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三代都城规划建设与同期主流文学形式的共性分析

第一篇：唐、宋、元三代都城规划建设与同期主流文学形式的共性分析

唐、宋、元三代都城规划建设与同期主流

文学形式的共性分析

□杨秋生李新阁潘胜军

[摘要]每个特定时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与其同期的城市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共性，因为两者存在的社会基础相同。仔细推敲二者特点，找出其同一性，对研究古代城市建设特点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文学规划建设共性

文学和建筑分属不同类别的主题名词，很难从表层信息上找到二者的共同点。但事实上，城市是文学的重要载体，是其时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的人文环境。文学不仅承载着城市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城市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二者基于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必然会表现出反映时代特点的共性。我们以反映唐宋元三代最高艺术成就的主流文学形式与代表其城市建设最高水平的都城的建设特点进行比对，加以佐证。

1唐都长安与唐代诗歌的共性分析

1.1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为诗歌，其中又以近体诗最为突出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隋唐时期，形成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古文、小说多有建树。特别是诗歌，在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的诗歌近五万首，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总数还多两三倍，其中大部分为近体诗。近体诗在唐代诗歌中一枝独秀，无论是李白杜甫这样的文学大家还是不入流的文人骚客都创作了大量近体诗。即使王勃的《腾王阁序》，白居易的歌行体《长恨歌》、《琵琶行》等古体名篇，也已有明显的律化倾向。唐代君主重诗歌，正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唐代人民爱好诗歌，诗歌常传诵于“王公、妾妇、马走之口”。这样无论从上层空间还是群众基础都确立了诗歌的主流地位。

1.2 唐都长安城与唐代近体诗具有相同的规则性、格式化

长安城的主要建设特点是构图规则且严谨对称，主要表现在：

1.2.1长安城道路笔直畅通，呈典型的十字正交，共有东西十一条、南北十四条。从明德门经朱雀门抵承天门的南北轴线与开远门至通化门、金光门至春明门的两条东西轴线划分了全城的基本轮廓。

1.2.2宫城、皇城、东市、西市和全城109个坊里，构图全都方正中矩，而且有高墙围闭。市和坊里定时开启关闭，显出明显的秩序性。

1.2.3长安城的水体主要是满足饮用和绿化灌溉之用。因此，水面除了在芙蓉园和兴庆 1

宫附近稍做放大处理以供帝王游乐外，大多的水体沿道路直布，缺少收放，空间效果硬朗有形，规整而少灵秀。

与之相对的是唐代近体诗行文的格式化。所谓近体诗，是唐代所形成的律诗与绝句的统称，从句式上讲有五言、七言之分。近体诗行文创作有固定的基本要求：一是字数句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压韵；三是上句与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

1.3 唐都长安城与唐代近体诗在创作上具有相同的恢弘感与豪放气质

唐都长安建设中处处体现出一种宏伟和大气，主要表现在：

1.3.1城市规模大，坊里划分多

据宋敏求《长安志》载“外廓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探查城墙范围内用地约8300公顷，为古代世界城市之最。全城划分109个坊里，可居住百万人以上，以至于离北部政治中心（宫城、皇城）较远的几排坊里始终没有建成。

1.3.2道路宽阔程度空前绝后

由开远门至通化门的宫前横街宽400米；由大明宫至丹凤门的丹凤门大街宽176米，南北向主轴朱雀大街147米，最窄的道路39米，甚至坊内供人行的十字街（或一字街）也有15米宽，最重要的是这样道路宽度并非从交通量要求而制，主要是为体现王者之风的需要。

而在文学上，唐代统治者一反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为许多中下地主阶级文人提供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伟业的幻想。因此“遍观百家”、“好语王勤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诗人的共同风尚。反映在作品上便多是“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之恢弘之作。

1.4 唐都长安城与唐代近体诗在构成内容上具有相同的交流性，表现了对异域事物的包

容性

在长安城规划建设中这些特点主要反映在：

1.4.1在城内西市中，有大量外国商人的店铺，相当于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可观胡姬之胡戏，可购波斯之珠宝。

