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区域经济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会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

第一篇：摘要：由于区域经济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会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

摘要：由于区域经济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会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产业、行业间产生巨大的差别性传导效果，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的承受能力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为差别性宏观调控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建议通过统一政策的内容差别化增强中观货币当局的决策参考度、强化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宏观调控；区域经济；差别性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8）06-0043-03

差别性宏观调控与区域协调发展

贾广军王安国1

（中国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山东德州253034）

本轮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因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备受关注。由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一直采取全国“一盘棋”的做法，实施无差别管理，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而本轮调控的总思路却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具有明显的差别性，再加上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重大差异，所以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愈加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区域经济差异性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基本原因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主权国家联盟而言，由于忽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造成新的区域差异，进而损害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现象（宋旺、钟正生，2006）。而综合前期的研究成果，大家对我国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已形成共识,认为在单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很难在总量和结构问题间寻找平衡点（杨子强，2007）。在宏观调控和从紧货币政策背景下，由于地区经济景气差异，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不尽相同，对货币政策的承受能力和传导效果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客观上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笔者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各选择了两个代表性较强的省份进行研究，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和甘肃，2001年6个省份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最高为广东，达到10.6%，最低的是江西和贵州，均为8.8%，二者之差为1.8个百分点。甘肃省为9.8%，仅次于广东和浙江。但到2006年，6个省份GDP的增速已经明显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广东和浙江分别为14.6%1作者简介：贾广军（1963-），男，山东济南人，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行长，高级经济师；王安国（1977-），男，山东平原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德州市中心支行，经济师。

和13.9%，江西和湖南分别为12.3%和12.2%，贵州和甘肃分别为11.6%和11.5%，同一区域内省份的差距缩小，区域间差距拉大，广东与甘肃之间的差距达3.1个百分点，区域之间的不均衡性更加突出。

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区域差异，即便在同一省份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与强弱之分。以山东省为例，2002-2006年5年间，威海、青岛、济南、淄博、滨州和德州六个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明显并逐渐拉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呈现严重的不均衡性，必然导致在执行统一货币政策时出现不同的效果。

（二）同一时期不同区域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不同区域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别，而且在同一时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差异。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沿海、中心城市等发达地区发展快，当其经济发展接近谷峰呈现偏快的时候，欠发达地区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国经济发展情况，国家货币政策也主要是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作为参考依据（周孟亮、李明贤，2007）。当依据东部地区做出政策调整时，往往会给中西部地区带来负面效应。如2002年粤浙两省GDP增速均比2001年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而甘黔两省同期只提高了0.1和0.3个百分点，2003年粤浙两省GDP增速分别达到14.8%和14.7%，比2002年又提高超过2个百分点，偏快迹象明显，而同期甘黔两省分别为10.1%和10.7%，基本与粤浙两省10年来的最低增速持平。此时的确应该对东部发达地区实施调控，但统一的货币政策必然也会给以甘黔为代表的经济刚刚启动的欠发达地区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三）区域间金融体系发展程度不同

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一般分为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没有市场化、间接融资占绝对比重的融资格局下，信贷资金的结构配置和使用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社会的资金配置结构和运行效率。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大地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区域内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在信贷供给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差异。当前我国区域间金融体系发展极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东中西部，也同样体现在中心城市与一般县域。具体来看，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除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以来，大规模压缩县及县以下地区网点，导致信贷资源配置能力严重弱化。欠发达地区金融体系不发达，金融机构偏少，统一的从紧货币政策对其信贷投放进一步形成硬约束，加剧资金紧张局面，拉大经济发展差距。基于金融加速器原理，货币政策在紧缩时比扩张时加速效应更为

明显，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从全国情况来看，近年来西部地区贷款总量占全国的份额不断下降，而东部地区则不断上升，势必导致二者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

（四）区域间产业发展、行业结构和企业规模差异较大

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同。具体来说，在从紧货币政策背景下，作为弱势产业的第一产业和传统低附加值行业以及中小企业获取贷款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而从我国来看，东部地区二、三产业发达，中西部地区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大；发达地区高新技术行业较多，欠发达地区传统行业占主流；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优质大企业较多，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较多。由此可见，发达地区的信贷可得性较强，而欠发达地区的信贷可得性较差；而且相对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多、体系相对完备，因此当货币政策趋紧影响到信贷供应时，对两类地区的冲击不同，对欠发达地区的冲击相对较大，对发达地区的冲击相对较小。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两类地区之间的差距。

