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感

第一篇：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感

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感

这次拜读的是由丹尼尔•• 贝尔著作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实说实话，在初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题目时，我有仔细回想了一下，发现我之前一点都没有思考过文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或者矛盾等方面的内容。之前我都倾向关注于资本主义与经济相关联的内容，所以这本书带给我很全新的思考。

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是严谨。非常严谨。它的前言就细分了7节，作者非常严谨地提前对读者叙述了他对一些名词、概念等方面在这本书中所代表的含义以及整本书的主题，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然后作者分了两大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政治的困境，然后在这两个大主题下再细分小主题，所以整本书的框架思路不可谓不清晰。

我想和多读者都和我一样，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内容并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作者在第一张就首先解释了这个名词：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索作为行为方式。这几句话并不那么通俗易懂，所以作者用了很多例子来帮助理解：“中产阶级趣味”文化，假内行的文化批评游戏，被组织和“消费”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社会”文化，总是将文化看成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势利价值观，在文化和社会之间总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等等。

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学会了怎么样从现象中思考出背后本质。最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像章交换市场”的诠释。我有从长辈那儿听过很多有关那个时代像章的流行，但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交换市场”为何出现，如何发展。“世俗世界再次闯入意识领域，面对你那难以驾驭的有物质刺激引起的欲望和将权力传给后代的欲望，道德只是抽象观念”，作者的这句话在文革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真正的问题出现在“革命后一天”。从历史现实也可以证明，文革之后社会陷入了持久的革命的骚动之中。第一次知道原来可以把一个现象剖析得那么清晰、那么本质。而借由这样的剖析，作者又回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个大主题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需求，而是欲求”，而这样的欲求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着无处不在的体现，这样鲜活的证据更加有力地征服着读者。

虽说作者谈论的大方向主题是资本主义，然而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见解也让我醍醐灌顶。贝尔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且不认为财富可以兑换成与它无关的领域内的不适当特权。也就是说，因为有钱，就要求医疗设施的不恰当特权是不对的，因为它们也是社会权利，所有人都有权平等得到。进而，对于“平等”这个概念贝尔向我展示了极具创新力的阐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分配财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就涉及到“平等”。贝尔又说道：法律是平等对待众人，但它并不是想“使他们”平等因而从根本上说，人们还是不平等。诸如此类的有趣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使得这本书显得生动而耐人寻味。

这本书很厚，我想，我会花些时间再稍微细致地品读。我相信，它会对我的观念产生很大影响。

第二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笔记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 严蓓雯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9月 2011级一班 刘佰超 1116161610 丹尼尔•贝尔1919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美国强势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社会倾向深有体验。青年时代的贝尔思想激进，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大学时期选择了社会学作为专业方向和毕生研究的领域。但毕竟贝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异常发达的美国，在三四十年代苏联体制显出弊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时，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美国民主传统，树立起“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贝尔作为学术界后起之秀，他积极参加了二战后的历史反省与文化大讨论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与文化的观点看法。这一时期的贝尔既继承了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对左翼运动中的乌托邦倾向和专制色彩提出了尖锐批评。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的出发点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同新教伦理非常相近的，而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禁欲苦行主义：新教徒把此世工作的成功看作是对于自己的上帝选民身份的一种心理验证，因而一方面具有发财致富的宗教动机（这同时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又特别重视经济活动的成功手段。但贝尔认为，韦伯所重视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另外的精神起源就是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纳•桑姆巴特所讨论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包括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都起了推动作用，但彼此间却处于矛盾之中。但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另外，这两种精神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但真正为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行为行使“道德监护权”的，仅仅是新教伦理。

贝尔在书中将社会分为三个轴心集团，分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并指出这三个轴心集团以不同原则运作并相互影响着。其实，这倒是一种很常见的三分法，也符合一般人对社会的定义。第一部分讲的是经济与文化的纠葛。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工作，像早期的资本家们那样，过着清教徒苛刻简朴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发展又给人带来无尽的刺激和享受，让人沉醉于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里，这种“精神分裂”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在文化领域，自19以来发展至今的现代主义，以否定一切为精髓，只剩下追求新鲜、刺激。文化陷入了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鼓励个人经验和自我扩展，宗教从神坛走向没落，导致人步入”浮士德“的困境。在政治领域，贝尔将政治体系视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的体系。他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在经历200余年的发展后，由于思想界的分歧、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政治体系上的动荡，针对这一现象，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理论，他将公众家庭视为调整个人和社会需求的中介，节制个人无止境的私欲并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贝尔这本书著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的辉煌后步入了疲软时期，经济上的滞胀，国际霸主地位受到新兴的欧洲和日本影响，国内矛盾和冲突不断。在经济上，滞胀、失业率等指标不令人满意。文化上，人们普遍陷入失落与迷茫。如果说马克思讲述的是贝尔认为，这一切的困境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法维护资本主义这个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书里写到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而到了21世纪，普通人却越发觉得经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不是丰裕和悠闲，而是越来越多的压力。在五四以前，中国人以儒家为信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五四打到孔家店后，一下子撕碎了这个链条。再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文革中所信仰的一切也一下子碎掉，幸好物质让极大的丰富让人们得到满足感。而在这一切过后，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迷茫期，对政府的失落，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焦虑的心态，与文化缺位有很大关系。