1.4.2坊里中遍布各类宗教建筑，如宋敏求《长安志》记“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袄祠四”。

1.4.3中朝边境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日本古都平京城在建设时对长安城的大量仿建，也体现出对外交流的一个成果。

在诗歌上，唐代诗人明确提出，文学应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序），在李欣、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篇中可以明显的品位出异域风彩。唐代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三家经典都列入科举内容。在唐诗创作上没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诗文中所用典故、俗句广泛引用于各家宗教。

2北宋东京、南宋临安与宋代词的共性分析

2.1 宋代文学最高成就是词

词的雏形是配合“胡夷里巷”里歌曲的曲子词，后来出现了歌妓传唱的民间词，到

晚唐以温庭筠文人词兴起，经过五代十国发展至宋代趋于成熟。与五七言近体诗相比，词更加适于和韵而唱，虽然宋词作家的数量不比诗家多，作品内容也不比诗更加丰富，但由于唐人已经占领了近体诗的主要阵地并取得了很高成就，从艺术特色和独创性看，词应为宋代代表文学，毕竟一代文学作品应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

2.2 宋代两都东京、临安与宋代词具有同样浓重的市井气息

在东京城与临安城规划建设中这一市井气息与民众文化有明显表现：

2.2.1东京城道路较唐都长安，数量与宽度都有减少。更加实用，不讲形式和气派，更符合市民实际需要而非帝王要求。临安城依水面建，南北狭长，只有一条街贯穿南北，深抵宫城之内，但这所谓街道也完全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东西向有若干横街，只联系里外城之间，方便普通百姓交通往来。

2.2.2东京城有“四水贯都”之称，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都通过护城河互相联系，由于其是城市供应和商业经济的主要交通线，所以没有刻意修整河道以体现王者尊严。至于临安城，更是因为东临钱塘江，西就明圣湖，引水自由方便，城内小河纵横，风景优美，兴修了众多私家园林和商业楼阁“以供富商巨贾，市中草民作乐”。

2.2.3东京的市肆分布全城，沿街沿河开设各种店铺。城内甚至有通宵营业的地方，称“鬼子市”，城内酒楼众多，全城有大酒楼72处，以满足平民休闲娱乐。最有特色的是“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楼甚至妓院，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而且规模很大，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五千人。”这些无一不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发达及由此产生的繁荣的城市经济。临安城不少居民从东京迁来，生活方式与东京相同，市肆瓦子等平民服务设施较东京更为集中。

而宋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形成了倚靡婉约的词风，人们习惯用于描写艳情。由于从民间到文人层面不算太久，词没有像诗那样被统治者重视，因此较少受到“尊天理，窒人欲”的理学思想影响。词间所表达的思想更加坦率与真挚，更加贴近平民生活。

2.3 宋代两都建设与宋代词创作中都弥漫一种消极放纵、保守循旧的氛围

受宋王朝统治者外守内政治手段的影响，两宋都城规划建设中保守、封闭，特别强调城郭的防御功能。主要表现在其 “三套方城”建设特点，即如北宋东京宫城居于正中，向外为里城包围，再外由外城包围。宫城、皇城、外城各有城墙围护，外城“密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休整”（《东京梦华录》）。三套城墙下又设护城河以便防御。甚至偏安东南一隅之的南宋都城临安也是花费大量精力建设城防工事，而不是力图恢复以雪靖康之耻。

五代十国频繁的政权更迭，多由军变而起，北宋太祖也不例外。为防止军变，宋王朝刻意削弱了武将权力而重用文官，大幅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宋太祖甚至鼓励臣下“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文人的自发而主动的政治热情和欲望逐渐减少，开始被动的充当统治者管理工具，这样反映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词）上便是粉饰太平的浮靡之音，或是展现男女情愫的沦落之作，如晏殊、姜夔、吴文英、周邦彦等人作品。

