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本案中被保险人是否该得到保险公司理赔

第一篇：解析本案中被保险人是否该得到保险公司理赔

本案中被保险人是否该得到保险公司理赔?

【案情】

1999年6月25日，姜某以自己为投保人和受益人，以丈夫胡某为被保险人，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了身故保险金为30000元的终身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因违法、故意犯罪或拒捕、故意自伤、醉酒、斗殴造成人身伤害或身故的，保险公司应免除保险责任。2007年8月3日，胡某在追讨其借给张某的2万元赌资时，与张某发生口角，被张某用钢管击中头部，导致经抢救无效死亡。之后，胡某之妻姜某在多次向某保险公司索赔未果的情况下，将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某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30000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中，对保险公司应否承担理赔责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应驳回姜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胡某之妻姜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明确约定被保险人从事违法行为而导致身故的，可免除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而胡某借给张某的20000元赌资具有赌博性质，是一种违法行为，不仅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而且其的死亡与其的违法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保险公司不承担理赔责任。

第二种认为，应支持姜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虽然胡某借给张某赌资具有赌博性质，属于违法行为，但导致胡某死亡的真正直接原因并非是胡某提供赌资而被张某杀害，即，胡某追讨赌资的行为与其被杀的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合乎自然规律的联系，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保险公司不能免除自身的保险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胡某追讨赌资的行为与其被杀身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据此确定保险公司应否承担理赔责任，这就涉及到保险业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因原则。对于近因原则，我国现行保险法并没有直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近因原则是判断保险人应否承担保险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判断责任看近因，决定赔偿看范围”这句俗语已成为保险实务中一种不言自明的法律思维。所谓近因原则，是指危险事故的发生与损失结果的形成须有直接的后果关系，保险人才对发生的损失承担理赔责任的一项原则。近因是指造成保险标的损失最直接、最有效的、起决定性作用或起支配性作用的原因，它并不一定是损失发生时在空间和时间上最接近的原因。

实践中，引起损失的原因可分为单一原因和多种原因两种情形。单一原因，是指保险标的损失由单一原因所致，该因即为近因。单一原因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单一原因属于责任免除项目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多种原因，是指保险标的损失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因所致。认定近因和保险责任，主要分三种情况：一是多种原因同时发生导致的损失。该种情况中，如果同时发生导致损失的多种原因属于保险责任或责任免除的，则保险人应负全部的或不负赔偿责任;如果同时发生导致损失的多种原因不全属保险责任，则应严格区分。对不能区别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的，可以协商赔付。二是多种原因相继发生导致的损失。该种情况中，如果相继发生导致损失的多种原因属于保险责任或责任免除范围的，则保险人应负全部或不负赔偿责任。如果相继发生导致损失的多种原因中的前因属于责任免除且为近因，后因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反之，后因属于近因，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三是多种原因间断发生导致的损失。该种情况中，由于在间断发生的原因中，有一种新的独立的原因介入，使原有的因果关系链断裂，并导致损失，则新介入的独立原因是近因。如果近因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事故，则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反之，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本案中，胡某的死亡显然不是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追讨赌资和被张某所杀两个原因相继发生导致。即胡某追讨赌资是前因，张某痛下杀机的犯罪行为是后因，这两个原因是相继发生且前后衔接的。那么，胡某的死亡原因究竟是缘于追讨赌资的行为还是来自张某的犯罪行为，也即，哪个原因是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就需要用近因原则来判断。而本案胡某追讨赌资时，张某如果没有产生杀人的动机，并采取相应的暴力手段，而是如数交付，就不会导致胡某身亡。即，胡某追讨赌资的行为作为前因，虽然给张某实施犯罪行为的后因客观上提供了作案时机和条件，但张某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不是胡某追讨赌资直接的、必然的结果。也即，胡某追讨赌资的行为与其的死亡后果仅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无法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胡某追讨赌资的行为作为前因不具备近因的条件;相反，真正导致胡某死亡的近因则是作为后因的张某实施的犯罪行为。故此，张某的犯罪行为不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范围，保险公司仍应承担理赔责任。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近因原则已逐步成为我国保险业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保险人在分析损失的原因和处理保险赔付责任时所采用。笔者在此也建议，我国应在立法中明确近因原则在保险中的适用，这不仅符合国际保险业的趋势，使我们在处理保险纠纷时能做到有法有据可循，而且也有利于促使我国保险事业又快又好发展。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二篇：解析本案财务科长侵吞财物是否构成侵占罪

本案财务科长侵吞财物是否构成侵占罪?