贝尔在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的缩短，这种距离的侵蚀打破了原有的经验与理性之间的距离，破坏了理性的秩序。他提到了视觉媒介——电影和电视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人们窥视世界的窗口，青年人不再以长辈、理智为模范，而是作为以影视作品里的形象为模范对象。广告不再强调商品的实用性，而是花花世界的纷繁美好。这并不是说大众媒介应该为“文化矛盾”负责任，而是说这种文化的断裂让原本以公平、公正的传媒也迷失了方向。而观看中国当下，又何不是如此。许多青年人以影视为窗口，模糊了屏幕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模仿着屏幕上的明星的举止。许多过去是奢侈品的东西，比如iphone、汽车，在下一代人的心中却变成了必需品。传媒也不得不让位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否则，怎么会有软文、植入广告的出现。我们谈及这一切，不是为了要批判他有多不好，毕竟经济带来的幸福指数尚未为负，但文化和政治的空缺感却亟待填满。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然解体。严肃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堪称瓦解传统文化根基的一把利器，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无视原有规则与秩序，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艺术毫不留情的批判与抗拒上。而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其实同出一辙。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4页，下同，若无其他引用不标出书名）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享乐主义也为传统的坍塌推波助澜。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等让我们对真善美的评判体系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的矛盾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迷失了自我。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提出了多多消费的需要，而且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

丹尼尔•贝尔反对传统的决定论、反映论之类的社会解释，他认为：“社会不是整一的，而是断裂的；不同领域回应着不同的规范，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也由不同甚至相反的轴心原则所支配。„„我将社会分解成技术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不互相重合，也有着不同的变革节奏；它们遵循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行为类型合法化。是这些领域间的不相调和造成了社会的各种矛盾。”（第8—9页）

“如今，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话）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作为生活方式。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求作为行为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就是导致现代性双重羁绊产生的原因。”（第20页）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驱动下，人们内在强大的消费欲望被不断激发，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欲望的可实现程度也越来越高。于是，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第132页）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除了经济层面的分析，贝尔还从政治角度揭示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第298页）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第302页）

对于上述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贝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第75页）“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第76页）贝尔的这个观点，是他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是要求人为地复兴宗教。他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同上）。“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一些规划，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第302页）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第39页）“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第40页）贝尔独特的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人们精神的皈依，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面前，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第40页）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好团体、个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分配。”（第320页）通过这些途径，贝尔实现了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完整地结合起来。

第三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报告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报告

王汉威 151220108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贝尔对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发达资本主义背后的文化危机的深刻阐释。

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而知名。他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60年代的美国，已然是世界霸主，经济飞速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也意欲称霸，发动越战，担忧社会主义主义的阵营的壮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即文化角度，嬉皮士文化的崛起席卷整个美国，垮掉的一代竟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在作者贝尔眼中即是大众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造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危机”和“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侵蚀”。60年代的文化情绪近乎疯狂而不可理解，将种种与人类普遍价值观相悖的东西视作对自身的解放，在表现自我中丧失自我，反认识、反理性的文化形式层出不穷。这不禁让人想起一战之后美国柯立芝繁荣下的迷惘的一代，人们纸醉金迷的同时确是对人性深深的失望，正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末尾，“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直至回到往昔岁月。”表现了当时人们在经济发达的空虚下对人性的追求。此时经济与文化间的矛盾已初露端倪。而到了60年代，这种精神危机进一步爆发，此时的人们已不是单纯的失望，而是自我的丧失，这种“往昔岁月”在他们眼中则成为原始欲望的宣泄，追求感官的刺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领域间的断裂，即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文化的发展趋势难以与经济相匹配，这种压力加之政治因素，诸如反战愿望、无政府主义流行，终于造就了许多人口中“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的畸形儿。更为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小部分人的游戏，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不断扩散，甚至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审美观，造成艺术解体等许多后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长久以来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时，人们还是陷入了信仰的缺失。

在各个领域断裂过程中，文化、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动节奏，在时间长短上也迥然有别。贝尔在考察动荡时期的美国后，认为是都市社会、国家政治体系、公社制社会和后工业化世界带来了美国的变革。其中，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资源，以知识集约为技术从根基上开始塑造所有的现代经济体制。重视教育、重视技术决策的作用、重视技术群体和新的精英层之间的冲突，这都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困境。