北都南迁之后，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另开豪放一派，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警顽起儒，激励人心。虽然豪放派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两宋词家最高水平，但无奈于宋王朝的没落颓废，这种作为个体闪亮的时代强音失去了传承发扬的机会，而淹没于

萎靡的婉约词风中。

总之，这种无视时事艰辛，歌咏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词风，与不图恢复、满足现状力求依城自保的都城建设特点表现出相同的消极麻痹，自我沦落的处世哲学。

3元大都与元代杂剧的共性分析

3.1 元代文学最高成就为杂剧

元朝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定名，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朝代，元朝依靠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在武力上取得了完胜。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人民武装起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映在文学上便是杂剧——这种基于宋代民间流行的宫本和说唱诸宫调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如下

3.1.1 元代君臣不如汉族君主的文化底蕴深厚。他们没有有意识的主导一种相对御用的文学形式，而间接默认了语言、论调相对大众化的杂剧。

3.1.2 杂剧内容丰富，主要用戏剧冲突的表现手法来显示作品情节。这与矛盾丛生的时代背景相一致。

3.1.3 很多杂剧作品中宣扬了封建道德和宗教迷信，避免与统治者过于正面的对抗，保证了其生命力。这样，杂剧在表现矛盾的同时又避免矛盾，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如此，冲突、矛盾成为杂剧的主词，同样，也成为元大都规划建设的主词。

3.2 大都的规划建设从设计之初就存在矛盾

大量的规划建筑书籍指出大都的建造者为汉人刘秉忠，而忽略了另一位重要的规划者——同样是来自游牧民族的也黑帖尔．重用前者是元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一种承认一种妥协，重用后者则是对自己传统思想、理念的一种维护。大都城就是这种冲突的折中产物。

3.3 大都城的规划内容体现了中原礼教与本邦文化和谐的冲突

元大都最为完整的遵循了《周礼 冬宫 考工记下》所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市朝一夫”的原则，继承和发扬了三套方城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布局。这反映了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思想对其营造观点的影响。但其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也在城市建设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3.3.1丽正门抵中心阁的南北轴线与和义门抵崇仁门的东西轴线并未实际相交，而是迁就于“海子”的特形自然断开。这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对自然特有的敬重，同样的特点还表现在城内河道依地形布设，收放自如，不施人工刻意雕琢。甚至对湖泊命名为“海子”，也体现了故地北疆的特点。

3.3.2大都城北部正中是驻骑兵和毡帐的地区，而且面积占全城的六分之一。这样，圆顶攒尖的毡帐和歇山硬山的传统汉居又一次形成对抗。

3.3.3大都城内各种衙暑并非如唐制那样集中于皇城之内而是散设于全城各处。这也体现了元代封建制度的行政组织还不十分健全，联系还不紧密。这样一个行政组织都不健全的民族却驾驭了拥有封建社会最广阔版图的帝国，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矛盾。

3.3.4大都城内划分为50个坊，但这些坊也只是一个地段，并无坊墙及坊门，这种形式上的对唐宋城制的尊重和模仿与其实际功用效果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4结语

综上所述，分析唐朝、两宋及元朝三代，并观察其前后各朝代，我们可以确信：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都城规划与其同期主流文学形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基础就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生活习惯、民族矛盾及特点、统治者的政治导向等时代背景因素。确定这些，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特点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文章在创作过程中得到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1]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3] 康震长安城建筑与唐诗审美文化内涵文艺研究2007.9

[4] 宋宋敏求长安志经训堂丛书本 [M]

[5] 宋程大昌雍录 [M]中华书局2002版

[6] 王景慧,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

社,1999.作者： 杨秋生男聊城市勘察规划设计院规划师

李新阁男聊城市规划局局长硕士

潘胜军男聊城市勘察规划设计院院长高级规划师

通讯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规划局405房间邮编：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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