问题则转变为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伯恩斯坦首先撕裂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直接预示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未来走向。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整个形象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从“党的首脑”转变为“理论的教唆犯”。[4]27无论是卢卡奇、施密特还是科莱蒂,他们都严厉控诉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恩格斯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辩证法”,进而将其指责为背叛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空洞玩物[5]。由此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实质?第二,如何理解“自然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论是卢卡奇、施密特还是科莱蒂,都没有真正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髓。

首先,他们完全误解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论述到了“先在自然”,但这里的“先在自然”绝不是人类无法认识的“先在自然”,相反,而是在人类实践作用下进入人类认识视阈中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恩格斯绝非像卢卡奇、施密特和科莱蒂所断言的那样,要建立一种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人类无法认识的“纯粹自然哲学”,恰恰相反,他是要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来考察自然科学(自然史)的演变历程,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是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内在一致的。

其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仅不是对历史辩证法的背叛,相反,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论域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66以此来看,自然史与人类史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域。因此,要想真正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推进到底,仅仅停留在人类史的层面上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从自然史的维度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出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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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对自然史给予过多的关注,而是主要集中于人类史的探讨,就像他们自己指出的那样:“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6]66这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一个理论伏笔。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虽然写下了许多关于自然史的经典论述,但他并没有留下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系统理论,从此意义上来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弥补了这一理论缺憾,是他们原初计划的延续,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卢卡奇和科莱蒂,仅仅依据论域的不同就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再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最终落脚点,绝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抽象的自然哲学体系,相反,而是为人的自由服务的。恩格斯全面考察了“自然与工商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客观分析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行为,论证了自然运动的客观规律性,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展开的。因此,他的目的不在于建构一种抽象的空洞体系,相反,而是为人类认识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服务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领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真谛,那种单纯地依据论域的差异,就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

三、恩格斯背叛马克思: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讨论还停留在辩证法上,那么,到了西方“马克思学”这里,则演变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最终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夸大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彻底对立,开启了恩格斯全面背叛马克思的“马克思学”路径。吕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恩格斯“发明”的,因此他要为近一个世纪的歪曲负全责[7]。诺曼•莱文则进一步将其夸大为“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之间的彻底对立[8]。我以为,这些论点都严重放大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忽视了他们在哲学观和政治身份上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见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9]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走的的确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这只是一种道路上的差异,而在哲学原则上二者是内在一致的。我以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在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更不是一种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或爱的哲学,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方法,“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0]第二,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并自觉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在一些问题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第三,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脱离了前两者,科学社会主义便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沦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以此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是内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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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身份政治学来看,恩格斯存在着多重身份: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同时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这几重身份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共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4]27。然而,在吕贝尔和莱文这里,恩格斯的形象出现了严重分裂:在吕贝尔看来,恩格斯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也正是在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本意,私自杜撰出了与后者完全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把马克思完全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同样,诺曼•莱文也割裂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事实,将恩格斯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这种解读模式完全否定了下述事实,即马克思或恩格斯都真实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抹杀了恩格斯的历史功绩。

最后,“恩格斯的形象”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正是通过对恩格斯“学术”形象的建构,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即力图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寻找替罪羊,以此解构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简单地把这一问题从历史的原初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而通过扭曲的方式将其还原为一个学术命题的做法,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它已经完全阉割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学”所主张的“价值中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

总之,我们在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时,必须要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既不能过分贬低恩格斯的历史贡献,也不能过分夸大恩格斯的历史功绩,更不能阉割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系。相反,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前提下,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贡献。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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