而解决信仰缺失，看似简单，就是重塑人们的宗教信仰，发挥自古以来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事实上，贝尔也看到了这种方案的实际性，宗教信仰是人类在长久过程中缓慢构建的，一旦流失，便很难在重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在依靠重建宗教信仰的方法渺茫的情况下，贝尔又提出了公共家庭的构想。后工业化时代文化的症结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享乐主义，即无度的欲求。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涉及到国家财政学，应把需求与欲求明确区别开来，但这并不容易做到，需要在政治上做出种种努力：构建大众哲学，建立与公共家庭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自由与平等的问题上按照每个人所赢得的成就予以分配，按照适应于每个领域的权力和特权予以分配。划分公众与私人，同时坚持政治自由主义原则。

贝尔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正和完善，某种程度上未能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但依旧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类似的文化矛盾并非仅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衍生品，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相当的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私有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让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势必会造成私人利益和国家公众利益的矛盾。而这种利益的矛盾和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很可能会对个人价值观造成扭曲，以及全社会都会变得浮躁起来。而我国公众的信仰缺失在近几年体现尤为明显。在文革对于共产主义的极端推崇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等的了解认知却在急转直下，同时开放的社会环境使资本主义思想大量传入，其中就包括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成分。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体现也十分明显，低俗文化泛滥，许多商家更是为了获取利益，毫无底线地满足大众需求。尽管我国文化尚未像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样丧失自我，但也不得不开始警惕。近几年我国也在价值观建设上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如何避免经济，政治，文化的断裂，不重蹈美国的覆辙，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四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笔记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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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时间：2014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0日 阅 读 人：李韬

阅读书目：丹尼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丹尼尔·贝尔教授所撰写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随经济发展而产生了精神分裂、文化危机、信仰危机等问题，并努力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路径的经典著作。该书以时间与空间组合的阐述方法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用“中轴原理”虚拟演绎的研究方法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鞭辟入里，对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基本内容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其内容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其一共包含了四个章节，第一章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第二章节“文化话语的断裂”为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其主要阐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第三章节”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个案表达。第四章节“走向伟大的复兴：后工业时代宗教与文化”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第二部分是“政治困境”其中有两个章节，第五章节“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暂时和永久的因素”主要以理论方式提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第六章节“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提出了西方国家危机解决的方法。因此，第二部分作者主要是以美国国家社会文化危机问题为例，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既然贝尔德著作是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为论述中心，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呢？

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起源：一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所强调的“禁欲主义”即合理的计算收支，有条经营生产活动来实现财富的积累。一是桑巴特所讨论的贪婪的攫取性（acquisitiveness）即对改造自然，开拓新领域的无线激情。霍布斯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浮士德精神就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贝尔把这两者分别称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这两者相互制约，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宗教的冲动力”造就了资产阶级克己严谨、勤勉敬业、精打细算的作风：宗教冲动力则促成他们发掘新事物，改造自然的冒险进取精神。新教伦理和清教的约束，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同时也为经济的冲动力提供了信仰支柱和合法论证，而经济的冲动力为宗教冲动力提供了财富积累，两者相得益彰，形成了具有传统特色资产阶级价值观体系，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西方逐步出现了一种新文化，力图摆脱既定社会结构的制约，取得自身独立，这集中表现在艺术领域的先锋派思潮否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新的文化强调“大胆试验、自由作为、冲动优于秩序、想象不受纯理性批判”之类的提法与新教伦理的精神相悖或相矛盾，这是贝尔所言的西方现代性第一重羁绊。资本主义展开的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分裂成了一个断裂的碎片化社会：分化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这些领域各自遵循着它们的轴心原则，这些轴心原则将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合法化。技术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模式是经济化，其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效用；政治领域的轴心原则是合法化，它的决策原则是法律或谈判；而文化的轴心原则是自我满足。三者各自拥有自主的逻辑，成为了相互分裂，互不谦让的对立领域。比如，经济领域本质上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在成产过程中为提高生产力，要求角色的专门化和分工的精细化，人的个性被压制甚至被泯灭，而文化领域则极力扬高个性和自我实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人的个性退化，与人类努力发展自身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就是贝尔所言的西方性第二重羁绊。那么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呢？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贝尔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政府’，或和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一个公共经济部门；如今，它比后两者更重要，对它们起指导作用。它是更大规模的城邦„„它结合了经济和政治维度；或一种公共家庭的政治哲学，它能为规范调节那些互相的诉求提供决策原则，并为其结果提供哲学上的正当性”。在贝尔的设计中，公共家庭恰恰是古典城邦在当下的复活和延伸，是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自治平台。