案情:甲系某镇政府下属的乡镇集体企业玉山煤矿的财务科长，2003年12月，市政府决定将乡镇煤矿资产全部收归国有，并开始清产核资。2004年2月初，玉山煤矿通知与煤矿有业务往来的乙前来核账，甲在审核时发现乙所持欠款单据中4张已核销过。乙则以弄出钱来平分并打欠条为条件，诱使甲同意入账。经核算，该4张收条的欠款总额为8万余元，2月10日，甲将发票及单据签字后入账，乙给甲写了一张4.3万元的欠条。2004年2月25日，玉山煤矿将资产移交给市矿业有限公司，企业性质由集体企业变更为国有企业，市矿业有限公司对玉山煤矿的原欠债务进行分批清偿。乙先后从矿上领取了8万余元欠款，并分4次给了甲4.3万元。

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甲乙构成职务侵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乙具有侵占公共财产的主观故意，甲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且利用了甲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两人应定贪污罪。

评析: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本案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主要理由为:

第一，从“行为与责任同在”的原则分析，作为实行行为的是在玉山煤矿改制前甲担任财务科长的职务侵占行为。作为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是指行为人的主体身份、主观罪过、犯罪目的和辨认控制能力的认定，应以犯罪的实行行为时为准，而不是指实行行为前或实行行为后。我国刑法所坚持的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实际上也包含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内容。因此，厘清犯罪嫌疑人的哪些行为是实行行为，对于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为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具体本案而言，二行为人的实行行为究竟主要发生在玉山煤矿改制前还是改制后呢?从二人合谋，到甲利用担任财务科长的职务便利，利用重复报销的手段，将8万余元的单据在该煤矿入账，已经使刑法所保护的单位财产的法益，受到了直接的、现实的侵犯，因此是侵占改制前单位财产的不可或缺实行行为。而在玉山煤矿改制为国有企业后，二人所实施的将虚假债权凭证转化为财产的行为，不过是二人在侵占单位财产的行为实行终了后，继而发生其他危害行为。这种行为，对改制前二人利用甲的职务便利侵占单位财产的行为，具有补充和从属作用。也就是说，二行为人利用甲的职务便利实施侵占单位财产的实行行为，主要是发生在玉山煤矿改制前的阶段。而在此阶段，甲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具有侵占单位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利用了玉山煤矿财务科长的职务便利实施侵占单位财物，完全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应对甲乙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定性。

第二，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在玉山煤矿改制前甲利用担任财务科长的职务便利侵占行为对危害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案中，一方面，甲利用在玉山煤矿担任财务科长的职务便利，实施了虚假平账的行为;另一方面，其又利用了在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确认了虚假债权。这里牵涉到对因果关系中原因的认定问题，即要在多种事实原因中，梳理出对危害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或主要作用的危害行为，作为本案事实原因的有两种职务行为，到底哪一种职务行为是对危害结果(公共财产或单位财产的损失)的产生起了决定性作用呢?笔者认为，这里的决定性作用，是指这些行为自身已经包含了独立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无需其他因素就能合乎规律地造成危害结果。而本案中，如果没有甲利用在玉山煤矿担任财务科长的职务便利，使乙获取了8万多元的收款条，不管该煤矿转制为何种性质的企业，都不会产生侵占单位财产的可能;相反，即使玉山煤矿改制后甲没有再担任财物科长一职，乙也完全可以凭着煤矿出具的收款条，按照公司的正常还款程序领取到欠款。可见，对危害结果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甲利用其担任玉山煤矿财务科长的职务行为。

第三，从犯罪对象的角度分析，甲乙二人在玉山煤矿改制前已经实际控制了财产性利益。通常将犯罪对象———是集体财产还是公共财产，作为区分贪污与职务侵占的区分标准之一。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作为非公共财产的单位财物，但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却未必都是公共财产。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依照贪污罪定罪处罚。而这里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显然是非国有单位的财物，并非公共财产的范围。也就是说，非公共财产，既可能是职务侵占的犯罪对象，也可能是贪污的犯罪对象。

应注意到，为适应新形势惩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现行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财物”外延的适当扩充，即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而赋予了“财物”概念更广的内涵。这一点，在“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八条已作了明确规定，其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上述意见虽然是针对商业贿赂罪而言，但与同样作为职务性的侵犯财产犯罪———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本案中，乙与甲合谋利用甲担任财务科长的职务便利，所获取的以玉山煤矿名义出具的含有8万多元的收款条，属于乙拥有的对该煤矿的债权权利凭证，是一种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产性利益。获取该收款条后，即属于实际控制了该单位的财产性利益，因此已属犯罪既遂。而之后二人将该财产性利益转化为现实财物的行为，只应对案件的量刑产生影响，而与犯罪的完成形态无关。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