二、金融体制存在的缺欠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被放大的重要原因

（一）货币政策制定机制存在缺欠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机制。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其制定机构，由十二名成员组成，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全部成员七名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它四个名额由另外十一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流担任。另外，其它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都可以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会议，但是没有投票权。地方行长和美联储委员会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在投票过程中显示出比较强的意见独立性，行长们通常是将本地区经济状况与整个国家的总体水平相比较来决定投票意愿的，其它行长虽没有投票权但可以通过发表意见来影响投票者的决策，而且每个行长都要例行向美联储理事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交各自地区的经济发展报告作为决策参考。这就保证了美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而我国货币政策制定机制中却缺乏这一考虑。

在我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其成员组成中没有地方代表，以2007年底央行网站公布的委员名单为例，13位现任委员分别来自于国务院、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外管局、银证保监管部门、国有商业银行总行以及经济学家樊纲。这种成员组成必然导致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均以全国总体情况为参考依据，而部分地区的利益将被牺牲。

（二）信贷政策传导存在阻滞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它通过调节和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给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实现调控目标。本轮金融宏观调控以控制信贷总量和优化信贷结构为主要方向，但信贷

政策传导明显存在阻滞。原因在于，各金融机构拥有信贷政策的实际传导权，但主动配合意识不强，迫使央行近年来不断使用“定向发行央行票据”和重启“特种存款”等应急措施对其实施“相应惩处”。当信贷政策与其短期经营目标相悖时，商业银行出于自身经营绩效的考虑，便会减小对该政策的配合力度，甚至不予配合，从而使信贷政策意图难以实现。

（三）金融机构逆向传导

鉴于各金融机构拥有信贷政策的实际传导权和“自由裁量权”，在总量控制和盈利指标考核的双重硬性约束下，其必然压缩落后地区、弱势产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转而投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大型企业，进一步加剧存量贷款在结构和地区间的不均衡。而以省为单位组建统一法人机构或由省级管理机构控股辖内县（市）的农村信用社会自然“替补”到商业银行曾经收缩过的城市、行业和企业当中去，这样一来，进一步压缩对“三农”和更低层级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最终导致总量不突破、结构更加扭曲的逆向传导结果。

三、实行差别性宏观调控,缓解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必须坚持整体统一，不能分层次制定，但考虑对特定区域和行业实行有限差别并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在优化结构中的作用。

（一）在货币政策整体统一的前提下，对部分内容实行差别化

继续对农信社和城商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及差别利率。目前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2%，比其他金融机构低3 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也可考虑对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的地方商业银行实行较低的法准率，允许部分支农力度较大的农信社和支持中小企业效果较好的城商行存款利率上浮一定幅度，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法人及金融机构也应给予较为宽松的政策，对能起到信贷结构优化和产业政策导向作用的政策性银行给予更多的优惠、扶持。

（二）强化研究力量，提高央行分支机构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地位

鉴于商业银行严格的总分行决策体系以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无法摆脱地方势力的实际影响，我们并不支持央行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下放到各分支行。但可考虑改变现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强化研究力量，提高央行分支机构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地位。

当前货币政策委员会13位成员中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共占了4个席位，不足1/3，如果将外管局视为独立部门，则央行只占3席，不足1/4，也就是说央行实际上在法定的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且其中没有地方央行分支机构的代表。所以要改变现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提高央行席位占比，并借鉴美联储模式吸收央行分支行行长加入，并允许其他分支行行长列席发表意见和建议。应强化央行特别是其分支机构的研究力

量，聘请当地经济研究的权威加入，将“外脑”从决策层转变到决策参考层。要求每个分支行例行向货币政策委员会报送区域经济报告，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全面的资料。

（三）加大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推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推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区域货币政策倾斜就能够解决的，更需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积极支持，以扩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调整其经济结构，促进其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离不开区域性更强的财政和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无论着眼于长远考虑，还是立足于近期需要，都要充分发挥区域政策的功能。积极发挥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空间指向性，避免“一刀切”。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三过”问题以及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潜在危险主要还是行业性和区域性的，灵活恰当地运用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此，要根据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空间指向性明确的区域财政和产业政策。东部地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全面提升区域产业结构和总体竞争力上，通过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加快升级。中部地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优化总体发展环境上，抓紧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提升接受东部产业转移和外来投资的能力。西部地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稳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上，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东北地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区域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恢复上，积极促进资源性城市可持续发展，抓好振兴装备制造业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2]杨子强：《应尽快把差别性金融调控取向推向前台》，《金融时报》2007年10月29日。

（编辑刘西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