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反思 从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思想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贝尔不愧是一位深层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未来意识的思想家，有着独到的理论理解、入木三分的剖析和深邃的预见性。他使我们能更好的体会和领悟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导致精神生活的紊乱。在本书中，突出体现的是贝尔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的人文精神。贝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断裂，社会成为了分离的碎片，并提出了自己解决的方案，主张分裂的社会领域重新组合，走向统一。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经历自身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补课，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得老路，更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很多方面逐渐被发达国家逐渐同化，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借鉴国外学者的成果，尽量完善我们自己的理论，以避免西方国家曾今经历过的危机出现在我们自己国家中出现，对于我国现状来说，贝尔很多文化矛盾理论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1、重视社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对我国社会建设来说，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性认同，而文化建设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强调。同时，贝尔所描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世界危机的现象已经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人们在欲望面前缺少能动的自我控制、信仰的丧失、人生理想的庸俗话，对正义和道德缺乏热情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与贝尔德分析有没有相似性？解决途径何在？上述都可以足以作为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加以重视。

2、“公共家庭”构想的现实价值

贝尔关于“公共家庭”的构想有一点一厢情愿。但是他对群己、公私、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四种关系论述还是十分深刻的，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贝尔指出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集体的一份子。这就意味着这里应有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原则，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疾病防范措施。贝尔德这种观点是否符合我国改革开放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使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但是现实状况不如人意。

第五篇：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最初源于韦伯探索东西方的差异问题，即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只产生于西欧,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甚或空白阶段,韦伯试图从人文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韦伯通过对各人文因素的分析发现,同时代在西方出现的几乎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因素,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类艺术以至于建筑、印刷、教育制度、官僚制度、政治体制等都可以在东方世界找到相似的或影子,甚或有些内容还是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同时期欧亚大陆的两边,区别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方正进行的新教改革,于是韦伯从宗教上找到了他的突破口。

通过对新教各派的产生过程、教义、教派发展的分析,韦伯认为,在新教众多派别教义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并未在书中作定义性阐述,而是通过对富兰克林的言论引用,表现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在于:积累财富,理性的积累财富,时间、个人美德等的存在都是为了财富的积累。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话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精辟的描述。虽然可能会引起误解,被看作是美国人极端功利主义的表现,但韦伯认为,尽管这生活是功利的,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功利主义。富兰克林是把自己对这种功利性的认识看作神的启示。这种伦理要求人们尽量的赚钱而避免生活享受。财富的积累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而是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义务,赚钱成为一种职业美德和表现自己能力的一种手段,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和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和基础。但是,这种伦理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出现的,它本身不

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按照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它的产物,而它自身,是宗教改革带来的副产品。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母体呢?韦伯的回答是:新教伦理。在本书中,韦伯的新教主要是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两大新教下的一些典型教派。韦伯认为新教诸派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世俗禁欲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且从时间上来说,资本主义精神先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就路德教而言,韦伯认为路德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贡献在于其“天职”观念,韦伯把本书上篇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作为“本书的研究任务”,路德教认为“职业”是指上帝所赋予的“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由此猜想,韦伯之所以把这一章作为“本书的研究工作任务”,可能是因为它整本书写作的直接原因只是为了阐述路德教职业概念的定义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由此出发搜集的资料和论点最终使他扩充完善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加尔文教而言,韦伯是通过对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说明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的,路德教的教义只是提升了世俗生活的地位,提升了世俗中勤劳工作的宗教报酬,而加尔文教则更彻底的否定了可以通过善行与忏悔来使自己得到拯救。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否定了教会的功能,预定论即:上帝在永久以前已经自由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将人类分为选民和弃民,选民将永远是选民,而弃民将永远是弃民,无论什么行为,什么人,甚至上帝自己也不可能改变这种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是上帝永久以前自由决定的,这就彻底否定了教会和教士的作用。如何分别选民和弃民的标准是信仰,但必须是“有效的信仰”,有结果的信仰,能够证明的信仰,如何证明则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身享乐而进行的勤奋的劳作、节俭、努力增加财富等行为,这些行为的唯一动机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是作为选民的一种天职,是在证明自己的信仰,而这一信念所导致的行为和行为后果却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人们的求利行为相一致,虽然动机不同,于是韦伯便把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归功于宗教改革的教义。由上我们可以发现,韦伯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当时所看到的不同于东方的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在何方,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在书中,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互不相同的东西,二者由于偶然联系到一起而形成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韦伯甚至开篇即提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在很久以前,在东方都曾经出现过,但这些资本主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指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宗教改革的副产品,只在一定程度上谈到了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作用,即资本主义精神对“传统主义”限制的突破。韦伯从探讨宗教改革的教义(而非教规)出发,分析了新教各教派主要是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清教徒等的教义所引出的世俗行为后果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导引出的行为后果是相容的,也就是说,韦伯探讨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否相容的问题。从全书看,我认为本书的主要脉络所在:新教教派-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吻合-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